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此文着眼历史现实，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与外延，着重阐述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探索了基于当代科学发展新的社会科学指导范式，为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指导、反思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系统性的学科，其理论体系并非单一维度的知识堆砌，而是以科学理论为根本指导，融合了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形成的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科学体系。就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人的精神进行干预与素质塑造，利于维护或优化社会联结核心是生产关系，继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及个体的多样精神需求满足即生命本质丰富性兑现。
具体而言一是核心意识形态即思想政治素质塑造；二是现代公民的公共道德与法律、职业素养培育；三是基于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传承及个体人格修养；四是不同层次精神文化需求即个体生命体验本质的深度、广度拓展。以上四个层面的划分落实现实实践中，一是阐释我国体制的合理性维护现实生产关系秩序，二是顺应国际大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最有利的国际环境赢得丰厚的资源，三是是培养适宜社会发展的高素质社会主体、现代公民，四是有效提高人民的现实生存质量、幸福指数，最终指向是利于中华民族长远生存与发展。下文着重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塑造意识形态功能予以论述，并尝试为意识形态领域实践提供新的哲学指导范式。
一、意识形态基本理论与意识形态领域博弈现状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在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广泛使用的核心概念。“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8世纪末提出，他将其定义为“观念的科学”（idéologie），旨在研究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发生发展规律，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科学的政治学和教育学。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与发展，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揭示了其作为“统治阶级思想”和“观念上层建筑”的本质。
综合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来全面理解这一概念：1、基本定义与构成。意识形态是指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它不是人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社会存在，归根结底是对现实社会物质生活过程的反映和升华。其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这些形式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2、核心特征。现实性与依赖性：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它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总是指向现实社会生活。它不是纯粹空洞的，其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依赖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条件。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功能。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利益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反映并服务于该社会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虽然由社会存在决定，但它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继承性，是相对独立的。它的发展同经济发展并不总是平衡的，并且能够对社会存在产生巨大的能动反作用。总体性：它是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如政治、法律、教育、艺术、伦理等）构成的有机整体。
世界历史发展佐证，任何阶级、政党、集团要实现自己的纲领，定要极力论证自身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以此占据道义制高点，争取赢得社会的认同。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强调以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生存、发展为核心的基本目标，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美国的民主理想和价值观是美国国际领导作用的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鉴于主流意识形态巨大社会功能，务必予以深究。
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阵地向网络空间全面转移：随着互联网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各种思想观念交锋角逐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信息传播打破了时空限制，敌对势力的攻击更具迷惑性，意识形态监管和溯源的难度大幅增加。斗争形态向“认知战”升级：在新技术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从传统的“主义之争”转向“问题之争”，从“争辩于理”转向“纠缠于事”。敌对势力往往在具体案例和事件上借题发挥，以“拱卒”“松土”等策略蓄能积势，企图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溃坝效应”或“雪崩效应”。“后真相时代”增加辨识难度：当前，比真相更重要的是关于真相的叙事。流量和算法的介入使得非意识形态问题容易被附加意识形态内容，意识形态问题与非意识形态问题的界线日益模糊，导致风险因其他社会问题而累积和诱发，增加了公众的辨识难度。
二、普世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
（一）普世价值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
“普世价值”的由来，大致可以分成四条线索：古希腊罗马文化提供价值资源，基督教提供“普世”概念，启蒙运动完成世俗化转换，冷战及其后时代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1、“普世”一词最早来自希腊文oikoumene原意是“有人居住的世界”，后来被基督教用来指“全教会”“全世界范围的教会”。早期基督教在向外传播时，突破了犹太教较强的民族边界，提出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者、为奴者、男女，都在信仰共同体中合一。这使“普世”获得了一种超越民族、地域和身份的宗教含义。2、中世纪以后，基督教成为西欧重要精神权威，“普世”又与教会权威、帝国秩序、自然法传统结合，形成一种“唯一真理适用于所有人”的思想结构。3、启蒙运动：从宗教普世到世俗普世18世纪启蒙运动是关键转折。启蒙思想家以“理性”取代神学权威，但继承了“普世性”的思维方式，既然理性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能力，那么基于理性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原则，也就被认为应当适用于全人类。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和教会压迫时，高举自由、平等、人权旗帜，提出“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主张。这在当时具有明显历史进步意义。4. 冷战与后冷战：政治化、工具化和霸权化二战后，“普世价值”逐渐进入国际政治斗争。冷战期间，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自由、民主、人权与资本主义制度绑定，用以同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意识形态竞争，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苏联解体后，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制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这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价值“普世化”的叙事。此后，“普世价值”在不少国际场合被用来划分制度优劣、设定政治标准，甚至成为对外干预、制裁和推动政权更迭的话语工具。
回溯历史“普世价值”：泛指超越国家、民族、宗教，根源于人类良知、理性的普遍价值、理念，其基本原则是民主、平等、自由、富足；基于人类理性与实践及共同心理结构，必须认可共同的价值标准即“普世价值”。应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便奴隶、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也试图用“普世价值”来装潢极不公平的社会秩序，东方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西方有“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因此，意识形态要论证其合理性的价值标准是“普世价值”，至于能否真正实现及实现程度则是另一性质问题，客观地讲，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亦即“普世价值”实现的广度与深度。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普世价值并非超历史的永恒真理，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兴起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表达。它们反对封建等级制有进步性，同时又往往以抽象人性掩盖阶级差别，尤其容易把私有财产权、形式平等说成天然合理，这样掩盖了私有制孳生的经济掠夺本质具有极大的迷惑性。
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不同价值体系的较量，其核心在于争夺思想上的领导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即争夺人心与阵地。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核心维度来深刻理解：1、核心是不同价值观的竞争。人类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是不同价值观的竞争。在阶级存在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核心内容是对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的集中反映。当前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实质就是不同核心价值体系的较量。2、政治实质是争夺领导权与政权。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具有直接或间接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其实质是反映和争夺阶级领导权，进而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做文章，其最终目的往往是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群众，试图颠覆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3、制度实质是道路与制度之争。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不仅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遏制和反遏制之争，更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道路之争和制度之争。西方国家往往将其倡导的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以此作为标尺衡量他国，其实质是进行其核心价值观念的渗透和扩张，试图改变他国的发展道路。4、现实表现为“认同竞争”。在现实层面，意识形态斗争或较量的主要方式表现为“认同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争夺人心”。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主要体现在价值导向、社会控制与整合、政治合法性等基本功能的较量上。各方都试图通过影响、争取、引导民众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绝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或文化冲突，而是一场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的深层次政治较量。
（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时，新生产力代表阶级能拥戴科学与正义争取广大人民的力量推翻旧的统治秩序，然一旦它容纳不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时，为维护既得利益则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顽固阻碍社会发展，这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的社会制度下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非科学、局限性的社会根源。
资产阶级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由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搭建的权力制衡政体及普选制常被标榜兜售。是的，只要拼搏加机遇，乞丐也会变富翁，但从整体上讲，这种体制下必然任何时刻总是少数人占据相对多的社会资源。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不是抨击资产阶级的道德低下，而是这种体制运行中，导致的必然两极分化和社会大生产的无法统筹内耗生产潜力衍生的个人良心无法扭转的体制积弊，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意味某个人注定受压制、受贫穷，但注定少数人拥有更多国家权力和财富。
当然，奴隶主、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比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经不起道义的考问，因为在生产力极端落后条件下，通过占有奴隶与土地的剥削更是毫不掩饰的，对广大奴隶、农民、下层人民人格尊严的践踏更是社会常态；由此为论证它们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歪曲客观实际，客观规律，幻化为神学、宗教。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
从理论上讲在中国这样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封建传统深厚的大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既可更自觉调控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以比同样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切实避免同等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狭隘对广大下层人民的摧残和掠夺，从而达到义与利的统一，尽可能兑现最大多数人的“普世价值”。
随中国改革的深入进行，经济、社会表层问题逐步化解，现在一切问题的症结必然指向政治体制。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与顽固性，分析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兴衰及历史、社会重大变革规律，笔者发现：拉开时空距离，人类积累的文明、智慧是足够的，但当局者迷。概而言之，科学的真谛是实事求是，然而，人类总是固执地复杂、神化现实与客观规律；评定意识形态的优劣，还是要回到思维的原点，历史没有奇迹，只有常规。最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富足是人类迄今最合理的价值标准，其它的都是手段，这样任何理论包括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深刻领悟基础上结合实际予以质疑和改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再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真实相互作用、相互验证，无限逼近真理是迄今最科学的认识规律根本途径，其他都是具体方法，这样就不会迷信任何权威与理论，思想不会僵化，就可审时度势顺应“普世价值”适时变革社会。
结论：1、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悠长人类进化中可能遥不可及，然理性推演，实现最多数人类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最合理、最正义的价值取向，它是一个历史动态过程，是具体实践过程，有且只有社会主义才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宏观架构，即它在解决多数个体的合理愿望基础上为单个个体愿望实现提供真正的现实土壤。争取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是人类天性，当生产能力足够社会成员各取所需、社会主体普遍觉醒时，一种因冲突、妥协整合的社会体制必然是平等、民主、和谐、人性无压抑的全面发展，即取消物对人的压制即私有制消亡，消除社会制度本身造成的人对人压制即国家消亡，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2、现实中所谓的普世价值仅是一厢情愿，作为个体永远追求自由、平等、尊严，个性张扬，而现实的政治是冰冷的，它立足实际，维护强权的核心利益，私有制占主导的剥削阶级社会，无法做到彻底无私、平等，当公众利益触及统治秩序根基时，为一己之私统治阶级会刻意阻碍社会进步，阶级博弈矛盾激化，在民众的抗争及生产力容许前提下，强权集团逐步把自由、平等、尊严扩大到社会多数群体，社会制度的藩篱逐层拆解，这也是人类社会从低级迈向高级直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驱动逻辑。
三、世界大变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科技的迅疾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与世界的多极化同步推进，国际力量的对比失衡，国际政治格局与意识形态领域较量呈现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着眼新的时代特征与世界大变局，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发展，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体系日臻完善的过程：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系统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即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五个世界”的总目标，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至今：该理念已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连续多年被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日益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光辉旗帜。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政治原则。
历史是动态的、实践的、具体的、现实的；客观史实决定主权国家无法成为博爱的国际主义者，民族利益左右国家意志已成为心照不宣的秘密，在这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地球村，既致力于全球共同利益，又坚实捍卫本国人民福祉，在弹性碰撞与磨合中相互妥协，维持动态均衡，让矛盾在发展中融合、化解，将是核大战阴影下未来国际事务的客观、理性的运作程序；马克思认识论认为人类活动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真理原则，即人类必须按世界本来面目去认识、改造世界，服从客观事实与规律。二是价值原则，即人类必然依据自身需要去认识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自身生存发展。遵循认识论的原则和历史局限性，国际法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抽象出相对正义的标准，即在裁决评定国际政治行为时，在尊重历史与现实基础上，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兼具同等主权国家地位，以多数国家意志为价值准则；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政治原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超越国家边界的自然拓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人类对生产力的无限需求，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而资源的不均衡与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化成为现实可能，文明的多样性源于地理环境及相应的人文历史，愈是民族的则愈是世界的，人类对自身本质丰富性的探寻必然要求突破空间的羁绊；直面现实，全球化不仅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和潮流，而且己经成了无可争辩的客观存在，全球化绝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人类的经济活动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同时，必然包括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的互动。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世界在多元中共存，在同一中分异，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更多的是在多元化发展中，通过彼此的撞击与磨合，逐渐形成互相适应、互相理解、互相提高、互相依赖的动态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一体化的必然要求，面对诸多挑战、不确定性，人类文明要永续存在、发展，只能休戚与共，包容和解，互利合作，试图唯我独尊，逆全球化的狭隘民族主义与全人类利益背道而驰，必然遭受历史的唾弃，中国所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最合理、最益于人类整体生存与繁衍的理念；这是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途径。
历史是各种力量博弈的平衡，中华民族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亟待深刻反思厚重的历史实践与积淀，面对全多级化的国际趋势，务必厘清我国与世界各国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危及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分歧，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顺应全球一体化，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环境，宣扬阐释普惠人类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以此感召赢得世界人民理解支持，吸引可能的追随者，为必将存在并会交锋的意识形态及对应的政治势力较量集结同盟力量；充分利用联合国、国际性、洲际性、地区性组织等协调国际事务，解决诸如环境污染、恐怖活动、核扩散、毒品泛滥、金融危机、星际探险、国际争端以达成共识，步调一致，进而推动各国沟通、交流，并由此形成代表全球多数国家利益，代表正义与进步的国际主流力量同盟及相应机构、规则与制度，推动构建普惠人类公平正义新秩序。这是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途径。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与展望。
作为人类总体讲只能向自然索取，这就是自然科学要解决的问题，但作为人类某一群体讲则可以以无偿方式掠夺同类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政治、阶级现象，它是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在国家存在相当长时期，代表极少数人的资本利益集团，蒙蔽族群，煽动民族仇恨，欺压征服弱小民族，历史的宿怨，加深了民族间隔阂，被欺压民族国家统治集团借机抹杀阶级仇恨，转移阶级矛盾，民族、阶级矛盾交织，剪不断，理还乱，这是国际政治局限性、复杂性的重要因素。
直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困境，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总体表现为人类的整体利益与既得利益集团或国家、国家联盟之间矛盾；全球整体生产力最优化与现实生产力欠优化之间差距；形象概括为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具体表现为主权性的储备货币具有重大缺欠、美国经济的寄生性、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虚拟经济膨胀化等。这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集中表现为以畸形发展的超强军事实力支撑的美国霸权主义。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由于虚拟经济的高速膨胀，美国经济已经基本虚拟化。美国人的生活已经主要地不再依赖于自己的生产，而是主要地依赖于美元的购买力以及创造更多的货币收入。美国经济的虚拟化主要是在透支他国经济，美国虚拟经济膨胀得越大，需要从其他国家获得的补充就越多。而这种补充过程，又是在不平等的贸易中完成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和比较领先的技术，不得不低价向美国出口商品、资源和劳务。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以净转移的方式接受了美国消费者的剥夺。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众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都有较快增长，但大都陷入内需不足的困境，从而更加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可以说，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霸权已经在事实上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准“绑架”，对世界其他各国形成了次准“绑架”；由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世界各国难以步调一致，这又放纵了这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
美国畸形发展的超强军事实力支撑的美元经济及衍生的奴役欺凌世界的政治文化霸权是当今全球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总根源，必然是阻碍新政治、经济秩序不可逾越的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或明或暗，或急或缓，这种不合理的秩序存在一天，捍卫平等尊严追求美好生活的世界人民就会与之抗争一天，这是新秩序构建过程中国际政治博弈表象背后的实质。
结论：1、精细解析国际政治，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与现实各种矛盾交汇是世界政治格局的表象，追求和平发展，依靠平等竞争、血汗、智慧获取公平的回报及幸福生活是世界人民的正义诉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永恒主题，这是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深层精神动因，而国家以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实力才是最根本的、最具活力的变革力。基于此，高质量的发展，不断壮大国家实力，确保公平兑现中国人民的福祉，顺应人间正道，笃信感召并依赖世界人民的力量，捍卫世界和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执政理念，它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东方大国鲜活的实践，亦是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超越国界的必然拓展。
四、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着力点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鲜明的特征，现在信息网络已深度融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信息网络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倍增器”，成为传播知识和信息的主要媒介，为人们学习交流、研究创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给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带来全新的挑战。下文主要探讨核心意识形态即思想政治素质塑造。
（一）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层次划分
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层次划分，可以从理论内涵、实践主体以及组织管理等多个维度进行科学、系统的界定。综合来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次：1、基于理论内涵的层次划分。从社会意识的主体和认知水平来看，意识形态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理论层次：按信守主体划分：可分为总体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总体意识形态通常是经过理论思维加工后的系统理论和整体世界观；群体意识形态（如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等）代表特定群体的精神诉求；个体意识形态则是个体基于自身经历形成的观念。按认知水平划分：可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心理是自发形成、不系统的日常感性观念（如风俗、情绪）；社会意识形式则是经过思维加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级形式（如哲学、政治法律思想等）。2、基于实践主体的层次划分。意识形态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其工作流程可以概括为“主体-介体-客体”，进而划分为三个关键环节：组织领导层：负责顶层设计、总体判断和总体规划，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和战略部署。传导层：由各级党政机关、宣传部门等具体执行机构组成，负责因地制宜地落实中央要求，发挥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受众层：即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形态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受众层，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推进至“最后一公里”，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3、 基于组织管理的层次划分。在实际工作推进中，意识形态工作通常依托党的组织架构，实行立体化、网格化的分层管理：顶层网格：由党中央或各级党委、党组统一领导和统筹总揽，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制定相关制度与实施办法。中层网格：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相关成员单位牵头协调、共同负责，进行精准研判和区块化管理。底层网格：由企业、农村、机关、学校、街道社区等基层党组织具体管理和依职履责，确保意识形态工作无遗漏、无死角。
（二）信息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中须警惕的负面效应
在社会思潮复杂，价值取向多元的今天为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于国家、政党、各级领导干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网络信息技术虽然可为查询资料，验证理论，传播推广提供便捷的手段，但代替不了系统、深入、持之以恒的思考与理论武装。面对西方普遍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冲击和宣扬“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的鼓惑，如不廓清军队与党的关系、党与现行政治制度的关系、现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及理论依据就无法阐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理论渊源，就无法抵制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的政治图谋与攻击，就会陷于居心叵测以民主、自由所谓普世价值诘问我军政治、阶级属性正义性的理论困境，无法对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其他一系列原则进行注解。如何化解以上理论桎梏最终还得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为人类的解放即为实现人类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关怀来统领，落实到中国则是在相当长时期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
解决此类重大的理论问题显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功能，作为国家指导的理论即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的政治言行的规范即思想政治素质；而思想政治素质的培育需要丰富的阅历、系统的思考、足够的时间积累、内化、实践验证，进而固化为素质，升华为信仰。然而网络时代让传统的思考、阅读发生了改变。当阅读变得过于轻松、方便时，浅层的浏览会代替专心致志、深入系统的思考，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如此一来，阅读会变为表层浏览、浅层思维，人们看似夸夸其谈，无所不知，事实上却缺乏深入的、系统的、一贯思考。
“浅阅读，浅思考现象”的确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互联网使以往碎片化的时间被充分利用起来，人们的阅读变成了快餐式、跳跃式、碎片式。往往一个热点话题刚刚兴起就被接踵而至的新话题所取代，网民的兴趣在页面之间来回跳跃，思维不连贯，思考不深入，在追新逐异中使思想应有的深入、深刻、深度、成为牺牲品。有人因此调侃，网络使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网络时代浅阅读这种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互联网的特点决定的。把绝大多数网页链接起来的不是逻辑关系，而是时间顺序和词汇相关性原则。就以现在流行的抖音为例，在同一页面出现的每条音视频信息是以更新时间或流量为序排列的，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从上到下的浏览方式强迫读者必须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海量信息在使用户满足的同时也产生迷失。也就是说网络的阅读走向是完全不可控的，你不知道他会把你带向何方。
这种阅读方式与传统的图书阅读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章节之间靠平行，递进等逻辑关系排列。读书尤其是读比较艰深的作品，需要读者投入全部的注意力，一遍不通，还可以回过头去重看。而网络阅读的跳跃性使简单的重看变的困难重重，因为有新的东西在吸引你的眼球。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网络阅读如同在一块木版上到处敲击，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传统阅读如同在木版的一处钻孔，务求深透。因此，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对于互联网的利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要利用其快速、便捷、互动的优点，也要警惕其泛滥，浅薄，不能把浅阅读当阅读的主流，忽视甚至放弃传统阅读、深刻的思考。
（三）信息时代亟须强化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
近年来我党高举反腐的大旗，成效显著，赢得了广大人民信赖与拥护，但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并未杜绝，预防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是关键。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享受体制内优惠，自鸣得意，圆滑世故，懒于学习，懒于艰苦细致实践、调查，迷恋权力，不掌握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不知其自信来自何方，这样的人越是占据高位，越是可怕，当然其本人也存在内心恐惧即能力恐慌。我多年来形成一个观点，领导干部的堕落，外在的表现是好逸恶劳、作风腐化、贪图感官享受，内在的原因是懒于学习、实践，精神寄托流于物质，久之无法达成更高层次的精神超越，这种精神内核就是基于深厚的社会实践与对历史发展规律及人性深刻理解历练的思想政治素质。
1、思想政治素质及其基本属性。从广义上讲，素质指主体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积极的、稳定的功能状态，是主体作为社会人存在的内在根据。思想政治素质，是指个体所具有的符合其所属阶级的核心意识形态，以及处理、应对现时思想政治问题的主观能力。思想政治素质是个体自觉地从事实践活动，实现组织赋予使命的内在准备。在当代中国，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个体思想政治素质集中表现在践行新时期历史使命的热情、立场、态度和能力上。思想政治素质的外在检验尺度体现在认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适应社会政治要求、内化社会政治规范、承担社会政治角色以及执行政治任务，处理政治问题的本领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准。它具有以下多重基本属性：（1）经济本质性。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在于决定于它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具有导向意义，意即思想政治素质形成与发展的根基是社会经济，任何思想政治素质都与某种特定的经济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带有一定的利益指向，体现着一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培养与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其实质就在于确保个体履行肩负的国家赋予职能，维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保卫代表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同时也必然要抵制和反对有损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各种消极的敌对的政治思想和行为，这是思想政治的核心要义。（2）阶级指向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所谓阶级就是有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划分的不同类别，其中最本质的是一个集团占有另一集团的劳动。在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无不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实际上是对自身所属的社会阶级、自身所依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一种主观上的价值定向，根源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共同经济利益，对于主体思想政治力量的发挥起导向作用，这是思想政治的鲜明特征。（3）与时俱进性。思想政治素质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思想政治的内容有所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思想政治的主要内容是以夺取政权为主，思想政治素质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觉悟高低和为理想信念的牺牲精神，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的主要内容转到列宁所论述的“经济方面的政治”上来，当今时代我党的历史使命是实现现代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由此决定党员的时代使命应以此为导向，培养思想政治素质的全部内容，应当以这个定位为转移，从当代思想政治的实际出发，必须反对脱离现实的空头思想政治和空洞的思想政治素质，这是思想政治的价值取向。（4）实践决定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由实践决定，同时它对实践具有反作用，且其实际作用必须体现在推动实践上。思想政治素质的产生来源于实践，思想政治素质的发展也是来自于实践的需要，思想政治素质的检验最终也取决于实践。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素质的内涵走向，但真正起强制作用的是具体的实践；是实践不断推动着个体对完成党的政治任务，履行职能素质的更新。因而，在基本理论的灌输的同时，提高个体思想政治素质，要立足实际，力求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这是思想政治的动力源泉。
2、思想政治素质的内核地位。所谓内核地位即在体系中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决定或制约其他相关因素的性质与发展方向。（1）思想政治素质解决了基本的理论指导。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具备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就具备了最根本的力量源泉，理论的清醒确保了政治的坚定。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最科学的认识，只有理解自然界和人类运行的基本规律，才能理解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和历史使命，才能从历史的高度俯视看待社会的走势，科学应对现实的各种挑战。（2）思想政治素质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基础。在国家存在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任何政党代表的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利益，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务必要明确现实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构成，理清意识形态中核心的本质的区别，清醒、理智、牢牢把握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可以说，虽然维系一个政党集中统一的是共同经济利益，但实践中直接取决于全体党员基于对本党基本理论的正确把握，即所谓的具备一定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共同信仰。(3)思想政治素质为遂行职能奠定良好的内外条件。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还包括获取成功的心理特质诸如勇敢、坚定、忍耐、执着等，也包括感召群众的情感因素，诸如无私、奉献、廉洁、公平等，前者对一个政党的党员来说具备了遂行职能的内在优势，后者为一个政党尤其作为执政党赢得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即群众基础。
五、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探索与创新
西方的政治理论崇尚自然科学、制度制衡、绝对理念，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又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未充分考量在生产力、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后人的主动塑造对历史的主导性。当前科学在宏观上向深空探索构想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微观上探寻基本粒子建立了夸克模型，因技术的局限无法再向两个极端掘进，基础物理徘徊不前，应用科学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技术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美国的Chatgpt,中国的Deepsee,Manus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逻辑系统集成优化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与高能计算机对已有知识关联整合达到了人力无法想象的高速与精准。科学技术的井喷式发展更加需要以人为本，关照人类文明长远的生存与发展，现实迫切需要在文明已有成果基础上构建更科学的社会科学指导范式。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是社会宏观主导秩序，但个体人性的复杂与客观固有的不确定性为历史的诡异与偶然提供可能。社会科学的主体是人，由于人性的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带来了研究的困境，迄今科学无法从神经、细胞结构、分子、电子、夸克基本粒子角度阐述思维的物理机制，但在主观上须界定人的自由意志，社会未来前景取决于主体的选择与实践，鉴于微观量子本身不确定性，应在框定历史唯物主义合理性前提下作适宜补充利于实时、真实、切实指导社会实践。
理论要义：1、由于自由意志的量子效应具有随心所欲主动权，任何人可能会作出各种举措，只要社会客观条件具备契和，现实世界允许发生的事件皆可因人的引发而引发，据此再反常，再不可思议事件都可能发生。2、各种可能性事件中，概率是不均衡的，有的事件会发生，但可能性极小；有的秩序是主导的，会反复持续起作用决定社会整体走势。现实中，绝大多数人是理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规律是真实的，是主导秩序，因此社会规律可看作趋势是必然的，过程是随机的，其取决于真实实践。3、社会科学的终极价值是致力于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鉴于人类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应形成有效遏止可能毁灭人类的机制，尽可能呵护人类这一宇宙的奇迹航行到时空的未来。4、新的理论构想，即建立一种综合性、实时理论，其要义类似于建立一种开放性的多元高次方程对影响社会走向的所有因素尽纳入考察视野，针对具体作用划分层次，对各种因素及其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参照预期目的进行调控、干预，其开放性体现为随人类发展，认识愈深入、干预愈深广、控制愈精确。
综上所述鉴于新的社会科学思维范式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1、历史是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领袖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起关键作用。人类文明的全部精华最终只能集中体现在活生生的个体身上，无论民主体制还是专制体制，最终的决策与操纵者还是个体。社会发展规律是概率，趋势是必然的，过程是随机的，其取决于真实实践，当群体的规模及改造自然的手段达到相当程度，人的意志强有力左右历史进程，所谓一念之差，天壤之别，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充分监控、估价居于权力核心、关键位置个体的独特个性、认知、能力意志的举足轻重作用；
2、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社会生产生活节奏的加剧，社会运转的复杂程度呈现几何级倍增，这要求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集体意识、个体心理调控能力同步增长，尤其对传统伦理秩序颠覆及个体心理激变异化呈现常态化；
3、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形态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愈发重要。当今世界，信息网络已成为影响现实社会的重要力量，成熟、深刻、客观的社会认知与共识是消解偏执、谎言、极端、迷信的不二法门。
4、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超人的出现成为可能，可以这样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仅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不仅仅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将会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人类真正摆脱自身的羁绊，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个体、思想巨人，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无限可能的前景与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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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雷吉斯·德布雷（法）. 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M].译者：黄迅余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
作者简介：韦先晓，男，汉族，湖北省仙桃市人，1976年1月出生，在职博士，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学位，曾服役于西藏军区 25年，中校军衔，管理科学院人文所特约研究员； 2017年入中科院心理所教育与发展高级研修班学习，发表在军内外核心刊物论文50余篇，涉及哲学社会、自然科学。2026年6月载于爱思想学术网站论文《数智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经典著作的当代阐释》点击次数达到15000次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