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将胡塞尔的历史哲学重构为一条由前反思性生活通向主体间性传统的双向生成路径，采用现象学的回溯性还原与构成分析方法进行系统性的文本解读，并与兰德格雷贝、芬克、莱姆贝克、黑尔德等人的相关阐释展开对话，试图论证：历史性一方面植根于时间性、动觉能力、具身性及“前历史”等个体生命结构，另一方面又经由单子、绝对者与历史还原而进入共同体实践、文化传统与普遍历史。研究结果表明，胡塞尔历史哲学并非其晚期思想的边缘补充，而是以实践为中介、以伦理目的论为旨归的系统方案。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B/C档“胡塞尔交互主体性思想研究：历史沿革及理论出路”(GZC20241986)、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创新项目“交互主体性的跨学科研究：以胡塞尔现象学为中心”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历史现象学/ 前历史/ 单子论/ 历史还原/ 伦理目的论
作者简介：周建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zhoujh-zxs＠cass.org.cn。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26年第4期 第163-174页
历史哲学的宏大论域中存在着两种较为极端的思想倾向：经验主义将历史视为偶然事实的汇编、缺乏内在规范意义的事件记录序列；思辨主义则试图将历史的多元性塞入单一形而上学或目的论框架。这两种路径皆可能扭曲历史现象(the phenomenon of history)本身：前者剥夺了历史的意义，后者则从外部强加给历史自己预设的意义。现象学的道路则位于两极之间，试图阐明历史如何在生活体验中构成，并将其事实性与规范性意义植根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结构之中。在这一背景下，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作为现象学运动的发起人，其历史哲学相对而言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胡塞尔既不满足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又不诉诸某种预设的形而上学决断，而是试图通过构成分析追问：历史作为一种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整体，是如何原初地被构成的?这种尝试在本质上是一种向起源的回溯。
然而在其思想体系中，这一部分常常被视为晚期或边缘性关注。受马丁·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等人的批评影响，不少评论者倾向于将胡塞尔的历史论述视为其现象学体系中的附属部分。①本文则试图阐明，胡塞尔的手稿蕴含着丰富、系统且具有哲学实质的历史阐释，足以应被视为现象学体系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深入完成对这一体系的重构性诠释，一方面，需要直接深入研读相关的胡塞尔手稿，尤其是《胡塞尔全集》第29卷和《关于时间构造的晚期文本：C手稿》(以下简称《C手稿》)中凸显历史性议题的篇章；另一方面，结合二手文献的深入分析也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当前学界对这一重构工作的执行，却仍然各执一端。
一是以欧根·芬克(Eugen Fink)、卡尔—海因茨·莱姆贝克(Karl-Heinz Lembeck)及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为代表的“理论化”与“世间化”路径。芬克选择“现象学旁观者”视角，认为相对于道德史、政治史、技术史、宗教史等，首要和基本的历史就是知识的历史。②这种将历史“理论化”的倾向在莱姆贝克那里被推向了极致：他在《对象的历史》(Gegenstand Geschichte)一书中明确将胡塞尔的历史性反思局限在“理论理性”和“理论认识”范畴内。③由此他进一步推出，一旦将个体的、具有私人性的历史体验融入胡塞尔所倡导的“普遍历史”框架中，这种独特性便会不可避免地被普遍理性吞噬，从而导致个体“私人性”的丧失。④虽然黑尔德发掘了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但他更关注作为世间现象的“世界历史”，这导致其历史观缺乏超越论构成层面的深度回溯。因此，他在面对不同文化世界的冲突时，不得不滑向悲观主义，并认为跨文化的交融缺乏历史的支撑。⑤
二是与这几位研究者形成对比的是，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Ludwig Landgrebe)提供了另一种基于“生命历史”(Lebensgeschichte)的解读。不同于上述学者将历史视为“理论对象”或“世间事实”，兰德格雷贝认为，胡塞尔通过对动觉能力、具身性以及生活世界原初结构的挖掘，从内部“爆破”了传统理性主义干瘪的“我思”。他主张，历史并非外部强加的范畴，而是主体性在实现自我负责(Selbstverantwortung)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活动由其内在生命结构自然衍生出的意义脉络。
然而，这几种对胡塞尔历史哲学的解释路径依然面临着困难：芬克—莱姆贝克的路径保障了理论的严密性，却使历史丧失了生命力；黑尔德触及了生活的具体性，却迷失在世间的多元性中；兰德格雷贝路径虽然开启了“生命历史”的深层维度，但从微观的生命脉络到宏观的社会传统和“文化历史”，似乎缺少衔接。
我们认为，不应在理论与生命、“世间”与“超越论”之间简单地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也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在方法论上，引入双向性模型，通过现象学的回溯与构成分析，揭示历史性在三个阶段中的展开——从微观个体的“前历史”积淀，经由绝对者与单子论的中介，在清醒(理性化)的进程中走向普遍伦理实践塑造的集体历史。二是在理论定位上，试图证明：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共同构筑了历史生成与定向的框架且最终汇聚成胡塞尔的“无限历史性”(infinite historicity)理念——一个经由理性与伦理融合的开放性视域。为此，我们将胡塞尔手稿视为一种为历史性给出系统阐释的资源，一个具备连贯框架、蕴含规范性与伦理维度的理性项目(project of reason)，而非一些附着于未完成体系的零散残片。
一、历史的微观起源
黑尔德曾对现象学整体的工作方法有一个概括，即胡塞尔总是试图将普遍哲学命题的“大账单”转化为细微事实分析的“小零钱”。⑥历史领域在此亦不例外——它呈现出一种双向性的特征：(1)个体层面的“微观历史”(即“小零钱”)，可以追溯到主体的躯体性、时间化及动觉权能性(kinesthetic possibility/Vermöglichkeit)的深层个人维度；(2)宏观层面的“大历史”(对应“大账单”)，则体现了胡塞尔将多元文化世界及文明互动纳入其中的宏大抱负。在这里，我们首先分析胡塞尔对历史微观构成的阐释，其中涉及原自我、原质料、前历史等相关概念。
(一)从“历史的”回溯到“个体的”
在1911年的演讲《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胡塞尔在批判历史主义的同时也肯定了历史对严格哲学的价值：“我充分承认最广义的历史对哲学家具有巨大价值……唯有现象学的本质学才能为一门精神哲学奠基”⑦。在此，胡塞尔暗示精神史才是哲学研究最值得关注的领域——作为先于纯粹自然史的基础，我们理应以精神科学的态度对其加以考察。就此而言，唯有现象学本质学(eideology)可以做到，胡塞尔将这种对精神先验结构的本质学研究称为“形态学”(morphology)。⑧而胡塞尔追求的此类历史研究，根植于历史主体的绝对个体性——一种内在的、先验的历史，即“意义史”(Sinngeschichte)。⑨
绝对的个体性与独特性(uniqueness)源于前述个体的三大属性——本文重点探讨时间性与动觉权能性，而具身性(躯体性)则在与二者的交织中发挥作用。
(二)个体的时间性
揭示个体的时间性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胡塞尔强调个体性与时间性是不可分割的：“个体性概念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zeitbezogen)概念”⑩。其次，历史性与时间性结构对主体具有类似的意义：“这种生成性与历史性的形式不可分割，正如那属于作为个体自我之我的、原初感知现在的形式——作为可回忆过去与可能未来的在场”(11)。最后，正如《C手稿》明确阐述的，历史源于诸单子内在的时间性。(12)区分“世间时间”与“超越论(先验)时间”，产生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历史：
自然的人类历史对应着一种超越论的历史。单子在其原真的内在时间性存在中，以超越论的表现(transzendental Bekundung)和共同世界构成的形式相互联系，并在历史学的人类语境中发现自身。(13)
在对内时间意识的分析中，胡塞尔区分了两种意向性：纵意向性(Längsintentionalität)与横意向性(Querintentionalität)。前者保持并延伸时间之流，后者则贯通同一对象在时间中的不同阶段。当延伸至历史领域时，这两种意向性分别对应意义的积淀与意义的生成。历史是由意识活动实现的意义积淀，时间则是完成这一积淀所需要的延续。(14)
简言之，“成为一个个体”意味着有一个时间位置，以当下为形式生存，而这一形式又是由对过去的滞留和未来的前摄标明的。这种时间性结构并非盛放事件的外部容器，而是主体性得以存在的本质方式。从现象学视角看，历史性是对时间性在生活体验中之展开的表达，在这个微观层面的历史并非外部记录，而是个体过去的生成与朝向未来的定向。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阐释者就是兰德格雷贝，他在1932年(此时胡塞尔还在世)的演讲《生命的历史性问题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首次把历史性与意识的内时间结构联系起来，提出内时间意识积淀构成了个体生命历史的连续基底且是历史在“原初经验”深度中的最初发生。但当时在比较胡塞尔与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时，兰德格雷贝似乎还更倾向于后者，他担忧观念化的意识主体过于抽象，且分析意识无法导向“活的历史”。为此，他考虑采纳狄尔泰的“生命历史性”概念，在坚持使用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同时，以生命取代意识作为历史性的基础，从而调和这两种立场(15)；但在几十年后，兰德格雷贝克服了早期的这一顾虑。在20世纪70年代的《生活世界与人类存在的历史性》一文中，他肯定了超越论历史的存在，指出超越论历史与经验历史并非两个独立实体，而是对相同历史现象的不同反思阶段。(16)那么，历史是如何避免空洞的理念化，成为真正鲜活的“生命历史”呢?在此，胡塞尔诉诸时间性与具身主体性动觉结构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作为历史之“起源”的动觉的本我性
个体“内在历史”的形成、我对主体性与本我性(Eigenheit/ownness)的体验，首先出现在身体行动中。就像胡塞尔在《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以下简称《笛卡尔沉思》)中所说的：“这是唯一一个我能够直接控制和支配的东西，尤其是在其各个器官的运作中支配……这些器官的动觉是在‘我做’中运行，并受制于我的‘我能’。”(17)对自身性的原初体验并非源于超脱的反思，而是身体运动的行为；我就是自愿或非自愿的“我能”之主体，而当失去肢体控制、沦为某种“我不能”(ich kann nicht)时，我就是另一个人了。(18)
这种动觉权能性或者说去做的能力(capacity-to-do)，不仅是实践的，更是时间性的——其最终的任务正是通过身体运动构造时间。运动作为原初运作，使主体性得以时间化和个体化，自我由此建构出活的时间之流。兰德格雷贝对动觉的解读也为我们理解生活世界的“历史性”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在《作为超越论历史理论的现象学》中，他为胡塞尔的相关主张给出了一种清晰的阐释：孩童首先通过身体动作确立“我”的概念——我是自发运动——包括触碰、抓握和推开环境中的物体——的中心与源头。个体深知自身功能与能力必须通过实践习得并演练，同时不断反思其运作机制：“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这样做?”(19)习性(Habitus)在动觉中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主体性微观结构中本就蕴含的历史维度。因此，生活世界的构成与个体的生命史在这里达成了一种内在的统一。这一论述也很好地解释了胡塞尔的初看令人费解的一句话，即“为什么”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历史的”问题。(20)自能动(Das Sichbe-wegenkönnen)是超越论主体性的最深层维度，如果没有它，时间构造就无法成立。
(四)原质料和原自我
进一步地，时间性与动觉能力还预设了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为意识提供感官内容的质素性材料(hyletic data)。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即《观念1》)中借用来自希腊语汇的单词Hyle来表示质料领域。(21)但该领域是充满悖论的：它既缺乏独立性，又未必被意识“纳入功能”；它“呈现”对象内容，自身却又不是超越性对象的构成要素。(22)
对此，胡塞尔选择通过区分原质料(Urhyle)与世间的质料(worldly Hyle)来化解这些悖论——后者是广义上的质料，特征由自我性的(egoistic/ichichen)“指向”，即清醒自我作出的生活行为表明。(23)相较之下，作为其中的“硬核”，原质料则是“非自我的”，其领域是“终极非自我的(das letzte Nicht-Ichliche)”。(24)它内在于意识却不由自我行为构成，是先于反思性主体的匿名感发性场域。在另一处，胡塞尔则使用了类似的表达“原初的非自我(urtümlich Nicht-Ich)”，我们可将之简称为原非我(Ur-Nichtich)。(25)“原非我”自然是与“原自我”(Ur-Ich)相对的——胡塞尔在《危机》和《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第三卷)》中均有不少处提到后者。(26)简言之，自我最终上溯到原自我，质料则上溯到原质料或者说原非我，而前者意向地构建着后者。
相比于质料对应的清醒自我行为的层面，原质料与原自我所在的基层则常被胡塞尔以“匿名的”或“黑暗的”运作来描述，在其中有一种“原始意向性”先于主题性意识在运作。(27)对此，胡塞尔选用了“呼吸——睡眠中的呼吸”这一巧妙的隐喻：这是一个持续而不可或缺的过程；不过，它超出了即时反思所能把握的范围；呼吸与睡眠是两种我们无法同时以清醒的意识体验的独立活动，但睡眠总是伴随着低沉均匀的呼吸，“唯有抽象的思考才能将它们独立地分离”。(28)在这一意义上，原自我和原质料是同一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不同面向：在意识的原历史运作(the proto-historical functioning)中，自我性活动与非自我的所与(givenness)拥有共同起源。(29)
对现象学而言，这一发现的意义重大。它揭示了历史并非始于反思理性或文化产物，而是源于感发与本能的领域。在胡塞尔式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用“史前史”或者“前历史”(pre-history)来指称这一层面：一个感性、本欲的历史阶段；它虽匿名却具备构成性。
(五)作为历史第一阶段的“前历史”
以上对主体的相关属性和原质料等概念的深入剖析开启了对历史微观起源的探索，这有助于澄清开篇提到的一个误解，即将胡塞尔的历史过度简化为理论的和知识的历史。例如，胡塞尔试图从个体历史推导出人类历史，而莱姆贝克将这一点解读为“从意向起源的理性结构中演绎”(30)。从后续语境看，莱姆贝克将这种理性局限于认识论的理论理性，因而将胡塞尔对本质性结构的求索视为一种完全非历史的(unhistorical)追求，认为这“导致胡塞尔倾向于采纳一种思辨性的历史观”。(31)他尽管也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的还原”(historische Reduktion)这一术语，却坚持认为它只能在“无关实践兴趣的理论态度”中产生。(32)类似地，芬克也宣称现象学的基本问题是理论课题，“它追求对世界的绝对知识”；“现象学让‘世界基础’……成为一个理论经验与知识的对象”(33)，而基本的历史是知识的历史。
然而，我们根据胡塞尔手稿重建的框架纠正了这种解读——根据前述论证，“前历史”暗示着历史性是原初地植根于非反思的感发与本能领域。如果说莱姆贝克和芬克的解读专注于“理论的光照”，那么兰德格雷贝对时间性和动觉积淀的挖掘，则凸显出了这片此前被遮蔽的“暗区”。基于胡塞尔的思考与这些解读，我们得以在双向性历史模型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而“前历史”构成了第一个阶段，即微观向度上：(1)个体本能的(无意识的)历史，(2)个体理性的(清醒的)历史；宏观向度上：(3)集体历史。(34)
这里显示了超越论现象学中历史与主体性之间的一种逻辑同构性(isomorphism)。我们所构建的模型镜像地映射出主体性相应的三个阶段：原自我、清醒的自我和“我们”，它们在内时间性中相互交织而非线性渐次排列——我们在睡眠的每个瞬间都在持续迈向觉醒，而在醒来以后，我其实已经在自身中蕴含了其他自我的存在。(35)类似地，每个理性行为其实都预设了本能的冲动，而每种集体传统也都建立在个体行为所积淀的历史之上。历史并非储存事件的静态仓库，而是植根于时间化、动觉能力与质料性所与的持续生成过程。
对更广阔的哲学受众而言，这同样是一个有意义的提醒：历史的原点并非文本、纪念碑或现成的哲学体系，而是对时间性与运动的活体验。胡塞尔的微观分析由此将历史根植于生命本身，揭示出即便是最普世的传统，其根基亦在具身的个体。由此我们转向历史的载体：超越论主体性或曰“单子”——这一讨论不仅详尽地回应了以莱姆贝克为代表的观点，更揭示了贯穿不同历史阶段的某种目的论式的演化。正如胡塞尔在关于单子的分析中指出的，演化的方向是从沉睡走向觉醒，从非理性走向理性。(36)这一从沉睡到觉醒的演化，并非经验时间中的线性过程，而是指意向性意义不断被明晰的构成进程。在这一意义上，“前历史”并非理性的缺席，而是意义的潜伏与被动积淀。
二、单子与绝对者：微观史与宏观史的连接枢纽
胡塞尔对历史性的分析不仅限于时间化、动觉与感发性的微观层面。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中首先意味着嵌入主体间关系网络，在其中多元的单子通过相互联结，生成共同的传统与文化，最终构筑出宏大历史的视野。在后期手稿中，胡塞尔着力阐明这一宏观维度。本节将探讨该论述的核心概念节点——单子、绝对者以及围绕着它们的诠释争议。
“单子”概念出自胡塞尔的《笛卡尔沉思》。在“第四沉思”开篇，他用三小节勾勒出三种自我的类型；第三种自我与前两者的区别在于，其本己领域不仅涵盖我的人格性，更包含我的具体的意识生活及认知对象的视域(最终延伸至我的整个周遭世界)。胡塞尔将此自我视为现象学成熟阶段真正的研究对象，并称之为单子“(我们借用莱布尼茨的术语称之为单子”)。(37)
单子论的建立标志着胡塞尔关于超越论(交互)主体性思想及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成熟。斯特凡·斯特拉塞尔(Stephen Strasser)指出，此时单子共同体取代了空洞的“同一极”，成为世界体验与世界构成的实际主体。(38)可以说，当包含具体性和活意识的单子被引入后，正如兰德格雷贝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篇长文的标题所示——胡塞尔已然“告别笛卡尔主义”；兰德格雷贝的学生帕采宁在总结该文时指出，这种告别也意味着胡塞尔的现象学不再是“没有历史的先验主义”。(39)由此，具备历史积淀的超越论意识主体就成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绝对者，而进一步阐明绝对者的内涵，或许有助于消除将单子论视为一种历史理论的障碍。
在终极构成的问题域中，胡塞尔的绝对者常常被视为一个先验的、“无自我”、匿名的统一体——通常等同于前文提及的原自我或“自我极”。一些研究者倾向于将绝对者理解为先于单子多元性的统一根基，从而引发了个体历史在普遍历史中是否会被消解的问题。(40)而这一观念映射到单子论与历史观中时，便表现为莱姆贝克所谓的“融合将抹消个体性”的断言。然而这种理解可能低估了胡塞尔在主体间性分析中坚持的多元单子的生成结构。正如丹·扎哈维(Dan Zahavi)所指出的，胡塞尔深知这一点——匿名统一体“某种程度上先于且更根本于主体间差异”，会动摇主体间性概念预设的多元性基础。(41)应当说，原自我并非超越论自我从之诞生的“母体”，而是描述超越论现象学结构的另一个视角——它是超越论自我在其完整具体性中的“结构环节”(Struktur-moment)。(42)绝对者只是超越论自我与超越论主体间性的另一种表述，它并未削弱胡塞尔的历史理论，而是从另一个视角揭示了经常被遮蔽的不同历史阶段及其相互交织的关联；它并不抹消历史的个体性，而是为微观与宏观历史的统一提供了视域。(43)
胡塞尔是否陷入了关于世界历史的思辨哲学，进而模糊了超越论现象学与形而上学体系构建之间的界限?这不仅是一个释经学层面的问题，更触及历史现象学的可能性根基。对此，我们的结论是：胡塞尔将绝对者视为引导历史现象学的方法论需要而非既成的体系——它既非一个赤裸裸的事实(brute fact)，亦非形而上学的担保，而是将历史性生命导向普遍性的理念。此视角使我们得以洞察胡塞尔的历史哲学如何从个体生命的时间化迈向历史意义的普遍视域。这样，胡塞尔既抵御了将历史视为纯粹偶然的相对主义，又拒斥了将历史全部视为预定宿命的独断主义。在通往宏观历史的进程中，单子与绝对者并非空洞的形而上学设定，而是连接个体生命结构与普遍历史性世界的动力枢纽。单子既是具身化的意义集成单位，又通过其习性的“纵向”积淀承载了历史的生成；而作为“单子总体”的绝对者，在纵向上是“活的当下”之源头，也为历史的“横向”客观化提供了存在论的地基和视域。接下来，我们转向宏观层面的历史，即普遍历史性的实践性整合及伦理目的论。
三、宏观层面：实践及“两种历史”
个体的生活经验如何成为一种“历史事实”?在后期手稿中，胡塞尔给出的回答既非实证主义的又非纯粹解释学的。历史产生自主体性的实践生活——奋斗、失败与积淀下来的习惯——需要通过某种“历史的还原”去把握。
在《危机》中，胡塞尔早已指出：即便是希腊式的纯理论态度本质上也是历史的。(44)进一步地，更根本的要素在于实践性：纯粹非实践的理论态度必须追溯至作为先在规范立场的实践态度，二者随后实现一种综合，而作为这种综合的有限理论成果即客观科学，同样是特定实践——理论——逻辑实践的产物。(45)在《危机》的“附加卷”《(胡塞尔全集》第29卷，以下简称《附加》)中，胡塞尔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历史性……是继承与获取的实践环境”；我与我们是“与世界、与存在者处于实践关系中的主体”(46)。1934年，他在一份手稿中进一步指出：“第一历史性”中的理性是规范民众生活的实践理性；“第二历史性”则重塑了第一历史性，是一个“通过文献记载的历史向理论兴趣的转渡”(47)。这表明如果存在“历史的还原”，其方向也应指向先在的实践态度，而非莱姆贝克主张的理论态度。
相较之下，兰德格雷贝虽认同胡塞尔的历史目的论可从主体性结构本身推导得出，但将此结构称为目的论基本结构，而没有局限于理性的结构。他还强调胡塞尔在《危机》中的论述“不具备历史形而上学的特征”，目的论思想“并非关于历史理论思辨的结果，而是(用康德的话说‘)具有实践意图的调节性理念’，即在历史中行动的准则”。(48)实践并非理论的衍生应用，而是历史性本身的活生生实现。每一次劳动、交流或抗争，都将生命的时间流刻写进超越个体而延续的物质与社会形态之中。可以说，这一解读凸显了胡塞尔思想中常常被忽视的“行动本体论”(Ontologie des Handelns)维度：历史既非单纯的理念展开，亦非外部事件的集合，而是实践生活的自我显现。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关键点：“两种历史”——超越论历史与事实性历史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哲学的探讨中，胡塞尔常用德语“die Historie”指代基于事实的史学(historiography，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历史编纂学”)研究，以将其与对超越论历史性的历史研究作区分。在《附加》一书中，胡塞尔通过多处表述明确了二者的关联，诸如“此种历史性的不同形态是由历史的事实范例呈现的”，以及更高层面的历史性是“‘背后’支配着”所有历史学事实。(49)对始终坚持本质主义的胡塞尔而言，历史学家研究的单纯事实仅构成某种“朴素的史学”；唯有哲学家方能触及的真正历史“技艺”，则基于“对历史世界本质性、不变结构的普遍而根本的反思”。这些本质的规范“最初源于历史经验本身对历史生活本身的纯粹反思——不是作为经验事实，而是作为不变性”。(50)这也正是将现象学中一贯的本质直观与本质变更方法应用于历史的体现。然而，胡塞尔也并非对事实的历史漠不关心；相反，他看到，作为历史的存在者，“无人能脱离这种史学现实的交织”，因此，“通过各种实例研究可能性或阐明事实的历史性是必要的”。(51)
简言之，这两个层面虽然有区别，但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存的。超越论的历史奠基了事实历史，而事实历史则提供了超越论结构得以实现的材料。用胡塞尔式的表达来说，二者是一种相互奠基(wechselseitige Fundierung)的关系。正如自然态度与超越论态度是针对同一世界的两种视角，事实历史与超越论历史亦代表着同一连续历史性中的两个环节。这有助于回应开篇提及的另一类误解——黑尔德将历史主要理解为世间历史，并将历史狭隘地定义为从古希腊至当下的“世界历史”，且将揭示陌生世界异质性的事件视为仅仅是世间的(mundane)。同时，他否定意识历史的重要性：“意识的内在历史与本研究是无关的”(52)。由于这一历史性的根源，他对跨文化沟通持悲观态度。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其抹杀了超越论历史及其主体性基础；事实历史与超越论历史之间应被理解为相互奠基的关系——在胡塞尔看来，“事实史学家”的工作构成了更高阶历史反思的预备阶段。(53)为了完成这一向高阶历史的回溯，我们需要真正的“历史还原”——一种超越论的还原。
这种从世间历史向超越论历史的还原，与我们先前强调的实践密不可分。正如胡塞尔所言，在超越论历史中，超越论主体性是无限生成的，但一切超越论事物在显现时都被世间化了，“以便将其提升(erheben)为人类历史中一种相对的可理解性”。(54)他将历史的世间化描述为“标记实存的历史事物之名目”，例如，世间的生与死，或是纪念碑、文献等间接记忆形式的形成。(55)它们被孤立审视，且本来是被构成产物的世间—事实历史视为本体的情况，这会导致超越论历史的一种自身隐藏(self-concealment)。这或许正是芬克与莱姆贝克强调理论历史的出发点：唯有形成并理解普遍可用的知识时，意识主体构筑的历史才能超越祖先记忆的范围，让涵盖过去、共当下(Mitgegenwart)与未来的共同体得以通过世代生成、展开，而真正的历史性也唯有在此刻才显现。(56)然而知识与观念最终在历史中有其实践根源，一旦沉溺于观念本身而遗忘此根源，我们便会陷入“危机”——可以说，芬克与莱姆贝克在此被胡塞尔所称的“观念外衣”(Ideenkleid)遮蔽了。(57)就在文化世界中作为历史承载者之人类的精神性意义被超越论地遮蔽了而言，上述“提升”也可以说是一种降格(downgrade)；但处于历史性中的人类终将寻求揭示他们处身于其中的历史，而现象学家们将采用“历史的还原”来解开这些遮蔽。(58)鲁道夫·鲍姆(Rudolf Boehm)指出，当我们通过现象学还原将现实世界消解时，剩下的就是纯粹的历史现象。(59)“历史的还原”就是要将这些理论态度中的历史现象，例如文献、纪念碑等，再置入“超越论的指示和探问”中，追溯那些由实践建构的精神性意义，将它们揭示为“主体间性中个体自我的历史性意义……以及一般超越论主体间性的历史性意义”。(60)
四、普遍的历史性和伦理目的论
至此，胡塞尔的历史哲学在这一认识中达到巅峰：历史性不仅是意识的描述性特征，更是一项伦理使命，人类的历史性生命由一种指向理性自我实现的目的论运动引导。这种运动从个人与家庭生活的最基层，向胡塞尔追寻的“无限历史性”这一最广阔的视域延展。(61)
这一运动从个体开始。如前所述，基于躯体性、时间性与动觉权能性的“个体历史性”构成了所有更高阶历史性的微观基础。由于三个历史阶段及其对应的主体在共时性中相互交织，在同构性原则下，作为历史生成中心的单子也绝非孤立存在，而是始终处于特定的单子共同体中。(62)个体的时间性自我建构中承载着积淀、语言传统与习性的定向。我的历史从来不仅仅是“我”的；它是其继承意义被重新激活与诠释的场域。
在分析历史关联性逐步深化的过程时，我们发现个体最初身处其中的通常是家庭共同体(Familiengemeinschaft)。在家庭生活中，传统的延续性成为具体的和有情感的：手势、习俗和语言在无需反思的情况下传递着意义。正如胡塞尔认识的，“我”对周遭世界的亲熟、对习俗与惯例的习得以及作为孩童时原初的获知行为，皆源于那些最亲近的人，即“第一个他者”——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63)可以说，家庭乃是“历史的伦理具象化”，是历史性世代生成的最初现实形式——它是起源与更新的活态综合(living synthesis)。然而，胡塞尔也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在持续同化的进程中，“陌生者”出现了。当人类不断迈向民族乃至超民族的统一体时，历史性的连续还能维持吗?(64)
胡塞尔对此给出了肯定答案，并设计了这样的演进序列：从限制在家族记忆范围内的、被他称为隐匿的或潜在的历史性，到借助作为周遭世界的共同故乡，又发展至文献与纪念碑等形式确立的“民族历史性”，最终通过跨民族迁徙与互动孕育了“超民族历史性”。(65)关于这一序列能够如此演进的前提，胡塞尔已经在《危机》中作了说明：“那在朴素的实证或客观性中相互外在的东西，从内部看则是意向上相互内在的”(66)。在《附加》中，当谈到历史的文化产物是人格的操作成就时，胡塞尔又以极为相似的措辞重申了这一观点(67)：根据单子的本性，历史与文化的“视域融合”正是这样一种“意向上相互内在的”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和平的，而非外部的暴力合并。这也是我们前面设想的历史模型在第三阶段应有的发展方向。
与这里的关切最相关的论述是，“超民族中的民族国家，可视为个体人格的类比”(68)。这意味着，如同个体在融入社会与民族的历史性时不会丧失其个性，民族在超民族统一体中也不会丧失其民族历史性。(69)胡塞尔也正是在这种超民族统一体的意义上谈论欧洲的。(70)换言之，每个民族共同体在大统一中也都保持着独特的民族自我意识。
从超民族统一之历史性继续向前拓展而最终抵达的，就是无限历史性，或者说是最高的目的论—历史性。这正是胡塞尔一贯的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在《危机》中，胡塞尔主张这种无限历史性在其构成性产物中显现为古希腊思想的成就，即哲学—科学。所有文化产物本质上都是历史的，且仅能在历史性中诞生，这正是胡塞尔在《危机》及其他著作中持续关注科学史与哲学史的原因——因为历史性需要通过一系列进程来接近“无限”。(71)作为最终成就的哲学—科学，并非预先给定的终点，而是由哲学与科学史进程不断充实的动态项目。
那么，胡塞尔在将这种无限的目的论历史性作为其历史现象学的拱顶石时，其终极关切或动机究竟是什么?对此，研究者们持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胡塞尔旨在建立一个能为自身及科学奠定意义基础的“终极知识体系”，这种观点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可能忽视了其更崇高的理想。(72)兰德格雷贝认为，胡塞尔构建历史目的论的动力源于其对整个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溃的体验与反思；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则指出，尽管德国的政治动荡与悲剧是促成因素，但历史的问题化早已内嵌于现象学概念本身。(73)
我们无论认同哪一种观点，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有一个共识：胡塞尔对历史的终极关切是伦理性的。在探讨哲学的历史考量时，他承认最终目标是“创造对人类而言本质性的‘至福’”，而哲学不过是“自我反思的理性器官”。(74)在维也纳演讲的结尾中，胡塞尔曾激情呼吁：面对当下危机，欧洲唯有两条出路——要么沉沦于野蛮与反精神状态，要么“从哲学精神中重生”。(75)胡塞尔后期关于“更新”(Erneuerung)的反思要求欧洲——进而整个人类——必须通过唤醒理性生活内在的终极目标(telos)来实现自我更新。遗忘这一使命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使意义与责任割裂，这无疑意味着选择滑向“野蛮”的道路。
“成为历史的”要求面对非自己所创的意义时，我们不能只承袭，还要进行重构和转化作为回应。这种回应蕴含着历史的道德维度，因为每次更新或延续都表达出一种隐含的“应当”(ought)：我们不仅要保存构成共同世界的意义史，更需要让其繁荣。伦理诉求正是从历史性结构中出现的，超越论现象学的工程在此意义上升华成了一门历史伦理学(ethics of history)。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要达成那种重生的结局，需要每一个体从本能的“前历史”出发，在实践理性的引导下，“哲学—科学地做事”，去构筑共同的历史，最终让每一个体都成为无限理性—目的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76)
沿着微观起源与主体间传统的生成这两条轴线重构胡塞尔的历史哲学，可获得从前反思性生活到共同体实践的连续性阐释。在微观层面，历史性植根于主体的具身化生活：时间性、动觉的“我能”、原自我与原质料等共同构筑了先于反思与语言的原初历史条件。在宏观层面上，一种把历史编纂学的记录“放进括号”的“历史的还原”，揭示出实践才是意义生成的本质性媒介。这有助于澄清世间历史与超越论历史的关系：后者构造并指引行动，前者则通过实践积淀并重塑共同视野。最终结果是胡塞尔提出的无限历史性概念——它不是形而上学的宿命，而是某种规范性理念：一个永恒开放的理性融合的视域，它要求我们负责任地变革与更新，而非单纯保存。所有这些并非胡塞尔思想体系中无足轻重的附录，而是构成了一门真正的历史现象学——始于前反思性生命，通过主体间实践展开，探究导向一项不会完结而又具有约束力的任务，即延续我们的责任。
在对胡塞尔历史哲学文本的仔细分析与重构过程中，针对开篇提到的两派观点，我们更多地指出了芬克、莱姆贝克、黑尔德一方的缺陷；对于兰德格雷贝侧重于实践和生命历史的解读路径，又认为其在绝大多数地方更贴近胡塞尔的本意。当然，我们也并非认同其所有观点，例如他主张《危机》结尾处的论述预设了被构成的线性时间作为历史的形态，并因此评论《危机》的框架相较于1921年的《第一哲学》手稿中的方案是倒退的。(77)我们重构的历史模型既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其洞见，又拒绝了他归于晚期胡塞尔的线性主义框架，而是坚持历史性的时间层次在经验中相互交织。无论如何，兰德格雷贝的伦理取向——对个体与共同体独特性的承认与尊重，在任何历史时期包括当下的时代，对我们的行动都是中肯的指导：“承认所有‘我们的同类’(unseresgleichen)是平等的，而同时也绝对地在个体上有差异。无条件普遍的约束性要求，是承认和尊重所有‘我们同类’各自本己的个体生存，以及在其‘集体’个体性中历史地形成的群体、民族、部落和国家”(78)。
注释：
①例如海德格尔在《面向思的事情》附录中的著名论断：“胡塞尔毕生所构建的全部体系，甚至无法为哪怕只是提出历史问题，提供一个基础。”Martin Heidegger.Zur Sache des Denkens.Vittorio Klostermann,2007,S.149；其他评论观点参见Sebastian Luft."Faktizität und Geschichtlichkeit als Konstituentien der Lebenswelt in Husserls Spätphilosophie".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2005:13-40; S.G.Grollo."Rethinking Husserl's Lifeworld:The Many Faces of the World in Heidegger's Early Freiburg Lecture Courses".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2022,55(4):487-502。
②Eugen Fink.Nähe und Distanz,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Karl Alber,2004,S.162-163,S.167.
③④Karl-Heinz Lembeck.Gegenstand Geschichte.Kluwer,1988,S.139,S.169; S.143-144.
⑤Klaus Held."Heimwelt,Fremdwelt,die eine Welt".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1991(24/25):305-337.
⑥Klaus Held."Einleitung".In Klaus Held(ed.).Die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Ausgewählte Texte Ⅰ.Philipp Reclamjun,1985,S.18.
⑦Edmund Husserl.Aufsätze und Vorträge(1911-1921).Martinus Nijhoff,1991,S.46-47.
⑧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Kluwer,1991,S.372.
⑨参见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的论述：“从根本上说，历史无非是原初意义生成与意义积淀共存交织之活生生的运动。”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Martinus Nijhoff,1976,S.380.
⑩Edmund 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Texte aus dem Nachlass,Dritter Teil(1929-1935).Martinus Nijhoff,1973,S.374.
(11)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Martinus Nijhoff,1976,S.256.
(12)“单子”是胡塞尔在其后期用于指称超越论主体的术语(而超越论主体间性则被称为单子总体[Monadenall])。我们将在下文对此概念进行介绍和分析。
(13)Edmund Husserl.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1929-1934),Die C-Manuskripte.Springer,2006,S.170.
(14)倪梁康：《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载《哲学分析》，2010(2)。
(15)Ludwig Landgrebe."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lichkeit des Lebens und die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In Phänomenologie und Geschichte.Gerd Mohn,1967,S.11-33.
(16)Ludwig Landgrebe,et al."The Life-World and the Historicity of Human Existence".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1981(11):111-140.
(17)Edmund Husserl.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Springer,1991,S.128.
(18)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Kluwer,1991,S.254,S.317.
(19)Ludwig Landgrebe."Die Phänomenologie als transzendentale Theorie der Geschichte".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1976(3):17-47.
(20)Edmund 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Texte aus dem Nachlass,Dritter Teil(1929-1935).Martinus Nijhoff,1973,S.420.
(21)与之相对，不含情绪和意志等任何感性因素的狭义感觉内容被胡塞尔称为“感官的，甚至是感性的质料(sensuelle/sinnliche Stoffe)”。Edmund Husserl.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Martinus Nijhoff,1976,S.193-194.
(22)Edmund Husserl.Die Bernauer Manuskripte über das Zeitbewußtsein(1917/18).Kluwer,2001,S.179,S.164.
(23)(24)(25)(28)Edmund Husserl.Spä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1929-1934),Die C-Manuskripte.Springer,2006,S.70; S.52,S.86; S.199; S.329.
(26)参见Edmund 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Texte aus dem Nachlass,Dritter Teil(1929-1935).Martinus Nijhoff,1973,S.586,S.589-590; 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Martinus Nijhoff,1976,S.187,S.189。
(27)Edmund Husserl.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Springer,1968,S.514; Edmund Husserl.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Texte aus dem Nachlass(1908-1937).Springer,2013,S.97.
(29)关于原自我和原质料二者作为一体两面，在未清醒状态中原初交织的意向构造关系，详细内容参见方向红：《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14、125页，商务印书馆，2020。
(30)(31)(32)Karl-Heinz Lembeck.Gegenstand Geschichte.Kluwer,1988,S.169; S.139; S.162,S.165,S.217.
(33)Eugen Fink."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in der gegenwärtigen Kritik".Kant-studien,1933(38):339-340.
(34)安特·帕采宁(Ante Požanin)在其著作中也做出了类似划分，并提及与我们类似的“无意识历史”；但由于他所考察的胡塞尔文本主要局限于《危机》一书，因此对其他阶段的描述也更为具体(局限)。参见Ante Pažanin.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Martinus Nijhoff,1972,S.157-158,S.164。
(35)方向红教授也对自我的阶段划分有类似的看法，参见方向红：《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37-144页，商务印书馆，2020。
(36)Edmund 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Texte aus dem Nachlass,Dritter Teil(1929-1935).Martinus Nijhoff,1973,S.610.关于此种目的论的论述，参见Edmund 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Texte aus dem Nachlass,Dritter Teil(1929-1935).Martinus Nijhoff,1973,S.599-600; Edmund Husserl.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Texte aus dem Nachlass(1908-1937).Springer,2013,S.153。
(37)Edmund Husserl.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Springer,1991,S.102-103.
(38)Stephen Strasser."Der Gott des Monadenalls.Gedanken zum Gottesproblem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Husserls".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1978(4):368.
(39)Ludwig Landgrebe.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Gerd Mohn,1963,S.165; Ante Pažanin.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in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Martinus Nijhoff,1972,S.115.
(40)Janet Donohoe.Husserl on Ethics and Intersubjectivity:From Static to Genetic Phenomenology.Humanity Books,2004,p.180; Eugen Fink.Nähe und Distanz,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Karl Alber,2004,S.223-224; Eugen Fink.VI.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Die Ide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Teil 1.Kluwer,1988,S.160; Eugen Fink.Studien zur Phänomenologie(1930-1939).Martinus Nijhoff,1966,S.106,S.135.
(41)Dan Zahavi."The Self-Pluralisation of the Primal Life.A Problem in Fink's Husserl-interpretation".Recherches Husserliennes,1994(2):3-18.
(42)Shigeru Taguchi.Das Problem des "Ur-Ich" bei Edmund Husserl.Springer,2006,S.129; Lee Nam-In.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Springer,1993,S.218.
(43)关于胡塞尔文本中“绝对者”的不同含义，参见B.P.Marosan."Levels of the Absolute in Husserl".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2022,55(2):137-158。
(44)(45)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Martinus Nijhoff,1976,S.310; S.326-329.
(46)(47)(49)(50)(51)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Ergänz-ungsband:Texte aus dem Nachlass(1934-1937).Springer,1993,S.37-38,S.52; S.40-41; S.37,S.230; S.241; S.10,S.232.
(48)Ludwig Landgrebe."Meditation über Husserls Wort 'Die Geschichte ist das Große Faktum des Absoluten Seins'".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1974,36(1):124-126.
(52)Klaus Held."Heimwelt,Fremdwelt,die eine Welt".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1991(24/25):305-337.
(53)(56)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Ergänzungsband:Texte aus dem Nachlass(1934-1937).Kluwer,1993,S.243,S.4.
(54)(55)(58)(60)Edmund 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Texte aus dem Nachlass,Dritter Teil(1929-1935).Martinus Nijhoff,1973,S.392; S.180,S.393; S.392-393; S.392,S.379.
(57)(61)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Martinus Nijhoff,1976,S.52,S.500.
(59)Rudolf Boehm.Vom Gesichtspunkt der Phänomenologie.Martinus Nijhoff,1968,S.241-242.
(62)“三阶段”与贯穿全文的“双向度”是高度统一的，“双向度”侧重于方法论路径(回溯与构成)，而“三阶段”侧重于意义生成的层级。二者在“发生”(Genesis)概念下动态地统一：历史既是对象性的客观化过程，又是主体性自我实现的目的论进程。
(63)(64)(68)Edmund Husserl.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Texte aus dem Nachlass,Dritter Teil(1929-1935).Martinus Nijhoff,1973,S.429,S.604; S.604; S.154.
(65)(67)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Ergänzungsband:Texte aus dem Nachlass(1934-1937).Springer,1993,S.3,S.5,S.10,S.56; S.57.
(66)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Martinus Nijhoff,1976,S.260.
(69)如胡塞尔在《附加》开篇所言，个体—历史性的存在已经自觉地嵌入了某种原初的社会历史性。参见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Ergänzungsband:Texte aus dem Nachlass(1934-1937).Springer,1993,S.5。
(70)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Ergänzungsband:Texte aus dem Nachlass(1934-1937).Springer,1993,S.231; Edmund Husserl.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Texte aus dem Nachlass(1908-1937).Springer,2013,S.523.
(71)Edmund Husserl.Grenz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Texte aus dem Nachlass(1908-1937).Springer,2013,S.260; Eugen Fink.Nähe und Distanz,Phänomenologisch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Karl Alber,2004,S.163.
(72)Karl-Heinz Lembeck.Gegenstand Geschichte.Kluwer,1988,S.34-35; Elizabeth Sträker."The Question of History and 'History' in Husserl's Intentional Analysis".The Husserlian Foundations of Science,1997:207-227.
(73)Ludwig Landgrebe."Meditation über Husserls Wort 'Die Geschichte ist das Große Faktum des Absoluten Seins'".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1974,36(1):125; Paul Ricoeur."Husserl et le sens de l'histoire".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1949,54(3/4):281-282.
(74)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Ergänzungsband:Texte aus dem Nachlass(1934-1937).Springer,1993,S.228.
(75)Edmund 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Martinus Nijhoff,1976,S.347-348.
(76)Edmund Husserl.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Vorlesungen 1922/1923.Springer,2002,S.55.
(77)Ludwig Landgrebe."Meditation über Husserls Wort 'Die Geschichte ist das Große Faktum des Absoluten Seins'".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1974,36(1):124.
(78)Ludwig Landgrebe."Die Phänomenologie als transzendentale Theorie der Geschichte".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1976(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