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4期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沿探索，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关系为对象，揭示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贯彻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立足恩格斯关于狭义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区分，这一理论在双重维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狭义看，它以当代中国人文经济实践为基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以人文逻辑破除和超越西方经济学的资本逻辑，揭示文化引领作用。从广义看，对苏杭样本的研究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经济和文化双向驱动等观点则是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升华，更深化了对特定社会形态经济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在守正创新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关键词：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唯物史观 经济学方法论
王一成，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人文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守正与创新，还深刻回应了如何认识特定社会形态经济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这一重大理论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沿成果。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从学理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经验，集中体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由此出发，它展开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性反思，以鲜活的“人文逻辑”扬弃西方经济学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逐利本性，批判西方现代化模式中根深蒂固的人文危机。苏杭等城市的先行探索，为这一理论创新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注脚，表明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条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发展路径。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议题
任何重大理论创新都不是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在回应时代实践需要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理论创新始终源于实践创新，并随着时代课题的变化不断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边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实践不断深化，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和现实问题不断涌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理论命题。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同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苏州市考察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重要论断首次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标志着人文经济实践开始由地方经验上升为具有全国意义的理论议题。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要“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在新时代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可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已经超越了对地方实践经验的简单概括，成为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理论总结的重要探索。
应当看到，人文经济实践虽然首先在部分地区得到集中体现，但其所反映的并非局部发展的特殊经验，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趋势。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持续推进，还是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创新优势的实践探索，都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方式和现代化道路的新变化。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正是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其理论旨趣已经超越经验描述和案例分析，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视野。
这一理论跃升之所以可能，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的方法论品格。自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完成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随着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形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作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鲜明的历史规定性，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以及社会形态演进不断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可能停留于某一历史阶段，也不可能穷尽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经济规律，而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自身理论内容。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开放性表现在多个层面。在时间维度上，它既要求研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也要求在此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空间维度上，它要求关注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经济形态的多样性，而不是将某种特定模式抽象化为普遍标准。在价值维度上，它始终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研究的根本关切，避免经济学蜕变为纯粹的技术性知识。这些要求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实践的推进，不断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形成新认识。理论的科学性，正体现于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回应新的历史实践，而不是停留于经典文本的重复阐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始终有清醒的认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广义政治经济学则要揭示“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紧接着又坦率地承认，这样一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这一论断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创立之初便没有将自身理解为已经完成的终极理论，而是始终向新的历史实践敞开怀抱。理论的发展不是对经典作家基本原理的否定，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概括新的实践经验、揭示新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理论品格的集中体现。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再到新时代围绕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等重大命题形成的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在中国实践中不断实现理论创新。
理论的发展始终以实践的发展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形成了经典政治经济学未曾面对的一系列新实践、新现象和新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新时代的发展实践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更加强调发展质量，要求文化繁荣、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随着文化强国战略深入推进，文化越来越深刻地融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乡建设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述，正是对这一实践趋势的科学概括。这些新的实践既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图景，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新课题，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传统政治经济学在讨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通常采取的是“决定—反作用”的解释框架。这一经典框架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有其科学性，但面对当代中国实践中经济与文化深度交融、彼此赋能的复杂现实，显然需要进一步深化。苏杭等地的实践表明，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而是内生于经济过程本身的重要力量。历史文脉涵养创新精神，人文价值引领产业方向，传统工艺转化为现代生产力等，这些现象呼唤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论说明。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它不是对地方发展经验的简单总结，也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局部修正，而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新经验、新规律进行理论概括的重要成果。其理论创新既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又面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要求。因此，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或者仅从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都难以完整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定位。
恩格斯关于狭义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区分，为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狭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运动规律，广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深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课题，又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其理论创新兼具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两个层面的意义。基于这一双重理论属性，借鉴恩格斯的上述区分，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能够更加全面地揭示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前沿理论成果的学术价值。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狭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
从狭义的视角，即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来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当代中国的人文经济实践为基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规律。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回应伟大的时代。从历史上看，古典经济学诞生于资本主义手工业时期，成熟于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初期，它力图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发现其内在规律，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这开启了近代社会历史研究的科学化潮流。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泛化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到了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逐渐向庸俗经济学转变，即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在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弊端之一就是逐渐脱离社会实践，呈现出高度学院化的倾向。它的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而是先验的经济指标增长；它热衷于构筑纷繁复杂的抽象数学模型，而不是研究经济现实。
与之相反，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当代中国的人文经济实践为自己的研究基础，它所要直接揭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规律。它不是先验的，而是现实的；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正如有学者所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不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也不是对西方人文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式现代化走在前列地区经济发展实践及其经验的概括总结。之所以在“人文经济学”之前强调“新时代”，正是因为其有明确的历史方位和深厚的实践基础，这本身即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就此而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首先体现在当代中国的人文经济发展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实践探索。当代中国的人文经济发展道路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固有思维，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经济与文化高度融合的现代化新图景，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二，以“人文回归”的“人文逻辑”破除和超越陷入“人文危机”的西方经济学，深化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是从私有财产这一事实出发，却不说明这一事实本身：“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古典经济学将私有财产的确立和“经济人”假设作为立论基础，由此开启了一个排除人文向度的纯粹经济世界。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以“三大拜物教批判”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物化现象：商品形式把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反映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进入资本拜物教阶段，剥削关系则被表面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所掩盖，以至“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近年来，陷入深度人文危机的西方经济学也曾自我反思，但由于立场与方法的局限，其反思始终停留在经济学大众化或是伦理层面呼吁人文向度等外部修补上，不触及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因而只能是暂时性、表面性的。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一方面，承继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根本观点，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贯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具体而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人文逻辑”及其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归宿都是人民；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既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遏制其无序扩张。唯有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才能实现人文逻辑的回归和人文危机的化解。
第三，以文化和经济的融合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历史发生学维度上，经济决定文化，但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经济同样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西方现代化起源于14至18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其理性至上的启蒙精神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却也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异化。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启蒙的自我毁灭”。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危机在理论上的反映。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角度看，当代中国的人文经济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进程遥相呼应，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具体表达，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无论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指导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沃土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历程。在这里，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不是单单用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简单模式可以阐明的，两者恰恰是相互融合、共同贯穿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文化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区别于动物的谋生行为；其二，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其三，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诸要素，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相结合，将极大提高劳动力素质，拓展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眼点在于揭示特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那么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则重点阐明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如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丰富和发展。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
作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的有力补充和深化拓展，同时也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广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相对于狭义政治经济学，以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种基于“个别”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二是以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一般特征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种基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广义的视角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苏杭样本的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马克思撰写《资本论》以英国为例证，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以苏州、杭州为示范，源于以苏杭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众多城市普遍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紧密结合、文化与经济交融互通的共同特征。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地方知识也具有世界意义。梳理总结走在人文经济前列的苏杭样本的示范经验，分析凝练其中蕴含的历史传统、内在机理和未来走向，是我们不断深化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微观窗口，也是丰富和拓宽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重要途径。
早在主政浙江时期，习近平同志就特别关注对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浙商文化”是浙商之魂》一文中，习近平深入分析了“浙商文化”对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论述了地方文化所蕴含的人文底蕴对于整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浙商文化”传承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于广大浙商的创造性实践，是支撑浙商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随着浙江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浙商文化”在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发突出。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苏州在人文经济实践领域走在前列，代表未来发展方向。苏州为什么能够将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经济发展结合得很好，从而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经济实践的示范样本呢？一方面，苏州自古以来就是富饶秀丽的鱼米之乡，建城2500多年来文化昌盛、经济发达，近千年始终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要先驱和发源地之一，具有最完整的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记载和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使得苏州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有机结合，形成了人文经济形态。另一方面，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始终根植深厚的本土文化基因，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历史的、具体的、有机的融合走向经济现代化。新时代人文经济的苏州样本不仅以坚实的经济基础推动了现代文明的繁荣，更以深厚的人文精神赋予科技创新以灵魂，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人文情怀塑造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以细腻优雅的人文品质提升经济发展的层次，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织就现代都市的风采。苏州样本如同一幅新时代的“双面绣”，绣出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种人文与经济交融发展的优势并非停留于理念，而是在新时代苏州高质量发展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苏州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传承发展的原则，统筹推进古城保护更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逐步形成了传统文化赋能现代产业、历史文脉涵养城市创新、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的人文经济实践路径。实践表明，人文资源并非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而是能够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转化为现代生产力的重要发展要素。苏州样本所揭示的，正是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所强调的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机制。这一机制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认识，说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不仅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更能深度嵌入经济社会运行全过程，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二，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从“现实的个人”到“文化人”。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人”假设，还是费尔巴哈谈人的“类本质”，实际上都是从先验逻辑出发外在设定人的本质。但184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在《资本论》中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理解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所有这些都反复指明，人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人的本质不是一种固有的抽象规定性，而是特定实践活动赋予的社会历史性。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对这一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在于，进一步揭示了“现实的个人”内在包含的文化维度，从而把“人”理解为“文化人”。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涵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即人化，二者相融，便是人文。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正是将人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突出强调以精神文化为内核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构成人之现实本质的重要维度。这不是对“现实的个人”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偏离或超越，而是在新时代语境中的丰富和发展。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一理论出发点而不滑向抽象人本主义，根本原因在于它始终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唯物史观阐释原则为前提。经济从根本上决定文化，文化又对经济发展发挥能动作用，“文化人”正是在这一辩证关系中被具体规定和把握的。在历史发生学维度上，经济决定文化，经济基础起着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文化总是嵌入人类总体性活动并发挥重要作用。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经济与文化双向驱动的历史趋势。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从物质生产领域谈论社会存在和发展问题。尽管他们提出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构想，也充分考虑到了社会意识、民族特征等复杂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但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狭义政治经济学领域。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文化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各领域加速渗透、深度融合。文化与科技的结合使经济的文化内涵愈发厚重，文化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强，文化竞争力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识。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提出“文化经济”概念以阐明经济与文化双向驱动的历史趋势。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将“文化经济”概括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所谓“文化经济”，不是西方经济学通常理解的作为部门经济的文化产业经济，而是特指经济与文化双向贯通、融合发展的总体社会形态。就其本身的内在机理而言，“文化经济化”指的是文化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价值引领、内在灵魂、助推动力、社会聚合等方面作用于物质生产全过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文化化”指的是经济发展必须以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作为自身的必要支撑，其目的和归宿都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不是彼此并列的两个过程，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表明的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即经济发展形态从“资源经济”“资本经济”“技术经济”跃升到“文化经济”。尽管从历时性维度看，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都会经历从依靠资源投入、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到人文与经济相交织的“文化经济”形态这一动态的发展过程，但是在共时性维度上，这几种形态也处于彼此交织、并列发展的状态。应当说，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人文经济形态统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使得两者不再是彼此孤立的领域，而是相互作用、共同促进。
结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新时代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实践，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等重大时代课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研究视野和实践品格的丰富与发展。
归根到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实现自我丰富、自我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时代以来，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引领、赋能和浸润作用不断增强，人文因素已经深度融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逐步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这一历史性变化，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认识，也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律的理论阐释，使其更加充分地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要求。
苏杭的人文经济实践充分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持续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优势和创新优势。以苏杭为代表的中国地方样本所展现的，不仅是一种地方发展的成功经验，更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历史文脉与现代产业深度融合，人文精神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共同揭示了新时代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机制。这一实践既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来源和现实支撑，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始终立足时代实践、回应时代课题，在实践创新中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发展逻辑。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纵深推进，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实践、新经验和新规律将不断涌现，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也将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完善自身理论体系。面向未来，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对文化赋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逻辑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积极吸收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不断增强理论解释力、实践指导力和国际传播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从而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时代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