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6年第8期。
作者：刘焕明，男，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无锡市太湖社科理论名家，研究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新时代民族工作；羊文兴，女，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人文经济学是旨在超越资本现代性困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的原创性理论范式。构建其自主知识体系，亟须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元理论高度以实现理论范式的根本转换。立足唯物史观解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逻辑，揭示其“经济人”假设与对抗性积累导致的主体异化与“新异化”病理，澄明其“伪人文”修辞掩盖的话语陷阱。依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人本逻辑重构：理论原点实现向“现实的人”的本体复归，运行机制层面确证活劳动的价值归位，发展目标昭示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的文明愿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视域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贯彻人民至上逻辑，在推进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中建构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实图景，进而在世界历史维度上提出普遍价值诉求与和谐文明指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理路。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资本逻辑；人本逻辑
引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旨在破解西方现代性发展困境、重塑文化与经济共生关系的总体性范畴，人文经济学的提出不仅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深层学理上的范式自觉，更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性学术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的创生，以高度的人文关怀和宏阔的学术视野，科学指明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辩证互动规律。在随后的战略推进中，“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被明确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这一系列权威论断不仅赋予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与制度规定性，更为破解现代化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构性失衡提供了中国方案。然而，要在现代学术语境中确立人文经济学的学科合理性与话语感召力，不仅需要体认其生动的实践表征，更亟须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元理论高度，对其进行理论范式转换的学理审视。
纵观既有的研究格局，学界围绕人文经济学的生成依据、时代价值以及地方经验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沉淀了一批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但以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严格标准来审视，既有研究仍存在双重学理盲区：其一，理论层面的政策性话语泛化。诸多讨论往往流于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产业文化化”等具体发展现象的直观复述，未能从唯物史观的高度阐明人文要素与经济总资本再生产相互重构的深层机理，导致人文经济学这一范畴在一定程度上被抽空了学理硬核，沦为一种政策性的描述工具。其二，方法论层面的范畴机械拼盘。部分研究试图在传统西方微观或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将文化或伦理作为外生变量生硬地嵌入分析框架，这不仅导致了诸多交叉学科概念的机械拼盘，也未能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元逻辑底层，反而面临着被新自由主义逻辑同化、稀释的学术风险。由于缺乏深层的政治经济学中介，这些新创设的自主范畴往往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再生产底层逻辑发生实质性脱节，难以形成逻辑自洽、系统演进的知识图景。
破除上述学理窒碍并跨越西方既有学科范式的隐性宰制，构成了人文经济学走向学理化与体系化的逻辑前提。透视这一重大的范式转型，一系列元理论层面的深层学术问题亟待予以澄清：其一，发轫于资本拜物教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在资本逻辑的绝对支配下面临着何种不可调和的现代性异化与话语迷思？其二，作为批判性超越的人文经济学，应如何依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底层解构、重构，完成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主体复归与框架跃升？其三，立足于“两个结合”的历史纵深与时代方位，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自主话语如何实现理论范式的整体飞跃，进而向世界阐发其独特的文明意义？上述紧密相扣的学术命题，构成了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研究问题，也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层学理追问。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局限：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异化与人文悖论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演进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是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植根于私有制与资本扩张的现实土壤，同时充当着粉饰资本逻辑为普适真理的话语工具。厘清这一理论范式的内在局限，既是解构资本现代性异化的批判前提，也是探索人文经济学学理建构的破题之要。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加剧的财富垄断、主体物化与精神空心化等时代病理，西方经济学基于资本增殖的理论预设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深层悖论已然暴露无遗。因此，要真正确立“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就必须沿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逻辑，在主体假设的溯源剖析、积累逻辑的冲突揭示以及“伪人文”修辞的实质澄明中，彻底揭穿西方经济学人文底色的虚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范式的历史性出场扫清顽固的理论障壁。
（一）从历史进步到主体异化：“经济人”假设的演进与局限
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并确立的历史交替时期，“经济人”假设的提出绝非脱离现实的超历史思辨，而是人类文明史上生产力巨大飞跃的时代产物。在中世纪神学阶序与封建宗法特权的严密规训下，现实的人被牢牢禁锢于土地依附关系与身份等级之中，个体的世俗欲望遭到严厉贬斥。为了冲破神权对人性的压抑，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确立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范畴。斯密曾明确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一论断通过肯定世俗利益的合理性，将人从非理性的神学迷信中解救出来，赋予了个体追求物质财富的合法性。这种自利倾向在当时作为一种反封建的历史武器，成功搭建起市场自由竞争的运转框架，显著激活了社会有机体的内在活力，推动了人类社会走出蒙昧并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初期物质积聚。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与进步性，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批判的前置客观态度。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平稳期与垄断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实证主义与数理形式主义的驱动下，逐渐陷入了超历史的方法论抽象与主客体关系的本末倒置，强制性地将原本具有丰富历史、文化与道德内涵的社会生活予以抽空。它将特定私有制下的逐利冲动虚构为跨越时空的普遍公理，在方法论上彻底剥离了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属性。在这一范式的规训下，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完成了绝对的僭越。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资本主义启蒙理性时揭示道：“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将手段（数理效率）凌驾于目的（人的发展）之上的学科转向，将无法被数据量化的人文精神、伦理规范作为外生变量或杂质予以剔除。现实中处于错综复杂社会网络中的文化主体，在宏观学科体系中被强制降格为一组冰冷的、同质化的计算符号，从学理根源上造成了“见物不见人”的结构性缺陷。
从宏观学科的抽象到微观现实的运行，在私有制与资本积累轴心的统摄下，广大的劳动者和人民群众沦为这场理论偏谬中后知后觉的受害者，不可避免地走向“物化主体”的悲剧。资本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必然在微观生产场域中对具体的人进行彻底的工具化规训。劳动者不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而是表现为“活劳动”在结构上对资本（“死劳动”）的实际从属，沦为资本循环报表中可计算、可替代的成本要素与实体工具。于此市场机制下，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一个名称而已，它不能脱离生活本身被储存或被动员，这一将劳动力强制商品化的异化逻辑，印证了卡尔·波兰尼的深刻警告：“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这种将劳动力强行商品化的逻辑，剥夺了劳动者作为发展目的的尊严。劳动者在创造出丰裕物质世界的同时，自身却在浑然不觉中沦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单向度工具，其自身的劳动能力与生命体验异化为一种客观的、独立于人并支配人的“对象”，陷入了深层的精神贫瘠。这种劳动主体的深刻物化，不仅是“经济人”假设在当代演进的必然结果，更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及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无法自愈的人文悖论与异化实境。
（二）从物质丰裕到“新异化”：资本积累的内在冲突与时代病理
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总资本的循环增殖与物质财富的绝对积累逐渐被奉为经济系统运行的至上律令。这种积累范式虽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但其内生的对抗性矛盾亦日益凸显：其一，在生产过程与劳动规训层面，资本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与拉高劳动强度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将劳动者禁锢于大工业机器的运转节奏之中，使其彻底沦为维持肉体生存的工具与机器附庸；其二，在财富分配与阶级对抗层面，少数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绝对垄断与对劳动大众的血汗榨取，造成了财富在资本家一极的积累，以及无产阶级在另一极的绝对贫困化；其三，在空间拓殖与原始积累层面，早期资本的萌芽与扩张高度依赖于野蛮的暴力剥夺，其通过血腥的奴隶贸易与海外殖民掠夺来完成中心地带的资本确立，将现代化发展残酷地建立在对边缘社会的征服之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这一充满内在冲突的对抗性积累过程粉饰为自发演进，实则割裂了物质财富增长与社会总体福祉之间的辩证关系。
事实上，资本积累的演进逻辑决定了“异化”绝非静态的历史存量，而是一种伴随生产力升级而不断自我演化的动态病理。当资本主义从早期自由竞争迈入机器大工业与垄断阶段时，异化不仅没有随着物质逐渐丰裕而消亡，反而呈现出程度更深、向度更广的“新异化”必然性。在这一时期，劳动者在福特制流水线等机械系统中被规训为标准化的零件，丧失了内在的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在单向度的社会中成了“单向度的人”。为了掩饰这种日益深化的主体物化，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衍生的“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一套更为精致的理论伪装。以西奥多·W.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主张将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人类自身发展要素纳入成本一收益核算的投资模型之中，其实质是将鲜活的人降格为产生未来收益的资本载体与客体工具，遮蔽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维度。这种将人“资本化”的学理包装，标志着资本的增殖逻辑已经跨越了单纯的生产车间，开始对人类社会再生产的总体条件进行结构性剥蚀。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积累跨越了传统物质生产场域的边界，向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与精神世界渗透，催生了当代独有的“新异化”深渊。一方面，数字异化与算法宰制无孔不入。在数字平台经济中，剥削不再局限于工作时间，网民的日常社交、浏览和娱乐被隐蔽地转化为数字劳动，人被算法黑箱精准画像并操控，从传统的机械附庸进一步异化为被算法审视、分类和剥削的数字客体。另一方面，文化殖民与精神异化愈演愈烈。为了解决生产相对过剩和维持资本继续循环，资本打造了庞大的文化工业，制造出系统性的虚假需求与符号消费迷思，人类丰富多元的精神需求被降维成单一的购买欲，导致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层空心化。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剖析此类深层“物化”痼疾时指出，资本体系释放出的“功能主义理性”对人类交往社会化过程的内在要求视而不见，其通过对主体行为趋向的直接干预，使得原本依赖于文化传承与交往理性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流于空泛”。这种将人类精神交往与意义空间全面资本化的异化机制，将引发社会有机体深层的意义坍塌与伦理断裂，从而在历史与逻辑的演进中证实了西方经济学范式内部无法克服的现代性危机。
（三）从理论修补到话语霸权：西方“伪人文”的实质与解构
随着资本主义向数字经济与金融垄断阶段演进，以及跨学科研究的日益兴起，西方学界逐步意识到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与传统数理形式主义的内在局限，开始将文化、习俗、伦理等传统上属于人文范畴的要素引人其分析框架。具体表现为：将道德信仰与伦理规范降维为降低交易成本的非正式制度约束；将人际信任与文化认同物化为可供核算边际收益的社会资本；将民族的传统习俗剥离其超越性价值而重塑为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这种将人文要素剥离并加以量化的理论操作，印证了卢卡奇关于意识“物化”的深刻批判：在资本逻辑的绝对统摄下，人的心灵特性与交往能力已不再与人的有机整体相联系，而是日益屈从于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沦为可以被资本量化“占有”与核算“出卖”的客观之“物”。由此可见，这种话语转向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资本逻辑的统治，反而表现为一种更为隐蔽的工具化封装，其实质是一种“伪人文”的修辞。
在此种资本逻辑的渗透下，文化要素不再是人类通往自由与解放的价值指引，而是被封装为资本进行形式化增殖的次级资本化场域。现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等流派引入了“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等概念，其主观意图或许是为了弥补传统抽象模型在解释复杂社会现实时所暴露的理论漏洞，甚至以此标榜经济学向人文视角的拓展。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下，这种理论修补的底层逻辑，并非真正推动经济学向人本主义复归，而是以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角度对人文领地实施了反向“殖民”——这并没有让经济学真正走向人文，而是用量化建模的手段将人文强行经济化，迫使文化与伦理屈从于工具理性的成本收益算计。这种理论修补在学理上的典型表征，便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被视作克服“信息成本”的认知工具，意识形态被降格为一种“节约机制”，其核心功能是通过提供某种“世界观”导引，来协助个体认识环境，从而使理性的经济决策过程变得“简单明了”。这种功能主义的封装方式完全扼杀了人文精神中源远流长的人本主义关怀与超越性，将其贬抑为依附于资本增殖逻辑的效率润滑剂，恰恰从逻辑必然性上证伪了西方经济学在人文向度上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尤为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披着人文外衣的西方范式，正通过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强制确权，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深层的隐性话语宰制。其底色深受萨米尔·阿明所批判的“欧洲中心主义”遗毒影响，即将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的资本逻辑与现代化轨迹，包装为一种虚假的全球“普遍主义”真理，以此作为掩盖资本主义“中心—外围”两极化格局的话语辩护。在这一学术话语的建构场域中，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本身已然充当了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不仅通过看似中立的量化标准隐蔽地“唤问”本土知识生产主体，更将其自身化作了争夺话语权的“阶级斗争的场所”。在此领域中，本土知识生产主体极易陷入盲目依附，将极其丰富的人文实践强制裁剪为西方计量模型中仅供计算回归系数的外生变量。这种削足适履的操作本质上是资本本体论的话语蔓延。要真正走出理论依附的窠臼，就必须打破资本逻辑与人本逻辑的阶级对抗，在彻底解构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基础上，呼唤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真正确立“现实的人”之主体地位的全新人文经济学范式出场。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奠基：对资本拜物教的批判与人本逻辑重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批判并超越资本现代性异化的科学标尺，其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厚土壤，同时饱含着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宏阔价值关怀。立足这一科学标尺展开底层逻辑的重构，既是清算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盲区的思想利刃，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中枢。面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深层物化与时代病理，经济学运动向人本逻辑的全面复归，集中体现在对资本拜物教迷思的彻底剥离与批判历程之中。因此，要从根本上确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人本底色，就必须重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元理论腹地，在本体起点的还原、微观机制的重塑以及文明旨归的升华中，系统阐释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特征与社会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从而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范式跃升夯实严密的理论基石。
（一）理论原点的本体复归：从“原子式个体”到“现实的人”的主体确立
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中，清算唯心主义“经济人”范式的首要任务，便是破除其对“原子式个体”的超历史抽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历史短视时曾精辟地指出：“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不仅客观的经济关系被固化，主观的人性假定同样被进行了先验的篡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此种方法论谬误，在于将特定资本主义所有制下追逐私利的“市民社会成员”抽象为脱离特定生产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内在人性。
早在初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青年时期，马克思便已敏锐地洞察到这种“原子化”前设的虚伪与荒谬。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天然的、普遍的人，其实质不过是市民社会中“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这种孤立的个体绝非人类历史的自然起点，而是社会演进至资本主义阶段才被制造出的历史产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批评国民经济学总是“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将资本主义市场中“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设定为不言自明的人性规律。通过这种本末倒置的理论倒错，资产阶级学者不仅将经济学窄化为论证私有制合法性的工具，更在无形中抽空了人的社会历史维度，使整个理论体系陷入了无法自愈的盲区。
剥去“经济人”的超历史外衣后，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的原初腹地科学地确立了“现实的人”的历史本体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且这种存在绝非孤立的生物学概念，马克思紧接着强调，他们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现实的人”的首要向度即物质实践性——人类不是受抽象贪欲驱使的先验理性人，而是必须在特定物质条件下从事生产劳动以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主体。
在此基础上，为了彻底划清与资产阶级“原子式个体”的界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界定：“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从根本上指明了“现实的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个体始终被不可抗拒地嵌入特定的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网络中，其需求、偏好与行为方式并非跨越时空的自然规律，而是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历史性地生成与演进的。通过从实践、社会到历史多重维度的科学确证，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对西方抽象人本学的彻底祛魅。这不仅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从虚幻的利益计算符号还原为活生生的历史创造者，更在底层逻辑上拔除了资本拜物教的根基，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夯实了真正科学的主体基石。
（二）运行机制的范式重构：从“资本拜物教”到“活劳动”的价值归位
在确立了“现实的人”的主体地位后，重构政治经济学运行机制的首要切入点，便是直击资产阶级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认识论根源，即马克思所深刻批判的拜物教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剥削关系，在表象上被扭曲为了商品、货币等“物”之间的平等交换，人的主体性被物的客观性所遮蔽。
随着生产机制的日益复杂化，这种物化的幻象在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中一步步演化为极具隐蔽性的“资本拜物教”，即将资本在流通过程中表现出的增殖表象视作资本天然固有的先验属性，在理论上将其构建为一种能够脱离“活劳动”而自行派生利润的独立主体。对此，马克思进行了直击本质的解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这一学理剖析彻底廓清了资本增殖的迷雾，资本之所以能够带来利润，并非因为机器或资金本身天然具备创造新价值的物理属性，而是因为这背后隐藏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雇佣关系。因此，这种拜物教范式在客观学理上产生的遮蔽效应，正是通过把历史性的社会关系自然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从而掩盖了资本增殖的真正隐秘——资本在本质上绝非能够自行增殖的客观要素，而是对他人“活劳动”的无偿占有。
要从根本上破除资本拜物教的理论幻象，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运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枢纽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对“死劳动”与“活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不同属性进行了科学界定。他明确指出，“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而这一结果“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这意味着，作为物化劳动存在的资本，在生产循环中仅发挥价值转移的职能，其自身不能创造任何新价值。相反，作为劳动者体力和脑力支出的“活劳动”，不仅在劳动过程中同生产资料接触并“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更是创造新增价值的根本源泉。因此，确立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本体地位，内在要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须从资本驱动回归到劳动创造的逻辑原点，从而避免在物化逻辑中消解生产主体的人本意义。这种基于劳动二重性的微观机制剖析，不仅从底层逻辑上解构了资本唯增殖论的学理基础，更在经济运行层面完成了向人本逻辑的价值复归，即确证了驱动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动能并非物化的资本要素，而是现实主体的“活劳动”。
这种向人本逻辑的彻底置换，最终通过文化伦理要素的生产力内生化而获得深层的机制拓展，其具体的落实路径系统展开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总体视野之中。不同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将文化、习俗与道德窄化为降低交易成本之外部润滑剂的功能主义误区，在唯物史观的总体性再生产框架下，“活劳动”载体的再生产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精神生产力以及由其塑造的社会性格，构成了文化传统转化为现实物质力量的关键中介环节，在深层次上规范着劳动者的心理结构与整体创新氛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整个过程，这一反作用机理深刻表明，文化传统的涵养、社会信任的存续以及伦理秩序的凝聚，并非现代经济系统外在的游离补丁或后置修饰，而是作为规定生产力有机构成质量的内在自变量，全面融入并规定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效率与边界。至此，人文要素与经济循环在唯物史观的深层网络中形成了深刻的内生化同构，夯实了人文经济交融共生的学理闭环。
（三）发展目标的文明超越：从“对抗性积累”到“自由人联合体”的预见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将剩余价值的无休止榨取与物质财富的单向度扩张，视为驱动人类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这种基于私有制的积累范式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否定性，其实质是一种对抗性的积累机制即资本的无限扩张始终以劳动主体的相对贫困与绝对从属为代价。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随着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全面布展，这种为了积累而积累的总体性盲动，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撕裂，更将劳动力、自然生态与精神文化空间全盘商品化与资本化。资本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无孔不人的增殖逻辑，不可避免地衍生出系统性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和人文危机，在逻辑和现实上透支了维系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生命线。这便从学理深处彻底证伪了资本逻辑作为跨历史普遍范式的合法性，确证了其不过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历史过渡性且必须被超越的特定阶段。
要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对抗性积累，马克思在晚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中给出了明晰的制度跨越构想：必须废除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在这种新型的社会化所有制体系内，过去被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不再服从于价值增殖的异化力量，而是通过科学的社会化再分配机制，大规模转化为旨在丰富社会公共供给、提升主体全面发展能力的社会公共积累。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必须扣除“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而且“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这种剩余财富积累逻辑的历史性重构，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追求资本增殖的物本投资转向了增进人类福祉的人本投资。正如恩格斯所描绘的，“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转变不仅在本质上扬弃了劳动力作为增殖工具的物化性质，更将生产的核心颠覆性地转移至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投资领域，从而确立了人作为价值创造源泉与发展目的的主体地位。
共同性积累机制的确立在目的论层面标志着人类现代化飞跃至其终极价值旨归，即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性跨越。未来社会的文明样态，将历史地表现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最高水平统合。“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在越过对抗性积累的未来图景中，“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才得以开始。劳动将不再被视为受外在目的和物质匮乏强制的苦役，而被升华为人自由释放创造潜能、确立文化主体性的感性生命显现。在此境界下，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实现了深刻的内在统一，劳动者在摆脱资本剥削的异化状态后，其自由个性的发挥成为推动社会历史演进的终极目的。这一科学预见，既是对西方资本积累范式的终极性超越，构成了全新政治经济学范式最深沉的理论原点，更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当代历史进程中如何驾驭资本盲动、将人类解放的崇高愿景固化为具体的现代化制度落实敞开了广阔的学理接口。
三、中国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实践展开：人文经济学的时代出场与文明超越
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要义注入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不仅是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破除资本现代性桎梏的应然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作出“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的重大论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与鲜明特质，决定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实践，与人文经济学强调人、文化、经济等要素互动融合发展的人文价值导向，具有高度的对应性和一体贯通性。在变革实践的深层推演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与特征体现在文化、经济、社会、生态多个层面，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和可持续性的理论特质；不仅从根本上激活了微观层面的内生动力，建构起物质与人文共生的发展图景，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迈向新形态贡献了饱含超越性价值的中国理路。
（一）贯彻人民至上逻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政治学理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政治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人民至上作为最高生产目的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践扬弃的真理结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处理物质财富积累与人民精神文化诉求的关系，直接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方向。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文化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的唯物史观原理，极具前瞻性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任务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这表明，在现代化探索的起步阶段，党对人文经济的探索处于思想奠基期，贯彻“人民至上”逻辑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物质福利改善与政治文化启蒙的双向发力，初步确立了经济与文化建设必须服务于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框架。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动，邓小平敏锐察觉到单纯的物质财富激增绝非社会主义生产的归宿，明确提出：“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认为只要“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这一战略方针标志着党对人文经济的探索迈入了并行统筹阶段，在政策的顶层设计上防范唯经济增长论对人民精神生态的隐性剥蚀，在政策纠偏层面拉起了物质与精神不可割裂的防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针对物质财富快速积累与社会精神生态失衡的时代隐忧，党中央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此，江泽民强调“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胡锦涛则进一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党中央在这一时期对人文经济的探索进入了系统融合阶段，对“人民至上”逻辑的贯彻拓展至人的综合素质提升与文化权益的制度保障，将精神文明建设正式视作满足人民多层次诉求的内生动力。
进入新时代，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深人推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推进战略深化，明确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至此，党对人文经济的探索完成了从外在并行向本质内嵌的理论升华，人民至上逻辑被内嵌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底层机理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成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最高标准。这一历史演进脉络深刻证明，人文与经济的交融共生是中国共产党为确保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始终服务于人民总体福祉所构筑的结构性保障，这构成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出场的坚实政治基础。
在人民至上理念的统领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首要理论优势在于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对劳动者文化主体性的深层激活与学理确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历来将“富民厚生”作为治世导向，将“义利兼顾”作为财富伦理，并将“均平共富”视为社会分配的理想诉求，“第二个结合”将这些原初智慧淬炼为规范现代经济运行的内在准则，实现了“让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关系，使古老智慧生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此机理作用下，现实的劳动者进一步巩固了明确的文化主体性，成为兼具物质创造力与精神自足性的全面发展主体。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意味着精神生产直接参与并深度引领新一轮的经济循环，它将文化道德与社会责任有机融入物质生产的全过程。这便在学理前提下，使精神生产跨越了作为后置福利的附属地位，转变为服务人民根本利益、驱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内在支撑。
另一大理论优势则体现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双向赋能下现实主体的再生产循环。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社会剩余财富的积累逻辑发生了系统性重塑，物质财富通过科学的再分配机制，逐渐转化为教育、医疗、文化等高质量的人文公共供给。文化积淀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在潜移默化中优化着个体的认知模式与实践效能，进而在微观层面夯实了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智力基石。充沛的人文公共供给不仅可以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诉求，还在深层次上再塑了人民的精神结构与创新心智。在此循环中，物质富足为精神富有提供坚实依托，而被优质文化赋能的人民，又以更具创造力的活劳动形态再次投入到新质生产力的创造之中。这种一体化再生产过程，确证了经济运行的本质是“现实的人”的全面再生产，从而彻底完成了向以人为载体的主体性现代化的范式跃迁。
（二）推进文化经济互化：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实践样态与经验提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一极具前瞻性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实践探索确立了理论原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图景中，文化与经济的边界正加速消融，二者已突破传统的主次并列或单向附属关系，演进为一种深度的发生学互构机制。
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在微观层面的动力变革，“文化经济化”的实践质态集中表现为激发劳动者的主体能动性，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强有力的人文支撑。在具体的经济建设中，无形的文化资本不再作为外在的边际约束，而是被激活为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无论是杭州依托深厚的数字创新文化底蕴催生出科技先锋企业的“涌现”生态，还是苏州将江南文脉中精工细作的匠心基因深度植入现代制造业的实体骨骼，抑或是深圳把特区敢闯敢试的拓荒精神内化为前沿产业突破的技术自觉，这些典型城市的生动实践共同淬炼出了文化经济化的成功经验：通过构筑包容试错的人文环境与共生互哺的创新微生态，切实推动劳动者在超越短期逐利压力的长期主义导向中确立起协同创新的精神自觉。这种主体价值的回归，使得劳动者充盈的精神生产力有效转化为能动的物质力量，从而源源不断地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涌现提供最根本的人文内生动力。
拓展高质量发展在中观层面的空间向度，“经济文化化”的实践指向集中于推动现代产业场景的审美重塑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叙事。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将现代数字技术与生活美学深度融合，对传统产业体系与现代城市治理进行全方位的人文场景化升级。此类空间实践在多座城市的转型中熠熠生辉：诸如景德镇通过千年瓷都的数字化人文场景重构，实现产业空间的世界级创意再生；西安依托盛唐历史图景的沉浸式转化，打造出深度赋能文旅经济的现代长安盛景；南京则在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改造中，“基于生活美学、文化体验与公共参与三大维度构建场景，使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完成再生产”。这些新型人文城市的探索全面提炼出了经济文化化的成功经验：将历史文化根脉与美学价值深度嵌入日常生产和生活空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供给，有效消解了传统工业化的消极空间，更实现了生产、生活与生态在人文纽带引领下的融合共生，使原本同质化的物理空间升华为具备深厚文化认同与生命温度的文明共同体。
统合国民经济大循环在宏观层面的机制闭环，“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根本旨归在于通过高质量的供需动态平衡，在全社会凝聚起以人为本的协同发展共识。这一宏观调控范式的运行逻辑，深刻立足于“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新型供需架构。在供给端，国家将资源聚焦于“新生产方式”，以“人—物”协同全面锻造新质生产力，从而构建更为优化的供给体系；在需求端，则将资源投向“新生活方式”，通过完善公平分配等制度安排深度满足人的发展诉求，进而有效激活并生成强大的全社会需求力。依托有为政府的引领保障力量、有效市场的高效转化机制与活力人口的核心承载主体，三者在闭环互动中构筑起“文化发达”的完整生态，切实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动能。这种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宏观运转，不仅从根本上打通了国民经济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堵点，更在政府、企业与民众之间凝聚起旨在增进社会总体福祉的协同发展共识，真正落实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文化人、以经济世、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宏大主旨。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经济发展的价值诉求与文明指向
立足世界历史的宏阔视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表现为一种旨在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不平等秩序的普遍价值诉求。放眼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西方资本主导的既有全球化架构仍深陷于依附性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之中。这一秩序的内在否定性表现为：处于体系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金融霸权、技术垄断与不平等的国际经贸规则，将广大发展中国家依附性地锁定为廉价要素供应地与被动消费市场，使其劳动主体沦为服务于跨国资本增殖的物化工具，从而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与发展鸿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性出场，在世界经济场域内擘画了一种包容普惠、协同共享的全球发展新范式，其核心价值诉求在于扭转全球财富积累服务于少数垄断寡头的零和博弈逻辑，将全球化的根本目标锚定在增进全人类普遍福祉与“人的全面发展”之上，从而在元理论层面以人文价值突破了资本现代性的交换价值与剩杀价值形态，为全球无产阶级与独立民族夺回经济循环的主体性提供了极具感召力的中国理路。
跃升至全球治理的文明维度，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旨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窠白，进而确立起指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文明坐标。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派生的“文明冲突论”，试图将西方特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轨迹虚构为全人类唯一的线性演进规律，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强势推行排他性的文化殖民，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制移植“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单一神话，极大地剥蚀了外围社会的文化主体性。这种虚假普遍主义的扩张，在根本上暴露出西方经济学一味追求物质财富极限的内在困境，而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底色的中国人文经济学，则实质性地超越了上述理论极限。面对西方的话语垄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依托经济基础与文化尊严的双向互构，对前者展开了深刻的话语解构。其所昭示的文明演进逻辑摒弃了单一的同化路径，转而通过捍卫各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主体性，充分尊重其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同时打破西方的文化垄断，倡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多元文明生态。在此逻辑下，全球层面的经济互嵌被重塑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坚实纽带，从而在根源上消解了所谓“文明冲突”的现实土壤。这种在坚守文化主体性中所彰显出的开放包容与文明互鉴姿态，使得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清晰勾勒出一幅经济繁荣与文化尊严交相辉映的多元文明图景。
普遍价值诉求与和谐文明指向在全球视野中的深度交汇，最终将人文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引向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最高归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下的人文经济学，突破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的依附性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最高理想在新的世界历史运动中的现实投射。唯物史观表明，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绝非流于思辨的哲学宣教或后置的乌托邦愿景，而是需要在现实生产关系的持续优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寻求具体的制度在场。当世界市场的物质交往与人类文明的价值建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旗帜下完成认识论的动态重构时，人文经济学便在最高维度上彰显了其世界历史意义：人类完全可以在推动全球生产力跃升与物质财富持续积累的同时，全面涵养各民族的精神福祉与主体自由。这一基于人本逻辑的全球实践进路，不仅为破解全球现代性危机贡献了饱含人文温度与科学理性的中国方案，更为全人类跨越资本现代性桎梏、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文明新形态敞开了广阔的历史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