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根友:作为方法的“子学”——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之探寻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2 次 更新时间:2026-11-17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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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根友  

 

摘要:本文将基于《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图书所呈现的子学称之为“广义子学”,而将传统诸子学之约称的子学称之为“狭义子学”。“广义子学”包含知识与思想的二维内容,在刘勰的《诸子》篇则表现为两个命题,其一是“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其二是在与议论文的比较中体现出的特色,即“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入道见志”即是“广义子学”中的思想维度,“博明万事”就是“广义子学”中的知识维度。由于“博明”一词的“明”含有阐明、论述的意思,故“博明万事”也包含有哲学论证的意味。蒙文通在“狭义子学”的意义上,于20世纪初已经提出“以子学为方法”的命题,可以作为本文的学术前缘。作为方法的“子学”,主要突出“广义子学”中的二重维度,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与哲学创新提供一种方法,特别强调“广义子学”中的知识维度对于增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专业性”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广义子学;狭义子学;刘勰;蒙文通;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学科、话语与知识体系,主要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形态建构起来的,其间,冯友兰、张岱年二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同时,尽可能地照顾到了中国哲学的自身特点,如冯先生强调中国哲学的“实质性系统”,张先生重视中国哲学的“本根论”与人生哲学特点,不太讲本体论与知识论等,但在哲学思想的体系上还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形态来建构中国哲学。这是“哲学”这门新的学科、话语与知识体系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的必经阶段,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反思其中的得失,但也需要尊重新学科的发生、发展历史及其基本规律。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全面追求自主的学科、话语与知识体系之时,如何从本民族的哲学思想传统里寻找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思想资源,将是一件长久而艰难的工作,本文提出的“以‘子学’为方法”的命题,旨在将以《四库全书总目》(后简称《总目》)中子部图书所呈现出的“子学”,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来加以考察,既是深化本人以往对“子学双重视野”的研究,也是对以往在武汉大学国学院工作期间于子学方向培养博士生工作的一次理论总结。目前的工作是探索性的,具有一定的学术冒险性,是否恰当,有待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需要首先交代的是,本文所说的“子学”,是指以《总目》的子部图书所包含的知识与思想两方面内容的学术,而不是中国学术史上“先秦诸子学”或先秦至汉以后的“诸子学”的约称。简洁地说,本文所说的“子学”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它是从现代哲学知识论的角度对《总目》中子部图书所包含的全部内容的一种指称。相对于传统诸子学之约称的子学而言,本文的“子学”可谓是“广义子学”(亦可以称之为“大子学”),而诸子学之约称的子学则可以称之为“狭义子学”(亦可以称之为“小子学”)。为了避免“大”“小”二字所带来的价值判断,后文将分别以“广义子学”与“狭义子学”两个概念描述《总目》子部图书所呈现的子学和历史上诸子学之约称的子学。从形式逻辑上看,“广义子学”包含“狭义子学”的全部内涵,而“狭义子学”主要体现“广义子学”中的单一思想维度,但有些学者从“狭义子学”的角度讨论“作为方法的子学”问题时,亦可以作为本文的学术史前缘。

从诸子学之约称的“狭义子学”角度看,“作为方法的‘子学’”命题与观念,前辈学者蒙文通先生早已触及,如他提出的“经子交相发而后义备”的经史研究法,“以读子之法读史”的方法,均已包含了“作为方法的‘子学’”的思想萌芽。而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萧萐父二位先生,均提出了“敢于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的思想主张,也包含了“作为方法的‘子学’”的观念萌芽。冯契先生这样说道: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局面。对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以及诸文化怎样彼此结合或冲突,将会有怎样的前途,大家见仁见智,会提出许多不同意见。这只有通过百家争鸣来自由地讨论解决。

晚年的萧萐父先生,在发表的文章与私下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要敢于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如在《世纪桥头的一些浮想》一文中,萧先生要求我们把“‘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两化’,实现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解构重构,作出新的综合和理论创造,从而有充分准备地去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上述两位先生提出的主张,实际上是将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现象作为一种理解中国哲学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对话的方法或榜样,因而也包含着“作为方法的‘子学’”的观念萌芽。当前,有一批学者提倡“新子学”,他们大体上都非常推崇先秦诸子独立、自由的思想特质,并希望通过“新子学”的形式来激活当代中国思想,也包含着“作为方法的‘子学’”的思想意味。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思想中的“子学”均是“狭义子学”,即是先秦诸子学或先秦两汉诸子学之约称,而非本文基于《总目》意义下的“子学”观念。但这些观念与主张,均可以作为本文的学术前缘,以证吾道之不孤。

二、“广义子学”的二重维度与对新思想之容忍

简洁地说,以《总目》子部图书所表现出的“广义子学”,其与传统诸子学约称的“狭义子学”的不同地方在于:子部图书所呈现出的“广义子学”包含着知识与思想两个维度的内容,而传统诸子学之约称的“狭义子学”,其所有的著作都是思想类的著作。换句话说,诸子学之约称的“狭义子学”概念只包含着思想的单一维度,而《总目》中子书所呈现出的“广义子学”则包含着知识与思想的两个维度。这是我们提倡“作为方法的‘子学’”命题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与哲学创新所具有的方法意义的关键所在。

与《总目》中经部、史部图书所包含的知识与思想的内在比例不同,“广义子学”所包含的知识与思想的内容大体上比较平衡,这当然不是说《总目》中的子部图书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子部学术在历史中所呈现出的实际情况,而只是说目前《总目》所搜录的图书大体上体现了知识与思想两个维度的内容比较均衡,这并非当时编辑《总目》的作者群有意为之,而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巧合。由于主持编纂《总目》的纪昀,其学术立场是考据学,或曰汉学,因此在子部图书的编纂方面特别重视具有考据学价值的子部图书,而有意地忽略了一些极具有思想性的子部图书著作,以佛教著作为例,最能反映《总目》主编者的意图。目前,《总目》中的佛教类著作共有13种,绝大多数反映佛教哲学思想的著作均未收录,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此时的佛教著作已有自己的图书目录体系,如在乾隆三年编辑的《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但有一点原因是不能忽视的,即以汉学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清代乾嘉经学,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层面仍然会排斥作为异端的佛教思想,这一点宋明理学与清代乾嘉汉学没有根本的分歧。

《总目》子书所呈现出的“子学”,对于佛教、道家道教类的思想著作保持着高度的思想警惕,不予收录,但在其杂家类的著作中却收录了大量反映西来传教士所著述的新著作,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了在知识与思想方面的开放性,这在经部与史部的图书中,则很难看到这种思想与知识的气度。以经学《提要》类书目为例,代表王夫之新经学思想的著作,如《周易外传》《诗广传》《春秋左氏传博议》等均未纳入《总目》经学目录的《提要》部分,而一些带有考证性的著作,如《周易稗疏》《书经稗疏》均放在《提要》部分,《尚书引义》则放入了《存目》部分,且对该书中王夫之“批评文王不置相”的说法,明确地加以批评,认为是“臆断之辞”。因此,即使在乾隆这样一个“汉学”盛行,新思想退场的时代,“广义子学”的观念下所包含的带有创新性的图书,还是被吸纳进来,这一点是经部图书与史部图书中很难见到的现象。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在清代“广义子学”的思想武库之中,新思想还是可以找到一席安身之地,这也是“广义子学”对于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与创新可以提供方法的一个方面的理由。

三、“作为方法的‘子学’”学术史义蕴——刘勰的“子学”观和蒙文通“以子学为方法”的观念萌芽

在笔者撰文讨论“子学”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意义之前,学术界已经有一批学者在讨论“新子学”的问题了。很遗憾的是,讨论“新子学”的一批学者,只能说是初步触及了“作为方法的‘子学’”问题,但还没有来得及正面展开这一问题。他们不仅没有正面地关注“子学”中的知识维度,而且还正面地拒斥了这一维度。本文着重从方法的角度讨论“广义子学”何以能够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普遍方法问题,并将从刘勰《诸子》篇对于“狭义子学”的定义出发,借用蒙文通先生“以子学为方法”(亦是“狭义子学”)的思想,集中阐述“广义子学”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道理。

(一)从刘勰《诸子》篇看“狭义子学”的两个维度

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诸子》篇,在讨论诸子学的特点时曾提出了两个命题,以概括诸子学的特征:其一曰“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其二是在与议论文的文体作比较时曰“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笔者认为,刘勰从思想与知识的两维度对诸子学给出定义,恰恰可以为“广义子学”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启迪。

如实地说,刘勰的《诸子》篇并没有本文“广义子学”的观念,但笔者认为,刘勰对于诸子学两个特征的概括,正可以作为本文有关“广义子学”思想内容两个维度的最早揭示。“入道见志”,关乎“子学”的思想维度;而“博明万事”,则关乎“子学”的知识维度与论证维度。因此,作为方法的“子学”,其实包含着思想与知识(包含论证)两个维度的内容,而当今研究中国哲学,且要求从事哲学创新的思想主体,恰恰需要有广阔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才能在主体方面为思想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从刘勰“狭义子学”观念出发,我们似乎可以说,“广义子学”的观念萌芽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汉代经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经学始终为大宗,史学为辅助,子学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因而“子学”所具有的思想意义、社会意义长期处在被压抑的状态,而刘勰的子学观念也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学科与知识形态引入中国社会之后,在现代学术的视野当中,“狭义子学”因为包含大量的哲学思想和少量的科学思想(如墨子中的光学思想内容),才受到了学人们的重视。但近百年来的“子学”研究,其实只是狭义诸子学研究,对于《总目》中的子部图书所蕴涵的“广义子学”所具有的思想方法意义,长期以来处于暗而不彰的状态,而刘勰《诸子》篇对于诸子学术思想特征的揭示与概括的认识成果,也长期处于哲学史研究的视域之外。

当前,中国社会上下都在追求学术话语的自主性,“狭义子学”的思想价值与方法意义,也再一次地受到重视。一些提倡“新子学”的作者,虽然他们所说的“子学”概念与本文有较大的出入,但也注意到“狭义子学”所具有的方法意义,如方勇说:在思维方式上,“诸子百家重智慧,讲彻悟,不拘泥于具象,不执着于分析。表述形式上,或对话,或随笔,或注疏,不拘一格,各唱风流。这些都是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本不与西方乃至中国当前的思维话语相类”。何美忠说:“体现在诸子身上的那种活跃的思维,独异的精神,广阔的视野,神驰八极的精神世界以及以标新立异为傲的首创意识等,这些华夏精神中固有的思维活力因子,也正是眼下中国学人最缺乏的质素;而要重振中国学术,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质素。”“先秦诸子那种独立不羁的学者精神也具有无穷的榜样力量,我们应该借力诸子,来克服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文化屈从意识。”

非常遗憾的是,提倡“新子学”的群体,大体上都只注意到了刘勰《诸子》篇“诸子者,入道见志”这一独立思考的思想维度,而基本上都忽视了刘勰在该篇提及的诸子思想中“博明万事”这一重视知识探索(包含论证)的维度,而上文提到的方勇教授,还明确地将作为目录学的子部学术中与知识维度相关的内容,如技巧、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等知识性的内容加以剔除,这就使得“新子学”的内容过于单薄,而严重地忽视了“子学”思想与人类知识增长之间密切相关的维度。通观人类思想的发展史,新知识内容的增长是刺激思想发生变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在当前人类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任何思想的创新都不能忽视不断增长的新知识。作为方法的“子学”,恰恰提示我们,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除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外,既需要思想者独立、自由地探索,也需要作者具备广阔的新知识视野,否则思想的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本文不取“新子学”的思路,而以《总目》中的子部图书所呈现出的“广义子学”为基础,并将“子学”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方法,从中国固有的思想根基上寻找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方法。非常欣慰的是,当笔者提倡“作为方法的‘子学’”的命题时,发现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大家蒙文通先生已经就“子学”的方法论意义有所揭示(虽然他的“子学”概念仍然是“狭义子学”),这对于本文“以‘子学’为方法”的观念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与鼓舞。

(二)蒙文通“以子学为方法”的思想观念

简洁地说,蒙文通“以子学为方法”的思想,主要强调“子学”所代表的思想维度对于经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意义。在蒙文通的思想中,子学即是诸子学的约称,而不是本文基于《总目》子部图书所体现的“广义子学”,因此,蒙先生所说的子学相当于今日的哲学,而诸子即是哲学家,子学即是哲学。

从本文“广义子学”的角度来看,蒙先生思想中的子学主要是指诸子学,而且主要是指先秦诸子学。概括地讲,蒙先生的“诸子学”思想有四个突出特点:其一,通过对《庄子·天下》篇“旧法世传之史”的深度解读,以历史学家特有的眼光,揭示了先秦诸子从《春秋》《家语》类著述逐步产生的历史过程与机制,可谓发千古之未发。其二,整齐“诸子百家”或“九流十家”之说,化繁为简而约为三家——道墨儒,可谓扬榷千古,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其三,高度肯定黄老道家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力,没有一味地歌颂儒家,虽然他非常重视汉代经学。其四,对墨家思想给予了高度同情,并对墨儒在汉代的合流细节予以特别的阐发,与传统儒家如孟子、宋明诸儒力辟墨家,严辨儒墨之异同的思想主张极不相同。

上述蒙先生的诸子学思想已经超越了同时代诸多学者,而其“以子学为方法”的思想观念,更是度越前贤与时贤,在20世纪子学研究方面可谓是空谷足音。简洁地讲,其“以子学为方法”的思想,大体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以研究经学的方法研究子学,同时运用子学的方法读经、研究经学,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经与子交相发”而后经学之义方能更好地揭示出来的主张。二是以子学方法读史、研究历史,从而使历史研究避免沦为讲故事这一比较浅显的层次。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蒙先生说道:“我在五十岁以后才开始研究道教,也还能开拓一个方面,颇有收获,主要是由于从前在理学上下的功夫比较深,一接触便能提出问题;方法上其实也就只还是搞经学的那些,不外求家法、考遗说,辑佚、校勘而已。”由此可见,经学研究中的方法,如求家法、考遗说,辑佚、校勘等,其实也是其子学的研究方法。而这一层面的子学方法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共通方法,乾嘉学者尤为擅长。除此之外,蒙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先秦诸子与汉代经学交相发明而其义可备的观点,特别重视子学中“博衍”内容对于经学思想局面之扩展的意义,他说:

不以今文之旨要探先秦之归宿,则诸子之术散漫无统宗;不以诸子之博衍,窥汉儒之宏肆,则今文之说终嫌于枯窘。故必经与子交相发,而后义可备也。纲条既张,枝叶自傅。举凡西汉之籍,其有事非释经,而陈义精卓者,莫不与纲条相通贯。其导源于诸子之迹,亦灼然可明。诚以今文之约,求诸子之约,以诸子之博,寻今文之博;究于嬗变之迹,立义之由,则本末兼该,而始终之故亦举。所谓出入于百氏,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者,亶其然乎!

蒙先生在此处对子学“博衍”特征的强调,一方面是指子学具有“博明万事”的知识维度,另一方面是指先秦诸子学在整体上所体现出的思想开阔性。不管是指哪个维度,诸子学的“博衍”既包含自由思考,也包含在知识方面自由探索的特征,恰恰可以弥补经学的“狭隘”。在“经与子交相发,而后义可备也”的总原则之下,蒙先生对于“作为方法的‘子学’”一个维度的阐述,仍然具有当代意义。与“经子交相发而后义可备”的观点相近,蒙先生还有很多意思相近而表述略有侧重与差异的说法,如他说:“舍今学不可以明子史,舍子史又何以明今文。”“六经与百家,必循环反复,乃见相得而益彰。”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蒙先生主要将研究子学的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领域,在《治学杂语》中,蒙先生有三处谈到作为方法的子学:其一是讨论吕祖谦的史学方法时说道:他(吕氏)“意在以读子之法读史,寄兴深至”。其二是讲历史学的方法时提到“读子之法”的问题说道:“懂哲学讲历史要好些,即以读子之法读史,这样才能抓得住历史的生命,不然就是一堆故事。”其三是讨论唐中叶至宋代的学术时说道:“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视周秦诸子的时候并不多,但在讲周秦诸子的时候,就是学术要起变化、要发生新学术了。”可见,蒙先生将中国哲学史上的“周秦诸子”兴起的现象视之为一种新学术要发生的一种征兆,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似可以视之为作为方法的“周秦诸子学”,与上文提及的冯契、萧萐父二先生将“诸子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方法的观念,有相通之处。

综上所论,蒙先生虽然没有“在广义子学”的意义上专门地讨论“作为方法‘子学’”的问题,但讨论经子学研究方法以及运用研究诸子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实际是在“狭义子学”意义上讨论了“作为方法的‘子学’”问题。笔者将蒙先生“以子学为方法”的观念当作本文的学术前缘,表明“作为方法的‘子学’”命题并非笔者一时兴起,而是有着一定的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基础。

结语:“子学”与当代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新开展

“作为方法的‘子学’”命题,要求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者需要有“广义子学”所具备的广阔知识视野,即以世事洞明的求真态度来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的维度,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书本的知识。

即便是书本的知识,也不只是局限于哲学思想史这一比较狭窄的领域,而应该扩展到人文领域的文史艺,还应该扩展到自然科学前沿带有当代科学共识的科学知识领域,从而使中国哲学研究能够站在较为广阔且具有文明厚度的知识基础上。目前,有学者在讨论中国哲学研究与创新问题时曾主张,要接着经学的传统讲,不能接着子学的传统讲,其理由是:经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大宗、主流,“是中国传统思想真髓、精魂之所在”,接着经学的传统讲中国哲学,就可以使中国哲学保持“哲学效度”;而今天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出现“哲学效度”的失真现象,是因为接着子学讲的缘故。就笔者目前的认识来看,这个想法有点不切实际。传统经学的内容最为丰富,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事实,但经学史中最大的问题是陈陈相因的内容太多,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内容太少。尤其成问题的是,经学不太重视新知识、新思想,而更重视所谓的价值态度的正确性。接着经学的传统讲中国哲学,就极有可能让当代中国哲学失去广阔的知识视野,这在当代社会要确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作为方法的‘子学’”命题,还应当从传统的“狭义子学”所包含的“入道见志”的思想与精神的维度,提供带有思想个性与创新性乃至创造性的内容,从而为人类精神的丰富性提供必要的新元素。在这一点上,本文与提倡“新子学”的诸同仁有着共通的学术目标。这些“入道见志”的思想成果不再是传统经学中曾经出现过的“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陈陈相因的不良现象,而应当在回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提供新的思想成果。

如实而言,传统经学当中,也有少量的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著作,而传统的子学当中,也有不少陈陈相因的著作,问题在于经学的思想原则是“依经立义”,注不破经,疏不破注(实际操作可能有例外),在思想原则上束缚了思想创新。而“广义子学”所具有的“入道见志”与“博明万事”的两个思想维度,则从根本上能推动思想的创新。因此,“作为方法的‘子学’”所坚持的是广义子学的两个原则,而不是以缺乏创新内容的个别子学著作来否定“子学”所包含的两个基本原则。这是本文提出的“作为方法的‘子学’”的基本理由之所在。在这一点上,李巍提出的“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国思想,进而增强中国哲学研究的专业性,从而化解中国哲学身份合法性焦虑的观点,与本文提出的“作为方法的‘子学’”的观点,有着某种思维方式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就表现在“广义子学”包含的知识视野正是保证当代中国哲学专业性的必要前提。笔者认为,只有建立在广阔知识视野基础上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才会有哲学专业性的基本保证。“博明万事为子”的内在要求,既要博知万事,也要能够揭示万事之理,否则谈不上是“博明”。这种“明”,既可以是逻辑论证,也可以是诗化哲学的象征与喻证。

如果说,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人文学,甚至是科学的创新都是一个常数的话,那么,从事中国哲学,乃至从事中国人文学的一切学者,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其主体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宽与窄则是一个变量。历史唯物主义从原则上揭示了思想创造的一般性条件与动力,而“广义子学”则从思想主体的角度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只有具备广阔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人才有可能从事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工作,才能保证中国哲学研究的专业性。这也是本文提倡“作为方法的‘子学’”的理由之所在。

 

作者简介:吴根友(1963—),男,安徽枞阳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副主席,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和中国政治哲学。

(载于《管子学刊》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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