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兴起是当代世界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对现实政治影响深远，同时对既有理论形成了巨大冲击。之前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种种政治“乱象”颇有研究，但研究者大多相信这些问题并不会在发达国家出现，因为西方世界“先进”的制度、文化乃至公民素养等要素都可以有效地避免这些危机。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的内部治理体系更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民主运转已然成为学界共识。但近十年来，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骤然兴起彻底改变了这些固有认知，它对西方社会科学中最稳健的几项共识——诸如富国几乎不可能出现民主衰退——提出了根本性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探源民粹主义不仅可以在经验层面更好地理解巨变时代的世界政治，同样对知识的更新与再生产颇有裨益。
有关民粹主义的成因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主导性的解释乃是悬殊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这种结构性因素催生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并为民粹主义政治家利用。这一颇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尚有一个关键问题未能解决，那就是为什么在不平等长期存在的状况下，民粹主义只在某些时期才真正凸显出来——不平等是常量，但民粹主义却是在特定时空内发生的。本文认为，理解西方世界的复杂政治图景离不开对于“资本主义”这一底层逻辑的把握。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主张的那样，“资本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中发挥着“指示器”的作用——跟着它走，就能直接而有效地接触基本问题和基础实在：长时段；经济领域的分工；世界经济；百年趋势和其他经济波动；社会等级的混杂和争夺；少数统治者万变不离其宗的角色；甚至历次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属性注定其跨越国家疆界进而成为一种内嵌于“世界”的现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政治困境同样需要以“世界”为尺度加以理解，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以展开”。
据此逻辑，本文借助“世界体系分析”这一基于时间―空间复合体的分析工具，力图为西方民粹主义的产生及其意涵提供一些新的见解。在既往的研究中不乏以国际视角分析民粹主义的成因，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但在笔者看来，自16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本质上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在表现——当然对其内在机理的阐述远非本文的核心关切。本文的重点在于聚焦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演进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源汲取及分配，同时有效地统合了长时段背景下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导致特定结果爆发的触发因子。它展现出了体系扩张如何导致不平等的持续加剧，以及体系收缩如何导致一系列矛盾最终凸显出来。
世界体系如何影响国家治理
作为“一体化社会科学”，世界体系分析拒斥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内”“国际”视作具有独立逻辑的行为领域。因此严格来说，世界体系视角下民粹主义的兴起很难笼统地被归结为“国际因素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笔者认为，该视角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视角，从而通过诸如重塑有关“政治”等元概念的理解而帮助我们探究某些重大事件的起源。众所周知，当代主流学界有关“政治”的经典定义主要源自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革命时期，其中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研究最为经典，即“政治”是“权威性的分配价值”，而拉斯韦尔（Harold D. Laswell）更为形象地将“政治”描绘为“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不难看出，有关“政治”的经典定义主要关注的是资源分配，但这背后其实忽视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用以分配的资源是从何而来的。由于资源分配的过程主要集中于国内，因此人们天然地认为资源的来源同样是国内。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除了可以实现国内资源的有效汲取外，还可以汲取其他国家的财富。但这一充斥着剥削和压迫的汲取方式往往被刻意掩盖，而代之以西方世界独有的制度、文明乃至种族优势。
这一渠道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并集中体现为一个有着广泛劳动分工的体系，“这种分工不只是功能性的——即是职业性的——而且是地理上的，这就是说经济任务的分布范围不是平均地分配在整个世界体系之中”。不平等的交换形成了三个结构性位置，即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以及边缘地区。而从动态机制来看，中心地区至少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实现了霸权地位的垄断：其一是通过生产和销售盈利的方式实现积累资源的资本主义体系；其二是一个由强大的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跨国体系，它通过支持有利可图的商品生产、参与地缘政治和军事竞争来争夺资源；其三是中心—边缘的等级体系，中心地区拥有强大的国家机构并从事高技术、高薪酬的生产，而边缘地区国家能力羸弱同时从事劳动密集型和低工资生产。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心地区实现了对边缘地区的长期控制，并通过广泛的财富汲取以实现自己国家内部的资源再分配。中心地区的政治过程的良好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来自全世界的巨额财富，它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经济保障，有效地回应了民众不断提升的诉求。然而，世界政治史表明，历史资本主义在创造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报酬两极化——世界体系扩大并合法化了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能力，“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
等级体系及其蕴含的剥削机制是世界体系的第一个特征，而从纵向演进来看，世界体系还表现出周期循环的特征。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v）发现，自18世纪晚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遵循着一种“长周期”（long wave）的循环模式，周期内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加起来约50至60年。周期性变化的解释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这终究需要在主导性积累模式中寻求答案，即“生产、消费、交换、积累的深层结构性逻辑”。资本主义的无限积累属性使得资本家追求准垄断的状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才能通过远超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在国际层面，追求准垄断地位必然需要借助国家力量，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国家机器实现对外扩张成为必然。当准垄断建立之后，世界经济往往会进入一段“繁荣”的时期，绝大多数地区的财富也会随着生产的总体增长而出现“水涨船高”的现象。然而，这种优势地位无法长久持续，其他生产者会克服重重障碍进入世界市场，从而加剧竞争。竞争加剧，价格降低，利润也就降低。当领先产品的利润下降到一定水平之后，世界经济也就迎来停滞阶段。当然，随着技术创新、产业转移等措施，新的垄断又会出现，世界体系新的扩张阶段又将开始。
在世界体系的扩张阶段，国家治理的政治场域在中心国家往往导致两类显著变化：其一，中心国家通过来自边缘、半边缘地区的源源不断的财富以缓解持续出现的国内社会矛盾，公民权得到了极大的扩张，故而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公民权的扩张与世界体系的扩张展现出了某种“同频共振”；其二，体系扩张往往意味着自由市场原则占据主导地位，横行的资本力量对底层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例如19世纪末美国经济繁荣的“镀金时代”同样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时代。然而由于源源不断的财富涌向中心国家，因此普通民众在绝对意义上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提升。伴随着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完善，尽管中心地区的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但并没有造成对普通民众的剧烈冲击。“不均而不自知”，这大概是中心地区下层民众的独有现象——他们在本国虽然处于弱势地位，但由于自身所处国家居于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从而附带性地获得了不公正秩序带来的“红利”。为此列宁颇有见地地指出，“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然而正如波兰尼指出的，市场的不断扩张必然遭遇“反向运动”，“虽然这种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市场体系本身不相容的”。世界经济不可能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世界体系在经历扩张之后注定要面临收缩期。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它可能源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如1929年出现的“大萧条”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是世界秩序的替代性方案对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冲击，如20世纪初苏联的兴起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也可能是国际体系中“异质性主体”的崛起挤占了中心地带原来占据的世界市场，等等。但由此带来的确定性结果，便是中心国家无法像之前那样大规模汲取世界财富以维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
与世界体系收缩、财富汲取减缓形成鲜明对比，民众的诉求却是累加式上升的。从历史来看，民众诉求集中的三大领域——教育、医疗和终身收入——在过去两百年间都包含着两方面的增长：一是要求达到的服务水平在提升，这势必带来成本的提升；二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这样的需求。尤其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民主转型让中间选民更贴近收入分配的底层民众，税收和公共开支会有所增加”，公共部门也会迅速扩张。世界体系的扩张在为中心地区的现代化提供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增加了其制度运行的成本，包括各类人力成本和物资成本。到了体系收缩阶段，中心国家很难继续像之前那样满足不断提升的治理成本与民众诉求。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盛行下的“拆散福利国家”和“资本金融化”两股潮流，更使来自底层劳动阶层的“相对剥夺感”与日俱增。消费主义的糖衣炮弹再也无法遮蔽日趋严峻的结构性不平等，普通民众恍然发现自己身处极其劣势的地位，“灰心沮丧的下层阶级……感到被忽视，以及不能参与公共政治文化”。一面是民众的不满，另一面则是某些政治精英的动员与操纵，当二者相遇，民粹主义浪潮便应时而生了。
世界体系分析将历史演进视作“长周期趋势”和“周期性循环”的结合，这意味着许多当代政治舞台上的“异常事件”在历史长河中都有类似踪迹。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以五十年上下为一个循环，1975年英国就曾因食品价格上升、底层民众工资不升反降等爆发了脱欧公投。而在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反建制、反全球化力量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出现，并对世界造成了沉痛灾难。循环史观为我们理解“治乱兴替”提供了更好的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发展既不构成固定的原因造就的机械性循环发展，也不构成没有变化的重复性循环”。历史总会惊人地相似，但终究不会重演。只有在具体案例中，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辨析其发生机理。接下来，笔者将以美国为分析对象，进一步阐述世界体系的演进是如何形成了至今依旧盛行的民粹主义浪潮。
世界体系的扩张与不平等加剧
现代世界体系在20世纪中叶的新一轮扩张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完善福利国家体制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齐头并进，使西方世界经历了二战之后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美国，自1950年到1980年间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10倍，政府在此基础上推行了各类政策使劳工群体的薪资不断增加。然而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之后，世界体系开始面临一些新的危机。一方面是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走到下降阶段，在中心地区那些追求无止境资本积累的资本家们面临利润锐减的困局，而边缘地区的许多政权则在经济衰退的巨大负面影响下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则是世界政治文化的巨大变化，风起云涌的各类反体系运动使19世纪以来便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庸的自由主义”面临巨大挑战，世界体系研究者认为“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只出现过两次革命，分别发生在1968年和1848年”。在重重压力之下，世界体系面临全线收缩。在国际财富总量中占据份额越来越重的福利开支开始大大超出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而持续减缓的经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无疑是导致国库收支不平衡的最重要原因。人们已经习惯了经济高增长，因此当增长遭遇停滞，延续了几十年的“新凯恩斯主义”或“嵌入式自由主义”主张自然受到动摇。长期以来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阶级矛盾暴露出来，劳资双方都在困局中努力保护自身利益。不良的经济状况不仅无法继续为社会福利提供制度保障，而且使得昔日能够为资本积累提供服务的政策与制度无法继续起作用。尼克松敏锐地抓住底层白人民众的失落感提出了“被遗忘的美国人”的理念，迎合了很多“铁锈带”中下层阶级的诉求，而我们在特朗普的政治动员中又看到了类似的策略。
在197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作为候选人之一的吉米·卡特抨击美国税法是“全人类的耻辱”，强调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不能容忍诸如将“三杯马提尼午餐”纳入退税补贴范围——卡特在竞选中曾反复引用一个商人的例子，据说他吃了338顿这样的午餐，共计花费纳税人1万美元。在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推动下，国家政策开始向新自由主义急剧转折。作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宣称市场总是可以实现效率与福利最大化，故而取消劳动力市场监管、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削弱工会权力以及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势在必行，“保证现有资本不贬值，并且——对资本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大大推动削减劳工退休金及劳工对劳动产品的分享，是新自由主义在当前情况下资本最佳积累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相反，战后流行的国家引导的发展战略不仅被斥为效率低下，而且被认为可能是“通往奴役之路”。新自由主义转向展现出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收缩时期的政策调整，从而得以继续完成其资本积累的核心使命。因此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强调，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以及“旨在重建资本积累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权力的政治计划”。随着里根在1980年美国大选中战胜卡特，一系列应对滞胀危机的政策徐徐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不仅陷入负增长，而且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飙升至10%以上，据此里根得出结论：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为了解决危机，里根向国会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其核心便是收紧货币供应、放松管控以及削减政府开支和税收。1981年和1986年，国会先后通过的《减税法案》和《税制改革法案》对之前的税收体系进行了颠覆性变革，尤其是《税制改革法案》更是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由原来的46%下调至34%，个人所得税税率则由50%降为33%。税改在短期内无疑会减少国家收入，而联邦政府在1980年的赤字已达700余亿美元，尤其是在世界经济的下行阶段，削减政府开支势在必行。“经济复兴计划”提出联邦政府将于1982年、1983年和1984年分别削减352亿美元、440亿美元和514亿美元的政府开支，主要削减的是涉及失业保障、新生儿家庭补贴、医疗保健、学生营养餐补贴、住房补贴等200余项社会福利支出。在这种“劫贫济富”的政策主张下，里根政府成为二战之后美国第一届没有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政府，美国之前延续了20余年的贫困下降趋势出现逆转。此后无论是来自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还是来自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都延续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他们在某些领域的放任程度甚至超过里根政府。
一方面是“史上最大规模税收减免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国家调控经济生活的能力被大幅削弱，由此开启的“大转型”重塑了上层阶级的经济力量，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20世纪中叶，英美在西方世界是最平等的国家，但到60年代后期被北欧国家赶超，欧陆国家也在80年代超过它们。自1980年以来，美国不平等状况开始迅速扩大，前10%的人群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而且相较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不平等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的收益为最高层的极少数人所占有。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美国真正的上层阶级，即顶层0.01%家庭的收入从平均水平的100倍提升至500倍；次级0.99%家庭的收入从平均水平的8倍提升至17倍；再次级4%家庭的收入，从平均水平的3.25倍提升至4.25倍；再再次级5%，即顶层10%群体的下半部分，所占份额没有显著变化，而这之下的所有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都下降了”。这种不平等的占有模式是一直持续的，且展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此一来，经济增长几乎没能带来“涓滴”（trickle-down）效应，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很难在经济增长中获益。比较研究表明，二战结束之后的30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好像一部自动扶梯带动所有人共同进步，“但在1970年以后，这部自动扶梯一分为二，一部扶梯的乘客是受过良好教育、已经相对富裕的人口，它的运行速度比以前更快；而另一部扶梯的乘客则是没有学士学位、本身就不太富有的人口，这部扶梯被卡住了，几乎一动不动”。
富人们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欢欣鼓舞，他们对不平等视而不见，反而与政府中的保守势力联合起来进一步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策主张。《共产党宣言》预想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将走向联合，但20世纪晚期的历史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图景：全世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了，而产业工人和其他下层阶级愈加分化。阶级文化与意识等工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在个体化的社会潮流中被逐渐消解，“作为阶级文化之典型的基于身份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丧失了它的光彩”，人们面对的是不平等却“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现象”。雇主们学会了如何共同努力以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企业的领导者不只是他们自己公司狭隘利益的推动者，更是企业整体共同利益的推动者。他们以集体的游说力量，推动企业的共同利益。在美国，1972年两个以打击劳工组织为重点的企业组织合并形成企业圆桌会议，次年该组织又与“前进集团”（March Group）结合，五年内，这一新的组织囊括了200强公司中的113家，占了经济的近一半。
然而，持续扩大的不平等并没有在普通民众中遭遇巨大反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繁荣，世界经济在20世纪末再次迎来了它的上升阶段，尤其是在1973年之前的1/4个世纪中，世界经济年均增长超过3%。有赖于持续的经济增长，西方世界陆续建立起福利体系并进一步扩大了公民权。财富的积累为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营造出了一幅繁荣景象，即便美国工人面临严酷剥削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严重缩水，他们也无疑远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更加富裕。这导致结构情势与民众认知之间的某种“错乱”，以致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不平等在接下来的30年中的大幅增加，却在对改变不平等的感知上几乎没发挥任何作用，即便在真的认识到收入差距扩大的人中，有1/3说他们没想过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重塑了阶级构成。大工业生产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小农、工匠和商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分包工厂及大型连锁店，工薪阶层取代之前的小生产者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这种转变加剧了作为整体的中产阶级朝向两端不断分化的趋势：一部分人成为统治精英的直接代理人，而其他人则不断为生活而四处奔波。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指出，工业发展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内部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分化，特别是在高级技术工人和无技术工人之间，这使得即使同一行业内部，工人之间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目标。昔日难以调和的矛盾，被巧妙地纳入一个完整的、由劳资双方协定的或者由法律规定的规则体系之中。
当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雇员同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黑人也拥有私家车并阅读和白人一样的报纸时，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与各类矛盾被成功掩盖了。因此美国在世纪之交取得的繁荣并不解决其固有问题，相反，它是建立在一系列矛盾转移机制之上。但随着苏联解体以及世界经济再次迎来上升时期，美国霸权在全球范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西式民主被视作“历史的终结”——这种充斥着盲目乐观主义的“进步史观”将历史发展抽象为通向特定目标的单一路径，而完全忽视了周期性危机可能再度降临。
单中心体系的萎缩与民粹主义兴起
新自由主义为全球资本开疆拓土，但世界体系的扩张必然受到各种阻力。当经济权力无法实现资本无限积累之时，军事侵略同样可以成为开拓新的领域与空间的重要工具，故而有学者认为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动力是“为剩余资本提供了一个看似无穷无尽的军事出口，这产生了巨额的赤字，却为进一步废除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确立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提供了理由，并为创建一个以安全名义压制政治异见的警察国家提供了正当性”。当然，军事行动终究不是资本扩张的常规手段。更多情况下，霸权国选择了资本金融化。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其无法全部投入生产活动中，为此投资者将投资转向金融领域，因为金融不像实体经济那样更容易受到物质资源的限制。世界体系中两次霸权转移的经验表明，资本的金融化是霸权国面对危机时作出的主要回应。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美国企业将利润较低的产业转向海外，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从20世纪中叶的40%~50%下降到了2010年的12%，金融业在服务业中的占比则猛增至70%。从短期来看，金融扩张可以稳定既有秩序，因为它使现任霸权集团能够把对自身霸权形成挑战的竞争加剧的负担，转嫁到国内外从属群体身上。但从长期来看，它往往动摇了现存秩序：在经济上，金融扩张系统地把购买力从由需求创造的对商品（包括对劳动力）的投资转向囤积和投机，从而恶化了资本积累的自我实现；在政治上，金融扩张往往与新力量组合的崛起联系在一起，从而破坏了现任霸权国家把体系范围竞争加剧转为对己有利的能力；在社会上，金融扩张导致大规模的再分配和社会错位，往往激起那些现存生活方式遭受打击的从属群体和阶层的抵抗。产业转移压缩了美国国内就业岗位，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也使有限的工作机会变得更加稀缺，从2000年到2016年美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减少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金融化趋势使资本对于“母国”的倚赖程度大大降低，国家通过财政手段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被削弱。由此观之，金融扩张虽然为美国世纪之交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它非但无法阻止下一波危机的到来，甚至“脱实向虚”使得爆发危机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了。
与此同时，美国日趋严峻的不平等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增长，它不仅会导致总需求的疲软，减少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和教育等可能提高生产率的领域的公共投资，还会加深机会不平等，使大多数人缺乏教育、医疗和健康等方面的必要保障。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步履蹒跚的教育体系、人口阻力以及可能性极大的财政逆转，这四大阻力的综合影响意味着未来实际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长速度比过去要缓慢得多。当世界经济再次进入下行阶段，潜伏于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的重重危机终于集中爆发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宛若当头棒喝，击碎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乐观主义情绪。最为直观的是经济增长乏力，数据显示美国2004—201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到前一个10年的一半，而许多客观经济指标的变化——零售业停滞，股票市场交易量增长的结束，新设企业进入率的下降，企业活力下降，制造能力出现负增长，净投资占资本存量比例持续呈下降趋势，等等——都毫无疑问地表明，美国在经历了1994—2004年生产率和创新的突飞猛进之后，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毫无疑问地放缓。正是从那个时候，有关“美国衰落”的讨论开始不绝于耳。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美国似乎无力解决政府债务、气候变化、医疗体系失调、高等教育衰退、路面坑洞、阶级不平等加剧等问题，而且阶级不平等可能会破坏耗时半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普遍公民社会权利。一个政党否认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进化论、气候变化以及政府制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另一个政党则胆怯而分裂，原则上想解决问题，事实上却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腐蚀、意识形态的虚幻和政治的无能加在一起，很可能预示着这个帝国/霸权的结束，而且结束比我们想象得更快。”从“历史终结”的狂欢到“美国衰退”的忧虑，其间仅仅过去了不到20年。
导致这一时期世界体系收缩的原因，还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的出现，使中心地区所占据的世界市场受到了冲击。从2001年到2021年的20年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由78.84%下降到59.08%，其中七国集团的份额由64.68%下降至44.72%，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体量已经逼近发达经济体，预计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并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占比接近60%。尽管美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但其占世界经济的总体比重相较于几十年前发生了明显下滑。时至今日，曾处于体系边缘地区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占据世界总人口的近35%，鉴于两国近些年来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果它们的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持续向中心地区靠近，那么世界体系的既有结构显然无法提供足够大的盈余价值以继续支撑中心地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市场受到挤压，而资本主义是严重依赖于世界市场的，世界体系所经历的这种结构性变革意味着美国等中心地区很难像之前那样依靠世界体系汲取全世界的财富。
一方面是世界体系的收缩导致中心地区用以维持国家治理的财富汲取渠道受到阻碍，国家很难继续为日益增长的大众需求提供可信承诺；另一方面则是横行3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的“恶果”愈加凸显，民众福利严重下滑，“美国的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中，不论是以政府福利开支比例、福利待遇，还是覆盖人群范围来论，都居于末位”。其最终结果是，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从1978年到2011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底层白人和高中及以下学历工人的工资不增反降。调查数据十分直观地表明，有高达81%的人认为他们在50年间的生活境遇每况愈下，而68%的人认为下一代美国人甚至可能过得更糟糕。毫无疑问，美国人在近20年间对不平等的感知已经愈加明显。与那些长期在贫困线下挣扎的非洲裔以及拉美裔民众不同，在前文提及的“去工业化”过程中白人劳工并没有面临食不果腹的生存压力，但由于逐渐从全球化的获利者沦为全球化的失意者，他们更多的是在世界体系的收缩阶段感受到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对于这些生活日渐窘迫的中下层白人劳工而言，“受害者”的身份逐渐被建构起来并赋予其采取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此福山敏锐地指出：“身份政治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对美国政治发展而言将十分不利。”
同样源于社会结构的日益固化，那些来自上层的建制派精英未能很好地回应来自社会底层的强烈不满，为此，民众最终把选票投给了民粹主义政治家。不难发现，特朗普尤其善于炒作“工作机会”之类的话题，在竞选活动中他闭口不提政府开支，却大谈重建基础设施以及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鲜明的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主张极大程度上迎合了世界体系收缩时期全球化的“失意者”。研究表明，正是凭借鲜明的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张，特朗普在那些非熟练型和半熟练型劳动力集聚的传统制造业地带、城市外围的农村、小规模城市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和支持。而在2017年就任总统之后，特朗普虽然推动了一系列诸如制造业回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美国优先”的举措，但他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全球化以及外来移民，竖起了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大棒。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的“本来面目是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从左翼那里‘引进’的阶级和经济议题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动员目的的战术行为”。这种政治策略既无法改变世界体系的周期性运作机制，也无法逆转美国所占世界市场份额的萎缩，更未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以满足民众需求。民粹主义展现了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同样是资本主义痼疾的内在体现，因此其本身自然无法带领美国摆脱治理困境。2024年特朗普再次赢得总统大选，这意味着许多“偶然”事件可能逐步演变为世界政治中的“常态”。在政治精英的鼓动下，民众将怒火发泄在了移民、少数族裔以及世界体系中的其他新兴国家，而全然不顾本国自身的治理。不平等并没有得到解决，以文化差异掩盖政治经济差异的做法为更深刻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结语
探析西方民粹主义的形成机理不仅仅涉及经验层面的因果解释，同样涉及人们对变局时代的基本认知及判断。主流观点将民粹主义视作移民潮、经济危机或“非常规”领导人上任所导致的“反常事件”，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承认西方国家的基本治理架构存在问题——换言之，只要经济恢复活力或将民粹主义领导者替换，民粹主义引发的种种乱象便会迎刃而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本文通过世界体系分析展现了民粹主义浪潮背后的结构性困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尖顶朝下竖立在地上”，这种治理体系注定是不稳定的。资本无限积累的特质使得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注定呈现两极化特征，而世界体系的自身发展逻辑则意味着针对各类社会矛盾的“反向运动”会周期性出现。在“循环史观”的映照下，世界体系的扩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埋下了历史因子，并在世界体系的收缩时期集中爆发出来。放诸更长时段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民粹主义并不是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类似的反体系运动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周期性上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席卷当代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危机的起点，自然也不会是类似危机的终点。
释启鹏，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