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聚焦于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理性主义与博弈论、政策过程理论、社会学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等政策研究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与评析，揭示传统研究中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的二元对立及其解释困境，并探讨可能的突破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主张通过跨学科理论整合构建一个以双重逻辑为核心、具有模块化兼容特征的分析框架，并提出六个层层递进的关键问题，共同构成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逻辑链条，系统揭示其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方法建构。本文的探讨旨在促进经济政策思想史从经验叙事向理论构建转型，从单一学科与范式向跨学科、跨范式的综合研究拓展，从而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方法论支持与学术启示。
关 键 词：经济政策思想史/政策研究理论/范式转换/理论整合/方法建构
作者简介：王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电子信箱：wangfang@mail.shufe.edu.cn；杨炬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信箱：juming_yang2019@163.com(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经济思想史学刊》(京)2026年第20261期 第72-110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创新研究”(批准号：25&ZD107)和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批准号：2020110932)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研究经济政策思想史？
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核心在于，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实践与独特政策语境中，凝练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经济概念、思想和理论，使之成为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最根本的源头活水与主要路径。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分支，通过系统考察经济政策及其背后思想观念生成、演变及其与实践互动的过程，能够为这一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学理基础和方法支撑。然而，在当前经济思想史学科谱系中，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既有研究也存在较为明显的解释边界与方法局限：一方面，经济政策作为国家经济治理的核心工具，其变迁历程及其所蕴含的经济政策思想演变，构成理解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叙事线索，却长期未获得应有的学术关注；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经验描述、单一理论范式解读或本土历史叙述的层面，缺乏与现代政策研究理论的深入对话，因而对经济政策变迁逻辑与经济政策思想演变规律的解释力不足。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塑造经济发展轨迹、调控经济运行和促进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路径。对当代中国而言，如何通过经济政策的迭代发展与优化完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强国，已成为经济学界必须直面并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因此，系统化、理论化地研究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的经济政策及经济政策思想，探索有关经济政策变迁与经济政策思想演变研究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内在逻辑，将其升华为具有创新性的经济思想与理论，更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与重要途径。
目前，国内外经济思想史学界专以“经济政策思想”为考察对象并涉及研究方法的文献仍较为稀缺，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在以“经济政策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马伯煌主编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最具经典性和代表性。作者在该书中阐述了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思维方式与论证方法，强调应“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以反映历史本来面貌出发，屏除因人论事与就事论事的‘皮里阳秋’之论；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扬弃那些浮泛的类比推理与牵合附会之说。力求能够鲜明地显示出它的科学系统性来”(马伯煌，1993：2)。他指出，“关于《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既是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经济政策思想的论析，也是对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反映”(马伯煌，1993：1)，旨在通过唯物史观揭示历史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具体而言，该书以贯穿封建经济历史的官商制度作为剖析的关键点，通过对历代田地制度的分解和对历史上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的分析，提炼出九种对立统一的实质性问题。这些问题被认为是贯穿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核心议题，体现了经济政策思想的复杂性与两面性。贾根良等在其系列文章中对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他们在批判继承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方法论的基础上，主张重新定义“相对主义”史观，即“正确的经济思想史观应该是重新定义的‘相对主义’史观之下的‘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有机结合”，以及建基于此的“‘历史重建’和‘创造解释学’的研究方法”(贾根良、李黎力，2010)；对于“历史重建”的方法，主张忠实还原经济思想家在特定历史、社会、政治背景下的思维方式，注重文本原意与情境，即“通过采用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相参照的研究方法，发展这种方法”，而“创造解释学”则是比“历史重建”更高一级的方法，即在历史与理性基础上，创新性地解读传统思想，提出应对当代问题的全新视角，旨在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创新上的重大作用(贾根良、李黎力，2010)。换言之，“创造型的解释学家不仅要替原思想家作答，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通过发现原思想家的分析框架、方法和理论的不足，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理论，甚至开创新学派”(贾根良，202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所倡导的“新经济思想史”主张将政策范式理论引入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之中(贾根良，2021)，这一理论视角强调经济思想与政策实践的互动，注重政策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形成与演变，为探讨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提供了重要启发。总之，“历史重建”“理性重建”和“创造解释学”的综合框架，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局限，并通过引入政策范式和“创造解释学”，赋予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更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潜力，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西方经济思想史家有关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关联的经典洞见，也是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中区分了三个层面：经济理论被视为中性的、科学的工具箱，用于解释经济现象；经济思想则包含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政治主张等；经济政策属于实际操作层面的建议，处理“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问题，受前两者的共同塑造与影响。他进一步指出：经济理论的发展并非在真空环境中进行，而是常常受到时代问题的刺激并源于现实的政策需求，不过其进步过程往往通过抽象化而脱离具体的政策语境；反过来，经济政策必须基于可靠的理论，同时又深受经济思想中意识形态等非科学因素的深刻影响(熊彼特，2017：17—23)。哈里·兰德雷思(Harry Landreth)①则把经济思想史视为理论与政策互动的历史。他认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关系，理论范式为政策提供认知工具与合法性叙事，而政策实践的成败又反过来检验、修正或颠覆既有理论，每一时期重大理论的提出，都与当时最紧迫的经济政策争论密切相关，即重大理论范式的转换往往先行于政策转向，成为经济政策演变的深层驱动力量(兰德雷斯、柯南德尔，2014)。其经典论述虽已触及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关联的深层机制，但在当代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吸收与对话，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引入与本土化讨论，将有助于深化对经济政策(思想)演变逻辑的理解，并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提供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整体而言，现有关于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相关探索已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与创新性，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本文进一步的探析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启发。然而，这些既有努力仍存在若干局限：一是研究视野主要着眼于中国本土历史叙述，与当代政策研究理论的对话较为欠缺；二是分析逻辑偏重于历史语境的还原或单一唯物史观框架，难以充分整合物质利益驱动与思想观念塑造的双重解释逻辑；三是尚未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性、跨学科和范式兼容的分析框架，因而对经济政策变迁及经济政策思想演变规律的解释力仍然不足。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要在方法论层面实现突破，亟须打开新的理论视域与分析路径。本文以经典政策研究理论为主要对话对象与理论资源，通过对政策研究代表性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进行回顾和评价，剖析其各自的优势、蕴含的分析范式以及面临的解释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通过跨学科的理论整合，凝练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必须解答的六个层层递进的关键问题，探索构建一个以物质利益驱动与思想观念塑造双重逻辑为核心、具有模块化兼容特征的分析框架。这一基于理论整合与关键问题的方法建构，能够进一步实现对经济政策思想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深化研究，并且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迈向更具理论自觉性与普遍解释力的分析范式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参考，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学立足自身实践、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方法论角度的启示。
二、对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回顾与评价
经济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需要嵌入一般政策研究理论的框架之中，通过梳理一般性理论为经济政策的特殊性分析奠定学理基础。经典政策研究理论从不同视角与层次对政策过程进行了系统考察，形成了有关政策生成、变迁、作用机制及影响的深刻认识，共同构成政策研究的理论资源。本部分根据经典政策研究理论内在的逻辑线索对其进行分类回顾与评价，主要侧重于主流经济学与政策过程理论中的代表性分析框架，并同时对经典社会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政策阐释方式进行考察，其目的并非要将各种政策研究理论直接移植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方法工具，而是通过批判性评价，汲取其中关于信念系统结构化解析、政策范式转型逻辑、意识形态制度化机制、观念-利益互动等方面的深刻洞见，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概念启发与理论参照。基于这一路径的探讨，在一般政策研究理论层面完成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准备，有助于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筑牢理论根基，实现特殊性(经济政策)与普遍性(政策理论)的辩证统一。
(一)主流经济学视角下的政策研究
主流经济学视角下的政策研究是最具经济学色彩的政策研究理论，其核心预设是政策主体以效用或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将政策及其变迁理解为利益相关主体基于成本-收益权衡与策略互动的结果，主要代表性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理性主义与博弈论中的政策研究。
1.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政策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聚焦制度变迁的收益-成本分析和供需因素考察，为理解政策变迁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从收益-成本视角看，制度变迁发生的条件是潜在利润的增长超过制度创新的成本，即“在现有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和风险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化时”(戴维斯、诺斯，1994：291)，就会出现制度创新以捕获这些潜在收益。这一逻辑也适用于解释具有较大再分配效应或涉及产权重新界定的重大政策变迁。在制度变迁的供需因素考察中，制度变迁受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和驱动，②如果制度变迁预期收益超过政治企业家的边际成本，便会产生制度供给，不过因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离，制度供给往往处于次优均衡(Ruttan and Hayami，1984)。这一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供需分析框架，也有助于理解某些基础性、结构性政策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动。然而，制度与政策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前者通常是指更加基础与稳定的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约束，后者则可以理解为既有制度框架下，针对特定问题的行动方案、工具组合与资源分配安排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针对较为深层的制度安排及其长期演化，而政策的制定、调整与演变往往发生在基础制度提供的约束与激励结构内。本文将政策理解为制度框架的具体运行、局部调整或阶段性试验，而非制度本身的替代。政策变迁在多数情况下是制度变迁的表层表现或边际调整，但当政策调整积累到一定程度并触及基础规则时，也可能诱发和推动更深层的制度变迁。换言之，短期的政策调整往往停留在边际性和工具性层面，较少触及基础规则，而具有长期结构性影响的政策则更容易产生累积效应，并最终反馈到制度层面，这意味着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应特别关注那些由短期应对逐步演化为长期范式的思想转换过程。总之，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政策研究通过揭示政策变迁的触发条件与动力机制，解释政策变迁的原因和路径依赖下的惯性，深化了对政策生成、调整以及向制度规范转化等现象的理解，有助于增进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解释深度与科学性。
2.理性主义与博弈论中的政策研究。理性主义政策模型与博弈论为理解政策决策为何偏离社会最优以及政策结果为何依赖参与者互动，提供了规范性解释。它们通过聚焦单一决策主体的最优选择以及多主体策略互动下的政策均衡，将政策制定逻辑置于理性优化与策略竞争的分析框架中，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理解政策制定规范性和偏差成因的基本参照。具体而言，理性主义政策模型以社会收益最大化为基本假设，认为理想的政策应使社会总收益超过政策实施的成本。它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决策逻辑，并依赖一系列严格的理想化前提(戴伊，2004：15)。③与理性主义政策模型聚焦单一决策主体的最优选择不同，博弈论为政策研究提供了考察多主体策略互动的分析框架，其核心在于揭示政策均衡如何通过参与者动态博弈而形成。在博弈论视角下，政策是各参与者策略相互依存的产物，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选择最优政策，因为其行为严格受制于其他主体的反应函数。例如，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货币当局的策略，这种策略依存性构成政策制定的基本约束。博弈论分析并非描述政策制定的客观事实，而是刻画在完全理性假设下，政策主体如何在竞争环境中优化自身利益或效用，体现出与理性主义政策模型的某种相似性。
整体而言，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解释路径，构成政策研究中最具解释力的物质利益还原论分析框架，为理解经济政策背后的物质基础与利益驱动提供了基本逻辑。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政策变迁的机制、影响因素和路径依赖等提供了分析框架，并通过引入意识形态因素深化了对政策变迁的认识；④理性主义政策模型通过规范基准与成本收益逻辑识别政策设计的合理性，为政策分析提供了理想化的最优参照系；博弈论分析通过考察多主体策略竞争与合作揭示了政策均衡的生成机制，适用于规则明确、策略结构清晰的政策领域。然而，这些经典理论仍然存在局限。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政策研究虽在后期纳入了意识形态因素，但仅将其作为工具变量或外生约束加以处理，缺乏知识社会学或观念史层面的深入剖析，难以充分阐释思想观念的内在演化逻辑及其相对自主性，因而导致对价值观念如何实质性塑造制度与政策选择，以及对政策变迁中非经济因素的解释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与博弈论中的政策研究受其理想化前提的限制，难以有效容纳有限理性、价值冲突以及意识形态的真实作用，因而常与复杂的现实政策过程产生较大脱节，并且面临多部门协调政策中收益成本难以准确量化，以及不同主体间收益成本缺乏直接可比性的挑战，导致其应用范围局限于策略结构清晰的政策领域。尽管如此，正是因为这一解释路径聚焦于物质利益线索，反而凸显出值得深入探析的关键问题，即利益界定从何而来以及非物质因素如何系统性地影响政策选择，从而为政策研究整合思想观念等非物质因素、深化对政策思想偏差与政策均衡的整体理解，提供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二)政策过程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内部发生了一场重要的观念与认知转向，一些理论模型将信念系统、共享认知框架等思想观念因素置于政策过程的中心，强调其在政策过程中的相对自主性与结构化作用。以下四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框架构成了这一转向的核心贡献。
1.倡导联盟框架。保罗·萨巴蒂尔(Paul Sabatier)与汉克·詹金斯-史密斯(Hank Jenkins-Smith)的倡导联盟框架通过对政策行动者信念系统的结构化解析，考察政策行动者的信念如何影响政策产出，为政策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观念维度分析工具。该分析框架将政策过程置于特定政策子系统内，⑤视政策及其变迁为子系统内由共享政策信念驱动的倡导联盟之间竞争的结果，并受外部事件冲击和倡导联盟之间政策导向学习交互作用的影响。具体来说，信念系统被解构为三个层级：深层内核信念位于信念系统的最底层，涉及本体论与价值论层面的根本立场，非常稳定，几乎不受经验证据影响，构成倡导联盟的身份认同基础和政策导向锚点；政策核心理念居于中间层，聚焦政策子系统内具体政策领域的基本价值排序和因果关系认知等，稳定性较强，是倡导联盟相互区分并制定总体政策策略的主要依据；第二层面信念位于最表层，涉及具体政策工具选择、实施策略、预算分配、规则设计等，易受新的数据、经验或策略因素变化的影响，因而成为政策导向学习发生的主要领域(萨巴蒂尔、詹金斯-史密斯，2011：23—36)。总之，这一层级划分为政策行动者的观念结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分析工具，解释了政策为何在长期竞争中保持相对稳定，又为何在外部冲击或学习积累达到临界点时发生核心信念的剧烈转变，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思想观念层面的解释。
2.政策范式理论。彼得·霍尔(Peter Hall)将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科学革命中的“范式”概念引入政策分析，构建了理念驱动政策变迁的政策分析模型。该理论将政策制定置于共享认知框架之中，认为政策制定者通常是在一个由各种理念和标准组成的框架内工作(Hall，1993)，该框架构成政策制定者看待现实、识别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方式，因而被称为“政策范式”。政策范式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和分析理念或者说思想因素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认为政策变迁需要动机、手段和动力，而政策范式正是政策变迁发生的手段(Hall，2013)，即理念导致政策变迁或至少是政策变迁的一个原因。作为一种从思想观念层面指导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认知框架，政策范式包含四个相互嵌套的认知维度，⑥常规的政策调整仅涉及政策工具层面，而政策范式转变的充要条件就是某一政策领域的四个基本维度都发生显著改变(Daigneault，2014)。与此同时，该理论强调，异常现象的长期累积与旧范式解释力的衰竭往往先于新政策出现，为观念先行于政策变迁提供了论证，同时揭示了政策范式转变遵循异常累积、局部调适、范式危机、认知革命、新范式制度化的演化路径，并与政策变迁的第一序列变革(工具调整)、第二序列变革(目标与手段调整)和第三序列变革(范式整体转换)的层级逻辑相呼应(Hall，1993)。
总体而言，倡导联盟框架和政策范式理论是经济政策思想构成要素结构化与思想演变阶段划分的核心分析工具。前者通过结构化解析突出信念系统的相对自主性及其在政策制定与变迁中的作用，后者则强调政策范式作为一种共享的认知框架，指导政策制定者的问题界定、目标设定和工具选择，揭示了观念转型与政策变迁的共生关系。然而，这两种分析框架均存在显著的理论与实证局限。一是政策行动者的信念系统测量复杂、获取难度大且政策结果受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倡导联盟框架在实证层面难以准确检验信念系统与政策文本的映射关系(Nohrstedt，2011)，即政策本身并不直接反映主导倡导联盟的信念系统，致使判断和揭示政策信念的变化存在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需要与其他理论框架结合使用；二是政策范式理论在解释范式转变的机制差异方面存在不足，难以充分刻画不同政治体制下范式转型的具体路径和触发条件(Howlett and Cashore，2009)，并对思想观念如何在重大危机或外生冲击之外通过缓慢累积和渗透促进政策变迁的机制刻画不足。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在政策研究的观念与认知转向的基础上，另有一些分析框架聚焦于思想观念如何通过特定时机与机制转化为政策议程或实现政策变迁，其中具有代表性且与前述框架形成互补的，主要包括间断均衡理论与多源流分析框架。
3.间断均衡理论。弗兰克·鲍姆加特纳(Frank Baumgartner)与布赖恩·琼斯(Bryan Jones)提出的间断均衡理论为理解政策变迁的动态特征——政策变迁并非均匀渐进而是长时间稳定(均衡)与短时期剧烈变革(间断)交替出现——提供了解释和分析工具。该理论聚焦政策问题界定与议程设定两个密切关联的关键环节，政策问题如何被定义或“包装”直接决定其能否进入决策议程，而议题能否进入决策议程则取决于公众、媒体与决策者的关注度(鲍姆加特纳、琼斯，2011：4—9)。大多数时间，政策变迁主要发生在子系统政治层面，⑦其两大关键特征亦即专业知识的壁垒效应与利益联盟的议程控制，⑧导致子系统倾向于维持政策现状与渐进调整，使得政策变迁通常表现为边际性、渐进式的变化，从而解释了政策的长期稳定。然而，当某一政策议题因系统性危机、制度断裂、焦点事件或新证据等外部冲击引发问题界定发生重大变化，如从“技术问题”转变为“社会危机”，原本局限于子系统的政策议题就可能突破边界并吸引媒体与公众关注，迅速进入宏观政治议程，获得高层决策者的集中注意力(琼斯，2010：147—167)，从而引发政策跳跃式、断裂式变迁。此后，新的政策安排被制度化，政策重新回到子系统主导的渐进调整与长期均衡状态。
4.多源流分析框架。约翰·金登(John Kingdon)构建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理解某些政策方案为何在特定时刻进入政策议程并实现政策变迁，以及政策过程为何充满偶然性与时机依赖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因而成为解释政策议程设定与模糊性条件下政策变迁的经典理论。该分析框架将政策过程分解为相对独立的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⑨并引入政策企业家作为“三流”耦合的关键连接者(金登，2004：12—13)。通常情况下，三种源流平行发展、互不干扰，但在特定时刻，政策企业家通过重新定义问题、调整方案表述和抓住政治时机，将问题流中的紧迫问题、政策流中的成熟方案与政治流中的有利氛围连接起来，实现议程突破或政策变迁。金登将这一时间节点称为“政策之窗”，即提案支持者们推广其解决方法或吸引别人重视他们的特殊问题的机会(金登，2004：209—216)。政策之窗是由紧迫的现实问题实现开启的，如经济危机吸引决策者关注特定问题或政府换届改变政策议程的优先级，政策专家此时通过将问题与可行的解决方案相结合，推进政策议程或实现政策变迁。总之，该分析框架揭示了政策过程中的观念竞争性，强调问题界定本身就是一场观念竞争，而非客观事实的自动呈现，同时也为理解“三流”的不同组合导致政策变迁的结果多样化(Zahariadis and Allen，1995)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即偶然事件与政策企业家的策略性行动共同塑造了政策变迁的偶然性与多样性。
整体而言，间断均衡理论与多源流分析框架为理解思想观念如何作用于经济政策制定以及经济政策思想演变与经济政策变迁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微观机制视角。前者为阐释政策为何在大多数时间呈现高度稳定与渐进调整，又为何在特定时刻发生突发的、剧烈的变迁，提供了描述性与解释性工具；后者揭示了在模糊与不确定的政策环境中，政策议程如何被开启、重大政策变迁如何得以实现，以及政策企业家如何利用偶然信息与短暂机会推动“三流”汇合和实现政策变迁。然而，它们的局限性同样明显，均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渐进调整过程中累积性变革的重要性，并对政策思想和信念本身的内在演化逻辑与观念竞争过程的分析不足，这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增强对经济政策及其思想基础演变的深层逻辑的解释力，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空间。总之，上述四种经典政策过程理论标志着当代政策过程研究中以观念与认知为核心的解释路径的成熟，它们从信念结构、认知范式、时机窗口等不同侧面，系统揭示了思想观念如何塑造政策议程、筛选备选方案、定义合法性标准并最终影响政策产出，丰富了有关思想观念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的认识。不过，这些经典理论也存在共同的理论局限，通常将观念、信念和范式的生成机制、历时性演化轨迹以及深层的社会-历史基础视为外生给定的条件，缺乏对观念本身长时期结构化过程以及观念与利益之间互动关系的内生化探析，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留下了重要的拓展空间。
(三)经典社会学理论视野中的政策分析
在阐释思想观念如何通过特定社会机制嵌入社会结构并影响制度、政策及其变迁方面，经典社会学理论展现出独特的理论深度与解释力。它们从不同维度探讨了观念的社会作用与制度化路径，为政策研究提供了从观念信念切入考察社会制度与政策变迁的社会学范式。这一理论传统可追溯至几位经典社会学家的研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强调“集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客观性与强制性。他认为，规范、信仰、传统等要素通过社会化机制，不仅约束个体行为，更将特定价值观念转化为政策行动者的基础认知框架(转引自高宣扬，2005：125)，从而塑造政策议程的合法性标准与规范逻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从行动者的主观意义赋予视角出发，揭示文化心理与伦理取向如何驱动经济行为与政策选择。他以新教“天职观”为例，论证其如何塑造勤奋与节俭的伦理取向，并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基础(韦伯，2007：14—15)，为理解信念体系如何通过意义框架实现制度化提供了历史实证。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进一步拓展了分析层次，他强调对思想系统的生成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情境中加以考察，个体思维模式本质上是集体意识结构的内化，认知活动与集体实践之间具有本质关联，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揭示“思想模型”与“行动基质”的关系(曼海姆，2001：4)。这些思想传统虽各自侧重不同，但都突出了观念信念并非外生或孤立，而是通过不同方式内化为制度的深层逻辑，进而决定政策过程的规范基础与演化方向。当代政策研究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情境化分析，通过考察政策主体的角色认知、观念框架与决策风格等，揭示观念在政策议程设置、方案选择与执行评估等环节的具体作用路径，从而呈现了从抽象观念向具体政策实践转化的完整逻辑。总之，这一社会学传统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发，即思想观念的制度化是嵌入社会结构与历史情境的动态过程，通过特定机制内化为制度的深层逻辑，进而决定制度和政策的本质属性与演化轨迹。
(四)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政策阐释
在当代政策研究理论的发展脉络中，各种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并存且各有侧重，从不同维度丰富了对政策的认识，但普遍缺乏对政策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据与矛盾运动规律的剖析。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在政策研究的解释深度、历史穿透力和科学性上展现出显著的进步性，为理解和把握复杂政策现象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与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协调中发挥作用，从而为政策分析提供了辩证而深刻的解释框架。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2012：2—3)。政策既服务于特定生产关系的巩固与再生产，又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推动生产关系调整和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与主流经济学视角下的政策研究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不将利益还原为个人或局部群体的短期计算，而是置于阶级整体的长时段再生产逻辑之中。例如，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可能视之为产权调整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外部性内部化过程(周其仁，1995)，博弈论可能将其模型化为地主与农民、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多方博弈均衡(韩德军、朱道林，2013)，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则将其置于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矛盾之中，视之为打破旧生产关系和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集中表现。这种分析路径能够解释政策为何形成、为何以这种方式形成、为何在此时而非彼时形成，以及为何具有如此的彻底性或有限性，从而展现出远超微观利益计算的结构与历史解释力。
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它将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视为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过程，同时也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根植于历史-社会实践并受其驱动的集体性认识活动，而非孤立的个体理性计算或单纯的信念竞争和议程博弈。与政策过程理论主要关注思想观念如何在政治系统中竞争并被采纳不同，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政策分析强调，政策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集中表达，其稳定性与调整幅度取决于其能否在新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条件下维持支配地位，政策认识的深化是社会基本矛盾变化和政策主体自我调整的辩证运动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反映。
总之，上述两条路径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视野，从社会-历史基础出发，将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的互动内生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历史情境与生产方式更替之中，不仅弥补了主流经济学与政策过程理论在生成机制、历时演化与深层社会根基上的不足，也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将经济政策特殊性置于普遍社会历史规律中的辩证方法论空间，从而有助于实现利益驱动、观念塑造与历史结构的有机统一。
综上所述，前述经典政策研究理论在内在逻辑上呈现出物质利益、观念与认知以及试图在历史-社会的基础上整合二者的不同线索，既反映了经典政策研究理论内部长期存在的利益与观念的侧重差异，也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启发价值，提示我们必须正视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两种逻辑的相对独立性与相互渗透性，同时也反映出单一解释路径难以回答政策及其思想基础的历时性、结构化与长期演化问题。这也正是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有可能也必须做出独特贡献的理论空间。
三、政策研究理论的二元范式及其反思与突破
在对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回顾中可以发现，不同理论从多个维度深化了对政策制定与变迁过程的理解，但其解释逻辑逐渐显露出明显的二元分化：一方面是以物质利益驱动为核心的分析路径，强调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制约、利益驱动与策略博弈；另一方面是以思想观念塑造为核心的认知转向，突出意识形态、信念系统与认知框架等的塑造作用。这种政策研究的二元范式各有其解释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研究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向现代政策过程理论演进中的路径分化，但也体现出两种分析路径在解释逻辑上的分歧与内在解释边界的差异。下文首先剖析这两种分析范式的内涵与局限，再对经典政策研究理论在概念工具与学科整合方面的不足进行反思，然后论述突破二元范式的可能学术路径，从而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整合奠定基础。
(一)政策研究的两种分析范式
1.政策研究的物质利益分析范式。作为政治经济学与政策科学的交叉领域，政策研究传统上遵循的物质利益分析范式，将政策主体的行为动机主要归结为对物质利益的理性计算与权衡，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传统。该分析范式内部又可进一步区分为结构决定取向和策略博弈取向：前者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强调政策本质上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与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受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根本制约，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中也部分吸纳了这一思路，将制度变迁置于长期经济结构与交易成本的约束之下；后者以理性主义政策模型和博弈论为代表，聚焦个体或集体在有限信息与策略互动中的成本-收益计算与均衡求解，将政策视为多主体博弈的动态结果。这些理论或分析框架共同构成了物质利益范式的政策分析体系。
然而，随着政策复杂性的增加，物质利益分析范式逐渐达到解释力的边界，导致其难以完整真实地解释政策的制定和变迁过程。首先，传统的物质利益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面临现实适用性的挑战。换言之，政策主体在政策决策过程中面临多重因素制约，其行动具有不确定性，远超各种简化和抽象理论模型的假设，单纯依赖简化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分析，难以准确描述和解释政策制定与变迁的实际过程。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完全理性、完全竞争的假设仅仅是现实世界“极其粗略和简化的近似而已”(西蒙，1989：9)。在真实世界中，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人类的行为，一般符合的是一种“有限理性”，而非各种理论假设中所设定的“完全理性”。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揭示出，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的决策环境，这种“有限理性”是一种根据行为主体自身的认知观念对现有环境条件解释的理性。一些研究表明，纯粹的物质利益考量并非政策制定者行为的唯一逻辑，许多政策也并不只是建立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标准之上的。比如，有研究将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与人民公社制度解释为国家为促进工业化进程而寻求农业租金最大化的结果(周其仁，2002：1—46)，但也有学者对此指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加强对农村粮食市场的控制和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的直接原因在于稳定粮食市场和抑制通货膨胀，而与积累国家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并无直接关系(赵德余，2008：4)。换言之，一项政策或者制度的功能性结果与为何实施该项政策或制度之间可能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因为某种结果的产生就因此认为存在一个追求租金或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且是实施该项政策的原因，更加可能的情况是，某种功能性结果仅仅是政策或制度带来的一种衍生影响。这也意味着，政策功能与政策动机之间存在解释裂隙，单纯的结果论分析容易陷入目的论的谬误之中。
其次，传统的物质利益分析范式难以反映政策过程的动态特征。政策制定是主观能动性主导的政治过程，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动态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从政策制定的微观视角来看，一个国家的各种政策是由其执政党以及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即政策主体制定的，政策主体由与政策制定密切相关的个体构成，而个体层面存在的社会性与主观性，就会导致政策制定的过程不可能符合各种理论模型所假定的完全理性，也并非以物质利益作为决策的唯一依据。政策制定是决策者从多种受社会限定的不确定选项中选择一种其认为能够实现所构想的特定状况的过程(Snyder，Bruck，and Sapin，1962：57)。换言之，政策决策者的利益是主观的，这种主观性导致利益认知的差异性，决策者基于特定认知框架对“利益”进行情境化诠释，即对政策制定面临的现实情境形成差异性的认识，从而导致对利益的界定也存在不同。西蒙也认为，行动者追求的是一种满意的结果，而非利益最大化，这种满意实际上就包含行动者的主观判断，涉及其对满意的界定和相应的标准(西蒙，1989：1—63)。因此，这种有限理性也被称为“主观理性”。
总之，政策研究的物质利益分析范式无法解答何种机制塑造了决策者对利益的界定标准。单纯以物质利益逻辑作为衡量标准，不足以全面解释政策制定与变迁的真实过程，因为政策主体如何判断某一政策更符合自身利益，或更能满足其偏好，仍需进一步分析和阐释。物质利益逻辑的背后还存在对利益界定产生作用的因素，即利益是个体主观界定的，政策主体的思想观念在利益的界定上产生影响。当物质利益逻辑无法解释某些“非理性”或“长期低效”政策持续存在时，该分析范式往往陷入解释困境。
2.政策研究的思想观念分析范式。以思想观念作为政策制定与变迁解释逻辑的研究，将传统的物质利益分析范式向前推进一步，对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界定进行了思想观念层面的考察。思想观念转向构成政策研究的认知革命，旨在揭示利益界定的思想观念基础。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经典研究虽已触及思想观念的制度建构功能，但系统性的思想观念分析范式直至20世纪后期方才成形。政策研究的这一转向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解释了物质利益分析范式的政策解释盲区。也就是说，既然物质利益逻辑不能完全解释政策制定和变迁中的各种悖论，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显现出结构性缺陷并影响到美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美元的稳定性，但美国政府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做出政策调整，结束了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且此项政策还在后续发展中出现持续性反复(阎彬，2018：2)，那么，找到政策背后的其他行动逻辑或者相较于物质利益更深层次的因素，对理解现实的政策制定和变迁过程至关重要。二是突破了利益决定论的简化倾向。正如朱迪思·戈尔茨坦(Judith Goldstein)⑩所言，总体来说，基于利益的分析难以充分解释利益是如何演变成政治结果的(Goldstein，1988)。相较于直接从利益角度解释政策制定，揭示利益界定背后的因素更为关键，换言之，政策制定的逻辑并非局限于对利益的考量，“国家政策极少取决于单一的原因。他们更多地产生于复杂的多重动机”，“经济动机的重要性常被人低估……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恪守经济因素决定国家政策的教条。政府行为取决于多种不同的原因。由非经济因素诱发的强大的心理因素经常存在并影响外交部门和政府各部门，说服或迫使他们做出种种决策”(奥德尔，1991：1)。类似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在其研究中指出，“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凯恩斯，2021：277)。
考察思想观念如何影响政策制定与变迁的分析范式，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思想观念来源的多元性，即何种思想观念或谁的思想观念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变迁。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的既有研究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一是外部观念的“可行性”筛选机制，即政策主体外部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和采纳，这与政策范式理论中的相关假说相一致，即政策制定中某种思想观念是否被接纳，取决于思想观念在政治、经济和行政上的可行性(Hall and Lupu，1989：126)。比如，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获得决策者认可的经济理论可以影响经济政策决策的结果，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因受到美国一批地位较高的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的认可，通过美国政策精英的学术网络实现政策转化，决定了英美战后经济政策安排的结果(转引自戈尔茨坦、基欧汉，2005：59—87)。二是关注决策者思想观念体系的路径依赖，即政策主体既有的思想观念在政策制定与变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比如，罗斯福和尼克松执政时期，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转变都是因为决策者自身的思想观念相较于前任政府发生了显著改变(奥德尔，199l：2—5)。另一方面是思想观念产生作用的机制，即思想观念具体是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变迁的。针对这一问题，学界也进行了不同的探索。例如，戈尔茨坦认为，思想观念的固化即制度化会导致政策制定偏离物质利益的理性考量(Goldstein，1988)，伊肯伯里则认为思想观念在政策制定与变迁中扮演着路线图的角色(转引自戈尔茨坦、基欧汉，2005：59—81)。总之，物质利益和思想观念均能阐释政策的制定与变迁，且在物质利益逻辑无法解释的矛盾问题上，思想观念通常表现出更强大的解释力。
思想观念分析范式有效弥补了物质利益分析范式的局限，解释了为何在相同物质条件下，不同的国家或时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政策选择，以及为何某些政策变革往往先于物质条件的成熟。然而，其自身局限同样明显。如果过度强调思想观念的相对自主性，则容易滑向观念决定论或相对主义，忽视观念生成与传播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结构制约；如果将观念仅视为利益的“上层建筑”或工具变量，则又回到了经济决定论的简化。与此同时，经典马克思主义并非纯粹的物质利益或思想观念分析范式。它本质上同时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与上层建筑(包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国家政策等)的相对独立性与能动反作用，并通过辩证互动实现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这一辩证统一关系突破了单纯的物质利益或思想观念分析范式的二元对立，为理解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的相互嵌入与动态互动提供了更为深刻的分析框架。总之，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的二元范式概括虽然在学术讨论中具有解释便利性与历史依据，但本质上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析框架，而非对所有政策研究理论的机械分类。它反映了政策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解释困境，即如何在承认物质基础优先性的同时，赋予思想观念以真实的因果效力与相对自主性，避免将物质利益简单还原为个体理性计算，以及避免将思想观念抽象化为脱离物质基础的空洞话语，这也正是本文后续理论整合的出发点。
(二)对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反思
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知识增长，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理论模型积累显示出来的。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发展呈现一种竞争性累积的特征，即不同的理论模型或分析框架在解释与政策相关的各种现象时，呈现一种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从竞争的角度来看，一些理论模型或分析框架确实能够提供与现实情景更一致或更能得到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说，因此其解释力与影响力也较其他理论模型更大。不过，更符合现实的情况是，不同理论模型或分析框架更多地显示出一种政策解释的互补性。正如表1所示，政策研究的各种理论针对所要解释的政策问题或现象有所不同，且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局限。整体来说，这些经典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构成政策分析的工具箱，互补性远胜于排他性，共同促进了政策科学知识的增长。
既有的关于政策制定和变迁的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存在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方面，与政策研究密切相关的概念工具的分析效能不足。前述有关政策研究的多种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使用了反映政策制定与变迁过程中不同现象的描述性概念，比如“问题流”“政治流”和“倡导联盟”等。尽管这些概念比较形象地刻画了政策制定和变迁之中的一些问题与现象，但这些概念的分析性功能相较于经济学中交易成本、外部性以及制度等概念明显更弱，不利于将这些概念对应的含义进行精炼从而被政策研究领域更多的学者加以运用和发展。另一方面，政策研究的学科整合欠缺，诸多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的方法缺乏一致性。政策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各个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分析工具都被广泛地引入有关政策问题的研究之中，这对政策研究的发展和增进对政策过程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政策研究的跨学科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独立地展开与政策相关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实现不同学科或领域概念、理论和方法的融合。从政策研究理论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学界有关政策研究的各种经典理论和分析框架，更多地体现为不同学科的各自为政，既有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要么侧重于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政策制定和变迁展开分析，要么运用了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这种独立性丰富了关于政策过程的多学科理解，但也导致这些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在某一个具体的方向上孤立地发展，没有形成不同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对话与融合。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构成对物质利益-思想观念二元分析范式的内在反思与潜在突破。它拒绝将思想观念简单工具化，还原为物质利益的上层建筑，也反对思想观念的完全自主性，即观念决定论，而是通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经典命题，提供了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在具体历史实践中的辩证互动机制。新制度经济学后期对意识形态作用的强调，与这一分析框架相呼应。这种辩证整合的尝试，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实现更深层的跨范式对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科学分析框架。总之，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需要推动不同理论传统与研究方法之间的交叉验证与深入对话，突破物质利益-思想观念二元范式的解释边界，通过跨学科对话与理论层面的整合，揭示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在经济政策生成与演变过程中的相互嵌入机制以及辩证互动逻辑，从而为构建更具解释深度、历史连续性和普遍适应性的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三)突破二元范式的可能路径：演化经济学与批判实在论
在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回顾和反思中，我们发现，单纯的物质利益或思想观念分析范式虽各有解释力，但难以从根本上突破二元范式的认识论困境，这实质上反映了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局限性，即要么陷入还原论的经济决定论，要么滑向相对主义的观念决定论。然而，正如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对二元分析范式的突破尝试，演化经济学与批判实在论为突破政策研究范式的二元分化进一步提供了颇具启发的学术路径。
1.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形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其经济政策观建立在对经济系统本质的重新理解之上。它将经济系统视为开放的、历史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系统(Arthur，2021)，因此，经济政策不再是基于理性最优化的均衡求解过程，而是嵌入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之中的演化过程。其政策哲学和具体主张都围绕“演化过程本身”展开，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理性主义和博弈论视角下的政策分析形成鲜明对照。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的内容。首先，经济系统是历史的，路径依赖与时间不可逆性是其演化的基本特征。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目前的行为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变迁路径产生重大影响(贾根良，2004a：5)。换言之，过去的决策、制度安排和知识积累等，通过路径依赖锁定或制约未来的可能性空间。这意味着，经济政策并非从零开始的可计算优化问题，而是深受历史累积与路径约束的产物，那些试图忽略历史重要性的经济政策，通常因违背系统的内在逻辑而引发破坏性的后果。其次，经济系统是不确定的，未来本质上不可预测，最优解通常不存在。演化经济学强调，“由于不可能充分地预见到新奇的创生，也不可能预先知晓努力的特定结果，行为者就无法采取最优的行为”(贾根良，2004b)。相应地，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或政策结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也是无法排除的。在这种环境中，基于完备信息与理性预期的最优政策设计失去基础，政策制定者只能通过试错、学习与适应来应对不确定性。最后，经济系统是演化的，遵循遗传、变异和选择的机制，而非最优化计算。现代演化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框架是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选择和遗传机制，(11)社会经济长期演化本质上是广义达尔文主义机制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贾根良，2004a：5—8)。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本质上是高质量变异的大量涌现，以及在有效选择环境下的差异化存活与传播的结果，而非资源在给定生产函数下的最优配置。因此，经济政策的核心不是实现静态的帕累托最优或最小化无谓损失，而是持续改善变异、选择和遗传过程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基于上述核心逻辑，演化经济学形成了几大核心的政策原则，即历史重要与最小限度打乱原理、创造力原理、不确定性与意外原理、复杂与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主张、系统政策观，以及试验与政策学习原理(贾根良、赵凯，2006)，它们既是对演化经济学政策逻辑的直接延伸，也共同构成与新自由主义及新古典范式截然不同的、更加现实以及更具有适应性的经济政策框架。
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非均衡和历史过程的视角，为突破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的二元范式提供了可能路径。它强调，经济政策并非静态的意识形态模板或单纯的物质利益计算的结果，而是嵌入历史惯例、集体学习与演化试验之中的动态产物。这一视角对本文构建分析框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物质利益驱动与思想观念塑造是在开放的、历史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系统中辩证互动，而非机械二分或单向决定。该视角有助于深化理解经济政策思想的生成演化过程、思想与政策互动的关系，以及思想、政策与实践的循环反馈，并与前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政策范式理论的认知转型逻辑等形成互补，从而在理论层面实现更丰富的对话与整合。
2.批判实在论。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世界具有分层本体论结构，包含经验层面、实际层面和真实层面，“世界不仅由经验观察以及印象所构成，更是由不易被观察到的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与趋势所构成”(赵华，2020：134—135)。它吸收了奥地利学派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的解释学见解，但又避免了将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并指出社会结构不只是依赖于人们的观念，而且同样依赖于人们的活动与实践(贾根良，2004c)。因此，批判实在论拒绝将物质基础与思想观念截然二分或机械对应，而是强调二者通过因果机制在社会系统中发生辩证互动，即物质基础为思想观念的产生、传播与持续设定结构性条件与限度，思想观念和话语框架等一旦生成，便具有相对自主性和真实的因果效力，能够部分维持、强化、调整，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物质基础。换言之，社会结构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的行动、观念、意识和目的(赵华，2020：138)。这意味着，经济政策的生成与变迁不应被简化为利益集团的成本-收益博弈(物质利益范式)或倡导联盟的信念竞争(思想观念范式)等，而应被视为深层社会结构机制与观念话语机制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层级互动与共同生成的过程。例如，在重大经济政策转向中，物质利益矛盾的累积作为触发机制，而观念认知框架的转变则作为中介与放大机制，二者共同生成政策变迁的现实。批判实在论的引入并非旨在取代既有的政策分析范式，而是为其提供更深层的本体论基础与方法论指导。它提醒我们，突破二元分化的关键在于，承认社会实在的分层性与涌现性，坚持本体论优先于认识论，避免认识谬误将经济政策思想仅视为可观察的政策话语，同时聚焦开放系统中的因果机制而非封闭的决定论或偶然主义。总之，批判实在论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颇具启发意义的哲学立场，为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的辩证互动提供了更坚实的哲学基础，从而为后续尝试融合物质利益驱动与思想观念塑造的双重逻辑、构建经济政策思想史分析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整合、关键问题与方法建构
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二元范式及其解释困境，揭示了单一解释逻辑难以全面理解政策制定与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涉及思想观念与政策实践互动的经济政策思想史领域。这一困境不仅凸显了整合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逻辑的必要性，还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方法建构的空间。与传统政策研究对物质利益逻辑的强调不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突出思想观念的相对自主性及其与物质利益逻辑的辩证统一。因此，本部分将探讨通过跨学科理论整合构建模块化分析框架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凝练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必须解答的六个关键问题，并将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资源融入对关键问题的考察之中，以形成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从结构解析到循环互动的完整逻辑链条，从而构成对经济政策思想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更全面的考察。
(一)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整合
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区别于传统政策研究的核心在于，它突破了单纯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分析逻辑，更为强调思想观念因素在经济政策制定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传统政策研究通常聚焦资源配置、利益博弈和制度安排，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通过融合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逻辑，揭示经济政策制定与变迁背后的物质利益考量、价值判断、意识形态以及决策者的认知框架。这种研究路径并非脱离既有分析范式，而是尝试通过跨学科整合，增进对经济政策制定与变迁复杂性的理解。
经济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在物质利益维度，经济政策作为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通过法律、法规或经济工具，如税收、补贴和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市场行为和社会分配。在思想观念维度，经济政策不仅是技术性工具，还承载着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不仅是一套减税和放松管制的经济政策组合，更反映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市场自由和政府最小化。这种双重属性导致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变迁更具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经济政策本身作为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安排的复杂性，即经济政策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如政府部门、企业群体和社会公众，并随时间、环境变化而演变；另一方面体现在研究者对经济政策属性认识的复杂性，即不同学科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存在差异，经济学家可能将其视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的工具，社会学家可能强调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制度表达，政治学家则可能关注经济政策背后的权力博弈与利益协调。换言之，单一的理论或分析范式通常难以全面准确地揭示经济政策的本质，经济政策概念内涵的多重维度，即经济政策的理念、目标和手段等，也会导致对经济政策认识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要求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突破单一分析范式的局限，进行跨学科的理论整合，以探求更加符合经济政策制定与变迁真实历史过程的分析框架。
理论整合是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探析的关键，它旨在通过综合多学科视角，构建涵盖经济政策的理念、目标、手段及其互动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单一理论，如制度变迁理论可能聚焦利益因素，忽视思想观念的作用，而社会学理论可能强调价值观念，忽略制度的约束。理论整合的意义在于突破单一理论的局限，整合构造的分析框架通过跨学科综合实现逻辑一致的融合，而非简单叠加功能，从而弥补单一理论或分析范式的碎片化缺陷。与此同时，理论整合的可能性主要依托既有政策研究理论的互补性。现有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如制度变迁理论、政策过程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分别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政策过程的不同截面，为理论整合提供了模块化基础。例如，政策研究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利益博弈，主要关注政策如何改变特定领域参与者的行为激励，以及政策本身如何发生结构性变迁；政策过程理论聚焦决策机制，从多重视角深入探讨政策形成的过程，旨在以不同的方式将各种政策研究理论关注的子问题整合进政策子系统的研究；政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则重点突出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在制度或政策的制定与变迁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些理论的互补性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整合基础，各种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分别针对经济政策研究的不同维度，共同构成整体性分析框架构建所需的理论资源。
尽管理论整合具有可行性，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需要在经典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经济政策相关的概念和分析工具。一方面是解决概念界定的模糊性问题。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涉及“经济政策”“经济政策思想”及“思想观念”等抽象概念，这些概念因学科不同而定义各异，可能导致分析框架在操作时缺乏统一标准，影响研究的严谨性。因此，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必须建立“经济政策思想”的统一概念框架，并通过概念的分层剖析将经济政策理念、目标及手段等解构为整体性概念的内在层次，确保不同理论的分析对象或关注焦点在统一的概念框架内协调一致。另一方面是处理理论兼容性问题。不同理论的假设和逻辑起点可能存在冲突，增加了理论整合的难度。例如，制度变迁理论假设行为者是理性利益最大化者，强调物质激励；而社会学理论则假定行为受非理性价值观念驱动，可能忽视物质激励约束。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分析框架在解释经济政策制定与变迁时出现矛盾。为应对这一挑战，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整合可以将不同理论或分析框架视为一种模块化工具，分别应用于经济政策研究的特定维度或层面。例如，将倡导联盟框架和社会学理论用于分析经济政策的价值观念与思想理论演变，将间断均衡理论和博弈论等用于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度与决策过程。这种模块化分工既保留了各种理论的独特优势，同时又通过明确的功能区分尽量避免不同理论的直接冲突。
(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关键问题
在对经典政策研究理论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不应止步于既有理论的简单借鉴或叠加，而需通过理论整合构建一个有机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以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的双重逻辑为核心，融合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多维视角，旨在揭示经济政策思想的生成机制、演变规律及其与政策实践的互动关系。该框架强调经济政策思想作为连接思想观念与经济政策及实践的桥梁，既受物质利益的驱动，又受意识形态与认知框架的塑造，从而克服传统政策研究中物质利益范式与思想观念范式的二元分化。基于上述理论整合的思考，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需要聚焦以下六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源于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启发，如信念系统的分层剖析、范式转型的思想逻辑以及唯物史观的矛盾运动等，还回应了既有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局限，即从单一学科和单一范式向跨学科和跨范式的综合性分析拓展、从单一唯物史观或思想观念向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双重机制的整合，以及从碎片化描述向普适分析框架的提升。系统探析这些关键问题，可以为加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提供清晰的方法基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以下六个关键问题仅是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初步性思考与尝试，限于文章篇幅与方法论定位，难以对每个问题展开全面且深入的分析，但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为后续研究提供框架指引与方法参考。
第一，经济政策思想包含哪些构成要素？明确经济政策思想的构成要素是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基础问题。原因在于，经济政策思想并非单一的意识形态或抽象主张，而是具有内在结构的多层次认知体系，通过对经济政策思想构成要素的解构，可以避免研究中的模糊性与碎片化，提供结构化的概念框架。前述政策过程理论的相关内容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启发，可尝试借鉴倡导联盟框架对信念系统的层级划分与政策范式理论的嵌套逻辑，将经济政策思想解构为具有不同稳定性但相互嵌套的构成要素，从而揭示经济政策思想涉及价值观念、理论认识、问题判断、目标主张与手段选择的内在关联。同时，根据构成要素的稳定性与易变性差异，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时间尺度的经济政策在思想构成要素上的侧重差异，以及短期或长期经济政策变迁所暗含的经济政策思想的不同层次的变化。总之，这种构成要素分析有助于整合物质利益分析范式(关注政策手段与目标的利益驱动)与思想观念分析范式(强调价值与理论的认知基础)，为经济政策思想构成要素的生成演化与作用机制研究奠定概念基础。
第二，经济政策思想的构成要素如何生成与演化？探析经济政策思想构成要素的生成与演化是理解经济政策思想整体动态性的关键所在。因为经济政策思想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其构成要素的形成与调整受多重因素的驱动，厘清这一生成演化过程，有助于解释经济政策思想演变的非线性与阶段性特征。经典政策研究理论，如间断均衡理论的动态机制、政策范式理论的异常累积路径、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循环等，为这一问题的考察提供了分析路径，可尝试通过外部冲击、利益博弈、认知学习与实践反馈等维度，考察构成要素从生成到调整的阶段性互动。同时，不同时间尺度的经济政策所蕴含的经济政策思想在生成与演化机制上也必然存在差异，短期政策思想的生成更多受“焦点事件”“政策之窗”等驱动，而长期政策思想演化则更多体现路径依赖、异常累积与范式转换的长期逻辑。总之，这种探讨不仅可以克服传统政策研究对历史还原的单一依赖，还能融合利益驱动与观念塑造的双重机制，揭示经济政策思想构成要素生成演化的内在规律与外部条件，从而为经济政策思想的整体性演变提供认识基础。
第三，如何从史料中提炼经济政策思想的构成要素？从史料中提取经济政策思想的构成要素，是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实证操作的关键方法问题。原因在于，史料是思想史研究的首要载体，但经济政策思想往往隐含于文本的显性表达与隐性叙事中，需要通过科学的提炼方法，才能确保研究的客观性与可验证性。借鉴贾根良等对布劳格方法论的反思与“创造解释学”(贾根良、李黎力，2010)，提取过程应忠实还原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本原意，同时引入社会学理论和政策过程理论的框架进行结构化解析。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多维史料的互补、文本的微观分解以及交互验证来展开。这种方法建构不仅能克服传统历史叙述的浮泛类比，还有助于突破既有研究的经验主义局限，实现从本土叙述向跨学科、系统化实证的转型，提升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第四，思想观念如何作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考察思想观念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机制是桥接观念与实践的关键问题。原因在于，思想观念并非被动反映物质利益驱动下的政策结果，而是通过多个环节主动塑造政策制定结果。换言之，经济政策制定不仅是利益博弈与资源分配的过程，更是观念建构与竞争的过程，揭示这一作用路径可以更好地解释物质利益分析范式难以准确阐释的政策过程。多源流分析框架的政策企业家与框架整合、倡导联盟框架的信念博弈、社会学理论的渗透机制以及博弈论的策略互动，为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多维视角，可以从经济政策制定参与主体的思想观念传播、竞争与整合环节入手，剖析思想观念如何塑造问题界定、目标指引与政策合法性。这种分析深化了对思想观念相对自主性的认识，为理解经济政策制定的复杂过程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框架。
第五，经济政策思想演变与经济政策变迁的关系是什么？厘清经济政策思想演变与经济政策变迁的关系是揭示“思想-政策”互动关系的核心所在。原因在于，二者并非孤立地发展和演变，而是在历史脉络中相互嵌入且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只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经济政策变迁的方向、深度和经济政策思想演变的非线性特征。政策范式理论显示思想的演变往往先于政策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政策变迁受路径依赖的制约，而博弈论视角下的思想观念作为策略变量影响政策均衡解的形成。这些理论认识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分析工具，可通过分层对应，即经济政策思想演变的不同阶段与经济政策变迁的不同层次来展开探讨，考察不同层次(短期或长期)经济政策变迁背后作为驱动因素之一的经济政策思想演变的不同情况及其对应关系，从而实现思想观念范式与物质利益范式的融合，增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动态解释力。
第六，经济政策思想、经济政策与经济实践是如何互动的？分析三者的互动关系是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最终落脚点与现实导向问题。原因在于，经济政策思想研究的意义最终体现在与经济政策、经济实践的循环互动中，只有把握三者之间的循环作用，才能揭示思想的实践价值与反馈机制，避免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脱离经济实践的现实。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济实践通过反馈机制引发思想革新与政策调整；政策作为桥梁，将思想转化为制度安排，反作用于实践。多源流分析框架与间断均衡理论揭示了外部冲击如何打通三者互动的政策之窗；社会学理论则突出思想的社会化机制在政策实践中的渗透过程。这些理论认识为这一问题的考察提供了切入视角和工具，可从经济政策思想对经济政策的转化路径、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践的引导机制以及经济实践对经济政策思想的反馈渠道入手，考察三者的循环作用。这种分析不仅能回应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还能为当代经济政策优化与理论创新提供方法指导。
(三)基于理论整合与关键问题的方法建构
对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整合与关键问题的探讨，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这一方法或框架并非对既有理论的简单拼凑，而是以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的双重逻辑为核心，通过模块化兼容机制，将经典政策研究理论的丰富资源有机融入对六个关键问题的考察之中。从理论整合与六个关键问题切入，能够系统深入地考察经济政策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整合确保了分析框架的跨学科适用性与内在逻辑一致性，而六个关键问题则共同构成对经济政策思想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全面考察。这种理论整合与“内在结构-运行机制”的双重考察，不仅弥补了既有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理论盲区与方法局限，还为该研究提供了一条从静态解析到动态演化的完整操作路线，从而实现了从经验描述向方法建构的突破。
具体来说，六个关键问题并非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中孤立并列的议题，而是构成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涵盖经济政策思想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首先，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聚焦经济政策思想的本体层面，通过解构经济政策思想的构成要素并揭示其生成演化规律，奠定经济政策思想研究的概念基础与结构视角。这一环节避免了研究陷入碎片化叙述，实现了对经济政策思想内部结构的静态剖析与生成演化的把握，为后续分析提供了统一的对象与基础坐标。其次，第三个问题转向方法层面，重点探讨如何从史料中科学、严谨地提炼经济政策思想的构成要素。这一问题直接承接前两个问题的概念框架，将抽象的结构解析转化为可操作的史料分析技术，有效回应了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长期面临的实证难题，确保研究的客观性与可验证性，避免主观臆断或浮泛类比。再次，第四个和第五个问题深入机制层面，分别考察思想观念对经济政策制定的单向塑造作用，以及思想演变与政策变迁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一递进体现了从观念到实践、从单向塑造到双向嵌入的逻辑深化，实现了物质利益范式与思想观念范式的辩证统一，克服了传统政策研究对利益驱动的过度强调或对观念作用的抽象化处理。最后，第六个问题升华至实践层面，将经济政策思想、经济政策与经济实践置于循环互动的整体视野之中。这一问题不仅收束前五个问题的分析线索，更将研究导向现实关怀与理论创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下“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逻辑。通过揭示三者的反馈路径，该问题赋予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以现实解释力和政策启发价值，避免其陷入纯粹的历史叙述或脱离实践的观念史。总之，六个关键问题共同构成一个逻辑完整的分析链条，提供了从内在结构到运行机制的全过程、系统性考察。这一逻辑链条的严密性与递进性，源于对经济政策思想本质的深刻认识，即它并不是孤立的抽象实体，而是嵌入历史实践的动态过程，同时受到物质利益驱动与思想观念塑造的双重作用，其不仅能够弥补既有研究在理论深度与方法系统性上的不足，更为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规范化、理论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方法基础。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展开探索，尝试建立一种融合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双重逻辑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既是对传统政策研究理论二元范式的回应，也是从方法层面推动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一次初步尝试。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深化拓展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存在广阔的探索空间。本文关于跨学科理论整合、六个关键问题提炼以及建基于此的方法建构，仅属于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方法的阶段性、探索性的初步尝试，其理论整合的模块化兼容机制与关键问题的具体操作路径，均需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思考、锤炼和实证检验。例如，在理论层面，需要进一步夯实经济政策思想的概念基础以实现更加准确精细的结构化剖析，并深入探究物质利益与思想观念双重逻辑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整合机制和互动过程，特别是在不同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异质性；在方法层面，需要探索如何有效融合定性史料深度解读与当代政策过程研究中的信念体系测量技术，从而从多维政策文本与历史档案中更可靠地抽象出经济政策思想的构成要素，并将其与决策者的认知框架建立可验证的对应关系；在实证层面，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思想展开系统性梳理与分期研究，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思想独特的生成逻辑、演进脉络及其与全球主流经济政策范式的对话、竞争与可能的理论超越。总之，通过持续的方法论反思与实证积累，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有望突破传统叙事局限，逐步形成具有历史厚度、理论自觉与解释张力的研究范式。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经济政策演变规律的认识，也将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坚实的方法支撑与思想资源，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更好地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命题。
注释：
①亦有译为哈里·兰德雷斯。
②制度变迁的需求侧受要素相对价格变动、技术进步收益及要素禀赋转型等因素驱动，供给侧则受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与斗争、意识形态黏性及知识积累等因素的影响。
③然而，现实政策制定与这一决策逻辑存在差异。一方面，政策制定者通常是有限理性的，难以穷尽所有政策工具和准确预期每种政策方案的全部后果。另一方面，理性主义模型忽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作用，许多政策决策表现为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面对这种冲突，学界出现明显的认识分野。一些研究者批评理性主义政策模型与现实政策制定过程存在较大区别，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无法实现，进而主张政策制定通过小规模和逐步调整进行，通过有限理性下的连续试错达到次优解(Lindblom，1959)。也有学者指出，理性主义政策模型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最基本的参照系，可以指导政策制定者明确政策目标、比较现实政策与理论最优解的差距并评估政策设计的合理性。
④制度变迁理论的后期发展突破了新古典范式的局限，纳入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因素。一方面，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视意识形态变化为经济变化的基本因素，认为其通过塑造共同信念、降低“搭便车”倾向并赋予制度合法性，影响路径选择、集体行动及交易成本，从而塑造制度变迁的结果(诺思，1994：51)；另一方面，诺思的新古典国家理论解释了无效率制度的存续，揭示了统治者在竞争与交易成本约束下的选择困境，即在某种有效率产权必然促进收入增长时，统治者却最终选择另一种无效率产权(诺思，1994：28)。
⑤政策子系统包括那些来自公共和私人组织中关注某一特定公共政策问题的行动者，或者那些试图去影响该领域政策的行动者。
⑥它们分别是：(1)价值理念标准，即关于现实性质、社会正义和国家适当作用的价值观、假设和原则；(2)政策问题见解，即有关需要公共干预的问题的见解；(3)政策目标认识，即关于应追求哪些政策目标的认识；(4)政策手段主张，即有关实现政策目标的适当政策手段的想法。
⑦根据Redford(1969：100—102)有关西方政治系统的经典区分，政治系统分为宏观政治和子系统政治两大层面。宏观政治涉及广泛的公众利益和重大议题，如宪法改革、经济危机、战争等，由总统、国会、媒体和大众舆论主导，议程高度开放、关注度集中。子系统政治则指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化决策，如农业、医疗或产业政策，由该领域的专家、官员、利益集团和专业委员会构成，负责处理具体、复杂的技术性议题。由于政府决策能力的结构性限制，高层决策机构一次只能集中处理少数重要议题，宏观政治的议程大多被日常事务或既定优先事项占据，子系统因此得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主运行。
⑧政策子系统由专业化的政策专家、官员和利益集团等组成，他们凭借专业知识和技术术语有效限制了非专业人士(包括公众和其他政策制定者)的参与，并且子系统内的利益集团与机构通过掌控信息、议程和决策程序抵御外部压力，维持政策现状，形成政策垄断。
⑨问题流是指潜在的社会、经济等问题中，通过数据变化、危机或反馈机制被政策决策者感知为紧迫问题的政策议题。由于决策者只能同时关注和解决少数核心问题，因此政策议程上的问题选择构成政策制定过程的关键阶段。政策流是由政策专家群体提出、讨论、筛选和完善的各种政策方案与技术性建议组成，这些方案需要在技术上可行、政治上可接受且符合价值期待，才可能匹配重大政策问题并进入政策议程。政治流独立于前两者，由政治环境的变化所驱动，对政策制定结果至关重要，因为政策专家的提议需得到主要政治倡导者的支持方能得到落实。
⑩亦有译为朱迪斯·戈尔茨坦。
(11)变异是指经济系统中持续产生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商业模式、新制度安排、新知识等多维度的多样性，它们是演化的原材料；选择是指市场与非市场机制共同构成选择环境，对这些变异进行筛选，决定哪些变异被放大、哪些变异被淘汰；遗传是指成功的变异通过模仿、学习、企业扩张、惯例固化等方式被保留和扩散，形成新的“常态”或“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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