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国家既是一种政治形式，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因此，在国家治理中确立地理空间思维，既是国家本质的要求，也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在秦汉之际就确定了国家的边疆，并因此而在国家治理中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地理空间思维。但是，这样的地理空间思维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总是显得被动、不到位甚至滞后，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得并不充分。而且，这样的问题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仍然存在。然而，今天国家发展的形势和环境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为构建国家治理之全面合理的地理空间思维准备好了条件。
关 键 词 国家治理 国家发展 地理空间思维 国家拥挤 边疆争夺
随着中国的崛起，如何在当下国家关系格局和国家发展状况的条件下有效地进行大国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前所未遇而又必须理性面对的重大课题。国家治理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难题这一事实已经不可回避。要克服面临的困难并达成目标，必须在突破传统观念和方式并转变思维的同时，构建适应形势要求的国家治理思维和治国方略。其中，在国家治理中确立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是一个不容回避和必须理性面对的重大问题。国家本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国家治理必须确立地理空间思维。但在现实的国家治理实践中，“现有”与“应有”之间的差距明显存在，而且尚未引起充分的注意。针对这样的现实，本文拟对在国家治理中确立地理空间思维的问题进行学理性的讨论，以期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并形成相应的观念，也希望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更进一步的研究，进而有助于国家的治理。
国家本是一个政治地理空间单位
在国家治理中确立地理空间思维，这是由国家的本质决定的。换句话说，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国家本身就占据着一定的地理空间，是一个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国家治理必须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进行谋划。
人类社会之初，本无国家这样的政治架构。国家是人类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而创设的政治形式，是构建的产物。国家形成并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的管理方式和治理形式后，人类便进入国家时代。迄今为止，人类的国家时代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然而，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本身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而形成具有特定内容的国家发展过程或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今天的国家形式与人类历史早期的国家形式相比，往往判若天渊。而且，不同的人类群体建立的国家各有特色，具有明显区别。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某种类型或某种形式会被历史地凸显出来，不仅成为那个时代国家的主要形态，而且往往成为当时的人们定义国家的主要依据。但是，以人类发展某个历史阶段的特定类型国家为依据的国家定义，却未必能解释之前或之后的国家类型或形式。
作为人类创造的政治形式，国家有两个基本的要件：一是一个以暴力为支撑并且组织化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二是控制着一定的地域范围———占有一定的地理空间（即恩格斯所说的“按地域划分居民”）。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形成，就是以这两个条件的形成和结合为基础的。国家这种政治形式出现以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增添的内容又会逐渐沉淀下来并不断丰富着国家的内涵。然而，国家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仍然以上述两个特征为基础。不过，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国家，今天凸显出来的更多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及运用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这种政治形式形成以后，又通过国家权力按地域划分和组织居民，从而构建起一个有形且特定的社会团体。这样的政治社会团体，就是国家政治共同体。在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出现民族国家后，尤其是在民族国家成为主导性国家形态并进而构建了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后，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性质和内涵得到进一步凸显，进而促成了国际社会的构建。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维系和巩固问题，不仅关系到某个具体国家的存续，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然而，不论是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还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都占据着一定的地域范围，并且要以这样的地域范围为基础和前提。这样的地理范围既是国家形成和存在的条件，也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提供条件。因此，国家便成为了具体的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就是不同的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国家所占据或控制的地域范围，构成了国家的疆域。离开了地理空间这个维度，人们就无法对具体的国家进行描述和分析。
既然政治形式、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地理空间单位构成了国家的三重本质属性，那么，国家治理也必须着眼于和体现于这样三个既紧密联系又有区别的方面，从而构建起国家治理的三大领域。首先，国家治理必须充分运用好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构建起有效而又有限的国家权力体系，并运用国家权力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满足人民的利益需要，增进人民的福利；其次，国家在治理中，必须运用国家权力将社会成员整合于统一的国家共同体之中，避免国家的分裂，维持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和稳定；再次，国家在治理中，还必须巩固国家的疆域，对国家的疆域进行统筹规划和整体谋划，尤其是要妥善划定国家的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根据国家发展的状况来制定国家的边疆战略，加强国家的边疆治理，促进国家的整体发展。
既然国家本来就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国家治理就必须从政治地理空间的角度进行，因此，确立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就成为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要求在强调建立有效的国家权力并运用其解决社会问题，以及巩固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同时，还必须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构建国家发展的战略。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重视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因素，努力为国家发展争取或营造有利的地理空间条件；二是对国家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发展进行整体谋划，建立有效和巩固的全方位边疆；三是加强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理，使国家的区域发展服务并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使国家当下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地理空间思维的滞后及负面影响
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地理空间思维，是国家这种政治治理形式的本质要求，且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全盘布局和有效推进。但从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来看，国家治理中地理空间思维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实效也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现有”与“应有”之间的差距难以避免。中国在历史上较早地确立了国家治理的地理空间思维，但其所发挥的作用从总体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未能主动且有效地促进国家的治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
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中的地理空间思维，是在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的治理中形成和演变的。秦统一六国后构建的中央集权制王朝，不仅统治着一个大国，而且面对着一片广大的疆域。王朝中央为了对这个广大的疆域进行统治和治理，便在先秦“一点四方”和“五服”、“九服”观念的基础上，对王朝的统治区域进行了初步的划分，将郡以下行政区域中处于疆域边缘的部分，确定为“道”而非“县”，开始在国家治理中初具地理空间思维。汉承秦制，在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方式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核心区域和边缘性区域的划分加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直接将疆域的边缘性部分确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的方式对边疆进行治理，从而在国家治理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地理空间思维。此后的各个统一王朝，在国家力量不断增强的时候，都很重视边疆及边疆对王朝的意义，并采取不同的政策进行边疆治理。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王朝国家通过特殊的措施治理边疆，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边疆观念和边疆治理观，且不断丰富着国家治理中地理空间思维的内涵。
这种将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划定为边疆，并采取特殊措施加以治理的地理空间思维，形成的时间比较早且在国家治理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却并不完全是在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中确定的。首先，这种基于“一点四方”观念的地理空间思维，以王朝所在地为中心划定核心区和边疆，主要体现为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区与异族文化区的划分，以便做到“内诸夏而外夷狄”，而不是基于国家治理的整体需要而划定；其次，国家基于将边疆视为核心区的外围地带的考虑，往往是由内而外地划定边疆，重视核心与边疆的区分却不注重边疆的外沿线
(或外部边际线)；其次，由于边疆在疆域和国家治理中缺乏准确的定位，因此，国家对边疆治理的重视不够且不稳定，因而往往在国力强大时拓展边疆，在国力衰弱时则部分地放弃边疆；最后，历史上的边疆观念表面上具有向外扩展的特征，但对边疆的划定和维护都是为了核心区的利益，实质上是一种内敛式的地理空间思维，并未将边疆纳入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中谋划，更没有形成有效的边疆战略。因此，地理空间思维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总体上来说是较为有限的，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
20世纪初，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示范和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压力下，中国开启了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崭新的国家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同时，也对整个国家的边疆与内地的发展、陆疆与海疆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规划，根据新的形势重构了国家治理中的地理空间思维。在改革开放推动下而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不仅加强了陆地边疆的开发和建设，而且加强了整个国土空间的规划和管理，实行了西部大开发，国家治理中的地理空间思维明显加强。近年来，国家的海洋意识进一步增强，海洋边疆的地位、海洋国土的发展和利用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国家的陆地边疆与海洋边疆治理的整体思维进一步体现。如此等等表明，地理空间思维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然而，在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地理空间思维不断增强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仍然可以发现地理空间思维的被动、不到位或滞后，以及由此造成的诸多遗憾：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之前，国家虽然十分重视边疆，但往往重稳定而轻发展，边疆治理的整体绩效有限，边疆与内地在发展中的差距逐渐拉大；长期以来，国家没有构建起完整的边疆战略，边疆问题往往置于民族问题的框架下讨论，边疆治理的大量工作都是由国家民委负责的，边疆治理未与国家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直至上世纪末，国土空间的管理和开发利用问题都未进入国家治理的议程，缺乏国土空间开发战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海洋国土的管理和开发未引起注意，虽为海洋大国却缺少海洋战略；到目前为止，传统的内敛式的边疆观念仍然占统治地位，并未构建起与大国崛起相适应的边疆理论，难以应对西方大国在新的边疆理论和边疆战略基础上形成的咄咄逼人的“新圈地运动”。
国家治理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地理空间思维滞后，也反映在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研究中。在我国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研究中，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政治权力方面的研究比较突出，国家政治共同体研究也通过国家认同研究等得到凸显，但从地理空间方面对国家治理进行的研究则长期付诸阙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国家理论和治理理论的不完善。
在美国的国家治理中，地理空间思维十分明确且处于重要位置，并在促进国家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地理空间思维，集中体现于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思维、边疆观念和卓有成效的边疆实践中。早在1893 年，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就在其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指出：“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1］他还指出：“美国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且是在一个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态，并在那个地区有新的发展的运动。美国的社会发展就是这样在边疆连续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2］美国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移动的边疆”的观念，并在此观念的指引下不断拓展疆域，以此作为国家发展的活力源泉。在今天，“美国已经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是与美国的利益无关的”［3］。“一部美国历史，是不断拓展‘边疆’的历史。从大西洋西岸向太平洋东岸的移动、从北美大陆向海外进而向地球各个角落的延伸、从地球表面向外层空间的发展，是美国从北美‘大陆边疆’向‘全球边疆’的发展过程。”正因为如此，“美国能够在短短的两百多年里，从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壮大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从一个位于大西洋西岸的孤立国家演进为一个影响巨大的世界大国、从一个并不先进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工业强国”［4］。美国通过特定的地理空间思维促进国家发展的事实表明，一定的地理空间思维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既重要又独特，是国家治理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的构建
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的形成和内涵的确定，固然与统治者或执政者的国家治理观念和方式直接相关，但也深受国家发展所处阶段的影响。国家的统治者或执政者，必须根据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特定环境条件适时调整地理空间思维，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使其发挥最大效能。
中国于公元前 21世纪便建立了国家——夏，从而开启了自己的国家演进进程。秦不仅统一了中国，而且构建了中央集权制的王朝，从而开启了中国的王朝国家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王朝统治者开始逐渐形成以国家的边疆和核心区的划分为主要内容的地理空间思维。但是，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国家发展受制于长期存在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呈现一种根据当时的自然条件而自由选点开发和建设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选择有利于生产的区域进行开发和生产，进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国家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的。国家在实现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条件也无须对整个国家的开发、生产和建设进行规划。国家对边疆的确定和规划，更多的是基于华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区隔，以及扩大统治范围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国家发展需要而进行的空间谋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国成功地构建了民族国家，在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标志着国家进入了重点推进的阶段。国家不仅直接组织和推动社会的各项建设，而且在国土空间范围内根据资源的动员能力和确定的发展方面，有重点地推动发展。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土空间内的不同区域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国土空间范围内选择不同的区域，重点推进其开发和建设，不仅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形式，也是国家治理中地理空间思维的主要表现。边疆的开发和建设不到位或未受到足够重视、海洋国土被忽视或未被纳入开发和建设的规划等，都是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另外，数十年的对外封闭和周边安全形势的严峻，不仅影响到国家在发展中对边疆的开发和建设，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将边疆作为军事布防区域和国家安全纵深的考虑。
今天，中国的国家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整体发展阶段。中国经过改革开放推动下的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并且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在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后，全面的小康社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并对全球经济及其他国际问题的解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土空间内的若干个区域的重点发展已经取得成效，并逐渐连成一片。在这样的形势下，选择若干个区域重点开发和建设产生的效益在逐渐递减，国家发展必须采取整体发展的方式，即全面规划，整体推进。
与此同时，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快速提升。因此，中国也越来越融入世界，发展的外部性特征越来越突出：中国的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质量都在快速增长，而且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在投资、商贸、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的海外活动越来越频繁，居留海外人数大幅攀升；从海外进口的能源和战略性资源的数量越来越多，资源供给地和运输线的影响日渐突出；军事安全和其他非传统安全的外部影响越来越突出，国家安全越来越受制于境外因素；中国参与全球性事务的程度越来越深，国家能力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都不局限于领土的范围，而是越来越全球化了。相应地，中国的周边关系、地缘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等，在其中都产生着越来越突出的实质性影响。
在这样的阶段和形势下，有效的国家治理对国家发展的意义更为突出。而国家的治理也必须改变传统治理中对地理空间思维不够重视的状况，或者说，要对传统的地理空间思维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检讨，在国家治理中重新构建与形势相适应的地理空间思维。
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应该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中，成为国家治理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地理空间思维要求在国家治理中重视地理空间规划和管理，重视地理空间条件和地理空间规划在促进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把地理空间的规划或谋划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向度；根据国家发展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以及国家治理的战略，进行全面的地理空间规划，构建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战略；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维护好已有的地理空间环境，努力为国家发展争取有利的地理空间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好地理空间条件。
诚然，在国家治理中形成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地理空间思维，是国家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然而，国家治理之全面合理的地理空间思维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构建的产物。只有执政党充分意识到地理空间思维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并持之以恒地将地理空间思维应用于国家治理的框架或方略中，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真正意义上的地理空间思维构建才算实现。
另外，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构建也必须适时推进。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涉及到国家发展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两个方面。在国家进入整体发展阶段以后，在国家治理中构建完善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够促进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适时转型。而在当今这样一个国家拥挤的时代，国家间的边疆争夺愈演愈烈，国家必须适时调整边疆观念和制定边疆战略。不论是从国家内部还是从国家外部来看，国家调整地理空间思维的时机都是稍纵即逝的。因此，在国家治理中构建全面合理的地理空间思维，已经是一个时不我待的问题。
地理空间思维构建中的重大议题
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的构建，涉及到国家治理的每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国家治理的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具有和体现地理空间思维。但是，从整体上看，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构建，主要涉及到四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对国家领土空间进行规划和空间区分，主要是确定国家的领土边疆，以及领土边疆的类型和发展规划；二是对国土空间的开发和利用进行规划，主要是划分国土空间的不同功能区，强化国家地理空间的经济布局；三是制定各个行政区域的发展规划，这主要涉及各级政府对辖区内不同区域的开发利用及布局；四是注重对国家发展的外部空间的拓展和维护，这主要涉及非领土(或超领土) 边疆的确定和维护。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地理空间思维的构建已经展开并正在凸显。在中国具有最高决策文件意义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并阐述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原则。该原则要求：“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5］在国家的最高决策文件中明确阐述地理空间规划方面的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毫无疑问，这样的地理空间思维是清晰的，其意义不可低估。但是，这里的地理空间思维只是从经济开发和建设的角度，涉及到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中的一些方面，主要是国土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从发展海洋经济的角度涉及到海洋国土或海洋边疆的内容，并没有全面覆盖国家治理中地理空间思维的所有领域，甚至没有涉及到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中许多本质的内容。从当前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来看，国家治理之地理空间思维的构建问题，除了国家已经高度重视的国土空间开发和利用的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问题
(这也是国家治理中地理空间思维的核心内容之一) 以外，还有以下意义重大且具明显紧迫性的议题。
一是陆地边疆范围的确认和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陆地边疆是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它因为与核心区域具有明显的差异和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治理而被划定。边疆是构建的产物，具有可变性。中国的陆地边疆虽然形成得早且面积广大，但随着长期的边疆治理不断取得成效，边疆与内地的分界线不断向外推移，陆地边疆的范围日渐模糊，不论是西部开发中的“西部”，还是“兴边富民”工程中的“边境县”的概念，都无法界定陆地边疆的范围，因而难以形成有针对性的边疆治理之策。国家治理中长期将边疆与“民族地区”混为一谈，进而在民族问题的框架下讨论边疆问题，已经出现了边疆政策失准的问题，并对边疆治理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在边疆治理中构建地理空间思维，就必须对陆地边疆的范围进行明确界定，进而制定国家层面的边疆治理战略。
二是在强化海洋国土意识的基础上重新规划海洋边疆。随着海洋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凸显，发展海洋经济和建设海洋强国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是，要建设海洋强国，首先就必须重视海洋国土，明确海洋国土的状况，维护好国家的海洋边疆，构筑起牢固的海洋边疆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开发海洋国土，进而走向深蓝。中国的海洋疆域辽阔，但由于长期对海洋边疆重视不够，维护海洋边疆面临着重重困难，海洋边疆危机四伏。在这样的形势下，要维护海洋边疆及相关权益，必须充分运用行政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手段。但是，这又要以国家的海洋战略为基础。因此，从国家海洋国土空间管理的角度构建国家的海洋边疆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三是尽早建立国家的太空边疆框架，维护国家的太空利益。在航天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国家间的边疆争夺迅速地超越了陆地、海洋和天空，进入到了太空和外太空领域，形成了激烈的太空边疆争夺。中国作为一个太空大国，其包括卫星、载人航天器、空间站等在内的太空飞行器不仅数量日渐增多，而且对国土范围内的所有利益和国际地位等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面临着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巨大的威胁。早在上世纪后期就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的美国，早就作好了太空战的准备。有人预测，如果全球大国发生军事冲突，那么国家间的对决将首先发生于太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也必须未雨绸缪，及早进行确定太空边疆和维护太空利益的谋划。
四是界定国家的利益边疆，切实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20 世纪 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6］，并将其逐渐付诸实践。今天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尤其是美国重返亚太等，不仅体现着利益边疆思维，而且是以一定的利益边疆战略为基础的。中国在越来越融入世界和海外利益日渐凸显的情况下，国家利益的边界必然随之向外延伸。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能自缚手脚，“必须根据国家海外利益的意义划分不同的圈层，如将其划分为核心区域、拓展区域、边缘区域等，确立海外利益格局的构成，并用国家的力量对其进行维护”［7］。
五是明确国家的战略边疆，凸显国家的战略利益。战略边疆通常被看作“一国国力和影响力所能达到的、可控制的地理与空间区域，它是国家实力、战略意志以及国家战略能力的投射范围”［8］，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紧密相关。今天的中国，国家利益外向度日渐加强。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的维护，都需要在一个超越于领土的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加以考虑和谋划。在一个高度博弈的世界中，能否充分运用国家治理的地理空间思维，为国家的发展拓展有利的外部空间，既关乎国家的长远利益，也直接影响国家的眼前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战略利益，中国也需要构筑自己的战略边疆，并根据国家的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构建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开展外交活动，巩固国家的战略边疆。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