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2.0跨大西洋关系出现关键转折,美欧互信进一步下降,同盟关系遭到结构性破坏。美欧矛盾体现在价值观对立加剧、关税摩擦反复升级、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日渐弱化、全球治理理念深陷冲突等诸多方面。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走向崩塌、特朗普2.0政府加速调整对外战略、欧洲在不断承压下逐渐觉醒,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共同推动跨大西洋关系裂痕逐步扩大。短期看,跨大西洋关系还会艰难维系,但长期看或将演变为“功能性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欧洲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势必强化对美“去风险”,以增强自身在变动国际秩序中的独立性。
关键词:特朗普2.0 跨大西洋关系 欧盟 战略自主
特朗普1.0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以施压与交易方式对待欧洲盟友,导致跨大西洋关系跌至历史低谷,但彼时这一关系依然有较强韧性,整体得以维系,并在拜登任期得到较大程度修复。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跨大西洋关系迎来关键转折,双方分歧和矛盾不断加深,价值观、安全和经贸等纽带被进一步削弱。尽管跨大西洋关系并未完全破裂,但已出现日渐疏离之势,其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也越发凸显。
特朗普2.0跨大西洋关系新动向
特朗普2.0加强版“美国优先”政策,包括助推欧洲极右翼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弱化拜登政府时期高强度、无条件的对乌克兰援助安排,削弱北约集体防务,对盟友反复加征惩罚性关税,觊觎格陵兰岛、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等,进一步加深美欧裂痕,动摇跨大西洋关系根基,导致这一关系在低互信基础上勉强维系运转。
一是美欧价值观对立加剧。一直以来,维系美欧特殊关系的意识形态纽带是“自由”“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跨大西洋联盟也因此被视作“价值观共同体”。但是,特朗普再次执政后,这一“价值观共同体”呈现崩塌迹象。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责欧洲盟友系统性打压反对声音、限制言论自由,并称欧洲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俄罗斯或中国,而是“背离自身最根本价值观”。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备忘录,指责欧洲正在发起一场针对西方文明本身的激进对抗运动。11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同样警告欧洲正面临“文明消亡”,并将矛头指向欧盟及其自由主义超国家机构,称为了拯救欧洲,美国必须培育欧洲内部的抵抗力量,以扭转当前的发展轨迹,将欧洲爱国党派(主要指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成立的欧洲爱国者党团所涵盖的极右翼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的提升视为“十分乐观”的现象,暴露了其积极干预欧洲政治进程的倾向。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右翼的扶持并不限于口头,而是早已付诸实际行动。例如,在2025年2月德国大选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商人马斯克公开为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助选,引发德国主流政治势力普遍不满。而且,美欧意识形态之争还外溢到经济领域。2025年12月,欧盟宣布依据《数字服务法》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X开出1.2亿欧元巨额罚单,尽管欧盟方面强调其处罚决定是因为X平台在“用户界面设计”“广告透明度”“数据开放性”三方面违反《数字服务法》的规定,与欧盟审查制度无关,但特朗普政府反应强烈,指责欧盟此举是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偏见”且破坏言论自由,直接将美欧数字主权之争上升为价值观对立与冲突。
二是美欧关税摩擦反复升级。特朗普政府对包括欧洲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挥舞关税大棒,动辄极限施压,加剧美欧及全球经贸摩擦。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对全球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针对欧盟的“对等关税”最初设定在20%。之后,在美欧关税谈判即将收官之际,特朗普突然致信欧盟宣布加征30%的关税,令其措手不及。2025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则增加6000亿美元对美投资并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等,同时取消欧盟对美国工业产品的关税。这个协议被欧盟内部多方视作“当前形势下所能争取到的最优结果”,因为它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贸易战,但也有声音认为这份协议暴露了欧盟的软弱,面对特朗普极限施压,欧盟认为“合理”的策略只是单方面让步而已。此后,由于美国强索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美欧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一度延迟批准美欧贸易协议。对此,特朗普威胁称,将欧盟出口至美国的轿车和卡车进口关税提高至25%。在此背景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2026年5月达成一致,将全面落实与美国达成的这项颇有争议的贸易协议。不过,鉴于特朗普言行特点,欧盟决定设立一项保障机制,确保相关优惠措施仅在美国全面履行协议义务前提下生效。由此可见,这份贸易协议只能暂时缓和美欧之间的贸易分歧,后续进展如何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因为特朗普朝令夕改而产生更多纷争。
三是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日渐弱化。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就曾抱怨,承担过高的北约军费不符合美国利益。在2025年6月召开的北约海牙峰会上,美国施压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要求它们同意将国防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提升至5%,到2035年纯国防支出至少占GDP的3.5%;将用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网络安全、民用部门战争准备与韧性提升以及国防工业基础强化等方面的支出提升至占GDP的1.5%。然而,上述条件虽被北约的欧洲成员国(除西班牙外)接受,但特朗普的各种威胁言论使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怀疑美国是否真正愿意履行《北大西洋公约》所载明的集体防御义务。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后,北约部分欧洲成员国不愿甚至拒绝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便利,包括不允许其使用军事基地进行后勤补给、开放领空等,引发美国不满。此后,一些成员国虽表示可以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安全护航行动,但要求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这一立场令特朗普极为不满,他直言北约就是一只“纸老虎”,称不愿提供支持的北约盟国是“背信弃义的盟友”和“懦夫”,还发出诸多隐晦威胁,称“乌克兰的事与我们无关”,美国没必要费心保护欧洲免受俄罗斯威胁。事实上,特朗普2.0在乌克兰政策上表现出极强摇摆性,先是指责乌克兰不愿停火并因此中断向乌克兰提供情报,后又推翻美国国防部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决定,并承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是,2025年8月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后,又撤回对俄罗斯的制裁威胁。而且,美国如今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无偿援助的武器,而是允许欧洲国家采购美制武器输送给乌克兰。鉴于美国在欧洲安全保障问题上摇摆不定,其欧洲盟友认为美国不再可靠,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安全战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欧洲必须进一步走向独立自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并再次强调出台新版《欧洲安全战略》的必要性。
四是美欧在全球治理理念上深陷冲突。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延续其第一任期的“退群”行为。2025年1月20日就任当日,特朗普就宣布美国再次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协定》。2026年1月7日,特朗普又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要求美国退出31个联合国实体和35个非联合国组织,合计66个国际组织,理由是继续支持这些组织已“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特朗普2.0的孤立主义行径对仍然秉持多边主义的欧洲造成严重冲击,例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迫使欧洲填补美国缺位,站到全球气候治理行动前沿,但在能源成本高企和美国关税政策冲击下,欧洲既要承担继续维持“绿色新政”的经济成本,还要应对来自美国产业的竞争压力,在不考虑环保成本的前提下,美国对一些产业的吸引力明显强于欧洲。在对地缘危机乃至冲突的处理方式上,美欧也存在严重分歧,这尤其体现在美以伊冲突上。战前,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大体保持一致,如欧洲也将伊朗视为威胁,反对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伊朗对所谓“恐怖主义代理势力”的支持,但欧洲并不认为伊朗已经构成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对特朗普政府未与其事先协商便悍然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深感不满。欧洲各国也十分看重国际法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美国和以色列频繁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持有异议,担忧这场冲突转变为长期拉锯战。在“退群”之外,特朗普也有意“建群”,如2026年1月就建立了由其担任主席的加沙“和平委员会”,意图打造由美国主导、绕开联合国监管的“和平机制”,并使之拥有超出加沙地带过渡治理范围的广泛权力。也正因为“和平委员会”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与欧洲的全球治理理念背道而驰,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拒绝加入。
跨大西洋关系疏离的原因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欧几乎在所有议题领域都产生分歧,跨大西洋关系裂痕进一步扩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三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国际秩序的变化、美国外交政策的加速调整以及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增强。
首先,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走向崩塌。长期以来,美国在军事、金融、资源、产业、思想和国际制度六个方面的控制力共同构成其霸权根基。但是,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及美国霸权控制力的日渐衰退,国际秩序正进入一个相对长期的转型期。在特朗普再次当选前,有观察家曾指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三大支柱,即美国的军事霸权、经济开放度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由民主根基已日渐式微,美国大选结果也许会加速或延缓这一趋势,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它。特朗普2.0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指出,过去几十年美国所追求的“永久主导世界”,是一个“从根本上不可取也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美国独立支撑全球秩序的时代已然落幕。不过,该战略报告也宣扬了强权逻辑,不仅延续“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还称“大国、富国和强国拥有超大的影响力,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将主题定为“正遭摧毁”,认为美国是战后国际秩序“最引人注目的破坏者”,指出这个曾经亲手“缔造秩序、守护盟友”的国家已经成为最大风险源。为此,欧洲多国领导人都认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即所谓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不过是早已破灭的美好幻想。欧洲国家还认识到,随着美国霸权的衰弱,世界进入大国博弈时代。对此,德国总理默茨于2026年1月在联邦议会发表外交政策声明时指出,“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然开启,如今的世界秩序是立足强权、实力甚至武力的”,认为欧洲应该学习“权力的语言”,努力成为大国博弈时代的一支独立力量。
其次,特朗普治下美国外交战略加速调整。一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加快脱离欧洲。特朗普1.0时期美国已经展现出重新平衡全球战略的倾向,特朗普2.0时期这一态势越发明显。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释放明确的“战略收缩”信号,宣扬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称将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确保美国控制该地区战略资源,削弱其他对手国家影响力。基于此,美国2026年1月初突袭委内瑞拉并强掳马杜罗总统夫妇,此后又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和封锁力度。美国“专注”于西半球事务,对包括欧洲在内其他地区的投入特别是军事投入相对下降,欧洲开始重视提升自主防务能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欧洲盟友提出明确要求,指出欧洲应承担本国常规防务的首要责任,美国仅提供关键但规模更为有限的支持。二是特朗普政府变本加厉推行交易主义外交。美国不再将自身实力视作国际公共产品,而是可以交易的战略资产。特朗普政府所有决策都以“美国优先”为出发点,动辄以军事打击或停止安全支持相要挟,迫使谈判对象作出让步;即便是盟友,也难逃美国通过关税及各类胁迫手段施加的巨大压力。在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将对北约及其欧洲盟友的长期安全承诺改为有条件承诺,即欧洲唯有提高国防开支、加大采购美制军备并在贸易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才能继续获得美国的安全支持。三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颠覆规则。其无视传统惯例、外交准则与法律约束,刻意制造混乱与不确定性、打破既有规则,从本质上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截然对立。欧洲虽然对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深感不满,但囿于自身实力和对美依赖惯性,不得不调整行事方式,不断对美让步以避免激怒美国。
最后,欧洲在不断承压下战略自主性增强。针对美国疏离以及压榨欧洲的做法,欧洲强调双方尽管存在各种分歧,但美国仍是最重要的盟友,并作出各种让步以维系跨大西洋关系。这清晰地体现在欧洲对关税摩擦的处理方式上。作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一方面向美国抛出橄榄枝,提出就“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汽车及工业品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以避免与美国陷入全面关税战和贸易战;另一方面,欧盟又表达反制的决心,部分欧盟成员国甚至呼吁使用反胁迫工具对美国进行反制。然而,当特朗普政府将经贸与安全议题捆绑、将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当作谈判筹码时,欧洲再次展现软弱的一面,在关税、经济、贸易、科技政策上作出让步,以换取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承诺。不过,随着美国多次漠视欧洲利益甚至对欧洲进行收割,欧洲的战略自主性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在自主防务建设方面。2025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防务白皮书》和《欧洲重新武装计划》,列出重建欧洲防务、支持乌克兰、解决关键能力不足问题和建立强大而有竞争力的国防工业基础的必要步骤,并提出要在2026—2030年筹措8000亿欧元用于计划实施。2025年5月27日,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SAFE)贷款机制,拟动员高达1500亿欧元的贷款用于支持成员国联合采购军事装备。2026年1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洲防务局年度会议上表示,随着美国战略关注点“投向欧洲之外”,欧洲国家必须采取行动,在北约框架下加强“欧洲支柱”建设,在集体防务中承担更多责任与能力建设任务。在2026年4月召开的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甚至出现了制定《欧盟条约》关于欧盟成员国在遭受武装攻击时应相互提供援助的细则的讨论。显然,欧洲对于美国是否会履行《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承诺不再抱有期待。欧洲的一系列举措表明,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其虽仍愿意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但不会一味退让,必要时也会捍卫自身利益。例如,在特朗普表示可能武力夺取格陵兰岛之后,欧洲八国(包括丹麦)象征性派出37名军事人员上岛,以示与丹麦的团结。在美国暂时排除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之后,欧洲方面认为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发挥了作用。欧洲盟友敢于对美说“不”,更明显地反映在其顶住美国压力,拒绝卷入美国挑起的美以伊冲突中。欧洲不再紧密追随美国,自然引发特朗普不满。不过,除西班牙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刻意回避对这场冲突进行谴责。因为一旦激怒特朗普,就可能招致美方报复。例如,德国总理默茨在一次活动中公开批评特朗普,称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对此,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国驻军。美国撤军决定固然是对默茨言论的直接回应,但更是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场上支持力度不足的敲打,暴露了美欧之间的裂痕随时会因某个新的导火索而进一步扩大。
跨大西洋关系的发展前景
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跨大西洋关系摇摇欲坠,短期内这一趋势不会扭转。欧洲国家越发相信,下一场安全危机来临时,美国很可能不会出手相助;美国也从美以伊冲突中得出结论,即对于美国发起的军事行动,其欧洲盟友不会盲目跟从。
首先,跨大西洋关系短期内不会决裂。对美国而言,虽然其不愿再让欧洲搭安全“便车”,但并不意味着真会退出北约,放弃维系数十年来欧洲对美依赖的关键影响力杠杆;对欧洲而言,虽然其正在不断加大防务独立性的建设力度,但来自美国的安全支持仍不可或缺。与此同时,部分欧洲人士认为,欧洲唯有提升自身实力,才能受到美国重视,对北约而言也是如此。2026年2月,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在北约防长会上表示,北约必须“更具欧洲属性”,才能维系跨大西洋联盟,欧洲与美国的责任分担是该联盟保持平衡与实力的关键。然而,欧洲自主防务能力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其追求战略自主,但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需要美国提供防务支持,所以维系跨大西洋关系就成为其必然选择。欧洲希望通过伙伴关系多元化,尤其是与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建立新联盟来减少对美国依赖,但这注定是一个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因此,即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欧洲也不会考虑与美国彻底决裂,未来欧洲仍会在谋求战略自主与维系跨大西洋关系之间艰难寻求平衡。
其次,美欧将从紧密盟友逐步转变为“功能性合作伙伴”。跨大西洋两岸互不信任的状态将长期持续,美欧关系已难以回到过去紧密同盟的状态。不仅如此,美欧之间或将维持摩擦不断、冲突持续的状态,而且矛盾无法调和。为此,欧洲在推进战略自主建设的同时,需要容忍并管控与美国的分歧与矛盾。对欧洲而言,在部分领域,美国或将不再被视作完全意义上的盟友,而更多被定位为必要合作伙伴;在另一些领域,面对与自身利益背道而驰的美国政策,欧洲将不得不坚守并维护自身利益。因此,未来欧洲将在能找到共同利益的领域与美国进行合作,但会主张双方是平等伙伴关系,而不再是附庸关系。欧洲面临的挑战在于,其内部对战略自主的认知存在分歧,易被美国利用和分化。因此,在何种程度上做到对美接触与反击并举、自主与竞争并重、团结与外联并行,将十分考验欧洲的智慧与能力。
最后,欧洲谋求对美、对华双向“去风险”。一段时期以来,欧洲片面地提出对华“去风险”政策,强调要减少所谓“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不仅积极配合美国的“联欧制华”政策,甚至主动“联美制华”。然而,在美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后,欧洲认识到有必要对美“去风险”。换言之,欧洲要实现对华、对美双向“去风险”,而且是涵盖全领域的诉求。例如,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必须在涉及安全与繁荣的每个维度上变得更加独立,将贸易、金融、关键基础设施与技术标准等纳入新的欧洲安全战略,以提升欧盟应对多重风险时的整体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在涉华议题上不会与美国联动。2026年2月,美国召开有明显针对中国意味的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法国、德国等出席,欧盟随后于4月与美国签署《关键矿产战略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在2026年布鲁塞尔欧盟峰会后,德国总理默茨甚至抛出“人民币被低估30%”的言论,呼吁欧盟采取强硬对华立场,甚至鼓吹效仿41年前美国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但是,欧盟内部也有声音认为,中国才是当今世界的确定与稳定力量,应该加强和中国的接触与合作,对冲美国特朗普政府给欧洲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冲击。未来,欧洲对华政策将在两种主张的角力中继续摇摆。
结 语
特朗普2.0以来,美欧同盟裂变出现加速和扩大趋势,特朗普加强版“美国优先”政策持续掏空跨大西洋同盟互信根基,倒逼欧盟全面加快战略自主进程,以对冲美国在安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的不确定性。未来,美欧之间的竞合将越发显性化,摩擦将更为常态化,美欧同盟也将演化为低信任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的功能性同盟。跨大西洋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解体,仍将在相互需要的背景下维持分而不离、斗而不破、异而不散的格局。直至今日,欧洲仍有一部分人士期望民主党在美国2028年大选后再度入主白宫,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跨大西洋关系进行修复。然而,即便这份期待成为现实,跨大西洋关系的疏离也是大势所趋,只是其进程可能放缓。鉴此,在当下还无法完全摆脱对美依附的情况下,加强各领域战略自主建设成为欧洲的务实策略,这也是其最佳选项。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0VGQ011)的阶段性成果】
郑春荣,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当代世界》202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