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大国海权博弈已超越传统军事对抗，演变为基于节点、连线、载体的复合地缘经济系统的竞争。因此，对枢纽港口、海上航线、海事装备及供应规则等海上通道要素的掌控能力，决定了大国在全球海权格局中的地位。第二度就任美国总统后，特朗普执意推动海上通道成为美国对华竞争的核心议题。其推进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整合情报、政治和资本优势，打压中国对枢纽港口的建设运营；二是通过掌控主干航线、分化门户港口、抢占新航线布局，阻遏中国对海上航线的拓展；三是规制海事装备供应链，构建“去中国化”规则。在此影响下，中国海上供应链的成本和全球海运安全的风险被抬升，中国多元化通道布局与战略空间受到压缩，大国海上竞争白热化，全球陆海互联互通体系面临被分割的风险。不过，受制于全球经贸深度互联、产业链高度依存的市场规律，美国难以将中国排除于全球互联互通网络之外。

【关键词】美国对华竞争；海上通道；基建竞争；互联互通

【作者简介】 李德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海疆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101）

第二度就任美国总统后，特朗普在海上通道领域推行“泛安全化”策略，试图以资本收购甚至武力威逼的方式夺取中资企业运营的重要海外港口，并通过构筑替代性陆海通道阻遏中国海上新航线的建设。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长臂管辖”遏制中国的造船业和航运业。由此，美国在重要港口、海上航线、海事装备等方面形成了全面遏制中国的态势，给中国的海上供应链安全带来了诸多挑战。

当前，学界关于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宏观层面的海权理论变革，认为特朗普重新重视支撑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的海上咽喉要道反映了传统海权理论的回归； 二是从特朗普海上战略的视角出发，认为地缘维度是美国海上战略调整的基石，其核心是控制关键通道，优化基地网络布局，拓展海洋活动范围以及提高兵力投送效能；三是从更为微观的案例分析入手，分析西方基础设施—金融联盟如何将港口、关键矿产等供应链议题从商业管理领域转移到战略脆弱性范畴。不过，当前的研究尚缺少对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系统性分析。因此，本文在总结大国竞争中海上通道核心要素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美国在咽喉港口、通道航线和海事装备及供应规则等方面对华竞争的多项举措，从而探讨其对中国海上供应链、海上通道布局以及大国海上竞争态势的影响。

一、大国竞争中的海上通道问题

现代海权博弈已不仅仅指通过海上军事对抗来争夺地理空间，而是逐渐演变为复合地缘经济系统之间的竞争。该系统由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核心要素构成——节点（Node）、连线（Link）和载体（Carrier）。对这三个要素的控制能力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海洋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底层逻辑正是基于以上要素展开。

（一）节点：海权体系的控制枢纽

“节点”是指全球海运网络中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港口。由于海上贸易占全球贸易的 80% 以上，海上节点是全球资源、商品、资本和信息流动的汇聚点、中转站和控制阀。借鉴社会网络理论中对节点中心性的分析，具有战略意义的咽喉要道（Strategic Chokepoints），特别是国际运河和海峡——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而无法轻易绕行，成为全球海上运输路线的密集交汇之处。位于这些咽喉要道的港口则成为海上货物贸易集散节点，即全球海权体系中的枢纽港口（Hub Port）。这种地位的获得既是地缘赋予的结果，也有助于这些港口实现更高的战略价值。例如，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港不仅是物流中心，也是信息中心、规则制定中心甚至是金融中心。

美国历来重视对海上咽喉要道的控制。以马汉为代表的经典海权理论强调控制重要水路或世界主要贸易通道，对维持霸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高度重视对海上节点的控制，以掌控全球海上咽喉为战略核心，利用战略优势打压中国对枢纽港口的建设运营，削弱中国对海上通道的影响力。

（二）连线：海运网络的脉络框架

“ 连 线” 是 指 连 接 各 个 节 点 的 海 上 航 线（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s），承载着商品、能源和数据的流动。如果说节点是控制海上通道的枢纽，那么连线就是支撑全球海运物流的脉络。因此，对于全球经贸运行而言，连线具有独立的战略价值。海上航线的畅通带来了繁荣，但也带来了敏感性和脆弱性。对于贸易大国而言，其依赖的主干航线极易成为对手的战略威慑工具。具体而言，连线的战略内涵主要包括主干航线格局、门户港口效率和替代性陆海通道的建设三个方面。

首先是主干航线的通行格局。在当前全球海运网络中，连接全球主要市场的主干航线走向基本由自然地理条件与长期航运实践共同确定，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甚至具有依赖性的通行格局。当前，全球集装箱运输聚焦亚洲—欧洲、亚洲—美西、欧洲—美东等 10 条主要贸易航线，贸易大国的海上航运都难以脱离现有主干航线。这些航线的安全性、通畅性和经济性直接关系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其次是门户港口（Gateway Port）衔接陆海通道的效率。门户港口的联运效率影响着陆海通道衔接的实际效能。与枢纽港口不同，门户港口往往承担陆上运输与海上航线的“首尾端”功能，侧重腹地货物的进出口集散。从内陆出海的视角来看，门户港口并非不可替代。内陆地区通常可依托不同港口形成多条出海通道，航运企业可根据港口运营效率、收费标准以及通关便利度调整航线方案。因此，与内陆地区的互联互通效率决定了一个门户港口在陆海通道衔接中的实际价值。若能以低成本实现“海铁联运”“江海联运”等多式联运，门户港口的竞争力就会大幅提升。此外，由于海上航运必须与内陆的铁路、公路、内河航道相互连通才能完成货物的全链条运输，衔接海上节点的陆上通道建设直接决定了门户港口的整体运转效率，影响着全球供应链由海向陆延伸的深度。例如，中国投资建设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在强化赞比亚内陆出海通道的同时，也推动了坦桑尼亚相关港口在非洲陆海通道中发挥更重要的门户作用。

最后是替代性陆海通道的建设。新航线的开发为分散主干航线风险、拓展战略空间提供了可能。因此，开发能够替代主干作用的新航线以及强化重要支线是维护通道安全必不可少的举措。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红海航线面临的长期化安全风险，北极航线的开发以及印度洋地区其他海运支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种多元化通道布局，既可以降低对单一主干航线的依赖，也能扩大海运网络的覆盖范围，为不同区域间的经贸往来开辟新路径。

正是由于连线具备上述多重内涵，在推进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过程中，美国将干扰、阻断中国海上航线作为重要抓手，打造替代性陆海通道分流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海上贸易活动，意图割裂中国海上通道连线的网络化发展，压缩中国海运网络的战略拓展空间。

（三）载体：通道运行的支撑基础

“载体”是较为复合性的概念，指的是“节点”和“连线”构成的海上通道得以运作的物质基础及运行规则。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霸权不仅来源于军事实力，更来源于生产结构、知识结构等方面。除了保障通道安全的军事力量，造船产能、海事装备的供应规则同样是支撑通道运行的重要力量。造船业衰退后，美国正是依靠这些结构性权力维持了对通道载体的控制。因此，载体因素超越了传统海权论中仅关注军事力量的视角，将海上通道竞争的研究拓展至更为基础和广泛的领域。

一方面，船舶、港口设备等海事装备所代表的物质载体是支撑海上通道的坚实基础。除了海空军装备之外，海上通道系统的物质载体还包括由集装箱船、油轮、液化天然气船等构成的规模庞大且自主控制的商船队，以及涵盖船舶航行、港口停靠及货物装卸所需的各种工程设备。前者是国家经济安全和战时后勤的保障，后者则是提升港口战略价值的基础。

另一方面，构建制度、塑造秩序的规则载体是当前海上通道竞争的新维度。海事规则能够直接决定各国在海上通道中的权利义务分配，掌握其主导权就能设置对自身有利的海上竞争框架。因此，从军备供应的来源限制到港口设备的信息安全标准，每一项规则的调整都可能成为排挤、打压特定国家市场主体的工具。

当前，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港口机械装备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为中国参与全球海上通道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但在规则主导权层面，现有国际海事规则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美国更是牢牢掌握着航运金融、信息服务等高端领域的话语权，可以通过调整规则直接限制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美国针对载体的排他性安排意图从基础层面削弱中国参与全球海上互联互通的能力。相较于传统海权博弈中对地理空间的争夺，通道载体的竞争更具隐蔽性和穿透性。美国可以依托现有规则框架和资本优势，在不直接触发军事对抗的前提下，系统性挤压中国海上通道的建设与发展空间，这也正是美国当前对华海上通道竞争区别于传统海上围堵的核心特征。

可以说，节点提供了地缘博弈的控制枢纽，连线搭建了全球流动的脉络框架，而载体决定了整个海上通道体系的力量基石与规则属性。三者均是当前大国海上通道竞争的重要维度，也为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战略布局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及研判方向。

二、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推进举措

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特朗普调整其在全球枢纽港口、海上航线、造船海运等方面的策略，从节点、连线、载体三个方面推动海上通道成为美国对华竞争的核心议题：在节点层面打压中国对枢纽港口的掌控，在连线层面阻遏中国对航线的开发与陆海衔接，在载体层面剥离中国在海事装备与供应规则中的存在。这三个维度的举措相互配合，构成了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完整战略图谱。

（一）打压中国对海外枢纽港口的建设运营

作为全球海上通道的节点，枢纽港口具有显著的战略支点属性，因而成为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焦点。基于此，特朗普政府利用其在情报、政治和资本方面的战略优势，全力打压中国在枢纽港口的建设和运营，削弱中国对海上咽喉要道的影响力。

一是强化情报监控，追踪中国港口布局。2025年3月，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启动对全球七大国际海运咽喉要道的审查，试图将管辖权直接延伸至全球咽喉港口，以监督、控制中国在这些通道的影响力。不仅如此，2025 年 5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战略港口报告法案》（Strategic Ports Reporting Act），要求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绘制一份全面的全球地图，列出对美国军事、外交、经济和资源勘探利益至关重要的港口，特别要求监控中国在世界各地建造、购买或拥有战略港口的情况。推动该议案的议员表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需要保护本国战略港口免受中国影响，而这项法案将加强美国的全球海洋领导地位。如果该法案获得正式通过，那么中国海外港口的建设动向将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实时监控。

二是运用政治施压，迫使中资退出运营。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美国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施压东道国政府强收中国企业在枢纽港口的运营权。例如，在巴拿马中资港口的纠纷中，美国不惜通过军事威胁迫使长江和记退出港口运营。美国南方司令部声称，如果与巴拿马安全部队合作遇阻，不排除武力夺取巴拿马运河的可能。 此外，美国还意图在其他枢纽港口复制这一模式。例如，特朗普政府对墨西哥曼萨尼约港、牙买加金斯顿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东道国政府施加压力，试图迫使相关国家放弃与中国企业的合作。

三是捆绑资本力量，夺取港口控制权。2025 年 3 月，在美国政府施压巴拿马出售中资港口之后，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贝莱德财团（BlackRock）成为首个意图收购该港口运营权的美国企业。与此类似，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从中企收回达尔文港的运营权后，美国财团博龙资本（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迅速与澳方展开收购谈判。而该财团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正是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斯蒂芬·范伯格（Steve Feinberg）。这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在争夺重要港口的建设运营上已不满足于单纯的市场竞争，而是深度介入并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帮助美国资本夺取重要港口的控制权，实现政治权力与资本利益的绑定。通过这种政商结合的操作，美国在掌控海外优质基建资产的同时，能够直接削弱中国对枢纽港口和咽喉航道的影响力。

（二）阻遏中国海上航线拓展，建设替代性陆海通道

基于中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特朗普政府从掌控主干航线、分化门户港口的陆海衔接、抢占新航线布局先机三个方向入手，系统性阻遏中国正在搭建的多元化海上航线网络，打造替代性陆海通道。

在掌控主干航线方面，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友的联合巡航，展示其联盟体系对海上通道的感知和威慑能力。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积极推动与盟友“海域态势感知”合作的升级。以“印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脆弱性为由，美日印澳于2026年5月启动了“印太海上监视合作”（IPMSC）机制。通过专家交流、桌面演练，四方协调海事监察工作，共享实时信息，推动建立更具实战意义的共同行动态势图。在联合盟友强化对海上主干航线的海域态势感知的基础上，美国不断向外界展示其具备随时切断对手海上通道、使其贸易物流瘫痪的硬实力，以维持在海上通道竞争中的长期战略优势。

在制衡中国建设门户港口方面，美国不断向有关国家施压，要求其弱化与中国的互联互通合作，同时扶持美国资本参与通道项目，试图分流经济腹地的出海货物。作为中国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建投资项目，钱凯港承担着跨太平洋海上直航与辐射拉美地区货物集散的双重功能，日益成为中拉陆海通道中不可替代的门户港口。对此，美国深感不安，在威胁增加关税和贷款限制以向秘鲁政府施加压力的同时，还投资厄瓜多尔玻利瓦尔港的扩建，以弱化钱凯港在陆海联运方面的竞争力，从连线层面压缩中国在全球海运脉络的战略空间。此外，针对中国投资坦赞铁路和坦噶港升级项目，特朗普政府恢复了曾经一度暂停的对非洲“洛比托走廊”的投资。截至 2025 年底，该走廊获得了美国政府、欧盟、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金融公司（AFC）等国际实体的资金承诺超过 10 亿美元。其中，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已承诺提供 5.53 亿美元直接贷款，用于本格拉铁路线的升级和运营。 作为将非洲富矿地区与大西洋市场相连接的陆海通道，“洛比托走廊”被视为美国制衡中国在东非建设陆海通道的重要工具。

在替代性陆海通道建设方面，美国通过军事压迫、体系孤立、政治胁迫等方式试图阻碍中国海上支线航道的建设，并抢占新航线布局的先机。随着北极东北航道和西北航道的通航窗口期不断延长，北极航线能够缩短中国至美欧的商船航行距离，降低中国对传统主干航线的依赖。而美国将北极地区视为其“美洲后院”的延伸，积极联合加拿大、丹麦等北极周边盟友强化对该地区的管控，力图遏制中国在北极航道的影响力。其一，以维护航道安全为名，美国在北极周边的阿拉斯加、格陵兰岛等地加速扩建军事基地，强化核潜艇的部署频次，开展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以实现在该地区对中、俄等国的常态化军事威慑。2026 年 3 月 9 日，北约启动代号为“寒冷反应2026”（Cold Response 2026）的联合军演，14 个国家的 3.25 万兵力开展了冷战结束以来北极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集结活动。其二，美国拉拢北极周边盟友推动制定排他性的北极航道规则，以环境保护、航行安全等为借口，抬高非北极国家参与航道开发的准入门槛。同时，借助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的国际孤立，美西方试图排挤中俄在北极的战略合作，挤压中企参与北极周边港口开发的空间，垄断北极航线开发的主导权。其三，特朗普不惜以损害跨大西洋关系为代价来攫取格陵兰岛，建设穿越加拿大、格陵兰岛周边海峡的西北航线和跨北冰洋中心航线，也是为了在北极航线开发中占得先机，以削弱俄罗斯东北航线作用并遏制中国的“冰上丝路”。

（三）构建排斥中国的海事装备及供应规则

特朗普政府将海运业作为维护“供应链安全”、实现“制造业回流”的重要环节。为此，在载体层面，特朗普政府着力构建排除中国的海事装备及供应规则体系，重点从造船业竞争、港口设备排除与国际规则主导三个方向进行打压围堵。

一是强化造船业的长期化、体系性对华竞争。造船业作为海洋战略的核心支撑，正成为中美产业与安全博弈的关键领域。因此，美国试图利用“301 调查”等手段限制中国船企进入美国市场，在供应链上游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虽然中美在 2025 年10 月达成经贸协议，美国就“中国在海运、物流和造船业争夺主导地位”采取的“301行动”暂停实施一年，但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政策背景下，中美关于造船业的竞争仍然是战略性、长期化的。此外，美国还力图绑定与盟友、伙伴的造船业合作，建立对华竞争的体系优势。通过推动韩国大型船企赴美投资以及设立“日美造船工作组”等方式，美国利用亚太盟友在造船方面的既有技术能力，重建海事装备供应链的体系优势。这种灵活方式虽与所谓“制造业回流”议程存在矛盾，但反映了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海上力量、确保海事装备供应链自主的紧迫意图。

二是推动海上基建设备供应链的“去中国化”。美国政府利用其全球海上基建设备主要市场的地位，推动提升中国港口设备产品的成本，在打压中国相关制造业的同时，确保产业链自主。其一，利用港口歧视性收费，强推港口基建设备“去中国化”。2025 年 4 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对使用中国原产零部件制造、组装或生产的岸边起重机，或由中国公民拥有、控制或受其实质性影响的公司生产的岸边起重机征收关税，并敦促盟友采取类似行动。其二，通过联邦资金推动港口基建设备升级，以替换中国供应商。2025 年 6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海运供应链安全法案》（Maritime Supply Chain Security Act），其目的在于“澄清‘港口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P）资金可用于替换中国的港口起重机硬件或软件”，以“清除中国设备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其三，推动港口运营方、船东在采购与升级设备时“去中国化”。通过“航运安全咨询”的形式，美国政府要求国内海事从业单位加强供应链与数据审查，通过官方咨询文件对全球海事运输系统（MTS）面临的“外国对手在技术、物理与网络层面的影响”给出系统性风险提示。同时，美国政府还要求相关企业评估岸桥、自动化系统、通信与导航设备等关键设备的来源与供应商关系，并对高风险供应商与服务商采取“安全替换或隔离”措施。

三是构建排他性海事规则。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叙事重塑海事设备等方面标准，要求盟友在保险、结算、数据流转上对中企实施隔离。例如，2025 年 6 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报告梳理了中资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港口布局，刻意强调振华重工（ZPMC）等中资起重机在数据采集方面的潜在“安全隐患”。该报告已经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友政府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推动《本国港口安保法案（2025）》（Secure Our Ports Act of 2025）、《海运供应链安全法案》《确保海军战备法案》（Ensuring Naval Readiness Act）、《确保海岸警卫队战备法案》（Ensuring Coast Guard Readiness Act）等，力图以法律手段、以国家安全为名义打压中国在港口基建、造船设备中的既有优势，推动海事供应链体系“去中国化”。例如，正在国会立法推进中的《确保海军战备法案》《确保海岸警卫队战备法案》明确要求，海军、海警舰艇建造的主要部件如需国外采购，制造商必须是北约和“印太”盟友中“不属于中国公司或在华跨国公司”的造船厂。以上法规利用美国的海事装备市场地位将“去中国化”规则推广到更多国家，将排他性海事规则固化为全球通道硬件建设的通行标准，从而削弱中国在海事装备行业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在竞夺关键港口、建设替代通道和海事装备及供应规则等方面的对华竞争呈现出多维度、全方位且极具针对性的态势。通过一系列战略布局，美国试图在海上通道领域构建起对华全面遏制体系，以维护其海上霸权和战略利益。

三、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影响

美国在竞夺关键港口、建设替代通道以及规制海事供应链上的一系列排他性布局，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海上通道建设风险被大大强化，影响了中国外部产业链的安全与成本，对中国经略海洋的战略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割裂了全球海上互联互通体系。

（一）推高中国海运成本和全球海上风险

为规避美国在海上通道的制约和审查，中国相关船队运输成本可能会上升。美国“长臂”审查航线，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成本和便利度。美国对中美洲—加勒比海上航线的单方面控制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博弈将进一步延长中国船舶的运输周期与增加成本，从而直接抬高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种成本的上升不仅体现在企业运输费用的增加上，还反映在因运输周期延长而产生的库存、资金占用等成本方面。同时，海上运输成本的上升还会通过供应链进行传导，最终可能影响全球产业链的整体成本。而随着海上通道安全风险的提升，部分贸易商会改变运输路线以规避美国的制裁和审查，非正式贸易路线可能会出现。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美国的审查，但这些路线往往缺乏正规的安全保障和高效的物流服务，增加了海上贸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更为深刻的影响是，美国启动“航道审查”的经济逻辑在于通过重构全球供应链规则来扭转中美产业竞争态势，其本质是以“国家安全”之名行“产业保护”之实。这是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主动设置非关税壁垒、重塑贸易话语权的重要步骤，意图维持其在供应链规则制定层面的主导地位。美国以“航道审查”为切入点，通过其掌控的全球信息与情报网络实施一种隐性的“经济胁迫”，系统性贯彻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保护本土相关产业，同时遏制中国在海上供应链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这种将经济问题安全化、将海上通道“武器化”的做法，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增加了相关成本，更为全球海上通道带来了不可预知的风险。

（二）阻滞中国多元化通道布局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海上通道建设的全方位围堵，直接损害了中国海上通道建设的多元化布局，压缩了中国经略远洋的战略空间。

一是加剧海上咽喉地区“安全困境”。美国对海上咽喉的“武器化”策略极易引发相关国家的反制，从而带来不可预知的地区冲突风险。美国不断加大在海上咽喉周边的军事部署，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刺激了地区国家的安全神经。尽管委内瑞拉的反击行动以美军对马杜罗的非法逮捕而告终，但是这类行动会促使具有战略自主传统的国家进一步提升战略应对能力，进而导致地区军事对抗氛围愈发浓厚。美伊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长期拉锯可能只是拉开了全球海上通道风险提升的序幕。伴随着海上咽喉地区国家对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审视，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放大为海上咽喉地区国家与贸易大国之间“安全困境”。印尼财政部长关于效仿伊朗而对马六甲海峡通行收费的提议尽管后来被否认， 但无疑对贸易大国提出了警示：咽喉要道的“安全化”不再只是域外大国的专属操作，沿岸中小国家同样可能将通道作为海上博弈筹码，从而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不稳定性和成本提升。

二是抬升中资海外港口基建的潜在风险。美国将中资海外港口全部贴上“潜在军事用途”的标签，并对中资港口的建设运营进行常态化非法监控，掌握中国的港口建设动向，甚至预判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港口建设规划、进度等。在监控的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扶植港口东道国敌对势力、提供替代性援助、极限施压等方式，不断煽动东道国的反华情绪，甚至通过政治颠覆、司法干预等方式剥夺中资的港口经营权，破坏正在谈判或建设中的港口合作，使得中国多年布局的海外港口面临失能风险，严重冲击中国的全球互联互通布局。此外，美国通过安全化叙事将中国与共建国家正常的港口基建合作污名化，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很多原本有意和中国开展港口、航运合作的国家暂停或取消合作项目。中国拓展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步伐因而受到阻滞。

三是挤压中国海上通道建设布局。其一，美国在企图独霸北极通道的同时，以“小多边”的方式强化海上通道建设“俱乐部”性质，使得中国“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面临被极地周边的西方国家孤立的风险。瑞典、芬兰加入北约后，被美国裹挟加入北极地区“小多边”战略对抗的风险有所提升。其二，美国通过胁迫手段夺取中资运营的枢纽港口，直接掌握了中国跨洋主干航线的海上节点，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商业航运随时可能面临美国的审查、拦截甚至封锁，通道建设的自主性被严重压缩。其三，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进一步施压相关国家特别是盟友仿照巴拿马运河港口“先例”来迫使中资企业退出重要港口的建设运营，或者至少限制其作为海上节点或主干航线的功能。这将极大压缩中国海上通道的多元化布局，影响中国海外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三）加剧大国海上竞争及全球互联互通体系分割化趋势

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强化对华海上通道竞争的举措直接引发了其他大国的回应，推动海上通道竞争从“隐性博弈”转向“显性对抗”，使得通道“安全化”效应向全球扩散。

除中美之外，俄罗斯也强化了对其周边海上通道的控制，以回应美国强推海上通道竞争。俄罗斯官方政策将北方航线称之为“俄罗斯联邦历史上确立的国家运输走廊”。俄罗斯官员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更具进取性的“开发”一词来描述旨在获得北极航线主导地位的具体政策。在 2025 年的国际北极论坛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实现北极地区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重要性，将北方海路视为重要的全球贸易走廊，并寻求提升港口容量和建造新的破冰船。俄罗斯对北极开发主动权的重视以及对北方航线的管控，必然引起北极地区周边其他相关国家的相应部署，进一步加剧北极航线的竞争烈度。

美国盟友在对华海上通道竞争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推高了海上竞争的强度。日本、韩国一方面配合美国海事供应链“去中国化”进程，在造船、港口设备等领域与美国强化合作，另一方面也借机扩张自身在全球港口基建、航运等领域的影响力，抢占国际市场。印度以“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自居，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不断强化在印度洋重要航线的军事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正积极推进尼科巴群岛大型基建项目建设，意图将其打造为“经济与军事前哨”，以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监控能力。这在提升印度的海上影响力的同时，也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通道建设制造战略压力。在美国的战略引导下，欧盟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资参与欧洲港口基建项目，为中欧海上互联互通合作制造了障碍，使得中欧之间海上基础设施合作被注入强烈的地缘竞争色彩。

由此，全球海上力量的布局逻辑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原本以航运效率、经济收益为核心的通道建设逻辑，被地缘安全、大国竞争逻辑所替代。全球海洋秩序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原本开放包容的全球互联互通体系正面临被分割为不同阵营、不同体系的风险，给全球海洋治理与和平发展带来了深远挑战。

四、结论

在当前大国竞争中，传统海权博弈演变为基于节点、连线、载体的复合地缘经济系统的对抗。对枢纽港口、海上航线、海事装备及供应规则等海上通道领域的掌控能力，决定了全球海权格局中的大国影响力。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海上通道成为美国推动对华竞争的核心议题。其战略举措集中于打压中国枢纽港口建设、建设替代性陆海通道以及构建“去中国化”的海事装备及供应规则等三个维度。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对中国经略海洋的战略环境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中国海上通道建设的安全风险被大大强化，抬升了中国海上产业链的成本，阻滞了中国的多元化通道布局，并推动了大国海上力量竞争的白热化，原本开放包容的全球互联互通体系受到挑战。

未来，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将呈现“局部强硬与整体失效并存”的态势。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对华海上通道竞争会延续此前地缘对抗的基本方向，依托其传统海权优势持续挤压中国海上通道战略空间。在此基础上，竞争场域将更多集中于规则、标准方面，通过塑造国家安全叙事、绑定联盟体系来挤压中国海事装备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基于地缘博弈的战略设计，美国企图在日趋一体化的全球互联互通体系中强行植入具有强烈排他性和指向性的安全化议程。长期来看，这种战略设计受制于全球经济深度互联、产业链高度依存的市场规律，在战略实践中难以完全将中国排除于全球互联互通网络之外。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强推海上通道竞争所造成的安全风险和全球产业链成本提升仍然值得重视。

对此，中国应从节点—连线—载体的复合视角出发，立足自身发展实际，稳步推动海上通道的“韧性”建设。一是从“低政治”领域出发，中国要强化与咽喉要道沿岸国家在海上救援、反恐、反海盗等领域的双边海事合作，以保持对海上节点的影响力。二是结合陆上传统优势，实施“1+N”通道建设，加速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多元化陆上通道建设以及陆海联动。中国要加强西部、西南方向的出海通道建设，推动中吉乌铁路与跨里海南北运输走廊对接，以及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通道向印度洋方向延伸等，分散对现有主干航线的依赖。三是针对美国通过海事装备供应规则固化排华标准的做法，中国可以探索与周边国家、咽喉要道沿岸国家等建立港口设备安全标准的双边或多边互认机制，削弱美国单边标准在全球的强制力，维护海上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