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日益发展的人工智能、空间工程和遗传学的激励，围绕“后人类”未来愿景的讨论在当今世界，尤其是科技界，已相当普遍。本文拟对“超人类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构型展开反思。超人类主义的要旨在于，它追求科技改造人类的激进方案。文章聚焦于20世纪初以来，超人类主义者所倡导的各种政治价值和世界建构方案。我们认为，超人类主义构成了国际政治思想的重要一支：超人类主义者曾提出过雄心勃勃的全球秩序愿景。通过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阶段至今的超人类主义重要著作，我们展示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各式超人类主义方案，从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到基于市场秩序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愿景，再到太空殖民的梦想，这些方案致力于克服以国家为中心的非理性国际秩序。对超人类主义世界愿景的分析有助于澄清当下的技术乌托邦以及人类生存风险辩论背后的政治理念。

作者简介：Duncan Bell   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院；Apolline Taillandier  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

文献来源：Bell, D. and Taillandier, A. (2025) ‘Cosmos-Politanism: Transhumanist Visions of Global Order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Digital Ag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3(3), pp. 1071–1088.

一、引言

超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s）旨在借助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神经药理学以及人工智能等科技，从根本上增强人类的能力。过去一个世纪里，超人类主义呈现出多种形态，其影响力也时有起伏。近三十年来，它的公众形象、资金来源及其学术合法性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顶尖大学的哲学家赋予了超人类主义学术上的可信度，与此同时，部分最具雄心的超人类主义项目如今得到硅谷权势人物的支持。那些曾经囿于科学幻想的议题，如抗衰老疗法、意识上传技术、感知机器、移民火星及遥远的太空探索，如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投入和公众关注，这极大地提升了超人类主义的政治意义。

本文梳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阶段到21世纪初几位超人类主义重要思想家的观点。超人类主义应当被视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它追求自我与世界的根本转变，赋予科学技术在调整乃至超越既有规范与制度中的核心角色。超人类主义不是一种同质的、独立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组意识形态集群，它们包括三个共同特征：第一，超人类主义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观，强调人性相较于制度或规范的首要性。他们认为，通过人类在生物学上的重塑，而非设计更好的制度、发展新的正义原则或民主治理形式，才是实现人类繁荣的根本途径。第二，超人类主义者体现出某种先锋主义，赋予科学或经济精英在确认与推动人类未来优先事项上的关键作用。第三，超人类主义者倡导道德与政治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认为人类的价值优先于国家与民族的诉求。他们常常将这种立场与对国际秩序组织原则的改革结合起来，乃至提出一种将人类的统治范围扩展至外太空的“宇宙政治主义”（cosmos-politanism）。

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主义超人类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展现了科学的巨大力量、人类理性的局限以及民族主义的危险，这场灾难激发了人们变革全球秩序的渴望。两位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当时超人类主义的典型——J.B.S.霍尔丹和 J.D.伯纳尔。霍尔丹是一位遗传学家，伯纳尔则是重要的晶体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主张将生物科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结合，认为废除资本主义是实现人类改造的必要步骤。

霍尔丹和伯纳尔的未来主义愿景有许多相似之处。霍尔丹和伯纳尔认为生物学的发展将使科学家能够控制进化，而人类的生存取决于科学在社会中的应用。他们主张将优生学与基因工程结合。霍尔丹写道，传统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在于“找到与之匹配的制度”，但未来，“选择性繁育或许可以像改变制度一样迅速地改变性格”。这是他们政治观念的核心：现代生物学科学许诺重塑人性，从而消除了政治的一个根本限制。二人都认为实现科学工程的政治条件已经成熟——无论是通过“理性化的资本主义”，还是通过苏联的中央集权计划，科学规划和指导科学研究的公共政策已经得到广泛支持。他们认为，生物工程将提升智力与寿命，疾病将因医学进步而消灭，合成食物将终结饥饿，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将取代化石燃料，在遥远的未来，由科学家创造的后人类（post-human）将向太阳系殖民。在霍尔丹看来，优生学的重要性在于保障卓越才能的遗传。他设想，在未来数十年后，胚胎将不再依赖子宫，而是在体外培育。这种由技术控制、经过优生选择的“优良”男女的繁殖，最终将提升人类的整体智力，构造一个更小却更有能力的全球社群。霍尔丹暗示，这种改良将首先发生在欧美世界，并由强有力的超国家组织加以协调。

伯纳尔则勾勒出二十世纪最为大胆的科技构想。他设想了人类未来的“机械化”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两个主要阶段。首先，遵循霍尔丹的设计，生命将在“妊娠工厂”中开始，人类个体将在“幼虫”状态下生活60至120年，此时的他们尚未被机械化改造，将时间用于“舞蹈、诗歌和爱情”。在第二个“蛹”阶段，一系列“新的感官与运动机制”将被植入有机体，其他的器官将被人工部件模块替代。最终创造“一个高效的、由意识主导的工程机制”。有机体的替代不仅实现了进化的内在本质，也标志着政治的终极克服。伯纳尔设想的人类变化将带来一个“更为根本的”本体论突破：个体的大脑将通过电信号互联，从而促进“未来合作性思维所必需的、更完美且经济的思想传递”。随着永久性联结的建立，这种由众多心智组成的“多重个体”将近乎不朽，它通过新个体的不断加入而保持“自我连续性”。马克思的未来设想得以通过工程科学的表述实现——自由资本主义将被一个集体存在控制，从而服从于一个更高的共同目标。

伯纳尔和霍尔丹都坚信人类的未来在于宇宙。在霍尔丹描述的人类未来中，人类将在其历史的第五百万年步入丰裕的乌托邦。但由于人类对新能源的追求，地球的气候与地质稳定受到威胁，少数人开始探索太空，并最终到达金星。这导致了人类向不同物种的分化——这一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超人类主义。类似于伯纳尔所设想的“意识互联”，金星人类是一个心灵互联的“超级有机体，其进步无可限量”，并且“不将个体视为自身目的”。伯纳尔同意霍尔丹的看法，认为人类将很快寻求“征服太空”，并提出在小行星中建立“永久的太空殖民地”。最终，大多数人将迁往太空，使地球“恢复为更自然的状态”。像霍尔丹一样，伯纳尔认为人类的身体与心智将被重新设计，以便适应行星际旅行。太空殖民同时为“人类种族的分裂”提供了解决方案，避免了被增强的个体支配或灭绝未改造人类的可能。届时，地球可能被“改造成一个智能管理的人类动物园，其居民未意识到自己仅为观察与实验的目的而存在”，它由“仁慈的管理员统治”。

霍尔丹和伯纳尔认为，科学进步要求规范与价值观的彻底变革。没有任何信念、价值观和制度是绝对安全的，人类要想生存繁荣，就必须“让道德准则与自身能力相匹配”。霍尔丹警告说，欧洲和北美仍受“中世纪准则”的统治，这种准则最初是为由祭司和贵族统治的小型农业社会所设计的。现代工业和科学使这一体系变得过时，人类迫切需要“由一种新的体系来取代它，而这种新体系与旧体系之间的差异，将如同旧体系与野蛮时代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

对于技术科学进步与道德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技术官僚式的世界政府。像许多温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霍尔丹最初欢迎国际联盟，认为其代表了“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一种“广泛而有组织的愿望”，同时也指出在一个由主权、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构成的体系中实现世界国家的困难。但新的历史条件意味着社会政治转型势在必行。民族主义曾经是“祭坛上的火焰”，但由于现代武器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如今它已变成“一场吞噬世界的大火”。技术科学既是其原因，也是解药。霍尔丹预测，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生物学家将能够借助生物工程控制人类的情感和想象力，以普遍主义的承诺取代那些倒退的激情，迈向后人类与世界主义的一体化。伯纳尔警告说，如果不通过广泛的科学教育克服未经改造的群众的“情绪反应”和非理性，那么通往“机械文明”的进程将会脱轨。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模式的又一个理由。他认为体现“科学智慧的贵族阶层”将会出现，引领人类进入新时代。最终，全球性的技术官僚政体将使现有的国家与帝国变得过时。

三、冷战时期的重构

英国生物学家、知识分子朱利安·赫胥黎和美国未来学家费雷敦·埃斯凡迪亚里是冷战时期超人类主义的典型代表。赫胥黎出生于英国，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总干事，并在1950年代普及了超人类主义一词。在1946年至1948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他提出了“超人类主义”和“进化人类主义”（evolutionary humanism）的概念，坚信人类物种能够超越自身，实现文化的统一以及生物学意义上的改进。在遗传改良之外，赫胥黎认为跨文化交流是实现国际和平的必要条件。他在1947年提议通过教育、社会科学和大众传媒来加速“单一世界文化的出现”。他强调，“人类被组织为若干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事实，显然构成了战争的主要前提”，消除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与科学壁垒对于“防止国家之间的分离加剧”是必要的。他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科学合作可以弥合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并“奠定世界政治统一的基础”。

赫胥黎支持优生学上的改良，但批判纳粹的“种族科学”。他认为国家间的竞争会引起退化：“作为优生学者……我们必须放弃以民族主权的国家为目标，并使国家间的争端服从于国际组织和超国家权力”。他关于优生学与人口学的流行观点虽然摒弃了赤裸的种族歧视，但在深层却延续了隐性的等级秩序。他认为现今处于野蛮文化阶段的族群，在遗传上劣于文明民族，并呼吁英国对“落后地区”进行干预，从而在英国领导下建立世界民主联邦。

与霍尔丹和伯纳尔的社会主义未来构想相比，赫胥黎是自由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他的超人类主义更强调个人主义和等级秩序，且不那么具有乌托邦色彩。他坚决反对苏联提出的“世界科学”的革命性设想，转而捍卫一种自由主义的科学模式，即科学应当是一种进步的、超然的，“国际自由劳工活动的首要兴趣在于发现新的真理与事实”。他虽然主张消除各国文化壁垒，但又认为后民族国家的世界不太可能出现，因为“统一性思想的作用……从未能完全抵消因独立主权政治单位的存在而带来的冲突机会”。相比克服阶级斗争与个体的身体局限，他更关注如何通过科学与教育在精神层面上调和“人类个体”与“人类整体”。

费雷敦·埃斯凡迪亚里的公众影响力不如赫胥黎，但却是后期超人类主义者的重要灵感来源。他出生于布鲁塞尔，1948年移民美国后在新学院大学和加州大学教授“未来学”。与赫胥黎不同，埃斯凡迪亚里设想了一个不再受人类生理和地表限制的未来。1976年至1987年间，他主持了一个名为“上翼”（UpWingers，该词旨在超越传统的左右翼差别，认为人类的根本冲突在于向上的科学主义与向下的自然主义——译者注）的小型未来学团体。“上翼”群体呼吁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未来，这个未来将由“超越左右派、超越保守主义与传统激进主义的远见动力”所驱动，并认为计算机与太空技术将突破所有现存的意识形态和时空限制。

埃斯凡迪亚里积极拥抱太空时代，设想通过“轨道社会”（orbital societies）来摆脱人类苦难、官僚机构与资源限制。他预言人类向宇宙的转变——彻底摆脱地球栖息地，并通过医学、基因工程和生物保育技术实现永生。太空旅行和日益增强的全球通讯使得“民族的概念……已经过时”，他欢迎区域共同市场与国际组织传播新的全球主义精神，以帮助瓦解旧的政治秩序。虽然他没有直接使用“优生学”这一术语，但他实际上主张全球性的优生计划：建议设立一个由联合国赞助的世界儿童中心，由遗传学家、人口学家和环境学家收集并挑选干细胞，以“减少数量、提升新生生命的质量”。同时，通过全球的赛博网络以及政治、经济和科学活动的自动化，直接民主将成为普遍现实并消解现有的政治机构。正如该“上翼”组织的一份宣传册所言：“我们已不再满足于逐步实现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的是即时的普遍参与，这将消灭政府这一制度本身。”

埃斯凡迪亚里的政治愿景融合了反帝国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反主流文化的元素。他认为，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劳动抱有一种教条式的执着，并据斥自动化所带来的解放。未来技术将使隐私、财产权和个人权利变得过时。他反对一种本质主义的人类定义，转而认为“超人类”是一种流动的、开放的存在，可以自由探索“跨性别、跨种族、跨物理”的形态与身份。总之，人类向宇宙的演化将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对空间的重塑。埃斯凡迪亚里声称太空殖民不可避免，但他也赞成联合国主导的地球监测和改造工程，认为未来“超级计算机”将能够预测并防止更大范围的气候变化。二是对时间的超越，即通过废除死亡来战胜时间。在这里，计算机将帮助人类与机器的融合：植入体内与大脑的微型计算机将存储信息、扩展个体间的交流，并模糊个体与整体的界限，最终推动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完善。

四、后冷战时期的超人类主义

冷战结束后，超人类主义者继承并扩展了关于全球化的预测。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们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欢呼，并将数字化的兴起视为其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在意识形态上，超人类主义依然主要由自由主义的不同变体所主导。其中一项被称为“逆熵主义”（extropianism，指的是一种与熵增趋势相反的哲学立场或运动，强调人类通过科技、理性和进步来不断克服熵增带来的混乱和衰退——译者注）的分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由英国哲学家、低温冷冻倡导者马克斯·莫尔和汤姆·贝尔提出并发展。

莫尔和贝尔将逆熵主义定义为超人类主义与自由思想的结合。他们借鉴了尼采、哈耶克和安·兰德的思想，认为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的社会协调机制，经济的成功反映了道德上的优越，而对平等或正义的关切不足以构成干涉个人权利的理由。逆熵主义首先是一种“微观政治，即个人行为的政治”，他们批判包括自由主义政党在内的所有正式政治组织。因此，对人类无尽的进化过程进行自然、道德或宗教上的限制都是不合法的。超进化主义者应当“冲破人类的蛹壳”，创造尼采的“超人”。随着人类“逐渐摆脱部落源头，质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非理性行为”，逆熵主义者将“为智人中分化出的新物种做好准备”，拥抱一个理性、和平并摆脱传统约束的未来进化前景，这之中，除市场以外的一切社会制度都显得不再必要。

逆熵主义者蔑视一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声称现存的全球秩序应当被颠覆。在逆熵主义的未来想象中，一个在网络空间、国际水域或外太空中的后民族主义世界将超越国家的管辖。虽然一些逆熵主义者支持“最小国家”，但更多人拥护彻底的无政府的资本主义——国防、警察和货币被私有化，现有国家制度彻底瓦解，个人财产权由私人契约保障。太空殖民常被视为通向无政府资本主义未来的路径，莫尔援引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论证，称地球可能会继续保持“国家形态”，而“一个星际文明”将会提供一个更优越的乌托邦框架。而汤姆·贝尔则幻想了一个建立在公海无主地之上的“超脱邦”（extropia），它是一个基于同意建立的社会，而众多具备独立主权的超脱邦将在自由贸易区和离岸银行的基础上组成松散的联盟。

不过，也有超人类主义者拒绝这种自由主义观点。为了“让超人类主义获得学术上的正当性”，瑞典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等超进化主义者共同创立了“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WTA），他们坚持认为超人类主义可以与多种政治立场兼容。2004年，博斯特罗姆创立了“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所”（IEET），该智库旨在推动一种广义上自由民主式的超人类主义。一年后，他成为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FHI）的主任，主持了“人类增强的伦理学”（human enhancement ethnic）研究计划，该计划主张通过化学或遗传干预来提升身体、认知或道德能力，并将功利主义与福利主义考量融入超人类主义。博斯特罗姆声称，生物进化应当是定向而非不受引导的，这意味着个体有权通过现有技术来改善自身的认知与身体能力，或选择后代的遗传特征，国家应当为那些有益的改进提供补贴，并禁止有害的改造。这意味着既拒绝自由的放任主义，也拒绝社会主义的优生计划。借鉴人口伦理学的论证，博斯特罗姆及其同事认为，当代人类负有义务去创造拥有最高道德能力的后裔——无论他们是生物学上的后人类还是机器。

与早期超人类主义消解政治领导的倡议不同，博斯特罗姆经常撰文呼吁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协调行动，以避免因技术发展造成的“生存风险”（existential risk）。相较战争和自然灾害，这种由人工智能和纳米技术等科学技术引发的风险可能造成人类物种的毁灭。在缺乏“生物与文化应对方式”的情况下，只有限制国家主权、协调国际合作才能阻止危险技术的扩散。从采集狩猎部落到酋邦、城邦和民族国家，再到如今的各种国际治理结构，全球化和新的全球协调模式反应了政治整合范围不断扩大的历史趋势。但他既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也不主张消解国家主权。相反，通往全球安全和最终乌托邦的道路在于“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与主权国家、企业行为体之间的全球协调。

所谓超级智能，就是通过数字模拟人类思维的人工智能。博斯特罗姆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演变为“最高层次的单一决策实体”，它充当一种“全球超级智能利维坦”，具备执行国际条约的权力。它不仅超越了世界国家，更拥有超越当下人类的“更高能力”。作为一个完全认知、全能的理性代理者，能够汇聚和协调当下与未来的人类价值。因此，他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来解决长期困扰自由主义的难题，即在普遍公平、社会制度的稳定与价值多元之间取得平衡。

但另一方面，不受控制的超级人工智能，可能会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以及人类价值的多元性，超级智能的前景促使人们探讨未来人工智能世界中的重要问题——剧烈的技术变革很可能使经济精英和强权国家受益。博斯特罗姆认为，为防止财富与权力的集中或剧烈变动，保证社会的基本连续性就应当被视为目标。这实际上揭示了论者的自由主义承诺及其思想的保守含义——保持当前的权力平衡，提升技术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然后再通过适当的再分配机制公平分享超级智能带来的益处。

五、结论

鉴于目前超人类主义在科技企业中的流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和太空项目在全球竞争的日益加剧，超人类主义将在未来数十年中愈发重要。本文认为，超人类主义是一套极具雄心且高度可塑的思想体系，它由科学技术的愿景所塑造，这些愿景与各种政治思想传统相互交织、相互改造，并最终旨在超越这些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超人类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或多个）颠覆现存政治的世界。在跨越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年的时间尺度上，他们梦想着能设计出使冲突过时的智能形式，消除引发政治竞争的资源稀缺，乃至将人类个体扬弃为集体智能的一部分，从而转化为更高级的后人类物种。他们所描绘的未来，是一个彻底抛弃过去政治的未来，而政治生活仅将留存在早期不成熟人类的阴郁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