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亘古至今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也是中外学者不断追问与释惑的理论课题。恩格斯在剖析文明本质、文明形态、文明演进等问题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关于文明起源的深刻洞见，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与实践指南。我国史学界依据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观点，重新提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中国标准与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起源及多样性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然而，同一时空下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却频频出现自反性问题，仿佛“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触发了人们对当下文明境况的警醒与忧虑。对此，系统梳理恩格斯对于文明问题的科学诠释，审视与省思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性质、模式上的症结，无疑能为我们关切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文明课题提供有益镜鉴。
一、恩格斯文明观的生发语境
通过对恩格斯文明观的思想溯源，可显现出两条研究路向：一是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性主义文明观，二是人类学家对文明时代进行历史分期。这二者共同构成了恩格斯阐释文明最为直接的理论前提。阿尔都塞称：“恩格斯把以前当做答案的东西作为问题提出了，从而既概括了对旧理论的批判，又概括了新理论的建立。”恩格斯的文明观根植于欧洲传统文明观的理论土壤，但并没有拘囿于以往哲学家们解释文明的传统致思，而是在批判性地吸收他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分析框架，对文明本质及文明规律作出更为精辟的概括。
（一）超越传统理性文明观，实现文明研究范式的唯物主义转向
回顾人类文明史，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之前，欧洲思想家就尝试勾勒出文明的特征与本质。启蒙运动以降，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法国思想家将“理性”作为解释和评判一切社会问题的最高标准，并把建立在理性和公正原则上的政治社会等同于文明社会，“理性”成为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正肇始于这场反对宗教神学以及现存政治制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它被用以衡量社会整体的开化与进步程度。启蒙思想家坚信，只有诉诸知识的力量和文明的传播，才能消除邪恶和蒙昧的偏见，挣脱中世纪教会权威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恩格斯指出，那些“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观点，归根结底必然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在启蒙精神的鼓舞下，自然科学摆脱“神学之婢女”的地位束缚，基督教信仰在哲学和理性面前缴械投降，人的主体性得以恢复和彰显，理性精神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恩格斯充分肯定欧洲文明在这一时期取得的历史成就：“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
经历启蒙理性的涤荡之后，欧洲学者的研究范式冲破了传统经院哲学的认知藩篱，他们把注意力从“彼岸世界”转移到世俗生活中来。理性上升为所有事件的第一因，充当起推动人类文明取得长足进步的精神内核，但这种理解范式本质上仍然是纯粹思辨领域的先验演绎。黑格尔以抽象的“绝对精神”为价值悬设，基督教信仰的虚幻残余演变为“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不外乎“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对文明的解释一旦脱离社会历史的现实根基，终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即便是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也“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理解文明。
不同于先验理性主义或宗教神秘主义的研究路径，恩格斯对文明问题的思考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对“文明”作出了初步阐释：“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源地，新兴工业体系塑造了“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带来了“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文明程度的提高又能继而带来新的工业需要，引起新的工具革新，促进新的社会关系生成。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强调，如果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人永远不会脱离这种“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的生活方式，正是科学技术的改进和交通设施的完善才使英国居民“一下子就接触到了文明”。与此同时，英国兴起的经验主义思潮清扫了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思想障碍，这种崇尚“实践力量”的思维方式促使人们把理性唯心主义丢在一边。如果说启蒙运动是“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那么英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起现代文明社会便是“科学和实践的结果”。恩格斯正是在这一思想环境下发生转变的，从对理性自由的推崇转向注重实证经验的考察，通过“另一条道路”实现文明理解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
（二）吸收人类学研究成果，廓清文明时代的历史坐标与演进轨迹
“文明时代”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是指原始氏族制度解体以后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标志着人类摆脱尚未开化的蒙昧、野蛮状态。恩格斯总结出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迈入文明开端的标志性特征，并依据所有制形式，将“文明时代”划分为三个演进阶段：“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此外，恩格斯还使用了“文明期”“文明社会”“文明民族”“文明国家”以及“文明世界”等术语指称这层含义。
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分期的认识要归功于其同时代人摩尔根及其代表作《古代社会》。美国学者摩尔根重新发现和恢复了成文史的史前基础，并提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他按照“发明和发现”的标准，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又把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具体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恩格斯据此概括了人类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时代的总体图景，详细描绘了不同阶段在社会结构、生产关系、政治文化、城市建筑、家庭形式及两性关系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在恩格斯看来，摩尔根的“重新发现”所引起的历史学革命，“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在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出版之前，人们对于原始社会的状况尚不清晰，恩格斯曾误以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误以为家庭先于氏族而存在。直到1877年《古代社会》问世以后，恩格斯才意识到裹挟于血缘关系的氏族才是人类社会的早期单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的只是“全部成文史的内容”，并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对此前“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做出了修正。这些对以往观点的补充论证和精细化表达，充分体现出恩格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恩格斯晚年廓清了文明时代的坐标与起点，补充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起源，使唯物史观建立在包括史前社会研究在内的全部历史研究之上。
综观恩格斯文明观的形成理路，他对文明的理解深受启蒙理性主义者和文化人类学家的影响，曾将文明范式等同于“欧洲的文化形式”，抑或将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看作“人类的童年”。但最终，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既指明了文明范式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始源性关联，超越了以往哲学家关于文明本质的抽象解读，也瓦解了长期在人类文明起源问题上的流俗之见，在变革传统文明理解范式的基础上阐发了崭新的文明观。
二、恩格斯文明观的理论内容
恩格斯文明观是一个内在结构“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恩格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研究起点，把文明解释为人类实践的创造性产物。他从欧洲国家的实际状况入手剖析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并将私有制条件下的危机困顿纳入整个人类文明演进历史中予以审视，在此基础上描绘了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新型文明形态。其具体展开逻辑如下。
（一）文明范畴的本质规定：实践性与社会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文明”是人的实践活动建构的对象性存在。恩格斯同马克思在最初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实践维度是恩格斯阐证文明范畴的首要、基本维度。从实践主体来看，从事实践活动、生活着的“现实的人”主导着人类文明演进的动态过程，一切文明成果都是由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人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他指出，人总是根据“自觉预期的目的”来表达自身的文明追求，这些愿望由此形成无数个相互交错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并最终融为一个“总的合力”，对人类文明的整体面貌和历史走向产生影响。恩格斯从有生命的具象的个人出发体察文明，驱散了理性思辨的观念迷雾，文明不再是抽象、虚无或恒定的理想，而是“现实的人”本质力量的确证。
从实践形式来看，物质生产实践是创造人类文明的动力源泉，生产力是推动文明形态变革与更替的决定力量。恩格斯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只有文明国家才有庞大的铁路网”，而“在德国境内，文明的景象仅仅散见于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周围地区”。英国之所以能率先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关键在于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和发展，从而实现了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的彻底变革。“劳动”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发生学层面造成了“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人类正是通过各种劳动工具逐渐适应复杂环境，从而得以从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进化至文明之境。恩格斯在自然科学领域追溯了人类文明的物种起源，也在考察工人群体的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人类文明的锁钥。“文明是实践的事情”，实践的观点内嵌于恩格斯文明观的整个谱系。
在实践前提下，恩格斯进而提出文明是“社会的素质”的论断。文明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的综合性范畴，绝不狭隘地局限于某一形式、某一领域或某一指标。恩格斯文明解释框架中的实践主体并不是离群索居的原子式个人，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在英国，市民社会中的人们普遍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由此极大地唤醒和激发了自身的主体意识，使其对人的本质力量予以更多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提出：“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但与此同时，英国人的社会活动以纯粹的私人利益为主导原则，人类被分解为一堆相互排斥的原子，最终造成“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的分裂状态。恩格斯强调文明社会中的人们要打破彼此隔绝、互相疏离的存在状态，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联结在一起，并在此意义上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导向。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就是人类基于实践活动摆脱无序的自然状态，并在创造全新的社会关系中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社会性与实践性互涵互动，共同构筑了文明范畴的本质属性。
（二）文明批判的现代样本：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内在悖论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跃迁甚至断裂的过程，这一过程催生了与之相应的文明样态及文明特质。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这三大历史事件加速了18世纪欧洲整体的现代化转型，现代文明正是在同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工场手工业、宗教神学及经院哲学的背离与决裂中得以萌芽的。恩格斯以西欧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典型样态，认为“现代文明”即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资本成功取代“上帝”和“理性”，化身主宰现代文明的“札格纳特车轮”。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创造人类文明成果中“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从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与更替来看，“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
资产阶级取得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但以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恩格斯曾深入伍珀河谷、曼彻斯特等地的工人住宅区和贫民窟，通过亲身观察和直接接触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向“文明世界”公正地报道“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揭露与抨击资产阶级“文明中的野蛮”。首先，恩格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商业领域“文明过度”以及无产阶级贫困的总根源。在资本统摄社会生产的情况下，频繁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资本家无限盲目扩张生产规模，导致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混乱。“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文明社会比但丁笔下的“地狱”更为恐怖，恩格斯将工人的悲惨境遇引喻为“息息法斯的苦刑”，意在说明工人所饱受的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资本的逐利增殖成为“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被亵渎为纯粹的金钱关系，人的尊严、情感、道德都遭到消解，最终陷入抽象、空虚和异化的生存状态。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塑了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纵容资本贪婪地榨取“活劳动”，这种恶性循环的竞争机制“每日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
其次，恩格斯深刻批判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及其意识形态的虚妄性与欺骗性。资产阶级利用自由竞争、法律条文或文化教育等行径合理化其“社会谋杀”的罪行，以便资本权力更加堂而皇之地褫夺社会财富。恩格斯讽刺地将资产阶级鼓吹的理性、平等和博爱观念看作“流俗的伪善”，认为资产阶级价值话语旨在强化对劳动群众的意志操纵和精神控制，使他们自发接受资本主义秩序的规训，从而消解无产阶级反抗与斗争的信念。恩格斯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称为“废物”和“祸害”，批判其作为统治者“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的工具性质。他认为，即便是在家庭生活里也同样存在夫妻间的阶级压迫，文明社会中的个体婚制实则为“权衡利害的婚姻”，两性关系同样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恩格斯通过对现代文明社会病症的洞察与诊疗，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和剥削本质，并在分析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制度规范中探索走出文明困局的现实可能性。
（三）文明演进的未来趋势：共产主义文明图景
“文明”内蕴着每个人自由发展以及全人类实现真正解放的价值诉求。恩格斯在敲响资本主义文明“丧钟”的同时，宣告了一种更高级的文明类型的出场，擘画了文明演进未来趋向的理想图景。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自由人联合体”“自由王国”“人类解放”“新世界”的诠释，指涉的正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他将“共产主义”视为历史主体所真正向往的文明境界。
从文明形态的历史嬗变来看，恩格斯指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阶段性与暂时性，破除了资本主义超历史的、永恒的神话——“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的困顿与危机根源于自身，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确证了其自我否定、走向灭亡的历史归宿。“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的。由此，共产主义文明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洞幻想，而是切实改造不合理状况的现实运动，与资产阶级描绘的“理想化王国”有着本质区别。恩格斯对资本文明和资产阶级的批判逻辑，内在地包含了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逻辑，由此提出了彻底变革现存文明形态的实践任务。另一方面，未来社会的新型文明形态并不是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抽象否定或绝对摒弃，也不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彼此隔绝的“彼岸世界”。任何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都是在“旧社会的胎胞”中孕育成熟的，未来社会是在占有资产阶级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生成的。恩格斯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而当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时，阶级和国家也将不复存在，“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到那时，社会生活中将不再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家庭形式中的两性也会做到彼此尊重、平等与互爱，人类将实现同自身、自然以及社会的真正和解。
三、恩格斯文明观的价值指向
恩格斯对文明问题的思考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整个建构过程，“文明”成为恩格斯探究和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线索。恩格斯基于资本逻辑透视现代社会的文明困境，洞悉了资产阶级思想家遮蔽资本盘剥本性的真实意图，从人类解放的高度关切工人的生存境遇和革命出路，实现了对线性进步主义的本质超越。时至今日，尽管恩格斯阐释文明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关于文明问题的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依然能为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及新型文明形态提供有益的思想启迪。
（一）以文明范畴为线索，捍卫与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
恩格斯的文明观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观照下建构起来的。文明更迭与历史变迁具有高度的内在同一性，文明形态的演化趋势遵循着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文明的绵延、融合与传递正是历史变动不居的客观演绎。恩格斯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既关注人类社会历史场域的整体状况，也对文明主体、文明动力、文明价值、文明标准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理论呈现。在以往关于文明本质的规定和言说中，启蒙理性主义试图在抽象形而上学的视野范围内把握文明，由此导致了对人类文明的历史主体及物质根基的疏离和遗忘。青年恩格斯也曾有过信奉唯心主义文明观的时期，他在《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一文中将文明理解为哲学、政治、法律等文化形式，认为法国能够实现异域称霸的关键在于“掌握欧洲的文化形式即文明”。此时恩格斯关于文明的理解范式还笼罩在理性唯心主义的阴影之下。置身于新世界观诞生前夜的恩格斯逐渐认识到“物质利益”才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他深入社会历史现实把握文明本原，继续追问隐藏在精神因素背后的根本动因。在他看来，“文明的一切进步”，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即“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这表明恩格斯已经明确将“文明进步”看作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结果，彻底实现了文明阐释路径的唯物主义变革。恩格斯开始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观察现代社会及其文明状况，由关注“文明”延伸至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资产阶级文明悖论得以以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形式展现。恩格斯的文明观既涵养了唯物史观的经典论域，也深耕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恩格斯对文明的阐释贯穿于唯物史观生发演化的整个过程，从文明概念、文明起源、文明形态到文明道路，“文明”成为恩格斯认知并反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的重要线索。
（二）以资本批判为逻辑，揭开线性进步史观所遮蔽的文明面纱
文明演进始终受到历史必然性的规律制约。恩格斯提到，“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从长期看，虽然人类历史前进的总趋势不可逆转，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实例俯拾即是，但文明演进的道路却要历经迂回曲折。一方面，恩格斯沿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释义，肯定了人类文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他将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比作弯曲不精确的“螺线”，以此解释文明社会中的“倒退”和“堕落”现象。恩格斯秉持历史辩证法的分析原则透视资产阶级文明限度，直言：“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他将文明问题投射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全过程中，展开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批判。
然而，资产阶级学者却将社会矛盾困在线性进步主义的思维牢笼中。他们漠视底层群众遭受的苦难，将工人身上的贫穷、酗酒、赌博、偷盗看作与生俱来的“原罪”，主张无产阶级自觉接受统治者的“文明施教”。这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合理性说辞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开脱的诡辩术。空想社会主义者、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都曾尝试探索走出文明困境的方案，却“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最终对现代社会中的不文明、反文明现象采取了冷眼旁观的看客态度。出身于工厂主家庭的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打破了横亘在自身同工人之间的阶层壁垒，看到了工人身上的文明缺陷正是对其迫于资产阶级役使的现实映像，“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恩格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衡量文明进步的价值尺度，抨击资本主义文明面纱背后的暴力征服、压迫奴役、掠夺杀戮等野蛮罪行，破除了笼罩在野蛮之上的线性进步主义幻象。
（三）以现实观照为导向，指引后发国家自主探索新型文明道路
自启蒙时代起，西方关于现代文明的议题便同资本主义制度如影随形。现代化发轫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欧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变革的引擎，而同时期的东方国家却呈现出发展缓慢、整体停滞的面貌。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恩格斯同马克思勾勒出全球文明格局中的力量对比：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界定“文明标准”及对“文明程度”进行高低优劣的等级划分，使非西方国家游弋于不平等的交往关系与世界秩序中。
尽管恩格斯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状况为叙事起点，但其涵摄论域突破了民族偏见与民族优越感的狭隘视野，坚决反对将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僵化地套用在一切民族国家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对东方社会问题作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探讨。例如，恩格斯曾充分肯定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助推作用，高度赞扬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革命运动：“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恩格斯对不同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评判，目的并非将东西方“落后与先进”的发展差距绝对化或永恒化，也不是要求非西方国家亦步亦趋追随西方国家的脚步，而是探寻世界无产阶级摆脱“落后”、谋求解放的革命出路。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高度自觉的历史主动精神规避资本主义的文明缺陷，从根本上遏制了中华文明发展陷入“他者化”囹圄的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新的文明姿态呈现新的历史可能性，成为恩格斯文明观在东方拓展、传播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层面的必然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