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艺术传播研究》2026年第5期

内容摘要：本文以短视频平台中的主流价值叙事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阐释与多案例质性分析方法，结合平台社会、景观理论和媒介叙事研究，考察流量逻辑对其结构的重塑。本文认为，流量会由传播结果转化为可见性配置机制，并通过算法推荐、指标替代、商业激励和互动反馈进入叙事生产过程，使主流价值叙事在事实关联、情感表达、审美形式和公共意义上发生结构性偏移，具体表现为叙事碎片化、情感极化、表达景观化和公共议题娱乐化。对此，应从评价与分发、视听叙事和多主体反馈层面修复主流价值叙事的生成机制。

关键词：短视频  流量逻辑  价值叙事  结构性偏移  艺术传播

一、问题的提出：流量逻辑与价值表达

短视频正在成为社会成员感知现实、获取信息和理解公共价值的重要媒介。相较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短视频以移动终端为主要入口，将视听表达、社交互动和算法分发整合在同一平台之中。主流价值由此也获得了一种更加日常化、具象化和富有参与性的传播方式：比起过去，宏观理念更容易通过普通人的生活故事获得感性呈现，历史文化也更容易借助视听语言转化为可分享的情境，公共议题亦可以在互动传播中形成更广泛的社会讨论。

但是，传播范围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价值理解的深化。短视频平台以用户停留和互动数据来组织内容的可见性，内容生产者则根据平台的反馈来调整选题、标题、节奏与情感强度。在这一过程中，“能否被看见”逐渐成为内容生产的前置条件，“能否持续吸引注意”则成为衡量内容价值的重要尺度。原本服务于传播评估的流量指标，因此而进入叙事生产内部，参与决定何种主题值得讲述、哪些情节应被突出、何种情绪更有传播优势，以及价值判断应以何种方式呈现。

王雪璞在分析“流量明星”时指出，“流量统计”会“取代原来对作品的批判系统”。[1]这一判断揭示了流量从传播结果向评价标准的迁移。进一步说，在短视频内容生态中，流量不仅改变作品评价，还前置性地改写作品生产——平台并非中性地搬运既成内容，而是通过排序、推荐、“热榜”与收益规则参与意义分配。塔尔顿·吉莱斯皮对平台内容治理的研究表明，平台通过看似技术性的选择，持续界定什么能够出现、出现者如何被看见以及何种表达会得到优先传播。[2]范戴克等人指出，平台社会的运行建立在技术结构、商业策略与用户实践的相互作用之上，核心平台同时塑造着平台生态的技术基础设施、经济模式和价值取向。[3]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短视频对主流价值的传播：其一，分析主流价值如何通过视听化、生活化和年轻化表达实现传播创新，关注价值内容的“破圈”及其认同的形成；其二，批判流量竞争造成的低俗化、情绪化、虚假化和审美异化，揭示算法推荐与商业逻辑对内容生态的影响；其三，从平台责任、算法治理、媒介素养和制度协同等角度提出治理方案。何昶成从真实性、道德性和艺术性三个方面讨论了短视频创作的伦理美学问题，并关注个人表达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4]刘荃则从技术、受众和资本等外在机制及生产逻辑出发，讨论了网络视听文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5]这些研究为围绕相关话题的思考奠定了重要基础，但目前至少仍有一个话题需要展开：流量逻辑并非只在传播链的末端筛选已经完成的内容，而是会前置性地介入叙事，在主流价值“被表达成什么”的层面发挥影响。

施旭升指出，媒介叙事不仅是借助媒介讲故事，更涉及叙事主体的价值立场和话语逻辑。[6]据此，本文关注的既不是主流价值在短视频中“有没有传播”，也不只是个别短视频内容是否存在导向错误，而是主流价值在平台化的短视频传播中如何被重新组织。笔者将短视频的内容生态理解为一个由算法推荐、平台规则、商业激励、创作者实践和用户互动共同构成的社会技术系统，并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何谓短视频主流价值叙事的结构性偏移；第二，前述的偏移主要表现在哪些叙事和审美层面上；第三，流量逻辑是通过何种机制推动前述的偏移发生，并使其持续化的。

（一）流量不是结果，而是可见性配置机制

在日常理解中，流量通常被视为播放量、点赞量、评论量和转发量等传播效果指标。若仅从结果层面理解流量，它似乎就只是对用户作出的选择的客观记录，不必对内容本身负责。然而，平台中的流量既是结果，也是下一轮分发的依据——内容获得的初始反馈会影响其后续推荐，推荐范围又会改变互动的规模，后续互动数据会再次进入分发决策。由此形成的循环，使流量获得了组织内容可见性的能力。

流量逻辑由三个彼此关联的环节构成：第一是指标化，即把复杂的文化接受活动转化为点击、停留、完播和互动等可计算数据；第二是排序化，即根据指标对内容进行比较和分层，决定其进入何种流量池以及获得多大范围的曝光；第三是反馈化，即创作者根据数据表现反向调整内容，使下一次生产更贴近平台偏好。流量由此成为连接技术规则、商业收益与创作决策的中介。

相关的技术研究也从侧面说明了观看时长在短视频推荐决策中的基础地位。有国内学者在国际多媒体会议（ACM）上发文指出，短视频推荐高度依赖观看时长反馈，而将观看时长直接作为标签会引入偏差。[7]快手发布的KuaiRand数据集则将点击、点赞、观看时长等十二类用户反馈纳入推荐研究，表明现实平台的可见性判断建立在多种行为信号的持续采集之上。[8]这些技术研究的目标是提高推荐准确度，但从文化生产角度看，行为信号一旦成为内容排序依据，就会开始反向塑造叙事形式。

这种机制改变了传统艺术传播中相对线性的“作品—传播—接受”关系。短视频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其数据反馈也不断介入创作过程。创作者不仅在面向具体受众进行表达，也在面向一个难以完全知晓却可以通过数据揣测的推荐系统进行表达。平台规则由此成为一种“隐形编导”，使流量偏好转化为内容的形式惯例。

（二）主流价值叙事是意义的组织方式

主流价值不能被简化为若干固定词语或抽象命题。价值只有进入人物、事件、情境和情感关系，才可能被公众感知和理解；所谓主流价值叙事，是指传播主体通过选择事件、组织因果、塑造人物、配置情感和作出评价，将正确导向、公共理性、文化认同与健康审美转化得更易理解的经验意义生产过程。

主流价值叙事至少包含四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其一是事实层，要求叙事尊重事实关联和基本语境；其二是因果层，即通过对事件的组织来说明行为、制度与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其三是情感层，使价值判断进入可感知的生活经验；其四是公共意义层，将个体的际遇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连接起来。这四个层面共同决定了价值表达能否由抽象理念转化为易理解、可感受、好讨论的传播经验。

艺术传播的特殊性，正在于它不只传递明确的观点，还通过形式、节奏、情感和审美经验塑造受众对价值的感知。例如，宋蓓将艺术传播视为构筑主流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强调不同艺术形式、审美元素和情感机制对文化认同的作用。[9]因此，判断传递主流价值的短视频是否足够有效，不能只看其题材是否正向或其结尾是否出现价值口号，还要考察它如何让价值进入叙事结构，以及它的价值是否获得事实、情感和审美形式的共同支撑。王廷信指出，新媒介以“超越以往的独特视听经验与时空逻辑”为新艺术样式的产生提供了条件。[10]这意味着短视频中的价值叙事首先是一种由媒介结构塑造的、对体验的组织方式。

（三）结构性偏移不同于一般内容失范

“偏移”并不等于主流价值被完全否定或被错误价值直接取代。当前许多短视频仍然使用正向主题、典型人物和主流话语，但其意义结构已经在流量适配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例如，弘扬劳动精神的内容可能只突出主人公的极端辛苦，以苦难强度换取情绪反馈；对公共事件的价值讨论可能被简化为立场对抗；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可能只保留视觉奇观，而遮蔽其历史语境与精神内涵。

据此，本文将主流价值叙事的结构性偏移界定为：主流价值叙事在可见性分配、互动反馈和商业激励等机制作用下，为适应流量竞争而在事实关联、叙事单位、情感组织、审美形式和公共意义上发生的方向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偏移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是结构性，即它不是某个创作者偶然的表达失误，而是相似内容在平台竞争中反复出现的稳定倾向；第二是隐蔽性，即内容表面上仍可能拥有正向主题，问题主要发生在主题被组织和被感知的方式上；第三是累积性，即某种表达获得数据上的优势后会被其他创作者模仿，并在反复被推荐过程中形成类型化模板，最终改变受众对主流价值内容的期待。为避免这里说的“结构性偏移”停留于抽象判断，本文不会将其处理为量化的可测对象，而是会确立由事实关联、叙事单位、情感组织、审美形式和公共意义五个维度组成的分析框架，并以对多案例的质性分析来考察这些维度如何在流量机制作用下发生变化。

中央网信办将“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列为近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重要任务之一，重点针对制造“信息陷阱”、无底线“吸粉引流”以及虚构摆拍不作标注等问题。[11]这一治理表述说明，这个问题当前已经不只是若干违规内容的集合问题，而是内容生产、平台分发和营利机制相互连接后产生的生态性问题。

二、从意义叙事到可见性叙事：结构性偏移的主要形态

（一）叙事碎片化：从因果整体到情节切片

短视频的时长限制并不必然导致其内容浅薄。高度凝练的艺术表达，完全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形成完整意义。真正造成叙事碎片化的，是内容被按照注意力峰值拆分，只保留最容易激发观看和互动的情节节点的做法。

叙事碎片化的表现，首先是事件语境的收缩——复杂公共议题往往牵涉多重主体、历史条件和利益关系，但短视频常截取一个冲突动作、一句争议言论或一个异常结果，将其包装为能够迅速辨认的戏剧性事件。其次是人物形象的标签化——人物身份被压缩为“英雄”“受害者”“逆袭者”“反派”等标签中的一种，其行为的复杂动机让位给便于“站队”的角色功能。再其次是价值判断的结论先行——标题、封面和开头数秒已给出情绪立场，后续材料只是对既定结论的证明。

2024年“秦朗寒假作业丢巴黎”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涉事创作者自编脚本、购买寒假作业并拍摄“海外偶遇”情节，借助“巴黎”“小学生”“寒假作业”“全网寻人”等高识别度元素制造悬念。警方调查后确认事件系策划编造，遂依法作出行政处罚。[12]该视频之所以能够大面积扩散，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将一个缺乏事实基础的日常“段子”包装成了具有新闻外观的连续事件：第一次发布留下了关于失主身份的悬念，后续更新又以“联系到家长”完成情节闭合，自媒体和官方媒体跟进则继续生产了“舅舅”“学校”“寻人”等支线。

在这一过程中，事实被拆分成适合“追更”的叙事节点，“是否真实”让位于“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公共信息的基本核验程序被连续反转的情节消费所取代。《人民日报》评论此事时也强调，流量变现应依靠“优质靠谱的创作”——这一表述触及了问题的关键：短视频的情节性原本可以增强其传播效果，但当情节的组织脱离了事实约束，叙事能力就会转化为制造信息陷阱的能力。从网络视听艺术的叙事伦理看，其问题不只在于信息失真，还在于创作者借助剪辑的节奏、悬念的设置、更新的系列性和连续性去制造“真实感”，使虚构的表演获得公共信息的外观。

主流价值叙事原本需要通过事实关系和行动过程去展现价值如何形成，而上述的碎片化趋势会切断价值判断与社会情境之间的联系。受众可能记住了某个震撼画面或鲜明标签，却难以理解其中蕴含的制度逻辑、伦理选择和公共意义。价值表达由此从意义的生成过程变为可供即时消费的观点切片，艺术传播所依赖的因果完整性和经验厚度也随之被削减。

这一倾向在2026年春节期间仍在延续。据中央网信办通报，抖音账号“金锦澈”等恶意炒蹭社会热点，编造绿皮火车严重超员、高速隧道发生爆炸等不实信息。[13]此类短视频把公共安全议题压缩为“异常画面—震惊标题—即时转发”的情节切片，既省略信息来源与事实链条，也借助春节出行焦虑提高传播强度，表明叙事碎片化已与对热点的庸俗利用和虚假信息的生产相结合。

（二）情感极化：从情理相融到情绪为先

情感是艺术传播的重要基础，缺乏情感温度的价值表达容易变成抽象说教。但是，情感并不等同于情绪强度。健康的价值叙事会通过人物的处境、行动选择和关系变化形成情感，使感性经验与理性理解相互支持；流量竞争则倾向于把情感转化为可以快速测量和扩散的情绪反应。具体来看，首先，冲突性情绪比平缓的情感更容易换来即时互动。愤怒、委屈、焦虑和感动等高唤醒情绪能够促使用户评论、转发或继续观看，创作者因而有动机去压缩情感铺垫，直接制造情绪高潮。其次，算法通过对相似内容的连续推荐强化情绪惯性。用户一旦对某类情绪内容作出反应，便可能持续接收到与之相近的叙事，原本针对具体事件的情绪也由此扩展为对某个群体或某类社会问题的固定判断。再其次，情绪表达还会改变价值讨论的语言。论证会被立场宣示取代，事实分歧会被道德归类取代，公共讨论因此逐渐转化为情绪阵营之间的对抗。

已有实证研究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依据。比如，沃索基等人发现，虚假新闻比真实新闻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也表现出更强的新奇性，其受众反馈更常呈现惊讶和厌恶等情绪；[14]布雷迪等人发现，“道德—情绪性”的语言能够显著提高信息在社会网络中扩散的概率；[15]布雷迪、麦克洛克林等人关于网络道德愤怒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点赞和转发等正向社会反馈会增加用户此后继续表达道德愤怒的可能性，由此形成社会学习意义上的反馈循环。[16]

2025年“苹果人/安卓人”标签的传播，进一步呈现了情绪极化的流量机制。相关账号把手机品牌转化为衡量学历、消费能力、生活方式乃至人格素质的身份标签，以二元对立将复杂的社会分层问题改写成了可争辩、可模仿的网络话术。中央网信办随后通报：网络账号“户晨风”长期编造相关言论煽动群体对立，多个平台关闭其账号。[17]该案例说明，标签并不只是简化表达的修辞工具——当它与短视频口播、直播论辩、评论区“站队”和商业变现相连接后，社会差异就会被重组为能够持续触发愤怒、优越感与焦虑的情绪装置，网络视听叙事也由此从对价值的说明滑向了身份对抗的表演。

这种情绪机制在主流价值内容中常呈现为“感动模板”和“愤怒模板”：前者通过苦难身世、极端付出、突然反转和煽情音乐塑造正向人物形象，使价值认同被压缩为一次情绪释放；后者则通过截取冲突、设置反派和引导站队来表达公共立场。二者表面上方向不同，却共享一种流量结构：价值必须首先转化为高强度情绪，才能获得进入“公共注意力场域”的机会。

情绪优先并不一定意味着内容缺乏价值立场——相反，它常以更强烈的道德姿态出现，而问题在于主流价值由能够引导理解和行动的公共原则收缩成了一次性的情绪确认：受众完成点赞或转发，便仿佛完成了价值实践；情感共鸣与现实行动、制度认知之间的联系则被削弱。艺术传播中的情感不应只是情绪强度，而应成为连接感性经验、理性判断与公共行动的中介。

（三）表达景观化：从生活经验到可消费奇观

短视频以影像为基本表达方式，其视觉吸引力具有合理性。然而，当流量指标成为主要评价尺度时，视觉形式就可能从意义载体转变为意义本身。平台机制不仅筛选叙事主题，也会赋予特定视觉元素以传播权力：强反差身体、极端场景、华丽服饰、快速转场和高饱和度画面更容易成为被推荐、被模仿和被商业化的对象。本文将这一过程称为“视觉赋能”，即平台通过可见性分配，强化某些视觉形式的传播优势，使主流价值内容借助高强度画面、煽情音乐和符号堆叠制造出“可见的价值感”。

居伊·德波所说的“景观”并不只是壮观画面，而是社会关系经由表象和商品逻辑被重新组织的状态。凯尔纳提出的“媒体奇观”则强调媒体文化如何把价值冲突、身份认同和社会事件戏剧化。在短视频中，景观化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是日常生活的奇观化，即普通劳动、乡村建设和文化传承被选择性呈现为极端艰苦、巨大反差或罕见技艺；其二是传统文化的视觉化消费，即精美服饰、建筑、书画和非遗技艺获得充分展示，历史语境与知识脉络却被压缩；其三是正向人物的符号化，即人物的经历被剪辑进“苦难—坚持—成功”的固定模板。由此，审美形式不再只是价值表达的媒介，而是可能成为平台流量逻辑所优先塑造的感知框架。

到2026年，景观化还出现了AI批量生产的新趋势。中央网信办公开的典型案例显示：快手账号“胖公公Ai”、抖音账号“情侣塌床日记”等利用AI批量生成“胖妞掉水里”“大公公掉坑”等逻辑混乱、高度雷同的内容；另有账号“魔改”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制造血腥、恐怖和诡异画面。[18]与传统的摆拍相比，这类“数字泔水”不再依赖稳定人物和真实场景，而是把身体反差、意外跌落、经典符号和感官刺激拆解为可以无限组合的视觉单元。这样，景观由人工策划的单个作品转向了自动化、规模化的内容流水线，意义生产则进一步让位于低成本的注意力复制。

“东北雨姐”账号的兴起能够说明乡村生活如何被角色化和景观化。其短视频以大体量劳动、丰盛饮食、粗犷环境和夫妻反差为稳定元素，形成高度可识别的东北乡村叙事。相关报道曾将其概括为“硬核日常”，并指出该账号的脚本、剪辑和人物分工是经过明确策划的。[19]当然，这不意味着策划本身必然虚假，毕竟艺术化组织是短视频表达的正常方式，但问题在于：当“原生态”成为核心“人设”和商品信用来源时，情境表演与生活记录之间的边界便有了公共意义。2024年9月，该账号发布的稻田抓蟹视频被质疑摆拍，创作者随后承认螃蟹系提前放入稻田，并删除了视频。[20]同年，账号又因其直播推广的所谓红薯粉条的产品成分与宣传不符而受到行政处罚。将这两个事件连接起来看，其偏移发生在三个层面：乡村劳动被转化为可重复的视听场景；场景积累形成“真实、能干、豪爽”的人格信用；人格信用再被转移到商品推介之中。此时，观众消费的不仅是农产品，也是经短视频生产出来的“乡土真实性”。

景观化并非天然与价值表达冲突——适当的视觉转化能够降低理解门槛，使抽象理念进入具体经验。真正的问题是：视觉强度、人物设定和商业承诺合并之后，生活经验可能被压缩为持续变现的外观。由此，主流价值内容面临一种隐蔽的风险：勤劳、自强、家庭互助与乡土认同等正向价值仍然存在，却可能被固化为服务于流量和商品转化的角色标签。此时，形式不再承担意义生成的功能，而是以被平台赋能的视觉奇观替代了价值经验本身，受众的审美感知也容易从理解对象转向消费外观。

（四）公共议题娱乐化：从共同讨论到戏剧消费

短视频使公共议题获得更广泛的参与，也使严肃问题进入日常交流。但在流量逻辑作用下，公共议题容易被改写为具有角色冲突、悬念反转和连续“追更”特征的情节剧。

公共议题进入短视频形式后，常被改写为几种更容易观看和评论的叙事形态：复杂问题被归到某个当事人的性格、言论或私生活上，行业规则和社会结构则退到背景处；不同立场被安排成输赢、“打脸”、反转，讨论则像一场即时竞赛；事件又被拆成多条，连续更新，创作者则借悬念、回应和评论互动持续占用注意力。这样一来，公共议题不再主要作为大众共同商议的问题出现，而是成了可反复生产流量的情节材料。

2024年5月，歌手郭有才在菏泽南站直播演唱后走红，这个原本功能单一的火车站广场也迅速变成主播聚集、游客“打卡”和地方文旅传播的现场。相关报道指出：当地短时间内增设了公交、加强了秩序维护并提供了文旅服务，以承接突然从线上涌至线下的关注；而集中涌入的大量主播在给现场秩序维护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呈现出直播内容趋同的现象。[21]这一案例的关键意义不在于简单判定内容低俗或失范，而在于观察流量是如何把个人表演、城市空间、地方形象和平台模仿临时拼接成一个可围观、可复制的综合景观的。

郭有才的演唱最初依靠个人经历、怀旧曲目和废旧车站空间来唤起情感记忆，但当“菏泽南站”被塑造成可复制的流量符号后，传播焦点便从歌曲与个人故事转向了现场流量的分配。该车站广场一度被改造成直播的背景，地方文化传播也被简化为人群规模、榜单热度和主播数量。这里发生的偏移不是价值方向突然反转，而是公共文化事件的意义重心从共同体验滑向注意力竞争。

前文提过的“秦朗丢作业”事件则向我们警示了公共信息被娱乐化处理的风险：本应接受核验的信息，被当作轻松“段子”反复消费；当众多媒体继续跟进时，一个虚构情节又获得了公共事件的外观。在娱乐、新闻、虚构和营销等概念被流量挤到一起之后，受众很难判断自己面对的是艺术化表演、商业策划，还是会产生现实后果的公共信息。

娱乐化不只是让语言变得轻松，也会让公共议题的价值重心发生变化：受众关注的不再是问题如何解决，而是下一次反转何时出现；或者说关注的不再是不同主体如何实现公共协商，而是谁在舆论竞争中获胜。这样，公共价值由需要共同承担的社会原则，转化成了可以围观、评判和消费的戏剧，艺术传播的公共性也由此被削弱。

概言之，片段化、情绪化、景观化和娱乐化并非彼此孤立的表达问题，而是流量逻辑在不同层面重组价值叙事的结果：片段化削弱事实与因果，情绪化压缩理性判断，景观化改变审美感知，娱乐化消解公共讨论。四者共同作用，使主流价值表达从面向理解、认同和行动的意义生产，转变为面向点击、停留和转发的可见性生产。这正是结构性偏移的集中表现。

三、流量转译价值叙事的生成机制及其边界

（一）可见性配置：传播机会向强刺激内容倾斜

平台不直接创作内容，却通过可见性分配，深刻参与内容生产。从技术社会学角度看，流量机制并非仅把既存的有价值内容简单转移到平台空间，而是在算法排序、商业收益和用户互动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一种机制性转译——宏大、复杂、需要阐释的公共价值，被转化为可计算、可排序、可交易并能快速消费的可见性指标。点击率、完播率、停留时长和互动率等指标具有操作上的便利性，但这些指标记录的主要是用户有没有特定行为，较难用来判断用户是否形成了准确理解、价值认同和持续行动。

推荐机制越重视即时行为，越会放大强刺激、强冲突和快反馈内容的优势。主流价值内容若想获得更多的曝光，只能主动调整为平台更容易识别的样式：开头迅速抛出悬念，标题给出鲜明态度，结尾引导评论或站队。久而久之，可见性标准被内化为创作标准，意义是否展开充分反而让位于视频能否在短时间内抓住用户。

这种作用不是算法单向施压的结果。创作者会根据数据起伏和经验判断去揣测平台偏好，即便不了解具体规则，也会按“更可能被推荐”的方式组织镜头、标题和节奏。所谓转译，正是在这种反复试探中完成的：价值主题被拆解成悬念、标签、冲突、配乐和镜头节奏等既可被系统记录，也容易引发即时反应的表达单元。

（二）指标替代：传播数据重构内容评价尺度

艺术与文化内容的价值，原本需要在事实质量、思想含量、审美创造、社会效果和受众反馈之间综合判断。而流量指标把这些难以合并的维度压缩成了播放量、完播率、点赞量等数值，复杂评价由此变成了一组便于排序和比较的结果。

这种指标替代会在几个层面发生：在生产端，数据表现好的题材和形式更容易获得资源，表现平平的内容则可能被误判为“不受欢迎”；在评价端，“粉丝”量和互动量常被拿来证明创作者影响力、作品质量乃至价值传播的效果；就连创作者自身也可能逐渐接受这种“数字尺度”，减少那些需要慢慢理解的、情绪层次较复杂或不易产生即时反馈的表达。

王雪璞将流量明星视为媒介互文、流量资本与数据主义共同作用下的文化产品，指出数据已在参与人格和作品价值的建构。[22]这一逻辑同样存在于短视频对主流价值的传播中。当“被大量看见”被等同于“值得被看见”，流量就从传播指标上升为价值尺度了。虽然主流价值的表达方向未必因此发生显性逆转，但其内部的事实、理性和审美要求无疑会被数据效果重新排序。

（三）商业激励：内容生产向可复制模板集中

短视频内容生态已经形成包含平台、多频道网络（MCN）机构、品牌、创作者和用户在内的生产链条。流量可以转化为广告、带货、打赏和商业合作，内容表现也因此与经济收益直接关联。

商业化并不必然损害价值表达，毕竟稳定的收益能够支持优质内容的持续生产。问题在于收益主要取决于短期流量，这让生产机构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经得到数据验证的叙事模板——某类内容一旦成功，与之类似的选题、标题、音乐、镜头和情感节奏便会迅速扩散。中央网信办在专项行动中明确提出，要整治通过摆拍制作的“扮穷”“卖惨”内容“博眼球”，以及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问题。[23]二者之所以在此被并列，正是因为“情感叙事—人格信用—商业转化”这一链条已经形成。

模板化的好处是节省成本，代价却是经验的差异被抹平：劳动者故事常被写成前文提到过的“苦难—坚持—成功”，传统文化内容常被剪成“惊艳亮相—身份揭晓—文化赞叹”，公共人物也容易落入“争议—反转—再评价”的套路——当不同的对象被装进相似的叙事后，主流价值也不再开放地生成意义，而是被加工成可批量复制的内容产品。

（四）互动反馈：受众参与推动偏移持续化

用户并不是流量机制之外的旁观者。用户的点赞、评论、转发、关注和停留，都会进入排序系统，且给创作者提供下一轮选题和剪辑的参照。互动当然能够扩大价值传播的参与面，但也可能把最容易说出口、最容易引起回应的态度误判为最有代表性的意见。丁亚平注意到，在短视频、自媒体等大行其道的数字环境中，“大众已广泛介入影像内容的生产与分发”[24]。由此看来，用户的反馈不仅记录了接受上的偏好，也会改变后续的创作和可见性配置。

评论区的表达通常受到篇幅、节奏和社交氛围的限制，鲜明立场往往比复杂论证更容易得到回应。其中的“高赞评论”又会被摆在更醒目的位置，进一步影响后来者理解视频内容的角度。而创作者看到这些反馈后，也可能选择把情节冲突、特定情绪或某个标签继续放大。就这样，文本、互动和后续生产三者彼此牵引，形成了一种持续滚动的“叙事回路”。

在这一路径中，主流价值的意义并不完全停留在原始视频里，而是在转发、评论、剪辑和模仿中不断被再造。局部的表达失衡一旦获得互动支持，就可能被放大为稳定的叙事惯例。因此，所谓算法素养，不单是指知道算法会影响信息接触，还应包括对个人的停留、点赞和转发都会参与塑造算法环境这一点有所意识，并据此作出必要的反思和调适。

（五）流量机制的作用边界：从可见性竞争到价值传播资源

以上分析并不意味着流量与价值天然对立，我们也不能因为批判流量逻辑而把认识退回到“传播越少越纯粹”的状态。主流价值只有进入公共传播、获得社会关注并参与日常互动，才能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经验。短视频流量在降低表达门槛、增强文化可达性、激活用户参与和连接多元主体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由此，普通创作者能够记录劳动、社区生活和文化实践，用户的评论、转发与再创作也可能补充作品意义，使主流价值不再局限于单向度的机构化表达。

比如，李子柒2024年回归后发布的漆器、蜀锦绒花等视频，就可以作为说明流量与价值并非必然冲突的实例。像其中的漆器视频就以制作过程为叙事主轴，没有把非遗简化为成品展示，而是通过采漆、制胎、髹涂、打磨和雕饰等工序，让技艺时间进入短视频的视听结构。有相关研究注意到，该视频迅速获得海内外关注，并被视为中国文化借助视听流量形成传播效能的案例。[25]这类前期积累，使视频中的视觉美感不只来自场景布置，还与技艺知识、劳动过程和传承者经验连接。

该实例说明，流量究竟是强化价值还是消解价值，并不取决于画面是否精美、传播规模是否庞大，而是取决于媒介形式与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李子柒的视频同样具有风格化构图、节奏化剪辑和田园想象，不能被视为未经加工的生活原貌；但其视觉形式并未完全遮蔽对象，而是能引导受众进入材料处理过程、技艺传承过程和文化语境。此时，景观就不只是供人即时消费的外观了，它可以成为理解对象的感性入口，流量也就由注意力竞争的结果转化成了文化传播的资源。

由此可以进一步区分流量介入价值生产的两种方式：当流量作为传播效果的反馈，帮助改进表达、连接受众并增强优质作品的可达性时，它能助推价值生成；当流量成为唯一的或支配性的评价尺度，反向要求不同对象服从同一种注意力结构时，它就会让可见性价值替代内容价值，让即时反应替代持续认同，让情绪强度替代意义深度。短、快、强并不必然意味着审美降格，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媒介形式脱离表现对象，固化为可以批量复制的流量模板。

因此，对结构性偏移予以修复，既不能简单地排斥流量，也不能只依靠对违规内容的末端处置，而是应调整流量、内容质量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保留短视频作为媒介在传播效率、视听创新和社会参与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要限制单一行为指标对事实组织、情感表达和审美形式的支配。只有使可见性服务于意义展开，使传播反馈接受真实性、完整性和艺术质量的校正，流量才可能从支配价值表达的竞争尺度转化为支持价值生成的传播条件。

四、从流量适配到价值生成：主流价值叙事的修复路径

（一）优化评价与分发：使优质内容获得持续可见性

修复主流价值叙事的结构性偏移，首先需要改变以单条“爆款”和即时互动为中心的评价方式。播放量、完播率和点赞量能够反映内容是否吸引注意，却不能直接说明事实是否准确、叙事是否完整、受众是否真正理解价值内涵。对主流价值、公共文化和知识传播类内容，平台应在既有的行为指标之外，引入事实可信度、思想增量、审美创造、用户理解度和持续影响等质量维度，使“获得注意”与“值得注意”在评价标准上有所区分。

评价标准的调整必须进一步落实到分发环节。平台不宜只依据短时热度决定曝光强度，而应根据内容质量、账号信誉、议题价值和受众理解方面的反馈，建立分层分发和长周期推荐机制：对事实可靠、叙事完整、富有审美创造成分和公共意义的内容，可通过专题聚合、系列推荐、长尾曝光和跨场景关联推荐，提升其持续可见度；对依靠误导性标题、煽动情绪、捏造情节、制造群体对立来博取点击的内容，则应降低推荐权重，减少其进入“热榜”、关联推荐和商业流量池的机会。这样，评价可以不再停留于事后判断，而是转化为平台分发中的质量信号。

这种机制还应从单条内容延伸到账号、系列和议题周期。一些人物成长类、文化传承类、公共生活类问题难以在几十秒内完成对因果的展开，故需要通过系列化叙事、合集组织、背景信息入口和后续更新，把分散的视频重新连接为意义整体。所以，平台对优质账号的评价也不宜因一两条内容的短期波动就频繁改变，而是应考察其较长周期内的原创性、真实性和对公众的贡献，为需要知识积累与审美沉淀的内容保留稳定成长的空间。只有当优质内容能够获得可预期的曝光回报，创作者才不必再持续以强刺激换取生存空间。

从价值嵌入角度看，平台治理并不是要求算法直接裁定复杂的思想，而是要求通过规则和界面的设计去调整可见性配置中的激励结构。真实性、完整性和审美质量等价值要求，可以转化为标明来源、更正关联、评价质量、保证推荐稳定性、约束收益等具体安排。其目标不是消除市场活力，而是使即时热度与长期质量分层发挥作用，减少强刺激内容对传播机会的霸占，使流量的地位从支配性的评价尺度回归到服务于价值传播的辅助工具。

（二）重建视听叙事：让媒介形式服务于意义生成

机制修复最终要落实到作品内部。主流价值不应通过附加在视频结尾的判断语去展现，而是应从事实关系、人物行动和生活情境中生成。创作者需要在内容中保留对理解事件而言必需的背景与因果，区分艺术化表达、商业营销和公共信息，避免以悬念取代核验、以标签替代人物、以反转遮蔽问题。对微短剧、主旋律短视频和非遗影像等网络视听文艺形态来说，价值的植入不能只依赖台词点题或结尾升华，而应体现在人物关系、镜头调度、节奏控制和情感递进之中。短视频确实时长有限，但可以通过精确选材、连续叙事和搭建必要的信息链接来变得更加凝练，不必把复杂性等同于冗长。

情感表达也应从“提高情绪强度”转向“建立情感依据”。感动、愤怒和自豪只有与人物处境、行动选择及社会关系相联系，才能转化为比较稳定的价值认同。面对劳动者、普通家庭和正向典型，叙事应减少“苦难奇观”和“成功反转”的模板化使用，多呈现人物的能力、尊严和具体选择；面对公共议题，则应容纳必要的事实分歧和多主体的差异化声音，防止价值判断退化为站队口号。如此形成的情感并不会真正削弱感染力，反而会让感染力获得理性支点。

在视听形式上，应恢复形式与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克制的镜头语言、真实的环境声、长短镜头的有机配合、多视角叙事和适度留白，都可以拓展短视频的体验层次。若涉及传统文化内容，还应把技艺流程、历史语境和与当代生活的联系纳入画面组织，避免只展示服饰、器物、场景等表面“奇观”。对主旋律短视频而言，视听表达不宜停留于大全景式展示、强情绪配乐和高密度口号化表达，而应让普通人的行动、处境和选择成为价值生成的支点。前面提到的李子柒非遗视频的意义就在于精美构图并未完全替代劳动过程，视觉吸引力反而成为观众进入材料、技艺和传承关系的门户。

至于对AIGC，尤其需要建立可辨识的叙事责任。AI可以辅助资料整理、视觉设计和创意生成，但涉及新闻事实、历史人物、公共安全和未成年人时，必须明确标出生成或合成信息，保存来源与制作记录，并由创作者承担最终审核责任。2026年被中央网信办通报的AI“数字泔水”说明，当生成效率只与点击收益结合时，景观化内容就会从单条模仿转向规模复制。因而，对AIGC的要求不能停留在来源标识或形式化标注上，还应考察其是否提供真实知识、是否形成审美创造、是否尊重被表现对象。

（三）完善反馈机制：使理解、核验和参与相互支撑

短视频主流价值表达的结构性偏移，是由平台规则、商业机构策略、创作者实践和用户互动共同促成的，故其修复也不能只依靠单一主体：平台应强化推荐原则、违规边界和申诉机制的可理解性，使创作者形成稳定的预期；MCN机构、品牌方和专业创作者应把事实审核、艺术质量与社会效益纳入项目流程，避免只以短期数据考核团队；新闻媒体、文化机构和行业组织则可提供事实核验、专业知识与优质内容认证服务，补充平台单纯依赖行为数据的局限。

完善反馈机制的重点，是让“是否理解”与“是否核验”也能转化为平台信号。除点赞、评论和转发外，平台还可通过信息来源标识、背景资料链接、争议提示、观看后知识反馈和对相关权威内容的推荐，为用户提供继续理解的入口；评论排序不宜只放大高赞和高冲突表达，也可提升那些有事实依据、能够补充语境的评论的可见度。另外，面对突发公共事件，还应建立信息更新与纠错机制，使原视频、辟谣信息和处理结果能够相互关联，降低虚假内容被删除后仍被截图、搬运和二次剪辑的风险。

用户的媒介素养同样是价值生成机制的一部分。每一次停留、转发和跟拍，都既是个人选择，也是平台判断公众兴趣的行为信号。用户要能更好地识别标题诱导、情绪操控、摆拍营销和AI合成，形成主动核验、延迟判断的习惯。对平台而言，则应让深度观看、收藏学习、来源查阅和理性讨论获得比情绪化互动更稳定的权重，使用户的审慎行为能够反向改善内容生态。

多方主体的责任，最终应在可追踪的反馈关系中衔接：平台说明内容为何获得传播，创作者说明内容的事实来源与制作方式，专业机构提供核验服务和评价，用户反馈自身的理解与质疑，治理部门再针对反复出现的机制性问题调整规则。我们提出这一系列的倡议，不是为了让传播主流价值的内容避开竞争，而是希望传播效率、艺术创造和公共责任能够相互校正。只有让质量评价进入分发，让意义完整性进入创作，让理性参与进入反馈，短视频的流量优势才可能转化为主流价值的持续生成能力。

小  结

当前，短视频中的主流价值表达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有价值内容在减少，而是价值叙事在流量逻辑作用下被重新组织。流量通过可见性配置、指标替代、商业激励和互动反馈，大举介入创作过程，使主流价值叙事呈现叙事碎片化、情感极化、表达景观化和公共议题娱乐化倾向——其结果就是价值的主题虽仍存在，但其事实厚度、理性结构、审美多样性和公共意义都可能被削弱。笔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结构性偏移”，意在把研究视线从个别内容的失范转至平台化传播生态中的内容生成机制。短视频的流量优势并不必然消解价值表达，关键在于流量是作为传播条件服务于意义生成，还是上升为支配性的价值尺度。它若是前者，则能够增强主流价值的可达性和参与性；而若是后者，则可能以即时反应替代持续认同，以情绪强度替代意义深度，以视觉外观替代审美经验。因此，未来的短视频主流价值传播，应在尊重媒介规律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流量、艺术表达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关系：使可见性服务于价值生成，使视听形式支撑意义展开，使用户参与包含更多的理性反馈。只有当技术效率、艺术创造和公共理性形成相互校正的关系，短视频主流价值叙事才能从流量适配走向价值生成。

注释

[1] 王雪璞：《“流量明星”：作为“景观”与“奇观”的后工业产品》，《艺术传播研究》2024年第6期。

[2] Tarleton Gillespie, Custodians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s, Content Moderation, and the Hidden Decisions That Shape Social Me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9.

[3] José van Dijck, Thomas Poell and Martijn de Waal,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5, p. 32.

[4] 何昶成：《中国短视频创作伦理美学问题研究：缘起、思辨与启示》，《艺术传播研究》2023年第5期。

[5] 刘荃：《网络视听文艺高质量发展的外在机制与生产逻辑》，《艺术传播研究》2023年第2期。

[6] 施旭升：《媒介如何“讲故事”：媒介叙事的价值立场和话语逻辑》，《艺术传播研究》2024年第5期。

[7] Yang Zhang, Yimeng Bai, Jianxin Chang, et al., “Leveraging Watchtime Feedback for Short Video Recommendations: A Causal Labeling Framework,”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2023, pp. 4952-4959.

[8] 参见 Chongming Gao, Shijun Li, Yuan Zhang et al., “KuaiRand: An Unbiased Sequential Recommendation Dataset with Randomly Exposed Videos,”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2022, pp. 3953-3957.

[9] 宋蓓：《艺术传播构筑主流文化认同的逻辑关联、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艺术传播研究》2024年第5期。

[10] 王廷信：《体验、新媒介与新艺术样式——从体验维度思考新媒介与新艺术样式的产生机制》，《民族艺术研究》2026年第1期。

[11] 新华社：《2024年“清朗”行动重点开展10项任务》，新华网，2024年3月15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0315/4ca7c616b0614504bd7ca9fae6fb0a0f/c.html，访问日期：2026年6月9日。

[12] 《炮制“秦朗丢作业”，丢掉了什么？》，原载人民日报客户端，转见央视网，2024年4月13日，https://news.cctv.com/2024/04/13/ARTIvdYL1DUIteDKXvVP7cc2240413.shtml，访问日期：2026年6月10日。

[13] 《“清朗·2026年营造喜庆祥和春节网络环境”专项行动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中国网信网，2026年3月10日，https://www.cac.gov.cn/2026-03/10/c_1774877546664542.htm，访问日期：2026年6月9日。

[14] Soroush Vosoughi, Deb Roy and Sinan Aral,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359, no. 6380 (2018): 1146-1151.

[15] William J. Brady, Julian A. Wills, John T. Jost et al., “Emotion Shapes the Diffusion of Moralized Content in Social Networks,”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 no. 28 (2017), pp. 7313-7318.

[16] William J. Brady, Killian McLoughlin, Tuan N. Doan et al., “How Social Learning Amplifies Moral Outrage Express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Science Advances 7, no. 33 (2021), DOI: 10.1126/sciadv.abe5641.

[17] 《网信部门依法查处网络名人账号违法违规行为》，中国网信网，2025年12月3日，https://www.cac.gov.cn/2025-12/03/c_1766488328081202.htm，访问日期：2026年6月10日。

[18] 《“清朗·2026年营造喜庆祥和春节网络环境”专项行动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中国网信网，2026年3月10日，https://www.cac.gov.cn/2026-03/10/c_1774877546664542.htm，访问日期：2026年6月9日。

[19] 章陌矣：《她是东北最爷们的女人：把老公当儿子养，1800万人围观硬核日常》，澎湃新闻·湃客，2024年2月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254315，访问日期：2026年6月12日。

[20] 《网红摆拍造假？本人回应，视频已下架》，央广网，2024年9月8日，https://news.cnr.cn/rebang/20240908/t20240908_526894006.shtml，访问日期：2026年6月10日。

[21] 《一首歌带火一座城？流量下的菏泽速度》，原载齐鲁晚报，转见新华网山东频道，2024年5月15日，http://www.sd.xinhuanet.com/20240515/0f9d486a692d42c981e19d3eb66205df/c.html，访问日期：2026年6月13日。

[22] 王雪璞：《“流量明星”：作为“景观”与“奇观”的后工业产品》，《艺术传播研究》2024年第6期。

[23] 新华社：《2024年“清朗”行动重点开展10项任务》，新华网，2024年3月15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0315/4ca7c616b0614504bd7ca9fae6fb0a0f/c.html，访问日期：2026年6月9日。

[24] 丁亚平：《新大众文艺时代电影的美学变革及其多栖态引擎的意义》，《电影艺术》2025年第5期。

[25] 史力竹：《至理与治理：通往国际传播的中国“大视听”话语体系建构》，《艺术传播研究》2025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王伟，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传播与管理。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伟.流量何以重塑主流价值叙事：短视频价值表达的结构性偏移[J].艺术传播研究,2026(5):72-85.

王伟：《流量何以重塑主流价值叙事：短视频价值表达的结构性偏移》，《艺术传播研究》2026年第5期，第7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