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了这组笔谈，旨在回顾新时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演进脉络、梳理学科建设成就、分析当下发展环境、探讨未来前进方向。在本组笔谈中，6位专家学者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直面新闻传播学科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主要挑战，锚定加快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目标，以“两个结合”为主线，探讨推进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战略路径。从中可以看出，新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直面全球新闻传播实践的新变化新趋势，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期待本组笔谈能够深化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学科理论建设的讨论，为开创我国新闻传播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自主知识体系 “三大体系”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 “两个结合”
严功军，文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指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并强调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的转换”。国际传播作为体现世界交往和全球化进程的典型领域，其理论范式的生成与转型始终与地缘政治格局和传播生态的变迁深度交织。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近代国际关系体系雏形以来，世界传播格局至少经历了三次浪潮，即英法世界殖民时期、冷战美苏对抗时期、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时期。目前，这一格局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国际传播理论范式在长期的传播实践中不断演变，并因地缘政治格局与传播生态的变化而面临转型。当前，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传播场域的另一主体，中国作为其中的核心力量，从国际传播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参与者，再到组织者、引领者，在范式转换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面向未来，中国国际传播学界正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攻方向，以国际传播共同体建设为目标，推动国际传播范式的当代重构。
一、国际传播范式的历史生成
在国际传播的知识生产与全球实践中，围绕认识论、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范式争论从未停息，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和阐释。在全球变局与技术更迭的背景下，在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客观要求下，学界更加重视对国际传播“学术史及其知识社会学逻辑”的梳理与反思，并主要从全球化、技术史、国际关系三个视角切入，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分析路径。
第一，国际传播与全球化同向而行，全球化的历史就是国际传播史，全球化的阶段转换决定了国际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学者指出，“传播不仅表达而且也组织着全球化运动”。传播既是全球化的表征系统，也是其得以展开的动力机制，二者在历史演进中相互塑造，深度交织。
第二，从技术史的角度看，传播与技术紧密相关。技术发展推动国际传播从人的交往、基于工具的交往转向跨时空交往、虚实交往、人机共生交往。技术决定传播场域和生态的转型，彰显传播的社会作用。谁控制技术，谁就掌握了国际传播话语权。
第三，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国际传播强调国家间各领域关系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关系是动态变化的，有时突出政治关系，有时凸显经济关系，有时强调文化选择。国际关系视角与全球化视角紧密相关，不同的全球化阶段形成不同的全球体系，这些体系折射出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差异，并由此决定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最终推动国际传播范式的形成与流变。
基于以上三个视角，结合发展实际，可以清晰地梳理和认识国际传播范式生成的历史脉络和内在规律。1870年，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和德国沃尔夫社签订“联环同盟”协定，美国纽约联合新闻社亦参与其中，史称“三社四边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各社的新闻采集与发布范围，确立了一战前国际传播体系的基本格局，成为欧洲列强主导帝国传播秩序的象征。此后，历经战时传播、冷战时期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期，国际传播领域相继出现了宣传、冷战、世界体系、发展传播、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媒介帝国主义、跨文化传播、公共外交、信息主权、软实力传播、战略传播、话语权传播等理论，最终形成了美国主导的传统国际传播范式。有学者指出：“‘国际传播’的诞生基因是战争，产床是‘冷战’，接生婆是美国。”西方国际传播范式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全球化阶段，“其实质是美国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国际化”。以美国为首建构的西方国际传播范式，其核心内涵在于强调国际传播的西方中心主义、功能主义和服务国家利益等特征。受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变迁影响，这一范式的演变亦有不同阶段。从早期的宣传战、舆论战、冷战的传播对抗，转变为冷战结束后基于信息自由流动与发展传播理念，通过合作形塑传播霸权，以及强化公共外交与软实力的话语权影响，随后又转变为对抗式的信息战、舆论战、认知战，其中蕴含一些变化规律，体现出从霍布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丛林文化向洛克“生存也允许生存”的竞争与合作并存文化的转变。当前，西方国际传播范式将上述两种文化结合，竭力维护西方传播秩序。与之类似，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反思国际传播范式思潮变化，亦可看出如下轨迹：从倡导权力竞争与“武器化”的现实主义国际传播观，转向践行相互依赖与“非物质性”的自由主义国际传播观。
二、国际传播范式的实践批判
在西方国际传播主流范式的形成过程和实践场域中，批判反思的声音一直存在。在西方世界主义思想脉络中，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到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一代代学者提出了突破霸权、走向大同的理论愿景。贝克为其提出的构建世界主义理想确立了四条基本原则，有学者将之总结为“克服民族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抵制霸权主义行径”“承认并平等地对待差异”“‘民族国家’的自律”“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世界治理’”。以上四条基本原则构成了世界主义理想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有学者指出：“只有在竭力抵制帝国霸权及捍卫本土性的基础上，才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文化，并为全球民主提供合法性，加强全球治理的效率。”此外，对人类交往的理论探索，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到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再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的理论，构成了一条绵延不绝的思想脉络。这些理论贡献可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方面，从传播中意义共通的角度积极反思人类交往与世界交往的本质与出路；另一方面，在共同体建构上，交往共同体、对话共同体、多元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等一系列思想，不仅刻画了多元的共同体形态，而且提炼出一套超越单边逻辑、指向互惠共生的共同体建构伦理与规范原则。这些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就传播学自身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欧美传播批判学派对主流国际传播范式的霸权控制与权力规训、商业影响与消费规训、文化冲突与意识形态渗透、技术异化与行为规制等方面展开了深刻反思与揭露，揭示了其在自由主义传播面纱下的强权实质。
亚非拉学者对西方国际传播范式的批判也伴随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不断出现。他们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与西方媒介帝国主义不同的观点，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视角。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和南方“传播回流”的探讨，非洲、拉丁美洲及印度次大陆的传播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他们更多地关注知识的去殖民化和本土化进程，形成了诸多理论成果，包括拉美的实践和行动主义方案、南亚的底层群体运动与“亚洲精神主义”、东亚和东南亚的“亚洲作为方法”的统合传播范式、非洲的“乌班图（Ubuntu）主义”哲学、非洲新闻伦理学、口头传媒、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义与东方主义的话语融合等。有学者对拉美的传播研究进行了专门的考古学分析，强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学者在传播研究领域采用了“批判-乌托邦”的视角，采用一种“去西方化”的另类分析方法，不再用技术专家治国、市场、盲目信任和政治控制的眼光看待传播及其应用，而是恢复传播内容与实践的解放性，包括“拉美传播奠基人安东尼奥·帕斯库亚利（Antonio Pasquali）的‘对单向传播的否定’、埃里西奥·维龙（Eliseo Verón）的‘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马特拉的‘文化的解放作用’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对话是解放的条件’”，以及“贝尔特朗的‘对扩散理论的批判以及传播政策的强调’、马丁-巴贝娄（Jesús Martín-Barbero）的‘作为象征互动场所的媒介的中介化’、加西亚·坎克里尼（Nestor Garcia Canclini）的‘消费文化中的挪用’、何塞·布伦内（JoséJoaquín Brunner）的‘传播的多元化政策保证’”等。此外，还有学者基于“非西方”的批判主义立场，对国际传播研究的亚洲主张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亚洲传播研究的五大原则：“（1）从亚洲文化中汲取理论观点；（2）扩大亚洲传播研究的地理关注范围；（3）对不同的亚洲文化进行比较；（4）使理论视角多重化、历史化；（5）正视超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②中国是亚洲传播学和国际传播研究的重镇，华夏传播研究、传播学本土化问题、国际传播国际化批判等一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华夏传播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学者聚焦中国特有的传播现象和问题进行媒介化阐释，发表了丰硕的成果，不但形成了本土化的传播范式，而且逐渐产生了国际影响。
以上相关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揭示了西方主流国际传播范式在实践中造成的不平等后果，对世界交往和国际传播进行了理想主义的展望和伦理层面的反思。不过从根本上说，各种批判理论长期以来只是作为国际传播主导范式的他者存在，并未撼动西方国际传播范式的主导地位。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控制论模式，“这个概念反映了一种模式的类型，一种全能主义的思想，一种总体论的哲学观，它试图使我们相信世界的走向是命定的，就是说外在于所有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冲突的设想”。有学者指出，美国以及美国本土的跨国集团拥有适应自由市场的国际传播能力，它们可以通过无与伦比的对世界传播软硬件的控制宣扬其公共政策，从而创造一个没有国界的新世界。还有学者强调，国际传播一直是美国传播学概念的延展及其本土经验的印证，“极端的实证论者往往把文化特殊性粗暴地吸纳到‘抽象的’普遍性，而这个‘普遍性’根植于美国的‘特殊的’土壤或欧洲的文化架构，但他们对其中的矛盾无动于衷，乃至视而不见。他们甚至把西方经验普遍化，扩大成为全球标准，凡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例外’，而例外又是无足轻重的，于是抹煞‘非西方’经验和跨文化意义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长期的国际传播实践表明，非西方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由于硬实力支撑不足、缺乏制度安排、缺乏协同与合作、缺乏体系化的建构和普遍应用，故而只能在短期内、区域内进行实验，无法产生普遍的示范和推广效应，尚难与西方主流国际传播范式抗争。
三、国际传播范式的当代重构
当前，国际传播已步入以智能传播和多极化格局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东升西降”的演进与“全球南方”的崛起，推动形成了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重塑国际体系的强大力量。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肩负着国际传播范式当代重构的历史使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从国际传播的智能化、数字化、移动化、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到国际传播战略实施的制度化安排和系统化推进，再到“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些举措改变了国际传播场域的力量对比和实践生态，解决了国际传播知识生产和范式转换中社会条件不足的问题。这就使基于中国实践提出新的国际传播范式既具备可行性，也具有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深刻论述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高度为中国重构国际传播范式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基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国际传播范式当代重构，需要把握以下几个重要原则。第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确立中国知识生产的主体地位，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从认识论角度看，一旦要对西方知识霸权提出挑战，必然呼唤“本体论和价值论变革，激发有关生存的意义、生活共同体（community）与政治文化共同价值的新想象”。第二，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可从“政治地位、国际形势、内部机制、理论指导、文化建设、产业支撑、技术布局、人才储备”八个方面着手，持续加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现代化建设，推动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话语权和国际传播效能。第三，要秉持开放多元、和而不同的理念，把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融入世界性国际传播现代化进程中，使之具有普遍的全球意义，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新时期国际传播现代化转型发展。“学术自主的基础在于各种文化思潮和各种传统之间能够主动、开放而互相尊重的交流”，“以世界主义的精神不断对话，既追求在地的文化经验，又跨越文化的藩篱，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了解”。第四，要系统梳理东西方国际传播的历史，结合具体实践，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国际传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和再阐释。基于国际传播必须维护国家利益这一不变的底层逻辑，坚持主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强化问题意识，以“四大倡议”为指导，以完善全球传播治理为出发点，对中外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进行调整、转译和重塑，推动西方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中的有益成分同中国和“全球南方”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有机融合，在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中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创新。说到底，就是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设中国特色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通过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实现国际传播范式重构绝非易事，需要长期的探索，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要深刻认识到，重构国际传播范式绝不是要寻求新的对抗模式或另建排他性体系，而是要确立和推广国际传播共同体，形成具有共识性的新范式。国际传播共同体强调“世界各国在国际传播领域互相尊重、信任、包容，本国利益与他国合理关切兼顾，坚持全球信息传播主权平等、多元共生，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对话协商、交流互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构建多元化的国际传播格局，形成共同的传播目标、传播规范、传播伦理，实现全球传播体系的共建、共赢、共享、共荣，推动数字时代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这一新范式既客观反映国际传播的历史规律，也服务于新时代国际传播实践；既包含对国际传播去西方化的深刻反思，也理性倡导多元化的知识生产，致力于提出创新性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新范式倡导对国际传播进行分层化认知，承认国际传播实践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重新框定国际传播的新内涵和未来努力方向，由此形成对国际传播这一元概念在东西方不同时空之下的流动性、多元性、包容性理解。要明确指出，国际传播领域指导性的元理论是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天下大同思想、新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本理念是多元主体、平等关系，共建共生、利益共享，交流对话、文明互鉴，规范共治、伦理共识，安全有序、开放包容，重大原则是尊重主权、平等自愿、共建共商、合作共赢、开放共享。在此基础上，要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传播伦理，践行公共属性、协同关系、统一行动、平等利益、群体认同、价值统一的传播共同体原则，聚焦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主权保护、平台共享、问题治理、规则制定、伦理共识等重要的全球性话题，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研究，不断推动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提出解决全球传播治理问题的有效方案，最终实现全球传播体系有序重构、良好运行的美好愿景。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7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新闻传播学”文章之一，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