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做过两个奇怪的梦。他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
这段文字最易令人产生疑问：刘勰自叙著书旨趣时为什么要突然插入这两个梦？它与《文心雕龙》全书有什么相干？
至今似乎还未有人对此作出进一层的解释。这两个梦，倒成了一对扑朔迷离的谜，令人难以究极其奥妙。
本文试图揭穿其谜底。
下面先讨论第二个梦。
梦是一种生理现象。古人科学知识有限，不能说明梦的成因，于是转用迷信解释，结果产生了占梦等数术。《诗经》《左传》等典籍中屡记占梦之事，《周礼》记占梦“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说明古代很早就有了各种解释梦的说法。
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王符解释道：“孔子生于乱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此谓意精之梦也。”（《潜夫论•梦列》）刘勰梦见孔子，情况与此相似；或许有人认为：这应当也是“意精之梦”吧？
其实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足迹虽广，但其行踪不难考索。他曾经到过西南方的楚国，但从未到过正南方的吴越，只是令人诧异的是：刘勰为什么偏要强调“随仲尼而南行”呢？
看来奥妙就在这个“南”字上面。原来刘勰为东莞莒人，与孔子同为北地鲁人，而刘氏避乱南迁世居京口，正有一段“南行”的经历在。他之所以托言梦随孔子南行，当是巧妙地利用了与孔子的同乡关系而寓以深意。
所谓“丹漆之礼器”，乃指笾豆之属。以其用于宗庙，故为儒家所重视。《史记•儒林传序》上说：“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则是礼器一项还寓有象征儒家文化的意义。刘勰自言梦执丹漆之礼器而南行，表示他是一个儒家学派的信徒，追随孔子之后，准备宣扬儒家教义于南土。
由此可以推断，孔子“垂梦”云云，恐怕只是一种托大的手法罢了。
第一个梦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学以形式华艳著称。当时的文人无不注意藻彩，这种作风从东汉末即已开始。《释名•释言语》曰：“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其后许多学者也常用锦绣等物比喻文学，如《文赋》中形容为“炳若缛绣，凄若繁弦”；《世说新语•赏誉》篇中说“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孙绰言“潘［岳］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世说新语•文学》）；鲍照评颜延之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南史 •颜延之传》）。
《文心雕龙》中也常用锦绣等物比喻文学，例如《总术》篇中形容道：“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才略》篇中说：“一朝综文，千年凝锦。”《时序》篇中说：“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
有趣的是，当时许多文人也曾做过一些奇怪的梦，与若干彩色之物发生关系。
《三国志•魏书•方技传》："［魏文］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周］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
臧荣绪《晋书》：“［罗含］少时梦五色鸟入怀，遂取吞之。含觉，胸中如吞物，意谓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鸟有文章，汝当善文章矣。’果如其言。”（《太平御览》卷三九八引）
《南史•江淹传》：“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馀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南史•任昉传》：“遥妻河东裴氏，高明有德行。尝昼卧，梦有五色采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怀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长七尺五寸，幼而聪敏，早称神悟。”
《南史•纪少瑜传》：“少瑜尝梦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遒进。”
《陈书•徐陵传》：“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
这些奇迹的共同特点是：不论梦见彩云也好，锦绣也好，都与“文”“采”二字有关。梦是个人在无形迹可循的微妙状态中独自完成的，旁人自然无法判断它的真伪，但依常情而言，上述许多梦中总有若干则故事出于本人自编或他人代编，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彩色之物象征文学，在当时的风气之下，若有文士言及梦见“文”“采”之物，也就说明了他在文学事业上得天独厚。
由此可知，刘勰自言梦攀若锦之彩云，目的可能也在暗示他从小与文学即若有宿缘。
如果上述论断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应该说，刘勰在这两个梦中寓有很深的用意：前者用以表明他自小与文学即有宿缘，后者用以表明他将宣扬儒家教义于南土。这两个梦不但与《序志》篇的内容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与《文心雕龙》全书总的精神也息息相通。它们不是书中可有可无的部分，而是理解全书的两把钥匙。
但这里又产生了问题，魏晋南北朝时为什么会有“文人说梦”的风气出现？
这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有关。自魏至隋，战乱不已，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所向往的美好生活无法实现，对变乱中的现实又无法作出解释，统治者则利用宗教宣扬宿命论的思想，由是社会上迷信的风气极为严重。过去承袭下来的各种旧有迷信更猖獗了，有关梦的各种说法也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当时占梦之风极盛。张勃《吴录》称“宋寿占梦，十不失一”《三国志•吴书•赵达传》裴松之注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称索统“凡所占梦，莫不中验”（《太平御览》卷三九七引）。不独方技之士竞趋于是，文人学士也多染指者。谢灵运《山居赋》曰：“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兵技医日，龟策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或平生之所流览，并于今而弃诸。”说明他早年在占梦上也下过功夫。此时还有很多有关梦的著述出现，继前代《黄帝长柳占梦》《甘德长柳占梦》、京房《占梦书》、崔元《占梦书》之后，迷信界还产生了几本新的占梦书，例如列名于《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中的周宣就传下了一本《周宣梦书》，梁元帝萧绎曾命丁觇撰《梦书》十卷。他们都认为某种梦境的出现应验着某一方面的问题。上述各种梦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
梦的迷信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刘勰是个佛教信徒，当然不能超脱于迷信思想之外，如他在《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中就曾提到沙门三人垂梦于吴郡陆咸一事，大力宣扬了佛门的“灵机”和“神证”；但他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这两个梦却也具有某些不同于宗教迷信的意义，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齐梁之时通行的占梦之书，其中作出的解释与文人的理解梦境不完全一样。
《梦书》：“锦绣为忧事，有文章。梦得锦绣，忧县官也。”（《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
当时的文人都以锦绣象征文章，刘勰的解释也是这样。他的看法显与《梦书》上的记载不同，说明《文心雕龙》中的锦绣之梦与时行的迷信解释并不一样。
梦中还留下了作者刻意虚构的痕迹。刘勰自言七岁梦攀彩云，目的在于说明入学前夕即与文学结缘，因为古人每于八岁时入小学，刘氏的情况谅亦如此。根据近代学者的考证，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约当三十三四岁，正与“齿在逾立”之说相符，可见梦见孔子云云，目的只在暗示他着手“论文”时的指导思想就是了。什么七岁梦攀彩云，什么三十多岁梦见孔子随之南行，言之凿凿，令人诧异何以能把迷离恍惚的梦境记叙得这样鲜明具体？今知刘勰虚构这两个奇怪的梦，介绍自己与文学的关系，既然出之于精心撰述，自然与虚无缥缈的迷信说法有所不同了。
托梦示意的风气还有它学术上的根源。
魏晋南北朝时玄风大盛。《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齐梁文人无不熟悉“三玄”，而“三玄”中的《庄子》一书，喜欢利用梦来说理，有如庄生梦蝶云云，通过这种巧妙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后产生的另一部玄学著作《列子》，也喜欢利用奇幻的梦发表意见，在《周穆王》篇中，还提出了“梦有六候”之说。显然，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在受到玄风濡染的同时，也会受到这种托梦示意的手法的影响。当时的诗歌中就常见感梦之作，小说中常有奇幻的梦境的叙述，散文中常有以梦说理的写法，而文士中如缪袭、释贞观、徐份等人都作有《梦赋》，这些情况都与玄风大盛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庄子》总结创作经验时，提出了“寓言”“重言”等说，梦是这些写作手段的一种表现形式。
《庄子•天下》：“……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
刘勰写这两个奇怪的梦，与上述《庄子》的作风相近。可以说，他在前一个梦中运用了“寓言”的手法，后一个梦中运用了“重言”的手法，以此表达著书旨趣，因此这两个梦是为他的文学创作服务的，它的目的并不在宣扬迷信；但他有意识地利用社会上的迷信风气，故弄玄虚，虚拟梦境，藉以取信于人，则又不能不说是文人的狡狯之笔了。
——本文收录于周勋初《文史探微》，凤凰出版社202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