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学，由不同的学科“交叉”或“杂交”而成。就历史学（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关系而言，区域国别学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所授予的历史学学位，除了拥有传统的历史学或世界史“基因”外，也吸纳了参与交叉的其他学科的部分基因，从而具有了“转基因”性质，使之看似是历史学、世界史，实则拥有了另外的属性和特色。本文拟从世界史的视角，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对区域国别学的思考：其一，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与世界史的研究之间有什么不同；其二，区域国别学如何避免形形色色的中心论；其三，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话语体系建构。
一、世界史与区域国别学的差别
我们在讨论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时，首先要思考它与传统世界史之间的区别，从世界史的角度而言，在区域国别学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情况下，首先要思考的也应该是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应该如何区分于传统世界史的研究？
第一，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它所包含的历史研究也应是一种“应用性”研究。当然，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历史学，“经世致用”同样是其重要的功能。不过，历史学毕竟是基础学科，除了其经世致用的应用性之外，它更具有人文传承以及知识与审美价值，“自由探索”和“自由研究”同样受到推崇。因此，可以更多地把受好奇心驱使的对知识的自由探索、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让给历史学家，而把那种想以历史支撑政策研究的强烈的现实指向交给区域国别学。
第二，区域国别学和历史学是抱着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维度去研究问题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分析问题”，追求的是“历史真相”。区域国别学追求的是“解决问题”，不但要像传统历史学那样了解事件或问题形成的原因，所经历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要开方抓药提对策。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的不同，落实到具体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中，在相关知识生产也就是论著、论文的写作方面，世界史的研究论著与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研究论著，也应该有明显不同的“写作规范”，区域国别学应该与现实联系起来。
二、如何避免形形色色的中心论
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现代历史学带有浓烈的“中心论”色彩。这种“中心论”的历史学，尤其是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挑战，逐渐被摒弃，传统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开始转向全球史。在全球化的时代，应该致力于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交流互鉴及和平共存的历史叙事。
与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相似，服务于欧洲殖民统治和美国霸权的区域国别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也开始遭受拷问和质疑。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旨在超越具有中心论色彩的区域研究的“全球研究”或“全球学”开始出现，并于本世纪初一度盛行。另一方面，原来的“区域研究”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开始转向“新区域史”“新区域研究”，强调“去中心”，强调“共存”，主张“优雅地接受多样性挑战”。
诞生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国区域国别学，不能“一出生就落伍”。这种“落伍”不是体现在时间上，而是反映在宗旨、理念上。根据《霍尔报告》，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目标是增加关于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现有知识储备，为美国提供世界上相关地区的重要信息；以跨学科的方法并提供全面而有效的资讯；系统地研究不同文化，运用更多的参照系，以便更好、更快地理解研究对象地区的文化等。如果我们的区域国别学只强调大国之学、战略之学、经世致用之学，是为用而生，与二战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理念上恐怕就很难有根本区别，很难占据道德制高点，体现我们的后发优势。
因此，当欧洲的东方学被等同于殖民主义或欧洲中心论，当美国的区域研究被贴上“冷战”和服务美国“全球霸权”的标签，我们再使用 “区域国别学”这个传统的称号，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个“旧瓶子”可能会传递给人们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避免可能引发的“中国中心论”误解。
三、区域国别学的叙事话语建构
在话语体系的建构方面，区域国别学与历史学可以说有着共同的使命。相较于寻求真相，历史学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进行“历史叙事”，正是不同时代对历史叙事或历史建构的需要，才使得历史学两千多年来长盛不衰。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研究”应该而且必须“追求真相”，但历史“学”的主要使命应该是“叙事”或曰“建构”。
区域国别学亦如此。早期欧洲的区域国别研究，如19世纪的埃及学、亚述学等东方学，它们首先是一门学问，惟其是真学问，才被广泛接受和学习。建立这些学科的目的，最初也不是要为谁服务，尤其不是为殖民帝国服务，尽管后来被利用，甚至被有意识地建构。但它们所生产出来的西方中心论的知识和话语，如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停滞等，却能在世间谬种流传，时至今日仍难以被完全摒弃，被彻底批倒，仍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话语的力量：西方中心论是以学术的形式呈现和传播，因而具备学理性，并进而被赋予“科学性”。
对于二战之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众多国内学者都不认为它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问”，而不过是一种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政策研究。但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所以能够在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地区取得成效，能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形成软支撑，成为美国的“战略之学”，同样是因为有一套学术的话语体系给予加持。如果他们的“研究”只被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是为了收集信息并进而加以控制，恐怕就难以为对象国或对象地区所心悦诚服地接纳，也就无所谓形成“软势力”，更遑论渗透或颜色革命了。
西方中心论的生产者并非只有西方世界自身，被西方中心论“他者化”的非西方社会其实也参与了西方中心论的构建，甚至相比西方世界一点也不遑多让。“全盘西化”“西方月亮比东方圆”等心态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建构的，不是外部强加的，是思想“被殖民”化的结果。
因此，我们的区域国别学不应该只是单向地强调建构、生产有关对象国的知识，更重要的应该是建构并传递一套能够为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地区所接受的话语，并让他们“内化”为自己的观念和意识。如果不能有效地建构起一套学术话语，或者我们的话语不够学术，不能被接受和主动传播，那我们的区域国别学就是失败的，所谓的大国之学、战略之学也就只能是奢谈。建构这样的话语体系应该成为“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或者说是最根本的使命。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美国祭出了“例外论”“优先论”的话语，因为全球南方的崛起使得全球化进程脱离了西方的掌控。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中国区域国别学，需要为新的全球化进行新版叙事和话语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大“全球倡议”是中国就人类未来发展提出的“中国方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建构应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本体，形成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话语叙事。
爱德华·赛义德是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最著名的批判者之一。赛义德通过学理建构批判西方，解构西方话语，他的理论最终也被世人广泛认可和接受，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批判话语，这为我们的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借鉴，即只有批判论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进行建构，而话语建构成功的关键是要有学理性，成为一种“理论”，让人们能够接受和相信，尤其是让话语叙事的对象接受和相信，而不只是自说自话。这是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建构应特别关注的维度。
[说明：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