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听说我可能(仅仅是可能!)要搬到别人住过的“新”居里去，一位学生突然对这间斗室留恋起来，对我说:“老师要是永远有这间小屋，该多好!”我对他笑了笑。我理解他的心情。这间屋对他来说，意味着:可以随时闯门而入，在书堆里乱翻，然后坐下来高谈阔论，即使“神聊”到半夜二三点钟，也不会有人干涉……
但，这间屋，对于我，又意味着什么呢?
学生没有问，他也想不到问这样的问题。唉，该怎么对你说呢，该怎样让你理解这一切呢，我的年轻的朋友?……也是这样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也是这般说话没有顾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挥舞着拳头，我傲然宣布:“我同意费孝通教授的意见，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无非是“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我向往这样的生活!”一位大学教授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了一个大学生的共鸣:这事情普通而又普通。但那是30年前……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被批判会严厉的呵责声弄得昏头昏脑，我坐在临湖轩旁边的小山上，呆望着未名湖。……湖水荡开，隐约显出一间“小屋”——哦，我梦中的“小屋”，一个永远的“诱惑”!我突然站起来，狂奔着，把未名湖远远地抛在后面，仿佛“小屋”的梦也深埋在湖底里了……然而，“白专道路”的“罪名”却如影一般永远跟随我了，并且以其无情的魔力把我从北京驱赶到贵州一个边远的山城。居然在那里安顿下来，一晃就是十多年;日子也还过得悠闲，不像眼下年轻人想象得那么“可怕”。如果不是那一天……也许我就这样平平稳稳、心满意足地生活下去——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仿佛也是一个夜晚，我像往常一样，在灯下读鲁迅的书，随手写一点笔记以自娱。写得有些累，停下笔来，习惯地打量四周。心怦然一动，突然想起了遥远的燕园里的“小屋”，那心中的“梦”!要是能回去，在北大讲坛上向青年学生讲讲“我的鲁迅”,那该多好呵。我被自己的“奇思异想”弄得兴奋起来，在屋子里大步走来走去……从此，“小屋”的梦日夜缠绕我的灵魂，我再也不得安宁——不知这对我是幸还是不幸?
1978 年的夏天，我又回到了未名湖畔。距离那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已经整整20年。两鬓斑白的我又拾起了那“小屋”的梦。渐渐地，我有了半间小屋,也还算窗明几净，我露出一丝苦笑。但不久就被通知:让搬到一间谁也不要的、由浴室改装的阴冷的小屋，以与我们在北大的身份相适应。我愕然了。一群人去找一位领导申诉。不久就传出流言，说我们像当年红卫兵一样“冲击”领导。我们这些除了申诉就别无能耐的“老童生”，在一些人眼里竟然是一伙暴徒。我没有愤怒，却只想哭——为人与人之间可怕的“隔膜”。而且我们还得继续申述。这一次回答却简单而明确：北大条件就是如此，要留，就得“忍”，不想留，悉听尊便。我们面面相觑，倒抽一口冷气:这群人的致命“弱点”，就是热爱、留恋北大。呵，我的该死的“小屋”的梦……又开始了漫漫无尽的“等待”。我的同屋“熬”不住，远走高飞了，我还“等”着。终于，那一天，爱人从远方调来，总该有自己的“家”了!不，你们没有小孩，不能参加分房。天哪!我不正是为了这“小屋”的梦，而放弃了作父亲的权利，难道今天我还要为这惨痛的牺牲继续付出代价吗?是的，谁叫你傻乎乎地做什么“牺牲”，那就继续“牺牲”吧。……面对这谁也不曾公开宣布、却在生活中实际起着作用的“铁”的“逻辑”,我唯有沉默。“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但失去了的时间却不会再有。我已经人过中年，不容再“熬”与“等”。我必须再一次埋葬那“小屋”的梦。在递上调离北大申请书的那天晚上，我已无兴趣注意天上有没有星星，也没有力气再走到未名湖畔，只是麻木地在黑暗中躺着。“小屋”的影子也不曾闪现，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连梦也从未做过。
以后的“事”是简单的:由于某种“外援”(那又是一个长长的辛酸的故事，不说它了!），我没有走，“家”安顿下来，我在北大有了一间小屋。仿佛噩梦初醒:再也不用无休止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申诉，请求，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粗暴的、冷漠的、同情的“脸色”了!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竟然有一种精神解放感。并且立即沉浸在书堆里。于是，一篇篇文章写出来，一群群学生涌进来，小屋挤得满满。那一天，我走上讲台;面对着几百双闪光的眼睛，讲我心中的鲁迅，课后，我被一群学生簇拥着，回到这间小屋，突然觉得说不出的疲倦……但我终于沉醉而且自得。于是，又有了一个夜晚，莫名的不安悄悄袭来。耳边固执地响着一个声音——电视里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名人的讲话:“我们知识分子只要求能够工作，并不计较物质待遇。”是的，人们早就说过，中国知识分子“价廉物美，誉满全球”…….但这难道不正是我们的耻辱?!还有什么比将耻辱当作光荣四处炫耀、兜售更令人难以容忍的呢?!——我差点叫了出来。几十年笼罩在“小屋的梦”上的诗意与崇高，陡然消失，直露出“安贫乐道”的卑琐与平庸。我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做“梦”。但离开了“小屋的梦”，我将何以立足?我茫然、默然。迁居的名单里出现了我的名字。但我不再兴奋。也没有丝毫感激之情。“是的，我可能搬家，这间小屋再也不会有了。”我对学生说。我为自己语气的平静感到吃惊。同时又欣慰于这平静。
1988年1月21日
来源：《筒子楼的故事》，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