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史学集刊》2026年第4期。

摘　要：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主要从两个维度逐渐展开：一是理论阐释的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唯物史观加以阐释，阐释重点随着对唯物史观理解的深化而有所变化，趋于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正是在这种理论阐释中，唯物史观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逐渐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特色。二是具体应用的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自觉地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深入探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问题，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解释体系。理论阐释和具体应用，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双重维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人类历史发展问题所作的总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主要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具体情况，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到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加以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是唯物史观在中国阐释、应用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主要从两个维度逐渐展开：一是理论阐释的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唯物史观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唯物史观加以阐释，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程度和理论阐释深度；二是具体应用的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自觉地将其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推进历史研究，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应用程度和理论创新高度。[1]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尝试

马克思主义自清末传入中国后，中国先进分子首先关注并接受的是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获得广泛传播，日本学者河上肇撰写的《唯物史观的基础》《唯物史观研究》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等术语从日文直接被译为中文，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通用概念。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和接受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开始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进行初步的理论阐释。

首先，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将唯物史观阐释为经济史观，是受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影响。河上肇将唯物史观阐释为以经济一元论为基础的“经济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他为唯物史观，我想称他为经济史观。”[2] 受河上肇的影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如李大钊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3] 将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史观，把握了以“经济”因素考察社会历史的关键点，但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原意有较大差异。

其次，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虽是正确的，但忽视了人的意志等精神因素的作用，会导致在社会变革中放弃主观努力的严重后果。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强调“人们底努力”。如施存统指出：“社会革命，没有‘人们底努力’是决不会成功的；但是单有‘人们底努力’，没有‘经济的必然’，也决不会成功的。所以马克斯一面证明社会主义是必然到来的命运，一面却又极力主张革命。”[4] 通过强调“人们底努力”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将人的意志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最后，将阶级斗争学说纳入唯物史观体系。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将阶级斗争学说包含在唯物史观体系中的观点，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直接影响。实际上，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重要部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将其纳入唯物史观体系中，而且对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新阐释。他们认识到中国社会问题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来“根本解决”。但中国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迥异于欧美社会，故他们在阐释阶级斗争理论时，着重从中国社会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事实出发，说明中国同样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如李大钊指出：“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5] 这种新阐释不仅将阶级斗争学说纳入唯物史观体系之中，而且便于理解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传播唯物史观之初，就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尝试对经济决定论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内在张力进行新的阐释。由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到在承认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人的意志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再将阶级斗争学说纳入唯物史观体系之中，便是这种新阐释的集中展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注重其具体运用。正如李大钊所言：“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6] 他们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因素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从经济根源上来解释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李大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尝试用唯物史观分析孔子、儒学与道德变迁的关系，认为道德是随着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孔子之道适应了专制时代的社会生活需求，当社会物质生活发生激烈变动后，孔子之道必然动摇。他指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7] 这种从经济社会组织方面立论阐释儒家学说为意识形态主流的观点，堪称将唯物史观应用于思想史研究的典范。李大钊还是最早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尝试者，他的《史学要论》不仅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关系，而且提出了关于史学理论的新见解，如明确历史研究对象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有生命的东西”“进步的东西”“发展的东西”，历史研究任务是“整理事实”和“理解事实”，史学的要义是考察“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和“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8]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

蔡和森撰写出版的《社会进化史》，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分析了家庭、财产制度和国家的起源，开创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史之先河。李达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不仅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完备叙述，而且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作了深入阐释。例如，他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因素，故须依据生产方法和生产物的交换分配的方式来判断社会制度；认为思想虽支配人心，但其经济状态变化后必然失去支配力；认为社会两种思想相互矛盾是两种阶级的利益反映；等等。他还以唯物史观为根据，考察了家庭、氏族、国家的起源与演变，阐述了社会的本质、结构、起源与发展，对唯物史观作了中国式阐释。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了深入阐释，如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他一方面认为“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及思想等只能做经济数量上的变更之助缘，而不能做经济性质上的变更之动因”，正确阐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再如关于社会的基础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他认为“社会变易的根本原因必定是生产力之发展”，[9]清晰地阐述了不同经济形态中生产力、生产性质、劳动的生产量、经济关系及人们共同生活范围的各异形态，并具体分析了社会的性质、结构以及社会变迁的动力与规律等，堪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生活问题的典范。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展开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将唯物史观视为经济史观，1927年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出现了大量阐释唯物史观的论著。例如，刘剑横的《史的唯物论之伦理哲学》、沈志远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唯实的《新哲学体系讲话》、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有了更为系统的认知；对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核心概念及其彼此关系，也有了更为体系化的认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反映为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也有了更为清晰的阐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全面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基本原理，阐释了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代表着19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阐释水准。

1927—1937年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解释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发展趋势，并集中体现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家宣称是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而且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陶希圣、胡秋原、李季等)也宣称在运用唯物史观诠释中国社会发展史。他们广泛使用了生产力、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方式)、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等概念术语。他们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历史的审视中，普遍认同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是由相应历史时期作为基础的经济决定的，将生产方式作为一定时期社会形态的基础。如郭沫若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而人类经济的发展却依他的工具的发展为前提”，[10]故其在对社会形态更替的分析中重视石器、铜器、铁器和蒸汽机等生产工具的推动或决定作用。从生产方式来判断社会性质、从经济基础分析社会形态的更替演变，成为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共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从经济动因解释中国社会历史演进，带来了历史研究的新变化：从考史转向释史，从史证转向史解，从求真转向求解，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导历史研究，从宏观上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规律及内在动力。论战各方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阐述，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划分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及相关要素入手，深入考察各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特征，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宏观掌控能力。他们应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问题时，没有局限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烦琐考据和浅层阐释，而是着力于从深层理论上解释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分析社会各要素的关系及作用，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这样，其历史研究的关注点，自然集中于诸如土地制度、奴隶制、农民战争、商业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重大问题。从这些历史重大问题出发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必然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宏大叙事和理论分析为基本特征。他们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探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发展道路和内在动力，逐渐构建起一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新解释体系。

正因关注历史发展规律及动力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郭沫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社会”说，开启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史前史的先河；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情况，开辟了中国史前时代(原始社会史)研究领域等。社会史论战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开辟了诸如奴隶制社会、古史分期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经济史、土地问题和对外商业贸易等史学研究新领域。正是受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历史研究出现了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过去被人们忽视的民众社会活动领域受到关注并被纳入研究视野。关注广大民众变化的物质基础，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关注广大民众的风俗礼仪等，成为1930年代以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趋向。

对社会经济史的广泛研究，是社会史论战中最突出的贡献。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是将经济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郭沫若率先对殷周社会经济状况予以关注和探究——“要研究商代的社会，第一步当然要研究商代的产业”，对作为“生活的基础”的渔猎、畜牧、农业、工艺、商贾等要项分别阐释，提供了从经济状况入手探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新研究范式。[11]因此，历史研究的重点相应地转向并集中于社会经济史领域。如汤象龙、吴晗等创办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声称“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宗旨”，称此刊的发行“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12]这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自然从王朝政治转向社会经济。社会史论战促使人们普遍注意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经济原因，开启了史学界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风气。

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治史理念，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为其提供了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实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唯物史观倡导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将社会科学诸门类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从不同的学科视角阐释历史事件并分析历史现象。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最早将考古学、人类学与历史学整合起来，从多学科视角探究殷周社会，实现了史学研究方法论范式的变革，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吕振羽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成果，分析神话传说中的野蛮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为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为运用跨学科方法树立了典范。社会史论战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契合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社会科学化的发展潮流。正是因为借助于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不再限于事实描述，而是着力于深入的定性定量分析，塑造了中国现代意义的经济史研究范式。论战之后，社会科学诸门类的理论方法被相继引入历史研究，引发了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趋向，带来了史学方法论的范式变革。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推动了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进程。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突破。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

1937—1949年，唯物史观在中国进入了系统性传播的高峰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撰写出版了许多阐释唯物史观的论著，如胡绳1938年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艾思奇和吴黎平1939年出版的《唯物史观》、华岗1940年出版的《社会发展史纲》、李达1948年出版的《新社会学大纲》、吴恩裕1948年出版的《唯物史观精义》等，都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多样化的理论阐释。

艾思奇与吴黎平的《唯物史观》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论述了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学说、社会与文化的起源、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的意义等问题，重点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国家的产生是与阶级分化相联系的，其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等核心观点。[13]吴恩裕的《唯物史观精义》，系统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涵义、唯物史观的政治论、唯物史观的道德论、唯物史观的人性论、唯物史观的计划社会论和唯物史观的永久和平论，强调唯物史观是说明人类历史构成及其演变的一种“历史”理论，强调唯物史观不仅能解释人类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能解释个人的行动及思想。[14]李达的《新社会学大纲》，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关系，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论纲、研究对象、特点及基本原理，重点阐释了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结构及由其所决定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及意识形态间的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堪称“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5]

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为方法论原则，对“史的唯物论”作了精辟论述：“所谓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是要求对于整个世界史‘从其联系上、运动上、错综上、生产过程上去理解的——从辩证法看来，上述的现象正是辩证的方法，辩证的论据’。所以关于整个宇宙及其发展与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如果要得到正确的说明，就一定要应用辩证的唯物论。”[16] 他准确揭示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及其辩证性质，重点阐释了历史创造过程中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类的历史实践与自然进程的统一，以及历史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等重大问题，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阐释的新高度。

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华岗的《中国历史的翻案》、翦伯赞的《略论中国史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论著，注重对生产力与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唯物史观基本概念进行深刻的理论阐释，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经济分析方法、历史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史料搜集、历史遗产等论题进行了充分阐释。如华岗从史学方法论的高度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作了精辟阐释。他指出：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锁钥“应该从广大民众，尤其是劳动者的奋斗中去找，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根本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的本身的历史，即劳动者与民众的历史；因为广大民众，尤其是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及实现生产社会存在所必需的物质财富的主要力量”。[17]侯外庐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详细考察了社会性质和划分社会形态的方法论，强调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是依据生产方式进行的；而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特殊结合方式”，并利用《资本论》中有关社会形态问题的论述，明确界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方法论范例。

马克思主义史家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状况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理论作了阐释。尚钺指出：“在这些社会制度的演变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很明显就是上面所叙述的农业生产工具的演变了。自然，两个生产时代的变革，还有着其他的工具，如武器、狩猎技术、牧畜等等生产条件尽着很大的促进的任务；其他还有如社会关系中，宗教的一神化，财产承继，父系追溯之逐渐狭隘化等也可说明部分的作用与现象，但都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18] 范文澜提出：“一切历史现象，追溯到最根本的因素，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劳动人民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条件下拿着工具在生产物质资料。”[19] 翦伯赞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了深入阐释：“人类历史之发展的基础，乃是物质生活之生产以及这生产的诸条件——物质的生产力。作为这物质生产力之推动力的，便是人类在实践生活上的斗争。因之某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的结构，就形成了历史的真正基础，而为该时代的法律、政治乃至宗教、哲学以及一切观念等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由这个基础来说明。”[20] 他还重点阐释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意识诸形态，可以表现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多样的形式。但不管他表现为何种形式，他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之反映。而且一经形成其系体，他都反转来作用于当时及其以后之社会经济发展。”[21] 华岗进而强调：“我们以为历史的发展，在究极上，虽然是生产诸关系演着决定的作用，但相应于生产诸关系的政治和意识诸形态，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达到一定的程度，便能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并且积极地主动地反作用于其所依以建立的社会经济之发展。”[22] 这样的理论阐释，是相当深刻的。

对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提出了“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口号。金灿然指出：“今后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何在呢？那便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来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23] 他们将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群众观点和社会形态理论等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从中国历史的具体材料出发探讨中国历史特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新飞跃。

首先，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家重视将阶级分析法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分析历史上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华岗强调，历史科学“就是要从历史上各社会集团之相互斗争的具体历史事实中，发现出历史发展规律”，[24]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和动力，从被统治阶级立场出发，揭露历史上反动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通过叙述历代农民起义的经过，肯定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新旧阶级斗争才是制度更替的根本原因，中国“整部历史止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25]

其次，群众观点的普遍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家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书写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翦伯赞1939年再版的《历史哲学教程》增加《群众·领袖与历史(再版代序)》，反复强调广大劳动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观点：“只有群众的力量的兴起，才能执行任何一个历史的行动；反之，没有群众的力量，任何历史的行动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群众的力量与行动，是一切过去以及未来的历史行动决定的力量。”又说：“历史是被群众、被革命的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所创造，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见解。”[26]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以大量篇幅描述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说明劳动人民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中国精神文化发展的源泉：“一切文化产物，如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医药等等，都先在劳动人民中产生出来，不过一般是粗制品，经文化工作者精制以后，才被统治阶级保存下来。”[27]

再次，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应用。马克思主义史家普遍以社会形态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根本依据，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顺序划分历史阶段，编撰中国通史著作。如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以“社会发展史”来替代“社会进化史”，以彰显社会形态从量变到质变的革命性飞跃，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的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史的全体范围上来观察，而给以正当的评价”。[28]马克思主义史家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将各时代的思想视为社会的产物，以社会形态演进的视角考察思想的发展并归纳其特点。如向林冰《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及其根本特征》一文认为：“殷周时代(春秋以前)，为由氏族制到奴隶制转化的阶段，即所谓种族奴隶制社会，此时代在思想上表现为宗教神话观念的崩溃，哲学思想的萌芽，这就是中国哲学史的史前阶段。春秋战国(即所谓先秦时代)，为奴隶社会，在哲学史上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古代哲学的黄金时代，也就是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由秦汉至隋唐(纪元前二世纪至纪元七世纪)，封建制虽已部分确立，而全体看来，尚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渡时代。”[29]

最后，对历史发展规律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的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强调历史规律一般性的同时，重视探讨历史规律的特殊性，从理论上阐释了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翦伯赞精辟地指出：“我们研究中国史，应该从他的发展之一般的法则中找出他的特殊性；同时，也应该从他的特殊性中去发现他的发展之一般法则。”[30]华岗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世界史上一般发展法则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特别是封建制时期的比较悠长。我们的研究，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叙述，而要尽可能去发现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31] 吴玉章则明确提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说到一般共性之外，一定要把握住它的特殊性。”[32] 范文澜指出：“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止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33] 侯外庐提出了“中国古典社会的亚细亚性”和在一般的历史发展法则内“中国的特殊路径”：“‘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改良的路径。前者便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便是‘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34]

由此可见，1937—1949年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仅对唯物史观有了全面的理解和深刻的理论阐释，而且自觉地将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

结　语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是从两个方面逐渐展开的：一是在介绍理解基础上的理论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基础上对唯物史观予以理论阐释，这种阐释随着对唯物史观理解的深化而趋于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其阐释重点亦随之有所变化。正是在这种理论阐释中，唯物史观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逐渐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特色。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强调，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强调，对群众观点的强调，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和特殊道路的不懈探索等。二是把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经济观点和经济分析方法、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观点以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等，深入探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解释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解阐释基础上被加以具体应用，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得到创新性发展。因此，理论阐释和具体应用，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化的双重维度。

作者简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研究”(21AZS001)的阶段性成果。

[1]为避免研究领域过于宽泛，本文主要集中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研究领域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应用和发展，而不涉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运用和发展情况。

[2][日]河上肇著，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

[3]《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5页。

[4]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5月16日。

[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

[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7]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8]李大钊：《史学要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6、11、12页。

[9]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联合出版社1949年版，第81、18页。

[1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页。

[1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08页。

[12]《社会调查所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第2卷第2期。

[13]艾思奇、吴黎平：《唯物史观》，解放社1939年版，第272-273页。

[14]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2页。

[15]李达：《新社会学大纲·本书出版说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1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81页。

[17]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10期。

[18]尚钺：《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4页。

[19]范文澜：《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日报》，1949年6月23日，第4版。

[20]翦伯赞：《历史科学中的观念论及其批判》，《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第4卷第3期。

[21]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1943年第4卷第5期。

[22]《华岗选集》编辑委员会选编：《华岗选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2页。

[23]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第3版。

[24]华岗：《社会发展史纲》，《华岗选集》编辑委员会选编：《华岗选集》第1卷，第 355页。

[2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764页。

[2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 新知书店1939年版，第17、31页。

[27]范文澜：《谁是历史的主人》，《进步日报》(天津)，1949年5月29日，第4版。

[28]华岗：《社会发展史纲》，《华岗选集》编辑委员会选编：《华岗选集》第1卷，第352页。

[29]向林冰：《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及其根本特征》，《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3期。

[30]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1943年第5期。

[31]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1940年第2期。

[32]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下卷，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43-844页。

[33]《中国历史研究会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页。

[3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