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对强烈体验的需要不断提高，却越来越难说自己有经验或有阅历。明明生活里那么多感受与体会，却难以将经历沉淀为可以讲述和思考的经验。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人越来越难以进入自身经验的形成过程。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我们被大量关于他人的信息所包围。这些信息被加工、被投放，供我们浏览和解读。同时，通过感官去直接感知他人的机会则变得越来越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现象学视角讨论感触如何成为教育的起点。所谓感触，是在与他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被其复杂而具体的处境所触动，从而不得不开始思考的时刻。基于我参与广州美术学院通识课程——“方法与实践”的教学实践，本文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为什么感触可以成为教育的开端？第二，如果以感触为起点，教学实践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呈现出怎样的教学形式？
关键词：感触 他人 无感 基于经验的教育 现象学
一
我好像可以感觉到我妈妈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了。
2025年4月到6月，我作为一个外部研究人员参与了广州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广美”）的方法与实践课程。和陈丹老师搭档，在跨媒体艺术学院的实验艺术专业教授这门课。这门课是广美通识课改革的一部分，邀请学生进入社会现场去观察、感受、思考，并由此进行艺术创作。它并不强调知识理论上的学习，更多是鼓励学生去观察，把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场放在眼前。
6月初是课程最后一周，学生们在给自己的作品布展，我去帮忙。中午在去食堂的路上，张柔和我闲聊时说出了开篇这句话。我很开心，不仅仅因为我通过这句话注意到了张柔的变化，也因为她决定把这个感受告诉我。她和她所在的小组去观察江边那些钓鱼的人，做的事并不和父母相关，但是好像借由这个经历她能看到更多人（比如父母）的经验，而不仅仅是一个角色。张柔感觉到妈妈是有经验的人，不是指“我”采访一个人，然后对方告诉“我”一套自我叙事。张柔说的和采访的逻辑是反过来的。它是指在“我”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能够意识到这个人经历过很多（尽管当下尚且无法完全知道这个人经历了什么）。这个人的经历一定超出了在与“我”的关系中所能呈现出来的部分。
在高度媒介化的生活里，我们似乎越来越难感受到周围的人有鲜活的生命经验。尽管我们每天都需要和很多人互动，但好似总隔着一层人工的媒介。当“我”和他人用微信聊天时，“我”需要通过破碎的文字去想象对方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当“我”叫外卖时，“我”注视着手机地图上一个移动的人形图标，想象此刻有一个人在给“我”送外卖。如果“我”尚且有同情心，最多感慨一句：“下雨天送外卖真不容易。”当然，有越来越多的视频在以高度加工的方式告诉“我”他人在经历什么。他人在“我”周围，但是如此破碎，似乎无法靠我们的身体官能（眼耳鼻舌身）直接接触到。
那么在现代生活里，我们还有什么途径去动用感官感受他人？可能的途径主要是家庭、学校、工作，还有爱情。除却战争和激进的政治行动，它们或许是让现代人获得经验的少数途径。[1]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途径让人们有机会看见他人反复出现在自己周遭。他人的在场与自身经验的形成密切相关。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分析是，生命经验的形成是同步且双向的。他用“行动-经历”（doing-undergoing）强调，一个完整的经验（experience）既包括一个人如何带有目的去行动，还包含被动遭受的经历（undergoing）。[2]体会到由他人给自己带来的被动性和不可控是经验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上述四种途径也越来越不需要他人出现了。在远程工作、上网课、异地恋以及独居都变得流行的今天，人们对于自己经验的叙述能力越来越弱。这不是因为人经历的少了。人只要活着，就得经历一些事。但就像项飙观察的那样，今天人们的经历没有成功转化为自身的阅历和经验，反而回撤为一种高度内化的体验。人们并不是对事情无感，而是太容易被外部的事情所震撼，让潮水般的情绪向自己涌过来。人们变得敏感，同时又告诉自己需要压抑情绪的流动。体验压倒性地取代了经验。[3]比如，人们可能在工作中感到委屈或是被排挤，可是流畅地讲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得越来越难。如果他人不以具体的形式出现在自我叙述和自我理解里，关于自己的经验会变得干瘪且不可言说，思考也会变成无休止的自我表达，比如内耗和内心戏。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希望探索为什么用感官直接接触他人仍然是当下重要的教育途径。本文尝试从现象学角度描述一种我们和他人相处的经历里才可能有的情绪，即感触。
二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感触”意为“跟外界事物接触而引起的思想情绪”。[4]“感触”在英语里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最接近的可能是“feel”的一种解释，即“通过触摸某物来了解它”。[5]汉语和英语词典的解释提供了三个理解感触的线索：其一，主体与他所亲历的外部世界有直接接触；其二，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因为接触有了情绪；其三，因为接触引发了思考。也就是说，为了有所感触，主体同时是一个感受主体（feeling subject）和认识主体（knowing subject）。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总是因和他人相处的经历而有所触动。此处我沿用项飙对于经历的描述，指主体正在参与或走过的生活。经历尚未被完全意义化，因此仍向不同的解释开放。接下来的关于感触的例子来自在挪威读书的灿灿。
灿灿在挪威中部的一所公立大学读书。这所学校处在峡湾之中，这里并不是留学热门地区，几乎很少有亚洲的面孔。有一天她去打羽毛球。休息时，她遇到另一位有着亚洲面孔的女生。她们开始聊天。灿灿发现这位女生是20世纪90年代由一对挪威夫妇去中国领养的，就在灿灿家乡附近。这位女生在挪威读了大学。她给灿灿看了自己手臂上的纹身，那是一个“家”的汉字，却是以镜像的方式呈现。
这个细节使灿灿触动，她开始猜测：这位女生知道这个字纹错了吗？为什么要用中文纹上“家”呢？借着这个话题，灿灿和她聊了很久。比如，聊到她小时候很困惑，为什么周围的人都说自己和他们不同，而她觉得自己除了头发不一样，其他没什么不同。直到青春期，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过去，以及和别人的差别。在这个对话里，灿灿也会想到自己，这是灿灿在挪威的第六个年头。[6]
感触同样也可以在学术研究中找到。感触可能是人们投身于长期创作的线索。比如，谢爱磊在《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中记录了他的一次不成功的访谈。当他询问大学生吴洁的求学经历时，吴洁的回应是沉默以及流泪。他写道：“我当时未曾想到，这些情感触动竟然成了我个人研究的终极线索。”[7]
本文将“感触”界定为这样的一种经验结构——人们被遭遇的经历所打动。在经历里常常有他人活生生的、不可拒绝的在场。所在的“场”是我们感官所能触及的周遭。他人的在场带来的丰富线索可能令人眩晕，影响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感触不等于产生了明确可以用语言表达的知识，而是意味着新的理解有了苗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也就是说，感触有可能诱发自身表达的愿望。
已有丰富的理论去分析对灿灿有所触动的这些现象（比如关于移民的诸多知识），也有艺术作品和新闻报道将和灿灿相似的触动记录下来。那些外部的知识和作品无法代替此时此刻因为身在现场而被触动的灿灿或者说“你”。本文要关注的，不是人们从感触中学到了何种知识，而是一种更为前置的状态——他人的生命经验如何激发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并由此丰富自身的认识。换句话说，感触不是教育，但有可能是教育的开端。接下来，本文将围绕两个问题展开。
第一，为什么感触可以成为教育的开端？
第二，如果以感触为起点，教学实践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呈现出怎样的教学形式？
关于第一个问题，下面将围绕两个关键词展开——“思想情绪”与“猜想”，由此说明感触之所以能成为教育的开端，是因为它恢复了人通过情绪认识世界的内在能力。
如果以感触为起点，教育的中心不再只是传授既有知识，而是帮助学生确认自己曾经被某种东西触动。老师可以和学生一同思考我们为什么被触动，并且鼓励学生通过完整的叙述和创作去打开自己的感触。
在理论上，本文主要对话的思想家是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他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明确地将对他者的回应视为主体形成的根本条件。我采用哲学人类学的路径，强调哲学思考不是超验的，相反其深深地嵌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经验。[8]本文所引入的实证材料均来自方法与实践课程中的参与式观察，包括我的田野笔记和日记，以及学生的作业。
方法与实践课程的主题是“大学城的N种‘知识’”。陈丹和我邀请学生去广美所在的大学城附近观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生活现象，回到班级分享，之后继续观察。这种“观察-对话”的授课模式往复四周。在课程中后期，学生开始进行艺术创作。还有部分材料来自课程结束后组织的四次小组讨论。项飙、陈丹和我共同发起，参与者包括广美的七名教师与十七名学生，他们均参与过不同学院的方法与实践课程。在讨论中，参与者回顾了自己的学习过程。
在分析这些材料时，我也会写下自己的触动。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捷径，能接触到人在感知层面的诸多细节，否则很难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入手。这种明确把具体的自身感知纳入分析的方法体现了本文哲学人类学的取向。[9]文中使用的“我”所唤起的不是哲学传统里那个普遍的主体范畴。我就是我——一个博士刚刚毕业，缺乏教学经验，但因为广美的邀请而获得机会参与教学工作的年轻人。我希望唤起对教育的一种可能的理解：教育并不总是从知识学习出发，而可能始于一个人如何被他人的经验所撼动。
三
正如前文所说，感触是一种思想情绪，这种定义方式和心理学意义上对情绪的定义方式（比如“焦虑”“崩溃”等）有所不同。定义感触，不是描述在外界刺激下人有何种反应，而是强调情绪承载者认识世界的功能。这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从存在论角度所理解的情绪相吻合。用他的话来说，情绪是一种“stimmung/attunement”，即自身和世界产生的共振。“只因为‘感官’在存在论上属于一种具有现身在世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所以感官才有可能被‘触动’，才有可能‘对某某东西有感觉’，而使触动者在感触中显现出来。”[10]
当我们对某些事情有所感触时，我们不是平静的，往往在感受情绪上突如其来的强度。这种强度是一种滋味，一种当下尚说不清的感受。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曾强调，这类突然遭遇的经历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这种有强度的经历不应该被仅仅归结为情绪，而应理解为个体遭遇了某种无法被否认的实在。人们无法否认它的存在，只能与之相处。[11]引发感触，首先包含一种意识到他人经验的丰富性而产生的震动。
感触往往发生在人们尚无准备的时刻。人在贫乏中突然获得了一种丰盈，这种贫乏和丰富的并置便构成了情绪上的震动，引人深思。
在实验艺术系陈丹老师和我授课的“方法与实践”里，刘付昱晴、黄靖彤、张柔、张华书、廖文钰五位同学组成的小组去观察珠江边的“钓鱼佬”。她们一开始调查的方向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男性在工作日还会来钓鱼。她们加入了钓鱼佬的微信群，然后白天看钓鱼佬钓鱼。在调查的第三周，学生们突然在群里听说有一个“钓鱼佬”在夜钓时淹死了。听到这个消息的她们第二天去江边看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恢复了日常，连夜打捞的消防员已经走了。她们不由得想拍一个纪录片，去采访一些与这件事有关的人。
接下来的几周里，她们照例去那里做“田野调查”。有一次我和张华书、张柔去江边。我才意识到这种调查就是坐在那，或者在附近走，偶尔和人聊聊天。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越来越多的线索打开了，比如她们发现曾经放在岸边救生圈上的关公像碎了。这个关公像用来保佑平安。她们注视了这个碎像很久。事后她们推测，可能是有人拿救生圈的时候把像碰倒了。她们俩在江边找到一位八十多岁的渔民。他在这里已经救过20多个溺水的人。学生们了解到，这个渔夫为什么八十岁还在捕鱼，是因为他不会赌博，没法融入江边那些赌博的村民里。[12]
关于渔民，张柔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他捕了四十多年的鱼也不可能说一下子停下来，又不会打牌，所以还在捕鱼。我看他的手臂，整条都非常粗壮，包括手指，我的手指一圈是5.5cm长（食指），我目测他的手指是7cm一圈，上面全是厚厚的茧，已经有点看不出血肉的颜色，手掌有一些发黄。整条手臂全是被晒得黑黑的，但是布满了肌肉和血管，没有一点脂肪的痕迹。[13]
其实，到最后学生们也没有调查清楚事件的由来。她们获得的信息也是模棱两可的。她们听说打捞上来时那个人连证明身份的文件都没有，又听说那人是因为鱼竿掉到水里，在打捞鱼竿时淹死了。据说这根鱼竿很贵。这件事对于她们的震动是真实的，以至于学生们想要了解更多。随着观察的深入，她们的感受和理解也越来越丰富。黄靖彤自发地写了一篇短文发给了陈丹。
所有人都说出了自己认为的“事件真相”，但我们无法得知有关那个溺水的人哪怕多一点的细节。就好像死亡把那个人所有的记忆、语言、经验都带走。那个人本身则成了一个奇点，形成活人永远无法涉足的真空地带。我们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围绕着，围着这件事打转，画出一个无限接近他的圈……那么多人的叙述拉出了一张大网，但却无法捞起一个人。[14]
这篇文章后来在课堂里引发了很多讨论。一个陌生人的死亡事件为什么会如此牵动我们的心？这种情绪并不等同于悲痛，更可能是一种哀悼。学生们观察“钓鱼佬”微信群已经两周，突然群里传出消息一个钓友去世。而在看着群里一个个微信头像时，她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其中某个头像对应的人去世了。正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指出的，哀悼并非单纯的失落之情，而是对生命的脆弱特质的意识。“生命易受伤害，生命可能逝去，可能遭到摧毁，也可能被忽略以至于默默死去。”[15]“生命脆弱不安，这意味着生命乃是受到外部条件制约的发展过程。”[16]在珠江边，学生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破碎又充满想象的故事。那个溺水的人，真实存在，但又不可知。在事情不可挽回而真相又无从知晓的情况下，情绪开始承担理解的功能。学生们每天在江边坐两三个小时，表面上看似乎一无所获，但她们在这个空间越看越觉得每一件事都好像和这个溺水的人有联系。
四
感触和未知相关。不是未知本身让人有所感触，而是突然有了线索可以开始注意并且理解自己的未知。也就是说，感触是重返已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是需要与未知相处。死亡是一种终极的未知。也正因如此，遭遇死亡的感触才会有如此大的强度。未知也可能来自和陌生人的相处。一个陌生人走过来，我们需要在短暂的一瞥中做出判断，并想要怎么和对方相处。莱姆（Stanislaw Lem）在《技术大全》中从信息论的角度论述了生命和未知的关系。他认为，任何生命都必须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展现出信任，他们都在信息缺失且不确定的情况下行动，但又表现得好似信息完整且确定那般。[17]
感触是人们尝试把握未知的一种猜想。这里的猜想不是空想，而是在线索永远不充分的条件下发生的思考。当面对向“我”涌来的陌生人时，“我”无法真正地理解他们。但只要他人在场，他就会提供零散但具体的线索。这些线索有助于人们对其经历与来路，乃至他和世界的关系展开想象并形成理解。这种猜想是对他人在场的被动回应。在上述灿灿的例子里，引发猜想的是纹错了的“家”字纹身。
在方法与实践课上，学生和老师不会因为对一个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解而有所感触。更多的感触是因为他们注意到具体的线索而引发的想象。
在中国画学院黄几老师教授的“方法与实践”里，国画系的五位同学，王宝瑞、吴俐颖、邱俊杰、黄冠康、杨乔宇选择观察一位卖毛笔的晏阿姨。她经常拖着箱子到中国画学院的课室门口卖自己制作的毛笔。（中）国画学院的选修课是个卖毛笔的好时间，因为很多其他学院的学生不会自己带毛笔去上课。一开始，学生好奇于为什么阿姨可以精准地找到这些选修课的时间和教室位置。在和阿姨交流过程里，学生们才了解到阿姨有自己的渠道去搞到广美的课程表。
在观察阿姨的过程里，其中一位同学注意到了阿姨的小指非常大，比她的中指还要大。但是这个细节只是萦绕在脑海里，并没有立刻引发她的追问。在课程结束时，她的工作是剪辑同组的同学拍摄的素材，他们组拍摄了大量的阿姨制作毛笔的过程。她在剪辑时，她才看到阿姨的手长期浮在明矾水，来梳理动物毛，所以阿姨的小指一直浸泡在水里。我在采访学生的过程里，那个学生分享了这个过程，她说：“看到这个细节时，突然一下感觉制作毛笔真的很费时间，很费人力。”[18]
生命经验的细碎线索都能够调动人的注意力，引发猜想。这种猜想必然是分析性的。这种分析不是通过给自己设置问题，然后去分析。相反，猜想是一个注意到问题的过程。比如，如果“我”作为学生只是无意识地买一支毛笔，便不会有阿姨为什么会出现在选修课门口的这种疑问。可是一旦仔细观察，“我”便有可能注意到原来还有这么多未知。
正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说，人的注意力不是被动地接收外部世界的信息，而是积极地参与世界的形成。[19]只有在有意识的观察里，阿姨的形象才开始变得丰富，因为学生们想知道的事情变多了，比如阿姨如何搞到课表，如何打点好关系，让保安放自己进来。意识到经验的丰富性，并不代表他人经验的全部呈现，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猜想在看不到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但猜想并不代表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学生也仅仅是猜测阿姨粗大的小指和她制作毛笔之间有关系。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继续追问，比如通过和他人相处，来丰富自己的猜想和理解。而在更多的时候，生活依然保持神秘，猜想并不会被验证。那是否可以说，分析性的猜想本身就变得无意义了？
引发感触的猜想是现象学里的意向性的感知形式。我们可以延续现象学的分析路径去理解它。当看到他人的鲜活生命经验而去猜想时，我们的意识弧光究竟延伸到什么地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猜想不是什么开始。这种猜想并非传统现象学所关注的想象（imagination），后者常常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此时此地的当下置身于虚拟世界或者过去，而从充满约束的现实世界摆脱出来（比如想象眼前的一只猫在飞）。感触里的猜想所产生的意识并没有摆脱眼前的世界。同理，它也不似设计等创意领域所强调的关于未来的想象力，即描绘尚未发生的场景或者世界。
当我们对他人有所感触时，并不总是意味着他人急迫地呼唤我们的回应。他人的生命经验就这么直接地敞开在“我”的面前，“我”尝试理解的不是一个内在的人格特质，而是一种关系，他和他的周遭——那个丰富他或限制他的周遭——所形成的关系。这一表述受到越南纪录片导演郑明河所提出的“言说附近”的影响。她提倡去讲述和思考事物的周围，而不是只看到事物本身，这么做是为了避免将对象完全客体化。这一方式鼓励间接地接触到鲜活的真相，而不是“抓住一个已经死了的空洞皮囊”。[20]因此，有所感触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他如何在特定场景里生活，比如当灿灿试图理解一个黑头发的孩子如何在挪威长大时，她的思考会引向对于挪威社会移民处境的理解。在感触发生时，对方的一举一动落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而“我”作为感触的主体刚好也在那个场景里。因此，在猜想的过程里，“我”并没有和“我”所处的环境断开，而是形成共时性的想象，丰富了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的理解。
五
接下来是一个共时性的例子。
2025年5月20日，张华书和张柔在“钓鱼佬”溺水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江边拍摄和调查。我经过她们同意一同前往。在那个出事的江边，我们听到了巨大的机械轰鸣声，还有人劳作的声音。是一群人在江边祠堂门口种树。我们开始聊一个人在这里死掉，而同时另一（棵）树开始在这里长。我们都惊讶于明明这里才发生过溺水的事，但是似乎第二天整个氛围就已经变了。她们开始拍摄种树的过程。拍摄完之后，我们去周围的餐厅吃饭。吃饭期间，我开始注意到她俩开始往另外一桌看，那是一桌劳动过的男性。而同时那些人也开始往我这一桌看。看着看着双方彼此笑了一下，但又没有任何语言交流。他们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那一桌坐的人就是刚才种树的人。[21]
这个瞬间让我印象深刻。在餐厅，一开始我没有认出这些种树的人，但张华书和张柔认出来了，同时种树的人也认出了我们。他们种树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旁边拍摄，双方没有什么语言交流，但是都注意到了彼此的存在。共时性意味着很多事情的发生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但是又在时间空间上重叠。学生在观察，我在旁观，有人在种树，有人在这里去世。因为这种时间空间上的重叠，我们临时跳入了他人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被调查的溺水者还是种树的人。我们可以开始借着他人的目光看到其所处的环境，继而注意到自己刚好和他人所处的环境是同一个。那一刻我们的理解变得丰富。通过猜测性的感触，我开始注意到每个个体都带着自己独有的节奏走在自身的延长线上，但又彼此相遇，形成了自己生活的每一天。由于他人经验的显现，客观而均匀的钟表时间被差异化的时间感所取代。自己的生活空间随着注意到他人的在场而得以延展，尺度拉大，自己则开始处在他们之中。
相比主流现象学家将存在、生命意义与自我作为基础命题，列维纳斯不遗余力地强调哲学首先是一种伦理学（而非本体论）。哲学关乎如何把他人当作绝对的不可支配的他者，自身的存在关乎如何受到他人的召唤以及如何予以回应。“面容”是列维纳斯的一种哲学表达，强调直面肉身在场的他者的必要性。[22]这里的“面容”不是一张抽象意义的脸，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特征的身体，有着生活经验的痕迹。[23]
画家刘小东曾说，他写生时习惯抓人的肌肉。长期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工人的肌肉不似健身房里锻炼出来的。这具身体之所以如此丰富，恰恰是因为它没有刻意地向世界表达自己是谁。这具身体凝结了如此多的生命经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存在状态。[24]它传达给我的，总是比我设想的要多。列维纳斯的表述是，当我和他人面对面时，“如果我不再能掌控他”，“那是因为他彻底地超出了我对他所能形成的任何观念”。[25]从列维纳斯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他人与我们对他的认识之间存在一种不可逆的关系。这里“不可逆”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向我们走来时，我们可以受益于他所展现的丰富细节而产生新的认识，但我们已有的认识很难让我们预测，会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向我们走来。
正是在这种与他人面对面的过程里，他者性（作为一种关于他人的知识）是如此丰富和多变，以至于列维纳斯将其理解为“无限”。列维纳斯认为，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对他人的不可知中生活”便是无限的想法出现的过程。受到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影响，列维纳斯认为，我们对于无限的意识，并不等同于一种客观的可以穷尽的无限。相反，我们内心萌生出关于无限的想法，是绝对的外在无限的证明（在笛卡尔那里，这种绝对的外在无限便是上帝）。他者的无限性并不是客观的无限，而是等待回应的无限。用他的话来说，即“这般他者性，唯有作为一种近乎奇迹般的丰盈才是可能的。一种无法穷尽的注意力过剩，产生于语言不断重新开始、试图澄清自身显现的努力之中。具有意义，意味着教导或被教导，意味着说话，或意味着能够被言说”。[26]
当他者不由分说地出现在自己感官能够触及的有限的范围时，那些赤裸的生命经验有潜力超越任何自己关于他人的知识，溢出我们知识的容器。在感触里，我们对他人的联想所引向的不是对具体的那个人的理解，而是经由此引发的对于自身生活世界的丰富理解。不是因为外在世界变得丰富了，而是因为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不再仅仅是我们自己了。从教育的层面来说，基于生命经验的感触所培养的是一种不下死定义的知识：它不在于我对自身生活形成了多么明确的认知，而在于当过度简化的知识（比如一个关于某场无法亲眼见到的战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报道）出现时，我依然能够察觉它们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倾向的能力。
六
接下来关注第二个问题：如果以感触为起点，教育的形式可能是什么样的？我将说明感触教育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以及教师的角色是什么。本节从另一组学生的经历开始。
陈啟婷和罗鸿研选择观察广美附近的一家外贸服装店。店主童媛非常开放地分享了她的生活经历。她2017年离开广州，又在疫情防控期间回到广州继续开店，其间曾经负债50多万元，现在开始做直播卖衣服。经过两周观察后，她们从运营和直播的角度分析了童媛做直播和管理小红书账号的优缺点。她们在报告里写道：“IP人设模糊-问题：账号多以‘企业身份’发声，缺乏人格化标签，用户感知冷冰冰，信任成本较高。”[27]
究竟是什么让人有所感触？陈啟婷和罗鸿研在第一周的调研中，其实已经获得了很多关于他人生命经验的信息，比如童媛负债。可是得到这些信息并没有让她们有所触动或思考。我和学生们对这些变成信息的他人经验同样无感。
对生活无感是老师和学生们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一开始，很多学生对于和其他人聊天有抵触。一个学生说：“我好像在调查户口，我连他们家几口人、财产多少都挖出来了，但是总觉得自己在侵犯他人的隐私。”他们迫于老师、学校的压力和其他人聊天，但是收集到的信息无法唤起任何情绪和思考。
项飙所提到的“附近的消失”[28]，也是一种对于生命经验无感的状态。你猛地一抬头，周围的世界好像一览无余，至于那些剩下的未知，继续保持神秘和无意义似乎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仔细琢磨，童媛的每一句描述都是在讲自己充满复杂滋味的人生经历。难道这些信息还不够具体吗？不够，但这不是童媛的问题。我承认，这些描述让我无法打开更多的想象，我只是心生感慨，感慨他人也很苦。这样的感概很容易变成“那谁的生活不苦呢”的铺垫，进而把另外一个人的经验抹平了。
我无法直接告诉陈啟婷和罗鸿研，她们通过已知的信息可以形成什么思考。我只是在早期提供粗略的思考方向供她们参考，比如能否通过观察，了解童媛如何从海量的旧衣服中选货，或者去看看她怎么做直播。
我自己对这样的方向是不自信的。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力道还不够，因为沿着这样的方向，只能做出流程图一样的东西，比如用一张图来描述童媛的一天，或者一件外贸服装是如何流动的。仅仅传递出童媛的工作很辛苦或者很复杂是远远不够的，对所获信息无感也意味着学生或者老师自身的经验还没有被完全打开。
学生们并不是没有经历。彼时，陈啟婷在小红书平台上刚开始探索如何运营自己的账号。罗鸿研一直在打多份零工，其中一份就是做直播。对于童媛的小红书直播和运营的短暂观察似乎并没有唤起她们对于自己的这些经历的思考，她们在报告里使用“缺乏人格化标签”等用语可见一斑。
当我收到这份报告时，第一反应是想把重点重新拉回观察，因为如果按着这个报告走，方向就会变成“我”如何帮“你”把直播做得更好。诚然这种帮助本身是一种很大的善意。这种善意需要被珍惜、被鼓励，同时我希望提醒，我们（教师和学生）会忽视自己的位置，比如我／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给出建议。哈拉维（Donna Haraway）批评一种仿佛可以“从无处观看一切”（seeing everything from nowhere）的观察方式——我们作为观察者，自己的经验、身体、历史仿佛不在场，但能够客观地建立对世界的理解。她提醒我们，所谓的“无处”（nowhere），并不是没有位置，而是观察所发生的具体位置被遮蔽了。[29]那么，在这样的建议里，我们的位置不再是自己的位置，而是某个系统的立场，因为我们要告诉人们如何才能好好嵌入系统。
七
陈啟婷和罗鸿研把上面那份报告发给陈丹和我。那天是2025年5月10日。我们俩在微信群里建议她们先多观察，不用立刻就想着要怎么去帮她改进，先多看看童媛怎么做直播的。我在微信群里说，比如设想一下，欠了50万还会继续愿意做服装吗？这需要很大的坚持。不如你们继续多观察观察，比如记录一下她下一次直播的过程，用了什么词语、说话的语气、衣服的价格、直播间人数的变化。
事情的变化来得很快，就在我们进行完上个对话的当晚，她们就去观察了童媛的直播间。直播间里只有两三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是来偷偷看她的陈啟婷。她就开始和罗鸿研聊了起来，不断分享她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什么。[30]
然后，在微信群里出现了如下对话。
陈啟婷：@罗鸿研，你快加入直播间。为什么她投了一百块的流量还是只有我（一个观众）
段志鹏：还是只有你吗？直播这么久了
陈啟婷：基本上只有我
罗鸿研：我看了一会，感觉互动太少，然后她也并不会那种套路话术
陈啟婷：我感觉她的状态没有很好，没有在线下门店里那么好
罗鸿研：因为没人聊天
陈啟婷：线下店哪怕只有一个客人在她都很热情
罗鸿研：直播的问题是自问自答。我自己播也是这样。
陈啟婷：我播着玩也是这样。
罗鸿研：我速成主播花了三天[31]
陈啟婷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看童媛直播间。陈啟婷不再无感了，她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结课后她回顾：
我看到阿姨买了平台一百块的流量，但是两三个钟头一件衣服也没卖出……
那个阿姨一个观众都没有还是坚持在过款，这真的对我来说是很残忍。然后我就不想待在直播间里面了，我就退出。我就在搜索框里面看小窗。她哭了，我也不敢点进去直播间。她当时还说：“我可以被打败，但是不可以被毁灭。”我对她这句话真的是很震撼。我的心里，真的是直接被震撼到了，就（是）我对她的一个当时的印象。[32]
陈啟婷描述她的感触，不可能只通过书写自己的情绪来完成。她看到的并不是一个被压扁成信息的人，而是一个落在具体场景之中的人。这里的场景，指的是经历发生的物理场所和时间安排。[33]
显然，这样的场景并不足以让人理解童媛的整个人生经验。感触的发生也不依赖通晓他者的全部处境。这种试图通晓的愿望，或许本身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全能且抽离的想象。感触是对某个具体时刻的注意，对一个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反应的注意。正因为注意到这个具体场景，人们才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其中：如果是我，在这样的直播间里会怎样？会不会早已离开？会不会沉默？正是在这种想象性的代入之中，陈啟婷意识到童媛的反应超出了她原本的理解范围。
感触不是一瞬间的事情。从上面的民族志记录可以看出，在教育里感触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在陈啟婷和罗鸿研的课堂实践里，陈丹与我一开始就和她们一同思考，哪怕我们自己也会对一些生活现象无感，还是会鼓励她们思考，对他人保持关注。当她们在直播间受到强烈震动的时候，我们都处在思考的状态，是这些正在进行的思考让感触的发生变得可能。
八
陈啟婷把她在直播间里的震撼传递给罗鸿研，还有微信群里的老师。罗鸿研的触动和陈啟婷不同。她一开始不想去看童媛的直播，因为她自己就是做直播的。而当事件发生时，她反而需要用自己直播的经验去分析为什么童媛直播间人这么少。在她的分析里，一下带出了自己做直播的经验。她说：“直播的问题是自问自答。”
这句话让我非常有感触。我一下懂了，童媛在直播间里的那种崩溃包含着孤独。直播意味着人们要面对手机，强制性地自问自答，去表演兴奋和热闹。让一个人强迫自己兴奋，这相当残忍。可以说经历过那场直播间的事情，我不仅能看到学生的情感性表达，连我自己的思考和表达也变得感性了。
三天后，在课堂上我们的情绪就被唤起了。我情不自禁地把我产生的思绪分享给她们。我当时说得很带劲。借着我对直播关于强制的情绪调动分析，罗鸿研讲了自己怎么和姐姐学着做直播，以及中间的心酸。她在看童媛直播时想到了自己，为了拿更高的提成，直播时坐几个小时，嘴都说干了，但眼前只有一个手机屏幕。她说自己不敢像童媛那样在直播间里哭，但下播之后，看着姐姐回来后开始大哭。在这里，感触是一种互相传递的情绪，我们当时想到“孤独”可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关键词。我发现带着这种彼此传递的情绪，她俩做得更来劲了。
鸿研说道：“（在直播间事件之后）想要改变阿姨直播方式的心没那么强烈了。”她们开始帮阿姨做直播，一起过款理货。彼此的分享也越来越日常，比如阿姨如何减肥，怎么样养乌龟和小狗。直到课程结束的时候，阿姨请她们俩来到自己家里吃饭喝酒。那时，她们才发现，阿姨在城中村开辟了一片小花园！
在课程结束的那一周，阿姨请她们俩一起喝酒，给她们说自己的情感生活，到很晚才回来。鸿研说：“（喝酒时）阿姨给我们说，大家一帮女孩子坐在这里聊聊天，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小花园，像小秘密基地一样。天！她说那些话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到的……阿姨那么放心的就是对我们两个半大不大的小屁孩在那里聊自己的故事，聊自己的感情，聊自己的挫折，甚至讲到阿姨很感触的时候，阿姨也是会很动容，你说人怎么可能会不被触动？我觉得哪怕是再带有功利心的人去接触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触动的。”[34]
当我们对他人经验有所感触时，可能是自己一些尚未处理的经历变成了情绪在召唤自己。对于陈鸿研而言，这些尚未处理的经历是自己直播的过程。感触发生的过程是一个自身经历唤起的过程。
教育者无法制造感触，而是认得它的发生，然后用对话和思考把感触深入下去。唤起他人经验的过程包含教育者说出来自己也被什么触动了。在课堂上，我告诉她们我同样因陈鸿研讲到的“直播的问题是自问自答”而触动。我们和学生的触动并不相同，但可以彼此激发。我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彼此身上，而在一同去感受直播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我说出我的思考时，陈鸿研也会分享更多她自己做直播的经历。而当她们能打开自己的经历和情绪时，她们才开始想象之前无感的信息都有其复杂的意味。
九
在方法与实践课上，学生们常常用演示文稿（PowerPoint， PPT）报告一周做了什么观察。然而，PPT的语言经过了知识的加工，他们也可能因此失去使用生活化的语言的机会。比如，他们可能不会说“那个人在门口坐了一天”，而是说“他的人生是如此孤独”。对于老师而言，听到后者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学生去思考，而且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后者的文字非常适合用人工智能生成。
韦少欣、杜睿琳和周凝三位学生在课程里选择观察在广美门口卖炒粉宵夜的“余记”。她们在课堂的汇报是余记每天的工作路线图、统计余记和周围小吃摊主的老家、统计大学城的九所大学的小吃摊分布情况……虽然做了这么多努力，但是总是好像在现象外打转。到了结课前倒数第二周，老师和学生都没能想到可以继续做什么。韦少欣在最后的结课报告里写道：
“每次汇报就像是在把我们问出来的东西复述一遍，内容太过零碎串不起来。”
陈丹老师和我有一些担心。她托我去和她们去聊聊，看看有没有什么灵感。我和她们仨约在2025年5月27日晚11点在广美小吃街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教室外聊天。开始挺尴尬。我们都在努力想有什么可以聊的，聊到街上三家炒粉摊哪一个比较好吃。还聊到了我们对大学生活的观察。我问她们，你们现在周末和朋友去卡拉OK吗？那是我上大学时很期待的事情。她们说，基本不去，但是会常常去自己找个酒店周末去睡一觉。我很惊讶。因为我在广美宿舍住那么久后，我竟然也（有）想去酒店睡一觉的冲动。聊着聊着，我们聊开了。
我问她们，你们觉得余记好吃吗？因为对于我来说，他的炒粉和其他炒粉没有差别，而且油很多。韦少欣说，那我们大学之前的菜简直没眼看。她说：
“我们初中使用塑料袋装的炒粉，但是那个炒粉巨多油，而且不好吃。油多调料少。吃起来真的非常恶心！每次拿给我，我手上都是油。而且我每次都要拿纸巾垫在底下，去放在课桌上吃。吃完之后我的勺子根本洗不干净！我会用一个小罐子装洗洁精，随身携带，用来洗这个油。够聪明吧！”
韦少欣一边说着这些，一边用手比划。越说越来劲。[35]
我们四人开始比较自己的初中、高中的饮食情况。
韦少欣：“初一的时候，饭堂主管的餐饮公司做得非常难吃。我菜没吃多少。那个时候饭堂有小卖部，我在小卖部买的零食比菜还多。我们买那个牛肉干，我们一次……”
杜睿琳突然说：“我们没有牛肉干，只有酸奶和面包。”
韦少欣：“因为我们是在超市买的牛肉干呀。”
“我们超市只有酸奶和面包。”
杜睿琳、韦少欣、周凝捂嘴大笑。
段志鹏：“为啥呀，你们超市有可乐吗？”
杜睿琳：“没有。”
段志鹏：“没有可乐！我在那里呆三天就已经死了。”
杜睿琳：“那里只有两个冰柜，里面全是酸奶，其他只剩下预制小面包，那种添加剂满上的干巴小面包。”
韦少欣：“你们学校帮你们促消化吧。那我们学校还挺好的，有牛肉干。那时候很奢侈，一包两块五，我们卡里又没多少钱，只能一桌人围着分两包，都比饭菜好吃。我猜因为它放的添加剂比较多。”
段志鹏：“哈哈哈哈哈哈，好地狱的笑话。”[36]
之后我在日记里写道：“哇，当我听到她们说话变得越来越流畅时，我就感觉到有一些结被打开了！”
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小吃街都收摊了。话题越聊越多，比如，社会上都批评父母溺爱子女，哪个溺爱子女的父母会允许子女吃这些？为什么学校明知道食堂东西难吃，还敢给学生发食堂调查问卷统计饭菜好不好吃？为什么大学生喜欢街边小吃？设想一下，如果我作为采访者去问她们这些问题，可能就不会有上面搞笑的对话，而是一种抽象的分享。在午夜对话里，是她们的经验分享让这些问题被问出来。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一下就把前面破碎的调查拢了起来。她们可以把自己对“余记”的喜爱和自己青春期的饮食状况联系起来。
在和韦少欣、杜睿琳和周凝三人交流的时候，最令我触动的是她们语言上的变化。当她们在说“余记”的时候，尽管有很多细节，但那种分享无法形成叙事，也无法引发想象。可是当她们谈及自己的饮食时，语言一下子变得日常且自然。此前她们仨彼此之间也没有聊过自己的饮食。一个有感触的人，他的话是涌出来的，在表达之前他已经思考了很多。在场的人都参与分享，反而让个人体验成为共同记忆。当个人经历不再只是内化为个人记忆时，经历的公共性才会出现。
十
创作是方法与实践课程的最后一部分。感触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快消散，仅仅变成一句感慨；如果没有人倾听，有时甚至连表达都没有。而在教育的过程里，随着老师和学生之间对话和思考的推进，感触有可能会深化。这个时候，创作就变得很重要。这里的“创作”，指的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比如写作、绘画、视频）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表达出来。创作驱动人们以一种审美的方式把过程里不同的思考和感受拢起来。
比如，韦少欣、杜睿琳和周凝，在我们小吃街对话之后的一周里，她们做了《青少年营养食谱》，详细记录了她们从初中到大学吃到的食物。通过这个食谱，她们去追问为什么学校可以给学生难吃又不健康的食物（见图1[37]）。
图 1：《青少年营养食谱》
王宝瑞、吴俐颖、邱俊杰、黄冠康和杨乔宇把晏阿姨制作毛笔的工具拓印下来，然后用晏阿姨制作的毛笔写下她制作毛笔的过程（见图2）。
图 2：《聿不琢不成器》
刘付昱晴、黄靖彤、张柔、张华书和廖文钰调查江边溺水事件，拍摄事件发生之后的七天在江边看到了什么。这个作品，她们本想起名叫《头七》，最后确定为《被江水钓走的男人》（见图3）。
图3：《被江水钓走的男人》
陈啟婷和罗鸿研的最大难题是写不出来。陈丹和我鼓励她们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只要能写出来这个课就算完成了。可是她们写了一周之后就是不愿意给我们看，因为她们不满意，觉得怎么写都写不出她们认识的童媛，也写不出自己的复杂滋味。而在我看来，当她们意识到写不出来的时候，这个课程的教育工作就完成了。我跟她们说：“你想，要是你们现在就能写得那么有穿透力，那你们还需要继续学习艺术吗？那些厉害的艺术家不就是在你们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发挥出他们的能力了吗？”
到最后，陈丹鼓励她们不写童媛是谁，而是以小红书帖子的形式，把自己的经历表达出来。她们把一个个帖子打印成长卷挂在了展馆里，下面堆满了衣服。这种堆叠的方式就是童媛外贸服装店展示衣服的方式。这个作品叫《直播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见图4）。
图 4：《直播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
图 5：童媛外贸服装店内景
该如何理解这个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师生对采访所得信息无感，到后来对自己写作不满意？如果借助列维纳斯的语言，这种转变似乎可以理解为自身和无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最初，面对他人的无限，我们往往将其悬置，把它当作我不知道也不关心的对象；或者加以简化，例如在看到他人的处境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又或者把这种无限当作一个无法触及的黑洞。
感触，则开启了一种不同的接近方式。当学生反复书写这段经历时，那种写不出来，并非因为缺少材料，而是因为材料太多。有太多落在具体场景里的细节，无法被组织为一个稳定而封闭的叙事。在这个阶段，他者不再抽象不可知，而成为一个具体但又拒绝被充分解释的存在。他们既不能轻易归纳，也无法简单忽略。在反复接触中具体性逐渐被打开。这时，无限不再意味着深不可测的神秘，而意味着他人总是比自己所理解的多出一部分，但仍然可以去把握、去回应以及去信任。
参考文献、注释
[1]这一想法受到“多边兽2”关于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影评的启发。“多边兽2”：《戈达尔的电影史：经验与远航》，哔哩哔哩网站，https://b23.tv/YxFlgAM，2026年3月访问。
[2]Tim Ingold, “On Human Correspond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3(1), 2017.
[3]项飙：《经历、教育和形成经验的能力》，载《开放时代》2026年第5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24页。
[5]原文为“to touch something in order to discover something about it”。Cambridge Dictionary, s.v. “feel,”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feel, accessed on Mar. 25, 2026。
[6]这个故事根据笔者与灿灿的交谈整理。灿灿为化名。
[7]谢爱磊：《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
[8]Annemarie Mol and Ada Jaarsma, “Empirical Philosophy and Eating in Theory,” Symposium: Canadian Journal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27(1), 2023, pp. 189-211.
[9]Annemarie Mol, Eating in Theo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2021, p. 23-25.
[10]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0—161页。
[11]O·F·博尔诺夫：《教育人类学》，李其龙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1页。
[12]笔者在2025年方法与实践课程教学期间的参与观察笔记。
[13]张柔：《被江水钓走的男人：〈方法与实践〉课程田野记录》，手稿，2025年，第53页。该页所收日记题为《次日》。
[14]黄靖彤：《蓝色的、红色的》，手稿，2025年。
[15]Judith Butler,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Verso, 2009, p. 13.
[16]Ibid., p. 14.
[17]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技术大全》，云将鸿蒙、云将鸿蒙二号机、毛蕊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168页。
[18]项飙、黄几、陈丹、段志鹏、王宝瑞、吴俐颖、邱俊杰、黄冠康、杨乔宇：《方法与实践课程回顾》，录音整理稿，2025年9月25日。
[19]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D. A. Land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33.
[20]Trinh T. Minh-Ha and Nancy Chen, “Speaking Nearby: A Conversation with Trinh T. Minh-Ha,”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8(1), 1992, pp. 82-91.
[21]笔者在2025年方法与实践课程教学期间的参与观察笔记。
[22]Emmanuel Levinas, The Levinas Reader, edited by Sean Hand, Oxford: Blackwell, 1989, p. 90.
[23]David Goldstein, “Emmanuel Levinas and the Ontology of Eating,” Gastronomica, 10(3), 2010, p. 40.
[24]项飙：《认得身体》，载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编）：《刘小东：你的朋友》，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22年版。
[25]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87.
[26]Ibid., p. 97.
[27]陈啟婷、罗鸿研：《〈方法与实践〉课程报告》，2025年。
[28]Biao Xiang, “The Nearby: A Scope of See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8(2-3), 2021.
[29]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3), 1988.
[30]笔者在2025年方法与实践课程教学期间的参与观察笔记。
[31]2025年方法与实践课程微信群聊天记录，标点符号保持原貌。
[32]项飙、陈丹、段志鹏、陈啟婷、罗鸿研：《方法与实践课程回顾》录音整理稿，2025年9月26日。
[33]项飙：《经历、教育和形成经验的能力》。
[34]项飙、陈丹、段志鹏、陈啟婷、罗鸿研：《方法与实践课程回顾》录音整理稿。
[35]笔者在2025年方法与实践课程教学期间的参与观察笔记。
[36]根据笔者在2025年方法与实践课程教学期间的录音整理。
[37]本文中的图片拍摄者为：张柔（图1和图3）、黄几（图2）、陈佳彤（图4）和陈啟婷（图5）。
段志鹏：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