内容提要：近年来，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强势崛起已成为欧洲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右翼民粹政党不仅在欧盟多数国家跻身议会，在部分国家实现执政或参政，还组建三大欧洲议会党团，并与美国右翼民粹力量形成跨大西洋联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强势崛起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系统脆弱性是基础诱因，文化认同冲突是情感内核，传统政党治理失效是历史机遇，政党建制化转型是关键推力。因其产生、发展的经济社会土壤仍在，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未来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也面临执政成效不足、主流政党反制等困境。长远来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发展或将出现明显的路径分化，并对欧洲政治秩序重塑乃至国际格局演变产生明显影响。
关键词：欧洲右翼民粹政党 民粹主义 欧洲政党 跨大西洋右翼民粹联盟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价值观较为保守，政策复杂多变，通常主张严格的移民政策、保守的经济政策以及强烈的国家主权观。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从早期在政治舞台边缘零星发声，到如今在多国实现执政参政、在欧洲议会的席位持续增加，甚至与美国右翼民粹力量形成跨大西洋互动网络，成为重塑欧洲区域权力格局和政治生态的重要变量。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只要欧洲民粹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长期存在，右翼民粹政党就有继续发展的空间。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与扩张
近年来，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强势崛起，其在欧盟成员国层面呈现全方位、深层次扩张态势，在泛欧层面组建三大欧洲议会党团，并与美国右翼民粹力量形成跨大西洋联动。
一、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强势崛起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兴起是当下欧洲政治格局剧变的突出特征。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欧洲右翼民粹政党逐渐走上政治舞台，但发展起伏不定。进入21世纪后，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取得长足进步，由点及面逐渐向欧洲全域扩张，在部分国家得以执政参政，在野党的影响力也日渐提升，特别是在2024年欧洲议会大选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一是全域扩张。截至2026年1月，欧洲三分之二的国家都有至少一个右翼民粹政党，呈现“全面开花”之势。在欧盟27国中，除立陶宛、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外，其余24国均有右翼民粹政党进入议会。右翼民粹政党实现从“街头政治”到“议会政治”的关键跨越。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兄弟党、匈牙利青民盟等右翼民粹政党更是成为本国议会第一大党。在2025年葡萄牙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够了”党跃升为第二大党，打破传统主流政党长期主导该国政权的局面。
二是形成“执政圈”。如果说进入议会是右翼民粹政党“破圈”第一步，那么执政则标志着其完成从边缘到核心的身份蜕变。经过多年深耕，部分右翼民粹政党已摆脱“抗议者”身份，进入国家权力核心。截至2026年1月，近三分之一欧盟成员国的右翼民粹政党在全国层面执政或参政，形成颇具规模的右翼民粹政党“执政圈”。其中，匈牙利青民盟长期执政，成为中东欧右翼民粹力量“标杆”；意大利兄弟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已稳定执政超过3年，打破外界最初对其“执政能力不足”的质疑。
三是影响逐步攀升。执政的右翼民粹政党直接塑造国家议程，未进入执政联盟但为政府提供支持的右翼民粹政党，以及影响力较强的在野右翼民粹政党，也能通过议题设置、选民动员、舆论施压、议会博弈等多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国家政策走向。例如，瑞典民主党作为中右翼少数政府的关键支持者，其推动收紧家庭团聚移民政策、增建核反应堆以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等主张，已被纳入相关立法。
二、右翼民粹政党的泛欧整合与联动
20世纪后期，受制于意识形态分歧及传统主流政党压制，欧洲右翼民粹力量跨国互动长期呈松散化、碎片化的特征。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成为右翼民粹力量泛欧整合的关键转折点。右翼民粹政党在此次选举中斩获超四分之一的议席，并组建三大泛欧党团——欧洲爱国者党团、保守与改革党团、欧洲主权国家党团，从根本上打破传统政治力量对欧洲议会的垄断格局。其中，由法国国民联盟、匈牙利青民盟、意大利联盟党等13个政党组成的欧洲爱国者党团，一跃成为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在欧盟立法审议、政策制定等核心议程中拥有不容忽视的话语权。
近年来，欧洲右翼民粹党团协同行动能力已初步显现。欧洲爱国者党团曾多次联合其他右翼民粹党团发起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弹劾动议。2025年2月，欧洲爱国者党团以“让欧洲再次伟大”为口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跨国民粹政党领导人峰会，明确提出“收回成员国主权”“消解欧盟过度监管”等核心主张，标志着欧洲右翼民粹力量的泛欧整合已从松散协作迈向制度化、组织化的新阶段。
三、跨大西洋右翼民粹联盟雏形初现
近年来，欧美右翼民粹力量频繁互动。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欧美右翼民粹力量的联动强度显著升级，双方不仅实现议题互动，美国还为欧洲右翼民粹力量站台、背书等，标志着欧美右翼进入跨国协同运作的新阶段。
欧美右翼以“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为核心平台，实现政策立场协同与选举策略联动。2025年2月，在美国马里兰州召开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特征，被媒体称为“特朗普主义的‘联合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政要发表主旨演讲，欧洲多个右翼民粹政党领袖与会，共同勾勒“保守主义全球复兴”的政治愿景。在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抨击欧洲“基本价值观倒退”，呼吁传统主流政党放弃针对右翼民粹力量的“政治防火墙”策略。
值得关注的是，跨大西洋右翼民粹力量联动已突破政党间互动，呈现出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特征。美国科技右翼代表人物马斯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X，公开为德国选择党、英国改革党等右翼民粹政党声援造势；美欧保守基督教团体围绕反LGBTQ+、反女权主义等议题开展常态化协作，推动相关议程的跨国扩散。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官方已对这一联动趋势予以明确背书，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美国颂扬欧洲的独特个性与历史，督促欧洲政治盟友推动这种精神复兴”，并直言“欧洲爱国政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确实令人倍感乐观”。上述多重互动实践表明，跨大西洋右翼民粹联盟已初步建立。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强势崛起的动因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强势崛起并非孤立的短期政治现象，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尽管美国右翼民粹势力尤其是特朗普两次执政对部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崛起具有重大助推作用，但深层来看，内因仍是关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累积的矛盾构成基础性诱因，文化认同格局的变迁塑造情感共鸣内核，传统政治生态的失衡为右翼民粹政党提供历史契机，而政党自身策略调整与话语重构则成为重要助力。
一、经济系统脆弱性加剧，民众焦虑情绪持续积聚
近年来，欧洲遭遇多重危机冲击，经济长期低迷。根据欧洲央行数据，2022—2024年欧元区实际通胀率分别为8.4%、5.4%、2.4%，2025年预测通胀率为2.1%，连续4年突破2%的政策调控目标。能源、食品等基础消费品价格涨幅远高于核心通胀，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直接冲击，民生保障压力持续攀升。2023—2024年采暖季，德国约180万成年人因无力承担高涨的取暖费用，被迫长期停用供暖设备，导致室内温度持续低于健康标准。与此同时，产业空心化加剧与就业市场的结构性波动，使中产阶层面临“阶层下行”风险。在此背景下，部分民众将自身利益受损归因于经济全球化与欧盟“超国家”治理的制度性缺陷，社会心态呈现“保守化转向”，为右翼民粹政党的政治动员提供了契机。
右翼民粹政党精准把握这一社会情绪，构建“本土利益至上” 的民粹主义经济话语体系，通过“归因简化”策略将经济困境归咎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与外来移民，提出关税保护、产业回流、反全球化等政策主张，将民众对经济失衡的不满转化为对建制派的政治排斥与对自身的政治认同，实现经济焦虑向政治支持的转化。
二、文化认同冲突凸显，传统价值观阵营强烈反弹
经济全球化推动资本、商品跨国流动的同时，也加速世界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扩散；而性别平权、LGBTQ+权益保障等新兴议题的推进，更与部分群体秉持的传统认知形成激烈碰撞。在秉持传统理念的人看来，西方文化式微的根源在于宗教意识形态日渐淡薄，因而他们呼吁社会回归欧洲传统与基督教精神内核。外来移民难民持续涌入，进一步加剧保守群体的文化焦虑，使其产生“本土陌生人”的身份危机感。尤其是难民移民引发的犯罪率上升、族裔冲突等现实问题，严重冲击欧洲民众既有的生活秩序，最终催生高涨的排外情绪。
右翼民粹政党精准捕捉部分群体的文化认同痛点，一方面塑造自身“本土文化守护者”的鲜明形象，以此凝聚身份共识；另一方面主张通过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削减移民福利、强化移民文化融合考核等一系列政策来维护本土文化主体性。2022年意大利大选期间，意大利兄弟党提出的“海上封锁”反移民计划，便是这一政策逻辑的典型例证。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加速文化焦虑向政治支持的转化。右翼民粹政党娴熟运用社交媒体，依托TikT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与民众高频互动引导舆论，并利用算法逻辑，针对政党支持者推送同质化叙事，固化支持者的认知偏好。葡萄牙“够了”党主席文图拉的社交媒体账号有百万粉丝，为该政党造势积累了充足声望。
三、传统政党治理失效，建制派公信力受到质疑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传统政党主导欧洲各国政治运作，其治理逻辑聚焦在市场自由与社会公平、全球化进程与本土利益、多元文化包容与传统价值坚守之间达成平衡。但面对2008年以来的多轮危机冲击，传统政党大多无法有效回应民众的就业、福利等诉求，也无法有效应对与难民移民问题交织的安全、文化认同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陷入生存困境的底层民众与面临地位下滑风险的中产阶层意识到，民意代表与被代表的民意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民众与政治精英的矛盾持续激化，对传统政党的信任赤字加大，部分选民开始“向右转”，主动靠拢右翼民粹力量。
2025年德国大选鲜明折射出建制派政党治理失效、民意下滑的困境。此次大选中，原执政联盟（社民党、绿党、自民党）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其中社民党作为老牌中左翼政党，因未能有效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得票率从2021年的25.7%骤降至16.4%，创下二战结束以来最差选绩；绿党则因推行激进环保政策，导致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引发工业界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得票率从2021年的14.7%跌至11.6%。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德国选择党通过情感化叙事与民粹话语，构建起“人民对抗精英”的二元叙事框架，将自身塑造成“沉默多数”代言人，精准填补传统政党留下的政治信任真空，得票率从2021年的10.4%暴增至20.8%，创下该党成立以来最佳选绩，凸显其影响力快速扩张态势。
四、部分右翼民粹政党“褪去锋芒”，逐步向主流化转型
为摆脱边缘化、拓展选民基础进而执政参政，部分右翼民粹政党主动剥离“边缘激进”的标签，逐步向主流政治靠拢。
一是政治话语温和化。为摆脱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等激进标签束缚，部分右翼民粹政党主动摒弃富有争议性的极端表述，转而采用具有广泛社会接受度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国家利益”等政治语言。法国国民联盟在2022年总统竞选纲领中，明确剔除反犹、反伊斯兰及退出欧元区等激进主张，将“秩序”“身份”等温和议题置于核心位置，逐步扭转了部分中间选民的负面认知，日益被视为具有治理潜能的严肃政治力量。
二是政党形象主流化。部分右翼民粹政党通过严明纪律约束、与极端势力切割等举措，以规范化运作改善外部观感。德国选择党为拓宽选民基础，公开清退党内极端主义成员，有效降低主流社会的排斥心理，推动其选民群体向青年、白领等多元群体延伸。与此同时，随着欧洲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强掳马杜罗夫妇、威胁武力夺取格陵兰岛的激进主义外交政策反感度上升，包括德国选择党在内的欧洲右翼民粹政党出于维护自身形象需要，开始审视并调整与特朗普的关系。
三是具体政策务实化。部分右翼民粹政党突破单纯的口号式反对立场，在移民管控、政务改革、能源安全等核心议题领域推出具体政策草案，以“治理参与者”角色争取民心民意。捷克“不满公民行动”在2025年的执政纲领中提出，要降低能源成本并保障能源安全、提供可负担的医疗服务、保障住房公共利益、提供公平的养老金以及保障社会安全，精准回应民众现实关切。
总的来看，右翼民粹政党的转型不仅扭转了部分民众认知，扩大了民意支持面，也为其未来与传统主流政党协作创造了条件，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其政治生存空间。
当前，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整体面临执政成效不足、传统政党反制等挑战。但只要欧洲经济社会矛盾未得到有效化解，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仍将有较大政治发展空间。不过，因各国政治环境和各党政策主张存在差异，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轨迹可能呈现显著的路径分化。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趋向
一、右翼民粹政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是执政成效不足。对于已执政或参与联合执政的右翼民粹政党而言，竞选承诺是否兑现和执政绩效的优劣，是其能否巩固执政地位的核心影响因素。从现实来看，既有的制度约束与结构性难题往往使其陷入“承诺易、兑现难”的困境。比如在移民管控领域，欧盟《申根协定》确立的人员自由流动原则、难民庇护相关国际法义务以及欧盟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形成对成员国强硬移民政策的制约，使“严控移民”等竞选口号难以完全落实。又如在经济治理领域，欧盟统一货币政策、财政纪律规则，降低了产业回流等保护主义政策的可行性。曾执政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就因未能兑现相关竞选承诺，遭到选民“惩罚”，失去执政地位。
更为关键的是，若右翼民粹政党执政期内未能有效解决通胀、能源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难题，不能改善民生并缓解社会矛盾，恐将重蹈传统政党失去民心的覆辙。右翼民粹政党的政治对手也不会放过反击机会，或将通过对其执政绩效进行审视批判，施加更大政治压力。
二是主流政党反制。面对右翼民粹政党崛起带来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野右翼民粹政党对既有政治格局的挑战，传统政党从多重维度进行制约，不断挤压其发展空间。在制度法律层面，通过跨党联合构筑“政治防火墙”，如德国传统政党达成“不与选择党合作”共识，一度将德国选择党定性为极右翼组织并进行监视。在政策策略层面，部分主流政党或主动在移民、文化等核心争议议题上适度“向右转”，稀释右翼民粹政党的议题优势以争夺中间选民；或通过策略性妥协与右翼民粹政党结成政治盟友，以便将其纳到规制中进行“纠偏”。例如，2023年荷兰大选后，选举失利并失去执政地位的中右翼政党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联合新社会契约党、农民党与选举获胜的极右翼政党荷兰自由党联合组阁，同时约定四党领导人均不出任首相。此后，在其他三党的阻挠下，荷兰自由党主张的反移民和难民政策始终难以落地。2025年6月，因在相关政策上与其他三党的分歧难以弥合，荷兰自由党退出联合政府。
二、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空间与潜力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本质上是欧洲内部结构性矛盾与外部地缘环境恶化相互交织的现实投射。只要各类危机与社会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右翼民粹政党便具备存续与发展的核心前提。从中短期看，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仍具发展空间。
一是政治权力的更大规模拓展。未来数年内，欧洲多国右翼民粹政党将持续向权力核心进击。意大利兄弟党执政基础稳固，在2027年议会选举中有望延续第一大党地位。法国国民联盟有望在2027年法国大选中进一步叩开权力大门。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英国改革党、挪威进步党等虽在野但政治影响力较大，如发展顺畅，有问鼎或更上层楼的机会。德国选择党虽在联邦层面发展受限，但在地方层面或有突破性进展。葡萄牙“够了”党、西班牙呼声党崛起态势明显，不排除未来参与联合政府或在地方执政参政的可能。
二是政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对于已执掌政权的右翼民粹政党而言，可直接将核心政策主张纳入国家治理议程。例如，意大利兄弟党推动议会通过《安全法令》，从严惩处各类治安犯罪，强化警方执法权限，简化非法移民驱逐程序等，兑现其维护社会秩序、构建“更安全的意大利”竞选承诺。即便未进入执政核心，在野的右翼民粹政党也可深度嵌入政策制定过程，形成对主流治理议程的持续影响。奥地利自由党提出的“强化边境管控”“限制移民福利”等主张，被人民党主导的三党联合政府采纳，其政策诉求逐步转化为实际治理方案。
三、右翼民粹政党发展的不同路径
从长远发展维度审视，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发展轨迹将呈现显著的路径分化——温和化、极端化以及混合路径。
一是温和化路径。随着执政经验的累积，部分右翼民粹政党逐步认识到，激进对抗的策略难以支撑其长期执政。在此背景下，这类政党的政策主张、行为范式与组织结构，逐步受到现有政治秩序与制度规则的规训，激进色彩持续消退，呈现出清晰的“民粹主义政党主流化”发展态势。当然，温和化也是右翼民粹政党突破欧洲主流政党对其设置“防疫线”所需。但这一转型也潜藏风险：一方面，因核心主张被稀释，党内激进派可能会反弹，引发党争甚至分裂；另一方面，中间选民信任建立困难，主流社会对其“激进标签”的认知存在路径依赖，政策摇摆易使其被贴上“投机”标签，陷入支持率下滑窘境。
二是激进化路径。若陷入长期无法上台或内部分裂困境，少数政党可能重拾极端排外、民族主义政策，加剧欧洲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还可能刺激新纳粹等极端势力抬头，侵蚀民主根基，冲击欧洲一体化与区域稳定。当然，激进化路径也将受欧盟法律、主流舆论、政党发展等多重因素制约。
三是混合路径。一方面，在经济民生、欧盟合作等领域展现温和姿态争取主流认可；另一方面，在移民、文化认同等核心议题上保留激进表述以巩固核心选民。如葡萄牙“够了”党、西班牙呼声党均通过此类策略实现支持率提升与政治影响力扩大。
结 语
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绝非短期偶然现象，而是经济系统脆弱、文化认同冲突、传统治理失效与自身建制化转型交织的必然结果，其全域扩张、泛欧整合与跨大西洋联动的态势，已深刻改写欧洲政治版图。展望未来，欧洲经济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存续赋予右翼民粹政党持续发展空间，但执政绩效赤字与主流政党反制会对其构成刚性约束。温和化转型、极端化演进与混合路径的分化，将成为影响右翼民粹政党命运及欧洲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这一进程不仅关乎欧洲一体化未来与区域稳定，更折射出全球化退潮背景下世界政治生态的深层变革，其最终走向将是内外部多重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
单小桐，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八局工作人员
来源：《当代世界》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