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冷战结束前后，一些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错误预测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学(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学有很大差异，而且也不以预测见长，但仍可以在多个方面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家提升预测的质量，包括：运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关系，重视领导者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时间流动带来的变化，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史学论著中的证据，以及在观察、推理、演绎和计算之外采取叙事、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鉴于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国际关系理论家应该在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和审慎，并时刻准备应对不可预知的事件。

试图预知和管理未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做预测，很多人甚至为此着迷。如罗素所言：“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自然习惯……如果你计划在未来的某一天带你的小孩去野餐，他们就会想确切地知道那天是晴天还是下雨，如果你不能肯定的话，他们就会对你失望。”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对未来的预测依赖于巫师和僧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人类对自然现象的预测能力大大增强，社会科学兴起后，很多社会科学家也把预测社会现象作为自己的职责，甚至试图获得类似自然科学家的那种预测能力。用彼得·埃文斯的话说，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更原始和更普遍的动力”，“预测未来的渴望是社会科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政治学家预测大选的结果，社会学家预测人口的变迁，有“社会科学之王”之称的经济学更是执着于预测，人们希望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未来经济的前景、商品价格的走势和股票的涨落，以便确定自己的投资方向。

很多国际关系学家也热衷于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抛弃传统的历史方法，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如果说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等人开创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预测未来还相当谨慎的话，由肯尼斯·华尔兹提出的新(结构)现实主义则把预测未来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华尔兹自己曾多次对国际关系的演变做出预测。我国秉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著名国际关系学家阎学通教授曾言，“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将不可避免”，而“是否有预测力是检验一门学问是否有科学性的重要标准”，“研究国际关系就是要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以预测结果的对错论英雄”。阎学通还在清华大学建立小组，专门进行预测。

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但国际关系学家的预测记录却不能令人满意。80年代末的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态，但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学家提前预测到这一变化，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正如杰出外交史家约翰·加迪斯所指出的，关于冷战的终结，人们并不要求国际关系学家像物理学家那样做出必然性或决定论式的预测(deterministic prediction)，而只是概率性预测(probabilisticforecast)；也不会要求国际关系学家能够预测到与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相关的所有或大部分趋势，而仅仅是下列诸多事态中的一个：(1)冷战中的某一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大国同时丧失自己的地位；(2)苏联在国内及其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东欧)的力量和权威突然和平地解体；(3)导致苏联权威丧失的趋势，包括计划经济的无效和使用威权手段拯救苏联经济的无用；(4)这些事态发生的大致时间，至少是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期；(5)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大致轮廓，包括德国统一、北约在华约解散后继续存在、原苏联势力范围内或毗邻苏联势力范围的地区族群和宗教矛盾激化，等等。但遗憾的是，以上列举的任何一种事态或趋势，国际关系学家都没有预见到。

国际关系学家预测的失败不仅表现在未能预见到这些趋势，还表现在对未来事态做出了错误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预测。在这方面，冷战时期最为风光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表现最糟。

有新现实主义大师之称的肯尼斯·华尔兹做出两大错误预测：一是两极格局最为稳定，这一格局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冷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他在1979年提出：“通向超级大国俱乐部的阻碍从未像现在这样高，这样多。这一俱乐部仍将长期作为世界上最具排斥性的俱乐部而存在。”到1989年，华尔兹仍然认为，“尽管随着单元层次力量的变化和互动，冷战的内容及其危险性会发生变化，但冷战会持续下去。它深深地根植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两极)结构，只要这一结构存在，冷战就会持久进行下去”。二是预言北约会解体。华尔兹在苏联解体后宣称：“从历史和均势理论我们得知， 赢得胜利的同盟在战争结束的翌日便会解体， 如果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更会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有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后来的事实是：冷战很快结束，苏联突然解体，北约一直存在，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会继续存在下去。

另一位著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预测，如果冷战结束，超级大国的力量将撤出欧洲，多极体系下的欧洲各国将重新陷入安全竞争，德国将寻求核武器，“欧洲出现重大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没有了超级大国的欧洲未来几十年或许不像20世纪前45年那样充满暴力，但极有可能比过去45年更加混乱”。冷战后欧洲形势的演进表明米尔斯海默的预测是错误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仍然留在欧洲，欧洲没有出现多极体系，欧洲大国之间并没有陷入安全竞争，相反却实现了一体化，德国也没有谋求核武器。也就是说，冷战后的欧洲远比冷战时期的欧洲更稳定。

关于冷战后欧洲的局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更准确一些。自由主义者反对米尔斯海默的看法，认为决定国际体系是否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体系的结构，而是组成体系的国家国内政权的性质、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国际制度的发展。自由主义者据此预测欧洲国家的民主化和相互依赖将使欧洲出现较高水平的一体化，领导人和公众会认识到发动战争的代价将远远超出从战争中得到的收益，因此长期困扰欧洲的战争问题将消失，欧洲既不会回到1914年，也不会回到1939年，各国将铸剑为犁，和平相处，冷战后的欧洲乃至所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和平。这一预测与后冷战时代欧洲形势大体是吻合的。

但是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预测是错误的。自由主义者支持克林顿政府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主张继续推行对中国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相信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接纳中国进入战后国际体系将使中国朝着美国所希望的(西式)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并接受和认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用克林顿的话说，成为一个“接受自由市场、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我们(美国)一起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这些自由主义者和中国通特别强调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对中国内外政策的制约作用，相信中国会成为西式民主国家以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但实际上，自由主义者的目标落空了，中国并没有走美国期望的道路，而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都基于这一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二战后国际制度将会让中国自由化”，但“事与愿违”，中国“试图塑造一个与我们(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对立的世界，替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推广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并按照对其有利的方式重塑地区秩序”。

华尔兹、米尔斯海默等被公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们的预测落空表明人类的智力和理性是有限度的，人类应该承认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之外，国际关系学家预测失败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性遮蔽了这些学者的视野。按照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的说法，现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后期到1945年间逐渐形成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做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其结果就是损害了知识的完整性，导致每个学科，包括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国际关系学(这里主要指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其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对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重视理论的简约性，而忽视了国际关系现实的复杂性。构建和提出理论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追求，理论的根本特性是简约原则(principle of parsimony)，社会科学界广泛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简单是理论的美德” (simplicity is a theoreticalvirtue) ，或者说，简单的理论更可取。而简单的理论通常是指自变量较少、抽象程度较高、逻辑关系较单纯的理论，其中包含一个自变量的理论是最简单的理论。理论越简单，其能解释的事件就越多，其解释力也就越强，用最少内容解释最多现象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提出，社会科学家追求简约的动力之一是便利原则：“理论越简单越好，因为简单的理论可以使解释工作更容易，事物不应该被不必要地复杂化。”二战后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强调理论的简约，认为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可以区分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然后建立单一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国际关系进行预测。在华尔兹看来，“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概莫能外。……简化使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得到彰显，并揭示出必然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华尔兹还谈及，简化主要通过四种途径进行：(1)分离(isolation)，即考虑少量要素或力量的运动和互动，而将其他事物视为处于稳定状态；(2)提取(abstraction)，即对某些事物置之不理，从而全神贯注于其他事物；(3)归并(aggregation)，即根据理论目的，依照某种标准将某些互不关联的要素归并在一起；(4)理想化(idealization)，即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简化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混乱的趋势中找到一个中心趋势，即便其他原则也起作用，但要从中找出驱动原则，从大量的因素中找出基本要素。

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由结构和单元组成的，单元是主权国家，结构是国家间权力分布的状况。主权国家无论是什么性质，国内实行何种制度，在功能上都是一致的：理性、自私、自助和追求自身安全的最大化。国家只有能力的差别而无功能上的不同，因此研究单元，即从国内因素和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的，具有恒久不变的本质，国家的动机和目的并不重要。国际关系应该专注国际结构的研究，把国际结构作为自主性的存在，也就是自变量，把单元行为也就是主权国家的行为作为因变量，强调结构对单元行为的约束力和塑造力。而结构则是指国家间物质力量分配的状况，其中军事力量最为重要。新现实主义据此认为，均势会自动生成，因为一个国家在看到其他国家实力壮大的时候会自动采取制衡措施，而不管该国的动机如何。该理论对国际关系结构即体系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解释最为深入和透彻，并因此奠定了其较高的学术地位。

但是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因为其无政府状态比国内社会更加复杂，国家行为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绝不仅仅受结构的约束。不仅如此，影响国际关系的各种要素还相互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用加迪斯的话说，除了上帝之外(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没有自变量这种事物，所有变量都依赖其他变量而存在，变量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现实的复杂性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简约性无疑是矛盾的，当国际关系学家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的时候，其预测出现偏差也就难免了。

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对冷战后形势的预测都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华尔兹之所以会做出北约解体的预测是因为他把国际体系的特性(两极体系)视为决定北约命运的唯一原因，认为大西洋共同体各国的国内制度和共同的认同并不重要，相信在单极体系下北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没有看到北约的建立和维护并非仅仅由于安全的原因，还有维护大西洋文明、促进欧洲各国安全合作以及应对跨国威胁等诸多考虑，而后者正是北约在苏联解体后仍然长期存在的主要理由。米尔斯海默也坚信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着国际形势的演变，而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军事力量的性质和分布决定的；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他据此认为，1945年以来欧洲没有爆发战争是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呈两极状态分布；构成两极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实力大体相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而超级大国从欧洲撤离将使欧洲从两极体系转化为多极体系，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将获得大国地位，苏联(俄国)不再是超级大国但仍然是欧洲大国，这将导致五强体系的出现，这一体系将受到所有多极体系都会面临的问题的困扰，因此更可能陷入不稳定。而且超级大国的撤离会使目前在中欧的庞大核武库不复存在，核武器曾经发挥的稳定欧洲政治的作用也随之丧失。而德国为了避免被英法俄等核大国所讹诈，将会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正是在这一非常简单化的推理基础上，米尔斯海默错误地预测：“如果冷战真的离我们远去，过去45年(欧洲)的稳定在未来数十年将不大可能重现。”

国际关系理论家并非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毫无认识，但是为了便于分析，他们坚信对理论的构建并不建立在让理论贴近现实的基础上，相反是建立在远离现实的基础上。华尔兹强调说：

理论尽管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连，但却独立于真实的世界。……(理论的)解释力是通过“远离现实”而非贴近现实而获得的。(对现实的)描述越完整，解释力就越小，而一个简洁精致的理论最富解释力。后者就像物理学一样极端远离现实的世界。远离现实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更巧妙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

鉴于有学者批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国家政策和行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沃尔兹辩解说：的确，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省略了。毕竟这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的理论。如果有谁能够建构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有人实现了这一点，否则我们只能接受一个国际政治理论无法构建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不等于必须忽视国家层次的因素。无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理论模型多么清晰和透彻(这一点无疑是新现实主义的杰出贡献)，都不能仅仅根据结构这一单一的因素来对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进行预测，这是不言而喻的。

现实主义预测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单一因素出发，仅仅根据国际结构的特性来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忽视了国家行为对国际结构的塑造、国家特性和领导人个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和世界一体化进程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华尔兹之所以错误地认为两极结构和冷战会长期持续下去是因为他忽视了苏联内部的变化，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苏联对外行为的影响以及这一行为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认为北约在冷战后会很快解体是因为仅仅把北约当作地缘政治组织，忽视了北约成员国共同价值观的作用。米尔斯海默对冷战后欧洲形势的预测也是单纯依赖体系的因素，重视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欧洲各国国内政权的民主性质、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对欧洲大国关系的塑造。

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方面的失败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即从该理论擅长解释的单一视角和单一因素进行预测，而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自由主义者在预测中国未来走向方面的失败即源于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对政治可能带来的影响，仅从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会约束和塑造主权国家行为体这一单一视角来预测中国的对外行为，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的自主性，特别是中国对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

怀特海曾说：“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找对最复杂事实的最简单的解释。我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既然简单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事实也是简单的。指导每一位自然哲学家的座右铭应该是寻找简单性，但别相信它。”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把理论的简单性当成了现实的简单性，过于执着于自己构建的理论，仅仅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进行预测，忽视了理解国际关系的其他维度。

二是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没有看到国际政治的人文特性，忽视了人，特别是决策者个人的自主性和巨大作用。由修昔底德开启，经过马基雅维利、卡尔和摩根索等人发展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人性的因素以及从历史中吸取教益。卡尔本人是历史学家，汉斯·摩根索曾任芝加哥大学现代史教授。他们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对因果关系的思考也更加广泛，并不自诩为社会科学家，也不追求科学化和理论化，不把揭示国际政治规律作为其研究的目标。而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化和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倾向，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甚至将其等同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拒绝从人类历史经验中寻求证据和启示。肯尼斯·沃尔兹明确称自己的现实主义思想是国际政治理论，甚至是唯一的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主要从体系层次来分析国际关系，而忽视国家内部变化和领导人的不同选择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而不是从历史学中汲取灵感和资源。其结果就是忽视了决策过程中人的因素。用亚当·罗伯茨的话说，“他们将重点放在国家和国际体系，贬低决策过程中人的维度。他们更重视抽象的推理和硬事实而不是理解外国语言和文化。他们轻易地忽视了具体独特的个人、情势和时机(所起的作用)”。

英国杰出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20世纪中期曾这样批评那些重视所谓普遍规律、忽视人的作用的历史学家：他们把历史过程的单一的实在分裂成两个分离的东西，一个决定者和一个被决定者、抽象的规律和单纯的事实、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他们把普遍当作一种虚假的特殊，它被假设为由于其自己而存在并且为了其自己而存在；然而在那种孤立状态中，他们却仍然设想它在决定着特殊事件的进程。普遍这样被从时间的过程中孤立出来之后便不在那个过程中起作用了，而只是对那个进程在起作用。时间过程是一种消极的东西，是被一种无时间的、对它在起作用的外来力量所塑造的。因为这种力量在一切时间里都精确地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所以有关它现在如何起作用的知识，也就是有关它未来如何起作用的知识；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它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如何决定事件流程的，我们也就从而了解它在任何其他时间是如何决定它的，因此之故我们便能够预告未来。

其结果就是导致一种观念，认为人的目的对历史进程是不起作用的，决定历史进程的是神性或规律。科林伍德这段话虽然批评的是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观，但对号称以追求普遍性和客观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也同样适用。

实际上，不同文化下的个人对相同或相似的国际环境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决策者对相似的国际环境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面对相同国际环境做出的截然不同的抉择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归根结底，国际关系的重大决定由人做出并由人来实施，会受到人的情感、偏好、成见、眼光和抱负的影响。也就是说，决策者的个性会塑造国家的政策并因此塑造国际政治，领导人的勇气、决心、信仰、想象力实际上非常重要，甚至可能超越国际结构的制约。而“当不同的个人发挥最大作用的时候，预测往往也是最困难的”。

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国际事态离开个人的作用是无法解释的，它主要并非国际结构和国家力量的产物，而是与历史人物的抉择有关。冷战结束过程中，正是包括戈尔巴乔夫、里根、撒切尔夫人、教皇保罗二世等一代领导者塑造了事态。“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领导人通过他们对事物存在方式的挑战、凭借激发观众追随他们的能力——通过在冷战剧场的成功——对抗、抵消并战胜了长期以来使冷战持久延续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被认为会长期稳定存在的两极格局和被物质性力量所固化的现状，以及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在这一过程中，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最大。苏联的实力仍很强大，国际政治的两极结构仍然存在，但冷战并没有持续下去，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他那一代苏联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表讲话，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本国的意识形态必须被置于决定性的优先地位。1989年12月3日，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在马耳他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此时苏联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害，苏联还没有解体，两极格局仍然存在，欧洲均势也没有受到根本破坏，但戈尔巴乔夫已经决定要超越两极格局对苏联行动的制约，结束冷战。在后来东欧国家纷纷脱离苏联控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使用武力镇压，认为武力不应该被用来阻挠一个民族的自由选择。当苏联濒于解体的时候，他也没有选择使用庞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苏联体制。而戈尔巴乔夫等人之所以这样选择，则源于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世界观及其对苏联体制的认识。不理解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就无法理解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

显然，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的进程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存在尖锐的冲突，这一进程体现的不是国际关系结构的作用，而是决策者个人的力量。

第三是过于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忽视了偶然性(contingency)的作用，没有看到国际政治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连续的过程，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在一个前后相继的时间过程中多种因素在具体情境下同时出现、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即“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事件并非事先注定或不可避免的，而是多种因素汇聚在一起带来的结果，离开任何一个因素，事件都可能不会发生。真实发生的历史也并非像后来人所叙述的故事情节那样是极有条理地展开的，实际上，历史过程是杂乱无章的，历史人物所面对的情势是混沌不清的，其做出的选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历史人物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这意味着个人的活动会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疑有很大的必然性，德国力量崛起引发的英德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战前形成的两大同盟体系、欧洲各国内部的民族主义高涨以及德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决定了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高。但根据约瑟夫·奈的分析，如果没有萨拉热窝暗杀这一偶然事件，一战很可能不会发生。萨拉热窝事件后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前提是相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不会陷入两线作战，因为在1914年俄国至少需要用近20天时间才能把军队运送到德国东线，而20天的时间足以让德国在西线击败法国。可是如果持续到1916年还没有发生类似萨拉热窝事件的那种触发大战的危机，那么一战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到1916年俄国很可能利用法国的资金已经完成东部铁路的建设，可以迅速运送军队到东线，德国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实施先西线后东线作战后，会非常谨慎和克制，不会像1914年那样给奥匈帝国开空头支票。不仅如此，到1916年英国的国内政治也会发生变化，难以做出对德宣战的决策。因此，一战的爆发与萨拉热窝暗杀这一偶然事件有很大关系，没有这一事件，可能就没有一战。

而1954年的台海危机没有升级到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有偶然因素的作用。根据张少书和何迪的研究，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相互隔绝，在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以及中国政府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误以为中国正在策划进攻金门并最终攻占台湾，决定以武力保卫台湾，并于1955年3月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其内容是台湾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美国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封锁以及在台湾部署核武器以阻止大陆的进攻，必要时可以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派遣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Redford)和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饶伯森(WalterRobertson)赴台说服蒋介石接受该计划，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可以想象，如果蒋介石选择接受该计划，中美之间很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核战争。在两位作者看来，是偶然性因素和好运气而不是双方成功的战略和政策避免了中美大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