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与民主，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时代主题及思想主题，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围绕这两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围绕着这两大问题的运思及其态度，直接决定了民心向背及其成败得失。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初期联共抗日，提出了抗战建国、持久消耗等主张，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但进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日，引起了民众的疑虑和离异，其政治地位急剧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始终高举抗日旗帜，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形成了系统的持久战思想、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思想、动员和武装民众思想，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故得到广大民众和中间党派的支持和拥护，政治影响力迅速上升。在民主问题上，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逐渐丧失了民众支持；中共始终高举民主的大旗，提出“抗日与民主不可分离”思想，积极倡导并践行民主，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不仅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中间党派的支持。同样，本来弱小的各中间党派，坚决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得到了部分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政治力量迅猛壮大。因此，对战时中国时代主题的不同思想回应，影响着民心之向背与政治力量之消长。
关键词：抗日战争；民主；时代主题；思想回应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局部抗战的开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则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的8年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时期。目前学术界对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政治思想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尚缺乏从宏观上对中国各种势力围绕时代主题进行思想回应问题的深入探究。实际上，每个历史时代都有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需要人们予以回答，这些问题构成了该时代的思想主题。抗战时期的思想主题，是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变化而演化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发生了变化，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的思想主题及其形式均会随之变化，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思想内容。因此，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就是在回应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重大时代主题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的演进历程，就是对战时思想主题的把握及其展开的历程。围绕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时代主题及其思想主题，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和不同层次的思想主张，构成了抗战时期思想发展的总体性状况。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引起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如何取得抗战的胜利，如何在抗战过程中实行民主并保障抗战到底。抗日与民主，成为战时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关注的核心问题。主导这个时期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势力，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党派。中国各派势力围绕着抗日与民主这两大时代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系统的战时政治思想。他们围绕着这两大问题的运思及其态度，直接决定了民心向背及其成败得失。
一、如何取得抗战胜利：国共两党对抗日问题的思想回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导致中国革命主要任务的重大转变：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斗争（土地革命）转向反帝斗争（民族革命），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首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下，如何及时调整各自的政治思路，改变各自既定的方针政策，从停止内战走向一致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摆在国共两党及广大民众面前的重大问题。执政的国民党及其政府、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苏维埃政府和中间政治势力，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个时代主题进行理论讨论和思想回应，构成了这个时期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主题。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渐将工作重心从反蒋抗日转向联蒋抗日，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随着中共主动调整政策并对国民党作出重大让步，国民党逐渐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蒋介石及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并捍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顺应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最终改变对日“忍辱含垢”的妥协态度，走上以武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道路，并加快与中共谈判，正式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如何争取抗战胜利遂成为中国各党派思考的首要问题。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全面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及其纲领，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集中概括了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内容，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总纲领和宣言书。全面抗战思想的提出，是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战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中华民族要求全面抗战，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强烈愿望。这条路线并非代表某一阶级、某一政党或某一阶层的私利，而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全体意志，为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者。对日持久作战，是全民族抗战的军事战略。中共从当时国内外形势、双方国情、战争性质、战争规律和特点等方面作了理论分析，认为中国只有贯彻持久战才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对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都发表了相近的意见，系统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对抗日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随后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论著，对持久战思想作了理论升华，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思想臻于成熟。这一思想所体现出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和远见卓识，在以往的军事教科书上是不曾有过的，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认知和驾驭战争的卓越才能，而且具有指导战争的高超技巧和艺术，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思想的核心，是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只有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抗战，才能实现真正的全民族抗战，才能引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由此形成了包括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在内的系统的民众动员思想。中共提出的民众动员思想，以政治动员为先导和灵魂，以经济动员和军事动员为核心和保障，而以军事动员委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主张通过各种动员方式，激发民众的抗战和生产热忱，最大限度地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投身抗战，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中国共产党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问题上尽管有所动摇，但在国家领土和主权等根本问题上表明了严正立场，主张抗战到底，守住了抗日的底线。在蒋介石看来，如果求和降日，不仅国民党将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因此，坚持抗战到底，拒绝对日妥协，是战时国民党执政合法性的基本保障，也成为其获得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及民众支持的根本依据。
为了坚持抗战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包括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问题在内的系统的抗战建国思想。其基本方针是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基本精神是团结、抗战和进步，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拥护。抗战建国思想之核心，是以三民主义为总纲领，强调“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进”，抗战是建国的准备阶段和必经过程，建国是抗战的终极目标；其主旨是通过“建国”而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增强抗战实力。全面抗战前期，抗战是重于建国的，强调一切建国工作应寓于抗战之中；而后期则认为“抗战与建国”乃是同一件事，建国较抗战更为重要，更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坚忍积极的奋斗。国民党主张“抗战”与“建国”并进，在全面抗战前期起了积极作用，通过为“建国”而进行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坚持和发展了抗战；但随着抗战后期国民党对“抗战”与“建国”侧重点的转移，国民党着力借“建国”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极力维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拒绝实行民主宪政，遂使其“建国”工作难以获得实效。
如何坚持抗战到底？国民党根据中日敌对双方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渐意识到中日战争是持久消耗战，必须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才能取得抗战胜利。这种军事战略，后被概括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国民党把中国“地广人众”作为抗战持久必胜之主要依据，将“持久消耗”战略作为争取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军事保障。为了支撑“持久消耗”战略，国民党提出了所谓“国际政略”，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大战结为一体，以抗战到底、苦撑待变的方式，将中国问题的解决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自觉将中国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初期提出了抗战建国思想，抗日态度比较积极，因而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剧增。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一系列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偏离了“抗日”的历史主题，不仅引起了中共的坚决抵制和有力回击，而且引起中间党派和广大民众的疑虑和离异，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急剧下降。
正因“抗日”问题是抗战时期最核心的时代主题，故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的运思和态度，决定了其民心向背及其成败得失。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联共抗日，顺应了时代大潮和民心民意，得到了中共、中间党派和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中共及进步势力上，不仅引起中共和中间党派的抵制和批评，而且逐渐丧失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党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急剧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旗帜，提出了全面抗战纲领，形成了系统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抗日持久战思想、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思想和动员与武装民众思想，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中共在全面抗战思想指导下，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故赢得了民心，得到广大民众和中间党派的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二、如何实行民主政治：国共两党对民主问题的思想回应
在日本全面深入中国国土、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形势下，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无疑是全力抗击日本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解放。但怎样才能有效地把全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同心协力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抗日是否需要实行民主？抗日与民主有着怎样的关联？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给予截然不同的思想回应。这些思想回应，直接影响了民心向背及其成败得失。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抗战，为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必须保障民众的基本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在于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民众动员的要领在于激发民众在战争中的主动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故中共坚定主张，民族主义的实现有赖于民主主义的发挥。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实现全体人民的政治参与，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因此，中共把实现民主政治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手段加以强调，并形成了“抗日与民主不可分离”思想。
在抗日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中共认为抗日与民主密切相连，抗日需要民主，必须保障民众的基本民主权利。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集中阐述了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强调了中共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努力，集中体现了中共的民主观。1939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会讲话时说：“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同年9月，毛泽东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提出的问题时指出：“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同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强调：“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毛泽东反复论证抗日与民主的关系，提出：“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实现民主政治提升到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和最根本保障的高度加以阐述。毛泽东精辟地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因此，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动员广大民众参加全民族抗战。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战时民主政治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践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典范。抗日根据地创造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团结广大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开创了协商民主的新的民主实现形式，成为中共领导的战时民主政治的亮点。中共在政权建设中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在民主政权中只占1/3，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中共不仅在抗日根据地提出并建设“三三制”民主政权，坚定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而且积极参与民主宪政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
近代以来，中国屡屡遭受西方列强欺辱，西式民主宪政曾长期是先进中国人的追求目标。无论是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是北洋时期的“临时约法”、“袁记约法”，抑或是“天坛宪草”、“曹锟宪法”，都有名无实。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打着“训政”名义实行一党专制统治，严重践踏民众基本权利的行径，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强烈不满。抗日战争是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所进行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强国的全民族战争，这种性质决定了必须动员中国全体民众参与。而民众动员和参与的程度，是与保障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密不可分的，是需要以保障民众民主权利为基本条件的。国民党要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就不能不在民主问题上作出适当让步。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党与各中间党派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有限度地开放部分政权，容纳部分抗日爱国人士，成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民意机关。虽然国民党对政权的开放面较窄，但毕竟向政治民主化前进了一步，故在全面抗战初期受到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及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然而，战时国民党并没有放弃一党专政体制，反而以抗战需要统一党政军权力、统一军令政令为名，标榜“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鼓吹“一个政党”，坚持一党专政，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战时体制，将军事决策、指挥权、党权、政权集中于蒋介石一人，实行集中化、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并形成了一套独裁专制理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任主席。随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9年2月改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蒋为国民党总裁，1939年后兼任行政院长，集党政军权于一身。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后，蒋介石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及《行政院组织法》，授予国民政府主席以独裁大权：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主席总揽民国之治权；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这样，国民党建立起军事首脑兼任政党总裁及政府元首的“三位一体”独裁体制，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权力达到顶峰。
国民党建立的战时体制，既是其强化独裁统治的重要措施，也是其威权统治的集中体现。国民党通过不断向民众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理念，来维护其威权统治。《抗战建国纲领》确定的“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成为国民党强化对民众思想控制的理论依据。约束民众的个人自由，甚至牺牲个人自由以保障民族国家自由，是国民党战时民权主义的核心理念。国民党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的最大认识误区，是坚持强调国家自由而抹杀个人自由。国民党强调：“抗战期间政府对于人民之自由，必加以尊重，同时亦必加以约束，使得自由于一定限度之中。约束既定，政府人民共同努力，见之实行，庶几自由与统一，乃能兼顾。”国民党随后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作为国民精神动员之最高原则加以推崇：“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
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适当强调国家自由及民族生存之优先地位是必要的。但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口号下，完全取消个人之民主自由权利显然是错误的。它过分强调国家自由而忽视个人自由，强调国家独立而漠视民众享有之个人自由权利，强调民族主义而忽视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甚至以民族主义压制民权主义及民生主义，更是具有极大偏颇的。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理念，国民党不仅忽视民众基本自由权利的保障，拒绝进行民主改革，而且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抗日”为借口，顽固坚持一党专政，颁布维持治安、取缔集会演说、人民团体、社会运动及战时动员的一系列管理方法，不断扩充特务机构，强化保甲制度，镇压抗日民主活动，加强专制独裁统治。国民党强化个人独裁与一党专制的威权统治，与战时民主宪政的时代潮流相背离，与社会各界保障民权自由的政治诉求相违背，故必然受到以中共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严厉批判和坚决抵制。国民党坚守“抗日”底线是其战时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保障，但它忽视民众的民主权利与个人自由，拒绝实行民主宪政，则暴露了其坚持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的本质，必然受到中共和进步力量的猛烈抨击。坚持一党专制、领袖独裁而拒绝实行民主政治，是国民党抗战后期政治影响力迅速下降的根本原因。
正因“民主”问题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时代主题，故国共两党围绕着这个问题的思想回应，同样决定着民心向背及其成败得失。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部分开放政权，获得了中共及其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抗战中后期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逐渐失去了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始终高举“民主”大旗，提出了“抗日与民主不可分离”思想，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民众的坚定支持，而且获得了国统区民众和中间党派的热烈拥护。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严酷环境中生存发展并不断壮大的奥秘所在。
三、如何保障民主权利：战时中间党派的政治诉求
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为代表的中间党派，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重要政治势力。九一八事变后，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抗日救国。他们面向了历史发展的主流，顺应了历史的中心任务，但因其自身的分散性及软弱性，力量弱小而不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故其主张难以产生太大实际影响，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联合战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间党派极力主张国内各政党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他们因具有互不相同的历史渊源，加上阶级成分颇为复杂，故其政治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他们在抗日和民主等根本问题上取得了颇为一致的看法，这就是都主张“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新的政治形势向国内各党派提出了新问题：要不要在对外抗战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即要不要实行民主的问题。故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以取得抗战胜利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强调“抗日”的同时必须实行“民主”。
全面抗战初期，各中间党派以“抗日”大局为重，从“反蒋”转向“拥蒋”，多持“拥蒋抗日”政治态度，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因而积极维护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战到底，提出了动员全民族参加抗战、坚持持久抗战、开放党禁及民主建国等思想主张。但因国民党专制政体并未根本改变，故中间党派并没有打消对其专制统治的顾虑，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态度既拥戴又批评，处于若即若离的观望彷徨之中。他们表示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同时希望实施民主政治，保障基本人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实施防共限共政策并压制各中间党派的活动，原本“拥蒋抗日”的中间党派开始转变政治立场，倾向支持共产党，加强了与中共的合作，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发出了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形成了丰富的民主宪政思想。中间党派关于民主政治的主张，主要集中于继续实行党治还是实行民主政治这个核心问题上。他们提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而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是国民党结束训政，“无保留无犹豫地给予人民以各项基本自由”。
1944年9月，林伯渠代表中共正式提出：“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这项主张立即得到中间党派的积极响应。民盟发表的《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明确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并“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开全国宪法会议，制颁宪法”。民盟反复阐明关于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见解。民盟的这种设想，将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加以具体化，表明建立联合政府是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进步势力的共同诉求。
中间党派的民主宪政思想，是全面抗战时期社会各界期望的以民主求团结、以民主求进步、以民主求得抗战胜利的具体表现，顺应了战时实行民主的时代潮流，故得到了中共及社会各界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正因如此，中间党派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迅速上升，在抗战后期迅速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重要政治力量。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政派围绕着抗日和民主两大时代主题，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利用各种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以思想论争的方式展开丰富多彩的思想主张。正因抗日与民主问题是抗战时期的时代主题，故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围绕着这些问题的思想回应，决定着民心向背及其成败得失。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坚持抗战并部分开放政权，获得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全国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与战时民主宪政的时代潮流相背离，与社会各界保障民权自由的政治诉求相违背，故逐渐失去了中共、中间党派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始终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不仅提出了系统的全面抗战思想，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而且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故赢得了民心，获得广大民众和中间党派的支持和拥护。同样，本来弱小的各中间党派，强调“抗日”的同时必须实行“民主”，发出了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故得到了部分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政治力量迅猛壮大。由此可见，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时代主题的不同思想回应，影响着民心之向背与政治力量之消长。国民党在抗战中后期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迅速下降、中共和中间党派力量迅速壮大，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