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5年第4期“文艺学研究”专辑。
作者简介：张晶，中国传媒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摘要：刘勰《文心雕龙》第四十四篇《总术》是重要的创作论篇章。“总术”是指关于文章写作的总体法则，其“赞”辞的理论含量和抽象程度都属上乘。与其他若干篇章的“赞”辞提出象喻式的命题不同，《总术》的“赞”辞以凝练省净的语言，镕铸为具有深刻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是《总术》篇的灵魂所在。《总术》篇从“文”“笔”之辨入手，以文体的角度来谈“文术”，而对于“文”“笔”决无轩轾之意。“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与《物色》篇中提出的“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命题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都与魏晋玄学的思维方式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艺术法则；“赞”辞；乘一总万；举要治繁
一
《文心雕龙》之《总术》篇，是非常重要的篇章，也是总论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的篇章。其实，从《神思》到《附会》等篇，都是在讲写作之术，《总术》则进一步从正面阐发“文术”的总体原则。关于“总术”，有各种解释与界定，兹不一一列举。而笔者认为刘永济先生所言，颇中肯棨。他说：“术之本义，《说文》曰：邑中道也。引申之，凡可由之以行者曰术。《礼记·乐记》：然后心术形焉。《注》：术，所由也。……《注》：术，犹艺也。是也。此又以由之事与所以由之之理对称而名也。总括言之，术有二义：一为道理，一指技艺。本篇之术属前一义，犹今言文学之原理也。”1笔者略作补充者为，《总术》篇所论，既有文学之基本原理，又有具体的写作法则，而所谓“总术”，大略如郭晋稀先生所说：“今以为：总就是总持，也就是驾驭，术就是道术，也就是方法。本篇论述驾驭全篇的重要性，所以标名总术。”2笔者认为，这是较为切合《文心雕龙》的“总术”原意的。
《总术》“赞”辞在各篇“赞”辞中理论概括性颇强，对于理解《总术》正文是一把精准的钥匙。此“赞”并未采取很多“赞”辞那种象喻式的创构方式，而是具有相当高的抽象程度，提出了如“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等具有深刻理论内涵的美学命题。现将“赞”辞列之如次：
赞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3
“赞”辞先说“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开始便提出了“文笔”之别的问题，然而，无论为“文”为“笔”，都是“有术有门”的。《总术》开篇即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4关于“文”和“笔”的区分，这是南朝文论界才有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无韵者为笔，有韵者为文。这里对颜延之的观点不予认同。颜氏主张，“笔”之为文体，是有文采的“言”，经典著作是言而不是“笔”，传记文学是“笔”而不是“言”。刘勰认为，如《周易》这样的经典，难道不是有文采的“言”吗？如果“笔”是有文采的言，那么就不能说经典不是“笔”。刘勰认为文笔之说始于近代，而他论文章体制，还是大致以文和笔来划类的。请看郭绍虞先生的分析所说：“萧统是赞同文笔之说的，但在编辑《文选》的时候就不妨分得细一些。相反，刘勰是不很赞同文笔之分的，但《文心雕龙》之论文章体制，却又隐隐以文笔分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云：‘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于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5郭先生的论述是非常客观的，《文心雕龙》文体论诸篇，大致上以“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为两大版块。所谓“有术有门”，“术”指方法与规则，“门”则是指在当时的文论氛围中，文体的大致分类与归趋。纪昀批注云：“此篇文有讹误，语多难解。郭象云：‘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6纪氏所言，可以参考。或许《总术》篇这段文字有所舛误，而我们可以采取郭象式的方法，明其大略即可。关于“文”“笔”，固然有辨，但刘勰对于文、笔是无所轩轾的。既云“总术”，即是为文之根本法则。刘勰非常重视文体问题，因之论文术，则先从文体入手。正如著名学者祖保泉先生所说的那样：“作为文章学家的刘勰，对文体、文术的表里关系当然看得清楚，于是在《总术》开头，便论及文体区分问题，这是极自然的。”7至于“文笔”，刘勰虽有分列，却都在讨论之中。对于各种文体，刘勰既有历史的描述，又有特征的规定。因此，其在《序志》篇中所说的“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8这段话对于理解《文心雕龙》的结构及内涵，是一个全面的提示。关于文笔之说，黄侃先生释“论文叙笔”时说：“六朝人分文笔，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其一有文采者为文，无文采者为笔。谓宜兼二说而用之。详具《总术》篇札记。”9《文心雕龙》所列各种文体，有些是文学性颇为充分，另一些则是实用文体。而刘勰所论文术，很多是从文学性和审美性来着眼的，如《神思》是很明显的。《总术》篇所形容的“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是从感性层面对作品的审美性要求。再往深处尝试言之，从创作的感知方面，《文心雕龙》也是提出了关于审美心理的一些重要观点。
二
“务先大体”，亦正是“总术”本义。“大体”即“总术”！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第四十三篇的《附会》，讲的是“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10。讲的似乎是一回事，其实不是。“附会”这里是仍是具体的“文术”，也即如何使一篇文章之内，“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总术”指的是根本的写作法则，其他细节尽管该备曲尽，都不能说是“总术”。于是，刘勰批评陆机的《文赋》说：“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11陆机《文赋序》中称其写作之旨时说：“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12陆机《文赋序》，道写作《文赋》之初衷，陈作文之利害，其实也是为文之术，但在刘勰看来，纤细备具，却是缺少“实体”，也即为文之“总术”。有意思的是，所谓“实体”，在西方哲学中指根本性的精神存在物，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可谓“实体”。很明显的，刘勰与此是不搭界的，不能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来解释《文心雕龙》中的“实体”，如是，那就要闹出“关公战秦琼”的荒唐笑话了。但刘勰批评陆机“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其意显然又是指超越于具体的根本原则了，又似乎与之有所类似之处。笔者直接一点说，这里的“实体”，其实就是“乘一总万”的“一”。黄侃先生《文心雕龙札记》中指陈其言谓：“此一节言陆氏《文赋》所举文体未尽，而自言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之超绝于陆氏。案《文赋》以辞赋之故，举体未能详备，彦和拓之，所载文体，几于网罗无遗。然经传子史，笔劄杂文，难于罗缕，视其经略，诚恢廓于平原，至其诋陆氏非知言之选，则亦尚待商兑也。”13《札记》所言，虽属客观，但并未完全切合刘勰指摘陆机《文赋》的重点所在。“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的意思并无多少纠缠不清之处。“纤悉”是指写作过程各个细部都能曲尽其妙，而“实体”与之相对，则是较为“形而上”的总体原则了。倒是黄侃先生在《札记》之《总术》篇开端处所言最为中肯，其言：“然则彦和之撰斯文，意在提挈纲维，指陈枢要明矣。”14“务先大体”就是要“纲举目张”，举一总万。《总术》篇在后面又谈及：“夫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幅，共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15这里牵扯到“总术”究竟是各种文术的累加，还是“弥纶”全篇的根本法则？答案即在后者！刘勰所说的“务先大体”，其实是一个尤为重要的理论命题，而且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黄侃先生在《札记》之《总术》篇开始时所言：“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16是容易给人以歧义的。刘勰用了《老子》第十一章中的“三十幅共一毂”之典故，就是指“总术”作为“大体”的根本性功能。《老子》第十一章原文是：“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7老子这里用“三十幅共一毂”来说明有与无、本体与现象的互成关系。著名玄学家王弼于此阐释说：“毂所以能统三十幅者，无也。以其无有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18引王弼的解释并非旁生枝节，而是可以更为清晰地说明“总术”的性质。王弼是以玄学中的有无关系的哲学思想来理解老子“三十幅共一毂”的，但这里以寡统众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毂”是车轮中间辏辐贯轴的部件，起着统贯车辐的核心作用。“寡”原文为“实”，楼宇烈先生于此校释云：“‘寡’字，据陶鸿庆说校改。陶说：‘“实”为“寡”字之误。此释三十共一之义。’按，陶说是。王弼之意正谓毂虽为一，然由于其以无为用，故虽少而能统众。如作‘实’字则与义乖违。‘以寡统众’为王弼重要思想之一。他在《周易略例·明彖》中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也。’‘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19刘勰是深谙这种思想而且在其文论中多有体现。《物色》篇中就提出“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命题。刘勰这个“总术”概念，是“九变之贯”的总体法则。
三
虽是先务大体，却又并不可以由此忽略具体的“文术”。在这个意义上说，《札记》所云“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并非虚言。“文体多术，共相弥纶”，说明了刘勰并不是对文之多术视而不见，相反，恰恰所论甚为详尽。所谓“鉴必穷源”，就是要精熟文术之源。刘勰在《总术》篇中有如下精彩之论：“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尠；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晳，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典。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知夫调鐘未易，张琴实难。伶人告和，不必尽窕槬桍之中；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20有术与无术，字面上也许很难体现，因此，很多人注重练辞，却并不精研文术。刘勰批评当时文风，趋鹜于“练辞”，却不遑“研术”，结果造成了文坛上玉石不分的状态。《风骨》篇中也有类似的批评话语：“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21詹锳先生释此曰：“这是他批评当时的文风，一般文人在用心思作文的时候，只在词句的选择上下功夫，追求新奇华丽，而不肯钻研写作法则。这个‘术’是包括了写作的根本法则和具体方法在内的。由于‘莫肯研术’，结果是玉石不分。”22刘勰对于只重“练辞”，莫肯研术的文坛风气是大为不满的。他在《镕裁》篇中指出其后果在于：“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23或是：“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24讲的不是一个问题，其实却是只重练辞，莫肯研术的必然结果。表面上看，有术与无术面目相似，而实际上大不相同。文术如同音乐家所掌握的音乐规律，所以魏文帝将篇章比之音乐，是大有道理的。所谓“通才”，并非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面面俱到之才，而是妙用无碍之才。为什么要“鉴必穷源”？就是要从根本上掌握文术。如果不能截断盘错节的树根，又岂能得悉刀锯的锋利？不能洞悉文章的内在奥妙，又如何能称为“通才”？这些都是“务先大体，鉴必穷源”的涵义所在。
文术之掌握，并不是仅从理性的层面或知识的积累，而是在于写作实践中的领悟与升华。刘勰接着又说道：“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25“执术驭篇”，是以在谙熟文术后来驾驭篇章，将写作法则内化于心，如同善弈者的游刃有余；如果“弃术任心”，也即不晓文术而随意写作，则会如赌徒之期待偶然的机遇。如张立斋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注订》中所释：“‘弃术任心’者，理本乎自然；文则精于法式，故任心虽是，而弃术则非。弃术任心，盖失之于野，而不文矣。自此句以下，至‘何妍蚩之能制乎’，皆阐此弊。”26作者在创作时时常会有灵感凸现，但它又应该是掌握了规律和法则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写出好的作品来。刘勰接下来所说的：“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27文章写作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也即有术。在符合创作规律的前提下，情思际会，感兴迸发，此时可能达到巅峰状态，呈现出妙笔生花的文本。“机入其巧”是灵机迸发的样态。这种状态下产生的文章，呈现出最佳的审美效果。无论是视觉、听觉，抑或味觉等，都是美妙绝伦的。范文澜先生释此云：“视之则锦绘，辞采也；听之则丝簧，宫商也；味之则甘腴，事义也。”28文术之有无，是大不相同的。詹锳先生这样概括了本段的意蕴，“以上是说文章高手，根据正常的方术，按部就班，等待情思的来临，然后顺应时机，做得恰到好处，这样在感兴触发时写出来的文章，‘视之则锦绘，……佩之则芬芳’，在内容形式各方面，都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29，尤为切合刘勰的本意。
四
“乘一总万，举要治繁”，这是刘勰在《总术》篇中提出的最具理论含量和抽象高度的命题，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和美学理论价值。有关问题，前面已有涉及，但在《总术》“赞”辞中以充分的理论形态标举出来，是对正文的总结与升华。刘勰在“赞”辞中提出和镕炼了很多重要的美学命题，在这方面刘勰是有着相当的自觉意识的。关于“赞”的文体特征及其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颂赞》篇中已有明确的界定，说：“赞者，明也，助也”30。这是相对于文章正文而言的，因为“赞”都在文章的结尾之处。以往“赞”这种文体，有对人物的评价，也有对动植物的概括，但并没有理论的提升这种用途。刘勰《文心雕龙》计50篇，篇篇有“赞”，而且都是四言八句的音勺语，形成了一定的规制。这是适应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凝练理论命题的需要。所谓“明也，助也”，是言其对正文表达的文论思想的揭明与助力。在《颂赞》篇中，刘勰进一步明确了关于“赞”的文体形式，说：“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31“赞”在刘勰这里，就是概括总结正文的思想内容。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各章篇末的“赞”辞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美学命题，如“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神思》“赞”辞）、“才性异区，文辞繁诡”（《体性》“赞”辞）、“情与气谐，辞共体并”（《风骨》“赞”辞）、“文律运周，日新其业”（《通变》“赞”辞）、“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物色》“赞”辞），等等。这些“赞”辞，都是“文中之英蕤”，其义超拔，其音朗练。在表达其文论思想方面，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甚至超越时空，产生了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乘一总万，举要治繁”这一命题，表达了刘勰一贯的观念，在“赞”辞中是挺拔而出的。李曰刚先生释此云：“言然后驾驭此中心思想以总聚千头万绪之情理，标举纲要，厘治纷繁也。盖‘情数诡杂’，可以一理推，体变迁贸，可以一术订。推一理以制群篇，乘一术以驭众变。所谓‘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也。”32从文论的角度来看，阐发得非常中肯。刘勰在不同篇章中都表达过这种观念，如在《物色》篇中所说的“皎日嚖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33这里是指以简约的辞语表现纷繁的物色，却可达到情貌无遗的效果。而“以少总多”则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学命题。接下来的“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也表达同样的观念。《宗经》篇里曾言“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34都是这种思想的表达。徐季子先生曾将“以少总多”和“乘一总万”两个命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刘勰十分推崇《诗》中‘两字穷形’，‘一言穷理’，洗练的艺术手法。一言就把道理讲清，两字能将形貌描透，多少有点夸张，但他从中总结出一条‘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的艺术规律。如果将《物色》篇的‘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和《总术》篇的‘乘一总万，举要治繁’这四句联系起来看，说刘勰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典型化的艺术方法，也不算过分吧。客观事物是无穷的，景色变化是无常的，要把无穷的事物，无常的景物在一首诗中全部反映出来势不可能因此要‘以少总多’‘举要治繁’，把自然界纷然杂陈、繁复众多的景象，用丽而约的艺术语言描绘出来，而且要描绘得‘情貌无遗’。……‘乘一总万’可以从一联想到万，‘以少总多’可以从少中见到多，诗人所描绘的艺术形象既是‘情貌无遗’形象鲜明，又能‘总多’‘总万’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35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命题，其侧重点与艺术描写中的“以少总多”思想方法虽然一致，而所指内涵并不完全一样。“乘一总万”是就文术问题提出来的基本艺术法则，而非具体的艺术描写中的尚简。这在创作论各篇中也是多有体现的。如《神思》中所说的“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36，《体性》篇中提出的“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37。《通变》篇说得更为清楚：“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髻，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38《定势》篇也提出“总一之势”：“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39《章句》篇中所说的“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40，“举要治繁”与“乘一总万”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也是在同一层面的，然而却构成了另一个相关的命题。如果说“乘一总万”的“一”，是具有形上性质的本体，那么，“举要治繁”的“要”，则是文中枢机，也即刘勰不止一次地提倡的“辞尚体要”之“要”。《文心雕龙》之《征圣》篇中说：“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41“体要”指文辞之切实简要。举要治繁，是以体要之辞统领、照耀繁多之语，而非取要弃繁。
我们理解“乘一总万，举要治繁”，需要一种辩证的思维，而不能简单地弃取。如果只取“一”和“要”，而摒弃“万”与“繁”，那不是刘勰的本意。从《神思》以至《附会》，其实都是各种文术，刘勰认为应该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总术”以为灵魂。谈到“神思”时，他主张“神思”即“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42。罗宗强先生指出：“泛而言之，从《神思》到《附会》诸篇，所论均属文术。……执术以驭篇，就能做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万、繁，指创作过程中种种纷繁复杂之情状，如文体多门，情数诡杂，辞多枝派等等。‘一’‘要’，指术。掌握了术，创作过程中此种种纷繁复杂，便可一一解决。”43《总术》中所说的“才之能通，必资晓术”，不仅是“总术”，也包括个别之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不要轻易忽略。“圆鉴”似有佛学背景，《圆觉经》云：“证大圆觉妙庄严域。”即所谓“圆鉴区域”。44圆鉴者，并非累积相加，而是融会贯通。李曰刚先生在《文心雕龙斟诠》中所说：“圆鉴区域，谓圆满鉴识文之各种体制也。本书上编二、三、四、五卷文体论二十篇之‘论文叙笔，囿别区分’是也。‘大判条例’，谓全盘了解文之一切作法也。”45其言甚是。而且，“圆鉴”从佛学意义上说，并非知识累加，而是贯通顿悟。这涉及方法问题，也是我们领会《总术》的一个路径。
“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是当时受玄学的思维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命题。魏晋玄学大大超越了汉代的那种宇宙构成论的思维模式，而使中国人的思维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玄学中，一与多、有与无、言与意、本与末、道与器、自然与名教等等，都构成了相对而互济的哲学范畴。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在谈玄学时指出：“王弼（226—249）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最杰出的代表。王弼哲学的核心是‘以无为本’。‘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有’指具体的万物，任何一物都不能作为万物之‘本’，‘本’只能是无形无象的、既非此物亦非彼物之非具体的‘无’。故‘有’为‘多’，‘无’为‘一’；‘有’为有变化的东西，为‘动’，‘无’为无变化之静。总之，‘无’是‘本’，‘有’是‘末’。”46王弼与何晏的玄学思想，作为玄学的开创形态，称为“贵无派”，也即王弼所言之“以无为本”。无与有，是本体与现象之关系。且看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魏晋玄学则不然。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而皆连于存存本本之真。……及至魏晋乃常能弃物理之寻求，进而为本体之体会。舍物象，超时空，而研究天地万物之真际。以万有为末，以虚无为本。夫虚无者，非物也。非无形之元气，在太始之时，而莫之与先也。”47汤用彤先生的论述，揭示了玄学的哲学真谛。刘勰之“以少总多”或“乘一总万”的观念，其实与玄学思潮有深刻的联系。《老子》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友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王弼释曰：“昔，始也。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则失其母，故皆裂、发、歇、竭灭、蹶也。”48王弼的玄学观是“以无为本”，《老子》中的“一”，是与此同格的。汤用彤先生阐发说：“无对贞一之本体，为物之本原。即谓万有群生，皆各不离此本而别为实有。”49王弼所说的一或无，作为本体，并不脱离万有而单独存在。
“思无定契，理有恒存”，具有不同寻常的哲学高度，又是文章写作的内在逻辑。“思”当然是指文思，它是忽隐忽现的，是飘忽不定的，它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而写作之“理”却是恒常存在的。二者相互为用，方能写出杰作。黄侃先生评此云：“八字最要。不知思无定契，则谓文有定格，不知理有恒存，则谓文可妄为，救此二流，咨惟舍人矣。”50契，指科条，法规。《老子》第七十九章中有：“有德司契。”河上公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司契”即掌管法则之意。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彦和借用其词，谓掌握行文规约也。”51司契，在《文心雕龙》中引申为文思与表达的契合无间。《神思》篇中有两处谈到“司契”，其一处：“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52另一处：“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53此前，陆机在《文赋》中也有“司契”的话头，《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僶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54其意大致相同。“思无定契”，是说文思的飘忽灵动。南朝文学家萧子显就形容文思之无定，“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55。《神思》篇中所描绘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56也是形容文思之神妙无定。刘勰在不同的篇章中都表达了这种认识，在《明诗》篇中说：“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57在《物色》篇中说的：“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58“思无定位”、“思无定检”，都是在说文思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骆鸿凯发挥此说：“物有恒姿至或精思愈疏，谓物之姿态有恒，而人之运思多变，或率尔操觚，竟能密合，或镂心洒翰，转益浮词也。寻心物之感，其机至微，其时至速，故有卒然遇之，不劳而获者，亦有交臂失之，回顾已远者，此中张弛通滞之数，虽有上材，恒不能自喻之故，文家常言，以为天机骏利易于烛物，六情壅塞难于用思，通塞之宜，文之工拙分焉，斯诚不刊之论矣。”59都是着眼于“思无定位”的感兴形态。《总术》篇“赞”辞中的这两句，则是讲为文的灵思与规则之间的互济共生。“术有恒数”言为文有其基本法则，一定的规律；而在创作时又要“以待情会”，二者不可缺一。
在《文心雕龙》诸篇“赞”辞中，《总术》的“赞”辞与其正文之间关联度非常高，这里所提出的几个重要命题，准确地概括了《总术》篇的主要思想。刘勰在这个“赞”辞中没有以其常用的喻象式的命题方式，而是以具有高度理论价值的语言，凝聚成精准的理论命题。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美学命题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ZD068）”的阶段性成果。
1．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1页。
2．郭晋稀：《文心雕龙注释》，引自（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2页。
3．（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7页。
4．同上，第655页。
5．郭绍虞：《文笔说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6．黄霖编著：《文心雕龙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7．（南朝梁）刘勰著，祖保泉解说：《文心雕龙解说》（下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32页。
8．（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727页。
9．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09页。
10．（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650页。
11．同上，第655页。
12．（晋）陆机《文赋》，见（晋）陆机著，刘运好校注整理：《陆士衡文集校注》（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04页。
1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97页。
15．（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656页。
1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97页。
17．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页。
18．（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见（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页。
19．同上。
20．（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655-656页。
21．同上，第514页。
22．（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4页。
23．（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543页。
24．同上，第531页。
25．同上，第656页。
26．（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下册），第1643页。
27．同上，第1645页。
28．（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660页。
29．（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下册），第1647页。
30．（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第158页。
31．同上，第158-159页。
32．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引自（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0页。
33．（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694页。
34．（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第22页。
35．徐季子：《“乘一总万”与“以少总多”》，《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2期。
36．（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495页。
37．同上，第506页。
38．同上，第521页。
39．同上，第530页。
40．同上，第570页。
41．（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第16页。
42．（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493页。
4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66页。
44．（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下册），第1641页。
45．同上。
46．张世英：《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4-45页。
47．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9页。
48．（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见（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5-106页。
49．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50．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205页。
51．（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中册），第988页。
52．（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494页。
53．同上，第495页。
54．（晋）陆机著，刘运好校释：《陆士衡文集校注》（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55．（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见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56．（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493页。
57．（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第68页。
58．（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第694页。
59．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2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