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冷战思维在一些国家重新活跃，“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沉渣泛起，严重威胁全球战略稳定。其中，“文明冲突论”影响深远，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刻剖析。
文明是普照之光
文明体是特殊存在
理解“文明冲突”的首要前提，是彻底厘清文明与文明体的核心差异。二者并非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而是本质属性、存在形态、核心价值完全迥异的概念。
文明是人类共通的进步性精神总和，是人类共通的精神普照之光。从本质定义来看，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的实践中，积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进步性、共享性的物质成果、精神价值与行为准则的总和，是人类脱离野蛮、走向成熟的共同标志。它具有三大核心特质：其一，普照性。文明的核心精神跨越地域、族群、时代的限制，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共识。例如，对生命尊严的敬畏、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对和平共处的渴求、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这些价值照亮了人类共同的生存与发展之路。其二，进步性。文明始终指向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对野蛮、愚昧、暴力、压迫的否定与超越。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技术革新、制度层面的民主法治、精神层面的道德伦理，文明的核心使命都是推动人类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狭隘走向包容、从冲突走向和谐。其三，共享性。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文明成果——无论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儒家“仁爱”思想，还是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理念，都可以被全人类学习、借鉴、吸收，成为推动人类整体进步的力量。
文明体是特定时空的特殊性文化共同体，是特定族群的特殊文化载体。文明体是文明在特定地域、特定族群、特定历史阶段的具象化、特殊化、实体化存在，是承载文明精神的具体文化共同体。文明体通常具有三大核心特质：其一，特殊性（差异性）。文明体的形成受制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生产方式，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如中华文明以“和而不同”“家国同构”为核心特质，西方文明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为核心标识，伊斯兰文明以“宗教伦理”“社群认同”为核心纽带。其二，实体性（边界性）。文明体具有相对清晰的地理边界、族群边界、文化边界，是可感知、可识别、可划分的实体单元。其三，历史性（发展性）。文明体不是永恒不变的固定形态，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融合、重构的动态存在。例如，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演变，融合了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西方文明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到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再到近现代工业文明，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文明与文明体是体用共生、不可割裂的关系。文明是“体”、是“魂”，文明精神是文明体的核心内核与价值灵魂，决定文明体的发展方向与精神气质；文明体是“用”、是“形”，是文明精神的具象载体与实践形态，文明的普遍性精神必须通过具体的文明体才能落地生根、传承发展。
重新审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自1993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来，“文明冲突论”要么被简单等同于“文明间必然对抗”，要么被片面批判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话术”，要么被机械套用为解释一切冲突的万能公式。实际上，其核心并非主张“文明精神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而是强调“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要载体，从意识形态阵营转向文明体阵营，冲突多发于文明体的‘断层线’”。因此，其核心观点均指向文明体，而非文明本身：其一，冲突主体的转向。冷战时期，全球冲突以意识形态阵营（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为核心；冷战结束后，文明体成为全球政治的核心认同单元。其二，冲突形态的界定。最危险的冲突并非文明体内部的冲突，而是相邻文明体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不同文明体交界地带，因领土、资源、宗教、族群认同等问题爆发的冲突（如巴尔干、中东、南亚地区），如阿以冲突、印巴矛盾。其三，冲突根源的归因。文明体之间的冲突根源，并非文明精神的差异，而是文明体的权力失衡、认同焦虑与利益博弈。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体长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非西方文明体（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随着经济崛起、国力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不再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体的话语霸权，这种文明体之间的权力结构调整，才是冲突的核心诱因。
因此，混淆文明与文明体、混淆冲突载体与冲突根源，是造成“文明冲突论”中“冲突”维度被片面放大，文明体之间的动态互动被简化为“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静态对抗的重要原因。这源于双重的认知偏见：其一，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将“文明体冲突”包装为“西方文明vs非西方文明”的文明优越论，为西方霸权干预、发动战争、推行“普世价值”制造合理化借口，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歪曲为“民主文明vs专制文明”的冲突，掩盖其掠夺资源、维护霸权的真实目的。其二，二元对立思维偏见。习惯于用“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思维看待差异，面对文明体的多样性，不是追求“和而不同、互鉴共生”，而是放大差异、制造对立，最终将文明体的多样性扭曲为冲突的导火索。
以辩证文明观重构人类文明新秩序
要避免陷入“文明冲突论”的对抗桎梏，关键在于树立“多样性共生、普遍性引领”的辩证文明观。文明体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文明精神的普遍性是文明体和谐共处的根基——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共同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完整逻辑。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必须超越“文明冲突”的旧思维，树立“文明互鉴、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的新文明观，构建人类文明新秩序。
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的认知超越。要打破“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树立“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认知理念。其一，承认文明体多样性是客观事实，尊重每个文明体的独特文化、历史、价值，反对将自身文明体的模式强加于人。其二，认识到文明精神普遍性是根本共识，坚守人类共同的价值底线，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看待异质文明体，消除误解、化解分歧，推动文明体之间平等对话、交流互鉴。
从“冲突对抗”到“互鉴共生”的实践超越。要将“文明互鉴”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推动文明体之间从冲突对抗走向互鉴共生、合作共赢。其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尊重不同文明体的语言、宗教、习俗、传统，保护文化多样性，反对文化霸权、文化歧视、文化灭绝。其二，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搭建文明体之间的对话平台，鼓励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宗教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其三，合作共赢，共担使命。在全球治理领域，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文明霸权”到“文明平等”的价值超越。树立“文明平等、文明共生”的价值理念。所有文明体，无论大小、强弱、新旧，都是人类文明的平等组成部分，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非西方文明体要增强文化自信，坚守自身文明精神内核，同时保持开放包容心态，不盲目排外、不故步自封，在交流互鉴中推动自身文明创新发展。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