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运用上呈现明显加速态势，并将此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该举措源于美军科技发展路线、大国竞争压力与科技资本介入的共同作用。当前，特朗普政府从引入商用技术、放松行政监管、调整军事理念与重构组织机制四个维度同步推进，促动人工智能军事运用从局部试点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在2026年美国对委内瑞拉“绝对决心行动”与对伊朗“史诗狂怒行动”中，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美军情报整合、态势感知与目标打击的“杀伤链”，进而影响了两场高烈度军事冲突的走向。长期来看，美军将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的软硬件深度融合，力求重塑军力结构及其作战逻辑，但仍面临着技术风险、国内掣肘与国际反对等多重阻力。美国加速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不仅可能影响国际军事实力对比、重塑未来战争形态，也将给国际危机管控带来更大风险，值得各国高度警惕与持续关注。
【关键词】美国军事；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技术；美委冲突；美以伊冲突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加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涵盖情报处理、指挥决策和武力打击等方面。2026年1月，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宣称要将美军打造为“人工智能优先”（AI-First）的作战力量，并要求“所有军种和部门，无论前线或后方”都必须加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美国在将军用人工智能应用于乌克兰危机之后，2026年在与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两场军事冲突中再次深度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突破性成效。本文将剖析美国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运用进程的多重动因，梳理其战略实践特别是重塑国际冲突形态的具体机制，并对该进程的前景与影响作出评估。
一 美国加速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动因
当前，美国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运用已呈现出明显加速态势，不但颠覆了此前规避该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巨大风险”的安全考量，打破了长期以来在监管、审查、采办、保密等方面的诸多政策限制，还开展了针对部分敌国的激进实战应用。这一巨变既是美国军事技术长期发展路线的产物，也深受其战略观念和利益集团的影响。
首先，这延续了美国军事技术的长期发展路线。美国在军事技术研发上长期沿袭智能化、全域化与高技术化的发展轨迹。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三次提出了“抵消”（offset）战略，即强调借助技术和装备革新抵消竞争对手现有的军事优势。继20世纪50年代以核武器为核心的“第一次抵消”、70年代强调高精度作战的“第二次抵消”之后，美国国防部于2014年提出以研发和部署新技术提升常规威慑能力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O. 沃克（Robert O. Work）特别要求该战略应把“将人工智能和无人技术方面的所有进展纳入国防部的作战网络”作为首要方向。自此，美国瞄准了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研发、近年来主要用于优化后勤补给流程与评估战场风险的人工智能技术，认定其具有助力美国维持军事优势的战略潜力。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受快速的技术进步和战争性质的变化影响……（人工智能等）技术确保美国能够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战争部在发布于2026年1月9日的《人工智能战略》中进一步称，“人工智能赋能战争和实力发展，将会重新定义下一个十年内军事的本质……这场转型是一场竞赛”。美国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正在成为其军力新增长点。
其次，源自对大国竞争威胁的应激性反应。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战略界认为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大国带来的所谓安全“威胁”显著提升，美军再度将“回应全球范围内的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视为首要战略任务。战争部宣称，“美军要在整合人工智能技术上领先于对手，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确立的方向”。然而，使美国战略界一度深感焦虑的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具有明确军用潜力的情况下，其尚未制定“系统性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为此战略界强烈要求美国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进度要领先于中国。此外，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冲突也使美国注意到，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具有重塑战场态势的能力，现代战争已向实时数据处理、精准识别目标、规模化部署无人武器的形态转变。如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所言，“如果有一项技术对未来战胜中国和俄罗斯至关重要，那就是人工智能”。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战略竞争转向，为其加快人工智能军用进程提供了方向性引导与政策合法性。
最后，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注入也发挥了重大影响。对于政府加速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战略决策，私营企业同时扮演着技术供给者与政治应和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美国科技企业是本轮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重要推动者，相较而言，美国军方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研发进展远远落后于企业。此外，美国前期建立的以“星际之门”（Stargate）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英伟达等供应商打造的硬件基础也是技术爆发的必要条件。如战争部研究与工程副部长办公室高级计算副主任罗伊·坎贝尔（Roy Campbell）承认，美军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的能力仍不足，不得不“向外借用私营部门的资产”。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对军用人工智能的需求持续提升，国防军工也成为科技企业寻求业务增长和拓展技术应用场景的重要领域。OpenAI、Anthropic等企业出于商业利益、技术拓展和政治参与的考虑，主动承接政府和国家安全业务、定制开发面向国家安全的科技产品并积极与军方开展技术合作。技术进步与企业促动使美国更为充分地利用商业部门的技术、资本和人才优势，加快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向军事领域转化。
简言之，历史、战略和产业三类要素的交汇明显提升了美国推进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动力，也为商业技术与资本加速进入军工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由技术探索逐步走向体系化发展。
二 特朗普第二任期加速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基本举措
特朗普第二任期注重从技术供给、政策环境、战略资源和组织体系四个维度推动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并积极处理该技术军事运用中存在的力度不足、进度迟滞等问题。
（一）加快引入商业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军事科技创新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军事数据规模不断扩大，仅依靠美军自主研发已难以完全满足迅速增长的作战需求，美国开始更加重视吸纳商业人工智能技术，利用企业的技术能力，尽量缩短军用人工智能从研发到应用的流程。
一是军事需求扩大推动商业人工智能进入军事领域。随着军事情报信息数量与水平的迅速提升，美军对多源情报分析的需求日渐突出，而科技企业则提供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美国军方启动于2017年的“梅文计划”（Maven Project）利用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处理无人机侦察影像，从海量数据中识别、标注和筛选高军事价值信息，以辅助情报人员开展目标分析。2026年4月，美国战争部宣布与八家顶尖人工智能企业签署“机密网络人工智能协议”，将其人工智能能力集成到 IL6（机密级）和 IL7（绝密级）军用网络中，其目的是“以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武装美国军队”。制度化地将美军需求与前沿、成熟的商业技术相对接，成为特朗普政府推进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关键举措。
二是商业技术供给改变军用人工智能研发模式。与传统由军方独立研发相比，商业企业能够依托市场机制持续投入资本、人才和技术，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在研发效率上较军方更高。因此，美军近年来逐渐改变了对军方科研体系的单一依赖，转向商业技术先导、军事需求牵引、军方测试匹配的人工智能研发模式。研发主体也由美军科研机构与传统军工巨头，逐步扩展至大型科技企业、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等业界力量。由此，商业技术不再只是军方科研的外部补充，而逐渐成为美国军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重要技术来源。
三是军民融合深化推动商业技术向军事能力转化。美国通过系统集成、军事测试和持续采购，将商业技术进一步嵌入具体作战流程。“梅文计划”的旗舰项目“梅文智能系统”（Maven Smart System）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多源战场数据、情报信息和作战软件结合，用于目标识别、信息关联、态势感知和作战决策支持。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即使用该系统向乌克兰提供关于俄军情报的分析结果，协助乌克兰军队精确打击俄军，并基于所获得的实战数据助力美军优化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梅文智能系统”已升级为战争部“正式在编项目”（Program of Record），其管理、监督、支持权限转移至战争部首席数字和人工智能办公室，战争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Stephen Feinberg）于2026年3月签署的备忘录称要为其“提供必要的稳定资金和资源”。上述变动意味着该系统已由服务具体军事情报部门的技术项目，升格为战争部统筹下的核心军用人工智能平台之一。
（二）削弱对人工智能技术军事运用的限制
历届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立场有所差异。拜登政府并不排斥与人工智能科技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但拒绝后者接入军用机密网络，对开发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也保留着谨慎复杂的审查流程。特朗普再次上任后，美国政府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上的立场产生了从“治理为重”到“效率为先”的鲜明转变，在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实方面均着力削弱既有限制。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主要借助总统行政令和国家安全备忘录等，竭力消除此前的政策壁垒。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就任总统之初，迅速签署14179号行政令“消除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障碍”，正式撤销了拜登政府此前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的相关法规，明令各机构需将“维持和加强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作为战略方向。2025年7月，白宫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将“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与去监管化”“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主导国际人工智能秩序”确立为该计划的三大支柱。2026年6月5日，特朗普签署“11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用以全面替代拜登总统的“25号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在情报和作战领域加速应用人工智能”，并批评后者“以意识形态指令阻碍了美国使用人工智能”。可以看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既有法规明确视作“阻碍”因素，并借机提升了本届政府在国家安全领域运用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权限。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各机构迅速落实并细化总统指令，为本部门的人工智能技术运用“解绑”。美国战争部于2026年1月发布《人工智能战略》，提出了美军全域整合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路径和标杆项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牵头协调《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负责优化联邦采购中阻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陈旧流程。情报界则被要求密切跟踪主要对手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进展情况，加强与战争部的跨部门协调，加速人工智能在情报收集、分析和呈报全流程中的运用。着力加速将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本部门的议程和功能，成为多个政府部门当前的一项工作重心。
（三）提升军用人工智能的战略定位与部署力度
军用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与加速部署也重塑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观念和作战方式，表现为对其战略定位、战区部署和作战概念的同步调整。
首先，在关键战略文本中赋予人工智能技术空前重要的地位。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要为美军提供“应对复杂敌人所需的最先进高端系统”，并进一步“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领域的优势”。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作为“全面激发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一项关键举措。这一战略关切突出表现为相关军事拨款需求的连年增长。在2026财年预算中，美国战争部请求向“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领域拨款134亿美元，创下该领域拨款申请的新高；在2027财年预算中，战争部为该项目申请585亿美元拨款，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改组建立的“国防自主作战小组”（Defense Autonomous Warfare Group）提供研发、测试与评估资金。这表明美国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重点正在由技术研发和局部应用，加速转向规模化部署及作战体系建设。
其次，在重点战略地区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部署。美国军用人工智能并非仅用于本土国防，也正加快在全球重点战区的部署。在太平洋司令部，“梅文智能系统”已与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系统等作战指挥系统深度整合，成为该战区整合对假想敌“杀伤链”的重要工具。美国也正深化与日本等亚太地区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日本防卫省已宣布“正在考虑”采用该系统用于自卫队的军事指挥控制，拟在年底日美军事演习中首次展示两军人工智能合作水平。在南方司令部，美军将“梅文智能系统”用于针对委内瑞拉的“南方之矛行动”（Operation Southern Spear），以探测和协助打击对方的疑似“运毒船”。而对欧洲和中东两大战区，美军将其作为最早部署军用人工智能、用实战提升技术水平的区域，着力提升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精度，以及降低军事介入的成本。近年来，美军在中东地区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识别军事目标，对胡塞武装等敌对力量持续开展高精度打击。
最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积极调整战术构想和战略理念。在战术构想层面，美国战争部已明确“以人工智能思维重构作战和运用方式”，先期要将人工智能主要用在提升无人机“蜂群”的打击效果、构建军用智能体网络、利用仿真技术提升战场模拟推演水平、加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等军事应用领域。这是迄今美国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军事运用的最明确作战构想。在战略理念层面，军用人工智能作为近年“马赛克战争”“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等战略理念的重要技术补充，具有助力后两者构筑分布式作战节点、打通各军种和领域的信息与指挥链路的潜力。但目前而言，美国战略界尚未形成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系统性战略理论，其相关调整仍体现为对既有作战理念的技术性改进。
（四）加快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组织与制度改革
特朗普政府在加速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上采取了制度化、体系化的举措。一是增设作战指挥部门。全军层面，赫格塞思于2026年4月29日宣布“将设立关于自主作战的二级联合司令部”，初步将其命名为“机器人与自主系统作战司令部”（Robotic and Autonomous Systems Combatant Command），由一名四星上将领导，负责美军对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整合及其作战应用。战区层面，美军南方司令部于2026年4月宣布正式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称要借此“利用好无人平台、人工智能集成和商业工具等下一代能力”。这也是美军目前首个战区级的智能作战指挥机构。
二是改组、扩大军用人工智能的部署和技术保障部门。具体表现为战争部决策机构、统筹管理与作战部署的一系列机制调整。其一，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建议战争部设立网络空间、信息和网络事务副部长（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Cyber, Information and Networks）一职，该副部长将同时承担战争部首席信息官和国防部长首席网络顾问等的职能，是负责美军部署前沿科技的主管领导。其二，赫格塞思在2026年6月的战争部长备忘录中宣布设立“无人攻防系统直接报告项目主管”（Direct Reporting Portfolio Manager for Unmanned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Systems）一职，由其负责战争部无人系统等相关项目的建设，将原本分散于不同机构和军种的相关职能纳入集中管理框架，并直接向战争部副部长负责。美国海军也于同年8月在军种内设立类似职位。其三，由隶属于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国防自主作战小组”负责美军人工智能等自主和无人系统的技术研发与作战部署。该组织在拜登政府时期的“复制者”（Replicator）计划中负责管理量产低成本无人武器，本届政府进一步提升了其职能定位、人员规模和拨款金额。
三是巩固美国政府和科技界的联通渠道。特朗普第二任期更为重视军方与业界直接对接开发前沿技术的研发模式。一方面，战争部继续强化对专门负责对接商业科技的国防创新单元（Defense Innovation Unit）、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等部门的扶持，将其作为联通企业、加速美军高技术部署的关键平台，并同意将商业科技企业纳入国防技术研发和装备采购体系。其中，国防创新单元“自主战争项目组”基于“快速采购，降低成本，并以无人作战力量压倒对手”的目标，通过开放式征集商业解决方案等机制，降低人工智能企业进入军事采购体系的制度门槛，提升科技企业加强与政府和军方业务对接的积极性；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则承担战争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统筹、数据管理和技术推广等职能。另一方面，国务院等部门通过“山谷论坛”（The Hill and Valley Forum）之类的具有官方色彩的公开活动加强与业界联通，向国内宣介美国当前面临的紧迫态势与部署前沿技术的必要性，就美国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军事运用扩大战略共识。由此，美国政府与科技界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需求—技术—产品—采办”联通渠道。
上述四个维度共同组成了由商业创新向军事能力转化的完整链条，强化了美军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场景的立场，促使美军作战结构、战争决策流程和未来战争规划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三 美国两场重大军事行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
2026年以来，美国先后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军用人工智能的运用场景和战略效应在这两场重大冲突中得到了突出体现，美军的作战模式已出现一定程度的颠覆。特别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被称为人类历史上首次“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军事冲突”。
（一）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的“绝对决心行动”
2026年1月3日凌晨，一支200余人的美军特种部队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实施了“绝对决心行动”军事行动，跨境抓捕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总统夫妇。在此次约2小时38分钟的军事突袭中，美军以数人受伤、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受损的代价，造成了委内瑞拉与古巴方面至少80人死亡的极度不对称战果。
美军在此次冲突中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军事情报分析和目标锁定。第一，将Anthropic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克劳德”（Claude）用于情报分析和决策辅助。Anthropic是首家接入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机密网络、根据军事需求定制专用模型的科技企业。该企业称，其所部署的“克劳德”大语言模型一直向美军和情报部门提供“情报分析、建模仿真、作战规划、网络作战”等技术支持，但并不允许将该技术用于军事杀伤。在未经Anthropic首肯的情况下，“克劳德”被美国军方用于整合多元情报信息、分析目标定位、跟踪目标轨迹，在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多方、海量信息的基础上，构建出马杜罗的“生活模式”（pattern of life）分析结果，为指挥官明确抓捕和打击目标提供准确依据。据美国战略界与社会舆论的分析，在美军“绝对决心行动”中，包括“克劳德”模型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了“从文件处理到控制无人机等无所不能的作用”。
第二，使用搭载人工智能模型的“梅文智能系统”辅助军事决策。尽管帕兰蒂尔公司对此次行动细节讳莫如深，但仍可以分析出美军使用“梅文智能系统”的线索。一是“克劳德”大模型需接入“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多源情报分析。美军对“克劳德”的实际使用表明，军用人工智能系统已不仅用于目标识别等信息处理任务，也开始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情报分析，成为美军战场决策的主要“操作系统”之一。二是该系统的负责部门是此次军事行动的执行者之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Dan Caine）宣称，此次行动实施前已经进行了“数月的计划和演习”，且由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等部门联合执行，其中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负责提供并分析图像和地理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即为“梅文智能系统”的主管部门之一，负责支持维护其分析无人机视频和卫星图像的功能，这是美军人工智能介入此次行动的又一佐证。此次军事冲突之后，“梅文智能系统”的开发商帕兰蒂尔公司股价迅速上涨3.68%，侧面表明美国资本市场认定其深度参与了“绝对决心行动”。
可以说，2026年的美委冲突既延续了美国利用人工智能“斩首”前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的战术，也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加速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一次重要先声。其战术成功和成本极低的突出表现，让美国在后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更自信、更不加约束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二）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史诗狂怒行动”
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特朗普政府迄今最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也是美国首次在国际冲突中全面、公开地使用军用人工智能技术攻击其他主权国家。在此次行动中，美国将人工智能融入情报整合、态势感知和打击决策的军事行动全链条。
第一，加速海量情报整合与分析。在“史诗狂怒行动”中，美国认为“斩首”时任伊朗最高领袖等高级官员是获得军事胜利的关键一步，因此极为重视战前掌握伊朗高层的准确定位。相关情报来源包括雷达、无人机、侦察卫星搜集到的视觉情报，截获的通信信息，以及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花费数月时间搜集的人力情报。美军承认存在多个“每天用人工智能筛选海量信息、加快决策速度的团队”，这些团队使用“克劳德”大模型等技术工具处理海量数据，为指挥官提供了远超人力效率的情报动态分析。在美军明确伊朗高层的行动轨迹和准确定位后，随即与以色列共享情报，两国领导人同意发动军事突袭，由以色列部署携带远程高精度弹药的战机实施定点精确打击，从下达命令到达成目标仅花费了不足三小时。
第二，实现对战场态势的实时感知。以“梅文智能系统”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软件平台基于图像识别与机器学习等技术，在帕兰蒂尔公司在前线派驻工程师的支持下，将美以伊战场上的多源数据流集成在同一可视界面中，形成实时更新、可调整精度的全域战场态势图像。基于无人机、雷达等来源提供的海量情报数据，“梅文智能系统”可以实现针对目标的快速筛选，通过醒目地标注出疑似军事目标的序列并实时更新，可以让美军在该系统中清晰看到敌军、友军和平民的位置、能力与动向，进而协助军事指挥官作出决策。美军由此实现了比伊朗军队更准确的动态战场态势感知，在此次冲突中（特别是冲突前期）一度获得显著优势。
第三，锁定打击目标并缩短攻击流程。在美以伊冲突中，美军人工智能应用的一大突破即为打通了战场目标识别和制定打击方案之间的壁垒，在精确感知战场态势的同时迅速确定打击目标，生成按照优先级排序的目标清单，推荐适用于打击的武器装备，计算燃料和弹药消耗量，从而为美军指挥官提供了较为精准的军事打击和资源配置方案。该系统内集成的大模型可以将该流程压缩到极短时间。据战争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官卡梅伦·斯坦利（Cameron Stanley）称，“梅文智能系统”将此前的八九种作战软件系统、上百个情报源集成为同一平台，作战人员只需要“点击鼠标”就可以推进作战流程。在美以伊冲突中，美军借助该平台显著提升打击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海量情报的处理、目标识别与排序以及打击任务规划，在冲突爆发后的前12小时内对伊朗境内发动900余次军事打击，极大压缩战场杀伤链，从而为美军开展快节奏作战，进而在冲突前期占据战场优势提供了重要辅助。
总结两场重大冲突可以看到，美军人工智能通过情报分析与决策辅助实现针对敌国领导人的精准打击，进而贯通海量情报整合、实时态势感知与锁定打击目标的全链条。在特朗普2.0政府的加速推进下，美国的军用人工智能已初步实现了向高烈度实战应用的跨越。
四 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军事运用的趋势、限度和影响
美国加速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既是战略调整与技术革新相叠加的结果，也预示着中长期内美军作战逻辑、力量结构乃至大国军事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未来美军倚重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路线将更趋清晰，但其军事转型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阻力。长远来看，这一进程很可能对国际安全局势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一）美国加速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未来趋势
首先，在发展方向上，美军加强智能化、自主化、精确化的战略路线更为明确。美国战略界已将当前技术革新视作工业革命4.0，将人工智能视作革命性丝毫不逊于蒸汽机、内燃机、互联网的重大技术革新。由此，美国已基本明确了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军力倍增器的路线，试图借此扩大对其他大国的军事优势，并进一步优化美军的作战理念和军队结构。美国未来将更为重视与头部科技企业达成更多军事合同，重视基于商业创新研发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美国政府借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军事力量的决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也展露出长期贯彻全面加速人工智能军事运用战略的明确意图。
其次，在发展动力上，美国“科工复合体”的政策塑造力更为显著。正如拜登在离任演讲中警告的，“科工复合体”正在构成对美国政治的一大威胁，头部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利益联结程度之高已达到空前水平。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加速与“科工复合体”近年来的壮大趋势密不可分。特朗普政府认定“强大的自由市场、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精神”是美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根基，允许头部科技企业接入美军绝密级系统，并要求相关企业和私人资本作为提升美国军力的一项主导性力量，这赋予企业在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体系和军事改革方向上的显著作用。在美国政府的促动下，“科工复合体”在设置政策议程和影响大众舆论上的能力与日俱增。
最后，在发展路径上，美国军用人工智能技术与硬件深度融合的施力方向更为清晰。从现有趋势来看，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把人工智能提升到与作战人员、武器系统重要性相近的地位，未来在加强软硬件融合上有两大动向。一是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芯片、能源、存储和通信设施等硬件设施是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应用的基础，也是该技术“编程层”和“应用层”的根基，为美国军用人工智能软件平台提供长期保障。未来美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赋能军力提升，在基础设施层面的能力提升和安全保障将是关键步骤。二是注重人工智能软件与无人作战终端的紧密结合。美军正试图把由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与大规模自主武器系统的运用有机统一起来，使软件平台直接赋能“蜂群”协同、目标自主识别与动态杀伤链。提升“后端”软件系统和“前端”硬件装备的战场协同能力，是美国深化人工智能军事部署的一个主攻方向。
（二）特朗普政府推进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限度
特朗普2.0政府虽已实质性削弱了对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部分行政限制，但其推进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进程仍受到技术成熟程度、国内支持基础和国际治理能力等因素的共同制约。
在技术部署层面，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可靠性仍存在明显不足。人工智能当前虽已嵌入美国军事决策全链条，但其作用高度依赖数据质量、模型性能以及作战环境，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稳定性仍有待检验。目前美国源于人工智能的军事优势主要体现于特定作战场景和具体作战环节，由局部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稳定的体系化作战能力仍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尽管在美以伊冲突前期，美军基于军事技术等优势一度占据了战场主动，但在伊朗采取持续不对称消耗手段，特别是反击美国部署在巴林和阿联酋的数据中心导致美国算力和指挥链严重受损之后，战场的总体态势产生了显著变化。由此可见，美国正面临着军用人工智能带来的可靠性不足、脆弱点增加的新问题，尚未形成成熟的解决方案。
在国内政治层面，美国加速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举措面临多方掣肘。特朗普政府以打破伦理规范、偏重提升杀伤力和威慑力的方式激进部署军用人工智能，这为其政策连续性埋下了隐患。一方面，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民主党要求特朗普政府负责任地使用军用人工智能的诉求更为激烈，试图以增加国会反对意见、削弱公众支持的方式施加阻力。2026年3月，有120名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向赫格塞思发出公开信，批评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伤，要求战争部解释在此次行动中是否以及如何使用了军用人工智能。另一方面，政企关系或成为制约美国推进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新变量。以Anthropic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尽管在战略立场上与特朗普政府存在一定契合，但出于科技伦理与使用边界的考虑，拒绝解除对其大模型用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和国内大规模监控的限制。双方因此爆发激烈冲突，战争部将Anthropic列为“供应链风险”，特朗普公开要求联邦机构停止使用其技术，Anthropic则对政府提起诉讼。这表明，美国“科工复合体”内部在商业利益、伦理原则与国家安全需求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可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稳定供给乃至军事部署形成制约。在加速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尚未成为美国战略共识的前提下，相关举措将面临长期质疑与实质阻碍。
在国际反应层面，国际上针对美国等国的人工智能军事运用已出现明确反对声音。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属性，其技术创新目前主要源自私营企业，且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传统国际军备管控制度的变革速度，从而使相关军事应用难以完全纳入既有的武器管制框架，引发国际社会忧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米里亚娜·斯波利亚里茨（Mirjana Spoljaric）于2023年5月与2026年8月两度发表联合呼吁，担忧“日渐普及的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新兴技术被集成到自主武器系统中”，希望各国“以明确的禁令和限制来规范自主武器系统”。来自国际社会的相关倡议和间接批评短期内难以直接阻止美国推进人工智能军事运用，但可能通过增加规范压力、推动国际规则形成等路径，对美国相关军用技术形成长期的间接约束。
（三）美国加速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长期影响
特朗普政府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的国际安全影响正逐步显现。其一，可能重塑未来战争形态。目前，特朗普政府已认定大国博弈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关切，特别是中美两个军事大国都在基于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多域精确战争”作战概念的落地，因此在开发部署威慑对手国的颠覆性技术上将会不遗余力。在人工智能已将军事决策周期压缩到极短水平的前提下，未来战争的“无人化”特质将会进一步凸显，甚至无须人工决策就可自行开展致命打击的智能武器可能发挥主要战场作用。在未来战争中，谁有更先进的算法、更智能化的武器、更具质量和更大规模的数据，谁就能预先占据不对称优势，这将是战争形态演变的一大趋向。
其二，国家间军事实力分化态势可能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各国即时对抗能力的代差会明显扩大。美军通过部署人工智能技术缩短杀伤链，短期内与基于常规军事力量的国家产生技术鸿沟，导致地区军事强国（如伊朗）难以有效防御此类迅速、远程、精准的军事打击，此前形成的攻防平衡态势受到明显冲击。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国际军事合作乃至同盟的运转逻辑。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美国提升军事实力的新抓手，正进一步扩大美国相对于其盟伴的不对称优势，降低了后者对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近年来，多家新兴国防承包商都在积极向相关国家和地区出口军用人工智能的软硬件，客观上加剧了美国主导下的联盟体系对美技术与作战体系的依赖。2025年，北约在6个月内完成了对“梅文智能系统”的采购，并于2026年6月宣称该系统已形成“全面技术作战能力”（full technical operational capability）。这一部署同时意味着美国人工智能软件具有调用北约国家军事情报数据的权限，英国、法国等国都担忧美国军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联盟内部署会造成“难以逆转且成本高昂的依赖关系”。美国相对于对手和盟友的战略优势可能随之放大。
其三，给国际危机管控带来更大不确定性。目前军用人工智能仍主要依托人工进行判断、修改、核验和决策，尚未具备独立完成关键作战任务的能力。在美以伊冲突爆发首日，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伊朗米纳布市的一所女子学校，导致至少170人死亡。尽管美国官方将事故原因归结为情报数据滞后，但人工智能参与目标甄别和打击决策作为既定事实，进一步引发美国国内对军用人工智能作用边界等问题的质疑。这一悲剧表明，美军出于对极速军事打击的片面追求，忽视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甄别上的明显局限，在人工审核、确认和监督环节中严重缺位。在未来的大国军事博弈中，类似的严重后果极可能引发对手的强烈反应，导致冲突升级。此外，特朗普政府尚未就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作出任何管控承诺，国际上也尚无针对具有高度军事风险的人工智能技术扩散问题的相关机制。综合而言，美国目前加速人工智能军用进程的立场仅以本国短期安全利益为标准，拒绝从多边、全局和互动的视角加以反思，这种对风险约束的蓄意战略忽视以及在危机边缘持续施压的策略，将为全球安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结语
近年来，美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运用，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技术升级或新型武器迭代，而是一场以算法重塑战争逻辑、以数据重构实力对比的深刻变革。特朗普2.0政府将“人工智能优先”上升为一项重点军事战略，激进地针对敌国投入实战检验，并以此作为大国军事竞争的核心抓手，其背后是路径依赖、“威胁”评估和私人资本彼此互动的系统推动。2026年以来的两场重大冲突表明美军在落实“第三次抵消”战略、试图构建全新作战理念上迈出了一大步，从实战效果来看，也初步实现了情报分析、态势感知和军事打击的实时性推进，人工智能成为美军达成局部战术目标的关键助力。
美国的这一军事动向触及了国际安全的诸多重大命题，为全球主要国家的战略互动施加了更多不确定性。从表层来看，全球军事权力格局将在短期内出现震荡，人工智能技术迅速成为一国重要的安全资产，其水平可能直接决定了在面对领先大国时是否存在军力代差。但就深层而言，这一变动会否推动美国持续调整自身的能力和意图，使其如同在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突袭中罔顾法律、伦理和战略传统的制约，进而引致恶劣的国际安全后果，则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技术尚未成熟、规范尚未确立的前沿商用技术被引入军事场景时，将为国际安全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战争，也在重新定义大国竞争的未来形态。帕兰蒂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 C. 卡普（Alexander C. Karp）称，美国最为关注的“并非在于是否会出现更具自主性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武器，而是这种武器会由谁研制，服务于何种目的”。这表明美国加速人工智能军事运用的举措具有明确的战略意涵与针对对象，其竞争性显著多于合作性。面对这一现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须意识到，推动本国能力建设、完善危机管控机制并积极投身国际规则塑造，将是未来阶段必须回应的重大课题。如何有力应对美国人工智能的军事运用带来的全球安全不确定性，深刻考验着各国的科技能力、战略智慧与合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