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监督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加强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监督理论。法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应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法治监督体系，整合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社会监督等各种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合力。加强立法监督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加强对执法工作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常态化治理执法突出问题，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政法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机制，确保公正司法。加强法治督察工作，完善法治督察与巡视巡察的协作配合机制，确保法治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地实施。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监督理论，是新时代法治监督实践的科学总结，必将引领法治监督工作迈向更高水平。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监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法治督察
引 言
法治监督是推动法治实施、完善法治体系的重要环节，是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关键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必须有制约和监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古今中外都证明了的一个道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抓手，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其中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监督的重要论述，立足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全局，深刻阐明了法治监督的核心意义、基本范畴、关键任务、重要举措，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监督理论，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推进法治监督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专章部署“建设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切实加强对立法、执法、司法工作的监督”。2025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2030年）》，专章部署“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不断强化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监督”。
一、法治监督的意义和范畴
（一）法治监督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法治监督是指对法治运行全过程各方面的监督，核心是规范国家权力依法运行，包括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活动的监督。法治监督的对象是法治工作，意在确保法治领域的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法治监督既是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法治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加快构建系统完备、权威高效的法治监督体系。
法治监督本质上体现了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基本原理。孟德斯鸠有经典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法治监督正是通过建立制度化的界限和约束机制，防止权力滥用，保障权力依法行使。这一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展。法治监督具有预防、纠正和惩戒三重功能。预防功能体现在通过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形成对权力行使的常态化约束，使权力行使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纠正功能体现在及时发现和纠正权力行使中的偏差和错误，保障宪法、法律正确实施；惩戒功能体现在对违法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追责，维护法律权威。三重功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保障完整的监督功能实现。
法治监督的对象是法治工作，也就是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及其效果，具体包括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监察权等各类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行使方式和行使结果。法治监督不仅监督权力行使的合法性，而且监督权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确保权力行使既符合法律规定，又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法治监督涵盖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从立法到执法、司法、守法，从权力配置到权力运行，都要纳入法治监督的范围。因此，法治监督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
规范权力行使是法治监督的核心意义所在。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目的是更好规范权力行使。法治各环节的权力行使是否规范，直接关涉法治体系能够有效运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要盯紧公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把手管住管好。”必须加强对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的监督，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人民权益。
（二）法治监督的范畴
法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法治监督体系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制度保障，旨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包含党内监督、国家监察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其中的监督形式丰富多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党内监督包括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等。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就要加强党对法治监督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法治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推进对法治工作的全面监督，保证法治领域各项权力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法治监督的内容具有专属性。法治监督的形式丰富多样，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各种监督形式，只要可以用于监督法治工作的，都可以成为法治监督的具体形式。有人认为，法治监督是基于宪法和法律而形成的相关国家机关的监督职责，是负有特定职权的主体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合法性进行的监察督促。这种理解显然失于狭窄。虽然有权国家机关的监督是法治监督的主体部分，但如果局限于此，就很难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法治监督涉及多元主体，既包括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如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也包括党内监督，如纪检机关的监督、巡视巡察、法治督察等，还包括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如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严密的法治监督网络，实现了对权力运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督。因此，要整合各种不同监督形式，形成法治监督合力，发挥整体监督效能。
从监督形式和监督类型方面看，国家机关监督有两种形式。一是业务监督，是指同一法治环节内部，各级机关之间按隶属关系、领导关系或业务指导关系形成的监督，如行政系统内部执法督导、审判系统内部审判业务监督等，属于体系内自我约束管控，可称作内部监督。二是职能监督，是指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开展的监督，如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这类监督属于法治运行不同环节间的相互制约，本质上属于外部监督。除国家机关的法治监督之外，党内监督的法治内容越来越丰富，监督形式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为推动法治建设决策部署落实，法治督察逐渐成为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一种专门监督方式和专项监督活动。此外，还有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形式。总体而言，从法治监督的内涵来看，建设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加强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形成法治监督合力，发挥整体监督效能。
二、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法治监督体系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之治”的核心制度密码，通过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展现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执行力。
法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同样要求“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领导体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加强党对法治监督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对法治工作的全面监督，抓紧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健全党内监督机制，把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等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形成法治监督合力，发挥整体监督效能。
（一）党内监督
党内监督在法治监督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加强党内监督，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了党内监督体系的构成，确立了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基层党组织日常监督及党员民主监督的立体化监督框架。
一是党委（党组）全面监督。各级党委（党组）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实施全面监督。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党委（党组）要定期研究法治工作，听取法治工作汇报，对法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对法治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及时查处。党委（党组）要支持和保障各监督主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形成监督合力。
二是纪委专责监督。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履行党内监督专责职能，监督检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遵守党章党规党纪的情况，查处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与纪委合署的监委依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纪委监委在法治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监督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依法履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保障法治工作依法规范开展。
三是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工作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进行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部门是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在不同领域的载体和抓手，也要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内监督工作，既加强对本机关本单位的内部监督，又强化对本系统的日常监督。”组织、宣传、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要将法治监督贯穿始终，确保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法委应当指导、推动政法单位建立健全与执法司法权运行机制相适应的制约监督体系，构建权责清晰的执法司法责任体系，“健全完善政治督察、综治督导、执法监督、纪律作风督查巡查等制度机制”。
四是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日常监督，通过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方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及时发现和纠正党员干部在法治工作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微杜渐。
五是党员民主监督。党员有权对党的组织和其他党员进行监督，对违纪违法行为提出批评和检举。党组织要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利，畅通党员监督渠道，认真对待党员的意见建议，保护党员行使监督权。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法治监督体系，关键在于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压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并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逐步织密党内监督网络，充分发挥各种党内监督形式的作用。与此同时，着重发挥党内监督对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定向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但如果不同有关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实践证明，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监督体系，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监督力量、释放监督效能。
（二）国家机关监督
国家机关监督是指国家机关为保障法律所进行的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和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四大类别。
一是人大监督。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用制度的笼子管住权力，用法治的缰绳驾驭权力。”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法律规定，通过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对“一府一委两院”进行监督。在法治监督中，人大监督主要体现在：监督宪法法律实施，开展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法治工作报告，对法律法规草案进行审议，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对司法工作进行监督，对政府依法行政情况进行监督。人大监督具有法律权威，监督结果具有法律效力，被监督对象必须认真执行人大决议决定，及时整改人大监督发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显著优势。”
二是行政监督。行政监督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包括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政府对所属部门的监督、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等。行政监督的主要方式有：听取工作汇报、督查、开展执法检查、行政复议、实施行政问责等。在法治监督中，行政监督主要体现在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政府法制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承担行政执法监督职责，对本级政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上级政府监督下级政府依法行政情况，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2025年12月，国务院颁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行政法规。
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属于专门行政监督。审计监督是审计机关依法对国家财政收支、国有资产资源管理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等进行核查的监督制度。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政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进行审计，对国有企事业单位进行审计，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进行审计。在法治监督中，审计监督主要体现在对财政财务活动合法性的监督，发现违反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揭示管理漏洞和制度缺陷。财会监督是依法依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财政、财务、会计活动实施的监督。它已经形成财政主责、部门依责、单位内部、中介执业、行业自律的“五元一体”的监督格局，具有广泛的内涵和多元的监督主体，包含单位内部监督、中介机构执业监督、行业协会自律监督等。但是，财政、税务、国资监管、金融监管等有关政府部门，作为行政机关实施的财会监督属于行政监督。统计监督是统计机构依法对统计活动进行的监督。统计机构依法独立行使统计监督权，对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进行监督，对统计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三是监察监督。监察监督是指国家监察机关依法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等情况进行的监督。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它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实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2016年，我国启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到2018年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国家机构”一章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确立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同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为监察委员会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监察监督针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
四是司法监督。司法监督包括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审判监督是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活动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的监督。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对违法的行政行为依法撤销或确认违法，这是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上级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下级法院的裁判进行监督，纠正错误裁判，统一法律适用。检察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的监督。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检察监督包括：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对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监督，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开展公益诉讼。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纠正违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三）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指由国家机关以外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及大众传媒等力量，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对执政党和国家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的非强制性监督。社会监督是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但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灵活的监督方式，在监督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监督包括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
一是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开展的监督。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通过提案、视察、调研、协商、反映社情民意等方式开展民主监督。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提出意见建议。民主监督在法治监督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中有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和实务工作者，他们通过专业视角对法治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民主监督坚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敢于说真话、讲实情，有助于发现法治工作中的问题。
二是群众监督。群众监督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重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前哨’作用，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群众监督的主要方式有：信访举报、申诉控告、批评建议、社会评议等。群众监督具有广泛性、直接性，是发现问题的重要渠道。要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完善信访举报制度，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加强法治监督。
三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通过公开报道、曝光问题、发表评论等方式，对法治工作进行的监督。舆论监督具有公开性、广泛性、及时性的特点，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在法治监督中，要支持各种新闻媒体依法开展舆论监督，为舆论监督创造条件。同时，也要规范舆论监督行为，防止舆论设置不合理议程，推进舆论监督法治化。
各种监督形式在法治监督体系中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必须依据职责定位充分发挥各类监督主体作用，同时统筹联动、衔接贯通、协同配合、信息共享、成果共用，形成监督合力，推动法治监督体系更加严密、更为有效，不断释放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效能。
三、加强立法监督工作
立法是法治的起点和基础，立法的质量直接决定法治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立法监督是规范立法活动、提升立法质量、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保障。必须加强立法监督工作，确保法律符合宪法精神、体现人民意志、适应时代要求。
（一）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法律权威。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赋予其承担宪法实施和监督等具体工作职责。要在立法中严格落实《宪法》关于“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规定，一切违反违背宪法规定、原则、精神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得到纠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质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要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
新时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通过修改宪法、立法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监督法，出台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完善备案审查制度等重要决定，建立健全合宪性审查体制机制和程序，全面推进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23年修订的《立法法》确立了依宪立法原则，明确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规定法律案起草、审议阶段以及备案审查中应进行合宪性审查，并设立了主动审查、专项审查等机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强宪法法律实施和监督，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制度机制”“加强立法规划和立法审查”。
要继续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实现合宪性审查的全覆盖。有关方面拟出台的法规规章、重要政策和重大举措，凡涉及宪法有关规定如何理解、如何适用的，都应当事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有关国家机关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合宪性问题的，要及时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依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当前，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主要集中在事中和事后阶段，审查对象主要是统一审议中的法律案和备案审查中的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未来，要建立健全涉宪性问题的事先审查和咨询制度，保证立法和重大政策举措符合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降低后续立法和制度决策成本；还要建立健全有关条约、协定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及时解决其中的合宪性、涉宪性问题。
（二）健全立法监督工作机制
立法监督工作机制是开展立法监督的制度保障。
首先，要明确立法监督主体和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立法监督的主要主体，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对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监察法规或司法解释进行监督。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本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对本级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明确立法监督的具体职责，配备专门力量，确保立法监督工作有效开展。
其次，要完善立法监督程序。建立健全立法监督工作规则，规范立法监督的启动、实施、反馈等程序。立法监督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以根据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的审查建议进行。开展立法监督要深入调查研究，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全面了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提出意见建议，督促有关方面改进完善。重大问题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由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最后，要建立立法后评估制度。对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进行评估，检验立法质量和实施效果。立法后评估可以由立法机关组织，也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内容包括：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法律法规与实际需求的适应性，法律法规实施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等。评估结果作为修改完善法律法规的重要依据。对实践证明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
（三）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备案审查是保障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制度，是立法监督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备案审查要遵循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原则，坚持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标准。2023年12月，《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首次以立法性决定形式系统规范备案审查工作，标志着我国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
一是要完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明确备案审查范围，所有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要依法备案。加强对司法解释的备案监督，确保司法解释不违反法律规定，杜绝越权解释。强化对地方各级政府和县级以上政府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监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将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纳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
二是要健全党委、人大、政府、军队等之间的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2023年12月《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2024年11月修订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都对进一步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作出专门规定。目前，各级备案审查机关均已出台或者修订有关备案审查工作的专门规定，由党委、人大、政府、军队、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等七个系统分工负责、衔接联动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
三是要拓宽备案审查建议渠道。建立健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审查建议的机制，依法处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对法规规章等书面提出的审查要求或审查建议。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对审查建议进行研究，必要时进行审查；对审查建议应当及时反馈处理情况。
四是要完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制度。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备案审查工作情况，包括备案情况、审查情况、发现和纠正的问题、审查建议办理情况等。备案审查工作报告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通过报告制度，推动备案审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五是健全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备案审查机制。加强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备案审查机制，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保障“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关键制度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从法律层面明确了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备案审查的根本依据，标志着这项工作进入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有必要就此制定专门的工作办法，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定下来，并进一步探索更优机制。
四、加强对执法工作的监督
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方式，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执法工作面广量大，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加强执法监督，是推动各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必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需要人来执行，如果执法的人自己不守法，那法律再好也没用！我们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2025年12月，国务院颁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为加强和规范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和制度框架。
（一）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严格执法，理顺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是规范行政权力、推进严格执法的制度基础。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原则，梳理行政执法依据，明确执法职责和要求，严格考核和责任追究，形成全链条、系统化的执法责任体系。
明确执法职责和要求。健全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确定本机关执法事项目录，并向社会公布。定期梳理职责依据，并根据变化情况调整目录清单。确定执法机构、执法岗位、执法人员的具体职责权限和执法责任。将执法职责分解到岗位，落实到人员，做到权责一致、责任明确。执法人员应当在职责范围内执法，对执法行为承担相应责任。重大执法决定应当集体讨论，实行集体决策责任制。健全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确保决策于法有据。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让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执法行为可回溯、可监督，从源头上减少执法随意性。执法公示制度要求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要求对执法活动全过程进行记录，做到执法行为可追溯。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要求对重大执法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核，未经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严格责任追究。建立健全执法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追究责任的情形、程序和方式。对违法执法、不当执法、不作为、慢作为、失职渎职、徇私枉法一律追责，实现全覆盖。对徇私枉法、以权谋私的，从严处理。对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的，严肃问责。责任追究要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也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执法决定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定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区分故意与过失、失职与失误、为公与谋私。对出于公心、履职尽责、无谋私、未造成重大损失的轻微过失，予以免责或减责，防止“一刀切”追责，保护基层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常态化治理执法突出问题
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会影响法律权威和政府公信力，必须进行常态化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地方运动式、‘一刀切’执法问题仍时有发生，执法不作为问题突出。强调严格执法，让违法者敬法畏法，但绝不是暴力执法、过激执法，要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加大对执法不作为、乱作为、选择性执法、逐利执法等执法突出问题的惩治力度，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防止执法工作中的利益驱动和腐败现象。加强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监督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统筹协调、规范管理、指导监督、激励保障作用，实现对行政执法工作的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提升全国行政执法监督信息一体化水平，对相关行政执法行为信息进行归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对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快速预警，实现精准、高效、实时监督。
针对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现象，要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进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整合执法队伍，减少执法层级。对同一违法行为，只能由一个执法部门处罚，避免多个部门重复处罚。建立执法信息共享机制，避免重复检查、重复处罚。针对执法不作为、慢作为现象，要更加强调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推诿拖延。强化执法监督问责机制，对应当执法而不执法、该快不快的，要追究责任。同时要防止过度执法、滥用执法权，做到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应纠正粗暴执法、野蛮执法现象，增强文明执法意识，规范执法言行举止。对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
大力整治选择性执法现象。加强对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建立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统一类似案件的执法标准，减少执法随意性。在省域内分类分层统一明确重大行政处罚事项标准，是破解“同案不同罚”、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的关键措施。它力图通过标准化建设压缩自由裁量空间，让重大行政处罚从“模糊地带”走向“透明区间”，打破以往各地、各部门标准不一的碎片化局面，既确保法治统一，又兼顾行业特性和地方实际。从“分类”维度看，需立足不同执法领域的专业性和风险差异，由省级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基础性标准框架，通过“一领域一清单”的方式，明确各领域重大处罚的共性门槛。从“分层”维度看，需厘清省、市、县三级权限边界，省级统一设定重大处罚的最低标准，县级则聚焦标准落地，通过执法办案系统嵌入裁量基准，确保一线执法人员“按图索骥”。
坚决整治趋利性执法现象。严禁以罚代管，不能把罚款作为执法的目标。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制度，罚款应当全部上缴国库。禁止将罚没收入与执法部门经费挂钩，不得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收入指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推进‘综合查一次’等联合执法方式。”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要构建权责清晰、程序严密、协同高效、监督有力的执法治理体系，从源头遏制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顽疾。推行涉企执法事项清单动态管理，科学划分部门与层级职责，杜绝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健全“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机制，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实现涉企执法全程留痕、全程可溯、全程可控，从程序上约束自由裁量权。推广“亮码入企”“扫码留痕”，确保执法过程可回溯、可监督。创新监管方式，构建智慧监管平台，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对信用良好企业“无事不扰”，对风险较高企业精准监管。聚焦企业反映强烈的乱检查、乱罚款、逐利执法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涉企执法专项督查和案卷评查，畅通企业投诉举报和诉求反馈渠道，及时纠治执法突出问题。
（三）完善执法监督相关制度机制
针对执法监督面临的重点问题，要立足行政执法权力运行全过程，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和源头管控，完善执法监督相关制度机制，着力补齐执法监督制度体系的短板弱项，不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
第一，建立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地区监测制度。这是防范趋利性执法、维护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监督制度创新。这一制度以数据监测为抓手、以刚性核查为手段，力图阻断财政压力与执法处罚的不当关联，防范执法权异化为创收工具，从源头规范行政执法权运行。以财政、司法行政、审计部门为协同主体，依托非税收入管理与执法办案信息系统构建监测体系，对各地各领域罚没收入实施常态化统计、对比、研判与预警。科学设定监测指标，将罚没收入同比增幅过大、连续异常增长、增速远超同类地区、特定行业集中暴涨、小额高频罚款激增等情形纳入“异常”范围。可按增幅幅度、持续时长、影响范围划分黄色关注、红色核查两级预警，触发后立即启动情况说明、案卷调阅、实地核查、联合督查等。重点核查是否存在下达罚没指标、收支挂钩、乱罚款乱检查等问题。对核查确认的违规行为，督促限期整改、通报批评、约谈问责。
第二，建立违法违规执法重大问题通报、约谈制度。这是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压实执法责任、规范权力运行的关键制度措施。它包含通报和约谈两个相互支撑的监督手段，聚焦行政执法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负面影响大的突出问题，以通报形成警示震慑，以约谈推动问题整改。通过通报制度，对典型违法违规执法问题在系统内部通报、对社会典型案例适度公开曝光，深度剖析问题成因、制度漏洞和履职短板，充分发挥以案释法、以案示警、以案促改的警示教育作用，引导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举一反三、依法履职。通过约谈制度，对发生重大执法问题、监管责任落实不力、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地区和部门，依规开展约谈提醒。约谈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带有明确整改要求的“政治提醒”和“责任传导”，旨在压实执法责任，传导监督压力，推动问题从根源上解决。通报和约谈两者结合形成监督合力，既强化了监督的刚性要求，又体现了治理的柔性智慧。
第三，建立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书报同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备案制度。这是强化重大执法行为全过程管控的重要创新举措。行政处罚是最常用、最直接、与群众和市场主体利益关联最紧密的执法行为，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涉案金额大、影响范围广、权益影响深，一旦执法失范、尺度失衡，极易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影响政府法治公信力。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机制，能够有效补齐事中监督短板，实现对重点执法行为的精准监督。要明确重大行政处罚备案范围，将达到统一认定标准的重大财产罚、资格罚、行为罚以及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处罚案件，纳入备案管理范围。执法机关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后，须报送同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备案，杜绝选择性备案、滞后备案、漏报瞒报等问题。通过常态化备案审查机制，健全执法的事中监督机制。
五、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权具有专业性、强制性、终局性特征，一旦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极易出现权力滥用、裁判不公、徇私枉法等问题，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破坏法治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官、检察官要有审案判案的权力，也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制约，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保证法官、检察官做到‘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把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健全司法监督体系，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一）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是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压实司法履职责任的根本性制度，确立了“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担责”的司法履职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我国司法曾存在权责不清、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责任追究虚化等问题，部分司法人员履职懈怠、裁量随意，出错后难以精准追责，甚至滋生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司法乱象。全面推行法官、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构建权责明晰、制约有效、监督有序的司法责任体系，是强化司法内部监督、倒逼公正司法的关键举措。
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首先必须健全司法人员权责清单，精准划分法官、检察官、院庭长、办案团队的权力边界与履职责任，摒弃以往层层审批、权责模糊的办案模式。赋予独任法官、合议庭、主办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的职权，保障其依法自主作出案件裁判、诉讼决定，充分尊重司法专业判断。同时明确权力对应的责任，将案件办理质量、程序规范、裁判结果、办案效率等纳入责任考核范畴，实现权力与责任对等统一。针对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不同类型案件，分类制定办案责任标准，细化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程序推进等各环节责任，消除履职模糊地带。
与此同时，必须建立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机制，实行案件终身追责，无论岗位调整、职务变动、退休离职，只要履职期间存在违法办案、司法过错，一律依规依纪依法追责。此外，推进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实质化运行，破解过往司法追责“宽松软”及形式化问题。健全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工作机制，规范惩戒委员会的组成、履职规则、审议流程，确保惩戒工作独立、公正、专业，不受行政干预、人情干扰。完善司法责任认定体系，严格区分故意违法办案、重大过失履职失范与正常履职瑕疵、法律认知偏差的界限，既坚决对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严肃追责，又依法保障司法人员正常履职豁免权利，打消司法人员依法办案的顾虑，杜绝过度追责、随意追责。
（二）加强司法权运行监督管理
司法权的规范有序运行，离不开法院、检察院的内部监督管理。司法办案流程环节多、专业性强、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仅靠法官、检察官自我约束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全方位、全流程的审判权、检察权运行监督管理体系，明确监督管理权力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制约监督”，“抓紧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机制，坚决防止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甚至执法犯法、司法腐败”。
一方面，要全面细化审判权、检察权运行的全流程监管规范，实现司法办案节点全覆盖管控。围绕立案、分案、审理、合议、评议、裁判、送达、归档、执行等全部办案环节，制定标准化运行流程，明确各环节办理时限、操作规范、质量标准。依托智能化办案平台，实现案件办理全程留痕、动态更新、实时可查。建立常态化办案巡查、案件评查、流程预警机制，对超期办案、程序瑕疵、文书错误、裁量失当、结案不规范等问题自动预警、及时整改，实现对司法权力运行的动态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管，有效防范程序违法、办案疏漏等问题。另一方面，要科学界定司法监督管理的权力与责任，厘清院庭长、业务部门负责人、专职监督部门的监管边界。严格区分案件办理权与司法监督权，明确院庭长的监督管理权限仅限于宏观指导、流程监管、质量监督、疑难案件统筹等，严禁违规插手干预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裁判结果。健全监督管理责任清单，明确监督缺位、监督不力、违规监督、越权干预等情形的追责标准，对应当监督而未监督、发现问题未整改、违规干预办案的监管人员严肃追责。
全面落实关于防止干预司法的“三个规定”，即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律师、司法中介等利害关系人不正当接触交往禁止规定。这是防范权力干预、人情干扰、利益输送的重要制度屏障，是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维护司法廉洁的重要制度安排。司法人员对于任何领导干部、内部人员、利害关系人的过问、干预、请托行为，必须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细化记录填报标准，规范干预过问线索登记、流转、核查、处置全流程，确保所有干预司法行为有据可查、有源可溯。逐条甄别记录填报信息，审慎核查，依规依纪处理处分违反“三个规定”的司法人员。坚持“逢案必倒查”，逐案倒查司法人员利用司法权违纪违法案件，深挖彻查其他相关人员违反“三个规定”问题，倒逼司法人员更加自觉记录报告。将落实“三个规定”情况纳入司法巡查、审务督察、检务督察、专项检查等内容，加强日常监督，及时纠治突出问题。
（三）健全政法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机制
侦查、起诉、审判、执行是司法活动的四个环节，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是司法体系的四项关键权力，四项权力的科学配置、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我国司法体制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监督体系的基础支撑。任何一个环节权力失衡、制约失效，都会导致司法公正出现漏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进行。”
各政法部门分工负责、各司其职，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侦查机关依法开展侦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案件、把控证据标准、开展法律监督，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居中裁判，执行机关依法落实生效裁判。针对司法办案中存在的衔接不畅、信息壁垒等问题，要完善衔接联动、协作配合机制，优化案件移送、证据流转、信息共享、程序衔接流程，统一司法办案标准，形成司法工作合力。要强化权力运行全程制约、互相监督。侦查权受检察权监督制约，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纠正侦查违法取证、程序违规等问题；检察权受审判权制约，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裁判，对检察机关起诉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审判权受检察权监督制约，检察机关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监督纠正审判不公、程序违法问题；执行权受检察监督和司法监督双重制约，严防违法执行、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等问题。
要针对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短板，持续加强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具有专业性、法定性、强制性特征，是我国司法监督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拥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规范司法权力运行、纠正司法违法行为的重要职能。强化法律监督，必须推进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实现各项检察监督工作全面协调发展。在刑事司法领域，紧盯有案不立、不应立案而立案、长期不结案、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枉法裁判、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突出问题，及时纠正侦查违法、审判瑕疵、执行违规等行为。在民事、行政司法领域，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虚假诉讼、恶意诉讼、裁判不公、违法执行、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破解监督薄弱、监督缺位的短板。同时，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聚焦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等重点领域，监督纠正司法办案和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为，以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此外，要持续创新法律监督方式。针对司法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深入开展长期未结刑事案件的清理工作。对长期未执行或者当事人反应强烈的执行不到位的民事、行政案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和申请执行人申请法律监督衔接制度。建立全国执行与监督法院、检察院信息共享机制。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精准筛查司法违法线索，实现精准监督、高效监督。
六、加强法治督察工作
法治督察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法治建设从顶层设计、制度构建变成现实，关键是要推进相应的决策部署、改革举措落地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督察是抓落实的重要手段。”法治督察是推动法治建设各项决策部署落地实施、纠治法治领域突出问题、压实法治建设责任的关键抓手。要立足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加强法治督察工作，推动法治建设蓝图尽早实现。
（一）法治督察的性质和定位
法治督察是兼具政治监督与法治监督双重属性的专项监督工作，是压实法治建设责任、规范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法治督察是党内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内监督在法治建设领域的专项化、专业化延伸，是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性质定位，是由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属性与法治督察制度的设计逻辑共同决定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工作，2025年前实现对地方各级政府督察全覆盖。”《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2030年）》对“加强法治督察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
法治督察是党内监督的一种形式，是党对法治建设实施领导与监督的重要制度载体。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各项决策部署，要通过法治督察这一刚性监督机制确保落地。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以党内监督法规的形式规范法治督察工作。法治督察由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牵头组织实施，重点是监督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履行法治建设责任、贯彻落实党中央法治决策部署的情况，监督对象聚焦党政主要负责人这一“关键少数”，监督内容紧扣政治站位、责任落实、制度执行、权力规范，监督目的是确保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防止责任虚化、权力滥用等问题。这与党内监督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督促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目标高度一致，是党内监督在法治领域的专门化。
法治督察兼具政治监督、法治监督双重属性。法治督察首先是一种政治监督，首要职能是强化政治引领，监督各级党政机关是否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是否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法治建设始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同时，作为法治领域的专项监督，法治督察聚焦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监督法律法规实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行政执法规范化、司法权公正运行、法治营商环境建设等重点内容，纠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制度空转等法治乱象，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和权威。法治督察以压实法治建设责任为核心，紧盯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通过督察检查、约谈通报、追责问责，层层传导压力，以督察促进法治建设任务落实、责任压实、效果抓实。
（二）加强法治督察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必须发挥法治督察的监督、保障和推动作用。目前，法治督察存在制度体系不完善、工作流程不统一、督察标准不清晰、整改问责刚性不够等问题，部分地区督察工作随意性大、重形式轻实效、重检查轻整改，导致督察利剑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推进法治督察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就是要以制度固化工作流程、以标准规范督察行为、以机制压实整改责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治督察工作体系，推动法治督察从经验化开展向标准化运行转变，提高督察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权威性。通过常态化的法治督察与评估，及时发现并纠正各地区、各部门在落实法治建设任务中存在的偏差、滞后或不足，确保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步伐协调一致、方向明确，确保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决策部署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要健全法治督察制度体系，实现督察工作有规可依。对标《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等顶层制度设计，完善配套实施制度，更加明确法治督察的主体权限、督察范围、督察内容、工作方式、程序规范、结果运用、追责问责等内容，划定法治督察权力边界和工作准则。完善法治督察工作流程，规范督察立项、实地核查、问题梳理、反馈通报、限期整改、回头看、复核销号各环节。建立法治督察问题线索收集平台，健全通报和整改工作机制，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销号清单管理制度。规范督察整改与结果运用，完善责任追究机制，明确问责情形、问责程序和处置标准，破解重督察、轻整改、无问责的突出问题。将督察结果纳入各级党政机关绩效考核、法治建设考核，并将其作为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评优评先、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总之，只有持续推进法治督察制度化、规范化，不断提升法治督察针对性、实效性、权威性，才能倒逼法治建设责任落地、规范权力运行、有效整治法治顽疾，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监督保障。
（三）完善法治督察与巡视巡察的协作配合机制
巡视巡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战略性制度安排，侧重全面监督；法治督察是党内监督的专项形式，侧重法治领域、专业监督。二者同属党内监督体系，目标一致、优势互补、职能衔接，各自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职能。然而，实践中两者在运行中缺乏沟通和协调，导致监督资源分散、信息壁垒高筑、监督合力不足。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完善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巡视巡察与法治督察贯通协同、同向发力。其中关键是要打破壁垒，从制度安排上实现机制耦合，强化信息沟通、线索移交、工作协同。要基于职能互补形成深度嵌合，发挥叠加效应，使法治督察的专业性与巡视巡察的权威性相互赋能，共同织密监督之网。
构建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与巡视巡察机构常态化沟通会商制度，实现政治监督与法治专项监督同频共振、无缝衔接。例如，巡视巡察启动前，法治督察部门梳理被巡察地区、单位的法治建设履职情况、既往督察问题、整改落实成效、法治领域风险隐患，形成专项法治监督报告，移交巡视巡察机构；巡视巡察过程中，双方定期会商，对发现的法治建设薄弱环节、制度执行缺位等问题，共同研判、界定责任、明确整改方向，避免监督偏差；巡视巡察结束后，联合梳理监督成果，分析法治建设共性问题、制度漏洞。建立监督信息、问题线索、整改成果共享机制，打通监督信息壁垒。法治督察中如发现党员领导干部在法治建设中存在失职渎职、违规决策、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问题线索，要及时移交巡视巡察机构；巡视巡察发现的法治建设责任不落实、法律实施打折扣、法治营商环境差等问题，及时移交法治督察部门。完善整改联动与成果共用机制，对巡视巡察反馈的法治建设类问题，由法治督察部门审定整改方案，确保整改措施贴合法治要求、彻底到位。将法治督察发现的普遍性问题，纳入巡视巡察“回头看”内容，常态化督促源头治理。
结 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全面依法治国所作的战略部署，涵盖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各方面。其中关于法治监督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监督理论。它深刻阐明了法治监督的核心意义、基本范畴、关键任务、重要举措，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加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它回应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任务和时代难题，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法治监督工作，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法治监督体系，聚焦法治监督的基本问题、重要问题、难点问题，确保国家权力依法得到有效制约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监督理论，是对新时代法治监督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扎根中国大地、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产物，是面向全面依法治国任务、回应法治监督要求的前瞻性成果。它是新时代法治监督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必将引领更高水平的法治监督工作。
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基层法治研究所 教授
来源：《法律科学》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