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力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员浩哲，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
摘要：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创造的经典互释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点、中国传统哲学为媒介、实践问题为导向，通过两类经典互释既实现传统资源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表达，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范畴内涵、思维方法、实践范式上的丰富与发展。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经典互释方法从概念、方法与叙事三个维度展开，构建了兼具科学真理性与民族文化特质的哲学理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筑牢理论根基；激活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机制，巩固文化主体性；构建实践导向的知识进步路径，推动范式创新。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第二个结合”；经典互释方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著作，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一重要论述为审视“两论”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原创性视角。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视角，能看到“两论”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互释。在此过程中既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化表达，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内涵，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其中关键之处就在于毛泽东对经典互释方法的建构和运用。这一方法能为当前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一、经典互释方法的内涵与出场语境
经典互释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点，以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为诠释媒介，以中国具体实践问题为导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相互诠释，实现对传统资源的批判性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表达，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构建兼具科学真理性与民族文化特质的理论的方法。这一方法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的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理论上坚持胸怀天下、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的结晶。
（一） 经典互释方法的内涵解析
经典互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法，其核心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相互诠释，实现两种思想体系的融合。从诠释学角度看，经典互释方法突破了传统文本注释的局限，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诠释活动的“前理解”基础，将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作为意义生成的“历史性语境”，通过以实践为导向的解读，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经典互释方法形成了一种“双向创新诠释”的逻辑架构，彰显理论在实践中的“效果历史”转化价值。由此看到，毛泽东在“两论”中展现的经典互释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以经解经”的注经传统，也有别于西方诠释学的纯粹文本解读，它是基于中国革命实践需求的创造性诠释活动。
毛泽东在构思“两论”期间，深入研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相关论著的中译本，如西洛可夫（Mikhail Shirokov）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Mark Borisovich Mitin）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毛泽东的阅读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展开了一场深刻的经典互释实践。他在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时，同步运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进行印证与阐发。例如在《辩证唯物论教程》一书阐释“对立的相互渗透”和“一个对立向他一对立转变”的内容旁，毛泽东在批注中引用“祸兮福所倚”来阐释和深化对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规律的理解。在阐述矛盾相互作用的内容旁，则列出“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也”“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等传统古籍中的观点来说明矛盾的内外因素的辩证关系。这些批注反映了毛泽东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时的思维过程，尤其是虽紧密地依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理解辩证法，但没有孤立片面地仅以原著和教材中的例子进行思考，而是运用中国传统智慧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互激发、相互阐释。基于这一扎实的双向互释基础，毛泽东在《矛盾论》初稿中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和例证来阐述矛盾的同一性原理。这一做法的目的绝非简单套用或比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为“手术刀”与“熔炉”，对这些传统资源进行科学地筛选、批判性地继承与创造性地重构，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表达。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不仅是其思想来源，更是其进行经典互释、实现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来源和理论基点。
毛泽东在“两论”中展开的经典互释实践与中国古代经学中的“以经解经”传统有着形式上的关联。如前所述，他深入研读并频繁征引中西经典文本，展现出对权威文本的尊重和通过文本互证阐明义理的努力。这种对经典文本的娴熟运用和互证形式，可以看作传统注经方法在现代语境下的延续。然而，经典互释实践有着彻底不同于“以经解经”的内在逻辑与革命性。“以经解经”的目的是维护经典的封闭权威，实质上是不断进行自我指涉的循环论证。毛泽东则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指导，实现了对古代注经方法的突破。这就使经典互释实践并非简单的互训文本，而是对经典进行深度的批判性重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相反相成”的阐释即为典范。毛泽东批判性地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矛盾依存的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其忽视斗争性、模糊转化条件、缺乏历史具体性的局限，对其进行革命性重塑，将“有无相生”这样的概念置于“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框架下，进行“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阐释。这样的做法突出体现了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进行淬炼再造的过程。经典互释实践剥离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矛盾概念的形而上学外壳，赋予其反映客观辩证运动的科学内涵与实践指向，由此构建了内在统一、兼具科学真理性与民族文化特质的矛盾论哲学，完成了传统辩证思维的创造性转化。
经典互释的双向性不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淬炼，更表现为中国传统哲学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实践智慧与文化载体，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社会语境中实现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实践形态的拓展。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揭示了矛盾的一般规律，但在矛盾学说的具体阐释中，对矛盾内外因的动态关联与作用机制、矛盾转化的具象化条件等问题存在一定理论完善空间，也缺乏贴合东方社会认知习惯的逻辑呈现。毛泽东通过经典互释实践，以中国传统哲学中“内外相因”的整体性思维、“祸福相倚”的生活实践智慧等凝练成果，针对理论局限作出了开创性补充，让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获得了具象化的阐释路径与表达方式。毛泽东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阐释矛盾内外因关系，将中国传统“内外相因”的整体性思维注入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强调“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但传统哲学“腐而后生虫”的表述更突出了内外因的动态关联与转化过程，这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具体机制阐释，使其从抽象原理转化为可感知的实践逻辑。同样，“祸兮福所倚”对矛盾转化的印证，不仅赋予马克思主义矛盾转化理论民族形式，更以传统哲学“祸福相倚”的生活实践智慧，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对“转化条件”的论述。
（二） 毛泽东创造经典互释方法的出场语境
经典互释方法的形成，依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治学智慧的系统掌握与融会贯通，二者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相互激荡、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其理论源头与思维基础，同时也是对中国革命实践需求的理论回应，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经典互释实践深植于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的治学智慧。中国古代经学的“注经”传统源远流长，不同时代的儒学大家秉持“以经解经”“援经证经”方法，通过不同经典文本间的相互参证来阐明深奥义理。毛泽东早年对传统典籍进行了深入钻研，在批注四书五经、研读《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老子》等典籍过程中，他对“以经解经”这类方法就有了直观认识，这种文本互证的方法也伴随其一生，他在中西各类经典上留下的大量批注就是例证。不过，毛泽东对这种根源于经学的方法并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讲堂录》所载的批注显示，青年毛泽东已突破单纯的文本训诂，开始尝试将传统哲学范畴与现实问题相对接，显露出自觉联结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与辩证思维的倾向。这种批判性发展儒家经典阐释方法的思维特质，在《实践论》《矛盾论》中进一步升华为系统性的方法创新。他不再局限于传统“以经解经”的文本闭环互证，而是以中国革命实践为纽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置于同一问题域展开互释。正如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借用“知”“行”的民族化表达形式，赋予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内涵，既彰显了对传统注经方法的突破，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系统把握为毛泽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武器。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入研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对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哲学笔记》中辩证法思想形成了深刻理解。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对列宁关于“辩证法要素”的论述有着创造性发挥，在《矛盾论》中不仅系统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更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矛盾分析方法。这种理论把握不是教条式的照搬，而是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转化，如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中国社会性质分析相结合，形成了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样中西融合的知识基础并非静态的简单积累，而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建构的动态发展过程。从井冈山时期的调查研究到延安时期的哲学创作，他始终坚持将理论学习和创新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使中西知识资源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有机融合。这种知识建构方式，为经典互释方法提供了充沛的理论活力与坚实的实践基础。
同时，经典互释方法的形成，本质上是对中国革命实践需求的理论回应。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革命面临双重理论困境：一方面，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局限于局部经验而忽视理论指导。毛泽东在摆脱这些困境的过程中，逐步构建了经典互释方法。摆脱教条主义困境是其直接动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导致中国革命遭遇严重危机。针对这种“言必称希腊”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两论”中，毛泽东更是通过系统阐述矛盾特殊性原理与认识发展规律，将这样的认识上升到哲学高度。这种理论建构本身就是经典互释的典范——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互释，既批判了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南。面对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变局，教条主义者因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文本而陷入战略认知困境，毛泽东则在《矛盾论》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创造性互释实现理论突破。这样的互释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同时，回应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社会现实，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进而在民族独立斗争中迸发出更大的价值。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看，经典互释方法论的形成也是中华文明应对现代性挑战的必然产物。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曾陷入文化自卑与文化保守的双重误区，而经典互释方法则彰显了第三条道路——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实现了对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又保持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方法自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根基，也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当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方法论启示。
综上所述，经典互释方法的本质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基源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方法论指导地位，将对立统一规律、实践第一观点等视为互释的理论基点。二是文化主体性，以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为诠释媒介，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民族形式，并依靠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三是实践导向性，始终围绕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展开诠释，使理论互释服务于实践需求。
二、《实践论》《矛盾论》中经典互释的多维呈现
《实践论》《矛盾论》并非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进行理论移植，而是通过深度的经典互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融合。这种互释从概念、方法与叙事三个维度展开，构建了兼具科学真理性与民族文化特质的哲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这一重要论断为理解“两论”的经典互释方法提供了时代坐标。
（一） 概念互释：以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本土化
《实践论》的理论突破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重构儒家知行观，同时，传统知行观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维度。毛泽东在《实践论》副标题中明确将论述主题定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直指中国传统知行观。他明确地指出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实质：“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从认识的来源看，毛泽东强调“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而王阳明的“知”（良知）则预设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天观念（如“见父自然知孝”），脱离了生产与阶级斗争的实践基础。毛泽东坚持“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唯物认识论，彻底否认了认识的先验性。毛泽东特别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一论断直接针对党内教条主义“唯书唯上”的错误倾向。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生动阐释了直接经验的基础性，同时通过对指挥员认识战争规律的过程分析，论证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运动。同时，传统“知行合一”主张“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将认识活动嵌入实践过程，这种思维特质使毛泽东在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特别强调“认识的过程同时是实践的过程”，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的理解。这种互释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获得了“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传统范畴的理论资源支持，实现了理论内容与文化表达的有机统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维度。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框架，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辩证思维。但毛泽东并不是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简单的等同和联系，而是始终坚持在思考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在阐述矛盾相互转化的观点时，不仅以“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说明矛盾双方依存的普遍性，还通过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剔除了其中的宿命论色彩，赋予其基于实践条件、能动的转化内涵。论证矛盾普遍性时，他提出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及“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既汲取了《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变易观精髓，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彻底扬弃了其中的循环论。此外，毛泽东创造性地提炼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一核心论断。这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杂结构深刻剖析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发展，也是对传统辩证思维如“执两用中”“纲举目张”等思想观点的现代性激活。这样的理论为抗战时期作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战略判断提供了坚实的哲学依据。通过这种深刻的概念互释与创造性转化，《矛盾论》成功将“对立统一”等范畴从抽象思辨转化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方法论，在哲学范畴层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表达与理论原创。
（二） 方法互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批判性重构中国传统思维方法
《实践论》在构建实践认识论时，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革命性超越。毛泽东指出：“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这既肯定了清代朴学“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又批判了其“琐碎考据”的局限。通过对认识辩证过程的系统阐述，毛泽东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著名公式，实现了对墨家“三表法”经验验证论的辩证扬弃。在论述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时，毛泽东既强调“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一定条件下的可能性，又通过“吃梨子”的通俗比喻指出直接经验的基础性。这种方法论创新，使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经验主义“拘守于自身片断经验”的局限，形成了将局部经验上升为普遍理论，再用以指导全国革命实践的科学认识路径。
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是对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系统化与科学化提升。中国古代兵家智慧如《孙子兵法》“奇正相生”的战术辩证法虽蕴含矛盾分析的萌芽，但并没有完成对矛盾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矛盾论》通过确立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矛盾次要方面的分析框架，赋予传统智慧以现代科学形态。在论述矛盾特殊性时，毛泽东深刻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一方法论原则直接指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制定。他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例，批判教条主义者无视“敌强我弱”矛盾特殊性的错误，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种分析方法既吸收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视野，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实现了对传统辩证法的超越，使零散的辩证智慧升华为分析社会复杂运动的科学方法。
（三） 叙事互释：以中国历史典故和革命实践经验实现话语表达体系的构建
毛泽东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典故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载体。在《实践论》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格言被赋予认识论内涵，生动阐释直接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地位。这些典故被剥离其原始语境中的具体道德训诫，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隐喻”，极大增强了理论的亲和力与传播力。毛泽东曾引用“叶公好龙”的寓言，辛辣讽刺教条主义者“口头革命派”的本质，揭露其理论脱离实践的荒谬性；通过“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等战例，将战术智慧升华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转化的哲学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两论”的叙事互释实践正是这种契合性的生动体现。
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在“两论”中被系统提升为哲学命题。《实践论》以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为例证，通过战争领导者的成长和经验的积累来说明认识来源于实践的步骤和过程。《矛盾论》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分析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总结，深刻论证了把握矛盾特殊性的哲学意义：当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必须及时调整战略战术。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这一论断从哲学高度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敌我斗争的实践经验。这些源于实践的叙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植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活的真理。
三、经典互释方法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启示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两论”所展现的经典互释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之一。这一方法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前提下，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立足鲜活的实践“大地”，实现了双向赋能与熔铸新生。这一成功经验，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借鉴。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筑牢理论根基
经典互释方法之所以实现了对传统经学文本互证方法的完全突破，正是因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创新的核心框架。“两论”的成功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理论创新方面具有根本作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承载着我国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形成的科学知识，要坚持这一点，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要做好根本性坚守。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须臾不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这一论断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中具有特殊现实意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而诞生并发展的，因此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正确理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实践。二要实现方法论自觉。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实践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内化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我们要在学术研究中坚持辩证思维，超越经验主义导致的细碎认知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窠臼，在理论创新中实现世界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殊国情的辩证统一；依托历史思维，在中华文明绵绵不息与现代化转型的纵深脉络中提炼标识性概念与理论范式；坚持实践思维，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使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理论、概念能够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运用系统思维，剖析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及其内在关联，构建符合中国国情、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框架；提升战略思维，以前瞻性把握知识创新的方向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需求。三要运用好批判性武器。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从近代开始便带来“古今中西之争”，而其最终破解关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根本。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创造性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以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实践底色，用扎实的学理研究推动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在理论上不断完善，突破西方原有的概念体系，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以此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二） 激活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机制，巩固文化主体性
“两论”通过经典互释方法赋予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以崭新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品格，其核心要义在于构建了一套传统资源现代转化的有效机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方法论范例。当前运用并发展好这一机制，是巩固文化主体性、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应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要建立从批判继承到科学重构的范畴转化机制。毛泽东对“知行观”“矛盾观”的重塑，展现了传统范畴现代转化的完整链条——先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尺度，辨析传统概念的合理内核与历史局限，再结合实践需求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这一机制表明，对待凝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理念，需先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其阶级基础与时代条件，再融入现代价值理念进行重构。例如在将“民惟邦本”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既要保留其民本精神的合理内核，又要通过制度设计赋予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内涵，使传统范畴成为衔接文化根脉与时代精神的纽带。二要构建实践检验和动态调整的理论创新机制。“两论”对传统资源的转化始终以革命实践为试金石。这充分表明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持续检验和创新。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不能停留在抽象理念层面，而应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碳达峰碳中和等制度设计，并根据实践反馈不断优化理论表达，使传统智慧真正融入现代治理体系。三要形成本土原创与世界对话相统一的文明互鉴机制。毛泽东并未将传统资源封闭化，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视野，使中国传统辩证思维与唯物辩证法形成对话，进而推动人类哲学思想的共同发展。这一经验告诉我们，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需要构建“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双向通道。一方面，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天下大同”等传统智慧为底色，提炼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合理成分时，始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性参照，如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既借鉴世界各国社会建设的经验，又植根于中华民族追求大同社会的传统思想理念，通过文明互鉴巩固而非削弱文化主体性。
（三） 构建实践导向的知识进步路径，推动范式创新
“两论”的诞生源于对中国革命实践中重大理论问题的回应，以经典互释方法实现的理论构建始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逻辑——知识的生产、检验与创新必须始终扎根实践土壤，形成“实践—理论—实践”的知识进步路径。
一要以问题为知识生产的起点。自主知识体系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这与“两论”中“从实践中来”的方法论一脉相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发展的平衡逻辑、科技自立自强的体制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构等重大课题，既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对传统资源的机械照搬，而是源于实践中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把握。这种问题导向要求学术研究突破抽象思辨的桎梏，将实践中的矛盾转化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使知识生产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二要以实践为检验知识的标尺。知识的真理性与价值不在于文本自洽，而在于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修正，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要义，也是经典互释方法的鲜明特质。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化，理论需不断校准自身的解释框架，既总结成功经验，也直面新的挑战，使知识体系始终保持对实践的解释力与引领力。这种检验机制打破了教条主义的封闭性，确保理论创新不脱离实践土壤。三要以范式创新为知识发展的目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突破西方理论范式的霸权，形成基于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框架。这要求在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范畴与分析工具，如“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既扎根中国实践，又回应人类共同关切。范式创新不是对外部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知识生产逻辑的自主建构，使中国理论既能解释中国实践，又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新的思路。
《实践论》《矛盾论》中的经典互释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早期典范。它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中国革命实践为土壤，通过概念、方法、叙事三维度的双向互释，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表达与丰富发展，又推动了传统资源的现代性重塑，彰显了科学真理性与民族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承发展经典互释的思维与方法，始终坚持“两个结合”，既能筑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根基与文化主体性，又能在回应时代问题、破解实践难题中实现范式创新。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继承，更是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以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为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