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核心任务。如何实现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已成为各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议题。本文在简要评估各学科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聚焦于世界史学科，就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提出若干初步设想。

一

按照现行学科设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体包括三十个左右的一级学科，各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各异，学科历史长短不一，学术积淀深浅有别，整体发展水平及国际影响力亦不尽相同。因此，在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显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硬性规定统一的时间表与路线图，而应因科制宜，实行差异化策略。

对于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言，构建具有国际认可度的自主知识体系较为容易。特别是在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等领域，中国学者具有独特优势，原创性知识体系已初具规模，整体上处于世界一流甚至领先水平。这些学科的核心任务，是如何从领先迈向引领：在议题设定、概念建构、理论提炼、方法创新及学术范式创设等方面，塑造国际学术潮流，掌握学术话语权与标准制定权。

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对象涵盖中外、且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其主要任务在于实现从理论应用到理论创新的跨越。也就是说，由过去主要借助外来理论解释中国实践，转向以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既有理论，乃至基于本土实践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新概念与新理论。这一转向考验的是中国学者的概念建构与理论创新能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难度居中。

相较之下，对于世界史、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区域国别学等以外国为研究对象的“外”字头学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难度最大。中国学者在这些领域，相较于研究对象国本土学者，在材料掌握、语言能力与文化理解等方面往往处于明显劣势，且起步较晚、长期积累不足，整体上仍处于学习与跟随的阶段。同时，研究对象国自身的学术研究通常积淀深厚，历史悠久，从业者众多，成果丰硕且水平高超，更因属于本土研究而天然具备话语主导权。因此，这些学科的核心使命，在于从模仿与跟随逐步走向对话（与研究对象国本土学者展开平等交流）与补充（提出补充性解释），并最终实现替代（构建替代性叙事）与超越（赢得学术话语权）。

二

中国的世界史（实为外国史）学科包含若干分支领域，除个别专题外，整体上尚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世界史学科的议题设置、材料选取、方法运用、观点凝练和理论借鉴，多受研究对象国及欧美学术潮流的影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述十分有限，更遑论提出能为研究对象国所接受的概念与理论。世界史学科内部构成复杂，分支领域众多，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需针对不同领域采取不同路线。

就人类历史的宏观书写而言，中国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世界历史编撰体系，其代表是20世纪90年代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通称“吴齐本”）。该体系既继承了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入的社会形态史观，又融入了全球史视野，同时突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注重纵向（社会形态演进）与横向（地区间联系）的结合，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远古至1500年）、近代（1500—1900年）和现代（1900年以来）三个时期。这一编撰方式与欧美史学界通行的古代—中世纪—早期现代—现代的四分法颇为不同，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独特思考。其优点在于摒弃了“中世纪”这一具有欧洲特殊性的历史分期，并将1500年前后作为近代的开端，这与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基本契合。然而，其也存在一些不足：“近代”与“现代”在英文中同为modern，易造成翻译与国际传播上的混淆；将“现代”的起点定于1900年前后，既未能反映政治制度与生产力的革命性变迁，也将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排除在“现代”之外，难以获得国际学界的普遍认同。相较而言，欧美学者以1800年前后的法国大革命或工业革命作为“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与“现代”（modern）的分界，更契合欧洲的历史实际。[1]当然，历史分期本是为分析需要而建构的工具，世界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与政治变迁的时间节点各异，任何统一的分期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地区，故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分期，只有适合特定问题与时代需要的分期。在新形势下，中国自成一家的世界历史编撰体系是否需要重构，成为构建中国自主世界史知识体系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

当前，世界局势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中国、印度等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与美国的相对衰落，推动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全球化进程受阻，甚至出现明显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等新兴国家致力于文明复兴，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把“捍卫”西方文明作为重要的国家目标，国际政治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文明政治（civilizational politics）色彩。这一新形势，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世界历史编撰体系。文明史叙事或许是可行的选择。以文明演进为核心的世界历史框架，能够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西方文明不过是众多文明之一，在人类数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仅在过去三百年间居于强势地位。文明史叙事平等对待各文明，强调交流而非冲突，是一种无中心的历史叙事；文明本身是长时段的历史现象，适合构建宏大叙事，用于世界通史的写作。不过，文明史叙事也可能弱化权力与经济的作用，忽视冲突与战争的影响，若处理不当，易流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或汤因比《历史研究》式的历史哲学著作，难以为专业史家所接受。

更新世界历史编撰体系的另一选择，是书写一部中国视角的全球史。全球史书写于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兴起，目前流行的通览性全球史著作，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与赫伯特·齐格勒（Herbert Ziegler）的《新全球史》、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等，皆出自欧美学者之手，尚无中国学者的全球史著述。近年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与教学发展迅速，书写一部中国视角的全球史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国视角的全球史，既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史，亦非关于中国如何“崛起”的故事，而是运用中国的历史经验，透过中华文化的透镜，重构对世界历史结构的理解。可以考虑以欧亚大陆为世界历史的结构中心，取代欧美学者以大西洋世界为中心的传统视野，并重视全球多元现代性的生成。

除世界历史编撰体系外，世界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可在以下领域率先突破：第一，古典学（含古希腊罗马史、古代东方文明）。在西方古典学这一领域，人才培养高度国际化，外国学者并无显著的语言优势（因古典语言非任何学者的母语），材料有限且可平等获取。此外，古典文明亦已不复存在，故文化理解的壁垒相对较低。在欧美发达国家，古典学总体呈现衰落趋势，教职、经费与招生规模持续缩减；而中国政府和大学正大力推动古代文明研究。近年来，一批在欧美大学接受训练后回国任教的中国学者，已成为国际古典学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海外发表不少论著，影响日增。中国大学古典学与古代史学科国际排名的快速提升，即为此趋势的明证。因此，古典学研究有望率先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赢得学术话语权。

第二，专门史，特别是中国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较强交叉性的领域，如医疗社会史、环境史、跨国史、国际关系史。在这些领域，中国是重要的参与者，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总结中国经验，或从中国视角书写这些领域的历史，可望做出独特贡献，获得一定的学术话语权。将中国历史上的瘟疫应对与气候变迁写入全球公共卫生史和环境史，考察丝绸之路上人员、商品与资本的流动，研究华人海外移民的迁徙与同化，皆是可行的路径。中国是一战与二战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尤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主战场的作用，中国学者完全可以从中国视角书写一战史与二战史，提供不同的叙事。事实上，已有成功的先例：沈志华领衔的冷战史研究团队，从中国视角出发，借助与中国相关的史料，做出了令国际冷战史学界瞩目的贡献，关于中苏关系、中朝关系及朝鲜战争起源等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已无法绕过他们的论著。

第三，日本以外的亚洲史、中东史、拉美史和非洲史，即全球南方的历史。在这些领域，本土研究水平普遍不高，欧美国家的学术积累较为雄厚，代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但其研究亦存在诸多盲点与偏见，且经费与人员正逐渐减少。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曾有相似的经历，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方面走在全球南方前列，比欧美学者更能体会南方国家的处境。同时，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对全球南方的研究。方兴未艾的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即为全球南方，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有机会后来居上。目前的问题在于，这些领域的学术积累较为薄弱，从业人员严重偏少，且受到区域国别研究的冲击，过于重视现状与对策研究，甚至一些历史学者转向现实问题研究。这一趋势亟需扭转。

在世界史各分支领域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难度最大的当属大国史，特别是美、日、英、法、德、俄六国的历史。大国史是世界史学科的主干，拥有最多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具有标志性意义。若不能在大国史领域取得突破，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便难以真正建立。其难度在于，这些国家的历史研究属于各自的“国史”，承担着塑造共同历史记忆、构建国族认同、服务公民教育的使命，故在本国备受重视。从业人员数量远超中国，可能达数十倍之多，[2]且在语言、材料、文化、经费等方面有中国学者难以企及的优势。这些国家的“国史”研究已有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积累，高度成熟，不仅水平高超，且因属本土研究而天然掌握学术话语权，研究成果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要在这些领域做出令研究对象国史学界刮目相看的成果，提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概念、理论与范式，十分艰难，短期内难以实现。对此，中国学术界需有清醒认识，进行长期规划，久久为功。可行的策略，不是盲目否定他国的“国史”研究，而在于提供“补充性”叙事，即基于中国视角的、独特的、有说服力的新解读，从而丰富乃至修正既有的历史解释，如同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所做的那样。若中国的大国史研究能产生类似美国中国史研究那样的国际影响力（包括对中国本土历史研究的影响），就可视为成功。

三

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批评日本传统的汉学研究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将中国对象化，习惯以欧洲的历史框架与价值标准评价中国，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主体性。他倡导通过中国自身的逻辑理解中国，即“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推动对中国及世界的多元认识。[3] 沟口雄三的做法或可被中国学者所借用，那就是“以中国为方法”研究世界史，将中国的主体性带入外国史研究中，推动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创新和知识体系的建设。

“以中国为方法”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主体性，包含三个方面：中国视角、中国经验和中国关怀。所谓“中国视角”，是以中国历史为参照理解世界历史进程。长期以来，欧洲历史进程被视为普遍性的历史道路，并被用作衡量其他国家历史演进的标准，中国历史曾一度被按照欧洲历史分期加以阐释。以中国历史为参照理解外国历史，并非要证明中国历史道路的优越性，亦非以中国历史为标准衡量其他国家，而是摘掉欧洲的透镜，戴上中国的透镜，去发现过去被遮蔽的风景，从而丰富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世界历史上的诸多现象，若从中国视角出发、以中国历史为参照，便会产生“陌生感”，进而提出新问题，获得新发现。例如，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分久必合”，长期维持“大一统”格局。以此为参照思考欧洲历史，便可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中国在东汉灭亡后经过约三百年的分裂与混乱，最终重新实现统一，而西欧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却一直保持分裂，多次重建统一帝国的尝试均告失败？这一在中国历史参照下产生的疑问，显然有助于深入思考欧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王权与教权博弈、文化认同变迁、官僚体系作用等问题，从而深化对欧洲历史的理解。

近代中国历史亦可作为参照，理解其他地区的历史进程。例如，中国由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相对顺利，除外蒙古被分离外，基本保留了原有疆域，未失去大片国土。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沙俄等欧洲大型多民族帝国几乎全部解体，分裂为若干民族国家，领土面积大幅缩小。这一比较有助于重新思考欧洲族裔民族主义的危害与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与“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概念的发明。中国实际上走了一条先确立国家、再打造民族（中华民族）的道路，将族裔认同置于政治认同之下，超大规模政治实体得以保留。而欧洲帝国转型失败，除地缘政治因素外，重要原因在于面对现代民族主义冲击时，无法提供超越单一族群、具有足够凝聚力的超民族认同。欧洲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其结果是分离主义与大战。由此可进一步思考：若当年哈布斯堡王朝能像中国那样成功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而非被民族主义瓦解，两次世界大战是否还会发生？从这一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欧洲帝国的转型失败有密切关联。总之，以近代中国为参照，可促进重新思考20世纪早期的欧洲历史进程，发现过去被遮蔽的历史面向，并产生新的解释。

所谓“中国经验”，是指从中国历史中提炼概念与理论，用以解释世界历史现象。欧洲历史中的诸多概念，如封建主义、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民族国家、市民社会等，曾被广泛用于描述和概括其他国家的历史，资本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更是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由于欧洲最早进入现代社会，且世界许多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欧洲化”，使用欧洲历史概念与理论解释其他国家历史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出现削足适履式的滥用，导致对其他国家历史的曲解。因此，在概念的跨文化应用中——包括使用从中国历史经验中提炼的概念解释其他国家历史——应十分谨慎，否则可能落入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普遍主义历史解释窠臼。不过，一些源自中国历史的概念与理论，仍具有一定的跨文化解释力，例如“朝贡体系”与“内卷化”。“朝贡体系”由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用以描述帝制时期中国古代，特别是帝制晚期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模式与世界观。它指的是以礼仪、贸易、册封维系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而非主权平等的秩序，重视文化认同而非领土兼并。该体系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之前即已存在，并与之平行共存两个多世纪（1648—1895）。“朝贡体系”这一源自中国历史经验的概念，不仅可用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亦可作为参考性与比较性概念，理解奥斯曼帝国与莫卧儿帝国的对外关系。“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但使其广为人知的，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黄宗智用“内卷化”描述中国华北与江南小农经济中“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解释为何中国在近代以前农业高度发达、商品化程度不低，却未能自发产生工业革命。“内卷化”作为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工具，被部分应用于研究江户时代的日本经济、南亚部分地区及东南亚国家的农业经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遗憾的是，这两个源自中国历史经验的概念，均非大陆学者提出，表明大陆学者的概念化能力仍有待提高。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方面成就显著。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与秦亚青的“关系理论”，皆源自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有助于思考全球治理、后西方世界秩序以及理解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逻辑，被视为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独特贡献，虽引发较大争议，但不失为有益的尝试。世界史研究者或可从中获得启示。

历史学是经验研究学科，自身不以概念提出与理论构建见长，而主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不过，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理论创新、概念建构与跨学科解释能力不足的问题，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的本土理论较少，这使得世界史学者可资借用的本土概念与理论资源十分有限。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理论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整体水平的提高。

所谓“中国关怀”，是指从中国的现实关切与问题意识出发研究世界史。这就要求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不是单纯追逐国际学术热点，亦步亦趋地跟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研究对象国本国历史研究之后，而应该根据中国的需要，自主选择研究议题。正如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回应的是美国社会的关切，而非中国社会或中国学者的关切，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回应的无疑应是中国的关切，而不应用有限的资源去回答别人感兴趣的问题。这是中国世界史研究主体性的重要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强烈的“中国关怀”恰恰能使中国学者提出研究对象国学者无法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回答这些问题，丰富和深化对外国历史的理解。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言:“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4]在这一“对话”过程中，提问者与问题本身，在史实重建与历史解释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方面，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成功范例：学者们或是基于对本国问题的现实关切，或是为回答本国民众的疑惑而研究中国历史，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不仅提出新解释，产生广泛影响，还深刻影响了中国本土的研究。例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理论，是在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氛围中，为回应“欧洲崛起是否必然”的疑惑而提出的，其研究重塑了对18世纪中国经济史的评价，改变了全球经济史研究的格局。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对近代中国农民问题与工人运动的研究，亦是为回应美国人心中的困惑：中国共产党为何以及如何赢得基层民众的支持。费正清写作《美国与中国》的直接目的，是让关心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理解中国革命兴起的深刻背景。[5]该书提出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以及“传统—现代”的分析框架影响了一代中国史家。正如欧美的中国史研究不是为中国来研究中国，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显然也不是为外国而研究外国，而是为了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为回答本国的现实关切而深入研究外国，最终推动外国史研究的创新，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普遍现象。

除了世界史各分支领域中国学者的具体关切外，当前中国社会还存在若干核心的宏大关切：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超大规模国家如何构建国家认同和多元民族共同体？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避免文明之间的冲突，实现多元文明的互鉴与共生？新兴国家能否和平崛起？这些涉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的宏大关切可以被称之为“中国之问”，带着这些“中国之问”研究外国史，无疑可以丰富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促进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以中国为方法”，不是为了证明中国更优越，而是为了发现世界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便更好地理解世界。当中国学者能够熟练运用对象国的原始史料，带着源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意识，运用学术化的中国视角与概念，书写出让对象国学者感到耳目一新并深受启发的著作时，离形成中国自主世界史知识体系也就不远了——它标志着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已完成从西方叙事的“跟随者”与“补充者”，向原创性知识与叙事的“生产者”的转变。

四

提高研究水平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研究水平低下，提出的概念大而不当，观点陈旧过时，理论肤浅无力，就不可能在知识市场中有任何竞争力。没有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犹如沙上建塔，难以持久，“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也会沦为空洞的口号。从根本上说，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实际上是提升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过程。中国学者做的每一项原创性的工作、出版的每一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都是在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做贡献，都是在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大厦添砖加瓦。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搞大干快上式的学术大跃进。西方从启蒙运动开始，至20世纪初基本建成较为完整的现代人文社科学科体系，用了近两百年时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之路起步较晚，虽然后发优势可使我们不必用两百年重走西方道路，但若指望通过集中学术力量，在三五年内完成各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则极不现实。从国家到高校及科研单位，应鼓励学者遵循学术规律与社会需要，开展扎实的原创性研究，提升自身能力与水平，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与长期不懈的努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终水到渠成。世界史学科更应从具体问题研究入手，先在主干问题上取得突破，进而形成各分支领域的新叙事，最终构建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知识体系，实现史学领域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决非闭门造车、“自产自销”，搞“学术孤立主义”，更不是另起炉灶、另建一套平行的体系。真正的自主是应当建立在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在充分吸收人类既有文明成果的同时，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现实关切与思想资源，提出富有原创性与解释力的概念、理论和论述，从而丰富并深化人类对于复杂世界的整体理解，为人类知识的大厦增添新的材料与结构，贡献来自中国的智慧与创造。质言之，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封闭自守、孤芳自赏的“体系”，而是一个凭借其卓越的学术质量、鲜明的原创性和深刻的解释力而自然而然地加入国际学术对话，被国际学术界倾听、讨论、引用和接受的来自中国学者的知识体系。

注释：

[1] 例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梅瑞·E·威斯纳-汉克斯在《早期现代欧洲》中将1789年作为“早期现代”和“现代”的分界线; 纽约州立大学罗伯特·W·斯特雷耶教授和密苏里州立大学埃里克·W·尼尔森教授合撰的《世界的方式：简明全球史》则将1750年作为“现代”的起点。Merry E. Wiesner-Hanks, Early Modern Europe, 1450-1789, New Yor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Robert W. Strayer and Eric W. Nelson, Ways of the World: A Brief Global History, The Fourth Edition,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19.

[2] 根据美国历史学会2015年的统计，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将近5000人。而在中国专门从事美国史研究与教学的人员不会超过100人。美国的数据来自Lynn Hunter, History: Why It Matter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8, pp.75, 108；中国的数据由笔者本人估算。

[3]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四章，引文引自第127、130页。

[4] E. 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5页。

[5]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九届学科评议组（世界史组）召集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史、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史。著有《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有思想的历史》《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等。

本文原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