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纪宏:“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法理空间初探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0 次 更新时间:2026-11-22 23:49

进入专题: 域内法治域外化   涉外法治   宪法效力  

● 莫纪宏 (进入专栏)  

 

摘要:在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域内法治域外化”是与“域外法治域内化”辩证共生的核心涉外法治形态,是主权国家法治体系向外延伸、适配全球化治理需求的正当法治实践。区别于单边主义的长臂管辖与无边界的国内法域外扩张,域内法治域外化以互利共赢为核心价值导向,依托主权国家宪法法律效力的全域延伸,精准界定国内法治的域外实施边界,实现域内法治与域外法治、国际法治的同频共振。本文通过辨析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域外法治域内化的对应法理关系,厘清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正当性内涵、边界规则、宪法法理依据与全球治理价值,论证其并非法治霸权的扩张,而是主权国家法治价值的合理延伸、宪法效力的有序拓展、全球法治价值均衡流动的重要载体。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制度化推进,能够完善主权国家涉外法治体系、强化海外权益保障能力,推动全球治理法治化升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法治根基。

关键词:域内法治域外化;域外法治域内化;涉外法治;宪法效力;问题缘起

 

全球化深度演进与百年变局交织叠加,使得主权国家的法治治理不再局限于传统领土疆域的物理边界,法治的效力辐射、价值传导与功能覆盖逐步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国内法治与国外法治(包括国际法治、外国法治)双向互动、内外融通的全新法治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将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整体布局加以考虑,为新时代涉外法治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笔者作为国内涉外法治理论研究最早的一批学者之一,长期深耕涉外法治底层逻辑、内外法治辩证关系、国内法域外适用、宪法效力延伸等核心领域,首次系统构建了“域内法治域外化—域外法治域内化”的二元涉外法治分析框架,破解了传统法学理论中内外法治割裂、涉外法治定性模糊、国内法域外适用边界不清等理论难题,为涉外法治的法理建构与实践落地提供了坚实学理支撑。

当前学界关于涉外法治的研究,多聚焦于涉外立法完善、反长臂管辖制度构建、国际规则对接等实操层面,对涉外法治的基础法理形态、内外法治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国内法治域外延伸的正当边界等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尚不充分。既有研究往往混淆“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单边长臂管辖、无限制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概念边界,忽视其与“域外法治域内化”的辩证共生关系,未能充分阐释其宪法法理根基与全球治理价值,导致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存在碎片化、表层化问题,难以有效指导新时代涉外法治高质量发展。

基于笔者涉外法治系列研究成果,本文立足涉外法治底层法理逻辑,以“域内法治域外化”为核心研究对象,构建系统性法理分析框架。核心研究维度包含四方面:其一,确立“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域外法治域内化”的对应性法理关系,阐释二者作为涉外法治双重存在形态的互补价值与协同功能;其二,厘清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核心内涵与边界,明确其与长臂管辖、无序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本质差异,论证其互利共赢的法治本质;其三,深挖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宪法法理依据,阐释其对主权国家宪法时间、空间、对人对事效力的延伸作用,明晰宪法域外实施的清晰边界;其四,剖析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全球治理价值,论证其对法治价值全球均衡流动、全球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赋能作用。通过系统性法理阐释,弥补当前涉外法治基础理论研究短板,为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涉外法治的二元形态: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域外法治域内化的辩证共生

笔者在涉外法治底层逻辑研究中曾经明确指出,涉外法治并非独立于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单一法治形态,而是国内法治与国外法治交叉融合形成的特殊法治状态,其底层法理逻辑根植于“内外双向互动”的法治运行规律。从形式逻辑与法治实践形态来看,涉外法治包含两大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存在形式,即“域外法治域内化”与“域内法治域外化”,二者双向赋能、相互制衡、协同发力,共同构成完整的涉外法治运行体系,共同实现涉外法治的治理价值与制度功能。长期以来,学界与实务界多侧重关注域外法治域内化的实践价值,即借鉴吸收域外优秀法治经验、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完善国内法治体系,却普遍忽视域内法治域外化的独立法理价值与实践功能,导致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呈现“单向度”失衡状态,难以适配双向开放的全球化法治需求。唯有厘清二者的对应性关系、差异化功能与协同机制,才能完整把握涉外法治的本质内涵。

(一)域外法治域内化的法理内涵与核心功能

所谓“域外法治域内化”,是指主权国家立足本国法治建设需求,合理借鉴、吸收、转化域外法治理念、法律规则、制度体系、实践经验与发展成果,将域外优秀法治资源本土化、制度化,融入本国域内法治体系的法治运行过程与法治状态。其核心逻辑是“域外法治资源向内输入、本土法治体系迭代升级”,是主权国家主动对接国际法治、吸纳人类优秀法治文明成果、缩小本国法治发展差距、完善国内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涉外法治“向内赋能”的核心形态。

笔者在《“域外法治域内化”命题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刍议》中系统阐释了域外法治域内化的正当性与实践价值,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法治发展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域外法治蕴含的普适性法治理念、成熟的制度设计、高效的治理模式以及相对稳定的法治成果,能够为主权国家域内法治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域外法治域内化的核心特征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主动性,是主权国家基于自身法治发展需求的自主选择,而非被动接受域外法治强制输出;二是选择性,并非全盘照搬域外法治规则,而是结合本国国情、制度属性、法治传统进行筛选、转化与适配,剔除不符合本国法治底色的霸权性、排他性规则;三是适配性,所有域外法治资源的内化吸收,均以不违背本国宪法原则、不冲击本国法治体系根基、不损害本国国家利益为前提,始终坚守本土法治的主体性,对域外法治发展成果的直接利用也必须符合利大于弊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原则。

从法治功能来看,域外法治域内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完善域内法治体系、提升本土治理能力。其一,丰富国内法治价值内涵,吸纳国际通行的公平、公正、透明、权责一致等普适性法治价值,弥补本土法治价值的短板,推动国内法治价值体系现代化;其二,完善国内法律制度体系,借鉴域外商事、知识产权、生态治理、涉外纠纷解决等领域的成熟立法经验,填补国内法治领域制度空白,优化法律规则体系;其三,提升国内法治实施效能,吸收域外高效的执法、司法、法律服务机制,推动国内法治运行机制精细化、专业化、国际化;其四,搭建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对接桥梁,减少内外法治规则冲突,为本国法治向外延伸、参与全球治理奠定基础;其五,有效地利用域外法治的法治价值成果,减少和降低域内法治发生法律效力的制度成本,实现法治运行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均衡化,最大限度地发挥法治价值在保障权利、维护秩序方面的制度功能。

我国法治建设的百年发展历程,本质上也是持续推进域外法治域内化的过程。从近代西方法治理念的引入与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完善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再到新时代借鉴全球治理法治经验完善涉外法治、数字法治、生态法治体系,域外法治域内化始终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例如,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充分借鉴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域外先进制度经验,结合本国发展实际完成本土化改造,实现了知识产权法治的跨越式发展;我国涉外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也吸纳了全球商事法治的成熟实践,有效提升了我国涉外司法治理能力。我国积极参与域外民商事法律纠纷的调解、仲裁和审判,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法治和国外法治等外部法治资源来实现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减少不同法治形态之间的直接对抗,实现不同形态法治之间的对话、协商、接纳、互助和融通。

(二)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法理内涵与基础定位

与域外法治域内化的“向内吸纳”逻辑相对应,域内法治域外化是涉外法治“向外延伸”的核心形态,是主权国家立足自身法治体系的正当价值与制度优势,在尊重国际法治秩序、尊重他国法治主权、遵循互利共赢原则的前提下,推动本国域内法治的价值理念、规则体系、治理效能合理向外延伸,实现本国法治在域外空间的正当适用、有效落地与价值辐射的法治状态。其核心逻辑是“本土法治价值向外输出、域外法治空间正向赋能”,是主权国家法治主权、法治能力、法治自信的集中体现,是国内法治“离岸”特征的重要体现,是国内法治价值的外溢效应,是涉外法治双向互动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在涉外法治底层逻辑研究中强调,传统法治理论将国内法治局限于领土疆域之内,割裂了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内在关联,忽视了主权国家法治效力的天然延伸属性。事实上,国内法治包含“涉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两大组成部分,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国内法治体系。涉内法治聚焦本国领土范围内的内部事务治理,而域内法治域外化作为涉外法治的核心形态,是国内法治治理效力、价值功能的合法延伸,突破了传统领土法治的物理局限,适配了全球化时代人员、资本、技术、要素跨国流动的法治需求。

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核心内涵可从三个层面精准界定:其一,价值层面,以本国宪法确立的法治价值、基本原则、治理理念为核心,向外传递公平正义、互利共赢、合作共治的法治内核;其二,制度层面,依托本国合法有效的涉外法律体系,在国际法框架内,对涉及本国公民、企业、国家利益的域外事务行使正当法治管辖权、实施法治保障,这是在传统国际私法“属人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国内法治价值功能进一步拓展;其三,实践层面,通过跨国立法执法司法领域的系统性法治合作、域外权益保障、国际规则参与、法治文明互鉴等方式,增加法治自信,尊重域外对域内法治的信任和选择,实现域内法治功能的域外落地,构建内外融通的法治治理格局。

从法理定位来看,域内法治域外化本质上是主权国家法治主权的正当行使。主权是法治效力的基础,完整的国家主权不仅包含领土主权、政治主权,更包含法治主权,法治主权的效力范围天然覆盖本国公民、法人及国家利益所及的域外空间。域内法治域外化并非对他国主权的侵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而是主权国家基于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普遍管辖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正当行使法治主权的体现,是现代法治所具有的丰富法治价值内涵的展现,是现代涉外法治体系的应有之义。

(三)二元形态的辩证关系与协同法治价值

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域外法治域内化并非相互独立、彼此割裂的两种法治形态,而是辩证统一、双向赋能、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二者共同构建了涉外法治的完整运行逻辑,彰显了涉外法治“内外融通、开放包容、互利共生”的核心特质。笔者曾经明确指出,完整的涉外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向内吸纳”与“向外延伸”双向发力,既要通过域外法治域内化完善本土法治体系,夯实法治向外延伸的基础;也要通过域内法治域外化拓展本土法治效能,提升本国法治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二者缺一不可。

从内在逻辑关系来看,二者存在三重核心关联。一是基础与延伸的关系,域外法治域内化是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基础前提。主权国家只有持续吸纳域外优秀法治资源、完善本土法治体系、提升法治现代化水平,才能具备向外延伸法治价值、参与全球法治治理的能力,缺乏完善本土法治支撑的域外法治延伸,必然沦为无序的法治扩张。二是赋能与反哺的关系,域内法治域外化是域外法治域内化的价值升华。本土法治向外延伸、参与全球法治互动,能够在国际法治实践中发现本土法治短板,反向推动域外优秀法治资源的精准内化,实现本土法治的迭代升级。三是制衡与平衡的关系,二者相互制衡、动态平衡,避免涉外法治发展单向化、极端化。单一的域外法治域内化,容易导致本土法治话语权弱化、法治自主性缺失;单一的域内法治域外化,容易引发法治扩张、规则冲突,唯有二者协同推进,才能实现内外法治良性互动。

从法治功能协同来看,二元形态的共生运行,实现了涉外法治价值的最大化。域外法治域内化解决了“本土法治提质升级”的问题,通过吸纳人类优秀法治文明成果,让本国法治适配国际通行标准;域内法治域外化解决了“本土法治赋能全球”的问题,通过输出优质法治价值、参与国际规则构建,提升本国法治国际影响力。二者协同发力,既保障了主权国家法治的自主性、主体性,又实现了法治的开放性、包容性,既立足本土完善治理,又面向全球贡献法治智慧,完美契合了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战略要求。

从全球法治格局来看,二元法治形态的常态化运行,打破了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霸权格局。长期以来,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涉外法治实践,呈现出“单向域外法治输出、强制他国法治内化”的霸权逻辑,本质是不平等、不对等的法治掠夺。而我国倡导的双向涉外法治形态,坚持平等互鉴、互利共赢,各国均可根据自身需求吸纳域外法治资源、延伸本土法治价值,实现全球法治多元共生、均衡发展,为全球法治治理提供了全新范式。

二、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核心边界:正当延伸与霸权扩张的本质区分

当前学界与国际社会对国内法治域外延伸的认知误区,集中体现为将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单边长臂管辖、无限制国内法域外适用、法治霸权扩张混为一谈,片面否定主权国家法治域外延伸的正当性。基于笔者提出的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域内法治域外化拥有清晰、严谨、合法的法理边界与实践准则,其本质是域内法治价值与功能的正当、合理、有限延伸,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法治扩张存在本质区别,是互利共赢、尊重主权、恪守法治的良性涉外法治状态。精准厘清其边界内涵,是把握域内法治域外化法理空间、规范涉外法治实践的核心关键。

(一)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核心特质:有限延伸、互利共生、尊重多元

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正当性,根植于其区别于法治霸权的核心特质,其运行全程恪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他国法律主权原则、尊重多元法治格局、坚守互利共赢价值导向,具备明确的法理边界与实践约束,绝非无底线、无边界的法治扩张,其正当特质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

第一,边界的法定性与有限性。域内法治域外化并非主权国家的任意法治扩张,而是严格依托国际法准则与本国宪法法律开展的有限法治延伸。从法理依据来看,其必须恪守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条约必须遵守等国际法核心原则,不得突破国际法框架行使域外法治权力;从国内依据来看,其必须以本国宪法为根本遵循,依托《对外关系法》《国家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等涉外法律法规精准实施,严格限定适用场景、适用对象、适用范围。其适用边界严格限定于:保护本国公民、企业、机构的海外合法权益;维护本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参与全球公共法治治理、化解跨国法治纠纷、维护国际法治秩序。超出该边界的法治延伸,即不属于正当的域内法治域外化范畴。

第二,价值的互利性与共赢性。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核心价值导向不是“单边利己”,而是“双向互利、多元共赢”,这是其区别于长臂管辖的核心本质。笔者认为,正当的涉外法治域外延伸,绝不以牺牲他国利益、干涉他国内政、垄断国际规则为代价,而是在保障本国合法权益的同时,尊重他国法治主权与法治秩序,推动不同国家法治形态之间的同频共振、协同发展。一方面,域内法治域外化能够有效延伸本国法治保护半径,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公民、海外机构提供全方位法治保障,化解海外法治风险、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其通过输出公平公正、合作共治的法治价值,参与跨国法治合作、完善全球法治规则,能够为他国涉外法治实践提供参考,推动全球法治治理体系优化升级,实现各国法治共同发展。

第三,运行的包容性与同频性。域内法治域外化坚持尊重国际法治、尊重外国法治的多元包容原则,摒弃单一法治中心主义,追求不同法治形态的相互理解、有效对话、和谐共生、同频共振。在实践运行中,始终坚持三项核心准则:一是尊重他国法治主权,绝不强行将本国法律规则施加于他国主体、他国事务,不干涉他国正常法治运行;二是对接国际法治秩序,主动遵守本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与国际规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三是推动法治互鉴共生,依托域内法治的价值优势与制度优势,与不同国家、不同形态的法治体系开展良性互动,实现多元法治价值的融合共生、协同赋能。中意警务联合巡逻机制正是该特质的典型实践,双方基于平等互利的双边合作协议开展域外警务协作,既保护了本国海外公民权益,又尊重了对方国家法治主权,实现了两国法治的良性互动、同频共振。

(二)域内法治域外化与长臂管辖、无序域外适用的本质差异

为精准界定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法理边界,必须从法理逻辑、价值导向、实践模式、国际影响四个维度,严格区分其与无限制国内法域外适用、单边长臂管辖的本质差异,破除认知误区。笔者在反制长臂管辖、完善涉外法治体系的相关研究中,对二者的核心差异作出了系统性界定,为区分正当法治延伸与霸权法治扩张提供了明确法理标准。

其一,法理逻辑不同。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法理基础是主权平等、合法延伸、互利共赢,依托国际法传统管辖规则与主权国家正当权益,是法治效力的合理拓展,具备坚实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法理依据;而长臂管辖与无序国内法域外适用的法理基础是法治霸权、单边主义、利益至上,突破国际法管辖边界,滥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规则,缺少不同形态法治之间的有效对话,随意将本国法律效力强加于他国主体、跨国事务,缺乏正当国际法依据,本质是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违背。

其二,价值导向不同。域内法治域外化以双向互利、多元共赢、全球善治为核心导向,兼顾本国权益、他国权益与国际公共利益,追求内外法治良性互动、全球法治均衡发展;而长臂管辖以单边利己、霸权垄断、规则排他为核心导向,完全服务于本国私利,通过单方面制裁、管辖、约束他国主体,打压竞争对手、垄断国际规则,牺牲他国合法权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对抗性。

其三,实践边界不同。域内法治域外化具备严格的法定边界与实践约束,仅适用于保护本国海外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参与全球公共治理等法定场景,全程尊重他国法治主权与国际法治秩序,依托双边、多边法治合作开展实践;而长臂管辖是无边界、无约束的单边扩张,随意扩大本国法律适用范围,对与本国无实质关联的跨国事务、他国主体行使管辖权,是要把本国法律效力强加于他国及他国法律主权所保护的个人、社会组织身上,无视国际法规则与他国法治秩序,以国内法替代国际法、凌驾于他国法治之上。

其四,国际影响不同。域内法治域外化能够推动多元法治共生、优化全球治理格局,促进不同法治体系互学互鉴、协同发展,助力全球法治价值均衡流动,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法治秩序;而长臂管辖会引发全球法治秩序混乱、加剧国际法治冲突、破坏法治多元格局,导致各国法治对抗加剧、全球治理碎片化,严重冲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全球法治不稳定、不确定性的重要诱因。

(三)域内法治域外化的边际约束体系

基于正当法治延伸的核心定位,域内法治域外化并非自由放任的法治实践,而是受多重法理规则、制度机制、价值准则约束的规范化法治运行过程,形成了完善的边际约束体系,从根本上杜绝法治霸权扩张的可能。具体说,该约束体系主要包含三重维度。

一是国际法规则约束。域内法治域外化必须恪守《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核心原则,严格遵循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性管辖、普遍管辖的法定适用条件,不得突破国际法框架创设单边管辖规则,不得违背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义务,始终以国际法为域外法治延伸的首要边界。

二是国内宪法法律约束。宪法是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根本遵循,所有域外法治延伸实践必须符合宪法原则、宪法精神与宪法规定,不得与宪法确立的国家制度、法治价值、主权边界相抵触。同时,必须严格依据《对外关系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涉外专项法律开展,所有域外法治行为均需具备明确的国内法依据,实现“于法有据、于宪有据”。

三是互利共赢价值约束。价值准则是域内法治域外化的软性核心边界,所有域外法治实践必须坚守互利共赢、合作共治的价值导向,以化解跨国法治难题、保障各方合法权益、推动全球法治进步为目标。凡是损害他国合法权益、破坏国际法治秩序、引发法治对抗的单边法治扩张行为,均被排除在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正当范畴之外。

三、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宪法法理根基:宪法法律效力的全域延伸与边界界定

笔者曾提出,域内法治域外化的终极法理根基是主权国家宪法法律效力的全域延伸,是宪法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对人对事效力突破传统领土边界、适配全球化治理需求的正当结果。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整个法治体系的核心根基,域内法治的所有域外延伸实践,本质上都是宪法效力的域外落地与价值传导。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制度化推进,不仅实现了宪法法律效力的全方位覆盖,更为主权国家宪法的域外实施、涉外适用划定了清晰、稳定、可预期的法理边界,破解了长期以来宪法域外效力模糊、涉外法治缺乏根本法支撑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一)宪法法律效力的域外延伸逻辑:从领土法治到全域法治

传统宪法学理论受领土主权观念局限,将宪法效力范围严格限定于本国领土疆域之内,认为宪法仅对国内事务、国内主体、国内行为具有约束力,否认宪法的域外效力延伸空间。这种传统理论范式根植于封闭化、本土化的法治治理格局,无法适配全球化时代要素跨国流动、利益跨国延伸、风险跨国传导的新时代特征,难以解释和支撑涉外法治的正当性,导致涉外法治长期缺乏根本法层面的法理支撑。

笔者认为,要突破传统领土法治理论桎梏,必须重构宪法效力的全域性法理逻辑。其核心观点在于:宪法的法律效力并非单纯的领土属地效力,而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覆盖国家利益所及全域的完整效力体系,既包括国际法意义上被视为主权国家“领土”一部分的驻外使领馆、航空器内、远洋船只内等等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域外领土,也包括了海外中国企业和公民集中居住、不违反所在国家主权和安全前提下所形成的“华人社区”,还包括通过互联网等虚拟空间连接起来的中国企业、组织、机关和公民赖以生存生活的网络空间等等。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决定了宪法效力的完整性,主权国家的利益边界、治理需求、权益保护范围突破领土疆域,宪法的法律效力必然随之合理延伸,形成“主权全覆盖、利益全覆盖、法治全覆盖”的宪法效力格局。域内法治域外化,正是宪法效力从领土空间向域外空间、从本土事务向跨国事务、从国内主体向海外主体的有序延伸,是宪法根本法地位在涉外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

从法理层级来看,宪法是所有涉外法治实践的根本依据,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各项制度、规则、实践,均是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的具体化、制度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维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根本原则天然包含对海外公民、海外机构、海外国家利益的法治保护。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所有实践,都是对宪法根本宗旨的落实,是宪法保障功能、治理功能、主权维护功能的域外延伸,具备坚实的根本法法理依据。

(二)域内法治域外化对宪法三重效力的延伸落地

域内法治域外化精准实现了宪法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对人对事效力的全方位延伸,构建了宪法全域效力体系,让宪法根本法价值覆盖涉外法治全领域、全过程。域内法治域外化对宪法三重效力的延伸逻辑与实践形态,为宪法域外适用、涉外法治根本法建构提供了核心支撑。

第一,宪法时间效力的延伸。宪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宪法生效、失效、溯及力的时间覆盖范围。传统理论中,宪法时间效力仅适用于国内法治运行的时间维度,无法覆盖跨国事务的时间跨度。全球化背景下,大量跨国法律事务、涉外权益纠纷、跨境风险治理具有长期性、持续性、跨周期特征,单一的国内时间效力无法实现有效治理。域内法治域外化通过涉外法治制度构建,将宪法的时间效力延伸至跨国法治全过程、全周期,实现对持续性涉外法律关系、长期海外权益、跨周期涉外风险的全程规制与保护。无论是海外公民的长期权益保障、跨境企业的持续经营法治保障,还是跨国纠纷的长效化解,均依托宪法时间效力的延伸实现规范化治理,确保宪法法治价值贯穿涉外事务全生命周期,宪法时间效力的域外延伸也包括了在涉外法律事务合同中以北京时间为履行合同期限的作准时间。

第二,宪法空间效力的延伸。宪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宪法法律效力的地域覆盖范围,是传统宪法效力最核心的维度,也是最具突破意义的延伸维度。传统空间效力严格限定于本国领土、领海、领空等固有疆域,而域内法治域外化彻底突破了领土边界局限,构建了“领土疆域+利益疆域”的双层空间效力体系。一方面,坚守固有领土空间的宪法绝对效力,夯实本土法治根基;另一方面,将宪法空间效力合理延伸至本国利益所及的域外空间,包括海外投资区域、跨境贸易领域、海外公民聚居区域、国家海外战略利益区域等。通过空间效力延伸,实现了哪里有中国公民、中国企业、中国国家利益,哪里就有中国宪法法治的保护与规制,彻底破解了域外法治保护空白、治理缺位的难题,把法治为民的法治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涉及到的区域。

第三,宪法对人、对事效力的延伸。宪法的对人效力、对事效力,是指宪法对主体行为、社会事务的约束与保护范围。传统模式下,宪法仅约束本国境内的公民、法人、社会组织与国家机关,仅规制国内社会事务和国家治理活动。域内法治域外化实现了对人、对事效力的全域延伸:在对人效力层面,延伸覆盖所有海外中国公民、境外中国企业与机构,同时基于对等原则、互利原则对涉外外国主体形成合理规制;在对事效力层面,延伸覆盖所有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跨国事务、涉外纠纷、跨境风险治理、国际合作事务,实现宪法对涉外主体、涉外事务的有效规制与全面保护。

(三)依托域内法治域外化划定宪法域外实施的清晰边界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域外适用、涉外效力的边界模糊问题,是制约涉外法治规范化发展的核心法理难题。宪法效力全域延伸并非无边界扩张,而需要明确的制度载体与法理边界,域内法治域外化恰好承担了宪法域外实施边界界定的核心功能,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法治延伸实践,为宪法域外效力划定了合法、清晰、可操作的法理边界,实现了宪法域外适用的规范化、法治化。

首先,界定了宪法域外实施的权限边界。域内法治域外化明确了宪法域外效力的行使主体、行使权限与行使方式,厘清了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不同涉外法治环节的宪法实施权限,杜绝宪法效力的滥用与错用。通过涉外法治体系制度化建设,明确不同国家机关在宪法域外实施中的职责分工,确保宪法域外效力的行使严格依法、规范有序,既充分发挥宪法的全域保护功能,又避免域内公共权力的盲目扩张引发的法治冲突。

其次,界定了宪法域外实施的场景边界。依托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实践准则,明确宪法域外效力仅适用于三大核心场景:一是海外合法权益保护场景,保障我国公民、企业、机构的域外人身权、财产权、发展权等合法权益;二是国家核心利益维护场景,防范化解域外风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三是全球公共治理场景,参与跨国法治合作、化解全球法治难题、维护国际法治秩序。彻底排除了单边制裁、干涉他国内政、强制规则输出等霸权场景,明确宪法域外实施的正当场景范围。

最后,界定了宪法域外实施的冲突边界。域内法治域外化构建了宪法域外效力与他国宪法效力、国际法治效力的冲突协调机制,明确了当本国宪法域外效力与他国法治秩序、国际规则产生冲突时,坚持主权平等、互利协商、规则对接的解决原则,摒弃单边对抗、强制管辖的霸权模式,实现不同法治效力的兼容共生、有序衔接,从根本上化解宪法域外实施的法理冲突与实践矛盾。

综上,域内法治域外化本质上是宪法全域效力的制度化落地形态,既实现了宪法根本法价值的全域覆盖、全方位赋能涉外法治,又通过清晰的边界约束,确保宪法域外实施合法合规、有序有度,为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筑牢了根本法法理根基。

四、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全球治理价值:法治价值均衡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笔者提出的涉外法治理论始终立足全球治理格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涉外法治不仅是维护本国权益的工具,更是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人类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域内法治域外化作为涉外法治的核心正向形态,突破了传统法治本土化、封闭化局限,打破了西方法治霸权主导的全球法治价值单向流动格局,能够推动全球法治价值要素均衡流动、全球治理体系法治化升级、国际法治秩序公正重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具备深刻的全球治理价值与时代价值。

(一)破解全球法治价值失衡困境,推动法治要素全球均衡流动

当前全球法治格局呈现严重的价值失衡、流动单向、霸权垄断困境,是全球治理碎片化、国际矛盾冲突频发的重要法治根源。长期以来,少数西方国家凭借经济、科技、军事优势,主导全球法治规则制定,垄断全球法治价值输出,推行单一西方法治模式,将自身法治理念、法律规则、治理模式强制输出至全球各国,形成“西方输出、非西方被动接受”的单向法治价值流动格局。这种单向流动模式,忽视了各国法治文明的差异性、多样性,否定了发展中国家的法治价值与制度优势,导致全球法治价值体系单一化、同质化,引发大量法治冲突、规则对立、治理失衡问题。

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制度化推进,彻底打破了这种单向垄断的法治价值流动格局,构建起多元平等、双向互动、均衡普惠的全球法治价值流动新范式。我国通过域内法治域外化,基于互利共赢原则,向外输出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适价值的法治理念、治理规则与实践经验,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合作共赢的涉外法治理念、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治理逻辑、多元纠纷化解的制度优势等,丰富了全球法治价值体系,打破了西方法治价值的垄断地位。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2月25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强化企业合规意识,保障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上述论述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要求,为域内法治域外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引。将法治建设的中国经验通过“域内法治域外化”有效地传播出去,有利于充分展现中华法治文明对世界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同时,域内法治域外化坚持多元法治平等互鉴原则,不搞法治模式输出、不搞价值霸权、不强制他国照搬中国法治模式,而是通过当事人自愿选择、法治价值共享、制度经验交流、跨国法治合作,推动各国优质法治要素自由流动、互补融合。一方面,让中国优质法治价值、治理经验惠及全球,为发展中国家法治现代化提供新路径、新参考;另一方面,通过全球法治互动吸纳各国优秀法治成果,反向完善本土法治体系,实现全球法治要素的良性循环、均衡配置,从根本上破解全球法治价值失衡难题。

(二)赋能全球治理体系升级,提升全球治理法治化能力

法治化是全球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式”不仅仅具有中国域内的意义,也是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根本路径。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核心难题,在于治理规则碎片化、治理机制霸权化、治理效能低效化,缺乏公正合理、普惠共赢的法治化治理体系。域内法治域外化通过法治规则输出、治理机制创新、法治实践赋能,全方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升级,显著提升全球治理整体效能。

首先,完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规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当前大量全球治理规则由西方国家主导制定,存在明显的利己性、排他性、霸权性,难以适配全球多元治理需求。我国通过域内法治域外化,将本国成熟的涉外法治制度、公平普惠的治理理念融入国际规则体系,积极参与跨境贸易、数字经济、生态治理、公共卫生、反腐败、反恐等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弥补全球治理规则空白,修正不合理的霸权规则,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

其次,创新全球法治治理机制。域内法治域外化催生了一系列新型跨国法治合作机制,打破了传统全球治理的对抗性、排他性模式。中意警务联合巡逻、设立国际调解院、“一带一路”律师联盟(BRILA)、跨境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等新型法治实践,均是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创新成果,构建了平等协商、合作共治、互利共赢的全球法治治理新机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法治方案。

最后,提升全球治理法治化效能。域内法治域外化聚焦跨国治理难题,精准回应全球治理现实需求。针对跨境权益保护、跨国风险防控、跨境纠纷化解、全球公共利益维护等共性难题,通过本土法治能力的域外延伸,提供高效、务实、普惠的法治解决方案,有效化解全球治理痛点难点问题,提升全球治理的规范化、精细化、高效化水平,推动全球治理能力现代化升级。

(三)重塑公正合理国际法治秩序,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法治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其构建离不开公正合理、多元共生、普惠共赢的国际法治秩序。法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基石,没有稳定公正的国际法治秩序,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就缺乏制度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便无从落地。域内法治域外化通过重构全球法治互动模式、重塑国际法治秩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核心法治支撑。

一方面,域内法治域外化颠覆了霸权主义国际法治旧秩序。传统国际法治秩序本质是西方霸权主导的不平等秩序,以单边主义、强权政治、规则垄断为核心特征,服务于少数西方国家的私利,严重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完全相悖。域内法治域外化坚持主权平等、互利共赢、多元共生的法治理念,倡导各国法治平等互鉴、规则共建共享、利益共存共荣,反对单边长臂管辖、法治霸权、规则霸凌,从法治层面打破霸权秩序桎梏,推动国际法治秩序向公正合理、普惠共赢方向转型。

另一方面,域内法治域外化构建了合作共赢的国际法治新范式,精准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所有实践,均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维护全球公共利益、实现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通过法治价值共享、法治规则共建、法治成果共用,推动各国在法治框架下深化合作、化解分歧、凝聚共识。在经贸领域,通过涉外法治延伸保障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助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在安全领域,通过跨国法治合作防控跨境风险、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在民生领域,通过域外法治保护保障各国公民跨境合法权益,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此外,域内法治域外化能够强化全球法治共识、凝聚人类共同价值。通过持续的法治价值溢出与法治实践互动,传播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法治理念,推动各国超越制度差异、文化差异、利益分歧,形成共通的全球法治共识,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制度基础,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五、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基于笔者对涉外法治理论的法理阐释,域内法治域外化具备坚实的法理根基、清晰的边界规则、独特的制度功能与重大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全球治理法治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核心抓手。但从当前我国实践来看,域内法治域外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制度规则不够健全、实践机制不够成熟、国际话语权不足、人才队伍短缺等现实困境,制约了其法治价值与治理功能的充分发挥。立足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要求,结合笔者提出的涉外法治体系化建设思想,需要针对性完善域内法治域外化的理论、制度、实践体系,推动其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一)当前域内法治域外化的现实实践困境

第一,基础理论体系有待深化。当前学界对域内法治域外化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对其与域外法治域内化的辩证关系、与长臂管辖的边界区分、宪法法理依据、全球治理价值等核心基础问题的研究不够系统,理论阐释深度不足,未能形成完整的本土化理论体系,导致实践发展缺乏充分的学理支撑,社会认知、国际认知存在偏差,容易被误解为法治扩张。

第二,制度规则体系不够完善。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仍存在短板,域内法治域外化的适用场景、实施标准、运行流程、冲突协调机制等核心制度规则不够细化,宪法域外适用的配套制度、涉外法治合宪性审查机制尚不健全,部分领域域外法治延伸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导致实践中存在边界模糊、操作不规范、冲突化解无力等问题。

第三,实践运行机制不够顺畅。域内法治域外化的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协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各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域外权益保障、跨国法治合作、国际规则参与的实践效能不足。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海外法治保障能力、涉外纠纷化解能力难以适配企业、公民“走出去”的现实需求。

第四,国际法治话语权有待提升。当前全球法治规则仍由西方国家主导,我国域内法治域外化的价值理念、制度优势的国际传播不足,国际社会对我国互利共赢型法治延伸模式的认知不足,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法治意义无法得到善意的理解和尊重,部分西方国家刻意抹黑、歪曲我国涉外法治实践,导致我国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国际影响力、规则塑造力未能充分发挥。

第五,涉外法治人才队伍短缺。域内法治域外化建设需要大量通晓国内法、国际法、外国法,兼具法治理论素养与跨国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人才数量不足、结构失衡、能力参差不齐,难以满足全域性、常态化的域外法治延伸实践需求。

(二)新时代域内法治域外化的完善路径

第一,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构建本土化法理体系。依托笔者所构建的涉外法治理论框架,持续深化域内法治域外化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系统完善其辩证关系、边界规则、宪法法理、全球价值等核心理论内容,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本土理论体系。加强理论宣传与国际阐释,主动澄清认知误区,明确我国域内法治域外化的互利共赢本质、有限延伸边界,区分于西方长臂管辖,提升理论话语权与国际认可度。

第二,完善制度规则体系,筑牢法治化运行根基。坚持急用先行、体系化推进原则,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细化域内法治域外化的适用范围、实施条件、运行程序、责任机制与冲突协调规则。健全宪法域外适用配套制度,构建涉外法治合宪性审查机制,确保所有域外法治延伸实践和国内法治价值的溢出符合宪法原则、恪守法治边界。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法律法规,强化域内法治域外化的防御功能与保障功能。

第三,健全协同实践机制,提升法治实施效能。构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一体推进的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打通域内法治域外化的运行堵点。深化跨国法治合作,完善双边、多边法治协作机制,推广中意警务联合巡逻等良性合作模式,利用国际法律合作交流平台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法治的特点和法治功能上的优势,增强法治自信,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推动不同国家法治同频共振。重点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支持律所、仲裁机构国际化发展,培育国际一流涉外法律服务主体,全方位提升海外权益保障能力。

第四,强化国际传播赋能,提升全球法治话语权。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动向全球阐释我国域内法治域外化的核心价值、制度优势与实践成果,传播互利共赢、平等互鉴、合作共治的中国涉外法治理念。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中国优质法治制度、治理经验转化为国际通行规则,推动全球法治价值均衡流动,重塑公正合理的国际法治秩序。

第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人才支撑底座。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优化高校涉外法治专业设置,强化复合型、国际化法治人才培养。健全涉外法治人才引进、使用、激励机制,培育一批通晓国际规则、善于处理跨国法治事务、具备国际传播能力的高端涉外法治人才,为域内法治域外化常态化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结语

“域内法治域外化”是作者本人提出的涉外法治理论体系的核心创新性命题,是新时代涉外法治不可或缺的核心存在形态,与“域外法治域内化”辩证共生、双向赋能,共同构成完整的涉外法治运行体系。其本质是主权国家域内法治价值与功能的正当、合理、有限延伸,完全区别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长臂管辖与无边界国内法域外适用,以互利共赢、尊重主权、多元共生为核心特质,能够实现本国权益保障与国际法治发展的双向统一。

从法理根基来看,域内法治域外化根植于主权国家宪法的全域法律效力,实现了宪法时间、空间、对人对事效力的全方位延伸,同时通过制度化实践为宪法域外实施划定了清晰、合法的法理边界,填补了宪法域外适用与涉外法治根本法建构的理论空白。从时代价值来看,域内法治域外化打破了西方法治霸权主导的单向价值流动格局,推动全球法治价值要素均衡流动,赋能全球治理体系法治化升级,重塑公正合理的国际法治秩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新时代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必须坚持内外双向发力,既要持续深化域外法治域内化,完善本土法治体系,夯实法治延伸基础;也要常态化推进域内法治域外化,强化域内法治在国际法治秩序构建中法治功能博弈和竞争能力,有序拓展本土法治效能、强化海外权益保障、参与全球法治治理、贡献中国法治智慧。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制度完善、实践优化,推动域内法治域外化规范化、制度化、国际化发展,不断提升我国涉外法治能力与全球法治话语权,为中国式现代化、全球治理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法学论坛》2026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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