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4期
摘要：“附近”作为社会生存的原初性层面，正日益受到社会学者的关注，并被视为审视当下社会变革与社会技术化的重要尺度。然而，既有论述大多未能细致辨析“附近”的存在形态，也较少深入揭示数字媒介对其加以重塑的具体机制。相较于此，自胡塞尔以降的现象学传统，恰恰蕴含着“附近”的三种典型意涵：人与物打交道时所处的周遭世界，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构成的共在处境，以及基于日常熟悉性而生成的意义域。在数字媒介的深刻介入下，这三种形态均发生了显著变迁：周遭世界呈现出知觉空间的抽象化、变形与压缩；共在处境所依赖的接近、邻近与亲近逻辑，被重新定义和编排；熟悉的意义域范围虽有所拓展，原有的区隔亦被打破，却也由此变得流动不定、充溢着陌生感，并呈现出同质化与异质化并行的双重逻辑。因此，在数字时代重新审视“附近”的范围、形态及其演变，不仅有助于发展一种植根于生活经验的社会理论，更能令技术反思获得深切的生存论意蕴。
关键词：附近 现象学 数字媒介 数字空间 生活世界
刘拥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太文，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理论家认识到现代技术在塑造人类互动方式、认知形式乃至存在方式层面的作用。其阐释路径不一而足：或从历史视角反思技术与人的关系，或从记忆、时间、知识与现实建构等维度考察现实技术化的路径，或沿着媒介现象学与后现象学路径探讨技术化存在的具身性维度，或在自我认同、社会互动与群体生活等层面比较虚拟空间与在场空间的经验差异。这些研究覆盖了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而作为日常生活的具体环境和原初层面，“附近”呈现着日常个体与社会世界之间关系的整体结构，它既是不同背景的人们在生活常态下频繁相遇的社会空间与生活情境，又是个人直接经验的周围环境或自我与远方之间的中间地带，还是人们认识多维世界的原型。因此，“附近”的世界既是思考日常领域技术化变革的原初整体，也是分析技术时代人与社会世界关系的理论落脚点。尽管不少研究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现象学家的思想脉络出发，思考技术与存在的关系、探讨技术如何重塑生活世界的经验结构，或沿着非在场、抽离化、陌生化以及碎片化等维度揭示周遭世界变化的不同侧面，但鲜有理论框架将人际领域、人—物领域与意义域统合到技术变迁对“附近”的整体性重构之中。因此，分析“附近”的存在形态以及数字媒介对其的塑造机制，或可成为揭示个体与生活世界关系之整体变迁的关键切口。
近年来，“附近”概念常被国内学者用来反思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变革。项飙指出，技术驱动的现代社会，使人们或沉浸于自我世界，或通过社交媒体投向世界性议题，却忽视了日常生活的具身“附近”。以“附近”为切入点的研究，延续了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批判传统，在检视人们生存状况的同时，亦在探寻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新可能。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指出，现代性不仅使空间（Space）与熟悉性的场所（Place）相互分离，并创造出空间虚化基础上的脱域互动，同时也使专家知识取代在地经验成为行动的主要依据。与这一趋势相对，“附近”研究恰恰试图寻找一种从抽象、宏大、形而上学叙事重返日常生活的认识路径，将家政工、外卖员、小贩、门卫等生活在周围的群体作为考察社会的切口，并以捍卫丰富且不可化约的生活世界为其学术抱负。这些洞察意义重大，但在理论层面仍存在诸多言而未尽之处。一方面，现有研究倾向于将陌生化、人际疏离与社会封闭的原因归咎于技术塑造和时间暴政，强调数字媒介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压缩了日常世界的厚度、削弱了对“附近”的直接体验，并认为技术通过对注意力与情绪的操控使互动沦为“没有交流的表达”。然而，对于“附近”本身的内在结构、层次划分及其如何被数字空间所重塑，现有论述尚缺乏系统性阐述。因此，“附近的消失”这一命题的解释效力及其限度，仍需审慎辨析。另一方面，不少讨论“附近”的学者虽以现象学为反思依据，却并未直接对现象学文献本身展开细致辨析。立足现象学阐释“附近”有其合理性，因为后者本就是社会生存论意义上的关系性产物，而现象学在反对本质主义的道路上已然成果颇丰，其传统中亦蕴含着关于“周遭世界”或“共在世界”的丰厚理论资源。只是现象学尚未形成一个可直接用于分析“附近”的现成框架，二者之间仍有待建立实质性的概念对接。
鉴于此，本文将从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其一，梳理现象学传统中关于“附近”的相关界定，阐释其作为社会学概念的多重内涵与基本形态；其二，结合数字社会的现实语境，考察数字媒介对“附近”之不同维度的塑造。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附近”是一个直接或间接与自我相关的、具体且可操作的现实，它隶属于被人们视作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现实。
现象学脉络中的“附近”：三种形式
在使用“附近”反思日常生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澄清这一概念的复杂性。本文将从现象学传统出发，将“附近”的基本内涵区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周遭世界、共在处境以及熟悉的意义域。这一划分的依据在于生活世界的类型化层级以及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涵括物质环境、文化客体、社会交往、集体幻想、法律规范、习俗传统及各种主观意志等要素的整体，可经由理想类型的方法区分为三个相互依存的维度：其一，人与非人要素之间的物质性交互层面，指向生活世界中各种器物与物质环境交织而成的领域；其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层面，指向社会世界中的他人；其三，人与各种非人、非物质要素之间的意义性交互层面，指向符号意义所构成的象征领域。
（一）周遭世界：人与物打交道
在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等学者看来，“附近”首先指向个体日常所处并不断打交道的、直接经验的“周遭世界”或周围世界（Umwelt），即由各种实体构成的、对我们具有意义并能产生推动力的生活环境。这可以被界定为人与物打交道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切近（Nearness），它具有在场性、先在性与缠绕性等特征。胡塞尔在讨论意向过程与视域问题时，对周围世界的在场性已有深刻洞见。在他看来，人们不仅面对侧显的知觉性对象，同时也在意识中连带地觉察到其周围环境；而这种被共同意识到的环境，充当了我们认识活动的视域性背景。海德格尔从生存实践出发，强调“日常此在的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并进一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揭示了世界的先在性与在场性——突出“此”，以及这种世界对人们而言的熟悉性与敞开性。首先，“依寓”世界——消散在世界之中——是一种根基于“在之中”的存在论环节，而非“在之内”那种突出摆在一起的或有缝隙的现成存在之间的关系，这种“在之中”揭示出“此在本身有一种切身的‘在空间之中的存在’”。其次，世界是世内存在者前来照面的背景，周围世界充斥着处于上手状态（Zuhandenheit）的用具，使人们以顺应于事的方式巡视（Umsicht），而触目、窘迫和腻味这些样式却使上手事物的在手性质映现出来，因此世内存在者身上可以呈报出周围世界或上手事物的合世界性。这揭露出周遭世界存在一种缠绕性（Intertwined）联系，即此在（Dasein）与世界之物的相互缠绕，以及事物之间的互相交织，因为人们往往沉浸于周围世界并以前反思的方式与“上手之物”打交道，而要追问事物的切近性，则需要回到因缘（Bewandtnis）与意蕴（Bedeutsamkeit）之中。再次，在存在论意义上，海德格尔阐明了一种“去远”（Ent-fernung）——“意指此在的一种存在建构……去远说的是使相去之距消失不见，也就是说，是去某物之远而使之近”，而这种去远与“定向”共同构成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间性以及周围世界的周围性。最后，海德格尔在论述“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的两个本质规定（被抛境况的开展和整个“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当下开展）时指出，“在世界之中”是让世内存在者来照面的基础——此在能够明确地揭示从周围世界方面来照面的存在者，而世界的这种属于“在之中”的先行展开状态是由现身参与规定的，因此现身的有情绪从存在论上组建着此在世界的敞开状态。实际上，现象学脉络中的许多学者都会承认身体寓于空间之中并面向世界在场，这不仅突出了身体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区别，而且将身体作为构成人们知觉世界以及身体意向性的基础，因为其本身就是先在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被亲历的领域。这些论说都意味着存在本身在认识中的在场性，即人所处的周遭世界充斥着各种可触摸、可把握的存在——那些“事物—工具”乃至整个世界，都以一种无距离的方式向人显现，而个体总是习惯性地将周围的事物聚合为一个工具性复合体。这种关系呈现出一种既超越距离又保持距离的特征，其中身体是人切近世界的根基。
（二）共在处境：人与人共在的附近
人不仅与世内之物打交道，而且总是与他人共在（Mitsein）于世，从而形成一个共在世界（Mitwelt），即与他人同时遭遇世内事物，并借助用具去理解他人的存在境况——假设对方能够使用用具并领会存在的意义。与海德格尔着眼于共在的生存论描述不同，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与萨特（Jean-Paul Sartre）则在伦理学与存在论层面对共在关系作了进一步深化。列维纳斯在其“他者面容”的现象学伦理学中，将他者的出现理解为召唤与责任的起点；他者以面容的方式打断自我中心的世界，迫使我承担回应的责任。萨特则从存在论角度出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植于自由的欲求以及为己存在与为他人存在的关系之中，即人倾向于将他者对象化并维持自身主体性，但同时也无法完全逃离他者的注视。在“我—他”与“我们”之间的流动中，人际关系呈现出从接近到疏远的多重样态。可以说，共在是处理伦理学问题、社会认识论以及“他心”问题无法绕开的基础，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对共同体（Community）、联合体（Association）等概念的讨论以及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觉概念也存在类似分析，此处不详细展开。作为社会现象学的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utz）将共在问题置于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结构分析之中，并区分了直接经验的面对面世界、同时代人的社会世界（Mitwelt）、前辈人组成的社会世界（Vorwelt）以及后来人组成的社会世界（Folgewelt）四种情境。这种区分将共在界定为一种从“附近”到“遥远”的连续统，即周围情境的直接共在、曾经面对面情境出现过的同代人世界、纯粹同代人世界的熟悉性共在以及前辈人构成世界的想象性共在。根据上述讨论，本文打算用诸共在处境（Co-situation）指代交往领域的“附近”，包括面对面共同在场的接近、日常打交道的邻近以及关系性的亲近。
（三）熟悉的意义域：符号与象征世界
周围世界还可以拓展到共同体或文化世界的维度——这可以在胡塞尔的“第五沉思”中得到印证，而许茨对意义世界熟悉性的分析也是对这种观点的借用，两者都强调群体化生存中被赋予意义的、与人类一般的陌生世界对应的领域。相较于以非反思的生存论方式理解“附近”，熟悉的意义域则在前反思与反思的交互中，从认识论角度揭示“附近”的生成机制，指涉个体所处的符号世界与象征家园，即那些构成“心灵归宿”的熟悉领域。这类似于胡塞尔笔下的文化周围世界和实践的周围世界，即群体历史性共同生活形成的文化世界，这种构成本源性共同体的文化世界与陌生文化世界相对峙，其在与人格的关系中被“定位地”给予，是一种预先被构造好的、已经被赋予了人的意义述谓的世界，其先验意义最终也必须在充分的具体性中对我们揭示出来。人们会对其所处的符号世界进行分类，并据此区分不同类型的意义域，而这些意义域依照时空条件、生平情境以及手头知识储备的不同，可被划分为熟悉与匿名的层次。需要指出的是，前述周遭世界的先在性并不等同于历史性，因为世界的“先在”既可指自然意义上的预设，也可指社会意义上的历史沉积，而熟悉的意义域恰恰偏重于后一种，体现为历史性与社会性的交织与叠加。因此，我们在讨论“附近”时，不仅要关注共在处境与周遭世界的历史厚度，也需关注认知层面上熟悉与陌生的转换。这种“熟悉”并非单纯的空间切近，而是一种象征性的认知亲熟，其本身可以成为衡量个体相对于社会世界认知距离以及知识清晰度的指标，使人得以从局部经验中窥见更远的世界。熟悉性不仅决定人们如何理解意义域的接近与疏离，也构成反思周遭世界与共在处境的基础，因为距离与亲近本身是一种历史化的经验积累，体现出人与世界的互动痕迹。从这一视角出发，“附近”不再仅限于空间上的切近或交往意义上的邻近，更是一个经由历史沉淀而具有厚度的熟悉世界，它是我所注视并已理解的对象之意义，是环绕于我身边、充满熟悉面容的现实，其熟悉维度依赖于多人共同编织，为构建现实的附近提供共享记忆。
周遭世界与数字空间
数字媒介为人们提供了在远程、非在场的情况下与世界打交道的基础，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在世存在的方式，而且创造了一种数字空间。这种技术对周遭世界的塑造可以被概括为三个相互纠缠的过程，即知觉空间的抽象化、变形与压缩。
继承海德格尔对在世存在的观点，梅洛-庞蒂拒绝将世界视作“我拥有其构造规则的一个客体”，而是将其理解为自然环境，它“是我的全部明晰的思维和知觉的场域……人是在世的，只是由于在世界之中，他才能认识自身”，而这个世界“最初围绕着我被安置，并且为了我而开始存在”。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作为为了某个现实的或可能的任务的姿势向我呈现出来。实际上，它的空间性不像外部客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是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因此，“身体空间与客观空间”的区别便显而易见了——“身体空间可以在一种把握意向中被给予我，而不是在一种认知意向中被给予我”。这揭示了身体是“在世界之中”运作的，身体与世界的原初关系蕴含在一种身体图式的运作逻辑之中，并且总是交织性的，“关系不再是当下的或直面的对应，事物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的目光触摸事物，它与事物的周遭和轮廓相贴合，在目光与事物之间，我们瞥见了一种共谋”。我们可以看到，知觉身体空间是突出身体与动作的处境性，突出与世界的历史性交织，这是一种“触”与“被触”基础上的交织。区别于此，作为一种基于数字技术塑造出来的、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空间，数字空间构成人们活动的新基础，但人们并不是居于其间，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联系的中介。一方面，这种空间与物理空间并不同质，因为它并不遵循几何意义上的位置或距离逻辑，人们在其中的“所在”和“远近”均与现实空间的测度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数字空间不同于直接知觉的在场环境。因此，其构成一种知觉空间与抽象空间的中间形式，不仅重新定义了距离远近、方位关系，而且能够重新嵌入人们的知觉图式，为人们的实践、互动与知识生产提供新的基础。
首先，我们并不否认媒介空间能够拓展人们交往和实践的领域并构成人们实践的另一种“附近”，甚至能够构建一种以视觉媒介为基础的共享世界，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它与现实知觉空间的区别。有学者就曾做过类比，虚拟社区“有一点像邻近的酒馆或咖啡馆。虽然我无需离开自己的桌子，但还是有一种置身某个场所的感觉。它有点像个沙龙，我可以参与一场有上百人参加的在线交谈”，但他紧接着意识到在虚拟社区无法展现面部表情、身体语言、语调。这虽然仅仅指代早期的虚拟社区，但至少说明人们置身的这种“社会世界”或者“社会空间”具有特殊性。注视、触摸等感官方式被屏幕所隔绝，人们只能依靠文字、图片在被代码构造起来的机器—图像—影像—声音混合体之中以模拟现实的方式沟通；在另一些场景中，人们则可以借助视频或虚拟形象进行交流，但是视频化的身体显然很难彻底以具身的方式展开。这种世界中的要素总是以图像和音频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而知觉整体被凝固到这两种基本形式之中，意味着知觉空间在数字编码过程中被迫抽象化了。这的确显示了这种“周遭世界”与在场空间的核心区别。这种取消知觉整体性的数字空间具有超出意识掌控的性质，因此数字空间这种周围总是不断脱离我们对它的安置。在与在场环境物打交道的周遭世界中，人们可以凭借知觉对各种现成在场之物进行直观把握。萨特经常举咖啡馆的例子：作为个体周围环境的咖啡馆本身，顾客、桌椅、光线、烟雾、说话声、纷乱脚步声能够构成一个存在的充实（un plein d’être）。每个个体都能在其身处其间的现实在场体会到由气味、声音、颜色构成的存在充实体，而同时身处其间的每个对象——人、桌子、椅子——都在力图独立或消融于未分化的基质状态，这展现出我与周围环境之间切身性的动态关系。在这种真实在场的情景下，周围世界是诸工具性实在的综合复合体，它们本身就是互相指示的，而“人的实在”因为被存在包围或“处在”（Sich Befinden）存在之中而涌现出来并安置在自己的周围。个体与周围事物的接触是“无距离”的，但同时也在人们“安置”周围的过程中创造出距离或使距离消逝，因此需要一种“否定性”指示出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从而把存在的整体作为工具安排在我们周围，使附近呈现出无距离在场和分离的双重属性。相比之下，数字空间不仅缺少一种整体、连续的知觉性基础，还扭曲了“否定”的基础。它与实践性参与的周遭世界不同，人们无法直接感受这种不在场的“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无法直接使用感官体验屏幕对面的世界。这种非在场的数字化社会现实具有知觉局限，而知觉能力限度又决定了这个周遭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方向、内部意义的指向结构以及向我们敞开的方式，所以数据搭建的附近具有超出意识的晦暗性。数字空间对我们而言，向来是有距离的和不在场的，我们只有不断内化各种规则或服从各种编码逻辑，才能进入、使用、默认它，并因此沉浸其中，但同时规则的变化要求我们不断适应和调整介入其中的“姿态”。因此，虽然存在一些可“独立于”物理空间且满足人们消遣的游戏空间，让人们可以拥有进行对话、实践、交往以及消磨时间的其他“寓所”，但人们要想进入这一空间，就需要先学习遥控身边的物质设施，从而借助角色与其他玩家发展多元关系，因此主体性本身就体现出“服从”基础上的有限创造性。
其次，置身数字空间并非原初事实，即人们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与各种数字空间打交道，而是一个不断介入其中以及不断去现实化的过程，因此“与数字空间中的各种事物打交道是否存在上手状态”是重新思考附近问题的关键。戴维·J.贡克尔（David J.Gunkel）等人曾经提到过一种“被中介的切近性”以及媒介中的上手性。回到海德格尔的“去远”概念——将周围的事物从“遥远”的状态带到自身的关切范围之内，他们强调“基于电信技术的媒介创造了一种时空坍缩，于是所有事物都在一致的去远性中堆叠”。然而，我们毫无理由假设，事物会因数字技术在人的生存体验中自然而然地就变得有意义、可触及以及上手。数字空间本身是脱离人的掌控的，成为不再为了我们而存在的空间，因此这种切近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具体而言，数字空间并不存在此时此地为中心的上手状态，仅仅存在另一种较为特殊的“上手状态”，因为人们只能借助操作性设备，将数字空间内部的诸多“应用软件”型构为工具性整体。人们不需要仔细审视就能以前反思的方式使用各种数字化工具和开展各种活动，但人们只能借助这种工具与数字空间内的事物打交道，或者以非触摸的方式联系着屏幕对面的物品，却不能因此“把玩”各种事物，只能间接地观察和审视屏幕对面。这就意味着，人们需要借助一种具体设备，才能在数字空间中建立起一种拟“周遭世界”。此外，我们还须注意两种特殊情况：一是客体自身带来的阻抗，这体现为数字网络自身的延迟、卡顿或黑屏，这种环境的阻抗使人们不能维持对事物的上手状态，连续的时间流会被打破；二是多种数字空间中的“周遭世界”是同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并不身处其中，而是反复纵跳于不同情境之间。在周遭世界整体的意义上，数字媒介能够消融数字与物理空间的边界：许多数字要素已成为现实要素的替代物，从而形成一种融入现实的“元现实”。所以，数字媒介既是人类生存的便利工具，又构成了日常生活现实化的条件，而随着数字媒介替代以往的媒介设备，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被重新编码到这一媒介化现实之中，即不同功能的技术物（如空调、摄像头、投影）或不同设备可能存在于新的“因缘”结构整体，从而使周遭世界成为包含在场与数字物的整体。
最后，数字空间同样会造成对现实空间的挤压与形式化。需要率先承认的是，数字空间能够从概念上拓展“周遭”的范围，使人们能够以在场与虚拟在场的方式具备双重周遭世界。因此，“周遭”的含义本身发生了变化，那种包围着我们的具体环境被拓展到一个个“游戏世界”“虚拟社区”之中。由于人们注意力本身存在限度，所以沉溺于数字空间可能对物理空间造成挤压，毕竟数字空间不包含完整的身体参与。所以，人们可以远距离地开展各种活动，这就替代或重塑了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兴趣。网络购物便是人们借助媒介连接起来的，这的确会导致项飙等学者所担忧的情况：以厚度丰富的菜市场等人际交往空间为代表的附近被压缩。挤压还可能发生在另一维度。数字媒介“织网”式的运作将许多原本不相关的工具物联系起来，使人与人的沟通，以及个体与世界的关联方式发生转变，在线下与线上的互相渗透下，“世界”自身的面貌发生了转变。一方面，数字化的空间使人们关注点与点之间的空间关系，比如数字地图使人们关注一些点之间的最佳线路，而具体空间的内在意义却逐渐被消磨；另一方面，很多空间点被不停地贴上各种新的标签，赋予新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总是处于更新之中，因此缺乏稳定的形式。换言之，人们与世界的关联具有一种较为稳固的历史性基础，但数字地图作为一种去历史化的理性技术，却不断解构着人们与周遭世界之间的稳固性。就像有些研究者发现的那样，建立在数字制图技术之上的空间也许能够塑造某种“数字附近”——“将‘附近’由区分远近的抽象分类话语建构为一个可视化与信息化的复合空间”，但这种新型附近“呈现出在地与流动并存、暂时与永恒交织的独特时空秩序。作为异托邦的数字附近不仅成为‘地点’争夺其可见性资源的重要场域，而且也利用其类别化、脱域化、集体化的媒介逻辑补偿乃至重构着人与现实附近的互动过程及面貌”，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感知。不仅如此，数字技术还成为监控人们时间与事件的装置，使人们在效率主义的原则下无暇关注其生存周围的具体环境，而这成为得出“附近消失”结论的直接原因。实际上，这种工具理性的数字技术使世界晦暗之处变得透明，但正如项飙所说，透明并不等于透气。
由此可见，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性会使附近空间不断更换面目，并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使人们难以找到家园感。
共在处境的技术转变
正如前文所述，共在处境至少包括接近、邻近以及亲近三种形式。为何需要进行这种区分？在对社会世界分层的讨论中，许茨用“Umwelt”来指称直接经验的社会实在所构成的周围世界，以说明人们此时此刻直接交互而参与的范围；而用“Mitwelt”指称由纯粹的同时代人以及曾在面对面情境中互动过的个体所构成的世界，从而揭示了一种非在场的共在关系。这一分析框架颇具解释力，但存在两处易混淆之处，需作进一步厘清。其一，周遭世界既指人们当下所处的切近环境，也指共享时空共同体并共同确证周围事物现实性的直接交互。为避免与前文所讨论的“周遭世界”相混淆，我们在界定共在领域中的面对面情境时，特将其界定为一种“接近”（Approach），突出其作为直观可感且能不断理解与趋近对方意义世界的在场性互动。其二，“共同世界”作为非在场的共在，显然存在熟悉与陌生的区别。尤其是那些由纯粹同代人构成的世界，以及我们的类型化认知所不能覆盖的领域，并不适合直接纳入“附近”的范围。为此，我们单独讨论日常交往中所涉及的邻近（Proximity）——人们在目前、最近、曾经产生联系并能够在之后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其中“邻”仅仅指代一种关系相对固定的含义，而非空间上的切近。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引入关系性的“亲近”（Closeness）作为衡量“附近”社会关系之属性的重要维度，以揭示“附近”所蕴含的温度与亲密程度。国内外的学者习惯使用“差序格局”“情感关系”或者“关系资本”来衡量亲近与否，但亲近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与充满相对性的概念。接下来，我们将分析数字技术对三种共在处境的塑造。
数字媒介创造了足够现实的虚拟空间，使人们能部分跨越时空限制，与他人共同参与工作、讨论、游戏、创作等活动，产生一种共同存在的感觉，并形成想象性的共在处境。受数字平台自身逻辑的制约，人们的社会实践转变为数字化实践，面对面的沟通让位于即时但非在场的数字化互动，即在场基础上的共在领域转变成一种线上交际和媒介参与的非在场共在。这拓展了人们面对面互动的“接近”领域，使人们能在电子游戏、虚拟会议、数字社区、网络直播等平台中构建不同的共同存在形式，并借助想象形成类似共同“在场”的感知体验和实时互动。也就是说，数字媒介提供了一种脱离物理地域的新场景，允许人们在线上完成各种角色互动，并逐渐打破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公开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在某种意义上，数字空间中的每一种子领域都是具有独特互动逻辑的拟象化现实，是一个人们借助编码而不断建构的现实本身，是一种旨在模糊现实与表征之间界限的连续区域。然而，这种想象性的共在与物理空间基础上的接近存在一些区别：一方面，人们很难直接感受到对方的神态以及身体所处的完整背景，这种无法直观的方式是数字空间状态下的“侧显”，因此整体的其他部分对我们而言总是一种“隐藏”；另一方面，即时通信工具提供了很多展现情绪的象征符号，这些符号虽为人们展示自身情感与理解互动对象的感受提供了条件，但无法为触碰与气味等直观方式提供基础，因此我们无法彻底“接近”他人。总而言之，人们很难看到对方的面容或完整的身体参与，只能凭借想象猜测对方的情绪——视频或语音聊天只能部分呈现对方，人们经常置身于一种陌生化的交互处境，因其缺少足够的索引性谈话背景，经常造成相互误解，而无法产生真正的身体间性与配对。
数字媒介不仅在数字空间意义上塑造人们共在交往的领域，还可以作为“用具”直接作用于人们在场共在的情境，它不仅可以作为人际互动的辅助工具，比如实时翻译工具能够使跨文化交流更加畅通，也可以充当人们共在处境的背景。正是因为这种介入，技术成为人们掌控——同时也是被掌控的——“接近”领域的中介，也使在场与非在场的沟通陷入一种无法彻底敞开的“顾忌”，毕竟多数充当中介的技术同样具有监控性质。换言之，在场与非在场的人际交互都存在回缩性和敞开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线上的匿名性能为人际谈话提供畅所欲言的机会，而线下的媒介为人们提供更便利的沟通工具，这是其敞开性维度；另一方面，数字媒介不仅能够长时间保存所有交谈记录，使人们不断“回忆”或重新根据时下情境对其评估，而且很多文本聊天或交际过程使我们有足够时间去反思如何回复消息，所以以真诚性或诚实性为基础的人际沟通较难建立，因而人们需要时刻小心谨慎地对待数字媒介。人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中点赞、评论、分享，将自身态度与情感外部化，并建构一种展示自身的数字化身，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判断这种展示是真诚的还是表演的。同样，摄像头虽不直接参与到人们的具体在场互动之中，但是这种技术性实在却构成人们共在互动的背景参照，人们确信对方也会同自己一样感知到监控并因此调整谈话的形式和内容。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邻近”范围作为面对面情境向同代人世界的过渡区域，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一方面，邻近关系不仅发生在地方性空间内，即日常际遇中的相熟之人不再限于地域空间本身，还可以向着更远方的同代人世界拓展，因为数字空间重新定义了何谓“比邻而居”。换言之，人们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发展出其他较稳定的社会关系，而不必局限于空间上切近的周遭世界。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在离开某个物理空间之后，仍然与之前相熟之人保持稳定的互动关系，并继续将其作为自身的“邻近”关系。正是因为数字空间本身并无“疆界”可言，所以邻里的意义不再完全由地理位置靠近与否来决定，“没有空间的地方”使得“邻近”关系本身需要以特殊的方式发展。作为许茨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思想的继承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对这种中介性邻近领域进行过讨论，他们引用达维德·尼科利尼（Davide Nicolini）关于“照料远程患者”的例子，说明“当医疗实践在空间和时间上扩展时，由于现有的一些习以为常的预案和实践安排不再适合新的工作条件”，需要考虑多个场所不同的行动者如何能够协作，共同适应一个远离他们所有人的现实。他们的观点十分乐观：“当代家庭的互型可以在复杂的空间安排中依然保持‘连接性的存在’……在社会行动者的周遭世界在空间上扩展的推论中，我们最亲密和最熟悉的同伴（家人）如今可以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继续不间断地扮演好家人角色”，因此“分布式家庭”以及“去空间化的技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亲密关系”。的确，范围上的拓展以及时间上的连续，使得数字技术成为维持和发展邻近关系的重要基础。然而，我们为什么还会担心“附近”（此处指的是邻近）消失呢？这一切都归因于数字技术造成的不稳定性与互动的单薄性，上述对空间性意义上“切近”的讨论便是集中例证。最极端的案例是当下流行的智能回复，很多人不仅会设定一种回复程序，而且会用人工智能生成回复对方问题的话语。即便这暂时并非普遍状况，但我们仍需预见技术对维持和拓展邻近关系可能走向的“歧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人们时间与精力有限的状况下，形形色色的对话者并不能发展出“邻人”关系，因为人际交往被不确定性裹挟，彼此难以彻底敞开自身。数字技术本身就动摇了稳定的社会根基，使人们日甚一日地沉迷于更新之中，而且面对未知的、不确定的以及不断变动的社会现实，“邻近”成为不受掌控且不再重要的事项。
对应于这种不稳定的变动状况，“亲近”也成了一种幻觉。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对大城市性的讨论也曾涉及类似问题，他认为现代都市精神体现为独立性、理性计算、傲慢、疏离与精神紧张，而现代技术加速了这种陌生、疏离与非亲近的过程，这正好对应着项飙对媒介化亲密关系的批判。虽然我们不能将数字空间与陌生画上等号，但技术的确在客观意义上淡化了“亲近”的维度，无论是人们精神领域日复一日的更新与行为逻辑日趋理性，还是交往范围拓展对交往深度的弱化，抑或监控造成的交往不彻底性，都为发展稳定亲密关系设置了障碍。得出这种结论的学者不在少数，因为建立在充分时间准备、反思和表演基础上的线上交往与面对面紧迫性基础上的交谈区别很大，因此他们认为在线会导致一种孤独。甚至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不无戏谑地揭示了“机器”也许比他人更熟悉我们：“如今个人行为处处留下数字化信息的踪迹，被有系统地收集在电脑数据库中，并且以光速或音速在不同电脑间来回传输……后现代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彼此分离的个体躲在匿名性盾牌之后与陌生人在市场上交往，也不是回到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庄……如今的都市生活是与陌生人的面对面交往加上与很‘熟悉’我们的机器进行的电子媒介交往。”这不仅旨在说明机器对人信息的掌控，也说明人与陌生人之间沟通无必要性，因为假如“用信用卡付餐费时，服务员是陌生人，而接受信用卡信息的电脑却对顾客非常‘了解’”，那么由电脑数据库或程序性方式提供的便利或对障碍的消弭无疑使攀谈和交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数字技术加强了人际沟通频率，但人们一旦用数字沟通代替现实沟通，那么疏远、个体性以及交往的片面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共在的新特征。当然，数字空间会产生一种“匿名亲密”，但在我们看来，这种亲密充满时效性、变动性以及过度理性的特征。就像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批判的那样：“互联网使人们的相遇变成了一组或多或少受固定偏好影响的选择结果；它使寻求伴侣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关乎效率的问题；它将网络相识构建成了某种利基市场。”
换言之，个体化是现代社会的关键变化。随着交往范围扩展到广阔的全球范围，人们更加充分地具备提供互动频率的即时性方式，这使得个体化成为建构“附近”的阻力。我们并不打算像海德格尔那样由此考察本真性问题，但可以从这些方向出发，反思作为共在处境本身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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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与陌生：象征世界或多重现实的塑造
前文讨论了数字技术对周遭世界与共在世界的介入过程，由此得以窥见“附近”在数字媒介塑造下的变革。然而，数字媒介不仅对这两种实体意义上的附近产生影响，也对人们的象征世界产生影响。“附近”时常被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视域：一方面，周遭空间或共在处境能够作为认识遥远世界的视域基础；另一方面，与陌生相对的、充满熟悉性的意义领域本身就揭示着一种象征意义上的“附近”。这种观点可以被统合到我们所谈论的第三种内涵之中，即象征或意义域层面的附近。在现象学家眼中，视域（Horizont）是指被直观事物的背景（Hintergrund），包括内视域与外视域、时间视域与空间视域，而胡塞尔逐渐将此概念从构造扩展到“知觉场、周围世界、实践视域、生活世界、世界视域”等概念。然而，前谓述的“沉默”（Stummen）世界往往先于我们的知觉活动而“自行发生”，并作为一种过去熟悉之物或此刻统觉活动的背景，因此“事物总是呈现出某种‘熟悉性风格’（Bekantheitsstil）……我们也总是以某种前反思的、纯粹被动的方式接受了世界‘一直以来的样子’。而我们对世界的熟悉性就体现在：‘一般来说，被统觉的物都根据它的一般类型（Allgemeintypus）而被我们熟悉’”。世界的类型化维度能够为具体存在物或处境的意义与结构提供参照，而不同“类型”的意义层次共同连缀为一个“被信任的类型世界”，但并不能用经验世界的总体风格取代个体在熟悉意义上的“远近”，因为不仅有效性风格（Geltungsstil）、熟悉性风格（Bekanntheitsstil）、预先被给予风格（Vorgegebenheitsstil）在个体化过程中存在差异性，而且社会世界还存在对人们而言的陌生性领域。我们可以从许茨对“关联性问题”的讨论中看到：一方面，作为个体关联性基础的类型化呈现出个体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尚未被纳入关联性的内容在手头知识库存上呈现出陌生性。在社会学家眼中，人们现在或曾经生活过的周围世界是认识世界的基础，无论是与不同的人打交道获得的间接经验，还是通过观察获得的直接经验，共同构成各种类型化的知识库存，这些充满毋庸置疑的熟悉感以及不断沉淀意义的领域是人们自然态度的起点。然而，这些领域形成了人们对世界认识过程中熟悉、匿名、陌生的区分依据，熟悉或亲熟的事物多体现在具体打交道过程中的实际现实，匿名体现为类型化程度较高的共同熟悉，而绝对陌生则难以或尚未被类型化构想所统摄。人们之所以可以将周遭世界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视域，是因为附近空间承载记忆以及连接着一种熟悉的意义域，如童年记忆中的街道、邻里关系等。本哈德·瓦尔登费尔斯（Bernhard Waldenfels）对陌生与熟悉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清楚的分析，他在很多著作中都十分关注那些日常例行公事之外的、打破日常生活的或者陌生性的经验。在《生活世界之网》中，他分析了包括亲历空间、亲熟世界、历史性以及交互区域涉及的“家园”（Heimat）问题，其中虽多数涉及空间，但对熟悉的意义域同样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尤其是他将亲熟性和可靠性作为区分乡土与异域的基础。此处的亲熟并不限于空间意义上的在地与否，而家园也成为一种体验意义上包括原乡、家乡、故乡在内的意义世界。因此，我们要分析的第三种“附近”实际上是人们在视域、类型化问题上的亲熟与共同熟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目之所及的范围有所扩展，不仅能够从更多场景中获得相应的知识，而且能够获得更多类型化认知或介入更加复杂的类型化系统，因此人们能从日常互动的周围区域或熟悉的同代人世界拓展到匿名且陌生的同代人世界。个体视域在客观意义上被拓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意义上，数字技术可以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更平等的视角以突破现实社会的视域限制。在现实社会中，奠基于周遭世界和共在处境的附近视域很可能存在不平等性，因为不同阶层的个体对周遭世界的认知存在阶级性，所以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才会感叹人们的视域本身存在区隔（Distinction）。相反，数字媒介能够提供多种类型的意义域，将人们从被权力或资本逻辑塑造的持久性倾向系统或认知视域中解放出来，以更自主的方式进行选择，这无疑能为人们提供一种较为平等的认识世界的视角。但在相反的层面，数字技术塑造的意义域仍具有阶级性与隐含的不平等性。技术塑造下，人们获取的知识内容或者不同视域向我们敞开的方式往往并不是由人们自主选择决定的，大众媒体以颇具侵略性或无害性的方式推广经过事先选择的内容，而宣传某种观念或价值背后，或许都潜藏着牟利或区隔的隐匿动机。不仅如此，并不是全部目之所及的领域都能成为人们熟悉的领域，反而可能在过于庞杂的知识冲击之下，人们在现实与虚拟之间来回撕裂，甚至失去一种所谓熟悉的家园感。因为，数字技术与现代性的流动逻辑一样，本身就旨在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将稳定的意义世界变得开放，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去意义”过程。意义域从熟悉变得陌生化也意味着附近本身呈现为一种幻觉。当然，有学者发现，数字技术能够建立一种供不同群体回忆或数字怀旧的空间，使人们能够重新建构一种“记忆中的附近”。但不可否认，这种重构不仅困难重重，而且记忆的意义自身也充满着变化。
在许茨的思想脉络中，社会实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因此世界视域内部呈现出具有不同逻辑、不同风格的有限意义域或次级世界，比如梦的世界、幻想的世界、艺术的世界、宗教体验的世界、科学家静观的世界。然而，数字媒介使多重现实发生了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与现代性的差异化逻辑共同使得这种次级世界不断分化，比如艺术的世界本身不仅可以分离为视觉艺术的世界或听觉艺术的世界，而且在不同的文化圈层中呈现出不可通约的形式；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现实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比如艺术的世界与游戏的世界就经常存在交叉，甚至线上与线下的切换在很多情境下不再存在“震颤”“跃迁”与“冲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协调进程。
虽然我们肯定数字技术能够生产有关现实视域的替代形式，但这种视域在很多情境下并不体现为日常熟知的丰富现实，而是大量抽象化的专家知识。吉登斯曾断言，现代性会造成地方知识让位于象征符号（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后者提供了超越地域性情境和理解日常生活的系统性视角，并使非在场互动成为可能。这种抽象原则代替个体视域成为认识和实践的基础，即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建立起来的世界感知越来越需要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数字技术推动着这种进程，但同样允许经验在大众媒体上进行信息共享，后者在信息传输即时性以及“热门”推广行业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的同质化。不同于早期现代性的抽象逻辑，数字技术并不拒斥地方性经验，反而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汇集各种地方性经验，以此形成各种数据库或客观文化，使抽象专家知识不断细分并渗透到地方性经验之中。这种同质化或经验普遍共享的路径使得人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产生一种熟悉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多重实在以及个体经验又存在朝着异质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种特殊化并不单指视域或知识类型的特殊化，更是生活方式或生存形式本身。因此，基础经验的共享性虽然能够为我们提供认识远方或陌生经验的基础，但是具体的实践者往往在技术更新的推动下不断重新组织他们的经验，以及创造新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个典型案例发现这种趋势。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指出晚期现代的“独异化”进程，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当前文化与经济的逻辑乃是一种不断追逐强制性出新与创意的过程，“文化性市场以无可比拟的速度不断推出新货品，这是它的结构性特征”，而这种渗透在时间、空间、物品、劳动等过程中的逻辑按照认知、评价、产出与实施的赋值和去值实践席卷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种逻辑下，专家知识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必然从一种抽象化的形式转变为一种具体形式，后者往往是大众媒体不断共享与更新中的具体生活经验。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典型中找到例证——智能问答，即数字技术能够为人们提供经过汇总或分析过的知识，或者形成量身定做的知识，而且是结合最新经验的知识。
当从熟悉的意义域层面反思附近时，我们只会得到一种不断变动的流动情境。数字技术不仅能拓展作为视域的附近，而且会扭曲人们用稳定视域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扭曲和拓展本质上都属于数字技术不断替代现实世界作为视域基底的过程。在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看来，人们的数字化生存本身就是无地性（Groundlessness），因为数字技术并没有稳定的地面承载我们的社会生活、思想、知识，存在其中的人们与各种意义世界总是进行间歇性自由落体。数字媒介技术的确能够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成为人们储存记忆的客观容器，但这种容器越来越脱离人的掌控，甚至伴随着“记忆的工业化”而不断削弱着人们面向生存论本身的主体性。因此，生活在其间的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好像在漂浮，或者根本没有移动，毕竟生存于其上的人们并非原初就来自那里，它仍然不过是一处异乡。
结语：重思数字时代的生活世界与“附近”
不同于强调数字媒介造成“附近”消失的论断，我们通过回顾既有思想谱系中的周遭世界、共在处境与熟悉的意义域范畴，重新思考了数字媒介对“附近”的塑造，并力图考察媒介对日常生活体验的形塑。在数字空间中，技术为人们创造出与虚拟客体互动的周遭世界，削弱了人们对在场性世界的关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周遭世界”自身的理解，使知觉世界基础上的附近朝着形式化层面转变。就共在处境而言，数字空间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共存方式，从而重塑了面对面情境中接近的逻辑，并凭借着理性化与交往形式的片面化，使亲近与接近也随之被重新定义。相较之下，熟悉的意义域则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变得更加多元：一方面，熟悉的意义域本身成为一种流动切片，且始终朝着陌生化方向不断更新；另一方面，意义域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双向过程一同加剧了人们亲熟意义域的不稳定性。
上述分析避免了种种将数字技术简化为“缩减附近”的结论，并且区别于以往媒介现象学和后现象学的路径，能够提供另一种更符合生存论取向的尝试。这种分析不仅揭示出现代化、理性化进程对在场性世界的持续剥夺，也重新提出了数字化时代“生活世界”转变的根本性问题，包括部落化、邻近性与共在方式的重构。换言之，数字媒介并非仅仅改变自我、互动、群体生活及社会节奏，而是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重新界定了切近、接近、邻近与亲近的方式。通过辨析数字媒介对“附近”的塑造，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能够进一步阐释人们在充满流动性与陌生性的当下社会，抵抗孤独、重建熟悉领域以及寻找归属的可能性；同时，亦可开辟一条回归生活经验的理论化路径。借助这种基于事实而非规范的分析视角，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类型的“附近领域”此消彼长、相互替代，共同塑造了当下人们体验现实的多维结构。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附近”始终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它在不断往复的联系与断裂中塑造人们的世界经验，并提供一种本体论的安全感。以上所有分析旨在为数字化时代“附近”转型的讨论提供一个基于现象学传统的理论坐标，而非替代性的经验结论。“附近”究竟如何在数字平台的具体情境中被重构、被体验与被遗忘，仍有待后续研究以实证材料加以回应与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