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2.0时期，美国将学术交流与人员往来全面安全化、政治化，中国对美研究赖以存续的实证渠道、人员网络与信息互通基础遭到明显削弱。这种外部环境的剧变，使中国对美研究长期积累的深层问题集中爆发，面临四重结构性困境：人员往来受阻削弱实证根基，研究队伍失衡导致专业分工不足，学科壁垒固化造成研判滞后，传统分析范式失效诱发非对称预判偏差。四者相互叠加，正在将学术层面的研究困境转化为认知闭环、防御泛化与预判失准等战略研判风险。
面对美国决策的去建制化、政策波动的常态化、博弈逻辑的相对损毁化与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化沉淀，中国对美研究须实现四重范式转变，从认知基点、价值坐标、实证基础、学科布局与全球视野五个维度重构对美研究体系，确立“以我为主”的研究立场，将“新型全球领导力”作为研究的价值指向，建立下沉至州与地方层面的调研机制，依托区域国别学补齐学科短板，引入全球南方中介视角突破双边主义框架。对美研究的体系重构，本质上是为长期中美博弈建设与之相称的战略智力基础设施。
关键词：特朗普2.0；对美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以我为主；新型全球领导力
在大国战略博弈的智力竞争中，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是政策制定的决策辅助工具，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方将“学术安全化”与政治化推向极致。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宣布将出台政策禁止NSF资金资助与美国受限方名单上的实体合作，迫使美国高校构筑学术防火墙，到中国学者入境频遭盘查与技术性排斥，中美人文与学术交流的传统网络面临物理阻断与制度性重塑的严峻挑战。
这一外部物理联络的断裂，构成了对中国传统对美研究的一次深度“压力测试”。它不仅直接压缩了中国学界获取一手实证资料的空间，更在深层次上暴露出当前中国对美研究遭遇的困境，并非局部的信息缺失或方法缺陷，而是既有研究范式与权力现实之间的系统性错位。长期以来，被动式的传统中国对美研究在面对特朗普2.0时期高度去建制化、非连续性及非理性的决策实践时，表现出显著的解释力赤字与预判滞后。
传统研究范式的不足与新阶段的到来，共同构成了范式转换的双重动力。2026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标志着双边博弈正式迈入“实力趋近下的竞争性共存”阶段。这一时代坐标的转移，并未削弱对美研究的紧迫性，反而因原有模式已无法回应大国博弈的新现实，对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亟需构建一套以中国发展战略为锚点，能够穿透美国内部社会肌理，具备动态前置响应能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特朗普2.0时期中国对美研究的结构性困境及其衍生风险
高质量的国别研究是一项高度依赖长期接触与现场观察的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求学者准确把握对象国的宏观战略趋势，也要求研究者持续感知该国社会运行的微观脉动。特朗普2.0时期，美国将学术交流、科技合作乃至正常人员往来全面安全化和政治化，中国对美研究的外部环境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实证渠道收窄、研究力量配置失衡、学科协作机制缺失与传统分析工具失灵，这四个问题表面各自独立，实则相互嵌套、彼此强化，正逐步将学术困境传导为认知闭环、防御泛化与预判失准等战略风险。
（一）人员往来受阻与实证根基弱化诱发的战略研判风险
国别研究并非对公开文献的简单整理。对于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政策文本如何进入行政执行、联邦与州如何博弈、智库和利益集团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社会情绪如何影响政治选择，许多关键判断离不开长期接触所形成的情境感。常态化的学术互访、田野调查与智库研讨，正是国内学者获取一手研判依据、校正认知偏差的重要渠道。特朗普2.0时期，美国将国家安全逻辑进一步嵌入人才流动与学术交流管理，使这一经验基础的获取渠道明显收窄。
当前实证困境并非始于特朗普2.0时期，而是学术交流安全化趋势的延续与加速。特朗普第一任期的“10043号总统令”在三年间导致超过5000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被拒签或遣返，为此后扩大安全审查提供了现成的制度工具。2025年5月，美方暂停新增F、M、J类签证面谈预约，6月恢复时又要求所有申请人公开社交媒体账户、接受全面线上审查，对华限制由此从依据特定清单的个案审查，转向覆盖更多申请人的普遍性筛查。2026年发生的中国学者遭美方约谈盘问后自杀身亡、约20名持有效签证学者在西雅图机场被拒入境等事件，进一步强化了学界对赴美调研风险的预期。人员往来受阻已不再只是交流便利度下降，而开始影响研究者进入美国学术现场的意愿和能力。
制度性科研合作同样在收缩。《自然》杂志的分析显示，中美合著论文占中国合著论文的比例自2017年峰值至2023年下降6.4%，降幅居相关国家之首。2024年9月，佐治亚理工学院因合作方天津大学持续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宣布退出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2025年1月，密歇根大学在国会相关委员会提出国家安全质疑后，终止与上海交通大学长达二十年的合作。科研安全与出口管制逻辑已进入美国高校治理过程，原本相对稳定的学术合作正转向谨慎、收缩乃至退出。
人员准入与制度性合作渠道的收缩，其影响并不限于信息数量的增减。事实上，当前涉美公开信息非但未减少，反而更趋庞杂；真正趋于稀缺的，是足以校验公开信息的一手材料，即信息的可验证性。实地调研受阻之后，研究者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官方文本、主流媒体报道、智库报告与社交媒体信息。此类材料虽有助于观察美国政治的公开表达，却难以呈现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幕后磋商、利益交换与执行落差。尤须指出的是，X、Truth Social等平台上的碎片化表达，往往交织着政治动员、情绪释放与策略试探；倘若缺乏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作为参照，研究者将难以准确甄别何种信号指向真实的政策走向，何种仅属政治姿态的表演性呈现。
信息结构的变化进而传导至研究判断。当研究群体使用相同材料、引用相似成果，又缺少外部经验校正时，内部引用链条不断收紧，相似判断彼此强化，认知闭环最终表现为研究结论的同质化。而在涉美研究安全敏感度上升的环境中，指出美方政策存在执行阻力、法律漏洞或合作空间的研究，往往因结论不够稳妥而较少进入政策参考视野，知识生产随之趋向保守。这种认知上的自我设限，直接收窄了国家政策工具箱，使我方在突发博弈中缺乏柔性缓冲、精准应对的战略选项，埋下战略失灵的隐患。
因此，人员往来受阻并非一般的人文交流问题，它削弱的是中国对美研究的实证基础，并经由信息来源单一化、认知闭环与研判同质化转化为战略研判失灵的风险。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研究者还能不能去美国，而是中国对美研究是否还能保持对复杂现实的接触能力、校正能力和解释能力。这是特朗普2.0时期中国对美研究面临的一项结构性困境，也是后续范式转变必须回应的起点。
（二）研究队伍失衡与专业分工不足诱发的安全研判失准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我国对美研究的人才储备与这一战略权重并不匹配。相关学术调查显示，我国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总量不及日本的五分之一，更远逊于美国庞大的中国问题专家群体。人才体量偏小带来的问题，不只是研究力量不足，更在于难以形成足够的专业分工和智力冗余。面对特朗普2.0时期高频次、非连续性的政策变化，研究队伍既要及时跟踪热点，又要开展长期积累，往往顾此失彼。
这种不足首先表现为研究覆盖面的失衡。国内对美研究长期集中于宏观战略、外交关系与大国竞争等高政治议题，对社会思潮、地方治理、司法运行及利益集团游说等微观领域投入不足。不少学者被迫成为追踪热点的宏观全才，能够研判战略意图，却难以评估政策落地的实际效度。面对技术管制、投资审查与出口限制，还需说明行政部门裁量空间、国会能否持续授权、法院会否介入、州政府与企业如何执行。缺少这些微观分析，宏观研判便易流于原则性的务虚。
研究队伍的结构性失衡，还体现在对美国社会文化底层逻辑把握不足。宗教是理解当代美国政治社会转型不可回避的关键变量。随着MAGA运动的发展，福音派等宗教保守力量与共和党政治、社会动员和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国内学界虽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但对美国宗教教义、宗教组织与国家政治运作之间的长期互动，仍缺乏持续、系统的研究。这使我们在解释特朗普为何能够获得宗教保守群体稳定支持、美国中东政策为何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等问题时，容易停留在政治符号和利益交换层面，难以穿透其底层政治生态裂变背后的深层逻辑。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研究力量的组织方式。美国中国研究界的优势不仅在人员规模，更在围绕具体问题的分工协作。以半导体出口管制为例，技术、法律与产业研究者分别追踪制程节点、《出口管理条例》的管辖边界与供应链冲击，再由团队形成综合判断。国内研究往往由少数人同时覆盖政治、法律、经济与技术多个维度，常规时期尚能维持，但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节奏明显加快，当研究者还在梳理立法背景与政策文本时，美方措施可能已进入执行阶段。研究滞后并非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力量配置方式难以适应高节奏博弈。
缺乏专业分工与跨学科支撑，研究结论易趋于笼统。就某项具体制裁而言，若无法准确评估其实际效力、企业反噬成本、司法挑战空间与盟友协同程度，全面防御、对等反制等原则性表述便容易取代精细化分析，成为最易被接受乃至默认的结论。此类判断并非全无价值，但难以回应政策执行层面的关键问题，即哪些风险属实、哪些威胁被高估、哪些领域具备反制条件、哪些领域仍存缓冲余地。安全判断一旦丧失精度，防御部署便易流于粗放。
长此以往，泛安全化还会从应急反应演变为研究惯性，资源向非核心领域过度投入，生物科技、高端制造、数字规则等新兴领域却缺乏前置研究，待其成为政策焦点，研究只能追赶既有文本，难以支撑精准博弈与主动破局。
因此，研究队伍体量偏小和结构失衡，并不只是学科内部的发展问题。它经由覆盖失衡、分工不足与微观分析缺位，转化为反应滞后、判断粗疏与泛安全化的防御惯性，使研究既难以穿透美方政策的技术细节与执行机制，也难以为决策提供有区分度的风险判断。
（三）学科壁垒根深蒂固导致研判滞后与战略被动
特朗普2.0时期，中美博弈的议题边界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许多政策不再能够被归入单一领域，而是呈现出技术、规则与产业利益高度交织的全域竞争形态。出口管制既涉及技术节点，也涉及法律管辖、产业成本和盟友协调；人工智能治理既关乎技术安全，也关乎产业竞争、数据规则和国际标准；供应链调整则同时牵动贸易政策、国内税制、资本流动和地方政治。供应链韧性、关键技术管制、数字贸易规则、人工智能治理以及绿色壁垒，正在成为中美竞争中的重要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美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不是信息是否充足，而是能否把技术、规则、资本和政治动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加以理解。
然而，国内对美研究长期存在学科分割。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美国国内政治各有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彼此缺乏稳定协作机制。国际关系研究者较少关注税制改革如何影响产业转移，美国经济研究者较少追踪国会委员会重组如何塑造贸易法案，美国政治研究者则易忽视技术管制与经济竞争的内在联系，法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与中美博弈高度相关的领域，则长期处在主流议程边缘。
学科割裂的直接后果，是研究难以还原美方政策生成的完整链条。现有研究仍较多依赖政治学、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史的传统框架，研究者擅长分析宏观战略叙事、政党博弈与外交话语，但面对先进半导体的技术演进、关键产业链的资本流动、金融制裁的传导机制时，往往缺乏底层知识支撑。由此形成的政策判断仅可阐明美方实施遏制的动因，却无力评估其遏制能力的实际边界与政策工具的有效限度，遑论据此建构可操作、可检验的应对方案。
问题并不在于学界未意识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而在于现有研究机制难以支撑真正的知识融合。能将前沿技术、国际金融规则、社会心理与产业安全治理融会贯通的复合型人才仍极为稀缺。这种学科孤岛状态，使对美研究面对美方小院高墙与规则工具化策略时，难以形成完整的风险预警与反制框架。
由此衍生的风险，其一为研判滞后。此类政策多呈跨领域联动特征，研究若仍按传统学科分割推进，便难以在政策形成初期识别其真实影响，只能待正式文本出台后再作解释。其二为判断失真。技术与法律知识欠缺，易高估政策的执行能力；产业与金融分析缺位，又易低估其长期约束效果。其三为应对被动。研究无法阐明政策的执行边界、反噬成本与联动路径，政策建议便只能停留于原则表态，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策略组合。
因此，特朗普2.0时期中国对美研究面临的并不只是知识储备不足，而是学科组织方式与博弈形态之间的错位。中美竞争以技术、资本、规则与政治动员相互嵌套的方式展开，研究体系却仍大体按传统学科边界运行。只要复合型分析框架缺位，研究便只能在美方政策出台后被动追赶，研判滞后由此演化为战略被动。
（四）传统分析范式失效诱发非对称预判偏差
长期以来，中国对美研究主要依托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传统官僚政治范式。这些理论虽然解释重点不同，但大多预设国家是相对理性的行为体，政策形成遵循成本收益计算，并通过相对稳定的制度程序得到落实。然而，特朗普2.0时期的对华战略实践，通过高度非线性、非制度化的方式，系统性地瓦解了这一理性框架，导致国内研究者长期依赖的分析工具遭遇了严重的“解释力赤字”。
首先是传统官僚政治模型面临挑战。国内研究即便涉及美国国内政治过程，也习惯于将其纳入国会、行政机构、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相对稳定的制度化博弈框架中加以理解，但这一时期政策议程越来越不完全沿正式官僚链条形成，企业家、科技资本、政治亲信与极右翼行动派等力量开始以非正式方式进入核心决策，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企业家治理逻辑亦向公共政策领域渗透。这并非说正式制度已然失效，而是政策生成的权力结构更趋分散，传统制度流程分析难以覆盖全部变量。
其次是经济理性模型的解释力下降。国内涉美经济研究通常假定，国家实施制裁、脱钩或技术管制时会顾及自身成本并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但相关实践显示，美方对华竞争的泛安全化倾向明显增强，在部分关键领域，美国宁可承受企业成本上升、供应链调整和市场损失，也要对中国形成更大的相对损伤。这意味着美方政策并不总是追求绝对收益最大化，有时削弱对手本身即被视为政策收益，基于比较优势与互惠收益的传统推演模型难以完整解释这种相对损毁逻辑。
最后是联盟分析框架需要重新校准。特朗普2.0时期，孤立主义更多体现为行政层面的政治叙事，而非美国对外关系结构的根本逆转。美国虽在防务开支、贸易规则与责任分担上持续向盟友施压，但在对华技术限制、安全架构重塑与意识形态协调等核心议题上，联盟体系的结构性惯性依然延续。若仅着眼于美盟公开摩擦，则易高估分化策略的可行空间。反之，若单纯倚重联盟体系的历史惯性，又可能低估特朗普政府在具体议题上利益交换与策略调整的能力。
范式失效带来的风险不只是研判滞后，更在于预判尺度的失衡。研究者可能把个人化表态、企业家行为或短期政治动员误读为国家战略转向，高估美方政策的连贯性与执行意志，也可能把已发生的权力结构调整视为暂时现象，低估非正式网络与政策工具变化的长期影响。联盟问题上，事务性摩擦与核心议题的持续协同，也可能分别被误判为体系性分裂与一般性合作。两类误判方向相反，却同出一源，即旧有理论假设已难以准确衡量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的真实权重。
因此，本节讨论的“解释力赤字”，有别于前述信息不足、人才储备不足与学科协同不足，其实质在于理论工具与政策现实之间的错位。矫正由此产生的非对称预判偏差，扩充材料积累难以奏效，一般性的跨学科呼吁亦无济于事，根本出路在于分析框架的调适与重构。具体而言，行为体层面将个人化决策与非正式网络纳入分析视野，制度层面厘清正式程序与实际议程形成的分野，经济层面把相对损毁逻辑引入成本收益分析，联盟层面同步衡量事务性裂缝与结构性粘性。唯有如此，中国对美研究方能摆脱高估与低估的往复摇摆，规避范式失效诱发的系统性预判偏差。
二、特朗普2.0背景下中国对美研究的范式转变
进入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战略共识的结构性固化与决策机制的高度个人化，迫使中国对美研究从单一政策周期的追踪转向范式层面的系统性重构。这一转型的实质在于突破传统的经验归纳与线性逻辑，构建一套以中国发展战略为基点的自主研究体系，从而使对美研究从根本上打破研判滞后的战略被动，为复杂多变的对美博弈提供具备战略韧性与前瞻性的决策支撑。
（一）美国决策的去建制化与表演化，要求研究从政策文本解读转向对现实生成过程的动态推演
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政策生成机制对传统官僚链条的偏离。政策议程越来越不完全经由国会听证、部门审议和机构间协调等正式程序形成，而是由核心圈层内的个人意志、企业家游说、媒体舆论和选举时机直接塑造。与此同时，政策表达与政策实质之间的距离被刻意拉大，大量行政命令和公开表态的首要功能不是规范执行，而是政治动员、谈判施压和信号试探。例如，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授权总统加征关税，此前一年多里多项以雷霆之势出台的对华关税措施，在联邦法院系统中经历了反复诉讼、暂缓执行乃至悄然终结，反映出文本层面与执行层面存在的巨大落差。
这一变化使以成文文本为核心的传统研究路径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政策出台的突发性使事后解读天然滞后，当研究者完成条文的细致拆解时，政策的实际执行形态可能早已偏离文本。另一方面，把动员性表态当作既定政策，会高估美方意图的稳定性；把被司法与执行环节稀释的措施当作完整威胁，会高估美方能力的实际边界。旧范式隐含的前提，即政策文本是政策实质的可靠反映，在特朗普2.0时期已经不再成立。研究者面对的不再是稳定的文本对象，而是一个仍在展开和变形的过程，研究方法必须随之调整。
由此，对美研究亟需从政策产出分析转向对决策生成逻辑的还原，将政策视为动态博弈的产物而非既定结论。这种转向在操作上意味着研究重心的迁移。如一项出口管制措施出台之后，研究者需要追问的不只是它规定了什么，更要追问它由谁推动、在什么政治时机被抛出、经过了哪些部门之间的博弈、哪些条款在起草阶段即被稀释、执法资源的配置是否足以支撑文本宣称的覆盖范围。对于社交媒体上的即兴表态，关键也不在措辞强度，而在于判断其功能属性，是对国会的施压筹码，是对特定选民群体的动员信号，是试探对手底线的策略性放风，还是确将落地的政策预告。
这要求研究引入多个动态分析维度：美国国内政治权力的重组，行政与立法体系内不同派系的博弈模式；利益集团版图的演变，从传统精英政治扩展至新兴科技实体与本土制造业联盟，借此锁定政策执行的阻力位与支撑位；社会情绪与叙事传播机制，测算社会舆论对政治决策形成的约束力；核心决策圈层的权力架构，将决策者的个人偏好、短期政治需求与官僚惯性纳入统一的分析模型。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政策“表演”的全球穿透力最终取决于第三方的实际回应，如盟友是否跟牌、跨国企业是否超额执行、全球南方国家是否接受或规避，这些都是检验政策文本宣称与实际效能之间落差的精准标尺。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跟踪、推演、校验、修正的闭环机制，对每一项重点政策持续记录其从放风、成文、签署到执行、调整乃至夭折的完整轨迹，并定期回溯前期推演的偏差。通过这种过程还原与持续修正，研究目标将从对单一政策结论的预测，转向对政策演化路径的可能性区间与关键触发因素的界定，从而为国家决策层提供更具分辨度的风险预警，并拓展中美博弈中的策略反应空间。
（二）政策波动的常态化，要求研究从确定性判断转向情景化与概率化研判
特朗普2.0时期的第二个变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从偶发扰动演变为常态特征。关税威胁的放出与回调、签证审查的骤紧与骤松、出口管制的扩围与豁免，往往以周甚至以日为单位切换。同一议题在数月之内经历威胁、升级、谈判、暂缓、再威胁的完整循环，已成为这一时期政策运行的典型特征。
面对这一变化，基于确定性趋势的线性推断方法暴露出根本局限。传统研究习惯于给出美方将干什么的单向度判断，其隐含前提是政策具有可识别的稳定走向。但在高频波动的政策环境中，确定性判断要么因追逐最新动向而沦为新闻复述，要么因忽略转折概率而在政策转向时整体失效。更隐蔽的问题在于，确定性判断的错误往往可以被事后解释所掩盖，研判者无须为判断偏差承担方法论上的责任，认知闭环由此失去自我纠错的机制。
因此，研究的评价标准需实现从单一确定性判断向多维情景推演与概率化研判的转变，将美国对华政策视为复杂系统交互作用的产出。在操作层面，这一转型要求构建覆盖贸易、科技、地缘安全等领域的结构化情景分析矩阵，对不同政策路径赋予动态概率，并随美方政治日历、经济指标、司法进展与盟友反应等变量的变化滚动修正。以关税议题为例，最高法院裁决之后，对华关税至少存在行政另寻法律授权、国会立法追认、以部门性贸易工具替代、以及在谈判中逐步置换退出等数条路径，其概率分布取决于中期选举格局、通胀走势与游说集团动员强度等可观测变量，而非对决策者个人意志的揣测。同时，应系统评估极端政策冲击对中国产业链韧性、金融安全及地缘环境的叠加效应，对低概率、高冲击的尾部情景保持常态化的预案研究，这类情景恰恰是认知闭合环境下最容易被排除、而一旦成真又最难临时应对的领域。研究产出由此不再以预测美方下一步行动为单一核心，而是致力于构建面向决策的情景化支持体系，针对不同情景测算我方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应对优先级及战略底线。
（三）博弈逻辑的相对损毁化与竞争性共存的确立，要求研究从被动的对抗叙事转向“以我为主”的空间塑造
第三个变化发生在博弈逻辑层面。中美实力趋近使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一个此前较少见到的特征：美方愿意承受自身企业成本上升与市场损失，只要能够对中国形成更大的相对损伤。基于绝对收益计算的行为预期在这一逻辑下不再适用。与此同时，2026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双边博弈由此进入竞争性共存阶段，遏制与接触、竞争与合作在同一框架内并行。
这一变化使被动反应模式难以为继。既往研究议程往往依附于美方的政策输出，在美方出台限制措施或提出概念框架之后跟进解读，这不仅消耗研究资源，也在无形中接受了美方对议题与话语的定义权。当美方不再单纯追求绝对收益时，将资源持续消耗在对方设定的议题上会造成战略被动。同时，竞争性共存的新格局也要求超越单纯的对抗叙事，为机制化沟通与合作空间的探索提供理论支持。
范式转型的核心在于确立“以我为主”的研究立场，实现研究逻辑从外部冲击驱动向内部战略需求驱动的转变。
首先，研究的逻辑起点应从美方行为预测转向对中国发展目标的锚定，基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核心诉求，明确不可退让的底线与可以交换的弹性区间。在具体议题中，需要厘清核心利益所在、可承受的代价边界、可供交换的筹码以及时间维度上的优先排序。
其次，应务实识别美方权力结构内部的差异，评估其政策的可持续性边界，精准测算其国内支持联盟的稳定性、执行机构的意愿以及反噬成本显现的速度。最高法院对关税案的裁决表明，行政权力的运用依然受到国内制度框架的约束，这种约束在何种条件下会收紧、何种条件下会松动，需要持续追踪。
此外，研究不应局限于回应美方定义的游戏规则，而应基于自身逻辑主动提出安全准则与风险管控制度安排。而“塑造空间”之所以可能，恰恰因为全球网络中存在着大量不选边站队的第三方。通过观察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和欧洲国家的实际选择，可以精准识别哪些领域存在合作窗口、哪些缝隙可以为我所用，从而将“以我为主”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策略路径例如，双方业已建立的贸易与投资常态化沟通机制，要求研究明确在竞争性共存框架下哪些领域可以深化合作、哪些领域需要维持防护、哪些领域必须坚守底线，并设计相应的制度接口。
由此，对美研究才能实现从解释美方政策向塑造双边关系的跨越。美国仍将是影响中国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变量，只有把美国国内政治转型、全球地位变化和中国自身发展战略放在同一框架中分析，才能形成真正具有前瞻性、解释力和操作性的对美研究体系。
（四）特朗普主义的社会化与制度化沉淀，要求研究从总统个人分析转向美国政治范式研究
第四个变化涉及特朗普主义本身的性质。它已经越过政治意外的范畴，呈现为由宗教保守派、反建制选民、部分产业工人、地方共和党网络、科技右翼和传统文化保守力量共同构成的稳定政治联盟，并持续向国会人事、州级立法议程、司法任命、共和党组织机制与右翼媒体生态渗透。与特朗普主义相伴而生的，还有一套以实力政治为核心、以交易逻辑为手段的对外行为方式，有人称之为霸权逻辑的实用主义版本，也有人以唐罗主义指称这种混合了民粹动员与强权外交的施政风格。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仍未改变美国的宪政框架或政治架构，却对政治规范构成了广泛而严重的冲击。
美国政治史上，杰克逊式的民粹主义、麦卡锡时代的安全恐慌与里根时期的保守革命，都曾在核心人物退场之后，以政党重组、议题固化和人事网络沉淀的方式延续影响。相较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比首任更急迫、更无顾忌地推行私利议程，其“破坏式”手法背离道义与预期，对美国政治秩序的冲击远大于前。
特朗普主义是否可以延续下去，需要观察其在国会、州政府、司法系统和共和党内部的渗透深度。如果对华强硬已从总统的个人议程沉淀为国会两党共享的结构性共识，如果以关税和交易为核心的对外行为方式已嵌入行政机构的操作程序，如果右翼媒体生态和选民动员机制已形成自我运转的闭环，那么即便白宫换人，这些惯性和约束也不会自动消失。反之，如果这些现象高度依赖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动员能力而缺乏制度载体，则其消退的速度可能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快。两种可能性都有历史先例，关键不在于预判结果，而在于建立能够追踪这一制度化进程的研究框架。中国对美研究如果只盯住白宫，就可能错过这些更长期的变化，而这些问题恰恰对2028年之后的战略设计至关重要。
三、构建中国对美研究体系的新路径
2026年5月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双边博弈进入“实力趋近下的竞争性共存”阶段。新的双边态势要求中国对美研究不能再停留于解释与应对，而须转向主动塑造。基于前文的困境梳理与范式转型分析，研究体系的重构需要从五个层面同步推进：认识论上确立“以我为主”的立场，价值论上将新型全球领导力作为研究指向，方法论上建立下沉至美国州与地方层面的调研机制，学科建设上加强区域国别学建设，补齐学科短板，视野上引入全球南方中介视角以突破双边主义认知框架。五者相互支撑，为长期化的中美博弈建设与之相称的战略智力基础设施。
（一）重塑认知基点，确立“以我为主”的研究立场
中美实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首先冲击的是对美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相关研究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逻辑。这套范式在追赶阶段有其实用价值，但当两国实力逐步接近、博弈进入相持阶段后，它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它默认了美国定义议题、设定规则、主导节奏的合法性，使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中以美国的立场为立场、以美国的问题为问题。2026年5月的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双方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这要求中国不能再满足于做一个反应者，而要成为共同塑造者。因此，研究体系的革新，核心在于重新确立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逻辑起点从美国在想什么，彻底转向中国需要什么。
这种转向，意味着要以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发展目标为基准来设定研究议程，从中国自身的实践土壤中生长出理论解释，用中国战略目标的尺度来衡量中美互动的得失，从而构建一套真正体现中国主体性的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就是要有意识地发展植根于中国经验的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把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全球发展倡议这些本土命题，直接转化为评估中美关系的坐标参照，而不是拿西方现成的概念（如“修昔底德陷阱”）套用到中国现实之上。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跳出在美方话语体系里被动辩解的局面，让研究工作从解读美国走向定义中美关系本身。
（二）确立价值坐标，把“新型全球领导力”确立为核心研究命题
在竞争性共存阶段，对美研究的目标不能止于如何应对美国，而应拓展为如何在中美互动中塑造中国的全球领导力。这一拓展不是主观偏好，而是由博弈结构决定的必然。首先，今天中国的核心利益早已越出双边范畴，贸易网络、技术体系与金融通道深度嵌入全球，任何对美应对都无法在真空中评估其得失。其次，中美较量的胜负手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第三方的选择，双边关系的冷暖只是结果，全球范围的向背才是原因。最后，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深度转型期，规则真空与公共产品赤字同时扩大，谁来供给秩序，谁就在定义下一个时代的中美关系。
美西方对华心态的变化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它们一面要求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债务、公共卫生等领域承担更多责任，一面又在人工智能治理、金融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等前沿领域竭力阻挠中国成为规则制定者。这种矛盾心态恰好说明，美国既无法完全抛开中国处理全球事务，又不愿接受中国在规则制定中获得对等地位。穿透这一悖论，构成对美研究的双重任务。
一方面，需要准确评估美国能力的真实边界。把美国影响力的相对衰落置于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中考察，不仅回答美国想做什么，更要回答在权力格局重组中美国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而识别其战略透支与规则退守留下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开展新型全球领导力的理论建构与路径设计。中国倡导的领导力以包容、普惠和公共产品供给为特征，与西方排他性霸权有本质区别。研究应立足多极化现实，阐明中国方案如何在全球贸易治理、气候融资、数字合作等领域转化为制度性公共产品。由此，对美研究才能超越传统的双边应对思维，使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这既是以我为主的落脚点，也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为可操作治理实践的内在要求。
（三）建立下沉式调研机制，夯实微观实证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对美研究高度集中于华盛顿联邦层面，忽视了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的制度本质，州及地方政府是大量实质性权力的拥有者，也是对华政策实际执行的关键承载者。将研究视野下沉至州与地方层面，具有三重战略价值：一是追踪美国体制内部制衡机制的运作实况。当前联邦与州之间、州与州之间争斗不断，法院深度介入，这表明美国的制度性制衡机制仍在深刻运行。忽视这一纵向博弈，将严重误判联邦政策在各州的实际落地效果。二是识别对华政策“联邦指导、地方执行”中的断裂带。诸多州正通过州立法、州级投资审查等方式，在联邦框架外构筑“第二重障碍”，亟需系统追踪。三是从地方经济社会脉动中捕捉宏观叙事掩盖的先行信号。各州的产业消长、人口流动、地方财政状况及基层司法判例，往往比华盛顿滞后的官方统计数据更能真实、提前地揭示美国国家竞争力的走向与社会深层矛盾。
视野下沉之后，还需要有独立的数据采集能力来支撑。过去我们的研究过度依赖美国商业数据库和公开统计，这些信源不仅存在系统性偏差，还可能在某些关键议题上被选择性加工。比较务实的做法是建立覆盖50个州的追踪调研体系，将州一级的立法动态、投资审查案例、司法判例和产业迁移趋势纳入日常监测范围，然后用这些微观数据去检验联邦层面的政策叙述，看两者之间的落差究竟有多大。与此同时，应推动研究方法向现场调研延伸，依托友好城市、民间经贸联系和学术交流网络获取一线信息。这些基础性工作虽然周期长、见效慢，但如果不做，战略研判就始终缺乏扎实的微观根基。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分州、分行业的数据库和案例库，让调研成果沉淀下来，成为可积累、可检验的知识资产，而不是一次性用完即弃的材料。
（四）深耕社会文化底层逻辑，补齐学科结构性短板
中国对美研究要真正走出“解释力赤字”，不仅需要透视前沿技术与军事力量的硬碰撞，更需要穿透政策文本，深挖塑造美国政治决策与外交行为的社会文化“软土壤”。近年来，美国国内发生的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崛起与文化战争，绝非其外交决策的背景噪音，而是驱动其对外战略走向激进与阵营化倒退的深层精神动力。缺乏对美国深层文化肌理与历史脉络的精细把握，战略研判就易停留在浅层，无法准确预判其行为逻辑。
针对这一短板，研究体系须从学科重构与知识生产两端同步推进。在学科布局上，应将历史、宗教、社会结构等维度纳入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下的美国研究核心方向，赋予其与政治、经济同等的学术权重。在组织形态上，可以考虑设立跨院系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把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的人聚在一起，打破以传统学科划界的条块分割。在人才梯队上，需要培养一批既有语言功底和田野调查能力又具备理论素养的青年学者，引导他们进入宗教社会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地方司法与宪政演变这些此前较少人问津的领域。在基础设施上，应当建立长期跟踪美国社会思潮、宗教动态和基层治理的数据库，让研究有据可依、可检验、可累积。
与内部学科建设相配套，外部知识生产也需要有所布局。面对美方学术政治化带来的交流障碍，一味依赖对方提供的智库报告和学术网络越来越靠不住。可行的方向是在开放的前提下建立自主的学术生态，一方面搭建非政治化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出版渠道，吸引包括欧美学者在内的全球研究者参与，另一方面逐步形成以本土实践和全球视野为基础的学术评价标准。最终目的是让中美学术互动从单向的信息吸纳逐步转向有来有往的平等对话。说到底，以区域国别学为依托重构对美研究的学科版图，是国家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以我为主在学科建设层面的具体落实。掌握了知识生产的基础设施，自主知识体系才有可靠的支撑。
（五）引入全球南方中介视角，突破双边主义认知框架
中美博弈已从双边互动演变为覆盖全球范围的制度竞争。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亚太、中东、拉美和非洲的多数国家正在摒弃“选边站队”的传统逻辑，转而采取“选择性嵌入”策略，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靠近中国，在技术标准上保持观望。这些行为模式正在深刻重塑中美博弈的实际进程，而国内对美研究长期受困于双边主义视野，将分析重心过度集中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直接互动，使第三方变量被边缘化，分析框架与真实格局的脱节日益扩大。
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在双边研究中引入全球南方视角。一是从中美双方拓展到“中美+第三方”的多角互动。如系统追踪印度、印尼、沙特、巴西、土耳其等关键国家在中美之间的对冲与套利行为，理解它们如何在中美之间构建缓冲地带和替代选项。二是研究视角从“我们看他们”转向“通过他们看我们”，即从第三方国家的选择偏好和实际行为出发，反向评估中美双方政策的真实吸引力边界。一项美国制裁措施在东南亚被规避的频率，一个中国基建项目在拉美遭遇的参与但不完全认同的反应，这些来自中间地带的反馈信号，往往比华盛顿或北京的任何官方表态都更能说明问题。
围绕这些关键中介节点建立独立的评估网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帮助识别美国联盟体系内部的实际裂缝在哪里，打破铁板一块的认知幻觉。二是捕捉中美双方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执行落差，为是否需要调整现行政策提供来自第三方的实证依据。三是为中国在多边场合主动提出议程和设计方案提供议题来源和正当性支撑。这绝不只是简单地在研究框架中多加一个变量，而是对既有双边主义方法论的一次必要修正。
结语
构建新时代中国对美研究体系，其本质是一项关乎国家长期战略竞争力的智力基础设施建设。它的核心构件是人才、是信息渠道、是分析工具、是国际学术网络中的影响力。这些要素的培养与积累需要以十年为单位的持续投入，需要研究机构与决策层之间形成稳定的互动机制，需要学术评价标准从论文数量向实际战略贡献的艰难转变。
特朗普2.0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外部压力，而非它的根本原因。即便没有这届美国政府，中美实力趋近本身也必然要求中国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对美研究能力。研究体系的转型如果落后于这一政治现实，就会成为战略主动权的隐形瓶颈。
唯有完成从理念到方法、从信息采集到成果转化、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构建的全面升级，中国的美国研究才能摆脱追赶者的知识惯性，真正成为支撑国家长治久安与长远发展的一支坚实力量。这既是一项学术命题，也早已超越学术本身。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