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11期
摘要：党规思维是党员按照党内法规要求应具备的一种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是公民按照法律要求应具备的一种思维，两者既有重叠，也各有侧重。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的辨析及其互补逻辑研究，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基础性理论工作。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均强调，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遵守宪法、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相统一、重视监督公权力等。同时，党规思维侧重于强调党依法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员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要树立义务优先的意识，在政治学习、守法、道德等方面受到的要求高于非党员等；法律思维偏重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方面的要求，公民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优先等。党规思维可以借助法律思维建立最广泛的国内外统一战线，也可以引导法律思维的进步，法律思维可以丰富党规思维。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第十二个坚持；党规思维；法律思维；互补
党规思维是指党员按照党内法规的要求去思考、处理问题，法律思维则是指公民按照法律的要求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后者是包括党员在内的所有公民的一种思维，但党员公民除具有公民的法律思维之外，还要具备非党员公民不一定要具备的党规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过去就存在纪法不分问题，把公民不能违反的法律底线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底线，降低了对党员的要求，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不良后果。这次对两项法规的修订，去除了与国家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不是说不要法了，而是法早就在那挺着了、立着了，纪律就是纪律，纪在法前，这应该说是十八大以来制度创新的又一成果。”此处的“两项法规”是指《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告诉我们，党员不仅要具备公民的法律思维，而且要具备党员的党规思维。因为党员公民比非党员公民还多了一个党员的身份和角色。
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有相互重叠的一面，这是因为党员是公民的一部分，适用于公民的法律思维自然也适用于党员，如同基本的道德规范往往也是法律规范；但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公民有先进、中间和落后三类，党规思维是先进人应具备的一种思维，也就是说，党员除具有法律思维之外，还必须具备党规思维；法律思维虽按中间人设定，但适用于所有人，是所有人的行为底线。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各有所为、各有所不为，如同法律不调整感情、道德不规定时效。如果将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混同，那就等于说党员公民和非党员公民没有区别，显然是不妥的。
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论著较多，但尚没有专门研究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关系的文献。笔者认为，厘清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关系，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笔者曾撰写《两种文化辨》一文，提出政党文化和法律文化是现代社会两种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并对二者的异同进行辨析：政党文化是一种义务优先的文化，法律文化则是一种权利优先的文化；政党文化是一种纪律优先文化，法律文化则是一种自由优先文化；政党文化是一种政治精英文化，法律文化则是一种公民（大众）文化。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关系及其互补性作进一步探索。
一、党规思维与法律思维的同一性
党规思维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属于公民的思维方式，党员毕竟属于公民的一部分，虽然两者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在目标、原则等方面也存在相同之处。
（一）两者都强调要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党的二十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规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包括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序言”规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表明，《党章》和《宪法》在现阶段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宪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里明确提到要在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表明《党章》和《宪法》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上是相同的。201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指出，雷锋是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楷模，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雷锋精神被纳入。2023年2月，习近平同志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这表明，共产党人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在现阶段集中精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同时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二）两者都强调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宪法》“序言”强调，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章》“总纲”也强调，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两者都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在过去一个时期，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写在《宪法》序言里。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第1条第2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之后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写进了宪法条文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因此，我们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进入新时代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修改法律时都注重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内容。包括《宪法》在内共有82件法律增写或增加党的领导相关内容，注重把党的指导思想、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载入法律，为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提供有力支撑。
（四）两者都强调要遵守宪法
《党章》“总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7条规定的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应当遵循的六项原则，其中第五项是“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为了和宪法法律等保持一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第11条规定，审查机关对符合审查要求的报备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应从四个方面进行审查，其中包括“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
《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行使宪法、法律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职权，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第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审查工作应当重点审查六个方面的内容（第11条），其中包括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
由上可知，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都非常注意遵守宪法，都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合宪性审查制度。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就包含“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法规、规范性文件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撤销。”全面实施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五）两者都强调要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27条规定，审议批准机关收到党内法规草案后，交由所属法规工作机构进行前置审核。前置审核主要审核八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第8项为“是否符合制定权限、程序以及规范表述要求”。对存在问题的党内法规草案，法规工作机构经批准可以向起草部门和单位提出修改意见。如起草部门和单位不采纳修改意见，法规工作机构可以向审议批准机关提出修改、缓办或者退回的建议。
《立法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第11条规定的重点审查的六项内容中，第3项为“是否超越权限”，第5项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因此，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都注重遵守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关键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守法律、重程序，这是法治的第一位要求。二是要牢记职权法定，明白权力来自哪里、界限划在哪里，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三是要保护人民权益，这是法治的根本目的。四是要受监督，这既是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也是对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的制度保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至今仍对一些领导干部有影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程序观念，“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决策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根源在于对决策程序的漠视。
（六）两者都强调要重视对公权力的监督
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不仅领导国家，而且领导社会），也是长期执政党。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中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关键少数”主要包括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和各个单位的“一把手”。在高级干部中，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首当其责。领导干部中的“一把手”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负主要责任的关键人物。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
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都突出了高级干部这个重点，对高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可以说，这是这两部党内法规的鲜明特色”。
202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指出，要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强化监督检查。“一把手”被赋予重要权力，担负着管党治党重要政治责任，必须以强有力的监督促使其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党委（党组）、纪检监察机关、党的工作机关要突出对“一把手”的监督，将“一把手”作为开展日常监督、专项督查等的重点，让“一把手”时刻感受到用权受监督；“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监督。“一把手”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落实党内监督各项制度，在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严格自律上当标杆、作表率，既要自觉接受监督，又要敢于担当作为；严格执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职责。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下级“一把手”落实责任不到位、问题比较突出的及时约谈；巡视巡察工作要紧盯“一把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掌握对“一把手”的反映，建立健全述责述廉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监督“一把手”的党内法规，体现了党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2024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第19条规定，巡视工作应当加强对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监督，重点检查其对党忠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依规依法履职用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情况，对反映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形成专题材料。
法律思维也重视对公权力的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二个坚持”的第十一项就是“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一部法律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人类运用法治智慧管住“一把手”、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史。
同时，我们要注意，监督“一把手”的目的是防止其手中的权力出轨、被滥用，而不是让其躺平、不作为。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应当切实履行依法治国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反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坚持统筹协调，做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权责一致，确保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其中，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行六个方面的职责（第5条），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行的主要职责也有六个方面，党政主要负责人应当将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职内容，上级党委应当对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开展定期检查、专项督查（第7条）；上级党委应当将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作为考察使用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第8条）；党政主要负责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应当依照《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予以问责（第9条）。这份文件告诉我们，对党政“一把手”的制约，不能影响和削弱他们的法定权力职责，相反要积极鼓励他们履行职责。既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又要善于做到“三个区分开来”；既要合乎民心民意，又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综上，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具有同一性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法律思维是公民的思维，党员首先应该具备公民的思维，在此基础上再向更先进的思维看齐，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先进的党规思维必须在法律思维基础上先进。第二，《党章》明确要求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也明确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果党员不具备公民法律思维，那本身就违反了党规思维的要求。第三，法律思维重在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党，手中掌握不少公权力，因此也必然重视对公权力的约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执政党对资源的支配权力很大，应该有一个权力清单，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要分开，不能公权私用。”法律思维和党规思维在约束公权力方面殊途同归。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党，依法执政是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党员比例超过80%，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党员比例超过95%，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和互补性。这就决定了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党规思维和全面依法治国、重点约束公权力的法律思维，必然发生会合、重叠作用。我国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具有相同点是必然的，这是我国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势的一个表现。
二、党规思维与法律思维各自的侧重点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建立政权、巩固政权，这就决定了党和国家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虽有联系，但毕竟属于不同范畴，有各自的侧重点。列宁就曾明确指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党和国家的差异自然反映到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关系领域。
（一）两者在作用领域和总体要求方面各有侧重
党规思维着重强调党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法律思维着重强调国家机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宪法法律虽然原则上都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对党如何实施领导、如何依法执政，并未具体规定，而是由党制定党内法规来具体规定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党章》一方面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另一方面强调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主要是依法执政，强调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强调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这一表述可以归纳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执政，就是做到“三统一”“四善于”的原则，即“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这可以归纳为：党总揽全局、但不包办全局；协调各方、但不代替各方。
法律思维虽然强调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但对党如何领导、如何执政则由党内法规确定、细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是一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基础性、综合性党内法规，该条例把党长期以来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决策部署、思路理念、体制机制和成功实践转化成了制度成果。法律运行主要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法律思维主要解决有关国家机关如何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四个问题。具体而言，这四个问题是：国家权力机关如何依法行使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重大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行政机关如何坚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如何公正司法；国家机关如何推进全民守法等。
较能体现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各自侧重点的是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该规定第5条、第6条分别规定了党委主要负责人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各自的职责。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行的主要职责，紧紧围绕党依法执政中涉及的工作而展开，第一项职责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即充分发挥党委在推进本地区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定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将法治建设纳入地区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第二项职责体现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第三项职责体现的是党组织的严格依法依规决策，包括落实党委法律顾问制度、公职律师制度，加强对党委文件、重大决策的合法合规性审查；第四项职责体现的是党对本级人大、政府、政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的支持，以及对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依法办事，不得违规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督促；第五项职责体现的是在党管干部中坚持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政法机关领导班子建设；第六项职责体现的是党管意识形态中对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
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行的主要职责，紧紧围绕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而展开。第一项职责是加强对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制定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及时研究解决法治政府建设有关重大问题；第二项职责是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公职律师制度，依法制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推进政务公开；第三项职责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第四项职责是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依法行政，推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纠正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第五项职责是维护司法权威，认真落实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第六项职责是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组织实施普法规划，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
不难看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依法治国方面的职责集中在党怎样依法执政和自身怎样遵纪守法的要求；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的职责则集中在政府制定自己法治建设规划、决策程序守法、加强政府内部监督、维护司法机关权威和政府系统做好学法、用法、普法等工作。简言之，党委按照依法执政要求开展工作，政府按照依法行政要求开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两者对个体信仰要求方面各有侧重
党规思维强调党员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法律思维则强调公民有信仰宗教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党规思维要求党员必须信仰共产主义。《党章》第2条要求党员必须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第3条第8款要求党员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增强政治定力，自觉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9条规定，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育，要求其限期改正；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参与利用宗教搞煽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该条例第70条规定，组织迷信活动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参加迷信活动或者个人搞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宪法》则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宗教事务条例》第2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该条例第4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两者侧重点的不同，根源在于党规是约束党员的，法律是约束公民的；前者体现的是中国“两个先锋队”的先进文化，后者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众文化。
（三）两者在强调义务优先与权利优先方面各有侧重
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都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相统一。同时，党规思维更侧重于强调党员树立义务优先的意识，法律思维侧重于强调公民的权利优先。《党章》在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时，把义务规定置于权利规定之前，即第3条规定了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然后是第4条规定了党员的八项权利。《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第3条第2款规定：“坚持义务和权利相统一，切实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正确行使各项权利，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里也是将义务放在权利前面，履行义务是行使权利的前提，体现了义务在先的价值取向。
《宪法》在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时，把权利的规定置于义务规定的前面。《宪法》第33条至第50条规定了公民的各种权利，第51条至第56条规定了公民的各种义务。这和民法精神是一样的，民法先承认并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认为每个人从出生时起就具备权利能力，直到死亡为止。权利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所有人平等享有这一资格，不受年龄、智力等因素的影响；然后再规定自然人的行为能力，行为能力决定了主体能否通过自己的行为有效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权利能力是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而行为能力是能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权利能力是基础，行为能力是具体的执行能力。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在这一问题上各有侧重，根源在于党规思维是先进文化，是毛泽东所提倡的白求恩精神，即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要有这点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也是党员先进性的体现。对于普通人而言，显然较难达到“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境界，法律思维只能从权利优先的多数人心态出发。
（四）两者在对个体先进性的要求方面各有侧重
党规思维对党员的政治文化学习、遵守法律、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生活道德等方面的要求高于非党员的公民。党员必须认真学习政治文化知识。
其一，《党章》第3条第1款规定，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历史，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但《宪法》对公民没有设置此类义务规定。
其二，党员必须在生活和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党章》第3条第2款规定，党员必须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宪法》对公民没有设置此类义务规定。
其三，党员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章》第3条第3款规定，党员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宪法》对公民没有设置此类义务规定。
其四，党员不能见危不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27条规定，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公民没有设置此类义务规定。
其五，党员在生活中不得奢靡、铺张浪费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0条规定，生活奢靡、铺张浪费、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宪法》和《刑法》对公民没有设置此类义务规定。
其六，对于公民不正当的男女生活作风问题，社会予以道德谴责，法律未设置制裁规定。但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党员生活作风败坏。《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1条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从重处分。《宪法》对公民没有设置此类义务规定。
其七，党员必须重视家风建设。《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2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宪法》和《刑法》对公民没有设置此类义务规定。
其八，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注意尊重公序良俗。《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53条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宪法》和《刑法》对公民没有设置此类义务规定。
综上，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差异性与人类道德境界有密切关系。人类的道德境界有先进、一般和落后三种，一般就是中人，其在三种人中居多数，而先进人和落后人都属少数。党规思维属于先进文化，法律思维属于中人文化。法律规则只要能为中人接受，那也能为先进人所接受，那么这一规则就完全可以达到多数人能够遵行的标准。如果制定的法律规则只有先进人可以遵行，中人和落后人都不能遵行，那这一规则就变成了少数人才可以遵行、多数人做不到的规则，必然行不通。
三、坚持党规思维与法律思维的统一
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之所以既具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是因为党规思维体现的是当前的先进文化（精英文化），法律思维体现的是当前的中人文化（大众文化），它们既在基本道德行为规范方面有重叠，同时又有思想道德境界的差异性、层次性，我们今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既看到两者的侧重点，又积极促进两者的互补性。
（一）党规思维借助法律思维建立最广泛的国内外统一战线
我们要尊重并利用法律思维的差异性，建立最为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党章》“总纲”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个多样化”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深刻变化的概括。其中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表现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利益格局复杂多样。“社会生活多样化”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呈现多样性，部分人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传统思想教育方式受到冲击。“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表现为：不同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形成多种社会组织，反映社会联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表现为：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多样化带来就业岗位和形式的多样化，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四个多样化”主要由经济基础决定。经济成分多样化是根本因素，推动社会组织、就业形式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同时，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组织结构，形成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四个多样化”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活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但又带来先进、中间、落后多元价值观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元价值观念中，党规思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性，属于先进文化，如同《党章》“总纲”开宗明义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法律思维虽然尊重先进文化，但它反映的是中人（中间）文化，自古以来一直如此。
如前所述，在任何一个社会，人都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先进的人，中国古代称之为“君子”；二是落后的人，中国古代称之为“小人”；三是既不先进又不落后或既先进又落后的中间人，中国古代称之为“中人”。法律是人的一种行为规范，它既不是以“君子”的思想境界为标准，也不是以“小人”的思想境界为依据，而是以“中人”的思想境界为基础。换句话说，法律设定罪与非罪、过错与否的标准，是以中间人的价值观念为分水岭。对先进人的先进行为，法律给予一定的褒扬，而不会强迫大家都做先进人。对低于中间人的落后人，法律抑制其越轨行为，强迫他们达到中间人的水平。对于中间人，法律则予以保护。原因在于，先进人与落后人在一个社会中都居于少数，中间人则居于多数，法律只能唯多数人的马首是瞻。这一观点在不少有识之士的研究论著中早已指出。欧洲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说过，实在法（人们制定的法）是为了芸芸众生制定的，应当适应大多数普通人的接受能力，而不应当从圣贤之士的接受能力出发。对圣贤之士才能戒绝的恶习，不一定规定普通人也必须做到。法律只能禁止大多数人可以做到不犯较为严重的恶行。阿奎那这种按普通人道德水准，而非按圣贤之士立法的思想，在西方是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当代法学家富勒强调指出，法律不应当规定多数人无法做到的义务，实现多数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否则政府官员就会面临一种困境：要么强迫公民去做他们不可能做的事情，从而构成十分不公正的行为；要么对公民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从而削弱对法的尊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韩非亦认为，在治理国家的君主中，贤者是极少数，而昏庸暴虐的君主也是极少数。现实中的大多数君主都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之资”。如果实行人治，这些“中主”因不具有一流的德才而无法治理好天下，反之，如果实行法治，“中主”们只要“抱法处势”就行了。可见，韩非亦认为治理国家要从“中人之资”出发。
因此，党规思维是共产党人的先进思维，法律思维是普通人的中人思维，不能用法治强制力要求普通人做先进人才能做的事情。《宪法》“序言”指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里提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思想境界是不同的，是多样化的，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需要尊重这一现实。
《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都强调要尊重党内和党外人士思想和行为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现实。前者强调党要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后者把“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坚持尊重、维护和照顾同盟者利益”“坚持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等规定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为此，有必要既用党规思维全面从严治党，凸显党的先进性；又在法治基础上承认多样化，建立最为广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同时，我们还要用包容性较广的法律思维建立最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而且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事务中，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开放包容的世界，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是有原则的。国内统一战线的前提和基础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国际统一战线的前提和基础是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党规思维借助法律思维建立、扩大国内外统一战线。法治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不同，是党的历史方位变化之后统一战线工作的进步和发展。
（二）不断地用法律思维丰富党规思维
党规思维是一个随党的历史方位变化而不断发展的体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党章》中的法治内容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
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在法治建设方面有四项内容：一是“总纲”部分强调的党必须为国家民主生活的更加发展和民主制度的更加完善而斗争；二是第2条第1款规定的党员要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三是第2条第1款规定的党员违犯国家法律等，应当给予纪律处分；四是第53条规定的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要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法治建设方面提出了十项新的内容。一是“总纲”部分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二是“总纲”部分首次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三是第3条第3项规定的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四是第4条第1款第4项规定党员享有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的权利。五是第35条第5项规定的党的干部要正确运用自己的职权，遵守和维护党和国家的制度，同任何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作斗争。六是第32条第7项规定的党的基层组织要教育和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监督本单位财务会计人员和各种执法的专业人员不得执法犯法，同时保证他们依法独立行使他们的职权，不受侵犯和打击报复。七是第32条第8项规定的党的基层组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坚决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的犯罪活动作斗争，对每个党员在遵纪守法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八是第45条规定的党的地方各级纪委如果发现同级党委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情况，在同级党委不给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的时候，有权向上级纪委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九是第38条第3款规定的违犯政纪国法的党员，必须受到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依据政纪或法律的处理。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严重触犯刑律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同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十是第39条第4款规定的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违反这些规定的组织或个人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追究。
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在法治建设方面没有增加新的内容。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法治建设方面增加了三项新的内容。一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加强国家立法和法律实施工作，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二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坚决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三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通过的修订后的《党章》在法治建设方面没有增加新的内容。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修订后的《党章》在法治建设方面增加了六项新的内容。一是总纲部分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党的十二大党章增设内容；二是第3条第4项把原来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改为“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三是总纲部分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四是总纲部分提出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五是第34条第5项规定党的干部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办事，清正廉洁。
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修订后的《党章》在法治建设方面增加了四项新的内容。一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二是总纲部分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进行；三是总纲部分提出党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四是第32条第3款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要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党的十八大通过的修订后的《党章》在法治建设方面增加了四项新的内容。一是总纲部分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起归纳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三大根本原因；党的十七大党章修正案首次写入；二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法律实施工作；三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修订后的《党章》在法治建设方面，增加了八项新的内容。一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是总纲部分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总纲部分提出要依法治军；五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六是总纲部分提出要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七是总纲部分提出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八是总纲部分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修订后的《党章》在法治建设方面，增加了八项新的内容。一是总纲部分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规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总纲部分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总纲部分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四是总纲部分增写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五是总纲部分增写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六是总纲部分提出要不断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七是总纲部分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八是总纲部分提出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从党章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党的法律思维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不断丰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法律思维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法律思维不断丰富党内法规思维。
（三）积极慎重地用党规思维引导法律思维的发展和进步
党规思维并不是单方面地吸纳法律思维即可，我们还要积极地用党规思维的先进性引导法律思维的发展和进步。例如，我国《刑法》还没有规定性贿赂罪，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先行一步，于第120条规定，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我国《刑法》也没有规定见危不救罪，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先行一步，于第127条规定，遇到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能救而不救，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再如，《宪法》目前还未规定共同富裕的实现目标和步骤，但《党章》“总纲”第十一自然段规定了“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该文件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利于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有利于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有利于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制定了该文件。浙江省委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积极落实该文件，目前已推广了两批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经验。
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实现虽然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运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在前赴后继地推进这一运动。因此，共产党人还要借助执政的优势，用少数人的先进思想道德和行为积极引导多数人。党规思维先行一步，创造一些先进经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这些先进经验上升为法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西方法治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用党规思维引导法律思维的进步时，不仅要积极，而且要慎重。因为我们毕竟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不切实际地用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观念、规则强行要求人们，那就很容易犯错误。邓小平提醒过我们，我们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但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他还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
四、结 语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不同，它不仅领导国家，而且领导社会，其领导党角色在域外政治学和法学词典中是找不到的；它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长期执政党、全面执政党，这也在域外政治学和法学词典中是找不到的。所以，中国共产党才独特地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五个子体系之一，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二个坚持”之一。正因如此，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的互补性才成为我们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共产党员是因思想、行为、理想的先进而成为党员的，党规思维是建立在党员的先进性基础之上的。公民是凭国籍而拥有公民资格的，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公民的一部分，公民所应有的权利义务，党员公民当然也拥有。但党员公民的思想道德行为标准肯定高于非党员公民。因此，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思维是党员公民的思想行为底线、红线，适用于党员的党规思维代表的是先进文化。法律思维是社会的普遍性文化，党规思维是社会的先进性文化，两者互为补充，但谁也取代不了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