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媒介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在给人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会使人因耽溺于媒介沉浸的愉悦感，出现事件性和情态性困境，需要从生存论的视域对其进行整体性考察。事件性困境表现为人在“复数时间线”结构中所面临的次要与主要时间线之间难以跳转、频繁挂念、时间线解构等情形，情态性困境表现在人的欲望机械化、意义同质化和去深度化等方面。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的出发，反思数字媒介时代人的生存困境，应以人与数字媒介的和合共生作为破解之道，既要通过身体与他者的在场打破数字媒介的反身控制，以批判性的审美态度构建栖居之境，也要围绕技术从业者和沉浸架构革新数字媒介生态，进而超越感性愉悦的悖论，实现人与数字媒介的和谐相处。
关键词：数字媒介 沉浸式愉悦 事件性困境 情态性困境
作者：妥建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西安 7100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4期P150—P164
从虚拟现实消解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对立，到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构建未来的技术文明，数字媒介对于人的认知范式与价值尺度的革新，昭示着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数字媒介不仅提升了人的认知视野、行动能力，而且激活了人的创造潜力，并给予人相应的表达空间，形成“人人皆可为艺术家”的盛景。鉴于数字媒介深度嵌入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在体验数字媒介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福祉时，还会遭遇过度数字化生存所带来的种种困境。因此，需要从生存论视域对数字媒介进行整体性考察，尤其是针对过度沉浸化所导致的人之生存的事件性与情态性困境，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的出发，揭示人与数字媒介和合共生的破解之道，以期实现人的审美生存。
一、沉浸式愉悦与复数时间线之困
与非沉浸传播相比，沉浸传播使人在媒介空间中展开沉浸式直观，这不仅改变了意义的生成方式，而且提升了人们对于内容的理解和体验。因此，媒介的发展极为重视沉浸效应的提升，人们也更愿意通过沉浸的方式，接受媒介所传播的意义。宋代郭熙以山水画为例，称类似这种沉浸式媒介的交互为“可游可居”，意即山水画（尤其是以“妙品”著称的作品）作为审美媒介，并非仅供观者在画前驻足观看，更要使其仿佛置身于画中的一隅林泉，沿着画家有意设计的路径，领略一步一世界所表现出的审美意蕴。对此，黄庭坚盛赞为：“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石涛认为，山水画的创作需要在出神的沉浸状态下进行，创作过程要超越使用画笔描摹的形象再现层面，细致入微地观察山川外在的形态，同时对山川内在的特质予以体悟，使画家与山川蕴含的精神产生共鸣，如此通达本真之境的作品，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于笔下，“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尽管受时代和技术水平所限，中国古代未发展出系统性的媒介沉浸路径，但古人基于艺术创作与鉴赏而阐发的心物合一的体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媒介沉浸理念的审美阐释。
在数字媒介时代，媒介沉浸效应的实现，业已显现出鲜明的技术化与体系化的特点，其主要依托相互关联的沉浸载体、沉浸形式与沉浸内容，三者形成一个连续的沉浸架构。此种架构尽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超越现实的构造力，为人类带来更加真实、深入的沉浸体验，但是从技术实现的角度看，这种沉浸更多的是指意识沉浸。通过这种方式，现实的经验认知被暂时搁置，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与现实截然不同的空间。这不仅消解了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促成人的行动由传统的“在场—缺席”二分向新型的“模式—随机”关系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媒介的沉浸效应，显著提升了人与媒介交互时的愉悦感。在媒介空间中，人居于主导地位，能够在媒介交互中自由地表达他的意志，从而消解潜在的现实逻辑所带来的限制。例如，在符合基本生成规则的前提下，人们使用大语言模型，通过持续投喂使生成内容不断向特定的意图靠拢，甚至可以在完全脱离现实的基础上，根据某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生成独特的内容。这表明，人参与内容生成这一行为具有高度的自由性，人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愉悦感。传统媒介交互主要借助单一的感官感知，如看或听等，它所确立的经验范式不仅需要想象力，也需要深度思考，加之其中学习认知的比重明显高于快感刺激的比重，以致这种经验反馈机制难以为人们提供即时的意义满足。不同于此，媒介沉浸能够调动多感官参与经验的获得。在这种经验反馈机制中，想象力与深度思考被不间断的感知所替代，快感刺激的比重超过了学习认知的比重，人们获得即时的意义满足。在算法助力下，感知的内容量与频率不断提升，使人们时刻保持愉悦感。
从人本主义立场看，一种新技术为人带来的福祉总是与潜藏的风险相伴。人如何趋利避害，与数字媒介和合共生，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并使用技术。我们既不能全盘排斥技术，也不能过度迷恋技术，而是要把握好尺度。人如果出于提升乃至完善自我的目的，合理地使用媒介沉浸，便可与数字媒介的发展和谐相处。反之，人如果一味耽溺于媒介沉浸的愉悦感，则会导致媒介沉浸作为外在的技术力量，对人形成“统治性的反身关系”，从而显现出消极的后果。
诚然，人们能通过媒介沉浸获得愉悦感，但是此种愉悦感背后的自由体验并非真正的自由，因为媒介沉浸不仅以屈从技术逻辑为前提，致使人时刻处于被规训的境地，而且其往往是为了让人保持愉悦这一单向度的追求，很难作为积极的指引力量推动人们在现实中行动，结果极易使人们陷入沉沦之境。在追求愉悦的过程中，想象力与深度思考的缺席表明，媒介沉浸逐渐丧失了获得意义超越的重要途径，即便有算法助力，海量信息不断涌现，也无法实质性提升人的经验视野。上述两方面凸显了在媒介沉浸中，过度追求愉悦满足存在着导致人的日常生活无聊化的风险。以时间为中心考察数字媒介时代人的生存状况，则能更深入地揭示媒介沉浸导致的人的生存困境。
对此，可以通过引入“复数时间线”这一概念予以阐释。时间线是指人为了赋予生存以意义，将各种日常经验整合而成的连贯时间序列。在前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沿着单一的时间线展开，对时间的内在感知与自然节律基本保持一致，时间节奏相对缓慢与稳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生活世界逐渐演变为高度技术化的时间环境，不仅要求更为精准的时间测度，而且促使人对时间的主观感知与时间的客观流逝之间产生了明显偏差。21世纪以降，数字媒介以其快节奏的生产与传播引发前所未有的社会加速，这一方面导致人同时面临着多种任务，其在时间上展开的连续行为，往往难以被统合为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生存进程。因此，有必要通过某种“界限”，将此情态中的时间序列予以划分，使不同行动各自获得相对独立的时间线与意义逻辑。另一方面，社会加速亦导致人对时间的内在感知与外在时间的运行之间的错位被进一步放大，人的“心理感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在急速下降”，其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呈现出变动不居的样态。加之媒介沉浸消解了技术与日常经验之间的边界，因而人需要一种明晰的方式区分沉浸时间与非沉浸时间，以此判断自身在当下的状态，复数时间线由此应运而生。
复数时间线将单一的时间线改造成为“一主多次”的结构，以期更为合理地呈现数字媒介时代人如何展开行动并获得意义，其中心是一条连贯的主要时间线序列，它展开为人对于某一主要意义，即最高价值追求的过程。在主要时间线之外，还有众多以片段形式存在的次要时间线，它们承载着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次要时间线所展开的意义虽然与主要时间线或有关联，但并不完全相同，价值上也无法等量齐观。社会加速所导致的人的时间感知的不断变异，被直观地呈现为不同时间线节奏的差异。据此，人的生存就成为一个不断跳转的过程：置身于主要时间线的人，会时常进入某个次要时间线之中，但是由于主要时间线的意义在此期间保持延续，人能够时刻聆听到最高价值的召唤，因此形成的筹划与决断意识，使人得以从次要时间线跳转回主要时间线。跳转并不意味着关联的两条时间线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趋近于《周易》中“变通者，趣时者也”所揭示的“时机”，“时机”即是人在日常生活中，借由创造性的行动而出现的扭转现实处境的契机，“若人们在恰当的时机投入事物的进程，便会置身于有利因素所组成的网络之中而自然而然地开展”。那些代表着最高价值追求的主要意义，因时间线上的优先性与连贯性，成为人赖以生存的根基。而人们获得其他意义的种种行为，也因拥有了独立的时间线与意义逻辑，得以恰如其分地融入日常的生存进程之中。当关系到不同时间线的某一环节发生异常，以致无法按照原本意图有所行动时，人就会陷入困境之中：既困于时间中，也困于某种意义的延展中。从根本上说，过度依赖数字媒介可能会使人身陷以下三种困境。
一是在次要时间线和主要时间线之间难以跳转的困境。根据复数时间线的逻辑，当人处于某一时间线末端时，该时间线已不再具有意义，主要时间线的意义召唤着人向其跳转。然而，置身于沉浸空间中的人，很难跳转至这一主要时间线之中，只能继续在沉浸时间线的延展中获得意义充实。在闲暇时间，拿出手机即可进入沉浸休闲所展开的时间线，稍后本应返回工作时间线，却被手机这一沉浸载体想方设法地拖在休闲时间线之中。手机造型平滑无阻，长时间握持几乎不会有任何身体负担；其使用方式也简单易上手，手指轻滑就能实现内容更新，降低了沉浸体验的门槛；至于沉浸内容，不断优化的算法精准、持续地推送人们感兴趣的内容，相比于乏味的工作，优先推送具有娱乐性的平滑性内容，更容易激发人沉浸其中的强烈意愿。手机与平滑性内容相结合对人施加的强控制力，使得人的休闲时间线被延展下去，难以完成时间线的跳转。
经过长年累月的朝夕相伴，人很容易陷入数字媒介的惯性依赖之中。惯性的产生，不仅是由数字媒介的架构特征所致，而且与这种架构所带来的高速度的时间感知方式密切相关。较之于电气时代，数字媒介的意义生产异常快速。在近乎超速的意义转换中，人陷入意义过载的状态，频繁的震颤体验使他难以听到其他时间线的意义召唤。纵使人对其他意义召唤有所感知，也难以展开行动，沉浸空间中的人，其接受意义的速度越快，沉浸感就越强，就越不愿在现实世界中有所行动，即便吃饭、如厕等生理需求都可能被拖延许久。如是种种，都已表明人陷入无法跳转的困境之中。人久困于某一时间线的非期望延展之中，纵使不断地被诸多额外的意义所充实，也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打发时间而已。
二是频繁挂念的困境。复数时间线结构中的挂念是一种确切的意识行为，表现为人在某一时间线上，根据前一时间线的意义延伸，开启有别于当下时间线的意义构造。例如在一段网络游戏的游玩过程结束后，人们会时常展开诸如此类的挂念行为：打怪升级太刺激了→如果购买新装备一定有更好的体验→如果充值后当月的开支如何平衡→如果年薪百万就不会对此斤斤计较。在一系列由“如果”组成的挂念中，其意义相较于游玩过程已发生本质的变化，年薪百万与网络游戏之间已无必然联系，这是挂念与印象滞留、回忆等其他意识行为的根本差异所在。由此看出，人在跳转回主要时间线之后，前一次要时间线的意义并不会随其消散而终止，而是持续地展开于主要时间线上，于是，两种意义便在同一时间线中发生重叠，甚至次要意义压制了最高价值意义的展开，从而出现因挂念所引发的困境，由此产生的时间性和意义性的分裂，让人陷入无法安顿的境地。
此种困境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事件，但数字媒介的沉浸效应加剧了它发生的强度和频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数字媒介的特性决定了其对意识的刺激更为强烈，更易激发意识感知与意义接受。同样阅读一本著作，以纸质书的方式阅读与通过阅读软件一边听语音朗读，一边浏览文字，并时常切换到浏览器，搜索该著作的有关信息相比，后者更易使读者产生对著作的投入感，而投入感在沉浸架构的规训下，则转化为对阅读内容近似成瘾的心理依赖。另一方面，数字媒介带给人的意义丰富度胜过非数字媒介。意义丰富度主要取决于对同种意义的构造，数字媒介所需时间要长于非数字媒介。同一部影片，在观影结束后，3D观影较之2D观影有着更强烈的眩晕感，这并非由印象滞留，即影片所带来的意义内容逐渐消褪所致，而是表明人的意识配合知觉，仍然在对影片并未完全呈现的情节有所挂念。人在沉浸空间获得意义的行为，往往伴随着或长或短的眩晕感，此种眩晕并不出现在沉浸体验所处的时间线中，而是自发地通过挂念显现于后一时间线之中。根据数字媒介的不同，眩晕感所指向的挂念也有着不同的形式，例如使用线上通信软件进行文字、影像等悉数在场的沉浸式聊天往往比面对面交流更让人产生遐想。
频繁的挂念行为，与沉浸空间中的直观意义感知方式存在着某种契合之处，虽然它能够帮助人们洞察所挂念者的各种因果关系，然而根据复数时间线的逻辑，由沉浸体验所引发的挂念，实际上表明个体陷入了意识停滞的状态。因此，需要警惕这种挂念行为对个体意识的潜在影响。挂念将两种意义交织在一条时间线上，致使当下的时间性与意义性分离，从而出现意识与身体的分裂。
三是时间线解构的困境。数字媒介在时间和意义维度对日常生活的全面侵占，导致人陷于深度无聊的状态。这种困境的形成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前述两种困境在日常生活中持续交替地发生，最终演变成整体性的消极事件。人在沉浸时间线中重复着无实质意义的行为，而媒介的不间断刺激，使人误以为这种重复行为的尽头存在着终极意义，该条时间线由此被无限地拖延。当人不得不结束沉浸状态跳转至后一时间线时，又以挂念的方式不断想象着此前行为尚未获得的意义，身体则机械地应付当下事务——这种分裂使人陷入魂不守舍的混乱状态。相比于结束挂念、专注于当下时间线的价值追求，人此时更倾向于逃避决断的痛苦，采取逃离现实的对策，即在每一个未被现实促逼的时刻遁入沉浸空间，继续重复此种行为，以此获得意义的充实感。这样，一切时间线的时间性与意义性被全部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人在沉浸空间的“进入—疏离”循环状态，以及沉浸空间中本不存在的终极意义。这种空虚的体验表明，人已陷入深度无聊的状态。由于取消了在世生存的操劳意识，时间线上无法跳转与无法安顿的情形已不再被视为困境。这也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彻底否定了通过行动创造价值的可能。
二、虚体的绝对性生存与本真性的丧失
在生存情态层面，从身体主体到数字主体的转向，表征着数字媒介对于人的整体的形塑。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人的非实在化，而是表明数字技术作为未来技术文明的实现方式，将人建构成了主体的化身——虚体。虚体的出现，一方面凸显媒介发展不断将现实虚拟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则表明，现代人基于“我思”所构想的绝对性生存与人自身的有限性生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虚体从而成为人的一种代具式的弥补。
数字化生存也给人带来了以意义危机为代表的生存危机。就复数时间线而言，如果以一条次要的沉浸时间线统摄人们的媒介沉浸行为，借此与非沉浸状态延展的主要时间线相区别，那么人们对于沉浸空间中虚体的过度依赖表明，次要的沉浸时间线已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导致人们极易受沉浸时长所带来的惯性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在沉浸时间线所确立的认知与行动范式，延续运用到主要时间线，即现实之中。由于数字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认知与行动的前视域，人的行动与意义之间存在着数字媒介——这一不同于主体自我的中介，因此，人们在沉浸时间线所确立的认知与行动范式，并不是出于自主筹划与决断，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现实与技术逻辑的影响。一旦技术逻辑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原则，与人的本真性的理念相悖，人们势必会随着沉浸化生存的开启而走向生存异化。人越依赖媒介沉浸，生存异化的程度就越发严重，最终导致人的本真性丧失。相较于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性困境，这种危机作为生存情态的反映，显现出当代人更具普遍性的生存危机，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是人的意识机能的简化，使人成为欲望机器。出于媒介沉浸的目的，数字媒介为人着力打造生动逼真的在场性体验，促使人们热衷于官能性或信息性的经验认知，消解了深度思考与意义建构的内在动力。一项针对数字时代信息获取渠道的调查研究显示，认为传统纸质媒介与广播媒介在获取信息时非常重要的受访者仅约占全部受访者的1/10，认为互联网在获取信息时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受访者占全部受访者的近六成，远远超过其他信息获取渠道。人们虽然通过快节奏的经验认知跟上了“信息爆炸”的步伐，但代价是意识机能的“退化”。具体而言，一方面，人的想象力被忽视。如果说在获得感知经验的过程中，人们需要想象力将文字等抽象的意义内容转换成为生动具体的形象，那么当人们在沉浸空间中直接通过知觉获得可视、可听、可感的意义内容时，想象力就不再是感知经验的必要条件。而想象力作为人的创造性的重要标志，它在感知经验中的缺席表明，媒介沉浸使人丧失了追求超越性意义的重要途径，更多的只是通过近似于打发时间的感知经验，来满足人获得意义的欲求。这种情态揭示了，媒介沉浸渐已成为一种乏味的冗长体验，由此开启的认知或娱乐行为，本质上只是对时间的占用，而非充实，正如尤西林所言：“这一流行的人类学行为，几乎吸尽了当代人的日常自由时间……其趋势极端乃是无意义甚至无自组织状态的寂灭之熵（浏览手机最终所伴生的无聊感乃至困倦并非偶然）。”此外，想象力的在场表明人们尚处于自律状态：对自身的一切行为有足够的控制力，使其服从于既定的意图。反之，当频繁的感知所表征的非自律状态逐渐显现时，它就像一种无形的引力，令媒介沉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而人在这冗长的体验里，慢慢陷落，最终产生了惯性依赖。
另一方面，人的交往能力钝化。就人际交往而言，媒介沉浸几乎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体验。以智能手机为例，智能手机具有明显的干扰效应，它推动处于沉浸状态中的人们自发地形成了科技依赖，致使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防御姿态，进而排斥沉浸空间之外的现实中的他者。在沉浸空间中，人们更易照面、更乐意与之打交道的是各种虚拟形象。尽管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这些虚拟形象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并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意识，但其运行依赖于指令输入，不能作为完全自主意义上的主体，或者第二人称的“你”，因而人们无法与之建立主体性的关系。例如豆包等智能平台的语音助手，可以为用户提供海量的知识信息，并能够与用户侃侃而谈，深受用户的喜爱。但从语音助手的角度看，它自始至终只是在遵循程序逻辑，满足用户的需求，并不存在对用户喜爱与否的问题。就此而言，人们与语音助手的交互，看似满足了情感需求，实则仍是孤独的。此种“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打交道方式，本质上也并非交往，而是交互行为，其导致真正的他者在沉浸空间中的消失。他者的缺失虽然使人们卸下了基于交互关系的各种责任，却使人们在沉浸空间的“信息茧房”中愈陷愈深，认知偏差加剧，很难自我修正。同时，也极易滑向畸形的个人主义。在此情形下，人的交往能力便不可避免地钝化，其与想象力的匮乏一道，使人愈发成为欲望机器。
二是可能性维度的消失所导致的意义同质化。算法无疑是媒介沉浸架构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首先将人的一切特征予以归纳总结，并转译为数据形式，进而通过算法分析不同个体直接的或潜在的喜好，实现内容的定制化呈现。尽管沉浸空间中的内容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体知识层次与媒介素养之间的差异，并为沉浸空间赋予了属己性的特质，以确保媒介沉浸体验的持续性，但也导致此种体验趋于均质化。一方面，为了增加用户黏性，平台算法以用户既有的偏好为导向，有意识地根据不同的用户需要和关键特征，强制性地为人们推送筛选后的特定类型内容，这种举动实质上是平台方使用数据中预先存在的偏见而制造的“算法歧视”。例如，平台针对职业女性，往往会推送职场穿搭等方面的内容；而针对孕妇群体，则更多地推送关于母婴用品的内容，两种内容几无重叠。这些推送虽然提高了人们获取经验的效率，但也导致人们主动获取经验能力的弱化乃至丧失。另一方面，人们过度依赖个性化推送，以期呈现的内容同自身喜好和知识素养保持一致，这即朱松纯所说的算法是一种“相由心生”的技术，其在使人们维持沉浸愉悦感的同时，却限制了人们经验视野的拓展。代表性的案例是数字媒介时代人们普遍偏爱“刷”同一类型视频。在无法停歇地浏览同质化内容的背后，是人们主动借助算法切断自身与世界的因缘关联，借此在沉浸空间中保持并享受空虚状态所带来的安宁感。算法推送的海量同质化内容，最终将人们捆缚在“信息茧房”当中。相关实证研究以5.7亿条用户记录为样本，发现使用智能推荐算法一年后，超过57%的活跃用户出现不同程度的信息熵下降，表明数字媒介时代“信息茧房”症候的普遍性与严重性。
当代社会被数字媒介整体塑造为沉浸空间的事实，导致数字媒介以“巨机器”的方式使人的在世生存被均质化。世界的数字媒介化意味着，数字媒介的特性，诸如科技感、未来感等上升为世界的一种风格，其不仅成为人的意义认知的重要方式，而且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凡不具备这样风格的存在物，就会沦为落后的象征而遭受质疑，甚至被抛弃，结果导致在这种风格的统摄下，大众生存情态的集体均质化。这一点在集互联网和物联网于一体而营造沉浸感的智能家居系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打造技术温室，该系统最大化地减少居所中人的行动与操心，让人获得快捷、高效的家居体验。然而，这种技术温室也于无形中消除了个体生存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将人的趣味规训得与它的风格一致，古典、自然等与之不相匹配的趣味被否定，处处充斥着金属感、简约风、科技感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构成审美想象无法摆脱的参照。居于科技温室之中，人的身体行动往往被操控界面这一简单的动作所取代，从而丧失了行动的自由。如果一切行动都被数字技术所预置，那么在其带来了稳定和舒适的同时，偶然性背后有待敞开的生存图景业已不复存在。一日三餐，人们吃着由智能设备所提供的可口但缺乏特色的预制菜肴，遮蔽了亲手烹调所带来的快乐等多样且丰富的生存体验。而当科技温室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大众愈发普遍地认同其价值理念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便在此过程中被逐渐抹平。由此，技术以提供沉浸式生存的便利为手段，实现了对人的殖民。
三是沉浸空间的有用性，导致人所追求的意义的去深度化。数字媒介向人们展现出了全方位的有用性，但此种精准的有用性，导致人们丧失了对意义深度的追求。所谓意义深度，是指一种中心经验连同其背景经验一同显现而获得的意义感。处于背景中的各种经验，并非由中心经验自发地向外扩散、联结而成，而是众多朝向中心经验的关联性认知的结果。对于中心经验而言，背景经验作为“规范性之外的差异性内容”构成其意蕴，使之能够以盈余的状态显现，而深度即中心经验则向背景经验延伸。在此意义上，数字媒介的精准有用性实则意味着：经验不再是以背景化的方式予以显现，因此无法形成经验的拓展，意义深度随即消失。例如，人们想要通过书籍等非数字媒介了解中国美学中“气韵”的内涵，则需查阅大量与之相关的学术著作，不断充盈背景经验，以使“‘气韵’的内涵”这一中心经验最终显现。此时，人们对于“气韵”已不再是教条化的理解，而是一种深度的领悟，并能够自然地带出对中国美学的见解，一种愉悦感油然而生。不同于此，如果人们在数字媒介的沉浸空间中运用互联网检索，或直接要求智能助手给出对“气韵”的解释，那么人们并不需要花费过多精力，便可获得这一经验内容。这种认知方式固然体现出数字媒介高效、便捷的特色，但其无法使人们获得相应的背景经验，自然无意义深度可言。此时的人们或许也感到愉悦，但这种愉悦实质上是指向数字媒介的，与前一种指向自我充实的愉悦有天壤之别。
因此，人借数字媒介弥补自身的功能性缺失的同时，对意义深度的接受意愿以及认知能力却相应地被削弱。人们足不出户，仅凭手机就能实现就餐、购物等种种需求的满足，但也因此失去了在世生存所开启的意义深度，甚至，数字媒介以其前卫、丰富的表现力成为一种新兴的艺术作品形式。审美的重要意义在于，人在对作品的凝视中获得存在体验。反观以数字媒介为形式的作品，虽不乏具备艺术品特质、使主体的凝视成为可能的艺术，但大部分只是借沉浸形式制造的娱乐产品，其意义停留在感性愉悦层面，表现的只是浅表的数字化之美。遗憾的是，人无法在数字化之美的空间中凝视与反思存在，这种体验遵循的只是单向度的“爽”逻辑，其给予人们的是平滑的官能性刺激，并无深度可言。
上述三种症候，最终导致人丧失了最高意义。而人是在某种最高意义的指引下展开其有限的、超越的生存的，这一过程构成人的主要时间线。从康德“自然向自由”的飞跃，到浪漫主义者诗意地栖居，再到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畏”——将此在从沉沦状态中召回其自身，无不是基于人之有限性这一前提。数字媒介时代，资本塑造出的消费意识形态有着清晰的指向，将人视为无需其他支撑、仅凭物质性的技术力量而生成的绝对性存在，这为当代人虚构出一个巨大诱惑。据此，人自身的有限性被解释为一种有待弥补的缺失，只要付出足够的物质代价和时间成本，逐个克服技术工具的不足，人就能在沉浸空间中化身为无所不能的上帝，以此实现其绝对性的意愿。
然而，由数字媒介所带来的生存方式扩大了其功利性含义，从而消解了人的超越性追求，人寄希望于在沉浸空间中获得更多的意义，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指引和依靠。在此过程中，人看似卸下了生存的重担，实则主动放弃了对于生存本真性的追求与反思，并任由获取意义的欲望无限膨胀，对沉沦于媒介沉浸之中感到麻木，致使空虚循环的困境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消极的存在事件。数字媒介，特别是手机这一切身之物，成为当代人无法摆脱的工具，人以挂念的方式使其在每条时间线上悉数在场。但是虚拟的沉浸空间终究无法成为人生存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基底。回归现实世界的人，由于角色转换，不可避免地产生落差感，继而陷入排斥感。长此以往，人的在世生存陷入无根性的困境之中，只有借助数字媒介此一技术物，才能短暂地安顿自我。
由此观之，数字媒介时代，现实生活的边界向沉浸空间的延伸，使人的认知视野与交往能力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不过，这一延伸并未让沉浸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保持一种平行关系，而是叠加关系。沉浸世界成为人基于有用而考虑的合目的性的存在，同时也对人构成统治性的反身关系。尽管人能够借由虚体在沉浸空间获取意义的满足，但代价是本体地位丧失，沦为数字媒介的奴隶。人的欲望机械化，人生意义的均质化与去深度化，乃至最高意义追求的丧失，都是此种奴隶化的表征。意义满足的结果并不是人生意义的丰盈，而是对人自身有限性的否定而带来的意义困境。由此，人陷入难以接受现实世界、在沉浸世界中又无法生存的虚无主义的泥淖之中。最终，过度数字化生存导致的本己性丧失，成为数字媒介时代人最大的生存危机。
三、过度沉浸化与反沉浸的三种进路
鉴于数字媒介深度参与人的日常生活，人的日常经验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数字媒介与人共同构建的媒介场域而确立，加之数字媒介的发展是由科技、资本等“合力”所推动，因此，面对数字媒介时代的生存危机，既不能效仿卢德主义者一味地抵制技术，也不能指望技术自觉地矫正其进化逻辑，而应以捍卫当代人的根本意义为前提，与数字媒介和谐相处，从而实现人的审美生存。由此尝试提出如下三种进路。
首先，需要身体和他者的在场。数字媒介正在逐步实现对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全面控制，在当代社会构建起一个覆盖全部数字主体的连贯、宏大的意义叙事。在这种情态下，人的意义感知时刻处于被激励的状态，背后却是以“疲惫、燃尽了的心灵”为特征的倦怠综合征。想要摆脱过度的数字化生存，就需要打破数字媒介对人生存的控制，走出数字媒介意义叙事的规训。对此，经典技术哲学聚焦于现代技术对人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自主性的“归家”解救方案，尤为强调追求超越的意志对于人走向本真性生存的重要性。但此种论说秉持“对技术的单边否定态度”，拒斥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从而缺乏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因此，权衡数字化与非数字化生存的尺度，除了保持自我觉醒的意识之外，还要呼唤两个在媒介沉浸中被技术遮蔽的关键性因素的在场：身体与他者，并以此建构更为切实可行的超越路径。
呼唤人的身体的在场。相比于随着功能不断完善而走向本体化的虚体，身体一直被数字媒介所排斥，并被视为一种阻碍。这不仅在于实现身体沉浸的技术难度高于意识沉浸，特别是虚拟环境的动态刷新频率慢于身体运动的响应速度，导致人的晕动症等问题目前尚无理想的解决方案，更是因身体空间在人获得具身性意义的过程中发挥着奠基作用。通过身体空间在意义层面构建起沉浸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连续性，向人施加反沉浸的作用力，可以使人获得从沉浸空间及其意义流中逃逸出来的契机。人在媒介沉浸中的事件性困境，正是身体的隐退导致在世的实存性维度被遮蔽，失去身体锚点的主体难以在世界中获得正确的定位，进而无法如其所愿地展开行动。尽管在沉浸空间中，每个虚体都能依据其独特性被算法安置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一现象表明虚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的实存处境在沉浸空间中进行数字化转译的结果，但此种转译实质是以虚拟的方式有限地改善了人的处境，它并未提供新的行动指导意义。由于肉身与世界之间的连续性，身体图式才真正形塑了人的实存处境，而这是虚体从根本上无法实现的。这种切身性感知一方面确保了人在媒介沉浸时的知行合一，通过算法与数据所获得的意义，能够在指导行动中显现其实践价值，而人在行动时所进行的领会与反思，既是对其“知”的深化，也使其借由媒介沉浸达到更高层次的“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亦可促使人切断来自沉浸空间的反身控制，从而中止沉浸状态。例如在沉浸体验时，身体某一部位遇到刺激，便会强制调动起人对周遭处境的主动性意识，被悬置的现实世界再次成为意义充实的来源，沉浸空间的时空连续性由此被打破，人从其中抽身出来回归现实世界，自身的统一性得以恢复。不仅如此，身体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以可感的方式领会不可见的深度意义，以此洞悉物和场所聚合的意义图景，充实生存内涵。不同于在沉浸空间中获得的数据集合的意义，身体和场所聚合所涌现出的意义，更为本真地为人生存的意义奠定基础，其在意义感知层面确立了现实时空的优先性，能够有效平衡媒介沉浸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由此，置身其中的身体回归方能唤醒人对意义的真实感知。
呼唤他者的在场。“主体—虚体”是沉浸空间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建立在交往的基础上。作为主体的技术对象，虚体实质是以有用性为前提的“它”。“它”的存在放大和实现了主体的欲望，是一种不具备共情能力的功利性角色。而人更需要在现实中，与同样具有本体地位的“你”交往，借此超越和克服过度沉浸化的生存。有别于经验性、功利性的“我—它”的关系，“我—你”是一种直接的、亲密的关系，“你”是虚体无法比拟的他者形象，“我”与“你”能够以相互影响的方式塑造彼此。“你”的现身使“我—你”之间真挚的情感连接成为可能，“生命从一开始就托付在‘亲爱’之中”。基于此种情感，当“我”困于沉浸空间时，居于现实世界中的“你”便会化身为一股拯救的力量，通过交互影响将主体带离沉浸空间。这不仅要求“我”在交往中体认到“你”的主体地位与非同一性特质，而且要求“我”敞开自我。要言之，在现实的交往中，人应肩负献出自我的任务，这不是消极的负担，而是要求主体面向他者与世界敞开自我。但在媒介沉浸中，由于面对虚体不必献出自我即可实现某种目的，导致人总是不自觉地陷入消极的自我封闭状态，对不断刷新的意义流听之任之。对此，有研究通过“寻找微笑”的实验，证明由于媒介依赖而导致情绪抑制的人，通过多次与其他人见面，并在他人中找寻“微笑的人”这一干预行为，其情绪抑制状态在一段时间后可以得到缓解。因此，当人深陷过度沉浸化困境时，可通过激活责任意识，聆听来自他者的呼唤，从而推动人返回交往世界，在现实中有所行动。
其次，需要以批判性的审美态度构建栖居之境。数字媒介时代的种种症候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近十年数字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确立一套能与之相适配的行为逻辑，更遑论形成具有稳定性的价值追求，从而陷入意义困境，甚至可能走向虚无主义。对此，超越性的审美作为抵抗技术无序扩张的精神力量，能够为人提供积极的认知与行动指导策略，使人避免由不断膨胀的沉浸欲望对数字媒介产生过度依赖。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部分学者突出强调以审美的方式实现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从康德到浪漫主义再到唯美主义均是如此。然而这一进路实是基于普遍化、静态化、高阶对象化以及事后反思化的概念思维，将人的最高价值追求予以规定、组织与系统化，导致此种超越路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行动指导。有别于此，中国美学以“何以成人”作为出发点与归宿，始终观照具体的生命形态及其发展过程，这表明其并非观念层面的思辨美学，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指导效用的艺术生活方式，由此所提出的栖居之道，可以视为在数字科技文明背景下，人通往美好生活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数字媒介无休止的内容刷新尽管为人提供了强烈的感官刺激，但很难为人带来震撼心灵的意义充实，并且，快感阈值的提升不断加剧感官刺激的烈度，长此以往必将对人的意识与身体机能造成损伤。对此，淡然的审美态度要求人以“淡而不厌”的姿态，与数字媒介保持不排斥亦不沉溺的关系。在进行媒介沉浸之前，人要消解对信息的强烈渴望，确立平和、自然的使用心态，避免在沉浸体验开始时就任由自身被数字媒介的反身控制所束缚，确保沉浸行为的自由性与意义获得的属己性，“‘淡’赋予对立以广阔的内涵，因为味道把我们牵绊住，而‘淡而无味’则使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在媒介沉浸中，淡然的态度则意味着以“度”为核心的自我约束。在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中，“度”与美具有亲缘性，其以恒动性、含混性与张力性的方式，创造出一种恰到好处的“实践—使用”秩序。一方面，人在沉浸体验时要时刻铭记并遵循其事先筹划的意图，以使媒介沉浸的展开始终维持在合理的尺度之内。在既定的意图实现后，人要基于为自己负责的目的自行中止深度沉浸状态，并对沉浸空间继续投射而来的内容保持警惕，避免过度吸收无意义内容致使其自身陷入沉浸困境。另一方面，对于以休闲为目的的沉浸体验，要尽可能地选择让自身能动地参与意义生成、获得具有深度的意义内容，促使此种体验成为一种绽出审美意蕴的休闲方式，而非一味地通过沉浸、消极地打发时间——这就要把握沉浸体验的意义获得的“度”，为深度“看”、想象、沉思等具有创造性特质的媒介体验提供更多契机。
人不仅要以审美的方式促使媒介沉浸的意义显现有度，并实现价值内涵的去流俗化，更要为“使用”这一行为本身赋予充溢着本真意义的审美意蕴，以此升华日常生活品质。此种理念与庄子“技进于道”的思想多有契合。庄子认为，庖丁对于“技”的使用经历了从合于真到富有韵律感，再到显现道的升华。在此过程中，“技”的工具性与功利性内涵逐渐消解，具有审美内涵的使用技能的韵律感逐渐显现。最终，在游刃有余地使用技能的过程中，“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悄然实现了“技道合一”的审美超越，完成从技艺的使用到精神审美的转变。这种主动实践以美启真，以美启善，不仅促成人从被动的意义接受者转变为积极意义上的审美主义者，而且通过行动的方式消解了人技之间的紧张对立，为建立更加和谐的人技关系奠定基础。由此，人在栖居中调整被技术不断促逼的心灵节奏，洞察、体验由审美所敞开的技术图景中的偶然性，进而充实生命内涵，在生存意义层面实现自我的持守。
最后，聚焦于媒介生产的源头，革新数字媒介生态。个体的知识储备很难突破数字技术的专业壁垒，加之其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几乎不涉及除用户端之外的其他环节，因而仅靠个体自觉所产生的行动力，无法从根源上矫正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个体仍会持续地受到数字媒介这一“座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个体在数字媒介时代的审美生存，还需要一种“社会自觉”，即“智能社会通过技术手段收集关于自身的各种数据和信息，对自身的即时状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自身发展的问题和方向”，以此推动建设具有人文关怀的智能社会。在宏观层面，需要基于人类福祉的技术治理，围绕“技术与社会”关系，探究如何理解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技术成果如何向行动方案过渡，如何理解专家权力及其作用的发挥、调节与控制，以及明晰技术治理的主要战略和基本机制等方向性问题，以此明确数字媒介时代真正为人所期望的技术是什么，这些技术如何在正确的价值理念指引下，促进人的身心发展而不是使人陷于虚无境地。在微观层面，相应的技术管理则聚焦于“技术与组织”关系，“回答、解释当今社会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管理挑战，指导产业、特别是企业发展”，从而推动技术治理的价值理念落实到技术开发与应用等环节，形成对资本力量与技术无序扩张的抵抗，实现技术消费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此，“负责任创新”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集体性、包容性和系统性方案，其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技术治理与技术管理因主体责任人的差异所导致的隔阂与不统一问题，强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技术研究和创新过程的初期都应当参与其中，并将技术的合理创新作为技术治理与技术管理的共同目标，使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最终将技术问题从被动性的技术风险防范，推进到更为积极的技术创新应用，为人提供更加良好的数字媒介生态。
综上所述，聚焦于数字媒介的源头，从身体与他者的在场打破数字媒介连贯性的反身控制，以批判性的审美态度构建栖居之境，以及围绕技术从业者和沉浸架构革新数字媒介生态等三方面所提出的解救方案，不仅能够切实地将人从深陷数字媒介所带来的、以生存危机为代表的“新异化”中解救出来，恢复行动主体与意义主体的源初统一，而且还能推动数字媒介的发展在创造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更具人文关怀，在开放、和谐的交互关系中实现人与数字媒介的和合共生。只有这样，人才能走出感性愉悦的悖论，达至马克思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所说的合乎“美的规律”的自由劳动之境，成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结语
近年来，数字媒介在科技领域中持续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图景，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边界：元宇宙融合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构造出无限真实的仿现实空间，人工智能则在现实世界以超模拟的方式开启“人机共在”的情景，文生视频大模型的出现不但未能弥合语图符号之间的差异，而且加剧了图像对于语言的替代，彻底宣告了“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此等迹象明确预示着，在存在论领域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从功能主体到交往主体不断发展，并与人类协同构建起数字智能的新型社会生态。然而，技术对人类本质的深刻形塑，极有可能导致人类的“去主体化”。尽管现代性以降主体遭受质疑乃至批判，但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可以看出，一味地“去主体化”并不符合人类的生存需要，人类也尚未做好“去主体化”之后的应对之策。在未来的技术文明发展中，需要警惕资本力量所推动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这些不良影响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人的主体危机。因此，鉴于数字媒介与人之间并非单向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而是双向共构的关系，人应当在这种双向共构的关系中维持其主体地位，及时矫治由种种生存异化所反映出的失衡问题，促使这种共构所推动的人机协同进化始终以人的人文理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的，成为参与建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世界所普遍向往的技术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