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媒体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内涵，不仅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理论引领，更有助于通过文化交往使中国价值得到世界上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塑造国家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新媒体技术对跨文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提升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能。基于此，本研究以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和短视频《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为例，重点考察文化符号在媒介场域中的多向度传播策略，将文化符号的流动性和互动性纳入中华文化传播议程考量。本文指出共情传播和具身参与可以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路径，受众的情感共鸣可以加深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认同，进而促进文化交流与互鉴，在文化传播领域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构建。
研究缘起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治国理念，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思想。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媒介技术智能化、多主体、低门槛等特征有助于促进文化传播，对在跨文化传播中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推动作用。跨文化传播是一项与符号系统、文本构成、传播媒介、受众接受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因此，在跨文化研究中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能，需要综合考察不同媒介传播路径间的交互作用机制、不同传播主体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理解传播实践中的文化构成、受众文化认同，以及受众与文化的对话机制，进而在不同语境下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近年来，以《典籍里的中国》《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类视听节目火爆出圈，为探讨受众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观察窗口。以《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例，该网络短剧以拟人化的手法，讲述了一盏化身为少女的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出逃大英博物馆，并偶遇在海外工作的中国记者，寻求回到中国的故事。该剧因篇幅短、节奏快、主题内容紧贴时事的特征吸引了众多受众，一经播出便引发热议，让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大众视野，引发了大众对中华文化的讨论，唤起了公众的家国认同。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逃出大英博物馆》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在揭示该短剧的内容生产逻辑与情感传播策略之时，深入分析媒介技术在塑造民众集体文化记忆与国家认同中的作用，剖析新媒体时代拓展中华文化传播路径的策略。同时，本文以李子柒发布的回归短视频《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2024）为补充案例，探讨国际受众在具身传播和共情传播的共同影响下，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理解，以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对文化传播实践进行反思，建构以“互动—共识”为框架的“讲好中国故事”效果提升策略，为在文化领域内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借鉴。
综上，本研究的核心研究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路径的拓展策略是什么？围绕该问题，本研究将重点考察：（1）情感共鸣对中华文化交互传播的作用机制；（2）受众具身参与对中华文化共情传播的促进作用；（3）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符号价值与话语构建策略。
文献综述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思想。近年来，如何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发学界关注。贾文山和王琼指出，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族群跨文化传播、内部跨文化传播、交流式跨文化传播、比较文化跨文化传播、介入式跨文化传播、多元跨文化传播和生成式跨文化传播等多个维度。因此，在文化传播层面，该思想基于对各种文化传统的尊重与保护，实现中华文化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再现和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双重维度。国内传播是指该思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转化和发展。因此，现有中文研究多聚焦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念解读、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和对“一带一路”的影响三个方面。而国际传播是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世界近似思想的对话和融合，将中国的发展放在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考量，倡导在国际社会和国际事务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并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现阶段，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广泛认同主要体现在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和中国对全球生态环境改造所做出的贡献两个方面。在文化传播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包容。在这一视域下，文化交流与传播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展示，而且是对多元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共享。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渠道从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文化的全球传播是必然趋势。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现阶段，各国依托媒介充分展示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内涵，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但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受众由于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往往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存在偏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消弭文化隔阂与误解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从文化交流互鉴的角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构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者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国际受众形成对话，在新媒体时代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二）“共情”对跨文化传播的作用机制
“共情”是心理学概念，指个人对他人的情感做出识别和反应的能力。在传播学领域，“共情”是指个体以理解为基础，最终形成认同圈层与情感共同体。当共情作用于构建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时，有两个核心问题需要明确：其一，共情如何发生？其二，以共情为基础的传播如何进行？从情感本身来看，人类的共通情感可以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是联通“传者”和“受者”的核心着力点，这也是共情能够对跨文化传播起到促进作用的理论前提。因此，共情的产生主要依托于情感的亲近性和移情性，并在沟通和对话中形成对特定事物或目标的广泛认同，而共情传播则是以共同情感为桥梁，连接不同受众，以促进对文化符号的识别、阐释和理解的互动传播方式。同时，共情传播将情感融入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形成“同感、共感、共鸣”的文化叙事方式，以减少对外传播中的文化障碍，使话语表达和文化符号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接受。
由此可见，共情传播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助力。不同于西方倡导的个人主义，中国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倡导“先有整体，后有个体”，注重个体与社会群体间关系的国家。虽然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密不可分，但如何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让受众理解“个体、民族、国家相关联”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建立国家形象的重要一环。因此，社交媒体的参与性、对话性和平台性特征有助于在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参与和情感共通中实现共情传播，进而提升受众对特定中华文化符号或文化现象的认同感，从而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
（三）具身性对跨文化共情传播的作用机制
“具身性”（embodiment）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指人的身体与周围环境相互交融，进而形成特有的认知体验。此概念将“身体”作为知觉主体，通过感知、认知、运动、反思等方式对目标对象形成具有主动性、介入性和参与性的双向互动。随后，唐·伊德进一步发展了具身性概念，将“技术”与“身体”相结合，强调身体与媒介、技术、工具的相互作用，并提出“具身的技术”，即技术对身体的嵌入是无所不在且难以察觉的，技术作为中介对身体叙事、信息流动与接受有着重要作用。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背景下，社交媒体作为实时传输平台，一方面提升了受众在文化内容生产和传播中的具身在场性，为增强“身体”的媒介感知和媒介互动、推动文化嵌入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身体在场”的样态、形式、感知、互动、边界等面临重构的可能，使得视听文化向数字化传播转型，最终实现文化形式的单线传播转向用户深度介入的参与式交互传播。因此，具身性视角为分析文化传播经验如何通过情感共识、集体共鸣和价值认同实现提供了支持，为拓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路径提供了可能。
现阶段，具身性被纳入传播学研究范畴，旨在探寻身体在信息传递和接收中的地位及其在交互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理解信息在交互传播过程中的感知路径、身体隐喻、情绪传播、互动方式等具有重要意义。国内传播学界针对具身性的研究始于2018年，刘海龙从具身性视角探讨了具身参与对媒介考古学、女性主义、大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并于2021年进一步总结出三个具身传播新维度：一是在一定传播技术条件下，作为经验感官的身体会使人的生存方式产生变化；二是在传播中将身体作为隐喻向世界投射；三是作为传播的基础设施和条件的物质肉身会影响传播的方式和质量。胡翼青等人发展了刘海龙的观点，提出具身性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两条路径：传播具身性和媒介具身性。前者侧重关注传播中身体的在场和缺席、具身和离身，而后者则重视媒介技术在连接人与世界时的消失和退隐，意味着媒介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以不可见的方式形塑和建构着社会场域。
由具身性在传播学领域的实践表现可知，个体的认知、情感以及社会交互是通过具身参与实现的，在个体参与实践的过程中，身体不再只是接收信息和产生行为的工具，而是主动参与认知活动和社会互动的实体。鉴于此，具身性这一概念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拓展应用主要聚焦于不同文化场景中的具身参与、个体的跨文化流动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交流与互动路径等方面。李鲤从主体实践、空间关系、在场体验三个维度重新界定了数字时代的跨文化传播主体与客体属性，指出多感官互动的在场体验消解了文化传播的边界，有利于文化融合与创新。王鑫从人的跨国流动、个体跨文化交流中的符号互动仪式出发，揭示了个体、流动、身体以及符号等因素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议程和路径。此外，施又予着眼于民族文化，提出技术的具身性为文化传播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新范式，即民族文化通过新媒介技术得以消解与重构，使其更适应和符合技术社会的传播模式。
上述文献为从具身性和共情传播视角研究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从具身在场、具身传播和具身交互视角探讨文化交流、文化共鸣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从媒介技术特点对具身性的影响来探析情感共识、集体共鸣和价值认同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作用的研究也很少见。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一个由数字虚拟环境所构建的综合性空间，使用户能够通过身体参与、实时互动进行文化的具身传播；社交媒体平台的沉浸式互动和情绪体验为打破不同的文化藩篱、提升文化认同感提供了助力。鉴于此，本文以《逃出大英博物馆》和《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的受众评论为例，通过混合研究法，考察个体具身在场对文化传播的作用，分析多元主体如何通过情感共识、集体共鸣和价值认同拓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路径，让“中华文化”这一宏观叙事既能在个体的流动中形成交流、碰撞和传播，也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主题建模法、语义网络分析法、情感分析法和QAP分析法对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选择bilibili视频分享平台上的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和李子柒在YouTube平台上发布的短视频《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的一级评论为研究样本，考察受众在观看视频后的主题讨论聚焦以及情感趋向。同时，本文将重点考察《逃出大英博物馆》中的子话题凝聚和情感表达，探析观众对中华文化符号和内容的理解，并进一步剖析受众间共鸣效应。本文共抓取《逃出大英博物馆》一级评论37960条，《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一级评论38556条，去除单字符、广告、表情包、无意义信息、非中英文评论等噪音评论后，最终分别保留有效评论35783条及29488条。
主题建模法是以文本词汇出现的频率为基础，以文本中的主题词概率分布为判断标准，对分散的话题进行聚合的一种文本挖掘法。本文对主题建模法的运用主要在于主题聚合和子主题凝聚。本文采用“词频—逆文档频率”（TF-IDF）来评估词语在原始文本中的权重，根据统计学的定义，词频较高而逆文本频率较低的词具有较高的重要性。在主题建模分析部分，本文将主题个数设置为10，根据可视化结果反复确认主题交集情况后，当主题之间不存在重叠、分布较为分散且主题聚类可视化大小差距不大时，确认最终主题聚类数量。最后，本文将根据议题的频繁词和独有词凝聚子议题，研究者将共同讨论每个子议题的归类，以回答研究问题1。
基于主题建模结果，本文将对所有有效评论进行情感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以挖掘“共通情绪”在文化传播和文化认同中的作用。首先，情感演化图谱是在文本的基础上增加情感计算以得到情感动态变化的分布图，是分析群体情感分布和传播演化规律的有效方式。情感图谱节点之间的网络特征有利于解释特定事件中的情感传播、情感倾向和情感变化。本文将以情感关键词为节点，以词频为边构建情感演化图谱，并结合主题建模结果，分析受众观点和情感的相互影响。为进一步回答研究问题2，在共情传播中探索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路径，本文将利用Gephi可视化软件对子议题进行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影响力排序，细化各子议题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子议题中包含的节点越多，范围越大，则网络中心度越强；各节点间的链接越密集，则网络影响力越大。最后，本文将利用QAP分析不同情感类型和子议题间的相关关系，探究子议题与情感倾向的交互影响。
最后，在语义网络构建环节，本文将以TF-IDF全文关键词为节点，使用Gephi软件对整体数据集的共现网络进行可视化处理，以概念间的从属关系为边，对所有评论进行语义网络构建，识别各评论主体间的观点联系。本文提出，当关键词在评论中出现更多次时，则关键节点越大；若整个语义网络没有孤立的点，则表明用户的评论聚焦十分紧凑，这有利于探析受众观点的勾连，以回答研究问题3。
共情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传播的路径
（一）“他者”视角下的情感共鸣
“小玉壶所谓的‘任务’就是承载着众多文物回家的希望与渴望……众多文物将他们的期盼寄予小玉壶，希望她能够指引他们回到家园。小玉壶深知自己的使命，她带着回家的希望，将文物们的思念和渴望传递给祖国。她回家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更多文物带去回家的希望和指引……中国文物万里归家路……”（截取自哔哩哔哩网友，2023.08.21）
在《逃出大英博物馆》中，故事由拟人化的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的“他者”视角展开，以“书信”连接国内外的文物，将厚重历史转变为通俗易懂的归乡情绪，以此赓续历史文脉。相比于以官方媒体为第一视角的跨文化传播范式，“他者”视角的现身说法更容易从受众的角度减少文化习俗、道德观念、语言体现等因素造成的文化折扣。具体而言，《逃出大英博物馆》所涉评论可凝聚为9个主题，核心高频节点词为“文物”“中国”“大英博物馆”“博物馆”“玉壶”“永安”“文化”“国家”“流失”等，体现了观众将流失海外的文物视作“游子”，并与此产生思乡之情和归家之情的情感连接。同时，在《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中，李子柒以“他者”的视角对田园生活进行描述，受众讨论核心主题词聚焦于“中国”“幸福”“奶奶”“一家人”“文化”“健康”“Chinese”“Grandma”“Bless”等方面，体现了受众对于短视频中呈现的“亲情”叙事的认同。对比分析两个案例所涉评论主题关键词，可以明显看出国内观众更聚焦文化符号本身，而国际受众则更多地关注视频所呈现的表征。这样的差异与受众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关。
此外，观众的议题讨论是流动的（见图1）。以《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例，在短剧播出之初，议题聚焦较为均衡，但随着剧集推进和文化符号展现，观众聚焦逐步向“文化传承”“爱国主义”“文化传播”“文化自信”“国泰民安”“文物保护”等议题聚拢，最终“文化传承”“文化自信”“国泰民安”等议题成为观众讨论的核心议题。同时，由图2可见，家国情怀子议题与国泰民安、传统文化和海外华人等子议题联系紧密，而传统文化子议题与国泰民安、文化自信、文化保护、中国历史等子议题相关联，这两个议题相较其他子议题影响范围大，网络中心度强，是连接其他子议题的纽带。而爱国主义、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承等子议题的核心节点较少，关联度较弱。
（二）具身参与视角下的共情传播
“共情传播”是指通过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产生的共同情感意识，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感知、理解和分享他者的情感、体验和观点，以达到建立情感连接的目的。在跨文化共情传播领域，学者开始关注如何在理论研究层面借助共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并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例如，钟新等人提出，跨文化共情传播的理论脉络与发生机制应更加注重受众的情感共鸣，而新颖表达有助于促成基于认知共情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在受众的共情反馈与互动中形成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而在具身传播视角下，共情机制可通过主体实践实现信息的生产、接收和传播，进而在多元文化中形成互动，使得受众的情感共鸣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正如李克和朱虹宇提出的，情感是国际传播中重要且隐蔽的因素，共情修辞以情感为切入点，用温和的、非强迫的方式营造共情氛围，有利于鼓励修辞者引导受众情感走向，并提高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因此，相较于传统厚重的文化叙事方式，《逃出大英博物馆》中的拟人化表达和《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中的沉浸式叙事具有新颖性和趣味性，能够引导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剧情中体现的情感。
为进一步分析受众讨论主题与情感趋向间的关系，本文将《逃出大英博物馆》中的所有评论讨论凝聚为家国情怀、爱国主义、勿忘国耻、国泰民安、文化传播、文化自信、文化传承、文物保护、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博物馆、微短剧以及海外华人等13个子议题，将《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中的中英文评论凝聚为表达想念、表达惊讶、表达鼓励、表达喜爱、表达感动、表达赞叹、李子柒、Video以及Grandma等9个子议题，且发现受众的议题聚焦具有明显的情感特征。具体而言，在《逃出大英博物馆》中，受众情感基本围绕视频所呈现的文化内容展开，如具体目标类话题占多数，涉及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博物馆、微短剧、海外华人等方面的内容，情感倾向由中性情绪占据主导（41.13%），积极情绪占比32.33%，其中主要是对于这类新颖微短剧题材的赞美。随着剧情推进，受众议题向思想类话题和行动类话题聚拢，主要涉及家国情怀、爱国主义、勿忘国耻、国泰民安、文化传播、文化自信、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等方面。此时的积极情绪主要围绕流落海外的文物展开，如“‘回国’两个字的份量真的很重啊！”“家人是血脉相连的同胞，家乡是相隔万里都会思念的地方”等；而消极情绪主要集中于对我国文物未被善待的愤慨，如“大英博物馆就是一整个赃物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真的很不爱惜文物”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集剧情的评论中，消极情绪占据上风（36.03%），但此时的负面情绪并非是对剧集的抨击，而是观众随着“文物归国”主题的展开，表达对中国在历史上被侵略、被掠夺的愤怒和对侵略者的指责，体现了观众对历史变迁的强烈共鸣。由此可知，直观、立体的画面加深了观众对影片中所呈现的家国情怀的连接，使观众对“文物归国”“家国永安”等宏大主题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而在《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中，虽然受众议题所涉的文化符号较少，但观众通过具身互动参与，表达了对“李子柒”这一人物符号的强烈情感共鸣，且整体情感十分积极。一方面，受众评论可凝聚为表达想念、表达惊讶、表达鼓励、表达喜爱、表达感动、表达赞叹等6个情感表达类话题，聚焦于对“李子柒回归”的惊喜和感叹。除“Welcome come back”“I am still here”“I'm happy to see you again”等直接表达外，受众多用“Love from (country)”“Me too from (country)”表明自己的身份并引发同地区观众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受众讨论主题聚焦于3个具体目标类话题，而对“森林小屋”这一具象目标的赞叹，如“A small room in the forest, yet full of delicacy”“A unique storage room that fits perfectly with the forest scenery”等，体现了受众对短片中体现的“田园生活”的情感共鸣。
最后，本文利用QAP分析工具重点聚焦《逃出大英博物馆》的子议题矩阵和情感属性矩阵的相关性分析。每一集中的子议题矩阵与情感矩阵均存在相关性，且第三集中的子议题矩阵与情感矩阵正相关关系最强，情感最饱满丰富，正向和中性回馈最多。为进一步考察子议题对情感表达的作用强度，探索共情传播机制，本研究运用QAP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如表1所示，每一集中的子议题均对情感表达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且第三集中的子议题对情感表达的驱动作用最强，这是由于该集的文化符号选择体现了极强的家国情怀，而文化叙事方式以“第一人称的书信”形式展开，让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简言之，“文物—回家—中国—玉壶”一直是观众议题表达的核心点，受众评论的议题聚合与情感表达存在相互作用，即观众的情绪存在共鸣效应。
综上所述，以新媒体技术为依托的“具身性跨文化传播”和“共情传播”不仅强调“身体在场”，更注重将文化符号、典型人物符号与媒介技术这一中介相融合，聚焦于传播实践中的情感能量和情感连带。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实时性有助于快速地掌握受众兴趣以及不同文化符号之间的共通之处，使受众在转发、点赞或评论的沉浸参与中，产生情感互动和情感共鸣，建构符合受众群体特征的话语方式，对隐藏于故事之下的文化意蕴产生共情，从而实现受众认同，为促进中华文化交流互鉴提供契机。
（三）文化传播中的符号价值与话语构建
“小短剧也有大情怀，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当下中国年轻人对历史和传统的热情，对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视。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们也期待着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都能早日回家！”（河南共青团，2023.09.05）
“记忆即媒介，文化即传播。”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符号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融合与发展。徐明华等人为解释传播主体和传播效果之间的逻辑提供了三种维度：国家叙事（凝聚共识）、媒体叙事（广泛融情）和民间叙事（精准共情）。《逃出大英博物馆》和《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之所以能够引起观众的热议，其最大的优势是将“文物”“历史”“亲情”这些具有明显中华文化底蕴的宏大叙事，借助情感相通的符号转变为“民间叙事”，以此建构传播主体到传播效果之间的路径。具体而言，《逃出大英博物馆》将具体的“物”与现实连接，通过拟人化的故事叙述构建了观众的文化记忆，唤醒了观众的家国情怀。因此，受众讨论的核心节点多与影片中呈现的极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符号相关，如“玉壶”“茶叶”“家人”“家书”等，而围绕核心文化符号展开的讨论多集中于“希望文物早日回国”这一视角。而在《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中，受众讨论多集中于“竹子”“竹屋”“家”“外婆”等符号，结合短片画面，受众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的竹编技艺、榫卯技艺和亲情叙事。从符号叙事角度来解释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其关键是符号承载了独特的文化属性，而具象化的符号对事物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概括，促进了人们的记忆构建。在新媒体技术加持下，短剧中的可观、可视、可感的符号选取体现了传承文化、传递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功能。观众通过“评论+弹幕”的实时分享模式，跨越时间节点实现共同记忆的构建，与其他观众形成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进一步拉近了观众与“不同历史”“不同地域”的距离，将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紧密结合，帮助普通民众更好地感知、理解和记忆文化符号，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路径拓展
（一）互动：具身参与下的传播渠道外延扩展
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国家形象的理解往往涉及联想、认知、情感与评价、媒介呈现、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多个方面。在传统的文化传播实践中，“传播实体”是基础，“受众认知”是目标，而媒介仅仅是关联二者的桥梁。但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为个体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契机，完成了公众对信息的被动接受到主动贡献的转化。这一过程实则是通过受众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具身参与，将宏大的国家文化叙事转变为“可沟通”的文化对话，使得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表现出去中心化的交互特征，促成文化叙事方式多元化，实现与受众的有效沟通。
在此情况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新媒体平台成功“出海”，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文化叙事在带有鲜明历史文化符号的基础上，也大多兼具个性化和趣味性。这一特征模糊了人与物、国内与海外、“参与”与观看、虚拟与真实的边界，为观众基于集体意识对“文化文本”进行解读、编辑、加工，进而塑造家国情怀认同与再传播提供了空间。同时，数字媒体为受众具身参与提供了新平台。“沉浸式叙事+强情绪渲染+集体记忆唤醒”的文化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客观形象—媒体形象—认知形象”叙事范式，能在极短时间内将观众凝聚成情感共同体，在主流媒体宣传、意见领袖引导、公众自发参与讨论的多元主体话语建构下，共同完成了文化记忆再书写和再建构。因此，充分发挥社交媒体互动性特征，拓宽文化传播渠道，丰富文化传播形式，实则是发挥个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媒介化的同时，加强不同文化间的对话，进而促进文化内容的多元化和多向化传播。
（二）共识：共情传播视角下的高低语境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中西方在历史背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使得西方受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形象存在曲解和误读。正如《逃出大英博物馆》中所呈现的，展现在西方人眼中的文物仅仅是“精美的东方艺术品”，可在国人眼中，这些文物不仅仅是珍贵的、浩瀚的文明史卷和曾经的大国朝气，更是“落后就要挨打”的伤痛记忆和对“家国永安，山河无恙”的真挚祝福。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华文化的误读并非是短时期内的模糊解读，而是根植于内心的刻板印象。因此，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共情传播作为一种以情感为支撑的传播策略，在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华文化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等特征。在全球视野下，中华文化的输出、表达、回应、再创作都对受众接受产生影响。从研究结论来看，受众议题呈现与情感取向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建构文化内容来看，致力于不同文化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并避免文化误读，是中华文化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跨越高低语境并保持自然呈现的关键。因此，我们需要考察哪些文化子议题更为重要、更值得分享，受众对于哪些文化子议题更有兴趣。换言之，弥合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解码困难和传播壁垒等问题，应在承认文化差异和尊重别国文化的前提下，在文字、声音、图像、符号、素材、修辞等多个层面进行“融通中外”的元素混合嵌入，形成能与全球受众产生情感共鸣的多元文化符号，进而有效地、准确地实现受众对文化内容的理解和认同。本文表明，文化内容的吸引力和趣味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价值观、信仰、社会制度和行为模式不同而导致的文化折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拓展中华文化共情传播路径，实则是将“讲好中国故事”升华为“讲好属于世界的中国故事”，使中华文化的内蕴和精神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多元文化适应力。
从建构主体来看，智媒时代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是人与人的交流。当下全球传播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已由官方媒体向个体偏移。受众对于文化符号的理解、解构和传播往往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并由此出发来探讨相关的文化议题。鉴于此，各文化传播主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更注重以“普通人”的视角，发布能够引起受众强烈感性体验的议题，着眼于构建具有场景感、沉浸感和交互感的中外文化融合的话语体系，让受众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之后，进一步通过发布符合平台调性的文化议题，塑造积极的中国形象，实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各国更好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目标。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即从多元主体的关系出发，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效果。例如，李子柒以自身影响力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将传统的中华文化符号融入视频，以“人对人”的传播叙事引发多元受众的共情。由此可见，在文化传播视角，推进官方媒体、自媒体、意见领袖、民间组织、个体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形成“共同体”传播格局，精准把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情感共鸣点，是我国现阶段有效构建文化符号、优化文化叙事、拓展中华文化传播路径的重点。
结语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对外传播的热点，但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仍显薄弱。因此，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和文明共存的前提下，让世界各国认同中国理论、中国态度和中国文化，是现阶段我国国际传播的核心。
本文以《逃出大英博物馆》和《拿柴房造了一个森林衣帽间》为例，提出中华文化传播效果的提升，需要考量文化符号、叙事策略以及受众群体的情感体验等多个方面。本文首先强调了“共情传播”和“具身参与”在塑造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中的重要性。本文特别指出，文化叙事中的子议题与受众情感取向之间存在交互关系。因此，“共情传播”应着眼于将“文化自信”“文化传承”“文化共鸣”融入受众感兴趣的文化叙事中，使观众在形成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同时，自主地加入助力中华文化深远传播的行动中。其次，尽管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构建提供了可能，但受众在对文化符号的理解上仍然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天然的差异，跨文化传播需要突破高低语境的隔阂。因此，本文强调，拓展中华文化的传播路径可以从受众的情感共鸣与具身参与切入，在实现传播渠道外延扩展的同时，使观众对文化内容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以消弭文化隔阂，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效果。但未来研究仍需细化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避免同一文化叙事方式在不同语境下的传播弊端。
简言之，本文结论可为多元主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建构有效的文化叙事方式提供路径，即通过引导多个独立主体参与文化实践，形成利于沟通、传递和反馈的互动共鸣关系，进而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有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相互影响。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进而促进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由此可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讨论中华文化传播路径的拓展，有助于从全球传播视角探析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话语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得到理解，从而建立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的联结点，实现中华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交流互鉴，进而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新形态。
作者简介：李婉琦，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汕头515000）；王雅韵（通讯作者），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深圳518000）。
基金项目：本文为汕头大学数字人文与智能传播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共情传播与情感共振：微短剧中的中国文化叙事策略与影响力分析”（项目编号：24STUSZRW02）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博士后出站后期资助项目“互联网科技革命与中国女性发展研究”（项目编号：6024271003S）的研究成果。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