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大国科技竞争加剧和全球科创体系调整的背景下，美国科教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向。新一届特朗普政府通过调整科研资源配置、强化科研安全审查、收紧国际人才流动和加强高校治理干预，推动科教体系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竞争。相关改革既受到大国科技竞争和国家安全逻辑推动，也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盛行、行政权力强化及国家创新组织方式调整密切相关。这些政策在强化国家战略导向的同时，也给美国科研投入的稳定性、学术自治传统、国际人才吸引力带来负面冲击，并推动全球科研合作网络和人才流动格局调整。对中国而言，美国科教改革所反映的科技竞争方式变化值得关注。随着大国科技竞争向人才资源、科研网络和创新体系层面延伸，中国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科教体系韧性、国际人才吸纳能力和开放创新能力。

【关键词】美国政治；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教政策；国家安全；科技竞争

科教制度是一国知识生产、技术迭代和保持战略竞争力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依托完备的科研资助体系、成熟的高等教育布局和开放的国际人才机制，在全球科技与人才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取决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种资源。美国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前沿知识和科创能力，以及全球引才体系，长期构成其软实力的重要基础。这一优势植根于美国特定的国内制度环境，并有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开放的国际合作体系。然而，随着国际科技格局加速调整、大国战略博弈不断深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美国在科教领域的比较优势正面临新的挑战。

2025年以来，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科研资助、高校治理、科研安全、国际人才流动等领域密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对美国科教体系展开系统性调整。2026年7月，美国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发布《科学：新的黄金时代》（Science: A New Golden Age）报告，认为战后美国形成的以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大学承担知识生产、企业负责成果转化为特征的线性创新模式，已难以适应当代科技竞争的需要；应围绕科研资助、组织协作、人才流动和成果评价机制等改革国家创新体系，加强科研创新与产业化、供应链及先进制造能力的衔接。这表明，优化科教体系已成为美国重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产业和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部署。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特朗普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科研安全政策、高等教育治理以及科技人才政策等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多数研究仅围绕单一政策领域展开，特别是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教政策的整体调整、内在逻辑及其综合影响的系统性分析不足。本文将系统梳理特朗普第二任期科教政策的调整动向，分析其形成逻辑及影响，以期为研判美国科教体系改革走向及国际科技竞争发展趋势提供参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科教政策”主要涵盖科研、教育、人才、高校治理等彼此关联的政策领域；在各国科技竞争背景下，上述领域愈加呈现联动调整的态势，因此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分析。

一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科教政策的调整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推动美国政治与社会加速右转，科教领域也成为其重点关注对象。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科教体系的调整涉及范围更广，政策工具更加多样。由于高校同时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双重职能，因此特朗普政府将其作为起点和枢纽，在此基础上对高校治理、科研资助、人才流动、科研安全等政策领域展开协同调整。具体而言，本次科教重组主要围绕以下四方面展开。

（一）重塑高校治理和价值规范

特朗普政府首先从价值规范入手，加强对高校办学和科研活动的干预。其政策调整以清理“多元、公平、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以下简称“DEI”）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废止联邦政府资助的DEI项目，重申“择优机会”（merit-based opportunity）和“不分肤色的平等”（colorblind equality）原则，并反对在制度设计中将种族、性别等身份要素作为决策依据，推动高校治理回归其所倡导的传统价值理念。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终止联邦体系内各类DEI专项机构与配套项目，次日又将相关管控要求扩展至联邦合同、高等教育资助等领域。随后，特朗普政府按照反DEI和校园反犹主义治理两条路径强化高校合规监管。1月29日，特朗普签署关于“加强校园反犹主义治理”的行政令。2月14日，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发布指导性公开信函，要求高校在招生、教职聘用、经费拨付等环节落实《民权法》要求，配合反DEI政策的合规性审查。

在价值规范调整之外，联邦政府还通过财政和行政手段介入高校治理。2025年3月7日，美国教育部、司法部联合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和总务管理局（GSA），以哥伦比亚大学未有效应对校园反犹活动和未履行联邦《民权法》义务为由宣布终止约4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及合作项目，将联邦资助与高校合规表现直接挂钩。3月20日，特朗普发起对联邦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要求教育部长推动关闭教育部，并强化地方教育自主权。4月23日，白宫继续出台行政令，要求高等教育认证体系去除DEI认证标准，并停止将DEI作为获得联邦资助的条件。2025年秋季，特朗普政府的高校治理改革向办学制度延伸。9月，教育部以强化“美国核心价值观”为由，将“爱国主义教育”列入优先拨款项目清单。10月，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的《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协议》（Compact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in Higher Education）草案，白宫拟通过提供联邦优先资助待遇等激励措施，要求9所高校承诺控制国际学生招生规模、提高招生选拔中的绩效导向、加强校园言论管理，并调整办学价值取向。然而，由于多所高校拒绝签署，协议未能正式实施。

高校既是人才培养的阵地，也是科研创新的重要平台。特朗普政府针对招生标准、院校认证、校内价值规范、联邦资助条件的调整，首先改变了其治理框架；而由于大学内部的教育活动与科研活动高度交织，上述变革也将直接作用于科研组织模式、人才资源配置及知识生产等环节，对美国整体科教体系产生影响。

（二）重构科研资助与资源配置机制

科研资助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科教体系的另一重要领域，其改革主要体现为对科研资源优先级和联邦资助审核机制的调整。

首先，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预算调整，重新确定联邦科研资助的重心。根据2025年5月公布的2026财年预算申请方案，特朗普要求大幅压缩联邦科研投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的分析指出，若按该方案执行，2026财年总研发经费拟拨付约1814亿美元，将比2025财年减少107亿美元（降幅约6%）。在获得研发经费拨款最多的五个联邦机构中，除了国防部的经费有所增加（增加210亿美元，增幅约23%）外，其他四个机构的经费都将被削减；其中，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将被削减190亿美元（降幅约为41%），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被削减39亿美元（降幅约55%），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能源部（DOE）分别将被削减38亿美元（降幅约34%）和32亿美元（降幅约16%）。该方案还提出，压缩部分公共卫生、气候和环境领域的投入，将更多资源配置于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核聚变、关键矿产等战略技术领域。美国政府最终并未完全按照该方案执行，但这已释放出特朗普政府试图重构联邦科研资源配置，将更多资源分配给国家安全、产业竞争和关键技术领域的信号。

其次，特朗普政府加强了联邦科研资助的审核和监督机制。2025年8月7日，特朗普签署“改革联邦拨款程序”的行政令，要求高级政治任命官员加强对联邦资助科研项目的审核，对不符合政府战略优先方向和美国利益的项目，进行复核或叫停。此外，行政令要求各联邦资助机构在30日内完成科研资助审核程序、标准拨款条款和审批流程修订，将科研资助公告和重大科研项目审批纳入高级政治任命官员审查范围，并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报告落实情况，从制度层面强化了联邦政府对科研资助全过程的监督。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从科研经费管理层面推动资助方式的变革。2025年2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调整了科研资助项目的间接成本费用管理制度，规定新设科研资助项目以及现有项目，自2月10日起产生的所有间接成本费用统一按直接成本15%的费率执行，取代原先由高校协商确定浮动费率的机制。据估算，该政策将使哈佛大学每年减少约1亿美元的间接经费支持。

高校治理改革重在重塑科教体系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导向，科研资助改革则调整了美国国家科研资源的配置方式。二者分别从制度层面和资源层面，成为特朗普政府改革美国科教体系的重要抓手。

（三）强化国际人才流动与跨国科研安全管控

在国际人才与科研合作领域，不同于首届特朗普政府主要围绕科研安全与科研诚信建设，通过完善科研人员信息披露、利益冲突管理和涉外科研风险防控等制度加强科教治理，本届特朗普政府将人员准入、居留管理和跨国科研资金均纳入安全审查范围，进一步扩展了科研安全管控的覆盖对象。

2025年5月至7月，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审查，并对部分中国学生启动签证撤销程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该行动重点关注被界定为关键领域的专业方向和与中国官方存在关联等具有敏感背景的申请人。5月下旬，国务院暂停了F类学生签证、M类职业培训签证、J类交流访问签证面谈预约；6月恢复办理后，又扩大了对签证申请人社交媒体信息的审查范围。相较于首届特朗普政府仅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学科实施管控，本届政府将审查范围扩展至全部教育类签证申请人。6月4日，白宫还以“外国竞争对手”利用交流访问人员，借助美国科研项目窃取产品和技术信息为由，宣布对部分赴哈佛大学参加课程或交流访学的外国公民实施定向入境限制。

在居留身份管理方面，2025年8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公示签证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改变F类学生、J类交流访问人员和I类外国媒体人员长期适用的“身份存续期”（D/S）管理模式，通过设置固定停留期限加强对相关外籍人员在美居留的管理。2026年7月，国土安全部发布将于9月中旬生效的最终规则，将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人员的身份管理由相对弹性化的“身份存续期”模式，调整为固定停留期限与延期审核相结合的管理机制。

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强化了对国际科研合作资金的规范和管理。2025年4月23日，美国政府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加强跨国合作项目的境外资金来源申报，旨在提高外国资金流向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信息透明度。4月25日，美国教育部恢复落实《高等教育法》第117条关于外国资金披露规定的执法权限，以外国资金申报存在问题为由，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起调查，以强化对高校涉外资金来源及跨国合作项目的监督约束。5月，按照联邦政府要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暂停批准向外国合作机构转拨部分科研子项目的资助经费，对国际联合研究的资金组织方式进行调整。

国际学生、访问学者和科研人员是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高校科研活动和跨国知识网络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特朗普政府围绕人员准入、居留身份和跨国科研合作实施的一系列管控措施，是教育政策与科研安全考量的相互叠加，将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和国际交流纳入了美国国家安全框架。

（四）加强科研组织整合与国家科技战略统筹

随着政策调整的深入，特朗普政府的改革进一步延伸至科教组织体系和国家科技战略层面，其试图通过重大项目、人事调整和顶层战略规划，加强对科教体系的整体统筹。

在科教组织调整层面，2025年11月，特朗普启动“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将人工智能、国家实验室和联邦科研资源纳入统一的任务型科研框架，通过建立国家级科研工程平台，加强不同科研资源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由此强化联邦政府对重大科研资源的组织协调。2026年4月，特朗普解除国家科学委员会（NSB）全部22名现任委员职务。白宫随后表示，此举主要是基于2021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所引发的宪法权限问题，认为国家科学委员会的部分法定职权需要重新调整。该委员会作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法定治理和政策咨询机构，承担批准重大科研计划以及监督其战略方向、预算规划和机构运行等职能。由于此次调整涉及全部在任委员，直接触及了美国联邦科教治理体系的最高决策层级，美国科研界普遍将其视为特朗普政府重塑联邦科教治理格局的重要信号。

在科技战略体系建设层面，2026年6月，特朗普签署关于人工智能的第11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NSPM-11），要求加强国防、情报机构与学术界、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和技术协同，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纳入美国国家安全体系。7月，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发布了《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此文件被视为自1945年《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之后，美国时隔80余年再次系统性重构国家顶层科技政策规划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主张强化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统筹，推动科研组织从分散资助模式转向任务导向、跨部门协同的运行范式。报告围绕科研资助、项目评价、成果转化、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制度改革构想，强调国家战略和关键核心技术在科研资源配置中的优先地位，并将此前分散于科研资助、科研组织和技术发展等领域的改革计划纳入整体科技政策框架。2026年8月，美国政府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科技战略》，旨在落实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该战略文件提出，要围绕科技人才、科研基础设施、联邦研发投入、产业协同和科研安全等进行系统部署，强调构建“聚焦、韧性、敏捷、安全”的国家安全科技体系。由此，美国形成了从调整科教组织、重构科技战略到建设国家安全科技体系的连贯政策框架。随着特朗普政府将科技创新要求直接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框架，科教体系的战略功能进一步强化。

总体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科教政策调整已覆盖高校治理、科研资助、国际人才交流与科研合作及国家科技战略等多个层面，其政策工具也由行政规范和个案财政约束，扩展至预算调整、拨款监督、安全审查和科研组织重构，呈现出治理范围不断扩大、行政统筹持续加强的特征。

二  特朗普第二任期调整科教政策的逻辑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科教体系的调整，并非只是针对单一政策领域的局部修订，而是在国际竞争格局演变、国内政治生态变迁以及治理理念转向等影响叠加下形成的全面而系统性的政策转向。其政策调整背后，蕴含着三重逻辑：其一，大国科技竞争推动国家安全逻辑向科教领域延伸；其二，为重构国内价值秩序，推动高校治理进一步政治化，深刻影响美国科教体系制度的运行环境；其三，行政权扩张与创新组织方式调整推动政策目标加快落地，促使科教治理发生系统性转变。三者分别对应特朗普政府科教改革的外部竞争压力（为何必须调整）、国内政治动力（为何按特定政治方向调整）和制度传导条件（政策目标为何能够转化为具体制度改革）。

（一）应对大国科技竞争，强化科教治理安全导向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科教体系的调整，首先受到大国科技竞争深化和美国国家安全理念转型的推动。随着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和国家实力的重要基础，美国政府对科研活动属性的认知发生了变化。科研、人才和知识网络正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创新资源，被重新界定为影响技术优势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美国科教政策的调整大致经历了从安全威胁认知强化、国家战略目标调整，到相关制度安排逐步建立的过程。首先，美国将技术优势相对下降、关键技术外流和外国影响视为安全风险，认为自身已受到威胁；其次，将保持科技领先优势和国家创新能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最后，依托科研资助调整、合作审查和人才管控等举措，加强科研安全制度建设，将安全要求嵌入科教治理体系。

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经开始推进科研安全化政策，其第二任期对此进一步予以强化和扩展。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科研、技术、发明和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强调要优先发展人工智能、先进计算技术、基因编辑等对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同时，报告首次提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将高校、国家实验室和企业统一纳入国家安全创新体系，通过维护国家创新能力支撑美国的长期科技优势。

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开始加强对关键技术和科研人才流动的安全审查。2018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是安全逻辑深入美国科研领域的集中体现。美国司法部以打击所谓“经济间谍”和“商业秘密盗窃”为由，将部分华裔科研人员列为重点监控对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起诉。但其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偏差。截至2021年，因该计划受到指控的个人和机构中只有约1/4被定罪，一些案件仅因科研人员在申报手续中存在纰漏就被起诉，且多次出现撤销指控或法庭作出无罪判决的情况。这表明，将科研议题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有可能造成风险识别的泛化和扩大化，凸显出加强科研安全与维持科研开放之间的内在张力。2020年5月底，美国政府以防范“中国军民融合风险”为由，限制部分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赴美。受此影响，至2020年9月初，已有超过1000名中国公民的留学或研究签证被撤销。特别是，这一政策取向并未随着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而终止，而是在其第二任期进一步制度化和常态化。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相继暂停部分国际学生签证面谈、加强重点理工科领域签证审查、限制部分高校招收国际学生，并强化对国际科研合作和科研人员流动的安全审查，国家安全逻辑由科研诚信和风险防范进一步扩展至国际人才流动、科研合作和高校治理等领域。

不过，特朗普第一任期虽然已将国家安全引入科教治理领域，但其政策重点仍在于通过加强科研安全建设防范境外风险，而非全面改变开放合作的科研模式。2021年1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末发布第33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确立了美国联邦科研安全治理的总体政策框架。其要求联邦科研资助机构建立统一的科研人员信息披露和安全审查制度，同时强调研发体系的开放与协作是美国创新优势、科技领导力、经济竞争力及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随着人工智能、先进半导体、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技术领域的竞争加剧，美国战略界逐渐将国际人才流动、跨国科研合作和高校开放体系等纳入国家科技竞争框架，国家安全逻辑也由科研安全向更广泛的科教治理领域扩展。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相关改革，正是这一趋势的延续和强化。

（二）重塑国内价值秩序，强化高校治理政治导向

大国科技竞争加剧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理念的强化，构成特朗普政府调整科教政策的重要外部动力；而美国国内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回潮，则为其重塑国内价值秩序、推进科教改革提供了一定政治基础。特朗普及其保守派支持者认为，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长期受到DEI理念、身份政治及相关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些理念已不再停留于价值倡导层面，而是逐渐渗透到招生、人员任用和资源配置等制度实践之中，偏离了其所倡导的“择优机会”和“不分肤色的平等”原则。因此，特朗普政府推动科教改革不仅着眼于提升国家竞争能力，也具有重塑国内价值秩序的政治意涵。

高校是特朗普政府重塑国内价值秩序的重要政策着力点，这首先体现为对高校治理规则的重新界定。特朗普阵营长期将高校视为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制度载体，其政策目标不仅在于调整具体制度安排，更在于重新确立联邦政府介入高校治理的正当性，并推动高等教育回归其所倡导的传统价值取向。在这一政治叙事下，原本主要由高校和专业共同体自主决定的招生、用人、科研评价和价值规范等事务，逐渐被纳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议程，高校治理也成为美国党派政治和文化冲突向科教领域蔓延的重要场域。

对高校治理的价值导向调整也逐步延伸至科研和知识生产领域。尽管科研活动具有较强的专业自治传统，但科研议题设置、资源分配和评价标准仍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特朗普政府不仅试图打压其所反对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在科教领域的影响，还通过调整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专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使科教体系更加符合其政治理念和政策目标。对于特朗普政府强化联邦科研经费拨付监督的举措，美国科研界普遍担忧，政治因素进入科研资助过程可能削弱长期形成的同行评议机制。

在政策执行层面，保守主义价值诉求与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动员相结合，为特朗普政府推进科教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动员基础。其将高校治理、科研资源配置和国际人才流动等复杂议题转化为“普通民众—知识精英”“本国利益—全球主义”等对立叙事，以增强其保守主义政策议程的政治动员力，获取民众支持。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近年来美国公众对科学界和专家群体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这一趋势在共和党支持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社会心理为特朗普政府将高校、科研机构和专家群体塑造为脱离普通民众的精英力量提供了一定政治空间。反精英与本国利益优先的政治叙事同样被用于国际教育议题，为特朗普政府限制国际学术交流和全球人才流动提供了舆情基础。例如，特朗普曾批评精英高校招收大量外国学生，挤压美国本土学生求学机会，并以此为依据推动限制哈佛大学国际学生招生等政策。

（三）强化行政权力统筹，重构国家创新组织方式

特朗普政府科教改革的实施还有赖于联邦行政权的强化及国家创新组织方式的调整。这一调整的核心在于，增强行政部门统筹科研资源、科研组织和战略方向的能力，使科教体系更加直接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美国传统科教治理模式以科研机构和高校自主运行、专业共同体自治以及同行评议为主要特征，行政部门更多承担科研资助和政策协调职能。然而，随着国家安全和科技竞争日益成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关切，依靠市场机制和学术共同体支撑科研体系发展的传统模式难以满足稀缺科研资源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要求。因此，强化总统和行政部门对科研资源配置、跨部门协调以及战略任务部署的统筹能力，成为推动科教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

科教领域行政权的扩张，也与美国国家层面科技创新理念的调整密切相关。二战后，美国逐步形成了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高校负责知识生产、企业推动成果转化的创新模式，并在政府、高校和市场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分工。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一模式在科研效率、成果转化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主张加强科研活动与产业转化、国家实验室和战略技术发展的衔接，推动科教体系更加突出国家使命导向、跨部门协同和战略统筹。在这一过程中，联邦政府的角色也由科研资助者更多转向战略组织者和任务统筹者。《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明确提出，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需要，联邦科研机构应围绕国家使命调整科研组织方式，加强政府、高校、企业和国家实验室之间的协同创新。随后，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联合发布《开启美国创新的新黄金时代：2028财年研发预算优先事项》备忘录，要求各联邦科研资助机构围绕国家使命导向（mission-driven）调整研发重点和资源配置，推动科技战略目标在科研资助和科研组织中的具体落实。

在具体制度安排上，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化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的统筹职能、扩大总统行政令和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在科教领域的适用范围，并加强行政部门对联邦科研预算、科研资助审核和跨部门科技战略协调的主导作用，使原本主要依赖科研共同体和专业机构运行的科教治理体系，进一步纳入总统主导的行政协调框架。由此，行政权被嵌入科研资源配置过程，并深入影响科研组织方式、科研评价机制和国家科技战略。

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强化行政权力统筹与调整国家创新组织方式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前者为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目标进入科教治理提供了制度手段，后者则强化了行政力量介入科研组织和资源配置的政策依据。二者共同推动美国科教治理由较多依赖专业共同体自治，逐步向行政统筹和战略导向更加突出的治理模式转变。

三  特朗普第二任期调整科教政策的多重影响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科教政策的系统性调整，不仅改变了美国国内科研资源配置、高校治理和人才流动的制度环境，而且通过国际人才流动和跨国科研合作产生了外溢影响。

（一）强化联邦政策引导作用，调整科研资源配置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科教政策调整，动摇了联邦政府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传统关系。随着联邦财政资源与科教活动合规要求相挂钩，政府通过资金分配和政策规范强化对高校内部治理的影响，高校在招生、科研管理和资源配置等方面面临更多政策约束，其自治空间被压缩，科研活动和专业评价的稳定性也受到一定冲击。

其一，科研资源调整直接影响科研项目的运行和知识生产的连续性。由于基础研究通常投入周期长、短期收益不确定，稳定的资金支持是维持科研项目和研究团队持续运行的重要条件。而科研经费的大幅调整会导致项目暂停、团队变动或研究计划变更。《自然》杂志的统计显示，受特朗普政府科教改革影响，2025年美国科研机构共有7800余项科研资助被取消或冻结，超过2.5万名科学家及相关工作人员离职，其中有不少人仍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虽然部分项目后续得以恢复，但频繁的资助调整仍增加了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科研机构和人员对项目连续性及未来资源配置的预期。

其二，科研投入调整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高校之间的资源分化。特朗普政府的财政约束和治理改革首先对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顶尖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资助和办学模式产生直接冲击。但从长期来看，拥有雄厚捐赠基金、稳定科研投入和较强资源整合能力的顶尖大学，总体仍具有更强的风险缓冲能力和政策适应力。相较之下，更加依赖联邦科研资助、国际学生缴费和外部资源支持的中小型高校，可能承受更大的财政和科研压力。不过，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学生并非一味采取限制立场。2025年8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国际学生对于“处于底层、经营较为困难的高校”维持正常运营具有重要意义，并将继续接纳国际学生与支持相关高校发展联系起来。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在加强国际人才安全管控的同时，也需要在国家安全风险、高校治理效率和高等教育体系运行之间寻求某种程度的政策平衡。因此，若相关政策长期持续，不同类型的高校在科研投入、人才吸引和学科发展方面的资源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

其三，长期来看，美国的科研资源或将更多向战略性和任务型科研领域倾斜。这在强化对重点领域科研支持的同时，可能会相对挤压基础研究的资源和发展空间，从而削弱美国长期知识积累和原始创新能力。正如《科学：无尽的前沿》所强调的，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和国家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其持续稳定投入是维持美国科技优势的重要制度基础。因此，特朗普政府调整科研资源配置，在强化科教领域国家战略导向的同时，也可能增加美国创新体系长期发展的不确定性。

（二）改变国际人才流向，重构全球科研网络

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学生、科研人员和跨国科研合作的限制，不仅影响了美国国内科教体系，也对国际人才流动和科研合作产生外溢效应，使美国长期依托国际人才和跨国合作形成的开放创新模式面临调整压力。

其一，签证和入境政策收紧可能削弱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并影响其科研人才储备。国际学生和海外科研人员既是美国高校和实验室的重要人力资源，也是连接美国与全球知识网络的重要节点。然而，签证政策趋严和入境不确定性增加，提高了海外人才赴美学习和科研的预期成本。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统计，2025~2026学年美国高校国际新生注册人数同比下降17%，创下疫情以来最大降幅。《哈佛商业评论》2025年针对生物医学领域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仅半年内，有意愿留美发展的青年科研人员比例由93%降至72%，愿意长期在美国学界从业的青年学者比例亦下降2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受科研经费削减、项目调整和科研环境变化的影响，部分美国本土科研人员也开始寻求赴加拿大、欧洲、中国等地发展。这种较为罕见的人才反向流动表明，美国科教政策调整不仅可能削弱其吸引海外科研人才的能力，也可能影响本土科研人才储备的稳定性。

在此背景下，其他国家积极利用这一机会窗口，加大国际人才引进力度。法国等欧洲国家通过扩大科研资助和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吸引受美国政策影响的科研人员。加拿大于2025年底启动总额为17亿加元的全球科研人才引进计划，其首批引进的64名研究人员中有48名来自美国的科研机构。中国也推出K字签证等政策，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青年人才来华开展科研、教育和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制度便利。上述案例表明，美国对国际人才吸引力的下降可能推动全球科研人才向更多国家和地区流动。

其二，人才流动变化与科研安全规则强化相互叠加，可能推动全球科研网络重新组合。科研人才跨国流动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还将带动专业知识、科研经验和学术联系跨境转移。有研究发现，科研人员回流能够促进知识传播，加强人才流入国与全球科研网络的联系。因此，如果美国科研人才吸引力持续下降，其影响可能由人员流出进一步扩展至知识生产和科研网络层面，推动全球科研资源向其他国家和地区重新配置。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强化合作伙伴选择、科研数据共享、联合实验和青年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安全审查和合规要求，将使国际科研合作更多受到安全风险和国家战略关系的影响。人才流向变化与科研合作限制共同作用，一方面会削弱部分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国科研联系，另一方面也促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推动全球科研资源和知识流动呈现更加多中心化甚至区域化发展趋势。

（三）重塑中美科研互动，深化双边科技竞争

长期以来，科研合作是连接中美两国创新体系的重要纽带。随着美国强化对中国科研人员和科研合作的安全审查，双方科研联系所依托的人员流动、知识交流和制度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中美人才流动和科研合作模式也面临调整。

一方面，中美人才流动及双方在全球科研网络中的连接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科研人员长期是美国科研人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中国籍科学与工程博士毕业生在美五年、十年留存率分别达88%和81%。随着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科研人员的安全审查和人才流动限制，中国科研人员进入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前沿科研合作将面临更多约束和阻碍，其赴美和留美预期也可能随之改变。这一变化对中国具有双重影响：中美人员流动受阻可能降低中国科研人员通过美国科研体系参与全球前沿知识网络的便利程度，但全球人才流向调整和部分科研人员回流，也为中国吸引海外人才、增强本土科研力量提供了新的机会。

另一方面，中美科研合作收缩可能削弱双方既有的知识互补和协同创新效应。长期以来，尽管战略竞争持续存在，但中美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领域仍保持较为密切的科研联系。有研究显示，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论文的影响力高于双方单独发表的成果的影响力，中美联合研究成果也表现出较强的跨学科融合能力。随着人员交流、数据共享和联合研究受到更多安全政策掣肘，中美科研合作的规模和方式可能将有所调整。由于双方既有合作具有明显的知识互补性，相关限制既增加了中国参与美国科研网络的难度，也可能使美国失去部分跨国知识交流和人才合作所带来的创新收益。因此，美国科教政策调整所导致的中美科研合作环境变化将促使双方重构原有科研联系和知识交换方式。

从更长期来看，上述变化还可能推动中美科技竞争由具体技术能力竞争转向包含创新体系层面的综合竞争。一国的科技实力将不仅取决于研发投入和单项技术突破，也与吸引国际人才、组织科研活动和嵌入全球知识网络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随着美国将人才流动、科研合作和研究安全纳入国家竞争框架，中美科技竞争的落点也逐渐由关键技术扩展至支撑技术创新的人才、科研网络和制度环境等方面。对中国而言，未来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应对特定领域的技术限制，还包括在中美科研联系调整的背景下保持与全球科研网络的连接，增强国际人才吸纳能力和科研体系韧性。

结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科教政策出现明显转向，科教体系在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中的功能更加突出。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国家力量对科研方向、资源配置和人才流动的引导作用，科教体系与国家安全、产业竞争及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增强。

然而，这一政策导向转变也面临一定内在矛盾。美国的科技优势得益于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支持，也与大学相对自主的科研环境、国际人才集聚和开放合作的科研网络密切相关。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强化战略导向和安全管控巩固美国科技竞争优势，但科研投入收缩、人才流动受限以及政治因素过多介入，可能削弱美国科教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进而影响其创新体系赖以维系的制度基础。因此，如何处理国家安全与开放创新、战略需求与科研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科技竞争力的长期走向。

可以预见，美国科教政策仍将受到国家安全、科技竞争和国内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战略导向和安全化趋势短期内或难以逆转。与此同时，美国长期形成的开放科研传统、国际引才优势以及高校创新体系，仍是支撑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制度基础，并不会因政策调整而完全改变。面向未来，美国科教政策可能仍将在战略竞争与开放创新的张力中持续调整，其演变也将深刻影响全球科研合作网络、国际人才流动格局以及大国科技竞争的演进态势。

作者：张宁、毛维准（作者分别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转载自当代美国评论，2026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