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陷入严重困境。冷战思维回归，地缘政治竞争取代国际合作共识；单边主义盛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功能弱化；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明显；各种全球性挑战集中爆发，全球系统性风险加剧。全球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是西方自由主义遵循的“权利优先”的政治逻辑，主要体现为个体主义价值观、零和博弈思维、西方式多边主义等。当前，国际权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和全球性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凸显出西方“权利优先”政治逻辑的巨大时代局限性。推动人类政治文明从权利政治转向责任政治，才是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根本出路。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政治逻辑，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树立立己达人、计利天下的新价值观，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和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方案。
关键词：全球治理；世界大变局；权利优先；责任政治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国际格局“东升西降”趋势不断加速的形势下，个别大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重拾冷战思维，制造阵营对立，推行霸权外交，其“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形势下，全球治理陷入严重困境，但也迎来大变革大发展的机遇。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在人类发展新的十字路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胸怀天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大变局下全球治理的困境
全球治理指的是国际舞台上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共识、制定国际制度等方式进行合作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过程。随着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大行其道，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制面临功能性障碍，全球合作体系濒临崩溃，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粮食安全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集中爆发，全球治理面临严重困境。
（一）冷战思维回归，地缘政治竞争取代国际合作共识
进入21世纪后，尤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深刻改变了国际权力格局。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冷战思维在美西方国家复燃，强调零和博弈、意识形态对抗、地缘战略竞争的观念开始盛行，而国际合作共识在减弱。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强化零和博弈，脱钩断链和阵营对抗，严重威胁国际社会稳定局面，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明显加重。
美西方不顾国际权力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仍顽固并强硬地维系旧有权力格局和所谓“正统”国际秩序，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视为严重威胁，频繁使用“民主国家”“独裁国家”等标签，强调世界正处于“民主与独裁系统性竞争的时期”，将国际竞争“泛意识形态化”，制造阵营对抗，并采取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加剧了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在冷战后继续秉持对抗性的冷战思维，积极寻求向强调共同价值观的“全球北约”转型。2022年北约发布的最新战略概念文件显示，其价值观“泛安全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渲染所谓“专制威胁”，认为“专制行为体”挑战了北约的利益、价值和民主生活方式。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北约同样祭出“民主对抗专制”的叙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冷战”叙事。当前，北约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同样是其冷战对抗性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惯性使然。
冷战思维盛行和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严重恶化了国际安全环境和全球经济环境。在安全领域，新冲突出现和旧冲突死灰复燃，地区局势紧张加剧，世界充满动荡不安。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时间之长、规模强度之大、伤亡人数之多、外溢效应之广十分罕见。全球冲突的数量、强度和持续时间都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经贸领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治理陷入严重困境。
（二）单边主义盛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功能弱化
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当前全球治理的核心和最主要的治理机制。然而，在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联合国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石和基本规范——多边主义，遭遇到单边主义或虚假多边主义的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严重的功能障碍。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集体安全机制，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升级，其合法性和公信力陷入严重危机。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众多国家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集体相互保障，它将侵略者对集体安全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发动的进攻视为侵犯所有国家，从而营造了一种“世界为一国，一国为世界”的国际安全氛围。安理会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是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美、英、法、俄、中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安理会表决实行大国一致原则。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加剧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战略竞争，安理会大国一致原则下的一票否决制使得联合国安理会在处理国际危机和地区冲突中陷于瘫痪失能，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性危机再次凸显。
地缘政治竞争的不断加剧严重弱化了建立在大国协调合作基础上的联合国的功能，导致联合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面临瘫痪的局面。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联合国宪章》及其所代表的理想“正处于危险之中”，世界受困于“严重的全球性功能障碍”，并缺乏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全球性架构”。
在经济领域，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基石，近年来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下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整体呈现出瘫痪状态。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因美国阻挠法官遴选导致法官数量不足而不能恢复运转。WTO的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体系，在美国泛化国家安全和将贸易、科技、人员等问题武器化的影响下，也遭到严重破坏。WTO的功能弱化严重影响了其成员及国际社会对WTO的认同与信心，WTO的威望和影响力大大下降，引发全球贸易体系的“制度危机”。
（三）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全球治理碎片化趋势明显
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机制陷入严重困境之际，竞争性多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呈现迅速兴起之势，各种“小多边、新多边”安排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有的“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使用现有或新创建的多边制度来挑战既有多边制度的规则、实践或职责”，通过替代性多边主义安排挑战既有多边主义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在国际贸易领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多个相互重叠和竞争的区域贸易谈判正在重新启动或加速推进；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国家主导建立的多边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相继成立；在地区安全方面，美日印澳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引发了关于印太地区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关注。一系列新多边制度的建立，以成员间内向合作、外向竞争为基本特征，使各治理领域中制度重叠、嵌套、竞争的现象更加突出。竞争性多边主义的兴起，既是国际制度互动走向竞争性的体现，也是国际制度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平台与工具的反映。因而竞争性多边主义必然使全球治理更加碎片化。
近年来，美国为推进所谓对华战略竞争，加速整合全球盟友伙伴资源，新建各种经济、安全“小多边”机制，力图构建具有议题导向特征的“多边阵营”，打造更为灵活、相互嵌套的盟伴体系。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积极拼凑亚太“小多边”机制，以整合各方对华战略，推动实现安全威慑、供应链重塑、科技竞争、意识形态压制等多重政策目标。2021年9月，美国拜登政府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升格为元首和首脑级机制，并将其打造成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平台。在美英澳安全联盟（AUKUS）机制下，三国签署了《美英澳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并耗资100亿澳元在澳东部海岸新建潜艇基地，美澳还围绕核动力潜艇加大联合演训，同时也加强在前沿军事科技和国防工业方面的协作。美国还不断深化美日韩、美日澳等三边协作。美国在亚太地区打造的一系列“小多边”机制形成了对华的阵营性对抗、复合性遏压。这也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安全合作架构造成严重冲击。此外，美国还与欧洲盟友积极推进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非正常重构，使全球可能分裂成多个平行贸易科技圈层，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四）各种全球性挑战集中爆发，全球系统性风险加剧
近年来，气候变化速度远超预期，全球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频发。《自然》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表明，人类面对的极端天气，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2024年6月至8月，全球气温比1991—2020年的历史平均值高出0.69摄氏度，夏季的全球单日平均气温最高纪录已多次被打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也发出警告，气候危机“灰犀牛”加速向人类走来，未来气候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此外，全球核泄漏、核扩散的风险也在升高，美在亚太地区强化“延伸核威慑”，推动美英澳合作。日本长期持续排放核污水，核电站风险不断，核泄漏核污染风险高企。多地恐怖主义抬头，非洲已成为全球恐怖活动最严重地区，索马里“青年党”强势反扑，萨赫勒恐情面临失控，暴恐势力加速向西非蔓延。受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粮食危机加剧，非洲、加勒比地区等地粮食短缺状况恶化。
世界经济论坛在2024年1月发布的《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中指出了未来2年和10年内全球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信息错误和虚假信息、极端天气和地球系统关键变化、社会两极分化、国家间武装冲突、经济衰退、污染等。其中，信息错误和虚假信息是最大的短期风险，它会使本就两极分化、冲突频发的全球形势进一步恶化；而极端天气和地球系统关键变化是最严重的长期性问题。这些全球风险使得人类发展取得的各项进步正在被缓慢削弱，并正在将地球适应能力推向极限。
二、全球治理困境的重要根源：西方“权利优先”的政治逻辑
当今世界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源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和思维逻辑。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基本上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虽历经多次改革和完善，但仍保持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和主导地位，其中，西方自由主义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主义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在西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随着西方文明在世界的扩张获得优势地位，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价值理念，也成为现行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西方自由主义遵循“权利优先”的政治逻辑，在全球相互依存空前加深的今天，显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导致全球治理陷入严重困境。
（一）西方“权利优先”的政治逻辑及其时代局限性
在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进程遵循“权利优先”的政治逻辑，强调“权利优先于责任”。概括起来，西方“权利优先”的政治逻辑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体主义价值观。该价值观以个体为本位，崇尚个人权利，张扬个性自由，强调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主张每个人都要自由积极地去追求自身利益，进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全球治理进程中，在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宗旨和目标就是最大化本国利益。对于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的西方现实主义者来说，最大化国家利益意味着要无限制地去扩张国际权力，追求世界霸权。对于自由制度主义者而言，最大化国家利益是要建立和维护一系列最能体现自身利益与诉求的多边制度。而建构主义者则主张通过向全球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实现国家利益。
第二，零和博弈思维。零和博弈指的是博弈双方的利益与损失总和永远为零，即一方的收益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损失。在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思维建立在人性本恶的现实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强调本国利益和权利的优先性，把别国的利益增长看作对本国利益的损害，担心别国实力的增长会削弱自身的权力地位，因而在国际合作中追求“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行为倾向。零和博弈思维往往滋生出相互猜疑和不信任，不但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而且使国家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甚至使国家间关系恶化至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
第三，西方式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美国重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根本原则和治理方案。二战后，美国凭借自身超强的经济实力，主导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共同构成了调节国际金融、投资、贸易的三大支柱，形成了一个以多边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指出的，美国战后多边主义议程首先体现为美国要在包含全球层面、西欧国家内部和跨大西洋关系等广泛多边战线上重建国际秩序的渴求；其次，美国发起创立了几个主要的多边机制，如在货币领域和贸易领域；最后，为促进其目标的实现，美国帮助成立了大量正式国际组织，以提供技术和（或）政治上的服务便利。i这种多边主义通过西方主导建立的体现其自身利益和诉求的多边规则及制度，以“基于规则”的合作更好地维护和扩大主导国的利益。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持续凭借自身的国际优势地位，秉持“权利优先”的政治逻辑，通过推进全球治理来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然而，进入21世纪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权利优先”政治逻辑凸显出时代局限性。一方面，国际权力格局经历深刻调整。进入21世纪后，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版图，这些国家要求国际公平正义、各国共享发展的呼声日益强烈。近年来，汇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全球南方”崛起，正成为重塑世界秩序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一股关键力量。“全球南方”是反对霸权主义、追求全球正义的一股更为独立、更加主动，也更具发展潜力的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不但正在改变严重失衡的全球治理格局，而且也不断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国际权力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西方传统大国长期拥有的在全球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形成挑战，应对像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全球性威胁，西方国家必须加强与新兴国家的合作，全球治理不能是少数大国的治理，而要成为真正全球的治理。同时，全球相互依存的加深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现实，要求西方国家必须摒弃个体主义价值观和零和博弈思维，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二）“权利优先”政治逻辑对全球治理的危害
面对当前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美西方国家仍遵循“权利优先”的政治逻辑，坚持本国利益至上原则，秉持零和博弈思维，在国际合作中追求相对收益，并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优势和国际地位，加大与新兴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不断掀起“逆全球化”浪潮，阻碍全球交流与合作。
在经济上，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采取单边制裁、长臂管辖、脱钩断链等极端手段，对目标国家进行制裁、排挤和打压，不但严重危害他国的主权和利益，而且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等风险相互交织，加剧了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美国还不断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污蔑中国“产能过剩”和实施“经济胁迫”，自己却打着“去风险”的幌子，肆意挥舞“关税大棒”，持续升级单边制裁，大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严峻挑战，严重损害世贸组织成员共同利益。由于全球低通胀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复合型通胀风险正在显现，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急刹车”或“急转弯”，将产生严重负面外溢效应，给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首当其冲。
在政治上，美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极力阻碍对全球治理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企图继续操控主要的全球治理制度来服务于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又积极新建各种自己主导的“小多边”机制，排斥更多国家的加入，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加剧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重要国际货币金融机构的改革问题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明确指出，这两家机构的现有架构和规则“不公平地偏向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受益于这两家机构的程度远不及发达国家。他呼吁这两家机构进行彻底改革，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这两家机构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比重、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改善资金用途等。但是，由于改革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成为最大的阻力。
在安全上，面对不断扩大并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风险，美西方国家却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将全球性挑战“泛安全化”，以应对安全风险和挑战为由，泛化安全概念、模糊安全边界、渲染安全威胁，打地缘博弈的“小算盘”，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这种执着追求绝对安全的“泛安全化”行为，不但不能解决自己的安全关切，而且可能引发新的冲突对抗，让自己和世界更加不安全；还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降低全球发展的安全性和全球安全的可持续性，加剧全球安全困境，严重破坏国际安全秩序，更使世界笼罩新的战争阴云。
在国际权力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和全球性相互依存局面空前加深的形势下，美西方仍然坚持传统的“权利优先”的政治逻辑，无视甚至牺牲他国的安全和利益来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和利益最大化，极大阻碍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使得全球治理陷入严重困境。
三、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出路：重构责任政治
全球治理的实质是解决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这就要求各国有效平衡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自觉承担起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国际责任。因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从权利政治转向责任政治，才是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出路。
（一）全球治理的政治逻辑：责任政治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可以说，自人类社会发端之日起，责任便承担了协调公共生活的功能。所谓责任政治，是以责任为政治中各主体互动中轴的一种政治形态，它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展开特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责任政治是理解政治文明演进和国家建构的分析视角，也是规范意义上牵引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责任政治中的责任不仅仅体现在道德维度上，也涵盖了政治、法律、行政等多领域的内容。如果说责任追求善，那么责任政治则追求“善治”。回顾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历程，人们总是在理想的吸引力与现实的抗拒力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规范与现实的目标，责任政治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面。理想的责任政治应以问题为导向，也要以现实和规范为导向——明确当下政治发展中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同时融合现实政治需求以及现代政治价值。
责任作为权利的孪生物，是任何一个公共权力机构都应承担的义务。古今中外，任何一国的政府行为事实上都源于某种或某些种的政府责任，并且政府也是以履行上述责任作为工作目标。早在主权民族国家诞生之初，霍布斯、洛克、卢梭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者就通过社会契约理论阐释了国家的诞生和政府主要职能。他们认为，国家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根据契约而形成的，国家的权利来自人民的赋权，而国家的成立则是为了保护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所以，国家是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体，国家的主权在其人民，国家也必须为其人民负责。由此，政府责任的主要对象是其国民，在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最大化本国利益成为该国最正当和合法的政府行为，这也是西方“权利优先”政治逻辑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然而，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挑战已经使得世界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尤其是面对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独享安全，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威胁。因此，在世界各国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形势下，任何一国都不能以割裂甚至对立的眼光去看待本国与他国及国际社会之间的利益，不能把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更不能以牺牲他国利益来维护和扩大本国利益。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需要各参与方都承担起相应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由此，在全球治理中，一国政府的责任不仅针对本国人民，也要面向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世界各国都要主动承担起维护和扩大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国际责任。
（二）全球治理中的大国责任
当前，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世界各国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尤其是世界大国应展现出更大的责任担当。世界要好起来，大国要作表率。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树立立己达人、计利天下的新价值理念。在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下，虽然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是最具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行为，但是如果不顾甚至牺牲他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来实现自身利益则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尤其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国家必须摒弃个体利益至上的观念，统筹协调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将国家权利与国际责任统一起来，在完善自我的同时要做到立己达人、计利天下。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也是破解各种难题、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面对当前严重的全球发展赤字，大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应该积极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要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二是坚持多边主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和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多边主义践行得好一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就会解决得好一点”。坚持多边主义，就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商原则，体现在“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共建原则，就是要在各国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调动相关资源以及建设能力，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以形成合作的最大成效。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由各国共同商定，不应由少数人来制定。坚持共享原则，就是要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寻求各方利益交汇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对接各方发展需求、回应人民现实诉求，努力让合作成果惠及各国及国际社会，惠及广大民众，实现各方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而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要求“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三是建设和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在联合国功能弱化的形势下，大国要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带头遵守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规则，认真履行联合国的各项义务，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支持联合国成为解决全球性挑战的核心。当前联合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通过改革来应对，因此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就要积极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和完善。针对联合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增强联合国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要推动提高联合国工作效率改革，加强联合国大会的决策能力，提升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效率，切实提升联合国的效能。并且，大国在发展区域主义和建立各种“小多边”机制时，应形成对联合国体系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竞争和挑战。
（三）建设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当前世界大变局下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积极建设和完善全球治理方案。
首先，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始终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种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国家都不应自行其是、另搞一套”。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对联合国，世界各国都应该秉持尊重的态度，爱护好、守护好这个大家庭，决不能合则利用、不合则弃之”。为完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发展体系，中国锚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丰富发展筹资渠道，创新发展合作模式，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拓展发展伙伴网络，推进合作平台网络建设，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还成功推动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旨在提升全世界对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合作重要价值的认识，鼓励不同文明加强交流互鉴，增进团结，共同探寻全球性挑战的解决之道。
其次，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面对世界大变局下大国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国际信任赤字不断加重，中国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积极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主张大国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求同存异、管控分歧，积极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中国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主张多予少取，做到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再次，中国携手各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打造国际发展合作新平台。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坚持各方共同参与，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积极构建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同繁荣的全球伙伴关系。截至2023年10月，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已同150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多个工作岗位，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因此，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它不仅为共建国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增强了其减贫能力和增进了其民生福祉。
最后，中国提出并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国际多边合作模式的创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紧紧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三大全球性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为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也以实际行动积极落实三大倡议。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方面，中国一方面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实现自身发展，同时也尽己所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让中国发展惠及世界。中国以务实举措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与各国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方面，面对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主张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积极进行穿梭斡旋，为止战促谈“铺路架桥”。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方面，中国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面向不同国家、区域和组织，积极搭建开放包容的文明对话平台和人文交流机制，举办博鳌亚洲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等活动，积极促进文明间对话交流、互学互鉴。中国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展现出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卢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