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根本要求。马克思的文明观以唯物史观为核心，揭示了文明发展的根本基础是物质生产，把文明视为物质、精神、社会等多维度的整体性概念；提出“精神生产”“精神产品”是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思想上层建筑，具有实践性、历史继承性、阶级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强调文明的进步最终应体现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马克思对文明演进规律的揭示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认为文明进程是从低级向高级螺旋式上升的，地域文明发展具有多样性和世界性趋向，精神文明要适合物质文明发展状况。这些思想为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文明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涵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维度。如何推动各类文明协调发展，特别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和重要目标，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实需求。马克思的文明观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强调物质生产是文明发展的基础，同时重视精神文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文明观，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史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的文明观揭示了文明的本质、维度和价值属性

马克思对文明本质的探讨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唯物史观作了更直接的概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可以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文明观的理论基石，为马克思揭示文明的本质属性提供了内在的理论支撑，并将对文明的研究从思辨的云端拉回到现实的社会实践之中。

物质生产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强调，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物质生产对于人类文明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改造，创造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时，文明才有了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这一论断清晰地表明了物质生产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基础地位。

马克思对文明的理解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涵盖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和生态等多维度的整体性概念。在物质文明层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出各种物质成果及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这些物质成果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它能够对文明的进步及至文明历史形态的更替产生颠覆性影响”。对此，马克思常用“物质财富”“生产力”“文明”等概念来指代物质文明。例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直接指明，“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表明，“文明的一切进步”，即是“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 此外，马克思还作出了物质文明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基本动力，是消灭阶级、促进人的解放的根本条件，人类文明是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等论断。例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作为物质文明核心的生产力要素之一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后来，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他强调：“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

在精神文明层面，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精神文明”一词，但他提出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概念。例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明：“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指出：“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展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 在《资本论》第3卷中，他强调“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 等等。“精神生产”“精神活动”“精神产品”“精神条件”等概念，所指向的基本上是现代的“精神文明”，即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思想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它们总体上受到社会物质生产的制约，同时具有实践性、历史继承性、阶级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这揭示了精神文明的实践性和历史继承性。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鲜明指出，与物质文明不同，精神文明在阶级社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 这是指精神文明的阶级性。开放性则表现在精神文明“最隐蔽的精髓”——哲学中，它“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

此外，在社会文明层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中系统考察了社会主体及阶级、国家等社会组织的演进规律；在生态文明层面，尽管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尚未凸显，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中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论述已经包含了深刻的生态智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文明观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指向。在马克思看来，文明的进步最终应当体现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而不是单纯的技术进步或物质积累。他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一著名论断，实际上确立了评判文明进步的最高价值标准。这在《资本论》第3卷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区分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指出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这意味着只有当人类从物质生产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发展自己的多方面才能时，才真正进入文明的高级阶段。因此，马克思的文明观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又保持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鲜明的价值导向，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二、马克思的文明观揭示了文明演进规律的辩证逻辑

马克思对文明演进规律的揭示主要建立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深刻分析之上，这一原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经典表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它构成了马克思分析文明演进规律的基本理路，为我们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提供了钥匙。

文明进程的一般规律体现为从低级向高级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形态的更替根本上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革命的作用下，生产关系也要发生变革。他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详细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以上两段引述也揭示了人类文明依次演进的四种形态：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这种前进式的、上升式的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轨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没有把人类文明的演进理解为直线式的简单过程，而是充分认识到其中包含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例如，个别地域或民族文明的历史发展可能会出现暂时倒退的现象。他在分析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时指出：“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这表明文明发展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马克思指出，地域或民族文明发展的第一个特殊规律是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商业文明的地域发展差异做过考察：“在古罗马，还在共和制的后期，商人资本已发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工业的发展却没有什么进步；在科林斯，在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城市，商业的发展却伴随有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 这说明商业文明在不同地区受到地理和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导致发展程度或快或慢。及至晚年，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学著作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等著作的摘录和评注，极大地丰富了对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的认识。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关注不同民族在社会组织、家庭形式、财产关系等方面的特殊性，反对将西欧文明的发展模式机械地套用于其他地区。他指出，印度村社、斯拉夫公社等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独特的结构和演化逻辑，文明程度有差异但无优劣之分，不能简单地用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来理解。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意识到，一些文明形态相对落后的国家，例如俄国，有可能根据自身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机遇在社会形态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地域或民族文明发展的第二个特殊规律是文明发展体现了世界性趋向。马克思一般用“文明时代”“文明”指称现代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证地看待“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将人类“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称作“文明的果实”，从而呈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维度。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阐明了地域或民族文明向世界文明发展的可能性。首先，先进的地域文明和民族文明的独特发展路径往往是世界化的前奏。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结构，还通过殖民扩张和贸易渗透迫使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被动融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显示了“后者未来的景象”。 这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其次，物质文明的世界化必然导致精神产品的公共化。“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通过廉价商品和先进技术摧毁了地域文明的封闭性，使原本局限于特定民族的文化成果（如哲学、科学、艺术等）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文明发展的世界化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融合，更表现为文化精神层面的相互渗透。最后，文明发展的世界化趋势并不意味着落后地域或民族文明的完全消失，而是通过更高层次的融合实现新的发展。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虽然充满暴力，但客观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推动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落后地域或民族文明在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中既保留了部分独特性，又完成了适应性调整，最终推动全球文明的进步。

文明演进的具体规律是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等适合物质文明发展状况。马克思把“整个世界的生产” 划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感性活动，是具有超越性、最主观、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的活动；“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但它必须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属于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不断积累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能力方面的发展，并依托于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最终指向“自由自觉活动”的人类实践目标。在“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 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精神生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指出人们可以在现实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相对自由的精神创造，从而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强调：“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除艺术之外，哲学在欧洲历史上的发展也能说明这一问题，例如，恩格斯说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精神生产或者说精神文明的这种相对独立的、超前的特质对物质文明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又如，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再以哲学为例，18世纪法国、德国的哲学和文学的普遍繁荣，都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正处于上升状态，需要有进步的思想体系、精神价值给予指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精神生产或精神文明最终还是要受到物质关系的制约。

今天，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仍然要从马克思的文明观中汲取理论启示和思想资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探索“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新路径，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马克思的文明观对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启示

马克思的文明观内涵丰富、意蕴深厚，不仅为理解文明的本质、维度及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视角，而且为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启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关键要素，作为社会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相互依存。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要推进“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使其同向而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进一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首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夯实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坚持发挥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领域的蓬勃发展，积累雄厚的物质财富，为精神文明建设筑牢坚实的物质根基，为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和保障。

深刻认识到精神文明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反作用，在促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马克思重视人的精神发展，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包括人的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包括精神世界的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必须实现精神文明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指引和价值支撑，从而在守正创新中迈向精神文明发展的新高度。

坚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除了物质需求，人还有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而且这一需求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只有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人，才能成为“自由的存在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其次，坚持探索社会主义文明协调发展新路，摒弃西方“物质丰富而精神堕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马克思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研究文明多样性的过程中，批判了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之上的单向度的文明观，确立了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同时促进人、自然、社会全面进步的文明观。因此，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同时坚决抵制以“资本逻辑”为中心和发展动力的模式，有效控制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消极影响，引导资本健康有序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精神文明造成侵蚀。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防止在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异化现象。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而遵循资本自行增殖的社会，必然出现马克思所说的“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现象，最终导致人的异化。因此，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我们始终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 要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把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融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之成为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支柱和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

最后，把握科学的文明演进规律，构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长效机制。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持续不断地完善和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西方现代化模式给人类文明带来现代性危机，造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对立，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科学方法，抵御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缺陷，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动力。

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积极在交流互鉴中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凸显中华文明的特色和优势，也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要敏锐顺应文明发展的世界性趋势，积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两个文明”的更高层次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理念，充分彰显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现代化观。推动各国在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映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