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特朗普主义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政治力量，针对美国国内结构性矛盾和国际秩序失衡而作出的强势政治回应，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在国内，它整合科技右翼、保守宗教力量和本土劳工，构建起政治—技术、政治—宗教和政治—劳工三重联盟。这一跨越阶级、贯通传统与现代的政治联合体，提升了美国社会撕裂背景下的政治动员效率，成为特朗普主义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主义淡化道义叙事与全球责任表述，强调对海外承诺的选择性收缩与力量投送的功能性重组，调整美国在全球地缘、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战略部署。特朗普主义的持续发展将加剧战后国际体系失序，推动地区权力关系调整和大国竞争重心进一步向中美集中，两国由此形成所谓“事实上的G2”格局。面对特朗普主义的崛起，中国应坚守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明确竞争、合作与安全边界，加强危机管控和多边协调，推动探索中美竞争可控、边界清晰、责任适度的双边互动形式，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和新型国际秩序构建提供支撑。

关键词：特朗普主义　中美关系　国际秩序

过去20年间，国际秩序的深层矛盾逐渐显现，作为该秩序主导者的美国已不愿且无力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盟友安全保障和多边制度维护的成本。在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移民问题、多元文化政策等议题撕裂了社会的原有阶层结构、身份认同和政治共识。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主义应运而生，它既吹响了国内保守主义回归的号角，也标志着美国对既有国际秩序变动作出强势回应。

特朗普主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围绕经贸磋商、人工智能和危机沟通形成的新共识，表明中美关系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现有研究多从美国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全球秩序等角度分析特朗普主义，大致形成三条脉络：

一类关注特朗普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关系，指出其推动美国右翼政治与反建制、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合流；

一类聚焦特朗普主义对全球化和全球秩序的冲击，分析关税战、贸易战和供应链重构等政策工具如何加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碎片化；

还有一类研究围绕特朗普2.0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科技右翼兴起及对华政策展开，考察特朗普主义对美国外交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影响。

既有研究为理解特朗普主义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对特朗普主义的演进及其内在逻辑仍然缺乏系统分析，也未能洞察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究其原因，一是围绕特朗普第一、二任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特定议题领域或对某一地区的政策分析，较难系统性评估特朗普主义对国际秩序演进的整体影响；二是现存研究忽视了特朗普主义内政与外交的逻辑一致性，即特朗普主义对美国外交的调整基点是美国的内政；三是长时段研究虽然从宏观趋势上揭示了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总体发展，但尚未充分回应中国现阶段应如何研判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如何调整对美战略这一现实问题。

基于此，本文首先回顾特朗普主义的崛起过程，分析特朗普个人特征与三个国内政治联盟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形塑作用；然后探究特朗普主义在地缘、经济和文化空间的对外政策取向；最后分析特朗普主义对国际秩序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重点研判特朗普主义对华政策的新趋势，阐释其对华新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并基于中美所谓“事实上的G2”格局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双重塑造：特朗普主义的崛起

特朗普主义是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在美国国内社会分化与国际力量格局调整背景下形成的一套政治理念和政策体系，其基本逻辑是以保护主义、交易主义和保守主义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国际责任及对外关系。特朗普主义的形成不仅带有鲜明的特朗普个人印记，同时在国内以三大政治联盟为重要支撑。理解特朗普主义的崛起，首先需要分析二者如何塑造其政治基础与政策取向。

（一）特朗普主义的特朗普特征

尽管特朗普主义是当代美国内政外交的产物，但其表现形式具有浓厚的个人特征。特朗普经常忽视甚至藐视传统政治规则，因此被传统政治精英视为政治异类。但如果理解了特朗普主义的特朗普特征，那么其政治行为也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特朗普的个人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移民背景。特朗普是成长于纽约富裕家庭的欧洲移民第三代，祖父母是德国人，父亲是出生于纽约的德裔美国人，母亲是苏格兰移民。这样的移民背景使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抱有独特的看法。他没有延续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开放移民叙事，而是将移民纳入保卫西方文明的框架，重新激活了美国外交传统中关于种族界限、身份等级的文明冲突叙事。这一点在对欧洲的政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特朗普不再将欧洲视为自由主义价值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是将其区分为助长文明衰退的自由主义欧洲和仍然维护边界、宗教与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欧洲。[1]

二是宗教背景。特朗普不是传统意义上虔诚的宗教信徒，但基督教信仰深刻影响其思考问题的方式，赋予其政治行动宗教使命色彩。[2] 他频繁使用神意解释个人政治命运：如在宾州刺杀事件后，特朗普多次将自身幸存归因于上帝护佑，暗示自己承担某种未完成的政治使命；[3] 他曾对媒体表示想要“进天堂”，所以要在世俗世界表现好一点。人们不应当把特朗普的这些表述视为玩笑。对一个上了年纪的政治人物来说，“进天堂”往往构成其决策的动机。[4] 他曾称，

“如果我能进天堂，结束俄乌战争会是其中一个原因。”[5]

三是职业背景。以地产业起家的特朗普在履行总统职责时通常体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多以公司总裁思维方式作出决策，强调权力集中和快速拍板，在第二任期尤其注重掌控关键决策权；第二，高度重视个人忠诚，要求内阁成员和重要官员完全服从其个人意志，因此白宫人事更换频繁；第三，具有强烈的进攻性，除了在两党斗争中直接攻击民主党主要人物外，更突破惯例地不断挑战国会、司法部门和美联储等机构的权力；第四，习惯以成本收益逻辑看待政治问题，将意识形态议题转化为可交易、可量化的经济问题，在政策实践中强调灵活调整和及时止损；第五，拥有“成功商人”的自我认知，轻视职业政客，重视具有强势领导能力的政治家。此外，尽管特朗普是传统地产商，但他对产业发展、市场自由和去监管具有较强敏感性，这也构成特朗普主义经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重要底色。

（二）特朗普主义的三个国内政治联盟

特朗普主义整合了美国右翼内部原本分散，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逐渐形成以科技右翼、保守宗教力量和本土劳工为代表的三个国内政治联盟。其中，科技右翼为其带来资本、技术和精英网络，保守宗教力量提供稳定的组织动员和价值认同，本土劳工构成最重要的大众选举基础。作为回报，特朗普主义向这三个政治联盟提供了将自身偏好转化为实际政策的政治渠道。

一是与硅谷资本和科技共和主义合流，组建代表技术精英和新兴科技资本的政治—技术联盟。近年来，美国硅谷科技精英日益拥抱右翼思想，以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马克·安德森为代表的科技右翼通过政治献金和舆论影响力迅速崛起，展现出强势的政治议程塑造能力。双方在反监管、技术竞争和国家能力建设等议题上的一致追求奠定了这一联盟的现实基础。

时至今日，科技右翼主张的技术加速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等理念，已成为特朗普主义科技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模型关系美国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和地缘目标，政策重点应放在支持小型科技企业创新、监管具体危害和建设算力及人才基础设施上，而不应以繁重合规要求限制模型开发，这将削弱美国自身的领导能力。[6] 这一理念与特朗普主义削减监管、提高行政效率和强化科技竞争的政策取向形成呼应。

随着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技术与国防科技的联系愈发密切，科技右翼进一步主张，政府应介入那些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部门，出台政策限制、管控关键技术跨境流动。[7] 硅谷精英有义务参与保卫国家，政府应把资本导向无人机蜂群、自主机器人等主导未来战场的人工智能武器装备，为技术企业提供订单与研发资源。[8] 特朗普主义采纳了这一观点，以国家科技主义推进人工智能、国防与太空等领域的国家能力建设，试图在反垄断、政治正确与意识形态审查等问题上松绑，换取科技资本与国家权力的深度结盟。

对科技右翼而言，特朗普主义提供了一个既能削弱传统监管约束，又愿意以国家力量支持人工智能、国防科技和太空产业发展的政治机遇。反过来，科技右翼也为特朗普提供了传统共和党建制派难以提供的资本、技术能力和新型精英网络。双方由此形成了带有明显交易性质的政治联盟。

二是依托反激进“白左”情绪与“文明复归”叙事，组建代表传统保守文化的政治—宗教联盟。长期以来，民主党激进左派推行的认同政治不断把“黑命贵”运动、堕胎权和多元文化政策等社会群体权利议题推向公共议程，使原本处于相对边缘的小众文化获得了更广泛的制度承认。但在美国主流保守文化看来，这种变化不是少数群体权利的扩张，而是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保守宗教价值观、尤其是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道德秩序观念被打破。[9]

在新教传统中，勤奋工作、个人奋斗、节约自律、家庭责任和社区互助等被视为美德，每一个人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生活。基于这一视角，认同政治所强调的以身份差异为基础的权利主张和制度补偿，无疑偏离了美国传统新教伦理的观念。特朗普准确抓住了这种文化焦虑，主动发起一场捍卫“基督教美国”的文化斗争，将维护传统家庭、宗教价值和社会秩序纳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叙事，为保守宗教力量借助国家权力推进自身价值主张提供了政策出口，特朗普也因此获得了保守宗教力量长期而稳定的支持，其价值主张逐渐进入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文化议程。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反对“觉醒文化”和认同政治，主张恢复以传统家庭、宗教价值和主流保守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秩序。核心支持者把多元文化视为社会解体的诱因，主张回归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秩序想象，并将文化战争包装为文明存续议题，以家庭、信仰与法律秩序回应“沉默的大多数”对社会失序的深层焦虑。

第二，反对“深层国家”，认为美国官僚体系已脱离民众、服务精英利益，主张打破官僚精英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在保守宗教力量看来，传统价值的衰退不是单纯的社会文化转型，而是自由派精英借助官僚、司法和公共机构长期推动的结果。因此，打破“深层国家”意味着夺回国家机器，使其重新服务于传统宗教和家庭价值。

三是以贸易保护与制造业回流承诺保护本土劳工利益，组建代表“被遗忘的美国人”的政治—劳工联盟。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民主党长期以非裔美国人、工会组织、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等大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为重要政治基础，共和党则更多代表中产阶级、商业资本和北方白人新教徒利益。[10]

但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去工业化、工会衰落和全球化扩张，这一政党代表结构逐渐松动。尤其是克林顿执政期间，受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影响，民主党逐渐接受全球化、金融化和自由贸易逻辑。[11] 但在这一过程中，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安排引发了部分传统工业地区的就业流失，导致受影响地区的部分选民逐渐疏远民主党。[12] 随着产业外迁、制造业衰退和社区凋敝，制造业工人和蓝领阶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不断下降。这个曾经支撑美国工业繁荣和中产阶级扩张的社会力量，却在后工业化和金融化进程中，逐渐被主流文化描绘为落后、保守、排外和不适应时代变化的群体。民主党虽然在竞选中强调劳工保护，但主要以多元文化、气候议题和身份政治等为动员重点，与传统蓝领群体之间的政治距离不断拉大。

政党代表关系的错位，为特朗普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机会。他成功将蓝领对民主党精英政治的失望，转化为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支持。在他的叙事中，美国工人失去工作更多被归因于自由贸易、跨国资本和外部竞争者，关税、产业回迁与再工业化是保护美国劳工的必要手段。对劳工群体而言，支持特朗普既是对其个人政治魅力的认同，也是支持让“被遗忘的人们”被重新看见的政治承诺。[13] 本土劳工由此成为特朗普主义最重要的大众选举基础之一，贸易保护、制造业回流和经济民族主义也随之成为特朗普主义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当然，特朗普主义的劳工政治本身存在明显悖论，即特朗普主义与硅谷科技右翼的紧密联盟将推动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可能在中长期内进一步侵蚀蓝领工人的就业基础。但这一结构性矛盾在当下的政治叙事中被暂时遮蔽，并未削弱特朗普主义的政治动员能力。在当前的叙事框架中，它仍能以劳工守护者的姿态暂时维系资本与劳工利益的悖论性统一。

二、三个空间：特朗普主义的对外政策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特朗普主义在“美国优先”原则下将美国社会的核心政治诉求转化为一系列对外政策主张：在地缘空间上，整饬西半球以应对非法移民和毒品问题，强化离岸平衡以降低海外负担；在经济空间上，借关税与技术竞争回归亚太，推动供应链重塑与制造业回流；在文化空间上，关注欧洲文明存续，捍卫传统西方文明的价值认同。总之，在特朗普主义影响下的美国对外战略呈现鲜明的内外联动特征。

（一）地缘空间：重整西半球与离岸平衡

在地缘战略上，特朗普主义主张收紧对西半球的控制，在欧亚地区以盟友前沿承压来降低自身投入。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批评冷战后美国外交精英“永久主导整个世界符合美国利益”的论断，明确指出“美国将不再容忍、也已无力继续承受搭便车行为、贸易失衡、掠夺性经济做法，以及其他利用美国历史善意、损害美国利益的强加性安排”。[14] 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作出的最具颠覆性的改变。这一转向回应了美国社会内部对非法移民、毒品走私和长期负担沉重海外安全成本的不满情绪。具体来看，主要呈现两个特征：

第一，美国将战略重心拉回西半球，强化对美洲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塑造。2020年8月，特朗普政府发布《西半球战略框架概览》，明确将西半球视为美国地缘政治的优先方向，强调该地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平与繁荣具有关键意义。[15] 特朗普再度执政以后，延续门罗主义排斥域外大国干预美洲事务的传统，显著加大对该地区战略投入，政策干预不断升级。[16]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将“墨西哥湾”改称“美国湾”。[17] 同日，他盛赞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称“我们要把它收回来”。[18]

2026年1月3日，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后接管委内瑞拉石油出口。在拉美之外，美国对北美地区的控制也明显加强。

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以芬太尼、非法移民和跨境犯罪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强调边境问题并不限于美墨南部边境，美加北部边境同样被纳入其国家安全叙事。

与此同时，特朗普重提收购格陵兰岛的事宜，并称“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得到它（格陵兰岛）”。[19]

这些行动不是简单的战略上的退缩或收缩，而是对美国权力布局的重新调整和巩固，旨在恢复自身对西半球的主导地位，阻止非西半球竞争对手在区域内部署军队或控制关键资产。[20]

第二，美国在欧亚大陆采取离岸平衡，让所在地区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冷战后美国延续“优势战略”，依靠自身压倒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主导世界秩序，同盟体系、海外驻军、经济相互依赖和延伸威慑都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21] 但该战略将美国安全边界不断外推，大幅增加安全风险与防卫成本。

不同于拜登政府构建民主与价值观的联盟，特朗普主义强调同盟关系的交易性、功能性和成本分摊，能否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开放基地设施、配合出口管制、承担首要责任是特朗普对盟友的核心要求。由此，离岸平衡成为替代选择，即收缩同盟规模，更多依靠地区国家维持力量平衡，降低美国的直接干预，但保留必要时介入的能力。

特朗普政府将日本视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的关键支点，启动驻日美军向联合部队司令部升级的第一阶段，推动日本强化西南诸岛防卫能力，在对华威慑中承担更多前沿责任。[22]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点，特朗普政府通过军售和美以同盟维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推动以色列在对伊核、反恐、红海安全等地区秩序议题上承担更大责任。

在欧洲，特朗普政府在政治经济层面主要与欧盟协调博弈，在军事安全层面以英国为重要战略支点，通过北约推动欧洲承担更多地区安全责任。他还要求北约国家承诺到2035年将国防及安全相关支出提高至GDP的5%，降低美国维持欧洲安全秩序的成本。基于此，美国得以用较低投入维持地区影响力与议程主导权，为对华竞争腾挪战略空间。

（二）经济空间：借关税与技术竞争回归亚太

在经济维度上，特朗普主义主张将经济重心向亚太倾斜，推进以关税与市场准入为杠杆的产业回流。特朗普主义虽然支持反全球化，但反对的是“对自己不利的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本身就是不同国家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过去几十年，美国依靠技术优势、金融体系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核心位置。然而，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美国在部分传统制造业和货物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下降，产业外迁和供应链依赖问题逐渐显现。

在此情景下，特朗普主义决定实行有选择的全球化，即在某些美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贸易领域大搞保护主义；但在人工智能、数据、芯片、技术标准、虚拟空间等优势领域，积极推进跨国扩张和规则输出。全球人才、资本和技术持续向美国集聚，美国的数字技术、平台体系和标准规则得以向外延伸，也同时回应了科技右翼和本土劳工的诉求。

这一经济逻辑使亚太成为特朗普主义开展产业与技术竞争的重点地区。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与产业链聚集的关键枢纽，并且这一地位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不会变化。特朗普主义强调以高关税、强壁垒与市场准入条件为武器，将贸易与投资规则工具化，通过逐个谈判与差异化施压迫使关键产业链向美国回流，重塑盟友与伙伴的对华经济选择空间。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指出：

“特朗普总统单枪匹马扭转了美国三十多年来对华政策中的错误假设”。

“中美关系已经转变为两个接近平等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基于美国对中国国家定位的新认知，特朗普主义进一步将对华关系的重点聚焦于产业政策、贸易失衡、制造业回流、技术创新、关键矿产、芬太尼等议题。对华经济政策不再追求推动中国融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是转向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为核心的竞争。[23]

特朗普主义对区域多边机制的运用呈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其参与程度主要取决于相关机制能否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

特朗普政府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即是典型例证。亚太经合组织覆盖亚太主要经济体，与产业链、贸易和技术合作高度相关，因此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美国国务院承诺设立2000万美元专项基金，支持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在亚太经济体的应用；[24] 美国表示要领导亚太经合组织，推进美国技术标准、创新监管模式及海洋监测技术的区域扩散。[25]

类似逻辑也体现在“四方安全对话”中。特朗普政府对“四方安全对话”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重点推进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关键技术、供应链、关键矿产和海洋安全等议题，对机制常态化建设相对漠视。

（三）文化空间：以文明叙事重构西方认同

特朗普主义认为美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竞争者，也来自西方阵营内部价值体系的变化。长期以来，“西方”这一概念既是一种现实存在，也是一种政治建构。

一方面，“西方”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这一群体的国家长期受基督教传统影响形成了相似的文明与文化，作为先发国家在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建立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在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强化了国家间的身份认同。

但另一方面，“西方”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26] 第一，西方国家内部在宗教分支、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和民主模式等方面始终存在差异。第二，“西方”概念也长期依赖于外部竞争对象的存在。冷战期间，苏联及其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构成了“西方”身份的重要参照。冷战结束后，随着共同外部威胁的消失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西方国家的共同性已经掩盖不了内部的差异性，西方国家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经济政治互动不断深化，传统二元身份划分的标准已经难以维系。这种变化意味着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正面临文化危机。

这一判断与美国保守宗教力量的政治主张高度呼应。其对基督教传统、家庭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强调，被特朗普主义进一步延伸到外交领域。相较民主党偏重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与议程设定塑造美国国际正当性的路径，特朗普主义更倾向于以防御性的文明叙事取而代之，在国际场合强化文明冲突的框架，暗示西方文明正在遭受外来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的冲击，将国际竞争重新定义为生活方式与文明存续的对抗。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把支持欧洲恢复文明自信与西方认同列入美国核心对外利益。[27]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参加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时称，他“最担忧的安全威胁来自欧洲内部，即欧洲正在背离某些与美国共同秉持的最根本的价值观”。[28] 2026年，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讲话中批评欧洲因为大量移民的进入已经变得面目全非。[29] 这种叙事试图以共同的文明归属凝聚美欧保守主义力量，将跨大西洋的文化身份议题转化为国内政治动员的资源。

在这一逻辑下，特朗普主义主张更多介入欧洲内政。特朗普强调美国将支持建立一个右派的欧洲。基于这一目标，特朗普政府多次公开表达对欧洲激进右翼力量的支持。[30] 2025年2月，万斯会见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Alice Weidel），并在德国联邦选举前表达了对该党的支持。同年5月，时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访问波兰，公开支持右翼保守派候选人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这些行动正是特朗普主义重塑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即通过强化反全球主义、反多元文化和反移民的保守主义力量，推动欧洲共同承担捍卫传统西方文明共同体的责任。

三、中美关系变化新动力

基辛格曾以“两超多强”概括未来国际格局。如今，随着特朗普主义的崛起，美国开始更加务实地评估全球力量格局，承认中美关系已经成为“近乎对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美“两超”的轮廓日益清晰，但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等其他力量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多强”局面尚未真正成形。中美虽已形成所谓“事实上的G2”格局，但其未来形态仍有待探索和塑造。中国需要把握战略主动，以更大的信心参与当前中美关系与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

（一）特朗普主义影响下的国际秩序调整

特朗普主义在对外战略上表现为特朗普式新现实主义。相较于冷战后美国长期奉行的“优势战略”，这种新现实主义承认美国相对能力的下降，认为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与美国力量对等的国家，美国没有能力遏制和打败其他大国，也没有能力保护同盟免受其他大国影响。因此，美国必须重新计算海外承诺的成本收益，在不同地区、不同议题和不同对手间作出战略排序，寻求与其他大国的有限共存和选择性竞争。

因此，特朗普主义不仅淡化对外政策的道义叙事与全球责任表述，还强调对海外承诺与力量投送进行选择性收缩与功能性重组。这种调整既给现行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冲击，也加速了既有格局的松动与重构。

从国际局势看，特朗普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加速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国际体系的失序。联合国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五常”之间基本共识不足，相互行使否决权导致联合国越来越难以解决战争、制裁、人道主义危机和全球治理等国际社会的核心问题。美国曾在联合国体系建设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削弱或绕开多个国际组织后，这套国际秩序就加速失效了。

第二，引发地区权力关系的调整。随着美国选择性收缩海外安全承诺，其撤离或削减投入的地区可能出现权力真空并诱发冲突风险。以色列、日本和英国等承担其离岸平衡功能的核心支点国将面临更高的安全成本与战略压力，可能改变所在地区的力量平衡与秩序安排。与此同时，西半球尤其是拉美地区已被纳入美国地区秩序整顿的优先议程。

第三，大国竞争的战略排序趋于清晰，中美俄的三角队形发生变化。对俄罗斯，美国弱化其作为“主要地缘政治竞争者”的定位，转而寻求“重建战略稳定”，意在降低欧洲方向的战略消耗，避免自身陷入多线牵制。对中国，美国在战略层面承认中美关系已经成为“近乎对等国家之间的关系”，试图“在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战略稳定关系，在对华政策中更加突出经贸与科技议题，同时寻求管控安全分歧。这表明，中美俄的力量中心进一步向中美集中，中美关系和亚太秩序成为牵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中美所谓“事实上的G2”格局已经形成。

（二）所谓“事实上的G2”格局

所谓“事实上的G2”格局是特朗普对华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2025年中美两国元首釜山峰会召开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使用了“G2”的概念，引发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诸多猜测。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智库和官员就已讨论过“G2”这一概念。[31]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可以承认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这也被美西方译为“中美共治”。但这一概念的实质并非“平等共治”，而是附带了先决条件，即中国必须按照美方设定的标准与路径承担责任，并获得美国认可。这种“共治”实为单向规制，中国自然不会接受。

特朗普在2025年重新使用“G2”，其含义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所谓“事实上的G2”，并不是说中美在所有指标上都势均力敌，也不是说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等其他力量已经无足轻重，而是说，只有中国和美国能够同时在经济、科技、产业、军事等多个关键维度形成体系性能力，并且能够长期承受大国竞争所带来的高昂成本。2025年，美国和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约为30.8万亿美元和19.5万亿美元，合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2.4%。[32]

两国的优势并不局限于经济规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2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和美国研发投入分别约为1.028万亿美元和1.009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研发投入的30%和29%，两国合计接近六成。[33] 在国际专利领域，2025年中国和美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分别达到7.3718万件和5.2617万件，合计约占总申请的46%。[34]

在人工智能这一新一轮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中美之间的“G2”结构更加明显。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机构共推出59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模型，中国则推出35个，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35] 军事支出同样呈现出明显集中趋势。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军事支出约9540亿美元，中国约3360亿美元，排名世界前二，两者相加约占全球军事支出的45%。[36]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在长期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金融、生产性服务业、软件和农业等领域；中国则在技术应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软件使用和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这种相互依存使得中美两个经济体长期深度地相互嵌入。即使经历多轮贸易战、出口管制和供应链调整，2025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仍达到4147亿美元。这表明，尽管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双方仍难以彻底脱钩。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美关系紧张是因为双方缺乏必要的政治信任。一旦政治信任有所提升，中美经济还会继续甚至更深地相互嵌入。

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策分析界多使用“多极化”的概念来定义国际权力的发展格局。必须意识到，尽管“多极化”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但目前它只是国际政治的一种理想状态。“多极化”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超级强权，世界的权力分配比较分散。而现实中，除中美之外，全球其他主要力量或受制于内部发展困境，或影响力主要集中于特定地区和领域，尚不足以构成与中美相当的全球性权力中心。与其说当前国际格局已经走向多极化，不如说其呈现出更明显的“封建化”特征[37]，即权力在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外，进一步分散于区域大国、中等强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形成等级化、碎片化和相互交叠的结构形态。

在这一结构下，中美关系具有超出双边关系本身的秩序意义。中国和美国都无法独自构建一个稳定的新国际秩序，即使一方有能力这么做，以一方向另一方屈服为代价而确立起来的新国际秩序也难以长久维系。当前需要关注的是既已形成的所谓“事实上的G2”格局最终将发展为何种关系形态，以及这种关系将如何与其他国家行为体展开互动。中国需要主动参与塑造中美关系的规则与边界，避免双边关系陷入“中美共治”或美苏冷战式的“阵营对立”等不利境地。

（三）中美互动的边界与约束

针对上述结构力量，本文提出“边界型G2”的分析框架，着重阐释中美竞争、合作及责任承担的边界，探索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可行路径。这里的“G2”着眼于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影响力，“边界”则强调两国权力行使的限度及其应承担的责任，不指向两国共治或排他性的国际秩序安排。

首先是中美竞争的自我约束边界。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需要通过持续互动逐步明确彼此可以接受的竞争范围和行为底线。划定边界本身也是双方竞争、合作与博弈的过程，需要在反复协商和调整中形成相对稳定的预期。具体而言，中美应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和核冒险，不以彻底摧毁对方为竞争目标，不将经贸科技竞争推向全面脱钩断链，也不使局部摩擦不断升级并最终演变为失控冲突。

其次是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共同管控边界。从全球格局来看，中美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两个大国，需要在涉及国际体系基本安全与稳定的问题上承担相应责任。其核心在于共同防止核扩散、人工智能失控、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关键航道中断、区域战争升级、气候灾害和全球供应链断裂等重大风险突破全球安全底线。这种共同责任应限定于系统性风险管控和危机防扩散领域，在这一底线之上，区域国家、国际组织、中等强国和全球南方国家仍应保有参与国际事务和塑造国际秩序的权利。

最后是多边机制的合法化边界。中美可以首先就重大风险管控形成最低限度共识，但这些共识不能停留于双边默契，更不能演变为排他性的利益安排，而应通过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将其转化为更加公开、普遍和稳定的国际规则。对于可能突破全球安全底线、引发系统性危机的行为，中美应推动预警、沟通、制止、调解和协调等机制，尽可能通过多边平台形成更广泛的国际约束。“G2”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为既有多边机制正常运行提供最低限度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不取代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

究其本质，“边界型 G2”不是对中美共同主导国际秩序的制度设计，而是基于中美力量结构变化，对两国竞争、合作与责任范围作出的规范性界定。其核心是承认中美在全球安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具有特殊影响力，同时通过明确边界防止这种影响力演变为排他性的“大国共治”。在双边层面，边界的探索可以成为中美管控竞争、减少误判和建立稳定预期的重要途径；在国际层面，中美则需要在涉及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问题上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责任，同时为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保留充分的参与空间。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观察上述边界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及相关事件沟通渠道，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反映出两国正尝试通过具体机制降低误判和风险外溢。围绕伊朗核问题及国际水道通行达成的共识，则表明双边协调已涉及具有全球影响的安全议题。为把握中美关系演进的战略主动，中国可积极在多个领域发起倡议，主动塑造“边界型 G2”的形态。

第一，在既有元首沟通和新近达成的人工智能对话、军事危机沟通共识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美战略稳定对话的常态化机制。该机制应全面覆盖核安全、军事危机、台海和南海问题、人工智能安全、金融制裁、关键供应链、网络安全、太空安全和地区冲突等多个领域，在两国间建立最低限度的政治互信。中美同需要形成元首直接沟通、部门间常态对话和高风险领域危机热线相结合的多层机制，确保在重大危机中能及时确认意图、澄清误判、控制烈度、预防失控。

第二，推动中美围绕重点议题建立危机管控清单。双方应提前标注最容易突破全球安全底线的风险领域，建立风险分级制度、预警指标、沟通渠道和处置程序。对于可能引发人类整体安全危机的议题，中美应优先确立“不误判、不失联、不突破底线”的处理方针，避免局部摩擦外溢为系统性冲突，为国际社会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稳定预期。

第三，推动将中美最低风险管控共识转化为开放性多边规则。中美风险管控合作不能停留在双边闭门协调之中，而应从一开始就嵌入开放、多边、包容的国际治理进程。中美可依托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事组织等多边平台，将中美最低风险管控纳入相关共识，明确中美在危机管控中的责任边界、行为边界和权力边界。这样既能防止中美关系外溢为全球性冲突，也能避免滑向排他性权力安排，充分发挥多边机制在中美关系震荡时的阻尼器作用。

第四，在对外话语中明确提出“中美守底线，不垄断秩序”的原则。作为超级大国，中美对全球稳定负有特殊责任。但其责任边界应局限于风险管控、危机降级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能把这种责任上升为对国际秩序的共同支配。中美不能垄断国际规则的解释权，不能替代多边机制决定全球治理议程，不能以双边共识安排地区秩序，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纳入双边协调范围。

第五，在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叙事中，中国尤其应强调“边界型 G2”不是中美两国“共治”世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边界型 G2”尊重其他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中国可把这一概念嵌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的具体实践之中，使“边界型 G2”成为维护国际共同利益、而非重建大国特权的秩序方案。

四、结语

特朗普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延续，不能简单归因于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改造，其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在凝聚科技右翼、保守宗教团体和本土劳工等社会力量后，特朗普主义逐渐摆脱了对特朗普个人魅力的单纯依赖，成为美国右翼新的政治表达与政策取向。特朗普主义以“美国优先”为基本原则，调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自身力量的方式：在地缘空间上，主张西半球优先和离岸平衡；在经济空间上，以关税、产业政策和技术竞争重新划分利益边界；在文化空间上，强化西方文明与保守价值认同。由此，特朗普主义试图把美国从一个以维持世界秩序为己任的国家，转变成一个精于计算成本、收益和力量边界的国家。美国并非放弃霸权，而是不再愿意无条件为霸权买单。

中短期内，国际秩序既不会回到美国单极霸权，也不可能迅速进入真正的多极化。随着中美权力关系的调整，双方都需要重新判断彼此的实力、意图和风险承受能力。在新的稳定预期形成前，战略误判和危机升级的风险将更加突出。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边界型G2”这一分析框架，旨在约束双方竞争的范围、划定权力行使的限度和明确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清晰的边界能够降低中美关系滑向全面对抗的风险，减少两国关系震荡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为其他国家保留战略自主与发展空间。近期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八项共识，为观察上述趋势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两国在经贸磋商、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的新共识，表明中美在保持各自战略目标的同时，仍有通过对话协调利益、管控分歧的现实空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要将双方的对话共识逐步转化为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避免具体分歧冲击双边关系全局。

从这一角度看，“边界型G2”所强调的底线确认、风险管控与责任界定，可为探索这一关系的实现提供思路。当然，在这一关系的构建过程中，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和关键供应链等直接关系美国竞争优势的领域，将是双方最难划定边界的部分。因此，中美互动的行为边界很难通过单次谈判或一纸协议确立，更为现实的路径是在持续博弈中逐步明确双方都能接受的底线和规则。

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孙奕欣，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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