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雏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破器物落后、制度桎梏、封建文化的旧局，运用“拿来主义”熔铸“古今中西”文明，在破旧立新中推动“第三新文明”的崛起，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图景，开创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展望未来，需要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以“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文明型现代化国家等措施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
【关键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文明观 现代化 第二个结合
文明观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文明发展规律的观点、看法和态度。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历史征程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回溯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彰显了其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创造人类新文明的责任与担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指在20世纪初参与党的建设、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的先驱前辈，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和毛泽东等为主要代表。他们“扶大厦于将倾”，探索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构建社会主义新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探索与构建，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文明发展与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出场语境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并非在真空条件下形成，而是在为中华文明寻求出路、承担文明复兴的历史重任中诞生的新型文明成果。“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危难、现代化转型之际诞生，“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受到现代化浪潮的侵袭，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及道路抉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什么样的文明、构建什么样的文明观对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国家强势入侵的文明冲击
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冲击，不仅体现在坚船利炮的烽火之中，更在于对中华文明底层逻辑的颠覆之中。西方国家以现代化先发优势自诩“文明国家”，刻意将非西方国家排斥于文明体系之外，借此灌输一套殖民逻辑：非西方国家若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甘居资本主义附庸地位。在欧美帝国主义的强势入侵中，中华民族陷入极其深刻的文明危机，因此中华民族长期建立的“中华帝国”文明观念轰然崩塌。
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使中华民族深陷文明危机。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世界市场的开辟、资产阶级的崛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西方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的最初表现形式。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枪炮将“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中国从沉睡愚昧状态下强行被唤醒，开始被迫与世界发生紧密联系，天朝上国的美梦从此成为泡影，足可谓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自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宏阔的世界眼光看待国内局势，将目光转移到西方并引起深刻反思，希望从西方世界中寻找到拯救中国的神丹妙药。另一方面，多元思潮的碰撞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引起了思想争鸣的内忧。清末民初新思想已经在世界的大浪潮中向中国卷入，其浪潮风急浪高、汹涌澎湃。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开始泛滥，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相背离。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凋零的景象”。因此，中华文明面临着被推倒重建及全面更新的巨大挑战。面对新思潮，毛泽东提出：“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实施他？”中国共产党正是诞生于这样的文明困境之中。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西方国家的入侵冲决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堤坝，导致文化自信崩塌，使中华民族深陷文明危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构建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指导。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寻中华民族发展出路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指出：“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对建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现代化文明发展道路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唯物史观这一核心观点的传播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经济建设、文明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否定以物质生活的片面增长来换取少数人的幸福和发展，认为以剥夺人的权益获得资本增长的方式最终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自掘的坟墓，深刻批判了资本至上的逻辑。资本主义文明是在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在恶性循环的资本逻辑中运行的，因此资产阶级文明时代总会呈现出人与社会发展相异化的现象。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现实的人看作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强调资本需要服务于人民的理念。最后，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在资本积累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一个物质丰盈的社会，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将人变为服务资本的工具，造成人类片面和畸形的发展，抑制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权利都成为一种泡沫和幻影，产生了阶级矛盾激化、人类沦为资本附属品的社会现象。但马克思主义是“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伪人民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与中华传统文明相结合，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形成与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和指导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后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中华民族寻求出路的文明反思
任何以文明先进性为由进行殖民侵略的行为都是需要驳斥的。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新旧思想相互激荡，东西文明论战迭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困境。中国有识之士将“中华民族如何自处、中华文明如何发展”列为时代课题，深切体现了其对民族救亡的渴望。无须讳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承担起这一使命任务，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建立新政权，为中华民族寻求新的出路。
一方面，从中华传统文明蒙尘到社会主义文明塑造的觉醒。中西文明的相互激荡映射出中国将要向何处去的实践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抑或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前立志于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早期共产党人的核心诉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从器物、制度再到文化之变的尝试和改变最终皆以失败告终。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想冲破封建主义的藩篱和帝国主义的裹挟，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成立工人阶级政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才能为中华民族寻求一条生的出路。另一方面，从批判性文明反思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文明蒙尘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蒙尘，中华文化遭受蔑视和否定，同时中华文化的各种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从曾经的辉煌灿烂开始变得黯淡无光。中国有识之士从器物之变、制度之变及文化之变中认识到我国的器物不足、制度不足及文化不足，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倾向，体现出此时国人的自卑心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和批判自身的同时对中华文明进行自我革新，推动了新思想的启蒙和新文明的发展。然而，承认自身的不足并不等于全盘否定中华文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中华文明复兴中形成的文明观呈现出不断批判和重构中华文明的复杂演变趋势。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实践探索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人士的正确主张，打破了器物落后、制度桎梏、封建文化的旧局，对中华民族旧文明要素等一切腐朽内容进行尖锐的批判，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文明的精华，在辩证否定中引导和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构建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雏形。
（一）破旧：辩证破除器物落后、制度桎梏、封建文化之旧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卷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当中，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局势被打破，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有识之士揭竿而起，打破旧的封建壁垒，革故鼎新，明确提出“认识世界，改造中国”的目标，在破除旧的文明中创造新的文明。
第一，对落后生产工具的革新与现代工业化的探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华民族大一统体制下的农业文明，其生产力水平曾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但西方列强运用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坚船利炮使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和封建制度瞬间崩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武器、商品、文化涌入国门，东方文明大国深陷亡国危机。在切身体会到西方精良武器的威力后，诸多爱国知识分子从器物层面上感到中国的落后，认为生产工具的落后是阻碍文明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提出自强求富的目标。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表达了经济是社会的基础，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推动中华民族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只有提升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的需要才能稳住民族根基、对抗外来入侵，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钳制。因此，国内大兴现代工业之风，学习借鉴西方各国的工业化生产体系、生产技术，推进中国的现代工业进程。但成为西方列强囊中之物的中国走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自此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现代工业进程也因此延缓甚至逐渐衰竭。因此，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积累是对现代化本身的肤浅认知。
第二，破除制度枷锁，推进生产方式变革。瞿秋白指出：“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展开学习，试图以生产方式变革为突破口改变无产阶级的生活现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结束，各种思潮波涛汹涌，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国人对新文明尚未有清晰的认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政治角度对西方文明的强盛进行了深入探索，并以革命和改革为指引，试图从中寻找解救中国的良药。随着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不断发展壮大，广大工人群众将思想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希望为当前的政治局势贡献力量，这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通过一系列的救国运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仅靠器物不足以拯救中国，应以生产方式变革为突破口，打破制度枷锁，建立国家的新内核，即成立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革命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共产党引领广大人民投身伟大革命实践，为实现现代化转型扫清障碍。
第三，对封建文化守旧倾向的批判与中华现代文明的探索。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封建宗教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人们难以打破原有的认知并接受“新文化”，并将其看作“洪水猛兽”，表现出明显的冷漠和抵触态度。毛泽东认为，建党初期的中国不仅深陷兵乱和内乱的困境，更面临着全国人民思想空虚、道德失范和革命意识缺失的严峻挑战。他指出：“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他崇尚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反对封建迷信，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传播科学与民主。然而，陈独秀在为中华民族寻求出路的同时曾出现“全盘西化”的倾向，反对在“国故”里寻找答案，并指出，“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要在粪秽里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找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在这里，陈独秀认为解救中华民族并不能在“粪秽”中寻找出“香水”即救国良方，这种看法是相当极端的“全盘西化”思想。然而，真理跨过边界就是谬误，持有文化保守主义与“全盘西化”的两方出现了强烈的思想争鸣，倡导一切绝对的好与坏、是与非的观点都失之偏颇。由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固守中华传统文明，而是尝试通过中华传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文明相结合，产生“第三新文明”，引导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融合：运用“拿来主义”熔铸“古今中西”之文明
文明没有畛域，各国文明通过碰撞、博弈和融合形成了新的文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中华民族固有的认知，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在对中华文明观的继承与创新、对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吸收与内化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文明的初步构建，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内容体系，建构了早期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雏形。
第一，对中华文明观的继承与创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推动早期中国从蒙昧向文明社会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价值根基和精神标识，是支撑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沁润着中华文明的社会环境中生长，因此早期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建构不能完全颠覆和摒弃中华文明，而是需深耕于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完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统一性、和平性等特性，吸收中华文明蕴含的家国情怀、民本思想、讲信修睦、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精神内核、治国智慧，将其内化于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话语表达和革命实践之中。革故鼎新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更替，是继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方式。中华文明随着历史流变和社会变迁，不断与时俱进、融合创新，推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破旧局、开新局，书写了世界文明的史诗。
第二，对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最先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彰显出了文明发展的进步意义。资本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马克思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本主义文明是物质主义膨胀、两极分化、侵略扩张的少数资产阶级的文明，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根据。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积累和文化输出为基本表现形式，具有突出的野蛮性。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西方文明虽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塑造出文明发展的桎梏，陷入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悖论”，因此对资本文明的批判与超越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生发起点之一。陈独秀指出，“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资本的扩张将资本主义带到落后地区，在潜移默化中试图用资本主义文明代替当地文明，使资产阶级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彻底将资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价值增殖的工具。因此，资本主义文明是资本至上的文明，是具有深刻自我否定性的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必然会被代替的文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同“资本”所带来的文明现象，但并未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否定，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省思和超越，剖析其内在的逻辑悖论，分析资本主义引起的异化现象的逻辑起点，最终在对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的进程中构建自己的文明观。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吸收与内化。文明观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鲁迅提倡“拿来主义”，指出创造新的文化需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曾指出文化吸收即为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马克思主义是倡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深刻阐述了文明社会的样态和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资本的不断扩张打破了区域壁垒、民族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为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中广泛传播和拓展提供了新的渠道，有助于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并“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但是，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强迫各国创造出一个同质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是赤裸裸的野蛮侵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依靠资本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认识到要想突破封建主义的禁锢、实现认知的转型和超越，需采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取百家之所长来发展中华文明。李大钊提出要“以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倡导和平发展的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尽可能吸收和学习自己能接收到的马克思主义，形成自身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正确认识，并将其内化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文明理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型文明观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简言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具有强烈的渴望，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华文明观进行继承与创新、对资本文明观进行批判与超越、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进行吸收与内化，同时消除不符合建党早期中国社会建设、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内容，坚持独立自主，进行理论创新，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开创了早期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
（三）立新：构建“第三新文明”到“社会主义文明”之图景
文明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论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具有时空连贯性和目标导向性的双重特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自觉破除和消解不符合时代特性与历史发展方向的内容，在推进“第三文明崛起”的过程中，开创出一种全新的、更高级的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
第一，提出创造“第三新文明”的愿景。李大钊在《青春》中提出“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理想夙愿。但在一系列救国运动一次次失败的现实面前，许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全面继承中华传统文明的两条救亡之路面前，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中华传统文明遭受西方现代化浪潮的打击后亟须被注入新鲜血液，以新的姿态重回国人的视野。“第三新文明”以拯救民族危机为现实指向，把握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是理想的文明，是向上的文明。“第三新文明”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不再偏于一方，而是将两者看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起点，体现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的主动求新、积极进取的思想理念。
第二，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逻辑。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几千年从未中断，但西方列强的入侵及中华民族的内部纷争使中华民族丧失了文化自信，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拯救民族危亡，中国有识之士对如何面对中华文明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这种全盘西化的态度无疑加速将中华民族推向民族危亡之际。另一种是，“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复兴，需从中华传统文明的老根上发“新芽”才能存活，才能根深叶茂。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出现迷失的现象。在汲取胡适、梁漱溟等有识之士的思想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重任面前，必须突破全面西化与固执守旧的两极思维模式，在实现文明自存与民族自卫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巩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实现中华文明复兴和中华文明建设需要重构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吸收融合、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超越创新，由此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和更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产生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三，社会主义文明的初步构建。李大钊最早提出“第三新文明”，这是他对社会主义文明的最初设想，试图以“第三新文明”来拯救中华民族及世界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暴力手段，将“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集聚的生产资料”，不断榨取人们的剩余价值，使人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丧失自身的追求幸福的资格和权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为人民谋幸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开启了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恽代英在《论社会主义》中指出：“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并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只为个人谋福利的文明，是为社会谋福利、为世界求长治久安的文明。瞿秋白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文明”的理念，剖析了现代文明的症结，阐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现代文明的态度，为中华文明的发展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蓝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为近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提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任务，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试图通过革命运动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的雄心壮志。
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中华民族在“古今中西”之争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虽在革命实践中破旧立新，建构出独特文明观，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修养在此时还相对稚嫩，因此其文明观尚处于萌芽阶段，在中华文明探索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主要体现为双重困境：其一，存在学理与实践的断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是以再造文明为目标，但从理论到理论的再造文明是单纯的学理研究，终究不能推动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其二，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对全盘西化还是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选择，实际上都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选择方法体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局限，既未能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亦尚未合理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为新时代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提供经验教训及现实启示。
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将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的探索历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亲历了中华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性嬗变，以思想觉醒擘画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雏形，推动中国共产党文明观迈向现代化新境界。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既是文明观探索实践与历史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亦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发展实践提供镜鉴，对于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传承中华文明，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一方面，传承中华文明，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困境之中呐喊“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甚至出现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的自卑观念，体现了文化自信的丧失、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贬损和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观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吸收并不是全盘吸收，全盘西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新时代，需要在认同和传承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将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保持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反对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时代变化，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20世纪初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交流进程中处于十分屈辱弱势的被动地位，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自主性被削弱。当今时代，全球经济发展迟缓、政治动荡频发、文化争论尖锐，人类文明交融碰撞，产生全球文明冲突及文明乱象。中国共产党要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面前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在精神上保持独立自主，积极应对时代变化，自觉承担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历史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国共产党巩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建设，创造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以“第二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症结
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探索，并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全盘西化”与“文化复古”的倾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并回答如何化解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文明紧迫关系的现实问题。睽诸历史，“第二个结合”是化解“古今中西之争”矛盾症结的良方。第一，摒弃古与今、中与西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取其精华，服务于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一方面，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中华传统文明不可能是绝对的精华，其中也裹挟着历史积尘与时代局限。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文明的马克思主义亦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应用于现代化实践。历史证明，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文明是非此即彼、冰炭不可同炉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会迟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第二，采用持其两端守其中的思维方法，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古今中西”争论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道路的政治问题。毛泽东针对这一争论回应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症结，摒弃孰优孰劣的争论，坚持守正创新，通过“第二个结合”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第三，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中华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牢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与马克思主义“魂脉”，推动二者双向赋能，打开文化创新的空间，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中华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古今中西”关系的问题上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对这一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解读，这对于新时代有效解决文明冲突，建立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改造旧文化、引领新文化的先进政党，历来重视运用文化引领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凝聚力量，锚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一方面，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牢牢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第一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战火和理论的交锋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提升了自身批判和创新的能力，透过现象看问题的本质，并将其作为立党兴党强党的指导思想。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尚不完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在学习西方现代化运行模式时陷入范式危机。面对新时代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要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权，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另一方面，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增强勇担新的文化使命的本领。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科学理论，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掌握文明发展的规律，把握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加强对现代文明的探索与追求，提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撑。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权、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四）锚定新发展方位，建设文明型现代化国家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是立足中国国情，在现代化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思想结晶。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提供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推动文明观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完善。第一，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是立足中国国情的文明观。李大钊指出：“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按照“地盘内的情形”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对于文明观仅仅处于一种理论层面的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锚定历史发展新方位，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文明发展的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造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第二，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双向互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立志“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虽尚未完善，但他们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中国近代和中国革命阶段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文明实践、文明创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构建和现代化转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亦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文明指引和方法论指导。第三，采取平等与和平的原则实现文明的和合共生。任何文明都有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不能用强制的手段去改造、同化甚至取而代之，因为“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和殖民掠夺的方式来发展中国，而是坚持平等与和平的原则进行对外交流互鉴，以共赢的方式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是中国共产党内在的精神品质和价值理念的集中展现，与西方殖民、战争、掠夺的文明观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秉持平等与和平的原则，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为全球文明进步提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现代化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结语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学习现代文明的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境界，破解了近代中华文明蒙尘的时代困境，为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以学徒身份自居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曾一味地依赖和模仿资本主义文明，但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并没有成功，只因他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探索与构建，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从保守主义、拿来主义再到破旧立新的观念转变，体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观探索的过程，依据其分析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对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发展和完善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借鉴和警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仍存在“古今中西之争”、文明交流互鉴、人类文明发展等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需继续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升对重大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的引领力和领导力。
颜晓峰，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刘春洁，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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