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成立的德国政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拥有经济左翼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独特立场，并借此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选民，重塑了德国政党格局。但在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瓦盟以微弱差距未能迈过5%门槛，其“高开低走”的原因需要加以探究。在当下右翼势力持续走强、左翼阵营衰弱的宏观背景下，瓦盟的崛起既是德国社会危机的产物，也是欧洲左翼政党适应性转型的缩影。它映射出欧洲左翼政党试图突破传统左右翼限制，以“左翼保守主义”回应社会新的需求，但也面临着意识形态模糊、缺乏政策落地可行性和差异化竞争力的困境。

［关键词］德国政党政治 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 左翼保守主义

过去十多年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给欧洲政党政治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与之相伴的是欧洲左翼政党渐呈衰退之势。在这个过程中，一股被称为“左翼保守主义”的力量在欧洲左翼政党内部悄然出现，如“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希腊激进左翼政治联盟（Syriza）、意大利五星运动（M5s）、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它们给欧洲政局带来了新的变数。这种左翼保守主义政党的政策倾向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混合特征，既强调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又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在政治话语上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从欧洲内部比较来看，如果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德国的崛起因其浓厚的历史反思传统而略显滞后的话，那么，这股左翼保守主义力量的崛起在德国却处于领先位置。

在人们将目光集中于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时，由前左翼党（Die Linke）政治家莎拉·瓦根克内希特创立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为了理性与正义”（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Für Vernunft und Gerechtigkeit，BSW，以下简称“瓦盟”）却在2024年1月横空出世。该党虽由左翼党分离而来，但其纲领路线与左翼党大相径庭：虽在经济议题上延续了传统左翼追求公平正义的主张，但在文化议题上却坚持保守主义。

这一初生“黑马”在德国与欧洲政坛迅速崛起。在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瓦盟以靓丽的得票率（6.17%）首次登上欧洲政治舞台。9月，该党在德国东部三州——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和势头强劲的选择党一样，成为选举赢家。然而，势头正盛的瓦盟在2025年德国联邦大选前的支持率却持续下跌，最终以极其微弱的差距未能跨越5%的门槛，无法进入联邦议院。瓦盟为何能够迅速崛起？又为何在2025联邦大选中折戟？未来其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局势能否扭转？瓦盟的沉浮对于欧洲左翼保守主义政党的发展有何启示？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卡斯·穆德提出的政党发展供需理论，对瓦盟的沉浮进行分析，并试图管窥欧洲左翼保守主义政党的发展前景。

一、新兴政党发展的供需理论

作为研究民粹主义的权威学者，穆德基于多案例研究，针对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衰提出了供需理论（Supply and Demand Theory）分析框架。 该理论力图从“需求侧”（社会基础）和“供给侧”（政治机会结构）两个维度，系统分析民粹主义政党为何会在特定条件下崛起，又为何会在某些情况下衰落。

（一）需求侧：社会基础的支持

需求侧维度意在分析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基础。穆德认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深层危机——包括经济、文化或政治危机——的产物，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阐释了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的因素。宏观层面涵盖全球、区域以及国家范围内所发生的广泛而影响深远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如现代化、全球化、种族排斥等；微观层面聚焦于宏观经济社会变迁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具体影响，包括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态度、不安全感等。一般而言，民众的不满通常来自对现有政治体制、精英群体、经济状况、社会秩序的失望，尤其是在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普遍引发了西方民众的不安全感。

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移民、战争、恐怖主义等现象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后认为，全球化不仅在经济层面重塑了西欧社会，而且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体现在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后者感到自己被日益边缘化了。与此相应，有学者在描述法国政治格局时提到了“全球主义—民族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分歧，据此认为，如今法国的政治家和选民更倾向于从“亲欧洲—反欧洲”“亲全球化—反全球化”“亲移民—反移民”等二元对立的角度思考问题。也有学者将法国政治格局区分为在移民、文化和传统认知等议题上的“进步派”与“保守派”。新的社会分歧会产生新的需求，这些需求反映了民众对传统政治结构和主流政党的反感，他们逐渐脱离主流政党阵营，转而成为民粹主义政党的潜在支持者。简言之，民粹主义政党事实上是由一系列社会冲突孕育而生的。

（二）供给侧：政治机会结构的利用

民粹主义政党能够吸纳并回应民众新的需求首先要具备充分的“供给侧”因素。穆德将其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进行阐述，也可以理解为“结构性因素”与“施动性因素”。

结构性因素被用于分析政治环境如何为民粹主义政党提供生存空间，包括制度设计、政党竞争格局和媒体生态等。例如，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比例代表制或多党制为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提供了政治机会，使民粹主义政党更容易获得议会席位。同时，主流政党尤其是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的政策趋同导致其代表性丧失，为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议题空间。例如，以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左翼政党放弃传统福利政策而转向中间路线，导致工人阶级选民的流失。另外，社交媒体也为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直接动员选民的渠道。例如，德国选择党和法国国民联盟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反移民、反欧盟的信息，强化了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有效扩大了选民基础。部分媒体也会为了追求流量而放大民粹主义言论，例如，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支持率的不断攀升就得益于福克斯新闻的助推。

施动性因素被用于分析民粹主义政党如何利用外部条件获得政治地位，包括政党意识形态、组织与策略以及领导力因素等。民粹主义政党需要魅力型领袖以吸引选民。学者沃特·范德布鲁格和安东尼·马根等认为，魅力型领袖是民粹主义政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如荷兰自由党领导人基尔特·威尔德斯、意大利兄弟党领导人乔治亚·梅洛尼等。为了迅速提高政党影响力，这些领导人倾向于提出易于理解的、激进且直白的、能够迅速回应公众需求的主张，他们通过简化的叙事（如“人民被精英背叛”）和情感化的语言（如“夺回我们的国家”）高举反建制旗帜，尤其是在社会遭遇危机，如经济衰退、移民危机等时期。 不过，当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后，其领导人在竞选活动中需要缓和此前激进的意识形态，在保持独特性的前提下提出富有竞争力的口号。

此外，学者乔万尼·萨托利指出，政党形象与政党的基本议题取向密切相关。政党对特定政策议题的持续关注、推广及将其政治化，使民众将这类议题与该政党建立起一种联结，并衍生出信任感与归属感。在此过程中，政党的名称和核心理念就转化为具有辨识度的“商标”。例如，在德国，联盟党在法律与秩序相关问题方面表现突出，社会民主党擅长处理社会福利议题，绿党往往被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代表，选择党则专注于移民问题。因此，议题竞争也成为竞选活动的重要方面。

总之，内部供给侧因素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关键动力和支持。通过简化的意识形态、灵活的组织结构、反建制的政治策略以及魅力型领导的作用，民粹主义政党能够在社会危机和政治机会出现的背景下迅速崛起。

（三）小结

穆德的政党发展理论综合考虑了影响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内外因素，强调政治、经济、文化与政党的互动关系。穆德认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是“需求侧”与“供给侧”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重大事件或危机开启了民众对民粹主义需求的“窗口期”，从而使民粹主义政党得以参与政党竞争。在政党竞争中，主流政党趋于一致的立场为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政治空间和机会，而民粹主义政党出色的领导力、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也赢取了众多民众的支持；相对地，当需求侧因素得到缓解或民粹主义政党在供给侧失能时，民粹主义政党则会走向衰弱，如当经济复苏、主流政党策略调整或者民粹主义政党缺乏明晰的发展理念时，民粹主义政党都会陷入发展困境。

尽管穆德的理论最初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分析对象，但其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德国瓦盟乃至欧洲左翼保守主义政党。其原因在于，该理论抓住了新兴政党崛起的一般特征，即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维度分析其崛起的原因，毕竟无论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还是左翼保守主义政党，都依赖于社会基础的支持和政治机会结构的利用。此外，左翼保守主义政党同样具有民粹主义特征，这是与右翼民粹主义相通的。

二、德国瓦盟的发展状况

（一）瓦盟的兴起与发展

德国瓦盟于2024年1月成立并迅速崛起为德国政坛的一支新兴力量。瓦盟领袖瓦根克内希特1969年出生于德国东部城市耶拿。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她加入了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两德统一后，该党改组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2004年，瓦根克内希特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专注于经济和货币议题。在2007年民主社会主义党并入左翼党后，她成为左翼党的核心人物，于2015—2019年担任联邦议院左翼党议会党团领袖，并作为左翼党总理候选人参加2017年联邦议院大选。瓦根克内希特认为，左翼党必须追求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目标，以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区分开来。她多次提出左翼党不够“左”，要整合德国所有左派力量，并于2018年发起了“奋起运动”（Aufstehen），意在向德国政府施压，推动德国政治左转。

瓦根克内希特脱离左翼党并另建新党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与左翼党内部的主流派别在移民政策、经济主权、欧盟发展等关键议题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她倡导的“控制移民数量”“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等主张与党内进步派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她最终决定脱离左翼党另组新党，开拓出一条符合其政治理念的新道路。于是，在2023年10月，瓦根克内希特宣布离开左翼党，并于2024年1月正式成立瓦盟。该党的创立不仅反映了左翼党的内部矛盾，而且反映了德国政治生态中的结构性问题。瓦盟提出的“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和“限制移民”的主张，既迎合了德国民众在经济衰退期对福利保障的需求，又回应了他们对移民潮带来的身份认同的担忧。

民调显示，瓦盟在建立初期就获得了6%的支持率，并将这种支持转化为选举成绩。在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瓦盟表现惊人，初次参选就斩获了6.17%的支持率，不仅超过了当时参与联合政府的自民党（5.2%），而且超过了左翼党（2.7%）。从这一数据也可以看出瓦盟给左翼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左翼党的得票率还可以达到5.5%。在2024年9月德国东部三州——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的州议会选举中，瓦盟成为东部三州的第三大党，并在图林根州与基民盟、社会民主党组建了德国首个“黑莓联盟”，在勃兰登堡州与社会民主党组建了执政联盟。

不过，从2024年第四季度开始，瓦盟的支持率开始起伏不定。在2025年1月的选举趋势民调中，瓦盟的支持率相较上年9月下滑了约5%，跌至3%，被左翼党反超。期间虽有回升，但最终在2月23日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获得了4.97%的支持率，未达到5%的门槛线，无法进入联邦议院。

（二）瓦盟的政策主张与选民基础

瓦盟的政策主张呈现出“经济左翼—文化保守主义”的混合特征，既继承了左翼党的部分传统主张，又在社会文化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在经济领域，瓦盟主张国有化与财富再分配，包括坚持关键产业如能源、交通的国有化，对“债务刹车”机制进行改革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征收高额财富税以缩小贫富差距，并承诺提高养老金与最低工资，支持低收入群体的经济保障；在社会文化领域，瓦盟主张严格限制移民，包括通过外交、经济、贸易和发展政策改善全球南方国家的状况，以消除移民和难民的根源。此外，瓦盟还强调德国本土文化认同，反对激进的性别政策，强调传统家庭价值观。

在外交方面，瓦盟致力于通过外交行动缓和局势，并强调国际合作。它反对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冲突，主张核裁军、减少军事存在；呼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尤其认为不应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否则德国也会被卷入战争；呼吁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平抑能源价格、促进德国经济复苏。瓦盟认为，欧洲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其他势力集团的对抗中被拉扯消耗，欧洲应“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独立自主的行为体”。与之明显不同，左翼党虽同样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但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其立场更接近西方主流，且长期支持欧洲一体化，重视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

瓦盟的支持者以低收入人群、低受教育水平人群以及具有移民背景的个体为主，年龄和性别分布较为均衡。从社会阶层来看，经济条件较差、缺少经济积累、经济不确定性高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是瓦盟的主要支持者。2024年6月德国民调数据显示，在拥有高中文凭、获得高等教育入学资格的群体中，仅有10.1%的人支持瓦盟；在缺少经济积累的人群中，有24.3%的人支持瓦盟，而在收入相对稳定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仅为13.6%。从职业分布来看，在瓦盟的选民中，工人阶级和退休人员占比较大。从议题偏好看，瓦盟的支持群体对主流政党的失望情绪较为强烈，对移民问题更为敏感，更重视社会福利，强烈反对继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在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有86%的瓦盟支持者认为改善社会福利和减少移民应当同步推进，75%的支持者认为德国不应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果也显示，相较于其他群体，瓦盟在工人、白领、失业者中所获支持者比例更大。

在地理分布上，瓦盟的主要支持群体集中在德国东部地区。长期以来，德国东部与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低且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2024年6月德国民调数据显示，德国东部约27%的受访者有意投票支持瓦盟，这一数据在德国西部地区仅为13.2%。在2025年2月的联邦大选中，这一差距也并没有缩小。不过，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Berlin）的一项基于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研究发现，德国东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受教育水平不高且在经济方面不稳定的群体更倾向于支持选择党。

瓦盟主要分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党以及选择党的选票。瓦盟的大多数支持群体曾在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中支持社会民主党，另有一小部分选民投票支持选择党。值得注意的是，自上届联邦选举以来，许多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选民都表现出支持选择党和联盟党的倾向，还有少部分转向了左翼党，并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转而支持瓦盟；不少曾经是左翼党支持者的群体则直接支持瓦盟。选择党虽然也面临选民流失的问题，但这一比例并不高。

总体而言，瓦盟的选民基础主要由经济状况较差、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组成，且主要来自德国东部地区，他们表现出对未来社会和经济状况明显的忧虑，且对传统政党产生了怀疑。这不仅是瓦盟崛起动因的重要因素，也反映了德国社会内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矛盾。

三、瓦盟崛起的需求侧因素

（一）选民对主流政党的不满

德国传统主流政党正遭遇信任危机。在德国2025年2月23日提前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三周前，高达83%的德国民众对德国当前的状况表示担忧，仅有13%的人对此持乐观态度。这种社会情绪与德国的现实困境密切相关。近年来，德国先后遭遇了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能源危机，经济整体下滑和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选民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学者迈克·赫罗尔德和西里尔·奥泰尼认为，瓦盟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信任感增强。民调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德国民众对“交通灯”联合政府的不满程度在2024年年初创下新高，在7月再创纪录，并于9月达到顶峰。这种社会环境为刚成立不久的瓦盟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其能够在同期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和东部三州议会选举中屡战屡胜。

民众对主流政党的“怨气”主要来自令人悲观的经济状况和移民潮，并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进一步凸显。在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背景下，德国被迫中断从俄罗斯进口廉价天然气，转而从美国购买高价液化天然气，导致能源成本飙升、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的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德国联邦统计局2025年1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经价格调整后比上年实际下降0.2%，2003年以来首次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率同比增长了2.3%。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产业竞争力下降，德国出现了大规模破产，流失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与2023年相比，2024年德国的企业破产数大幅上涨。哈勒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IWH）2024年1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第四季度德国有4215家自然人企业和法人公司破产，达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峰值，在规模前10%的破产企业中，单月就有超过1.5万个工作岗位受到影响，比往年高出59%。具有代表性的是2024年9月的“大众汽车危机”——大众公司至少关闭了三家工厂，裁员数千名。德国民众将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归因于政府无能，尤其将对俄政策视为德国经济下行的导火索，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信任。

与此同时，由于非法移民和难民的涌入，移民议题越来越重要，且深刻影响了德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选举结果。这也是民粹主义政党势力得以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与欧洲化大背景下，外来人口涌入德国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愈发强烈。从欧洲范围来看，德国在接纳外来移民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2024年年初，德国移民数量居欧洲之首，在全球范围内也仅次于美国。2023年微观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德国拥有移民背景的群体高达2490万，约占人口总数的30%。随着德国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民众对移民政策的态度急转直下。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开展的“德国趋势”2025年1月调查数据显示，约68%的德国人主张减少接收难民的数量，仅有约22%的民众认为应维持当前的水平，而愿意接纳更多难民的比例仅为3%。这表明，尽管德国民众在过去对主流政党的宽松移民政策展现出开放姿态，但如今他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对政府的难民政策及其相关社会治理能力普遍不满。

由此可见，德国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给瓦盟打开了“一扇窗”，使其能够迅速加入德国的政党竞争之中。然而，这一“绿色通道”只是暂时的，随着2024年末“交通灯”联合政府的解散，其他政党开始在需求侧与瓦盟展开竞争，纷纷利用民众对联合政府的不满开展竞选活动。这就解释了瓦盟在后期尤其是2025年大选中支持率回落、政治竞争力疲软的原因。

（二）左翼保守主义填补空白

长期以来，尽管德国的政治光谱一直在变化，但在瓦盟出现之前，德国政党都遵循传统左右翼的政治光谱叙事逻辑，从未有过左翼保守主义政党的先例。然而，近年来欧洲主流政党面对经济停滞、移民问题难以提出对策、无法完全满足民众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左翼保守主义的崛起。这类持有左翼保守主义倾向的选民支持提高社会福利，但在移民和性别议题上反对激进主张。在德国的政治光谱中，该类型政党是缺失的，这类选民不得不做出牺牲，或支持强调社会福利的社会民主党，并容忍其多元文化主义立场，或支持在文化和移民议题上与之想法更接近的选择党。

因此，在德国当前的政党格局中，将经济左翼与社会文化保守主义结合的政治立场仍然存在空白，拥有这种政治倾向的选民陷入了代表性困境。瓦盟则在党纲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众多民众已对国家失去信任，认为现有政党无一能代表自己……我们的成立正是要为这些民众重新发声。”正是看到了这一部分选民的需求，瓦根克内希特乘势成立了瓦盟。有学者一度测算认为，瓦盟的选民潜力可以达到22%，与自民党、德国选择党和左翼党等相当。

四、瓦盟崛起的供给侧因素

（一）外部供给侧因素：政党体制碎片化

近年来，德国政党体制呈现出日益碎片化的趋势，这一变化为瓦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传统政党格局中，几大主要政党在政策主张、选民基础等方面相对稳定，政党之间的界限清晰，对应选民的政治取向也较为明确。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新议题的涌现以及选民政治态度的转变，德国政党体制发生了深刻转型。

一方面，以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德国传统主流政党地位不再。长期以来，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通过对中间选民市场的垄断主导着德国的政党竞争情势。随着德国政治、社会日益极化和政策议题的多元化，主流政党在应对全球化、移民浪潮、数字化转型等问题时暴露出政策制定滞后、内部矛盾明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选民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度下降，甚至对其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同时，由于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频繁进行“卡特尔化”的政治大结盟，即组建“大联合政府”，两党的中间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政策趋同导致新议题无法被重视，其纲领与选民的需求日益脱节。例如，社会民主党施罗德政府推行的“2010议程”虽缓解了德国国内财政压力，但却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使其在德国东部地区的支持基础被瓦解。自2017年起，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持续下滑，在2025年联邦大选中，两党加起来的支持率已跌破50%，成为历史低点。尽管联盟党仍保持着第一大党地位，但其支持率不足30%；社会民主党更是沦落为德国第三大党，仅获得了16.4%的支持率。

德国主流大党的衰退给新党、小党创造了进入高级别政治平台的机会。由此，以选择党为代表的新兴政党相继崛起，它们往往聚焦于特定议题，迎合了部分具有特定利益诉求的选民，如绿党以气候和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吸引了中产阶级，选择党的反移民主张吸引了保守主义选民。但是，这些政党在政策的全面性、稳定性以及执政经验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的政党体制碎片化进一步加剧，为瓦盟的产生与发展带来了机遇。

另一方面，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也为瓦盟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创立于2024年1月的瓦盟首先瞄准了同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并利用这一结果为9月德国东部三州的议会选举壮势铺路。欧洲议会选举不同于德国联邦大选，并没有进入议会的门槛。因此，对于欧洲新兴政党来说，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并取得突破成为进入欧洲政坛的一个突破口。随着瓦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一鸣惊人，它乘势而起，在东部三州议会选举中相继跃升为第三大党，分流了传统政党的票仓。

（二）内部供给侧因素：瓦盟的政党特质

瓦盟的联合创始人瓦根克内希特是一位魅力型领导人。她曾在左翼党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且拥有广泛的政治人脉和较高的公众知名度。可以说，瓦盟的成功高度依赖瓦根克内希特的个人魅力。

瓦根克内希特的核心魅力在于能够清晰地表达其政治理念。瓦根克内希特拥有出色的口才和演讲能力，被称为“脱口秀节目的宠儿”和“纪录片女王”。她突破了传统政治发言的风格，以“直白的批判性”发言内容直击选民的利益关切，通过情感化语言塑造了自身“人民代言人”的符号象征，并利用公共平台打造“反精英斗士”的公共形象。由此，瓦根克内希特成功吸引了工人群体与对现状不满的中产阶级这两个群体，成为其“代表”。

在竞选活动中，瓦根克内希特也展现出其优秀的竞选组织才能。以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为例，她没有按照传统媒体的预期聚焦移民议题和攻击选择党，而是着重强调执政党的政策失误，并重点围绕养老金、教育、乌克兰危机等议题展开宣讲。这一竞选策略吸引了大量选民，尤其是许多对社会民主党失望的选民，瓦盟也因此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放异彩。瓦根克内希特在演说中的用词也颇具民粹主义色彩。在左翼党任职期间，她是左翼党中使用民粹主义言论频率最高的议员，其竞选话语主要围绕“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框架展开，在公开演说中，她大量使用“勤劳工作的人们”“公共利益”等字眼，试图营造出一种集体感，并将经济不平等、移民问题与政治腐败归咎于“柏林建制派的无能”。这些观点切中时弊，吸引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在政治宣传方面，瓦盟突破了传统政党对传统媒介的依赖，直接在TikTok、YouTube等平台上发布简洁的、富有感染力的宣传内容，有利于将其政策主张和价值理念迅速传播给广大选民。例如，其发布的政策短片《谁在掏空你的钱包？》以情景剧形式、基于可视化的数据，在德国东部蓝领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共鸣。瓦盟还灵活利用现代媒体的传播优势，与选民进行直接沟通，进一步巩固其影响力。尽管如此，瓦盟的政治活动与媒体曝光长期聚焦于德国东部地区，在西部缺乏同等程度的在地化动员，难以突破西部传统媒体的“冷处理”。在2025年联邦大选中，瓦盟在西部地区获得的选票（4%）远低于东部（9%）。 由此可见，如果瓦盟想要卷土重来，必须获得西部选民的青睐。

学者约亨·鲁塞研究发现，人们在选择瓦盟时最常提及的原因是，该党的政策方案切中其利益需求，且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选民主要是对现有政党不满的群体，认为它们无法代表自身利益，因而渴望找到一个既能在经济议题上契合其观点又能回应其文化诉求的政党，瓦盟恰好符合它们的利益偏好。同时，瓦盟的对俄罗斯态度与传统政党明显不同。由于德国对俄罗斯进口能源具有依赖性，瓦盟将德国经济衰弱的部分原因归结为对俄政策的失误，并强调要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呼吁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学者利昂·赫克曼研究发现，在驱使传统政党的支持者转向瓦盟的因素中，对俄罗斯态度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其次是移民立场。瓦盟的移民政策恰恰直击民众内心的忧虑，也迎合了他们对极端排外的抵触情绪。相较于主张采取极端手段的选择党，瓦盟既保留了传统左翼政治色彩，认可移民的潜在价值，又呼吁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和政治外交手段，从根源上减少德国民众由难民问题引发的担忧。这为许多支持难民限制但又不认同对难民采取极端手段的选民提供了选项。

那么，为何瓦盟在德国西部无法赢得足够多的选民支持呢？因为德国西部地区的政治诉求与东部相比差别较大，瓦盟最具竞争力的对俄政策与反移民立场并不符合大多数西部选民的偏好。德国西部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低于东部，更倾向于采取欧洲主流的援乌立场。同时，反移民议题已为选择党所垄断，其极端排外立场在西部地区招致了大规模抗议。尽管瓦盟试图用“人道主义+限制移民”的中间路线争夺该议题话语权，反而使其陷入定位模糊的困境——对于右翼选民而言，瓦盟立场不够强硬；对于左翼选民而言，反移民倾向仍不可接受。从2025年联邦大选数据来看，瓦盟在移民政策上的话语权远低于联盟党和选择党。此外，德国西部地区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比例更大，对经济左翼政策的诉求较弱。因此，瓦盟在西部无法从传统政党手中抢夺足够的选票。

议题设置能力是瓦盟发展的另一重要内部供给侧因素。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能够精准设置议题并引导民众关注，是政党赢得选民支持的关键。在德国，议题竞争在政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学者罗伯特·哈默尔认为，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变化是影响政党议题设置的一大因素。在创立之初，瓦盟就抓住了经济和移民两大核心议题，打破了传统政党基于单一意识形态进行议题设置的模式，成功地整合了不同政治立场的选民群体，在德国政党格局中形成了独特的优势。

然而，瓦盟独特的政治立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其长期发展的阻碍。德国传统左翼选民虽认同瓦盟的左翼经济政策，却排斥其反移民立场；而保守派选民认为该党移民立场不够强硬，同时质疑其经济政策的可行性。这也凸显了瓦盟的议题设置缺乏落地实施的可能性，相关议题仍停留在抗议性诉求层面。这一劣势也给了左翼党可乘之机，在吸纳了瓦盟左翼政策主张后，左翼党在激进的左翼经济文化主张的基础上，凭借二元对立的社会矛盾刻画，重新赢回部分选民的信任。尤其在移民这一关键竞选议题上，左翼党作为联邦议院中唯一反对收紧移民政策的政党，开辟了独特阵地，最终得以以8.8%的得票率稳居在新一届议会里。由于左翼党重振旗鼓，瓦盟在左翼话题上迅速失去了竞争力，大量原左翼党选民流失。

在德国2025年联邦大选竞选期间，瓦盟关于乌克兰危机的主张也不再是一张“王牌”，民众对乌克兰危机与对俄关系的关注度较往年显著下降，经济和移民成为核心的政治议题。当瓦盟意识到这一点后，其竞选活动的重心明显转向经济民生、能源、移民与社会福利等领域，试图与左翼党分庭抗礼。然而，瓦盟在这些领域并没有强有力的政策优势，其薄弱的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反而使得主流政党能够吸引回原先分流出去的选民。所以，瓦盟需要在保留独特性的基础上，增加政策可行性的细节，以提升治理可信度，这样才能避免被传统主流政党吸收。

五、结语

当前，欧洲政坛不断极化，移民潮带来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猛进。传统政党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问题时决策迟缓、政策失效，无法有效满足选民的利益诉求，导致选民对其执政能力产生质疑，进而转向寻求新的政治代表。正是这一时代背景诞生了一种名为“左翼保守主义”的新兴力量。

左翼保守主义虽至今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其在经济政策、文化立场和全球化态度上已呈现区别于传统左右翼的鲜明特征。左翼保守主义既坚持再分配正义与公共福利扩张（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反对紧缩政策），又强调本土文化保护与移民限制（如法国“不屈法国”党在世俗化议题上与极右翼部分重叠）。这种“经济左—文化右”的特质在政治光谱上开拓了新的区域，且多伴以“反建制”的口号；在全球化态度上，左翼保守主义强调民族国家主权优先（如瓦盟反对军援乌克兰），但支持经贸合作而非主张孤立主义，呈现出实用主义特征。

本文以德国瓦盟为例，通过穆德的政党发展的供需理论，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维度分析了左翼保守主义政党发展的动力机制。在需求侧方面，德国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不满、左翼保守主义政党的空缺为瓦盟进入德国政坛打开了窗户；在供给侧方面，德国政党政治的碎片化为瓦盟提供了持续发展的空间，而瓦根克内希特的个人魅力进一步放大了供需匹配效应，使瓦盟初创之际就迅速壮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体现了瓦盟的快速崛起不仅取决于其意识形态或政策本身，更取决于它在社会矛盾中精准抓住了选民需求，并通过组织能力和制度环境将其转化为政治支持。而瓦盟在2025年联邦大选的失利也揭示了“左翼保守主义”政党的三重困境：意识形态的模糊、缺乏政策落地可行性和差异化竞争。左翼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扩大了选民基础，但也面临分界模糊的困境，无法持续稳固其票仓。因此，在2025联邦大选后，瓦盟调整了政策重心，突显自身的左翼特征，弱化文化保守色彩，力求吸引更多西部地区的左翼选民，但同时也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此外，瓦盟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偏离西方主流思想，同时在文化方面与传统左翼政党理念相差较远，导致政策主张缺乏可信度。

当前，欧洲左翼保守主义政党的发展整体呈现出颓势。从发展过程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经济危机之际以“反建制”“反紧缩”的旗帜乘势崛起，在执政后却迫于欧盟与国际组织的压力而屡屡妥协，未能兑现承诺，这逐渐导致党内外失望情绪爆发，该党支持率下降；法国“不屈法国”未能形成鲜明的独特定位，其选民基础被国民联盟和绿党分流；意大利五星运动在执政后也放弃原先“全民直接参与决策”的理想模式，转而向其他政党妥协，导致核心支持者流失；西班牙“我们能”党与工人社会党（PSOE）联合执政时放弃银行国有化等核心主张，又因在移民权益与本土福利保护之间的模糊表述，同时失去了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选民，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仅有3.3%。

因此，欧洲左翼保守主义政党能否发展为稳定的政党类型，取决于其能否突破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左翼保守主义政党在经济左翼与文化保守的二维空间中定位漂移，导致其意识形态相对模糊，既无法像极右翼政党那样将福利保护与本土主义绑定，又不能像传统左翼政党那样单纯强化社会公平叙事，导致其政策陷入可信度危机。如果欧洲左翼保守主义政党想要重振旗鼓，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欧洲左翼保守主义力量需要立足其“经济左翼—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将政治诉求转化为务实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欧洲左翼保守主义政党必须以“去领袖中心化”改革构建制度化政党结构，并在与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关系上谨慎权衡，提升政策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很可能沦为欧洲政治重组期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