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霞，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讲师；林锦涛，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讲师。

摘要：数字转型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态，其中数字民主格外引人注目，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外数字民主领域的2374篇SSCI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分析结果直观呈现了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演化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核心主要由技术、结构和功能三大要素组成，分别反映数字民主的技术基础、多元主体互动实践及其现实功能。这一知识体系经历了从早期对技术潜能与主体结构的初步探索，逐步过渡到对复杂结构与民主功能的系统性评估，最终迈向对现实情境的综合治理探索。对国外数字民主知识体系及其演化特征的系统勾勒，为理解国外数字民主提供了认识框架，同时也有益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关键词：数字民主；知识体系；技术—结构—功能。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6年第3期。

数字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持续改写民主实践的深层结构，从而使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成为全球性的研究热点。国外学界基于其技术应用的先发优势与长期实践，积累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为厘清数字民主的知识体系及其演化，本文运用文献计量等方法，对相关研究展开系统性分析，在直观呈现国外数字民主研究知识图景的同时，凸显国外数字民主研究的内在规律与研究短板。

一、研究设计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民主在国外得到广泛推进，逐渐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这些研究既包括对数字民主技术路径的分析，也有对相关概念内涵、实践模式的阐释。为更全面地厘清数字民主的知识体系及其演变过程，本文采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工具，从宏观视角出发，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

为确保研究的可信度，分析对象从全球公认权威的社会科学文献资源—Web of Science平台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中选择，力求准确、全面地呈现国外数字民主的知识结构。鉴于数字民主研究以互联网的普及为起点，再者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以年为单位，为确保时间跨度的完整性和可分析性，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1990—2024年。从技术维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及其他数字技术成为主流，当下广泛运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也是数字技术的新发展。因而，为更全面地搜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检索词涵盖数字民主及其相关技术衍生词。具体而言，将检索主题(topic)设置为“digital democracy” “cyber democracy” “electronic democracy” “internet democracy” “virtual democracy” “algorithmic democracy” “blockchain democracy” “metaverse democrac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mocracy” “quantum democracy”，并在各个主题之间用“或”(or)连接，初步检索文献2675篇。在剔除无效文献以及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后，最终保留有效文献2374篇。基于筛选后的数据，研究设计如下。

第一，结合关键词聚类与高频关键词，提取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要素。首先使用CiteSpace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该聚类采用谱聚类算法实现自动聚类，算法以图论为基础，侧重于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而非属性特征，从而确保聚类结果的科学性与整合性。聚类结果不仅能够体现特定主题的研究热度，还能够反映该主题与其他主题的关联性。即使一些学者并非专门研究特定主题，但只要其研究涉及该主题的相关内容，便可被归入相应聚类。经此聚类产生的主题更具代表性，可直观地反映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取高频关键词，并通过语义及词性归类对其进行整合。相较于聚类分析主要呈现主题间的结构关联，关键词分类则更有助于揭示具体研究内容的分布以及议题分布的细节与逻辑，是对聚类结果的重要补充。

第二，根据发文分布图与关键词突现图谱，揭示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演进路径。在识别国外数字民主知识体系基本要素的前提下，进一步从时间维度分析该领域的动态演进过程。借助CiteSpace生成发文分布图，呈现国外数字民主相关研究在不同阶段的论文发表数量变化情况。发文分布不仅可以从宏观层面反映不同时期学术界对数字民主关注程度的变化，也能够帮助梳理不同阶段划分的时间节点。生成的关键词突现图谱，可用于识别在特定时间区间内出现频率显著上升的关键词，从而揭示研究关注的热点变化与知识体系的动态演进特征。

二、国外数字民主的知识体系

通过对数似然率算法(LLR)对关键词进行谱聚类，可生成如图1所示的聚类图谱。该图谱的模块值(Modularity Q)为0.6062，远高于0.3，意味着划分出来的模块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 S)为0.8544，高于0.7，说明聚类结果信度较高。

图1揭示出国外数字民主领域形成的关键词聚类结果，涵盖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人权(human rights)、电子政务(electronic government)、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公众组织(civil society)、直接民主(directde mocracy)、权力(power)、在线新闻(online journalism)、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和公众教育(civic education)等核心议题。由于聚类结果具有较高的整合度，在通过聚类把握基本要素后，还须进一步整合高频关键词体现的具体议题，从而更全面地展示该领域的基本内容。具体而言，便是将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关键词进行合并，且手动剔除一些语义较为宽泛的关键词，提取出更具代表性的高频关键词(如表1所示)。

经过对高频关键词与关键词聚类图谱的分类整合，形成国外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三大基本要素，即技术、结构与功能(见表2)。三者从不同维度共同构成国外数字民主的知识体系。这一划分不仅是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亦在学理上映射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型。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关键词聚类和高频关键词在不同语境可能承载多重含义，并不严格从属于单一主题，因而在下表中可能出现一个关键词从属于多个基本要素的情形。

 （一）技术要素

技术要素是整个知识体系的起点。新技术的涌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不仅为国外数字民主实践提供了工具和空间，也赋予其发展的可能性。相关研究涵盖了从电子邮箱、门户网站等早期互联网应用，到近年兴起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类型，重点探讨各类技术的特点以及其与民主实践的关联性。

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依托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和超链接，形成网状的信息结构，突破了传统线性媒介的限制，重塑了信息传播格局。作为万维网的基础架构，客户端—服务器架构提升用户主动性，使其通过客户端发送请求与服务器互动，进行信息的检索与展示，降低知识与情报的获取难度。此外，技术的进步还改变了信息生产、获取和接收途径，使得普通公众能够成为信息传播者，有能力将曾经强大的大众媒体巨头排挤到一边，单向的大众传播模式让位于更具互动性和民主性的公共传播形式。可以说互联网技术不仅为普通公众获取信息提供诸多便捷，还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空间，人们愈发意识到通过参与网络空间可以提升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由此也催生了学界有关数字民主的研究旨趣。

随着Ajax、XML、OpenAPI、Microformats与Flash/Flex等底层技术的问世与完善，互联网迈入以交互性和用户参与为核心特征的Web2.0阶段。Ajax技术支持网页在不重载的条件下，与服务器交互数据更新部分内容，使用户的信息交互过程更加及时且顺畅。OpenAPI的出现，促进了不同网络服务间的数据共享和功能整合，打破了信息孤岛的局限，推动了更多开放创新和跨界协作，形成了更加多样的互联网生态。此外，Microformats通过对网页内容加上语义标记，使计算机能更准确地理解网页信息，强化数据互通和自动处理的能力。而Flash和Flex等富互联网应用技术，则为网页带来了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实现了动态多媒体内容的呈现和复杂元素界面的融合，促使内容呈现多样态，并提升用户体验的沉浸感。社交媒体作为Web2.0的重要体现，其以交互性为特征的平台创新促进了公共参与的升级、以实时性为特征的信息传播实现了交往方式的革命，这种去中心化的技术发展趋势推动数字民主形成质变，进一步简化个体的数字参与流程，为数字民主实践提供更多可能性。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作为数智技术的代表日益受到关注。与之相伴的，还有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这些技术的内在架构、运行逻辑与应用场景各异，所蕴含的民主潜力也各有侧重。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庞杂的数据进行管理、存储、挖掘和分析。随着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数据总量呈指数级增长，急需创新且经济高效的信息处理方式。大数据技术不仅满足了信息高效处理的需求，还因其在增强社会透明度、优化公共决策等方面的巨大潜能，被视为提升民主质量的核心技术。人工智能是由人类设计的软件或硬件系统，能够在设定复杂目标的前提下，通过数据采集感知周围环境，对数据进行处理并基于知识展开推理，进而采取最佳行动。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事件处理等方面的能力，可作为公众参与能力的重要技术补充。区块链技术最初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架构，其可保障数据存储、读取、执行的整个过程透明可跟踪、不可篡改，因而被誉为信任机器式的虚拟体验，经由通证化与数字孪生技术，有望构建和现实相映射的虚拟民主实验场，既能通过模拟实践指导现实民主发展，又可拓展数字民主的实践场域。

 （二）结构要素

国外数字民主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不同主体在新技术环境中相互作用的过程。主体不仅是参与者，更构成了数字民主运作的结构性要素，其角色分布、参与方式直接决定了实践形态与运行逻辑。整合现有研究，可将国外数字民主的主体结构划分为公众端、政府端与平台端。公众端包括个体公众及公众组织，体现为多样化的民主参与;政府端涵盖政府机构、政党组织及政治精英，侧重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数字治理策略的制定和推行;而平台端则以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不仅提供数字民主的技术支持和实践场域，还凭借算法推荐、广告投放、构建用户画像等功能介入各式民主实践。

从公众端来看，自发性参与是最基础且普遍的实践形式，一般指公众依托社交媒体、网络论坛、官方网站等线上方式，表达对政治议题、政治事件或政治精英的看法。自发性参与无需外部的组织动员，形式灵活。无论是发布推文、更新短视频，还是发表评论等具有观点输出性质的较为复杂的表达行为，抑或以点赞、转发、收藏甚至是点击阅读等所谓的“点阅主义”，这些行为看似与政治无关，但在事实上可以让参与者无意识地参与到政治事务当中，都被视为普通公众表达政治态度，参与民主生活的重要方式。

与自发性参与相对应的是有组织的数字民主参与实践，包括线上听证会、在线市政厅会议、网络投票、线上请愿、数字化社会运动等形式。此类参与通常具有明确的议题导向和行动目标，更易形成规模效应，影响深远。例如，“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最初为黑人网民创立的社交媒体标签，经由数次警方对黑人的暴力执法事件发酵，在几年内迅速演变为一场蔓延全美的抗议运动，社交媒体遂成为公众抗议种族歧视与警察暴力的重要阵地。公众通过网络直播、信息转发、在线签名等数字形式，动员发起大规模社会运动，不仅迅速获得大量的线上线下支持者，还推动了部分区域有关警务改革的讨论和反思。

从政府端来看，电子政务的诸多部署便是政府数字策略最鲜明的尝试。电子政务不仅通过数字技术优化行政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还显著提升政府运作效率。总体来看，电子政务的实践主要从两大维度展开:其一是构建开放政府，以数字手段建立透明政府，经过优化公开数据质量与呈现系统质量来提升政府透明度。为此，政府通过官方网站、数字平台等数字化工具与公众建立联系，侧重于提供较为全面的数据资源，以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了解和信任度。其二是打造线上互动平台，促进公众参与政治过程。这种互动既可以依托政府官方网站的互动评论功能，又可以利用政府机构在社交媒体的宣传矩阵，还能通过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网络空间中对民意进行抓取收集与分析处理。即使公众并未直接参与决策过程，政府也可以有效掌握民意，并将其融入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各类聊天机器人也被用于与公众互动，以提高对公众咨询、意见反馈等的回应效率。

数字竞选是体现政府端数字民主实践的重点领域。数字技术在民意测验、资金筹集、选民动员、定向宣传等竞选环节都发挥着关键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数据是数字时代最基本的要素，在数字竞选中亦然。因而尽管参选的各大政党有着不同的竞选策略与政治目标，但它们为赢得竞选，在数据抓取、分析与投放等方面均投入大量资源。此外，竞选者通常会组建具备强数字能力的竞选团队，使用数字媒体筹集竞选资金、拓展数字竞选平台，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打造候选人的在线品牌形象。同时，参选党通过建立并动态更新选民数据库，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对潜在选民的精准投放与个性化宣传，完成选举动员。值得一提的是，数字选举的实践环境催生出“数字政党”这一新型政党形式。例如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以“五星运动”党、“我们”党等为代表的“数字政党”，依托互联网成立并组织活动、参与竞选，突破了传统政党的结构和程序，在数字时代发展迅速。在2018年意大利全国大选后，“五星运动”党甚至一度成为意大利第一大党。

从平台端来看，其作为连接公众与政府的重要中介，既是信息流通的枢纽，更是数字民主权力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对数字民主实践影响深远。算法是平台运转的潜在机制，对数字民主的作用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依托“超级助推”策略，平台以隐蔽的方式参与议程设置，塑造公共讨论空间;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微定向”策略，平台能定制不同群体接收的内容，进而影响其政治判断能力和参与度。凭借庞大的用户数据，平台还可以构建精准用户画像并进行商业化操作，推动了数字广告市场的发展，也为政治动员和信息传播提供技术支持，通过算法实现个性化的内容推送，帮助政府或相关主体精准触达目标群体。

同时，随着各国加大数据主权和内容监管力度，当平台在寻求可持续商业模式时，需在法律遵从、社会责任与利益追求之间寻求平衡。数据隐私保护、虚假信息治理和内容审查标准等议题，凸显了平台在政府监管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复杂互动。平台在政府法律法规和政治精英的影响与制约下，既成为政府监管权力的延伸，又凭借技术和数据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权力，构建新的权力结构。与之相伴的是，平台权力也面临来自非政府组织等外部机构的监督与反馈。这也意味着平台上的参与和互动可以形成超越物理距离的新型社会纽带，并将权力重新引入公共领域，便于人们创造新空间与新制度形式，成为数字民主实践的核心场域。

 （三）功能要素

在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中，功能要素主要反映民主实践所产生的效应。换言之，功能要素是主体结构在民主实践过程中的价值呈现与目标达成，是评估数字民主实践绩效的核心维度。然而，数字技术在为国外民主实践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凸显的民主风险。因此，功能要素需根据其对民主系统的影响特征，划分为正功能与反功能两个维度。面对反功能威胁，学界多通过归因分析提出一系列修正策略，这亦成为功能要素的重要内容。

数字民主的正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拓展民主实践形式，保障公众基本权利。数字民主通过提供便捷的访问途径，开辟更广泛的沟通渠道而创造在线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机会，使公众从传统的线下参与，转向更加灵活、可及的数字参与，为公众将法律规定的民主权利转化成实际的民主参与打造现实基础。二是打破信息壁垒，推动社会平等。在数字化环境中，公众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即时互动。同时参与方式的简化为边缘化群体带来赋权效应，为曾在传统民主政治中失声的群体提供宝贵的发声渠道和参与机会，推动公共权利的平等行使。三是畅通沟通机制，强化民主协商。民主协商的运行好坏在于沟通机制是否畅通。数字技术有效地促进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纵向协商，使公众能够相对便捷地向政府传达诉求，实现公众对政策过程的深度介入;同时，政府也能及时接纳社会反馈，对偏离民意的政策及时完成解释与调适，赋予政策强回应性。四是提升政府透明度，完善政府问责机制。数字化进程以两种方式深刻地重塑了政府的透明度与问责机制。其一为通过在线信息公开与行政审批流程的全程可追溯，让政府的运作逻辑从封闭走向开放，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其二为建立网络论坛、虚拟审议空间等公共反馈渠道，使公众能够对公共事务进行即时表达、审议乃至施压，强化社会对政府的问责能力，并内化为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有效约束，从而抑制权力寻租等行为。

从反功能来看，国外数字民主风险主要体现在对民主信任的侵蚀、对公众隐私权的侵犯、政治极化的加剧以及数字不平等现象。首先，虚假信息对民主信任的侵蚀日益严重。真实客观的公共信息是公众形成观点并有序参与民主生活的基石，但在“流量为王”“利益至上”的新媒体传播机制下，博人眼球的虚假信息层出不穷，已成为数字民主实践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其危害并不仅限于信息失真本身，更在于其对社会信任结构的损害。即使公众不相信虚假信息的具体内容，广泛传播的虚假信息仍可能在部分人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瓦解彼此间的信任，对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造成威胁。其次，对公众隐私权的侵犯现象同样严重。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国家精英和商业平台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公众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有学者惊呼:我无所遁形。斯诺登事件与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证实了国家政治精英与企业集团的监控行为。进入数智时代后，技术的更新迭代让监控成本降低的同时，也让监控行为更为广泛且隐蔽。再次，政治极化已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现象，致使不同政治群体之间的意见分歧日益加剧。这不仅加剧了社会撕裂，也削减了民主协商的空间，形成社会广泛共识几乎成为奢望。当公共领域极度分化时，部分持非主流观点的用户，因顾虑被社会排挤而放弃表达，极有可能陷入“沉默的螺旋”之中，致使不同观点缺场。这无疑是对民主广泛性的破坏。最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数字鸿沟:不同年龄、收入、种族乃至地域群体在数字接入水平和数字素养上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些差异又进一步影响了公众的民主参与能力。对于那些因缺乏设备、接入条件或必要技能而无法有效上网的人而言，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可能性被大大削弱。这意味着，弱势群体的声音在数字民主实践中被持续边缘化，表明不同群体数字身份的不平等。

反功能的归因也是功能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民主反功能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首先是个体心理与认知偏见打造的主观温床。形成推动群体极化的回音室效应的根源之一在于个体的选择性接触。有研究指出，个体普遍存在固有的“信念系统”，更倾向于接收与自身观点一致的同质信息，忽略甚至怀疑异质信息。其次，是平台算法与商业逻辑打造的“客观牢笼”。由算法驱动的互联网内容和搜索的个性化，呈现双刃剑效应。与大众媒体对消费者人口统计数据的依赖不同，自动化分类流程为在线内容创造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其能够根据消费者的心理特征来精准构建和投放内容。然而，过量的内容投放与公众有限的注意力形成新的矛盾，催生出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经济”模式。为此，平台的算法逻辑往往会优先推荐高度两极化和煽动性的内容，因为它们能为平台带来更多用户黏性与商业收入，但也因此缩减了用户的信息选择范围，最终推动了舆论极化与观念分歧。最后是政治与商业精英的精准操纵。2016年美国大选的经验表明，虚假信息已成为帮助部分政治精英巩固权力的重要抓手。政治精英会通过散布虚假信息并借助回音室效应破坏公众辩论的质量，从中获取权力或利益。与此同时，自动化社交机器人也被用于控制信息流和制造虚假信息，当其与微观定位和深度造假技术结合，便会对民主构成严重威胁。

基于对数字民主反功能形成机制的深入分析，学界从多维视角提出了系统性的调节策略。一是社会教育层面。学界广泛认同公众数字素养的重要性。面对信息泛滥与真假难辨的舆论环境，公众是否具备辨识与判断能力，直接影响其在政治参与中的理性程度。因此，有研究强调信息时代的公众应具备更高层次的批判性思维，以应对数字环境下的复杂挑战。二是技术治理层面。部分学者试图通过技术路径来实现突破。一方面，他们提出可通过设计特定算法和软件，包括围绕数据预处理、模型结构、训练与预测等关键环节构建算法模型，对数字空间中的虚假信息进行识别与过滤。另一方面，结合人类智能与算法，通过“CAND”虚假信息检测框架，在数据源层面提取新闻特征与群体信息，再经由无监督的贝叶斯聚合模型进行聚合，进而更精准地识别虚假信息。三是外部监督层面。其一，强调发挥专业记者的监督与“把关人”作用。有研究认为，数字民主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业记者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与解释。新闻工作者在信息分类、内容选择与价值判断方面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其二，推动平台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平台监督。平台理事会可由普通数字用户和技术专家组成，独立于政府和平台机构，定期召开会议，协助制定平台规则，并参与内容审核、下架、封禁等决策，以成员的广泛性及包容透明的决策程序，确保审议过程的民主性与公开性。

三、国外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演化

文献发表数量及变化分布通常能够直观地反映学术关注度及发展动向。通过对国外数字民主研究领域检索到的2374篇SSCI文献发表的时间进行统计，可生成图2。由图2可知，国外数字民主研究领域的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研究热度不断升温。尽管近几年发文数量增长情况略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显示出学界对该领域持续的研究兴趣。

由于文献量较大，为提高分析的效率与准确性，在CiteSpace软件中将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设置为2年，阈值标准(Selection Criteria)设定为Top10%，并将每个切片内的最大选定项目数(Maximum Number of Selected Itemsper Slice)限定为100。随后设置为双状态模型(Number of States = 2)，将伽马值(γ)调整为0.1，以增强突现识别的灵敏度。同时，为确保所识别热点具备持续性，将关键词突现的最短持续时间设定为2年。完成上述参数配置后，提取突现强度排名前20的关键词，最终生成关键词突现图谱(见图3)。结合发文数量分布与关键词突现图谱分析发现，学术产出的增长特征与数字技术的代际革新呈现显著相关性。这一关联性为国外数字民主研究的阶段划分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将其知识体系的演进界定为三个特征鲜明的阶段奠定了基础。

第一阶段为网络民主阶段(1990—2005年)，知识体系主要集中于对早期互联网技术的阐释以及对其民主功能和应用的诸多设想。该阶段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历万维网的诞生与商业化浪潮，互联网迈向大众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分布在各地的信息情报通过网络互联互通，实现了信息传递效率的革命性突破，学界开始关注该技术对民主政治实践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关成果开始涌现。该阶段的知识以技术要素为主导，学界的主要任务在于回答互联网技术是什么，并寻求其技术特征与民主实践的耦合性。

这一时期的关键词突现图谱直观地印证了知识体系的阶段特征。从图谱上可见，“互联网(internet)”一词自1999年起引用频率显著上升，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研究焦点，充分体现学界对技术本身的认知需求。紧随其后的“电子政务(electronic government)”，代表了学界对互联网应用实践和功能的关注。“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虽未在当时成为引用热词，但已被提出并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既彰显出早期的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政府与公众二元结构，又证明当时学界已开始对互联网民主功能进行设想。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囿于技术手段有限与实践模式单一的问题，可供研究的案例较为匮乏，不足以支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加之新兴技术的交叉运用要求学者具有一定的数字素养，这成为当时数字民主研究的学术壁垒。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数量少，增长速度也偏慢，并且其中相当数量的研究深度不足，仅停留在数字民主的前景讨论与展望层面，对数字民主实践等结构要素的系统性探讨尚未成型。

第二阶段为社交媒体民主阶段(2006—2015年)。技术的进步使得知识体系的重心逐步转向分析新媒体技术对结构要素的影响。脸书、推特(现更名为X)等社交媒体相继推出，标志着Web2.0时代正式到来。相较于Web1.0时代，Web2.0时代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和互动性特征。这赋予了个体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信息创造和传播的能力，带动线上内容、用户数量等实现爆发式增长，强化了全社会的数字依赖。此时，掌握数据与算法的平台，在民主实践中愈发重要。其革命性作用在2008年的奥巴马胜选中具象化，颠覆了原有知识体系下的政府与公众二元结构，显著凸显数字民主议题的研究价值。自此，学术界对数字民主的关注持续升温，相关热度与研究成果数量不断攀升。

从关键词突现图谱来看，以“Web2.0”与“新媒体(new media)”为代表的研究热点相继爆发，标志着学界的关注点向新兴数字技术聚焦。在此基础上，“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新媒体(new media)”与“电子政务(electronic government)”等议题的火热，证明此阶段数字民主知识体系已形成政府、公众、平台的三元结构。多元主体的互动带来研究的视域拓展，新技术的各类民主功能成为热点议题。除上述提到的关键词外，“互联网使用(internet use)”“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与“社会(society)”等词的突现，展现出一条清晰的研究链条，即从探讨民主实践的方式，扩展到审视其风险与挑战，并最终落脚于对社会整体变革的讨论。

第三阶段为数智民主阶段(2016年至今)，知识体系逐步深化为对功能的集中反思，并最终拓展至对整体系统的综合性治理探索。从技术维度观察，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社会步入数智时代，赋予数字民主新的技术面向与智能属性。同上一阶段相比，当前数智技术体系内部的数据处理模式、算法逻辑及系统架构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专业壁垒。因而数智技术大多掌握在政治组织和平台精英手中，加剧技术权力的集中化趋势。虽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工具，可以通过技术赋能，弥补个体与技术掌握者的数字鸿沟，为技术平权带来可能，但工具的易用性却未必能有效转化为实质性的民主参与能力。在此背景下，数字民主研究的批判性维度逐渐深化。从文献计量趋势看，相关研究在2016—2020年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于2020年达到峰值后，虽有小幅波动，但始终维持在高位水平。

关键词图谱的演变清晰地勾勒出研究焦点的迁移轨迹:初期，“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与“公众态度(citizen attitudes)”等关键词率先涌现，学界的核心关切集中于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等数字民主的潜在负面影响，以及网络环境对公众心理及政治态度的塑造。2019年前后，随着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和以“虚假信息(fake news)”为代表的媒介失序现象同时凸显，学者们的研究重心迅速转向社交媒体引发的信息失真与民主风险问题，研究进入批判性审视阶段。随后，自2020年起，“大数据(big data)”“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科学(science)”等技术议题相继成为热点，其中人工智能突现强度高达14.44，反映了相关议题的急速升温。此外，“创新(innovation)”“策略(strategy)”和“治理(governance)”等关键词同时突现，表明学术视野已进一步拓展至数字民主对治理逻辑、创新策略等功能改善的深层探讨。整体而言，第三阶段的研究重心超越了对技术应用和实践变化的表层分析，转向对其认知范式、系统性风险、治理挑战与创新路径等根本问题的多维度分析。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国外数字民主研究的梳理和提炼，我们构建出一个由技术要素、结构要素与功能要素构成的国外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其全貌提供了一个更具整合性的视角。(见图4)

作为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技术要素扮演着驱动引擎的角色，不仅为结构要素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可能性空间，其自身的内在属性和技术特征也能够直接触发民主功能。因此，技术是理解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变量。在技术要素的支撑下，公众、政府、平台三元主体及其互动实践，构成了数字民主的结构要素。要素内主体并非被动地传导技术的影响，而是主动地吸纳、转化、放大或抑制技术的潜力，塑造数字民主的具体样态。功能要素是技术与结构双重作用下的复杂产物。它既呈现了数字民主的正反功能，又包括对反功能的深刻反思。为此，学者们不仅试图建立解释失序现象的因果链条，更致力于形成能指导现实的调节策略。这些策略一边对技术迭代提出新要求，一边推动结构要素演变，调整主体本身及主体间的互动规则，助其实现对技术逻辑的主动规制。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动态变迁，由三大要素的发展演变所驱动。其历史变迁充分体现了技术作为根本动力而持续引发结构与功能的深刻变化。整个知识体系的重心也因此经历了几次转移，从早期着眼于技术的发现，对传统政府与公众二元结构互动的分析，以及对民主功能的设想，到中期逐渐转向聚焦结构的更新与对数字民主功能的初步认识，继而发展为对功能的系统评价与集中反思，并最终上升到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性治理的策略探索。

对国外数字民主知识体系的总结，既是对国外数字民主研究历程和研究内容的回溯，也为理解当代数字民主实践提供了认识框架。当前，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建构起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然而，国外数字民主研究在实践取向日益强化的同时，却在宏观理论构建方面表现乏力。现有的一些较为琐碎的理论更新难以支撑起对数字时代民主模式变革的根本性解释。理论层面的薄弱，限制了其应对全球政治与技术变迁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实践与规范之间的张力难以弥合。与此同时，国外数字民主的研究大多仍然停留在形式民主层面，而对实质民主关注不足。例如，在审视数字民主的正功能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字技术是否扩大了公众的发言空间、是否拓展了参与渠道等过程性指标，却鲜少将研究视野拓展至结果端，即关注相应的数字民主实践是否真正改善了公众的现实生活、是否有效实现了公众的利益诉求以及是否解决了具体的社会治理难题。

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恰逢其时。这不仅由于当前国外数字民主知识体系存在理论缺口和研究不足，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场域辽阔，民主政治运行正在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民主形态，为数字民主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挖掘的鲜活样本。在此情势下，如何从中国的数字民主实践经验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说服力与传播力的知识成果，并在回应自身实践需要的基础上，于全球语境中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命题与分析框架，以中国性为根本，以超越性为关键，进而突破西方范式，参与数字民主话语权的重构，彰显中国治理的活力，将成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