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化肇始于18世纪的西欧，随后扩散至整个世界，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场持久、剧烈、影响深远的社会大变革。全球南方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在现代化探索历程中，与世界的关系历经从“寻求承认”到“主动塑造”的转变。在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学习和效仿西方、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争取发展权的斗争等方式，来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进入21世纪后，西方现代化日显颓势，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期。在这一形势下，全球南方主动塑造世界现代化进程，通过开创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向、塑造国际发展合作新格局、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方式，推动世界现代化朝着普惠包容共赢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世界现代化 全球南方 寻求承认 主动塑造

【作者简介】卢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发展中国家研究、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对外开放：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全球治理：困境与改革》《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等。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途径和重要体现。现代化肇始于18世纪的西欧，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扩散至整个世界。世界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全球南方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全球南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与世界的关系历经从“寻求承认”到“主动塑造”的转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现代化颓势日益显现，而全球南方现代化却展现出勃勃生机，世界现代化面临转型，在这一形势下，全球南方主动作为，积极引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走向。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过程；狭义而言，现代化是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现代化肇始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工业化与技术变革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系统性转型。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作为特定时代的历史范畴，世界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复杂的历史进程。率先迈向现代化的欧美国家，创造了西方模式，其他国家在“跟随”“学习”和自主探索中，走出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因此，世界现代化进程是多样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各国的现代化道路虽然是多样的，但基本遵循普遍性的历史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现代化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景象？虽然针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但现代化的概念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并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这一理想状态。概括地看，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经济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指标大幅增长，由此带来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政治现代化，主要体现为政治制度的革新，从而保障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基本权利；三是社会现代化，主要体现为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的社会进步，从而不断增进人民的福祉；四是人的现代化，体现为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不断发生新变化，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总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性概念，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现代化的概念不仅表达出一种理想社会的状态，更是为实现理想社会而进行的伟大实践和社会运动。从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欧美西方发达国家，到20世纪中叶后一大批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积极探索现代化之路。

经济开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生产社会化，这是由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性决定的。现代生产方式建立在社会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要求打破地域和行业的限制，使生产要素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和优化配置，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开放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扩张是资本的本性，资本扩张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其结果是，“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利用世界市场在全球配置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

20世纪后半叶，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一大批正在积极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将经济开放作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一个重要选择，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与合作。这些国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促进生产要素、商品与服务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在参与国际分工中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加深与世界的互联互通。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经济开放是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坐落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坐标上”。[4]

科技与产业变革是现代化的“加速器”。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开启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时代。技术变革是工业革命的动力。[5]科技创新重构竞争优势和生产体系，推动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而“产业革命是创新率的加速器”[6]，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动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相互交织、彼此促进，成为驱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人类社会已经历三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目前正在经历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蒸汽机器引发“欧洲生产的革命”，开启第一波世界现代化浪潮，蒸汽机车催生陆上交通变革，蒸汽轮船掀起海上交通革命，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经济持续增长，使欧洲诞生最早的新兴工业国和现代工业文明，进而形成对农业国和传统农业文明的压迫。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二波现代化浪潮。在内燃机与电动机驱动的“电工技术革命”推动下，世界经济于19世纪后期迎来爆发式增长。20世纪下半叶开启的第三波现代化浪潮中，“高科技、新能源、新原材料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使科学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巨型跨国公司和全球产销网的出现，则引起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7]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促进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的崛起。每一次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

共同发展是世界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发展是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无论是经济增长、政治革新，还是社会进步，现代化最终都要落脚到人的发展这一关键问题。回顾历史，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它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相伴而行，推动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使世界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发展整体。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8]然而，“资本主宰”下的西方现代化，是物质主义膨胀、掠夺性的现代化，其对内剥削与压迫无产阶级和弱势群体，对外征服和掠夺其他落后国家，不可避免地造成两极分化；与此同时，严重的环境污染、社会矛盾、人际关系异化等问题相继出现，偏离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普遍期待。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并愈加严峻，“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9]在一个相互依存空前加深的世界，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各国应超越零和博弈的旧思维，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共同发展和现代化，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寻求承认”：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南方

现代化始于西方，随后扩散至整个世界。率先迈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西方现代化也因此成为后来者纷纷效仿的典范，一度被人们误认为“现代化＝西方化”。然而，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其遵循“资本至上”的逻辑，通过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建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其他国家和地区卷入这一体系。西方现代化的直接后果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0]西方现代化构建了一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中心地位，位于全球南方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体系的边缘地带，它们基本是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市场、原料和劳动力，服务于中心国家的现代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拉丁美洲地区外，大多数南方国家由于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不享有独立主权，所以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却并未真正开启本国的现代化进程。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在19世纪基本获得独立，并走上现代化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但拉美国家早期现代化是一种依附性现代化，其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服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即接受作为专门原料出口国的地位。[11]这种依附性现代化，缺乏现代化的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亚非拉地区在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下诞生了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对于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来说，维护经济独立、实现经济发展是首要而紧迫的任务，而实现现代化则是根本途径。所以，“现代化”成为这些新独立的全球南方国家响亮的发展口号。然而，南方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是一种内源型的现代化，即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而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即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变革。[12]这种外源型现代化意味着外部环境对南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十分显著。因此，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是南方国家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20世纪后期尤其到9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这是一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美国为适应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通过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推广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当时一些陷入经济困境的南方国家，为了获得国际经济组织的贷款被迫接受“华盛顿共识”，被动地参与全球化。这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事实上是一种“西方化”或“美国化”，它与世界现代化并行不悖、相互交织。全球南方国家无论主动抑或被动，大多被裹挟入全球化浪潮，试图以对外开放、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推进本国现代化建设。由此可见，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全球南方与现代化“先行者”和“主导者”的关系，始终深刻影响其现代化进程。这也使其现代化基本上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来进行的。这种外源型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国家全力投入追赶型现代化、强制型工业化。[13]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面临寻求西方承认的问题。

全球南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承认”的探索。承认是伴随着现代自我认同的形成而逐渐产生的。[14]承认理论认为，个人或群体并非自足的存在，而是需要通过获得他人和制度的承认以建立良好的自我关系或社会关系。[15]自我之成立的前提，是他者的“承认”。在国际政治中，争取承认的斗争始终存在。任何一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只有得到国际体系中的他者的承认，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某种身份和地位。对于强者来说，承认代表着权力和荣耀，而对于弱者来说，承认则关系生存和尊严，承认实际上构成国家的本体性安全。全球南方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寻求西方的承认，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

学习和效仿西方，从而改变自己。欧美国家率先迈向现代化，创造过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形成西方模式，为现代化的“后来者”树立所谓“典范”。此外，西方国家凭借掌握现代化的定义权，为世界现代化设定所谓“普世标准”。例如，美国经济历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构建的一套以美国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化理论，借助理论知识塑造现代化的主流话语叙事。全球南方国家是世界现代化的后来者，其现代化进程受殖民遗产、现实发展差距和现代化话语权等的影响，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由此认为，“西方化”是谋求本国现代化的唯一和必由之路。因此，学习和效仿西方现代化，成为全球南方寻求西方承认的基本方式。应该说，拉丁美洲从19世纪初的政治现代化到20世纪的经济现代化，均推行一系列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改革；20世纪末期不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更是将“现代化＝西方化”推至高潮。

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实现与世界接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超强的经济实力，主导建立以《1994年关贸总协定》（1995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支柱的多边经济体系，形成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以此巩固和强化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全球南方国家在走上现代化道路后，普遍面临的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并且这个体系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成功和繁荣。因此，加入西方主导的重要国际机制、实现与世界的接轨，以享受世界市场红利，成为南方国家的普遍选择。例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于1980年先后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于1986年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交“复关”申请，并开启了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艰难谈判。

争取发展权的斗争，以改善自身的国际地位。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是每个人和各国人民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权利。它既是一项个人人权，也是一项国家或民族的集体人权。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重要的发展权。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具有相似发展经历、相同发展问题、共同发展诉求的全球南方国家，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联合自强运动。从万隆会议的召开，到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第三世界作为一支不依附于任何大国集团的独立政治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们主张通过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调整国际经济结构，改变不平等的旧经济关系，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消除阻碍自身发展的外部障碍，以此争取获得西方世界对自身地位的承认，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现代化。

总之，世界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与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而行。西方国家作为世界现代化的“先行者”，在“资本至上”逻辑的推动下，主导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南方国家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全球南方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并走上现代化道路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在这个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寻求发展的问题。在这种体系结构背景下，寻求西方的承认成为全球南方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选择。全球南方国家通过效仿西方模式、融入西方体系和争取发展权的斗争等方式，处理其与现代化先行者之间的关系，并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

“主动塑造”：世界现代化转型中的全球南方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发酵并诱发欧洲债务危机，进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发生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以及世界经济深陷困境，危机也充分暴露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和金融业过度自由化的弊端，使得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西方现代化模式面临空前质疑，人们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和幻想由此破灭。金融危机的冲击尚未消退之时，新冠疫情的大暴发使本就脆弱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幅下滑，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由此带来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在此形势下，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高涨，世界经济形势加剧恶化。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展现出勃勃生机，经济产业动能强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整体占比不断提升，按市场汇率换算，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从2000年的21%左右，增长到2024年超40%。2025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为七国集团的三倍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80%，已然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由此可见，世界现代化进程正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期。人类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将向何处发展？国际社会需要对此进行回答。在世界现代化的转折期，全球南方国家积极作为，主动塑造世界现代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开创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全球南方国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虽然经历一系列波折和失败，但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都取得积极成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各国国情不一，其现代化道路也呈现多样性，但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基本都是立足本国国情进行自主探索的结果，这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固有模式，改写了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叙事，为人类迈向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尤其是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探索出一条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6]中国的发展道路证明，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世界发展的唯一解，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兼顾发展速度与社会包容性的治理逻辑，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发展、追求平等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启示。[17]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通过扩张和侵略来追求物质主义的现代化逻辑，打破了现代化成果由少数国家和群体独享的利益分配格局，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的价值内涵。

全球南方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向。世界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当代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资本扩张的体现，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全球互联互通和相互依赖，但导致世界各国之间及国家内部相对收益的不均衡性，加剧了社会分化，由此不时推高反全球化的声音。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面临危机。2016年，西方民粹主义崛起，曾经主导全球化的美欧等西方国家转向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加剧全球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风险，阻碍全球化进程。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融入世界经济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西方国家不时高涨的“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南方国家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秩序、构建开放型经济的主力军。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020年，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一个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安排，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理念，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积极提倡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普惠包容发展。

全球南方主动塑造国际发展合作新格局。国际发展的概念和主要推动力，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布局。美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资源、经验和方式，提出了一套以“官方发展援助”（ODA）为关键性概念的国际发展合作话语体系，并在全球建立了一整套以“国际发展”为名的体制机制，共同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发展援助机制”，这种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特点是“北强南弱”。[18]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南北合作”关系。进入21世纪后，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陷入困境，传统援助国不但难以兑现援助承诺，而且援助方式更具交易性特征，其官方发展援助日益与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挂钩。与此同时，随着实力增长，全球南方国家日益成为国际援助体系中的新兴力量，并在南南合作的成功实践中发展出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和方式。全球南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坚持尊重国家主权，不附加过多政治条款，不仅充分调动了受援国的自主性，也扩大了援助范围、降低了受援助的门槛，推动援助更多流向真正有需要的贫困国家。此外，新兴国家的对外援助注重对受援国的能力建设，属于一种“造血型”援助模式，这不仅有利于受援国增强内生发展能力，而且可有效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

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必然选择，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体现了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以及主导国的利益和意志。如今，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空前加深，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公平性和有效性问题凸显。尤其近年来，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大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大力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冲击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全球治理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在此形势下，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合作，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一是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全球南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主张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治理成果，从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包容、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二是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要务。当前，全球发展动能减弱、南北赤字加大，个别西方大国却加大地缘政治博弈，在此形势下，全球南方依托二十国集团（G20）、联合国等重要多边平台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议程的中心。三是引领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是伴随着科技创新而出现的新兴和关键技术领域，是推动现代化的新动力源，目前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仍不完善。中国在新兴领域的发展成绩突出，在相关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国倡议推动成立世界数据组织，服务全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制定绿色金融国际标准，在塑造全球可持续金融格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结语

无论是从人口规模、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家数量等方面来说，全球南方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近年来，全球南方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南方是“后来者”，在追随和效仿西方国家中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与大多数完成工业化、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发达国家相较，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处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阶段。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转型期。在此形势下，全球南方主动作为，自主开创现代化新模式、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塑造国际发展合作新格局，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现代化演进贡献“南方力量”。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走向，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创举，将开启人类文明的新进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实践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4MZD027）

注释

[1][4][7][12][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152、145～148、131、150页。

[2][3][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405、405页。

[5]罗伯特·C·艾伦：《全球经济史》，陆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6]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72页。

[11]徐世澄：《拉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溯源及经验教训》，《当代世界》，2025年第9期。

[14]张瑞臣：《承认的诉求及其张力——C. 泰勒承认理论探赜》，《世界哲学》，2025年第4期。

[15]李中魁：《对话中的身份认同——塔利、泰勒和阿伦特论承认的政治逻辑》，《复旦政治哲学评论》，2025年第2期。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81页。

[17]高飞：《中国发展新蓝图对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人民论坛》，2025年第20期。

[18]周弘：《国际发展合作的变迁及中国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1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