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精神自觉，正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发生。一些“来自中国的思想”正陆续从不同的思想领域生发出来，“横向超越说”与“万有相通论”、“仁学本体论”、“具体的形而上学”等严肃的哲学理论，已经以汉语的方式清晰地展示出来。而动用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来回应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的尝试也分别以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理论形式，先后从当代中国学术界生发出来。

作者：吴根友，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哲学学院教授

摘自：《哲学动态》2025年第9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1期

对于“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精神自觉，正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发生。一些“来自中国的思想”正陆续从不同的思想领域生发出来，“横向超越说”与“万有相通论”、“仁学本体论”、“具体的形而上学”等严肃的哲学理论，已经以汉语的方式清晰地展示出来。而动用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来回应当今世界的政治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的尝试也分别以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理论形式，先后从当代中国学术界生发出来。

世界历史的进程与“中国时刻”的来临

对于“世界历史”的哲学讨论，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哲学切入点。康德主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初步讨论了世界公民的政治联盟与人类的永久和平问题；黑格尔主要从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角度讨论了哲学的世界运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于世界历史的开端问题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回答。

简洁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发源于欧洲的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端。在400年“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不同民族扮演的历史角色来看，大体上可以分成“欧洲时刻”和“美国时刻”。“欧洲时刻”大体上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前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美国时刻”大约始于二战时期以美国为主导而建立起的反法西联盟，一直延续到当代，而以2021年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为标志性事件，显示了“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开始力不从心。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自2008年开始中国进出口贸易量居世界第一。诸多标志性的事件可以表明，从21世纪开始，“世界历史”逐渐进入中国时刻。

与世界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帝国时代的政治现象不同，“世界历史中国时刻”是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历史的核心力量，并参与协调其他各方的力量朝着一个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在当前，最为紧迫的事情就是引导世界朝向和平、绿色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其现实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国将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核心的高尖端技术与原创性的技术和知识。由中国提供的关于人类生活的物质秩序与精神秩序的安排将成为世界秩序底座的主要组成部分。近些年，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后文简称《天下体系》）与陈赟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在精神秩序安排层面敏锐地回应了“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来临。

“天下”观念与当前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

在有关世界文明、历史哲学与人类的根本秩序这些宏大的人类共存共生问题方面，中国思想从未缺席。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已经在文化哲学层面给予了思考。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书，主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激活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天下”观念，开启了关于世界秩序的中国思想方案。

赵著《天下体系》的原文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关注该著对于“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理论自觉与理论使命承担。作者在解释“重思中国”的问题时说道，“重思中国”其实是让中国从自己重新获得的世界位置上说话，不是像英国、美国等仅仅从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和价值立场出发说话，而是从天下/世界的立场说话：“当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必须说话的大国，一个必须做事的大国，一个必须为世界负责的大国，就不得不在思想上有所创造，不能无话可说，不能无所作为，不能随波逐流。”赵著为“世界历史中国时刻”提供的政治哲学方案，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赵汀阳从理论上区分了以“天下”（或“世界”）为政治哲学思考单位与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哲学思考单位的根本不同。他认为，“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所能够贡献的积极意义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各种帝国的大国”。这个新型的大国“对世界负责任”，而不“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因此在理论上形成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从“天下”的观念来看世界，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位，人类应当在“一体化”的观念下来思考自己民族国家的问题，而不是相反，将自己民族国家的问题放大为世界问题。采用“某国优先论”的方式来处理本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是一个不符合“天下时代”的思想观念。

其次，通过对世界近现代政治史的哲学反思，赵汀阳分析了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支配世界的美国所使用的“国家理念”来处理全球化之后世界问题的局限性。他认为，“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在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都只考虑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在管理世界方面从来都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更没有哲学上的合法性”。原因是它们所秉持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把它们“自己的价值观给予普遍化”以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因此，一方面，他们将全世界的财富与好的东西尽可能聚集到自己国家中；另一方面，在思想与文化上，以同质化的方式来同化甚至是消灭其他的异质文化。他们通过强力的贸易与交通，将不同形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和民族带到一个共时性的世界之中，却没有一种出于“天下”的恰当政治思维来严肃认真处理这些非共时性的异质文明与文明的民族国家。

再次，从方法论和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赵汀阳区分了“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的不同。他认为：“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因此，我们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对世界准备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准备为世界创造什么样的理念。”

最后，通过对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的回顾，赵汀阳呼吁当代的中国人文社科工作者应当“重思中国”（或“重构中国”），以区别并超越近百年中国思想界“检讨中国”的思维方式。他区分了“检讨中国”与“重思中国”的差异：“检讨中国的运动思考对象是‘过去’”，在精神气质上表现为历史批判和社会批判，其对中国感兴趣的对象是中国的“错误”；而“重思中国”运动的对象是“未来”，以及关于未来的各种方面的可能性，其所表现出的是哲学分析气质，其关心的问题是“创造”。他将“重思中国”的历史意义界定为：“试图恢复中国自己的思想能力，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重新建立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重新创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也就是去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

“中道真理”与“天下归仁”的文明论展望

陈赟的《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一书，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开启了中国哲学关于人类文明历程的新论说。全书内容丰富，本文仅从作者对“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思想自觉的视角出发，给出四点归纳。

第一，作者从文明史的高度将全人类真理分成三大类型：一是希腊哲学通过“智性意识”所开启的“人学真理”；二是以色列人以“灵性意识”所开启的“启示真理”；三是中国的儒家传统以“仁性意识”所开启的“中道真理”。作者在比较文明的视野里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明的突出特色、优胜之处，以及所具有的“旧邦新命”的历史担当。他说：“中华民族超越了具体社会和特定的政治国家，成为一个自身携带着历史文化宇宙的‘文明论民族’，在流变的沧桑感中贞立于常、以贞常的方式参与、回应不测之时变。”其所追求的“生生不息并不是在超越性的永恒上，而是在历史中的连绵不绝”，以“挺立自己的生命存在”而成为“大写的人”，进而以超越“他的时代与具体民族的方式投身于他的时代与民族”，并以“大写的人”的方式进入这个时代与民族的历史之中。因此，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或曰“历史生生论”的宗旨，是指向这个“民族共同体成员的那些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大写的人’”，进而推动“自己的生生存在”“民族的生生存在”“人类的生生存在”。因此，“作为文明论民族的中华民族，它承担的是‘中国’，更是‘天下’。在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的使命在于，从人类文化的整体视角协调不同文化文明系统，使之作为整个人类精神之不同表现”。

第二，作者集中笔墨分析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他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对“世界历史的欧洲时刻”所作出的理论反应：“他的哲学既意味着欧洲文明的主体性自觉，同时又承担着欧洲文明的世界历史筹划；既是欧洲文明进程的产物，也是欧洲文明自我展开的一部分，它以独特的方式推进了这一进程；但同时也展现着欧洲文明中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病理学征候。”而其理性主义病理学征候就是以不同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普遍性的理论，这种普遍主义的理论突出地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古希腊传统，“基于逻各斯的概念提纯，将普遍化为抽象的甚至思维活动的目标”，以思想与概念的运用作为普遍性的保证。其二，古罗马传统，“通过政治扩张而带来的普遍法权，使普遍性成为共同体的目标”，而基督教中的保罗传统则是“让所有主体弃杂念、心空灵，响应上帝的召唤，将普遍性化为灵魂的归宿和人类的目标”。其三，黑格尔历史哲学所追求的普遍性则是“思辨的理性”，这种理性“不仅给出了世界历史的可理解性，也将世界历史的本质设定为精神自己设定自己的自我运动过程”。但黑格尔以“思辨的理性”所建构的历史普遍性，也蕴含着两个问题：其一是历史进程中感性的、具体的个人被忽视了；其二是处于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国家被忽视了。

第三，作者对于沃格林的“天下时代”理论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其中的合理内容。他认为，沃格林的“天下时代”包含了精神突破、帝国贪欲和历史编纂的三元结构，这一“三元结构”“共同推进了普遍人性的意识，从而使得这个时代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而被体验；三者着眼于普遍秩序意识的不同分层：精神突破——个人层次、天下型帝国——社会层次、历史编纂——历史层次”。而其“天下时代”所揭示出的世界历史的“普遍秩序”，其核心内容可以提炼为：“以意义等价论取代意义进步/进化论和意义等级论；以‘多元节点的意义之网’取代单一线性的历史发展观；与此关联的是把历史视为实在经验从紧凑到分殊化的进展。”相对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而言，沃格林的“天下时代”在处理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问题时，更能照顾到经验时间中不同地区、民族文明的独特价值。

第四，作者要“从中国思想出发”，推进沃格林的理论。他提出了基于儒家思想传统的“文明论的世界历史”的哲学建构，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界对于“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理论自觉。扼要地说，有三点值得肯定：其一，作者从中国思想的经验出发，高度肯定了“仁性意识”的统摄性意义。其二，作者在揭示了智性意识与灵性意识在“天下时代”里所造成的“人与世界、人与人的鸿沟”之后，阐发了“仁性意识”在天下时代所开启的另一种生存景观：“人性与世界的相涵，是互摄的，相涵相摄发生在德的层面，仁所内具的生生之德，贯通了人性和世界，也连通了人与物。在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体验中，我们看到了世界与人、人与物的亲密无间性。”而这种亲密无间性并不是“同质化的宇宙论真理”，而是在“精神突破”之后，“基于仁性意识”而重新获得的“人与宇宙、人与物的生息相通”。其三，作者将“天下时代”在“精神突破”后所形成的三种真理的关系给出了新解释，认为中国文明的“中道真理”具有“元真理”的性质。这种“元真理”不是对源自古希腊的“人学真理”和源自以色列的“救赎真理”的否定，而是将人学真理与救赎真理看作“中道真理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展现方式”。而作为具有调节性功能的“元真理”的“核心是照亮人学真理与救赎真理的不同运用，引导其回归适宜的、健全的发用状态，避免真理的畸变”。

结语

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可能模样，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晚年在研读大量人类笔记之后的思考中获得某种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曾写道：“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马克思、恩格思没有给出确定性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带有历史条件的回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我们可以顺着马克思的思路做这样思考，当人类的现代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形式继续向前推进时，世界历史是否要改变近400年来由欧美主导的局面，而在“世界历史中国时刻”的特定阶段进入一个真正的“天下时代”呢？那么，在这样的“天下时代”里，赵著《天下体系》与陈著《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两书的相关思考，可以看作对这个时代来临的两种自觉方式。至于他们著作中的具体结论，则可以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