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以时间问题为核心，揭示胡塞尔与柏格森之间隐蔽且深刻的思想关联。二者都反对时间的空间化，将真正的时间与绵延描述为一种相互套接的连续流形（Mannigfaltigkeit）和相互渗透的性质多样性（multiplicité）。柏格森对两种记忆的区分、对感知与记忆连续体的刻画以及对物象回忆的双重运动的发生分析，同样暗合胡塞尔对再回忆与滞留（清新回忆）的划分、对滞留的构造作用的描述以及对滞留的双重意向性在活的当下中生成的考察。正是出于对时间相似的洞见，胡塞尔和柏格森将代表着生命可能性的权能与虚有置于更优先的地位。但这种理论同构最终是异质同构，在时间意识的综合本性与绵延的差异原则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准确把握双方哲学的同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德法哲学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时间；流形；物象回忆；滞留；可能性
一、导 言
作为20世纪哲学的开端性人物，胡塞尔与柏格森都出生于1859年。前者在德国创立了现象学流派，后者则在法国引领着生命哲学思潮，他们都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目前关于这两位同时代哲学家的比较研究仍显不足：“柏格森哲学与法国现象学之间的关系远比将柏格森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带入对话的可能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1]这或许与胡塞尔与柏格森没有太多直接交互有关。二者素未谋面，但他们对彼此的学说并不缺乏了解。1913年，胡塞尔将刚出版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寄给柏格森，并且收到后者表示感谢的回信。柏格森在信中承认，自己与胡塞尔“在不止一个观点上可以轻易地达成一致”[2]。而胡塞尔在1914年就阅读过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甚至在1931年仍向其弟子考夫曼（F. Kaufmann）借阅这本书（Brief. III, 353）。此外，胡塞尔还有两次对柏格森哲学的评论被记述下来。第一则记载来自埃林（J. Héring）：
有趣的是，胡塞尔几乎仅止于听说过这位法国直觉主义伟大革新者的名字——他思考与写作都太过投入，以至于无暇阅读。直到1911年，通过柯瓦雷在哥廷根哲学学会所做的一场报告（内容相当出色），他才了解到柏格森哲学的基本原则。他在随后的讨论中如此宣称：“彻底的柏格森主义者，正是我们（les bergsoniens conséquents, c’est nous）！”[3]
第二则记载来自1918年在胡塞尔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亨利·柏格森的直觉与智性》（Intuition und Intellekt bei Henri Bergson）的英加尔登（R. Ingarden），他在回忆中写道：
我与胡塞尔的学术谈话围绕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它们对我来说出于不同原因而是重要的。这些问题一方面与我的柏格森研究相关，但另一方面还有涉及胡塞尔的观念论的问题。在第一组问题中首先包含着时间问题，而且是充实了的、被构造的时间的问题，以及它在原初的“内”意识中的构造的问题。这与柏格森对纯粹绵延和时间的区分相关，也因此与直觉与智性的对立相关。还在1914年与我的第一次谈话中，胡塞尔就已经承认，纯粹绵延与原初被体验的延续（Dauer）相近……
当我后来在1917年秋向胡塞尔宣读我的已经完成的博士论文文稿时，他专注地听取了对柏格森“纯粹绵延”的描述，并在一瞬间惊呼：“这几乎就好像我是柏格森一样（Das ist fast so, als ob ich Bergson wäre）。”[4]
结合这两段记录，不难发现胡塞尔态度上的变化：在1911年和1914年，胡塞尔已经欣然承认了与柏格森的相近[5]；而在1917年，胡塞尔却惊讶于柏格森的纯粹绵延与他的时间意识学说的几乎一致。这种惊讶诚然可以归因于他对柏格森哲学更深入的了解，但考虑到1917年正是胡塞尔写作关于时间构造的“贝尔瑙手稿”、构思发生现象学的关键转向时期，惊讶的原因就更加耐人寻味。这是否意味着在时间分析上刚刚取得新进展的胡塞尔，竟然意外地发现自己与柏格森存在更深的共鸣？
由此，胡塞尔与柏格森之间可能存在着更为隐蔽且深刻的思想关联。本文的讨论集中在时间问题[6]。首先，将从传统哲学中的时间悖谬问题出发，指出在时间理解中排除空间式立义模式、反对时间的空间化是二者的基本共识，他们都将真正的时间与绵延描述为一种相互套接的连续时间流形（Mannigfaltigkeit）和相互渗透的性质多样性（multiplicité）[7]，这可被视为对黎曼流形概念的哲学征用。其次，将从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对立走向滞留与记忆的发生运作，借用柏格森的术语，记忆如何使过去的物象存活，物象就如何在时间中存在。柏格森对两种记忆的区分、对感知与记忆连续体的刻画以及对物象回忆的双重运动的发生分析，暗合胡塞尔对再回忆与滞留（清新回忆）的划分、对滞留的构造作用的描述以及对滞留的双重意向性在活的当下中生成的考察。这样的深层同构或许才使处于发生学转向时期的胡塞尔如此惊讶。再次，将聚焦胡塞尔与柏格森的哲学的同构与异质。正是出于对时间的深刻洞察，胡塞尔和柏格森分别将代表着生命可能性的权能（Vermögen）与虚有（le virtuel）置于更优先的地位，提出了相似的权能现象学与虚有存在论。但这种理论同构最终是异质同构，因为二者在“时间意识的综合本性”还是“绵延的差异原则”、 “前内在的存在”还是“纯然内在的存在”的选择上最终分道扬镳。准确地理解双方哲学的同构与异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20世纪德法哲学的发展脉络。
二、流形与多样性
很少有主题像“时间”一样能够激发如此多的思考和探索。一方面，时间是生活中最通常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因为所有事物包括作为主体（subject）的我们都处在时间之中，并受制于（subject to）时间的法则；另一方面，时间是如此晦涩的概念，似乎我们能够直接把握的只有各种类型的运动和无数相继的现在。在传统哲学中，时间的流逝往往被描述为由现在点组成的序列，即无数点状的现在构成一条时间线。这一隐喻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直线不能被等价于点的聚集，因为从维度论上一维（线）和零维（点）有着拓扑性质上的根本差异，无数点的集合仍然是零维的；二是时间的流逝不仅要求现在、过去、未来的区分，而且预设了从“尚未”到“已经”的方向性，否则诸点之间可能是一种无差别的共存，从而导致时间的凝固。概言之，点线隐喻无法满足时间的连续性要求和矢量性要求。
离散的现在点和连续的时间线之间的悖谬状态，正是胡塞尔与柏格森时间之思的共同起点。胡塞尔对于时间问题，最初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感知问题的关注始于189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胡塞尔对时间的理解都受制于一种预设了点状瞬间的立义模式（Auffassungsmodell），这一模式源自胡塞尔早期对外感知的分析。立义是基于当下现成的实项（reell）内容（即感觉材料，如桌子正面的颜色、形状感觉等）和共现内容（如桌子背面潜在的颜色、形状感觉等）而对意向对象的把握。这一立义模式有明显的空间性特征：在同一立义行为中，立义内容以侧显的方式空间地并存，它们被并置在意向对象的统一性下。立义内容与立义对象是可分离的，同样的内容可能被立义为不同对象，例如鸭兔图的情况。事实上，立义内容的出现已经预设了感性要素在空间中的凸显，而这种凸显以感性整体融合状态的间断为前提。而对于这些共存的感觉材料，“时间因素在这里根本不起任何作用”（Hua X, 148）。在将立义模式带入到时间感知的过程中，胡塞尔遇到相当的阻力。例如，在旋律结束的一刻，我们把握了整个旋律，这种把握显然不可能完全基于最后一个音符（Hua X, 139）。不同的音符如何能够被一个立义行为所把握？诸多瞬间的立义行为又如何构造连续的时间对象（如旋律的延续）？如果立义内容本身有时间性，那么时间内容和时间对象就变得难以区分。而如果时间性被归为立义的行为特性，而非归于立义内容（Hua X, 19），如认定延续是立义行为的赋义而非源于诸音符本身的性质，那么这又将滑向立义层面时间感知与时间想象的不可区分。在反复的探索后，胡塞尔在1907-1909年《论立义内容-立义范式的消融》（Hua X, Nr. 39-50）这组手稿中，将施行现象学还原、放弃空间式的、点状瞬间的立义模式确立为正确把握时间的必要前提。
这也是柏格森在《论意识的直接所予》（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1889）中的基本洞见，即现在与时间之疑难的根源在于时间的空间化：“我们把时间投入空间中，用广延来表达绵延，而陆续出现对我们而言具有一根连续不断的线条或一根链条的形式，其各部分彼此接触而不互相渗透……我们把它们并置，而且我们之所以在陆续出现的东西之中建立一种次序，乃是因为延续变成了同时发生，并被投入空间中。”[8]对柏格森而言，空间代表着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整体-部分关系，可分性和并置唯有以空间性和虚空的观念为基础才可设想，它们进一步奠基了数目和量化的观念。但时间不是可分割和测量的容器，而是曲折穿行的河流[9]。柏格森区分了两种“多样性”（multiplicité）：与空间性和广度相关的数量多样性，与纯粹精神状态和强度相关的性质多样性。在数量多样性的基础上才产生钟表时间：现在就像是诸原子一样在空间中被线性并置起来，最终形成一种如均质空间一样的均质时间，这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不再有性质的差异。排除意识领域中一切空间属性之后，作为纯粹绵延的性质多样性才能显现出来。
要解决现在与时间的悖论，就需要突破原子化的现在点的钳制。为了能够意识到时间的延续，意识必须自身已经是一种时间性的延续和流动，即“对延续的感知必须以感知的延续为前提”（Hua X, 189）。如果时间的延续不是空间的并置，而是柏格森意义上的“异质的诸时刻相互渗透（se pénétrer）”[10]，是胡塞尔意义上的“无限性在这里相互套接（ineinander geschachtelt），并且是无限多次地相互套接”（Hua X, 328），那么立义地或者空间地把握时间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真正的时间是现前域（Präsenzfeld）而非现在点（Jetztpunkt），时间相位之间是融合的而非独立的，是渗透的而非并置的。对胡塞尔而言，从原印象变异到滞留的时间性结构是一种定向流形（orthoide Mannigfaltigkeit）（Hua X, 99），它意味着滞留（过去相位）、原印象（现在相位）与前摄（未来相位）之间映射的而非度量的致密联结：在现前域的敞开中，滞留和前摄作为原印象不可分离的“邻域”而存在，唯此才有真正的时间连续统[11]。同样，在柏格森看来，真实的绵延（la durée réelle）就是直接被给予各个意识相位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混合的性质“流形”，我们凭借其异质性区分不同的相位，却无法将其原子一样彼此分离。质言之，时间相位是一种连续流形，唯有内蕴“过去”和“未来”的、具备宽度的具体时间域才能允许诸差异的“同时”出场，现在点不过是理想化的抽象界限。
从结构上看，胡塞尔和柏格森都利用了连续和离散之间的根本差异来区分真正的时间（时间性或绵延）与空间化为“时长”的时间，后者奠基或生成于前者[12]。这呼应了黎曼（Bernhard Riemann）在1854年就职演说《论奠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中提出的两种流形的区分：“根据这些从一种确定方式到另一种确定方式之间是否存在一个连续的过渡，它们构成一个连续的或离散的流形，个别的确定方式在前者中被称为点，在后者中被称为元素。”[13]对于连续流形，黎曼进一步提出需要建构出一种不预设度量结构、只包括质的拓扑关系的内蕴式流形论，它独立于笛卡尔以来的外嵌式解析几何传统而成为现代拓扑学的先声。流形不是确定的实体，而是从公理出发得到规定的可能对象域。正如德勒兹指出的，胡塞尔与柏格森一同完成了对黎曼流形这一数学构想的哲学化[14]。胡塞尔的时间流形与柏格森的性质多样性在颠覆外在度量的数量性、建立内蕴差异的同一性上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回应了传统哲学中“一”与“多”的悖论。为了集合为“一”，“多”必须作为总体的诸单元既相互分割又相互同一，但这恰恰抹杀了“多”赖以成“多”的差异性：在联结为集合的过程中，每个元素的特性都被抽空，因此个体与总体、元素与集合的关联始终是外嵌的。但在黎曼几何中，我们并非从外于流形的视角来审视流形，而是将流形内蕴的不变性质作为出发点来研究流形本身，那么独立自存的个体概念被相互渗透的局部概念所取代，每一个局部都浸入（immerse）在全局之中，也唯有这些内蕴差异的局部足以作为构建“一”的“多”。
三、记忆与滞留
以上讨论可以解释胡塞尔会欣然承认他的时间学说与柏格森的绵延理论接近，但却无法说明为什么他又在1917年如此惊讶。这是否意味着正是因为转向时期胡塞尔的“新”发现已然蕴含在柏格森的“旧”理论中，才使他惊呼“完全就像我是柏格森一样”？不同于《论意识的直接所予》中对数量多样性和性质多样性的结构性二分，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论身心关系》（Matière et mémoire. Essai sur la relation du corps à l’esprit, 1896）中更深入地讨论了物象（image）与记忆[15]的统一，并且对记忆的内在结构进行了近乎发生学的分析。下面从柏格森的物象概念开始讨论。
对柏格森而言，物象“大于观念论者称为表象的东西，但小于实在论者所称为事物的东西”[16]，即组成了物质与宇宙本身的物象既不能被还原为主体的表象能力，又并非脱离了感知的客观实在，而是主体感知的相关项。对物象的感知也不是孤立的，因为感知发生在并且以记忆的方式保存在时间之中记忆如何使过去的物象存活（survivre），物象就如何在时间中存在。对此，柏格森特别区分了两种记忆：习惯回忆（le souvenir-habitude）和物象回忆（le souvenir-image）。前者依赖于我们的身体，更多与客体相关，它通过不断的重复而建立，是具有特定时长属性和机械化特征的那段记忆。后者则更多与主体的意识相关，它可以随意地延长和缩短，是不可复制的、回溯性的、人格化的我的记忆。“简而言之，记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回忆之幕覆盖了直接感知之根，另一种则凝缩了时刻的多样性。”（MM, 31）习惯回忆和感知是平行的，而与此不同，物象回忆则以凝缩的方式直接参与到感知之中，这种真正记忆与感知的互动被柏格森称为“注意的重认”（la reconnaissance attentive）（MM, 98），它可以通过图1来说明。
如图1所示，感知和物象回忆之间并非从感知到记忆的线性关系，相反“反身的感知是一个循环”（MM, 104）。感知A与对象O之间看似是一种纯粹感知的关系，但其实每一新的感知都连接到之前的物象回忆，每一个新的被感知物象也都建基于物象侧已有的层级结构，“B，C，D的圆圈代表了一种更高的记忆延展，它们的反身在B’，C’，D’中达到了更深层次的实在性”（MM, 105）。纯粹感知AO就建立在物象回忆的深层关联（B-B’，C-C’…）之上，“这样还原的（réduit）回忆与当下感知相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无法说出感知在何处结束，回忆又在何处开始”（MM, 106）。这也意味着“所有感知都已经是记忆”,甚至“我们实践上仅仅感知到过去（le passé）”（MM, 150）。多维的物象回忆是抽象的纯粹感知与独立的纯粹记忆的真正基础，作为绵延的显现，它是一种连续的运作而不是离散的行为。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柏格森在这里指明的“记忆的运作”（MM, 106）相当于滞留（Retention）——胡塞尔也曾称其为“清新的回忆”（Hua X, 206）[17]——的构造功能。在胡塞尔看来，滞留作为一种不同于行为意向性的“特殊的意向性”（Hua X, 31），不是客体化、当下化（vergegenwärtigend）的再回忆（作为回忆行为的习惯回忆），而是一种去当下化（entgegenwärtigend）、使得当下意识行为成为可能的意识相位之间的意向关联。更具体地说，再回忆与感知之间是间断的，因为再回忆是将已经逝去之物以再造的方式召回当下，这总需要注意力的伴随并且会打断我们当前的感知进程；而滞留则与物象回忆一样内在于当下的感知行为之中，它无需我们的注意就已经以变异的方式保存了意识之过去，同时也通过与原印象的间距化使意识自身成为过去。总之，滞留意识属于时间性的内在构成要素，而再回忆或习惯回忆则奠基于这种时间性之上。基于滞留的意向功能，在胡塞尔那里纯粹意识也具有了类似图1的多维关联结构，即能思（noesis，感知-记忆）与所思（noema，物象）之间“以独特的方式彼此套接”（Hua III/1, 252），形成“彼此关联与互为奠基的意向性流形”（Hua III/1, 254）。
柏格森进一步通过图2完善了对记忆运作的动态说明。对感知而言，AB线是空间多样性中同时存在的物象，而IC线是时间多样性中铺展的连续记忆，交点I则是具身化的当下行动。看似完全不同的物象线AB和记忆流IC实际上是同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占据当下相位的I同时具有（横向的）对象视域和（纵向的）自身历史：一方面，感知连同被感知的物象会沉淀入纵向的记忆流之中，物象就以记忆的方式存活，这又以记忆流的自身延展为前提；另一方面，记忆流中的物象记忆也会被唤醒和现实化，从而重新在感知中理解并扩展物象。（MM, 142-146）这个双重运动的关键就是I所代表的具身的具体当下，它在两种不同朝向的差异化运动的对冲中使得物象和记忆融合。这种双重运动的立体维度在图3著名的记忆锥体（cône）中得到更完整的展示。
在这里，SAB的圆锥体是所有记忆的总和，它借助知觉身体而运动在物象平面或者说行动平面P上[18]。从S到AB是一种发生，我们的记忆和精神生活随着经历而不断地扩大和丰富，越是深入记忆之中就越出现无数的细节。在真正的记忆内部，具体当下的直接感知S和沉入无意识的纯粹记忆AB是记忆化过程的两个极限，两端之间是距离当下行动由近及远的不同层次，其中展开着绵延自身的双重动态运动：一方面是物象回忆的沉淀过程，它们的感发力和生动性逐渐减弱、逐渐丧失人格性特征，此时不同的物象回忆之间原有的细腻区分暂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相似性而产生的“类型的一般观念”，这实际上是一个普遍化和概念化的过程（MM, 155-157）；另一方面，“一段回忆为了能重现到意识中，要从纯粹记忆的高处下降到行为发生的具体点上……正是从当下行动的感知–运动要素中记忆借得了给予它生命的温度”（MM, 153），这是记忆重新肉身化、回到新的当下具身行动中的过程，我们正是带着我们全部的记忆投身到与世界的交互中。此外，这里的AB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平面，在记忆运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横向的A’B’、A’’B’’平面，从而形成意识从行动平面到“梦的平面”（plan du rêve）的多维层级（MM, 172）。在物象回忆的双重差异化运动中，记忆或意识的绵延与物象或世界的绵延都在不断地生成。
柏格森刻画的记忆锥体的生成，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胡塞尔在1917年之后关于时间意识的发生现象学的基本洞见。从结构上看，这个双重运动的基础是胡塞尔在1911年左右发现的滞留意识的双重意向性（Hua X, 80 f.）。作为一种意向性，滞留总是关于某物的滞留，这种“关于性”有两个方向：当现存滞留关联于当下的原印象，综合地构造内在客体（包括意识行为和感觉材料）时，“关于性”意味着横意向性（Querintentionaliät）（从记忆流到物象）；而当滞留关联于滞留链本身、最终关联于曾经的原印象，凭借滞留化构造起统一化的意识河流时，“关于性”就意味着纵意向性（Längsintentionaliät）（从物象到记忆流，记忆在自身中被保留下来）。双重意向性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意识在滞留某物象的同时必然滞留它对某物象的记忆本身。成为物象与成为记忆，对胡塞尔而言是时间流形（temporal manifold）的横向收拢（enfold）和纵向展开（unfold），对柏格森而言则是一段过去绵延朝向表层的移置运动和朝向深层的收缩运动。只有在胡塞尔1917年之后的时间意识以及被动综合研究中，双重意向的动态生成及其发生根基才得到完整揭示。这里可以看到柏格森与胡塞尔的深度重合：
首先，胡塞尔通过对滞留的消退现象，即从“近滞留”到“远滞留”的失实化动态流逝过程（Hua XXXIII, 65ff.; Hua XI, 167ff.）的细致描述，揭示了记忆流自身延展的纵向过程，而这一延展的基础在于活的当下的原进程（XXXIII, 34-38），更具体地说是活的当下原时间化为具体当下，并通过意向双枝不断时间化出与自身的间距（横意向性）以及自身的深度（纵意向性），最终形成意识河流，这相当于S点对SAB记忆锥体的活的生成。胡塞尔与柏格森一样，指认滞留或物象回忆的流逝最终沉入失去活力但并非空无的“无意识”之中。
其次，胡塞尔与柏格森都看到了这一流逝过程并非是纯然消极的，而是有着原初观念化的积极意义。从原印象到滞留的滞留化过程既是一种变异也是一种综合，变异意味着“此性”（haecceitas）的消退，而综合则意味着“同一性”的出现，这种经验的“失真”为想象对象和观念对象的生成打开了空间（图3中SA对不同AB平面的生成），因此各种类型的对象性及其所组成的整个精神世界（从S所在的行动平面直到AB的“梦的平面”）都源自这一纵向发生过程，这构成胡塞尔所说的“个体化现象学”（Hua XXXIII, 289）。
再次，胡塞尔时间分析中的再回忆现象学（Hua XXXIII, 361ff.）指明了活的当下对于远滞留的唤醒或激活过程，这相当于柏格森所说的纯粹记忆从AB平面回到S点的运动，即基于活的当下所提供的动机与处境，在新的意识内容与远滞留的习性内容之间出现了某种特定的相似性，从而通过联想实现了感发力的转移并将后者带回到显意识之中（Hua XI, 177-180）。
总之，胡塞尔在1917年之后刻画的这种时间意识的发生，可以为理解为活的当下对于双重意向性的构造，或者说一维流形建基二维连续统。据此马迎辉绘制了如下时间图示（图4）[19]：
对比记忆锥体与时间图示不难看出，前者中的S点实际上是后者中活的当下所生成的具体当下，这一具体当下也应被视为一个自成一体的视域，它以“增生”或“深化”的方式生成了SAB这一具备横纵意向性的意识流整体。滞留不仅不断地“流出”活的当下，也在特定时机会通过感发“流回”活的当下，时间化因而不是空洞的形式，而是实质性的感发时间化（affective temporalization）。如果暂不考虑胡塞尔晚期对于活的当下本身如何被构造的讨论（即忽略图中Urver-所代表的印象性的原融合部分），那么这一时间图示就可以被视为记忆锥体的剖面图，它们都在多维结构的动态发生中刻画了时间的立体深度。
或许这种发生向度上的同构才是让胡塞尔如此惊讶的原因。通过记忆对于感知的渗透、感知-记忆侧与物象侧的平行，以及物象线与记忆流的双重运动，记忆通过物象渗透入整个存在，其中看似非记忆的物质也不过是最低限度的绵延。与柏格森这里物质的记忆化相类似的结论，也出现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存在之物的任何种类和任何层次的构造都是一种时间化。”（Hua VI, 172）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同样不是关于某种主观或内在时间的意识，而是指时间意识内在于所有类型的意识之中、时间流形内蕴于所有意识流形之中，这种内蕴性就意味着奠基性和自身性。因此，立体的记忆运动和时间化过程是存在展示自身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与柏格森应该都会赞同这样一个论断：“对时间的意识本身[就是]时间。”（Hua X, 192）[20]
四、同构与异质
胡塞尔与柏格森对时间流形/多样性的探索具有更深远的哲学意义。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现实主义（actualism）传统始终强调现实性优先于可能性，其背后是一种隐蔽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时间观，即只有现在存在之物才足够真实。而现象学与柏格森主义为哲学打开了新的可能：将现前域从现在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作为可能对象的流形从作为确定对象的实体中解放出来，使可能性摆脱现实性的桎梏，让自由从时间出发获得全新的理解。胡塞尔在后期哲学中发展出以意识权能（Vermögen）而非意识行为（Akt）为核心的发生现象学，即权能现象学[21]。柏格森则更早就认定记忆作为虚有（le virtuel）才是真实的存在，无论是意识还是物象都转瞬之间化为虚有（MM, 145 ff.）而非虚无（néant）。在时间作为“虚有多样性”的基础上，柏格森的哲学最终通向一种虚有存在论[22]。权能现象学与虚有存在论都是关于生命可能性的研究，在超越论的或绝对的生命中，一切流逝都没有真正消失[23]，而是通过记忆积淀下来，在虚有中生成着本己的开放未来。
但胡塞尔与柏格森仍有两个关键的差异值得深思，这使二者的理论最终走向同构异质。首先是时间相位中的前摄问题。与胡塞尔一样，柏格森也认为在具体当下中必然包含对于直接未来的感知（MM, 138），甚至可能同意胡塞尔所指出的，前摄是一种对于充实性的趋向（生命冲动，élan vital）。重要的是，胡塞尔关于前摄相位的一个重要规定在柏格森那里是缺乏对应的，即前摄是“翻转的滞留”（umgestülpte Retention）、“过去的风格被投射到了未来”（Hua XXXIII, 17, 38）。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滞留与前摄之间的互诠关系使得在纵横意向的循环中几乎不存在“全新”之物，只有未确定的可确定之物。但对柏格森而言，即使记忆是存在的基本结构，生命的冲创却意味着过去与未来不是共形的，更无法形成闭环。在记忆锥体之中，未来向度似乎是缺席的，因为它是“无法预见的”（imprévisible），“预见就在于将在过去中被感知的东西投射到未来中”[24]。未来不只是翻转的过去——尽管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记忆侵入到未来之中，但未来根本上是一种不会被预定的自由创生[25]。因此，绵延虽看似是一种重复，但这种重复始终是差异重复，“我们越是深入研究时间的本性，就越会理解：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形式的创造，意味着绝对新事物的连续产生”[26]。
其次是时间性与主体性的问题。在胡塞尔看来，构造时间的河流是绝对的主体性（Hua X, 81），是在持立-流动的活的当下中的超越论自我：“每种意义上的时间、对象和世界都在活的当下的原流动中有其最终的起源——或者更好地说，在超越论的原本我（Ur–Ego）中，他……以他的方式拥有存在，在一种原时间化中的存在，这种原时间化在流动中构造了一种原时间和[一个]原世界。”（Hua Mat. VIII, 4）如果说从活的当下到双重意向性的时间化进程意味着超越论主体性在时间的许诺中展开自身，那么活的当下的原时间化则意味着最初层次的时间（原时间）也是主体性的成就，主体的时间化以时间的主体化为根据。在超越论现象学中，主体性与时间性都具有本源的地位：“流动预先存在。但自我也预先存在。”（Hua XXXIV, 181）柏格森在《论意识的直接所予》中也谈及表层自我与深层自我、社会化自我与基础自我（moi fondamental）[27]，甚至在1913年赴美时就人格性概念进行过专题演说，但就整体而言，柏格森理解的生命仍可以称为“无主体的超越论场域”（le champ transcendantal sans sujet）[28]，即使是深层自我也是由记忆运动而形成的无中心的“雪球”[29]，在其中并没有构造时间的“超越论自我”。换言之，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中时间性与主体性的必然关联，柏格森正是通过用差异化的绵延取代同一化的自我来克服主体形而上学[30]：时间化恰恰是生命冲动的去-中心化，这里无需也无法形成一个作为同一性基础的原自我（Ur-Ich），主体性不过是个体化的象征性假名。
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胡塞尔与柏格森的原则性分歧：前摄相位或者未来无法被彻底收束在滞留或者过去之中，所以绵延首先是不断“更新”的、作为“差异”的存在，“纯粹绵延只是纯粹的异质性”[31]，这种“异质性”溢出时间性的综合本身，相反是一切综合开始的前提。在柏格森看来，这种差异性将取缔超越论主体性，无论是胡塞尔现象学中横意向上的点状自我、纵意向上的习性自我还是活的当下的原自我。在胡塞尔与柏格森那里，贯穿时间流形的是两种不同的原则，前者是“时间意识的综合本性”，而后者是“绵延的差异原则”，尽管在前者中综合以时间相位间的纯粹差异为前提，在后者中差异本身也是建立关联的一种方式。最终，柏格森以异质性为起点出发却建立起“至内无外”的纯然内在存在，相反，如此看重时间意识的综合本性的胡塞尔却为存在保留了超越的向度，即“前内在领域”[32]。这一悖谬的结果恰恰源自二者各自原则的逻辑推演。柏格森哲学中绵延的差异性同时奠定了自由的可能性和价值的存在：在开放与封闭之间的选择不仅是自由的，而且在世界之中创造了新的价值，内在世界是意义足具的。但对胡塞尔现象学来说，纵意向性上前摄与滞留的互诠并不能导向真正的自由，反而使主体深陷在习性和历史之中，这构成“主体性悖论”（Hua VI, 182-185）甚至“魔鬼的循环”[33]，因此向活的当下与前当下的拆解还原才是必须的，唯此才有意义与价值的原创立（Urstiftung）。
五、结 语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有理由认为胡塞尔与柏格森共同为20世纪德法哲学开辟了一条从时间出发思考存在的道路。从突破空间模式与点状现在的桎梏，到对相互套接、相互渗透的时间性与绵延的发掘，从对记忆与滞留的深层结构和多维运作的刻画，到以时间性为核心建立起关于生命可能性的新哲学，二者学说的基本构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现代哲学就诞生于胡塞尔现象学与柏格森主义所揭示的这种流动着的绝对存在之中。但是，胡塞尔与柏格森对于这条道路的理解仍有原则上的分歧，体现在是时间意识的综合本性还是绵延的差异原则上。相较于胡塞尔更重视将前摄诠释为滞留的翻转综合，柏格森格外注重未来的创造维度；相较于胡塞尔对同一性自我或超越论主体性的强调，柏格森基于绵延的差异性拒斥主体形而上学。二者的分歧也许可以归结为：绝对存在究竟是基于合理性结构的自身综合（结构的发生），还是源于无拘束的生命冲动的差异化创生（发生的结构）？这一张力在现代德法哲学的后续演进中得到一再地重演和深化。
注释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7批面上资助项目“生命可能性：胡塞尔权能现象学与柏格森虚有存在论的比较研究”（2025M773765）的阶段性成果。
[1] Hanne Jacobs and Trevor Perri, “Intuition and Freedom: Bergson, Husserl and the Movement of Philosophy”, Bergson and Phenomenology, ed. by Michael R. Kell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101.
[2] Karl Schuhmann (hrsg.), Briefwechsel IV,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S. 11.依据学界惯例，以下以“Brief.+卷数+页码”的方式进行标注。以下引用《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也将以“Hua+卷数+页码”的方式进行标注。
[3] Jean Héring, “La phénoménologie il y a trente an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I, 1939, p. 368, note 1. 值得一提的是，舍勒比柯瓦雷更早便对柏格森的学说有所了解，他对于柏格森主义在现象学圈乃至在德国思想界的传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Cf. Caterina Zanfi, Bergson und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1907-1932, Freiburg / 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18, “Bergson im Kreis der Phänomenologen”, S. 197-207. ）
[4] 参见[波]英加尔登：《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倪梁康译，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76-177页。
[5] 除自称“柏格森主义者”，胡塞尔还有不少类似声明，如“新笛卡尔主义，二十世纪的笛卡尔主义”（Hua I, 3）、“我们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Hua III/1, 45）、“我们这些现象学的柏拉图主义者”（Brief. VI, 427）、“我只是一个莱布尼茨主义者”（Brief. III, 461），等等。这些声明不仅体现出胡塞尔对相关哲学家的认可，更透露了一丝狡黠：这些哲学都可以被吸纳到现象学之中。
[6] 关于胡塞尔与柏格森时间理论新近的比较研究，参见Rafael Winkler, “Husserl and Bergson on Time and Consciousness”, Logos of Phenomenology 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Logos. Book Three, ed. by Anna-Teresa Tymieniecka,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pp. 93-116; Paoko Godani, “Corrélation et immanence chez Bergson et Husserl”, Philosophie 107, 2010, pp. 46-66; Jakub Capek, “Bergson und Husserl über Erlebnis und Zeitlichkeit”, Bloch Almanach 30, 2011, pp. 127-143; Matthew Z. Donnelly, “Syntheses Solution: Untangling Bergson’s and Husserl’s Temporal Ontologies”, Eidos 1(3), 2018, pp. 54-66；倪梁康：《胡塞尔与英加尔登——兼论现象学本质论、现象学美学的形成与发展》，《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7] 这里multiplicité是对德语数学概念Mannigfaltigkeit的直译，由“多”（mannig/multi）、“折”（falt/pli）和表示“性质”（keit/té）的词尾构成。在法语数学文献中，也可见到用variété来意译Mannigfaltigkeit的做法。
[8] [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5页。译文对照法语本有所修改，下不赘述。“时间与自由意志”是该书英译本的标题。
[9] 参见同上，第8-10页。
[10]同上，第81页。
[11] 胡塞尔对内时间意识的分析经历了从立义模式到流形构造的转变。（参见马迎辉：《从自身意识到流形构造：再论如何理解胡塞尔》，《文化与传播》2025年第6期。）
[12] 相比于结构上的明见区分，二者的奠基关系涉及更为复杂的构造关联，内在与超越、时间与空间、数量与性质并非完全对立和分离。与胡塞尔区分与立义模式无关的绝对意识流和支撑立义模式的体验流类似，柏格森也区分了纯粹绵延和依赖于绵延并且与绵延“同时”出现的感觉流。正是基于在绵延中的“流的同时性”（simultanéité de flux），我们得以构想“瞬间中的同时性”（simultanéité dans l’instant），进而计算出空间化的客观时间。（Cf. H. Bergson, Duration and Simultaneity, Indianapolis/New York/Kansas City: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5, pp. 52-54. ）
[13] Bernhard Riemann, Über die Hypothesen, welche der Geometrie zu Grunde liegen, Heidelberg: Springer Spektrum, 2013, S. 30.
[14] 参见[法]德勒兹：《柏格森主义》，安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43页。关于胡塞尔对数学的流形观念的接受，参见钱立卿：《胡塞尔“流形论”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一个数学思想史角度的综观》，《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26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214-268页。
[15] 胡塞尔对记忆（Gedächtnis）与回忆（Erinnerung）两个术语进行较为严格的区分。（参见倪梁康：《回忆与记忆》，《浙江学刊》2020年第2期。），与胡塞尔不同，柏格森对记忆（mémoire）与回忆（souvenir）往往交替使用，更注重两种记忆/回忆的区分，而非记忆与回忆的区分。德语中Erinnerung以inner为词根，更侧重回忆的内在沉降过程；法语中souvenir则侧重回忆是自深处（sous）而来（venir），这正体现了记忆的双重运动。
[16] Henri Bergson, Matter and Memory, New York: Zone Books, 1988, p. 9.以下引用时简写为MM，笔者翻译时对参照法语本有修改。
[17] 洛克就曾用retention来命名一种与感知（perception）相区别的心灵权能：“心灵在进一步地趋向知识时还有另一种权能，就是我所谓的滞留（retention），或者对那些由感觉和反思得来的简单观念的保留。”（参见[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3-124页。译文对照原文有修改。）
[18] 尽管柏格森反对时间的空间化，但时间化本身与知觉身体原初地关联在一起。如果这种具身化也可以被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空间化”，那么时间化与“空间化”在柏格森这里仍可以说是原初交织的。
[19] 马迎辉：《时间性与思的哲学：与胡塞尔共同思考超越论现象学（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84页。
[20] 这句引文本身缺乏动词，德语编者认为这里的动词可能是“预设”，即对时间的意识本身预设了时间，但中译者指出这里补足动词“是”更为合理。（参见[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66-267页。）
[21] 参见倪梁康：《胡塞尔与意识结构研究》，《文化与传播》2024年第1期；参见王知飞：《追踪意识权能的发生脉络——论胡塞尔后期的习性与本性现象学》，《哲学研究》2025年第10期。
[22] 参见[法]德勒兹：《柏格森主义》，第48页。德勒兹认为，柏格森“是将‘虚有’概念发展到了最高程度的思想家，他将一整套记忆与生命的哲学建立在了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译文有改动）也可参见 Keith Ansell Pearson, Philosophy and the Adventure of the Virtual. Bergson and the Time of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3] 正如贝耐特指出的，二者的记忆哲学都不存在不可克服的、真正的遗忘问题。（Cf. Rudolf Bernet, “A Present Folded Back on the Past (Bergson)”,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35(1), 2005, p. 73.）
[24] Henri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1, p. 9.
[25] 参见[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第152-163页。柏格森尤其区分了斯宾诺莎式与莱布尼茨式两种因果观。由于时间问题与连续体迷宫的内在关联，该书也可被视为对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二迷宫（连续体构成与自由本性）的哲学回应。
[26] Henri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p. 9.
[27] 参见[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第118-127、173-174页。
[28] 参见王礼平：《存在的呐喊——绵延与柏格森主义》，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2005年，第104–105页。
[29] Henri Bergson, Creative Evolution, p. 4.
[30] Cf. Leonard Lawlor, The Challenge of Bergsonism. Phenomenology, Ontology, Ethics,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pp. 43-59.
[31] [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第77页。
[32] Cf. Alexander Schnell, Husserl et les fondements de la phénoménologie constructive, Grenoble: Million, 2007, chapitre IV. 这一前内在领域也是前存在（Vor-sein）或者前时间化（Vorzeitigung）的领域，最终前时间化、原时间化与时间化才构成胡塞尔完整的时间理论，笔者将另文撰述。
[33] 参见[波]英加尔登：《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第177-178页。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