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全球发展困境中，物质财富与精神贫瘠并存，高效技术工具与价值异化共生。西方主流发展范式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因其内在的“人文缺失”已无力破解这一困局。人文经济学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是在中国思想传统和文明实践中孕育而生的学科，同时也符合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摆脱全球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要基于人文经济学实现其经济与人文互促的价值重构：以辩证统一为方法论，超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对立；以人民立场为价值基石，复归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旨归；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动力机制，激活深植于文明母体的精神资源；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文明抱负，为全球治理贡献超越零和博弈的东方智慧。人文经济学不仅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方向，更是对陷入迷思的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反思与超越性探索。
一、引言
当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世界，全球财富累积达到了历史峰值。与此同时，不安与焦虑暗流涌动，生态系统的脆弱警报反复拉响，社会内部的撕裂与对立日益尖锐，个体在丰裕的物质生活中体验到的却是意义的虚无与精神的漂泊。越是深陷这种发展泥潭，越需要审视“发展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然而，这种现代性弊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越来越难以解释和应对的复杂问题。究其根源，资本逻辑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局限。正如大卫·雷斯曼指出的：“资本所具有的天然的个体性、独占性、市场性、逐利性和扩张性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把“人”的价值遗失了，在亚当·斯密那里兼具同情心与自利心的、活生生的“人”，已彻底变化为冰冷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
在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人文经济学”思潮破土而出，开启一场直面时代之问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在阐述人文经济学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文经济学的关注，其深刻之处在于敏锐地捕捉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矛盾，即如何从“物的现代化”转向“人的现代化”，如何让经济回归其服务人的美好生活的本质。因此，国内文化经济学研究需要立足中国制度背景与文化传统，重构理论内核。唯有以人文底蕴重塑经济品质，以经济动能反哺文化繁荣，方能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潜能，为民族复兴注入不竭动力。人文经济学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道路。它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中重视“人—文化—经济”的三角均衡，在政策制定中兼顾效率、公平与人文精神，在社会治理中培育文化认同、信任与价值感。
二、全球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人”的失落
当前，全球发展正面临深层的结构性困境，各类全球性问题呈现出相互锁定、不断强化的系统性困局，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发展范式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效率追求与公平诉求的失衡、经济增长与人文价值的背离。这一系列问题最终汇聚为社会凝聚力的弱化与公众“幸福感赤字”的显现，单纯的经济增长若脱离人文精神的滋养，将难以实现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系统剖析这些结构性困境，有利于探寻破局之道、构建人文经济学的现实起点，而这也正是人文经济学出场的历史语境与现实使命。
当代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之中，在全球化裂变与数字文明崛起的双重背景下，经济与人文的互动关系正经历深刻重构。当前，全球性挑战既包括地缘冲突、气候危机与资源紧张，也涵盖文明之间的隔阂与价值分裂。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理性人”假设，将经济运行目标简化为利益最大化，忽视社会文化、制度、精神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种“去人化”的逻辑导致了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缺失的严重后果：资本物化造成经济失衡与社会撕裂，市场逻辑诱发周期性危机与全面异化，虚假民主导致政治失序与国家分裂，逐利冲动瓦解文化与价值体系，资本扩张引发人与自然关系断裂，霸权主义则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的崩溃。[5]发展目的的异化在此过程中尤为凸显，GDP从衡量发展的指标蜕变为发展的目的本身，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纳入经济计算的轨道，人的价值被等同于其市场价值，精神生活被物质欲望所填充，生命的终极意义面临虚无化危险。正如马克思引用托·约·邓宁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更为复杂的是，全球信任赤字的扩张使国际合作陷入僵局。例如，在气候治理中，发达国家未能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绿色融资承诺，削弱了南北合作基础。西方发展模式的推广伴随着知识权力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发展援助时往往被迫接受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且发展模式的单一化进一步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换言之，全球化并未带来价值趋同，反而在利益冲突与文化隔阂中显现出文明困局。如何突破西方现代化的人文缺陷，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出兼具经济动能与文化价值的新路径，成为当下急需回应的重要课题。
“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凝聚力与幸福感之间的内在联系。现实中，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凝聚力的提升，反而可能出现“幸福感赤字”，呈现幸福感落差现象。伊斯特林悖论表明，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存在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升幸福感；但当达到一定阈值后，收入进一步增长对幸福感的贡献微乎其微，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比较效应将抵消绝对收入增长对主观福祉的积极影响。从理论视角看，社会凝聚力不仅源于经济资源的积累，更依赖社会资本的生成与文化认同的稳固。社会福祉与资源消耗之间呈S形曲线关系：当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文化认同、社会归属和精神意义在幸福感的形成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区分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传统社会依靠同质性的集体意识来维系团结，现代社会则依赖功能分化基础上的相互依赖与制度化的正义。然而，无论是哪种团结形式，其内核都是一种共享的价值体系和情感纽带。若发展模式长期依赖物质指标，忽视人文精神的嵌入，就会导致“物质增长—精神空心化—社会分化”的循环，进而削弱社会凝聚力。社会资本的生成不仅依赖经济利益，更根植于文明认同与文化共鸣。如果文化能够被有效激活，它就不仅是经济的助推器，更是社会的黏合剂，是个体获得意义感、归属感和尊严感的精神源泉。现代社会的幸福感赤字实质是社会资本流失、文化认同弱化与制度保障不足的综合反映。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张力。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固化既有偏见。算法管理、平台监控等新型控制方式以效率的名义侵蚀人的自主性和隐私空间，劳动者在数据透明化中面临更精细的规训，技术进步的不可逆性与价值反思的滞后性形成巨大张力。2017年，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FLI）协调制定了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Asilomar AI Principles），明确将“价值观一致”即价值对齐作为原则之一，提出“对于高度自主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应确保其目标和行为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与人类价值观相一致”，否则将在全球范围诱发系统性治理危机。黄伟恒的研究表明，移动支付虽缩小了收入差距，但算法分层却将部分低信用群体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由此可见，数字文明并非天然就能带来普遍福祉，若缺乏伦理框架与人文导向，技术将可能成为新的不平等与冲突之源。因此，当前全球文明的困局并不仅是技术发展过快与制度建设滞后的表层矛盾，而是“效率进步—价值失衡—信任危机”的深层循环。若这一循环不能被有效打破，全球化的未来或将陷入碎片化与区域化的长期停滞。
三、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回应：批判中重建
面对全球与国内发展的结构性困境，任何有理论自觉的经济学理论都不能安于“价值中立”的旁观者角色。人文经济学的出场正是经济学对“人文缺失”的自觉修正，是在批判性地继承既有思想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一场范式重建。
（一）人文经济的西方理论思潮：道德哲学遗忘与文化研究转向
人文经济学的思想源远流长，几乎伴随着经济学作为学问的起点而出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孤立的技术性学科，而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部分。那时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不仅关乎物质生活，更是衡量社会秩序和个人德行的尺度。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警惕金钱欲望可能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道德的败坏，亚里士多德则强调经济活动应当以“合乎德性的生活”为目的，而非单纯地追逐物质利益。他们强调真正的“善”并不在于占有多少财物，而在于精神修养和道德完善。这些早期的思想智慧为后来的经济学留下了深厚的人文底色。
古典经济学家们提出，特定的文化观念是决定人们行为乃至市场扩展、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诸多条件之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前写下的《道德情操论》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从特定的“经济人”假设出发，指出任何市场只有在共享的道德观即信守契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的基础上才能正常运行。也就是说，特定的文化观念是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他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看作壁垒森严的“两个平行世界”，将“理性人”与“道德人”一分为二，将人文要素排斥在经济学领域之外，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始终无法摆脱人文悖论弊端困扰的理论病因，本质上就是人文和经济断裂造成的人文悖论与人文缺失。与斯密同时代及其后的许多思想家在各自的著作中也揭示了经济与人文的紧密关联。例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应该建立一个生产力理论，并提出了精神生产力概念，明确人力、制度等文化和精神要素与一般物质、牲畜等劳动要素的不同；马克斯·韦伯揭示了宗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塑造：勤俭、自律和进取心不仅是一种个人美德，更是资本主义得以兴起的文化土壤。可以说，这些思想无一不在提醒着，经济活动从来不是抽象的数字运算，而是嵌入在文化与价值体系中的社会实践。
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经济学逐渐转向形式化与数学化的道路。边际效用理论、供需均衡模型和统计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赢得了“科学化”的声誉，却也逐渐远离了伦理学与哲学的母体。马歇尔虽然承认情感的重要性，但他也坚信“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而他本人的贡献却更多地在于力学的形式化。此后，埃奇沃思、费雪、拉姆齐、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等学者推动经济学进一步走向高度形式化。经济学形成了精密的逻辑体系，完成了向“硬科学”的转型，但代价却是丧失了理解完整的人的能力。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派开始尝试矫正这种“去人化”趋势。例如，行为经济学强调心理与情境对决策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强调规则与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嵌入作用，人本主义经济学则呼吁关注人的全面需求，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将发展定义为可行能力的扩展，赫尔曼·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主张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追求物质福利的优化。然而，这些思潮多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补丁而存在，未能根本改变其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且对非西方文明的经济思想关注不足，批判性强而建设性不足。
直到消费社会的兴起和文化研究的“转向”，经济与人文之间的壁垒突破才越来越被学界关注。格诺特·波默提出了“审美经济”的概念，Lash等也指出经济与文化正在日益融合，商品与服务不再仅仅满足生存需求，更成为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由此，经济行为逐渐被理解为文化、社会与审美网络中的复杂活动，而不仅仅是理性选择的结果。1988年，Lutz等将人类福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满足作为经济行为的核心，认为提升生活质量是发展的价值旨归。他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经济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不能简单地用数学模型来描述，而应该引入更多的文化因素；其二，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无法真正理解人类行为。实践证明，非理性因素、情感和精神需求也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人文经济学因此被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话语，其核心旨趣在于重新把“人”放回经济学的中心位置。人文经济学既是对古典经济学“道德哲学传统”的延续，又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过度形式化倾向的反思与纠偏。它要求经济学重新把“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文化价值、社会伦理与精神诉求在经济运行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另一种现代性可能
如果说西方的人文经济学思潮更多是一种“内部批判”，那么中国的人文经济学建构则拥有更为深厚、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使人文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独特的气质与路径。
中华文明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它没有走向西方那种事实与价值、自然与人文、经济与道德的二元分离。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经济从来都是经世济民之业，内在地包含着伦理关怀和德法共治逻辑。例如，《尚书》中“惟人万物之灵”的宣言奠定了民本主义的价值根基；儒家“义利之辨”的精髓不在于否定利，而在于强调“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对梁惠王直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种思想气质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将“利己”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中国古代早已孕育出一种以人为本、道义先行、注重和谐的经济哲学，为今天学界建构人文经济学提供了思想基因。
进入近现代，伴随工业文明的冲击与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中国经济思想逐渐走向专业化和技术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了从短缺经济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跨越。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城乡发展失衡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事实证明，若仅仅依赖市场效率和理性选择，难以解决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和文化传承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经济学应运而生，回应了经济学科需要重新“回到人”的历史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文经济学的相关论断，既是对发展规律的经验提炼，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指引。
在人文经济学的框架中，经济发展不仅追求速度与规模，更强调质量、效益与人文价值的统一，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首先，在理念层面，人文经济学强调经济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形成呼应。无论是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还是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都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文价值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次，在制度层面，人文经济学关注经济制度设计中的公平与正义，从而在保障市场焕发活力的同时，也让经济行为更具社会责任感。最后，在实践层面，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已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层面得到了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2]232从全面观察浙江发展的现实入手，深度分析和全面总结了浙江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浙江人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遵循“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这也是人文经济理念在国家区域战略中的体现；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挖掘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业，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共生；共同富裕则是对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古代经济思想的当代表达。
（三）经济与人文互构关系的理论新识：超越决定论的共荣互促
当代学术界对经济与人文关系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简单二分，转向一种更为复杂的互构视角。这里的互构是指经济与文化相互构成、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二者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同一社会过程中无法分割的两个维度。
从微观层面看，经济行为总是嵌入在特定的文化意义之中。Bao的研究揭示了住房市场中的种族与性别偏见，这些偏见无法用“理性人”假设来解释，只能追溯到殖民历史、社会刻板印象和文化认知图式。这说明，即使是最“经济”的买卖行为，也充满了文化政治的意涵。同样，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合作倾向、创新精神都深受其文化传统的塑造。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至今仍有启发：不是任何文化都能自动产生现代经济，但任何经济都运行在特定的文化轨道之上。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发展也会重塑文化形态。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家庭结构、人际关系与价值观念。消费社会的兴起使文化本身成为一种商品，而商品也被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符号。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文化生产经济，经济反过来又生产文化。在这个循环中，二者既可能相互赋能，也可能相互拆解。
人文经济学这一时代命题的提出触发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浪潮。洪银兴等认为，人文经济学通过研究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内在逻辑，探讨经济和人文两者相互转化的内在机理。张佑林认为，人文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经济人”转向“文化人”，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式革命。韩喜平等认为，人文经济学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揭示现代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体系，标志着经济研究范式的重要创新。颜嘉楠等认为，人文经济学是一种关于人文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要解决经济学的人文悖论问题。王立胜等提出，人文经济学应超越单纯的经济学或人文学视角，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实现经济与人文的互促互荣。魏鹏举等阐释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内在逻辑，认为人文价值是文化与经济的纽带，文化与经济形成的协同循环恰是经济和人文互构关系的鲜活体现。谢富胜等提出经济发展模式变革中人文需求（如社会公平、福祉提升）与生产体系有着内在关联，为理解经济与人文的互构关系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理论支撑。顾江提出，应明确人文经济学的标准、概念和范围，避免不同学科对其界定产生歧义。向勇认为，人文经济的协同发展以人文资源的有效组合、全民创意的有效协调、价值认同的有效整合及多元效益的有效共生为目标。
在上述研究中，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进一步凝练为经济与人文的辩证统一。其一，人文是经济的内在维度，而非外在变量。经济活动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过程，而是嵌入特定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中的实践，人的经济行为受到价值观、规范和文化认同的深刻影响。其二，经济效率与人文价值可以且应当实现统一。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分配、物质与精神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其三，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在方法论上，人文经济学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坚持整体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统一，将经济现象置于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制度结构的总体中考察，建构起“价值—制度—文化”的三维互动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创新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进展。
“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从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看，显然不能完全脱离经济发展来谈文化发展，否则很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的唯心主义泥潭；也不能完全脱离文化发展来谈经济发展，否则很容易犯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揭示了人文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关系、新样态，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开了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文逻辑，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摆脱全球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人文经济学发展范式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旨在摆脱全球发展困境、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其价值重构必须遵循以下重要原则：其一，以辩证统一为哲学根基，在实践中寻求经济效率与人文价值、物质增长与生态保护等的动态平衡；其二，以人民立场为实践根基，使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价值原点；其三，以传统文化“两创”为发展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引领，将源于中国实践的人文经济学智慧推向世界。
（一）以辩证统一为哲学根基：在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
经济与人文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往往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将复杂的经济活动简化为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导致“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偏差。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造成全球发展中一系列结构性困境的重要根源。但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和合”哲学的角度看，经济发展与人文价值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二者在矛盾运动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经济发展不仅要“见物”，更要“见人”；经济增长只有与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保护相统一，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内生的长远动力。
首先，辩证统一哲学的要义在于重新定义“发展”本身。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发展不再是单向度的、可量化的指标累积，而是涵盖物质丰裕、精神富足、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多维目标系统，而且这些目标最终都必然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个新范式中，经济效率与人文价值是一体两面的内在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跷跷板两端。例如，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算力提升和商业模式创新，还必须同步嵌入伦理审查机制与人文价值导向，前瞻性评估并规避其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算法歧视和价值异化等风险。
其次，辩证统一要求我们在处理具体关系时善于把握动态平衡。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既要尊重和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与首创精神，也要倡导集体主义、维护公共利益，平衡好“小我”与“大我”。在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上，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路，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将生态环境本身视为宝贵的经济财富和不可或缺的人文福祉。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既要通过市场竞争激发活力、做大蛋糕，也要通过制度设计优化分配、分好蛋糕，防止贫富悬殊侵蚀社会凝聚力。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还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提升经济效率；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积极作为，通过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例如，深圳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文化、医疗等民生领域，营造宜居宜业的人文环境，实现从“效率深圳”到“和美深圳”的能级跃升。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必然是效率与公平、物质与精神、增长与保护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中达成的动态平衡。
（二）以人民立场为实践根基：从“抽象人”到“具体人”
人文经济学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私有本位与资本拜物教藩篱。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这一点决定了其研究和实践必须立足于人民立场。经济发展不是单一数字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堆积，而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因此，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包含四个递进的维度：第一，发展为了人民，要准确把握人民需要的时代变迁。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的诉求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非物质”需求，越来越成为评价发展的关键指标。人文经济学必须有能力将这些多维度的福祉纳入分析框架，而非将它们简化或排除。第二，发展依靠人民，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到如今的数字经济创业潮，每一次经济活力的迸发都源于人民群众冲破束缚的创造力。人文经济学应当研究如何激发这种创造力、如何将人口规模转化为人才红利，以及如何让普通人在参与中实现价值、获得尊严。第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养懒汉。首先，它意味着机会均等，让每个人都拥有通过努力改善命运的可能，从而打破阶层固化和代际贫困传递。其次，它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人们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享有体面的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生活条件。最后，它意味着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怀，确保发展进程不落下任何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因历史或自然原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第四，发展成效由人民评判，要建立以人民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需要将主观福祉指标（如幸福感、信任感、安全感）纳入政绩考核，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人民真正成为发展的评价者。
以人民立场为实践根基的人文经济学本质上是在构建一个“发展惠民生、民生促发展”的良性循环。民生改善不是发展的“成本”，而是发展的“长效投资”。当人民安居乐业、人力资本提升、内需有效扩大，经济便获得了最深层、最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三）以传统文化“两创”为发展路径：激活文化的内在动能
传统与现代常被视作一对矛盾。在激进的现代化叙事中，传统是包袱，是阻力，是需要被“克服”的对象。然而，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传统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发展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经济伦理、生态智慧和治理经验，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动能。
所谓创造性转化，是赋予传统以当代的生命，要求我们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技术、现代的需求去重新激活那些沉睡的文化基因。故宫的文创产品是一个绝佳案例。六百年的皇家建筑、百万件文物如果不加转化，它们只是博物馆中的静默标本。但当设计师从文物中提取纹样、色彩、故事，将其转化为手机壳、口红、日历、数字展品时，古老的文化便走进了现代人的生活。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可触可感的陪伴。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实现了价值增值，经济获得了新的增长点，民众得到了美的熏陶与文化认同。因此，创造性转化是一场多赢的价值“转化”。
创新性发展则要着眼于世界前沿和未来趋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激活其内在生命力，推动其当代价值的升华，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撑。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产业经济深度融合，以文化为经济产品增加精神价值，形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使其得到更好传承。例如，一些特色民族节庆与非遗技艺开发并非简单的民俗表演或工艺品售卖，而是通过系统性的策划与运营，将地方性文化知识、社群情感和乡土记忆转化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与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在带来可观经济收益的同时，更激发了本地居民的文化自觉，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坚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路径，不仅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独特的文化辨识度和软实力，更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滋养人民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对此，应通过制定专项规划、设立文化产业基金、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措施，为传统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开发营造良好生态。完善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健全文化创新激励机制，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探索“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可持续转化模式。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零和博弈到“和合共生”
人文经济学应具备宽广的全球视野，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为全球经济治理的范式革新贡献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探索一条超越冲突与对抗的新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要求突破传统国际经济学中纯粹的贸易利得和资本输出逻辑，将经济发展置于更广阔的文明交流与人类共同福祉的框架内。当前，全球治理的根本困境在于其深陷于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逻辑的双重束缚。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技术和规则制定权，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顶端，发展中国家则被锁定在资源出口和低端加工的位置。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分享发展经验，推动发展经验和知识的民主化，尊重不同文明的发展智慧和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共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建设中，注重技术转移与本地就业，保护当地文化遗产与生态环境，支持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合作。这种强调共生而非依附、共赢而非独享的合作模式，体现了人文经济学“超越功利、追求共同”的价值特质，能够为陷入困境的全球发展合作提供建设性方案。
推动人文经济学的国际传播与理论对话，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战略任务。对此，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准备工作：第一，理论化。将中国实践中蕴含的人文经济学原理，用国际学术界听得懂、能对话的学术语言进行系统提炼，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和框架。第二，案例化。围绕“一带一路”、脱贫攻坚、生态文明等成功实践，制作高质量、多语种的案例库，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道理”。第三，平台化。积极发起以“人文经济”“包容性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智库联盟和学术组织，通过设置议程、引领讨论，逐步凝聚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共识。
人文经济学的最高追求境界是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探索新可能。在一个技术加速进步、气候危机频发、价值撕裂严重的时代，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整合性的发展范式。人文经济学新范式能够充分融合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文化繁荣和生态平衡，使工具理性重新服务于价值理性，让“人”重新成为万物的尺度。
五、结语
经济学从来都不只是关于财富与效率的学问，更是一门定义人的生存发展、塑造文明秩序的学科。人文经济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理论修正与超越，它不仅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去人化”缺陷，而且重新将尊严、伦理、公平、文化和生态纳入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中国语境中，人文经济学具有独特的思想根基和现实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向强调“义利并重”“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把经济视为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实践。这种价值观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实践中被不断印证：苏州“双面绣”的空间营造展现了传统工艺与现代城市生活的融合，景德镇陶瓷的产业化转型诠释了文化资源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再生力量，乡村振兴中的特色乡土IP开发把文化创造力转化为农民增收和社区凝聚的动能，深圳和杭州的制度创新通过经济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为文化经济的生长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更高层次来看，人文经济学不仅是经济学内部的一次理论调整，更是一场关乎全球发展范式转型的思想革命。它强调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协调起来，把市场逻辑与文化伦理、生态关怀贯通起来，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人文传统，又结合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现代化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人文经济学不仅能够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还为人类社会探索新的文明形态贡献了思想智慧。因此，人文经济学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批判和修正，更在于重建与开创，把“人”重新放回经济学的中心，审视经济与文化、社会、生态相互嵌合的深层逻辑，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在这一意义上，人文经济学不仅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思想的独特贡献。
陈能军，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经济纵横》2026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