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锦涛，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数字技术重塑民主主体形态，使得数字精英更容易掌控民主，带来民主异化风险，值得高度重视。面对新兴技术，精英群体率先实现自我改造和转型升级，持续强化政治影响力。经过转型的数字精英，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在民主政治中的应用，促使民主政治的主体结构从“精英一大众”二元结构转向“数字权力精英一数字平台精英一数字公民”三元结构。该结构既体现出代表链的巩固与强化也呈现复杂化特征，数字平台精英作为新型中介嵌入其中，与其他主体相互支撑。然而，该结构亦面临异化风险。权力精英可能背离代表初衷，异化为民意操纵者。平台精英也可能过度追求资本效益，异化为数字利维坦。更为严峻的是，二者既可能基于利益耦合形成共谋，也可能因数据主权产生分歧，以不同形式威胁公民权利。因此，今后应当继续探索民主发展道路，警惕数字民主的精英化重构所带来的异化风险。

关键词：数字精英；数字民主；主体复合结构；民主异化。

文章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重塑了人类政治生活。在当代西方的民主进程中，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深层次地重构了民主政治的代表链。传统“精英-大众”的二元结构正在演变为“数字权力精英-数字平台精英一数字公民”三元复合体。既有民主转型文献虽关注到技术对民主实践的影响，如数字技术何以促进代议制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的转型，却较少回应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技术资本如何赋能精英群体，重塑民主代表链，改变代表中介的基本形态和结构，进而重构民主政治实践。这一缺口使得对数字民主的讨论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简单叙述，无法深入理解数字民主演进的内在驱动力，亦无法充分揭示其中涉及的多主体互动与权力动态。

本文认为，数字技术正在驱动当代西方民主经历一场精英化重构，主要体现为代表链的双重演变。一是传统政治精英向数字权力精英的转化与垂直代表能力的强化，二是数字平台精英作为新型技术中介，嵌入代表过程，导致代表链的复杂化。这两种趋势相互交织，塑造了独特的数字民主主体复合结构，也暗藏着新的异化风险。本文围绕这一核心论点，阐述数字技术何以促进数字精英的崛起，进而重构代表链，带来三元主体结构，并从国家、资本与公民之间的博弈入手，揭示数字民主的异化风险。

一、数字精英的崛起与代表链的重构

现代民主政治以代表制为核心，集中体现为公民授权与代表身份的践行。在代表制体制下，代表链相对清晰:公民通过选举等方式授权政治精英，进而形成政党、政府等权力精英，而政府作为政治代表代替公民行使政治权力并承担责任。由此，代表链可以被理解为一条从公民到政治精英的垂直授权与责任回路。这一线性模型构成了现代西方民主运作的经典图景。数字技术的嵌入并未废除这一链条，而是在深刻重塑传统权力精英形态的同时，引入新的行动主体数字平台精英，使其结构发生重塑。传统权力精英转化为数字权力精英，不断强化其垂直代表能力，数字平台精英作为中介性主体嵌入代表链，使得代表链更加复杂化。

数字技术首先作用于传统权力精英，形成了数字权力精英的新形态。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背景下，根据范畴和属性的不同，权力精英可以划分为政党精英和政府精英。数字技术则分别推动其向数字政党和数字政府转型。这种转型的本质是权力精英利用技术延伸其垂直代表能力，试图在数字时代巩固乃至增强其代表地位与治理效能。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为既有政治组织披上数字外衣，而是深刻改变了政治代表的组织方式、互动模式和具体策略等。

政党作为公民与国家之间最关键的代表中介，数字化转型趋势尤为显著。受数字技术的影响，政党精英衍生出数字政党的新形态，不断丰富其代表策略，提升其代表能力。这种转型主要沿着两个路径展开。

一是传统政党不断利用数字技术重塑组织形态、更新竞选策略，强化代表链条。尽管没有颠覆已有的等级结构或放弃传统的竞选方案，但数字化已成为政党组织、管理成员及政治行动不可或缺的工具。在澳大利亚，数字通信技术被用来增进政党组织内部的沟通，尤其是保障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之间的信息传递。在法国，脸书也经常被用来进行竞选宣传，动员基层党员，从而使选举活动更贴近选民。在美国，利用推特进行政治表演，引起观众的共鸣，从而为候选人赢得更多的支持，已成为竞选宣传的常用策略。这些实践表明，传统政党正在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其内部代表链，即党内沟通与整合，以及外部代表链，即选民组织与动员。

二是许多新兴政党依托数字平台兴起，试图将代表链向基层群体延伸。相较于传统政党，他们在组织形态和决策方式等方面带有鲜明的扁平化和直接民主色彩。这些平台党深层次反映了网络社会的理念，追求更激进的数字化战略，甚至想取代工业社会的大众党、阶级党和意识形态政党。它们试图通过模仿社会运动的结构打造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模式，展现出左翼色彩。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具有数字乌托邦色彩，试图利用新媒体实现直接民主:海盗党亦积极打造数字参与工具，试图利用数字平台实现党内决策的直接民主。阿尔贝托·利奥伊(Alberto Lioy)将这些新兴的平台党定义为基于运动的政党(movement-based parties)，而传统政党则被称为制度化的政党(institutionalised parties)。这些政党致力于提升其代表能力，通过让公民或党员直接参与议程设置与决策，强化民主代表性。

无论是传统政党的数字化转型，还是平台党的崛起，都表明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政党作为代表中介的形态。尽管这些类型的政党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共同趋势是代表关系的强化和代表能力的提升。同时，代表链也呈现出数据驱动、算法驱动等特性。政党的代表过程愈发依赖技术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也为平台精英的嵌入与代表链的复杂化埋下伏笔。

与政党转型并行的是政府精英的数字化转型，即数字政府的兴起。政府精英广泛采纳数字技术，以提升自身的代表性和响应性，进而强化其作为公民利益代表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这集中体现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为实现更加民主的决策，提供更加符合民众诉求的公共服务，数字政府致力于推进决策团队的数字化、决策工具的智能化以及决策方式的平台化。

一是决策团队数字化。早在1996年，为确保政府更好地应用和管理现代信息技术，美国出台了《1996年克林格-科恩法案》，并设立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领导美国政府的信息技术使用和管理活动。2011年，英国也专门成立政府数字服务局(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GDS)。2024年以来，它逐渐向科学、创新和技术部(Department for Scienc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SIT)输送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这些实践表明数字技术不断嵌入行政体系，技术专家成为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角色。

二是决策工具智能化。过去，政府决策往往依赖于历史数据和人力分析，造成决策滞后和偏差。如今，利用智能化决策工具，政府能够实现实时获取和分析海量数据，作出更科学和精准的决策。比利时公民实验室建立了公众咨询平台，广泛收集公民意见，并整合结果，了解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实施情况，帮助决策者和公职人员制定和实施政策和服务。日本地方政府则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包括人口动态统计数据、工业事故统计数据和国民健康保险统计数据等，设立专项对策委员会，制定工人、老年人和儿童安全等领域的政策，响应国民安全保障的需要。这种“数据驱动型决策”和“数据治国”趋势，旨在使政府决策更精准地反映社会现实和公民需求，提升政府机构的响应能力。

三是决策方式平台化。在数字时代，政府逐渐成为多功能平台。它既可以打造参与平台，让公民主动表达自身关切，也可以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平台上公民对政府决策的意见和建议。这一过程包括:获取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意见(在线交流)，然后分析挖掘出意见的极性，在随后的政府决策中考虑这些意见。芬兰赫尔辛基坚持“城市即平台”的治理理念，依托数字参与平台，建立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应对棘手的城市问题。荷兰阿姆斯特丹打造“我们创造城市”平台，允许决策者、企业家、艺术家和研究人员等共同讨论城市治理问题。为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美国波士顿曾专门创立“住房创新实验室”平台，收集高住房成本问题的解决方案，该平台后来发展为政府的永久性办公室。这些平台试图构建更具包容性和互动性的决策过程，让公民从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共同生产者。

数字政府的建设，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拉近政府与公民的距离，巩固并强化代表链，增强政府的代表性与响应能力，兑现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所定义的民主核心要求:“政府持续响应公民的偏好。”然而，这一转型同样无法脱离外部技术资本的支持。政府门户网站、社交媒体账号、公众参与平台、数据分析工具的开发，需要与平台科技公司合作，甚至直接外包。这为代表链引入新的中介者数字平台精英，使政府的响应性在技术上依赖于平台的算法和数据供给。

如果说数字权力精英的转型是代表链的巩固与强化，那么数字平台精英的崛起则在该链条上嵌入全新的节点，使得代表链的结构更加复杂。数字平台精英是数字时代直接由技术资本孕育的行动主体，是数字民主最重要的技术媒介。它可被定义为在特定平台上拥有高度影响力、专业知识或资源的人群，包括该平台的创始人、高管和技术专家等。他们以自己掌控的平台为核心，不断开发技术、存储数据、训练算法，对用户观念和行为施加影响。在数字民主的进程中，它们并不寻求直接成为政治代表，却通过其掌握的技术基础设施，深刻影响着政治代表活动。

数字平台精英的权力源于其对三大核心要素的垄断性控制，即连接、数据和算法。这三者构成了自我强化的循环。其中，连接是数字平台的基础功能，它不断生成数据，其数据规模与连接的用户数量呈正相关。随着数据的积累，数字平台能够不断优化算法，提高数据分析和预测的精准度。通过不断迭代和优化，数字平台的算法能力越来越强，并以更先进的内容推荐、搜索优化等功能支持和完善连接功能，提高用户满意度。这又为平台吸引更多用户，从而促进数据和算法的进一步积累和优化。由此，数字平台在连接、数据和算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连接-数据-算法”的循环使得少数巨型平台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资本。这种资本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资本或政治资本，是一种基础设施性权力。同时，算法亦具有权力属性，它可以通过控制社会互动所涉及的信息流来施加影响。正如尼古拉斯·凯拉(Nicholas Carah)所说:“随着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兴起，全球网络建设者似乎‘掌握’了新的数字传播模式，他们组织社会的能力就如20世纪中期出现的管理者一样‘不可避免’。他们取代了曾经的管理者，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霸权联盟。”

由此，数字平台精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技术中介，而是深度嵌入民主政治的核心行动主体，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凭借其独特优势，赋能权力精英和公民，在信息层面保障不同主体的信息获取和传递。其他行动主体则对数字平台精英产生强烈的黏性依赖，数字平台精英也借此不断融入民主政治，影响和干预选举和决策等民主活动。

二、数字精英重塑的数字民主主体复合结构

数字技术促进了数字精英的崛起，重塑了民主政治的代表链，带来了数字民主的三元主体结构。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该结构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根据权力精英属性的不同，该结构可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由“数字政党-数字平台精英-数字选民”构成的选举民主主体结构，以及由“数字政府-数字平台精英一数字公众”构成的民主治理主体结构。它们分别对应数字民主的两大核心场域，即议会选举民主和政府民主治理，分别在政治和行政领域承担相应的民主功能。

在当代西方选举民主中，数字政党和数字选民成为代表链上的核心行动主体，数字平台精英则成为链条上的关键中介。这种中介作用不仅改变了竞选的技术手段，而且重塑了民主代表链，使得原本相对清晰的代表和授权链条更加复杂。如今，无论是数字政党，还是数字选民，过程，都离不开数字平台精英的中介作用。

数字政党与数字平台精英的联结，推动政治竞选转向数字竞选。政党与其他类型精英的联合并不是新鲜话题。早在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政党就与商业精英和金融巨头展开合作，获取资金支持。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平台精英能够为政党提供新的资源，即数据、平台和技术。其中，平台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政党既可以将平台用于内部协调，也可以用于与外部选民的沟通和互动。如今，政党与平台的融合带来了平台政治的现象，在线平台可以与传统党组织的任何部分融合，如核心组织、地方分支系统、宣传网络等，以缓解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除交流平台外，数字平台精英还可以帮助政党制定个性化宣传策略。数字平台超越了传统媒介的新闻管理（包括议程设置）功能，他们通过调节、推荐和管理等功能调整公共交流，甚至塑造公共话语。为了更好地满足政党的竞选需求，平台精英还专门组建了各式各样的咨询公司，提供各种工具和服务，专门从事网站建设、电子邮件宣传、筹款、广告和投票等工作。例如，美国公司“Civis Analytics”就为其客户提供数据和行为分析、预测建模和营销服务，所有这些都基于用户的个人数据。

在平台精英的技术中介作用下，政党与选民的互动得以强化。数字技术打破了政党和选民互动的局限，使其互动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单向传递到双向互动，从单一媒体渠道到多元化网络平台，从有限的交流范围到全民互动的可能。这不仅使候选人及时“向公众提供政策陈述、报告、新项目、录像带、各种承诺以及类似的东西成为可能”，还为精英们提供了“以低廉成本获取非常详尽的信息的可能性”。

在当代西方民主治理中，三元结构的运作呈现出不同于选举民主的逻辑。数字政府和数字公众成为代表链上的核心行动主体，数字平台精英则成为链条上的关键中介。数字平台精英经营的平台算法将会对公众参与产生持续影响，而其提供的民意分析工具也决定了哪些民意能够有效反映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如今，无论是数字政府，还是数字公众，想要进行有效的民主决策，皆需要数字平台精英发挥中介作用。

目前，政府与平台精英之间正在积极开展合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西方政府就不断寻求与企业部门合作。随着私有化和外包理念的深入，政府广泛采用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将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等任务委托给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进入数字时代，这一趋势得到强化。平台企业凭借其在数据收集、处理与分析，以及算法优化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和创新活力，成为政府合作的对象。

平台精英可以为政府打造信息沟通的平台。在平台精英的助力下，政府可以在线上为公众提供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接收公众的公共观点和利益诉求，并将其应用于公共政策。在欧洲，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分别应用了网络平台“Consul”和“Decidim”，公民可以在这些平台上进行辩论、提出议案、参与城市预算和规划等。在成立的4年时间里，马德里平台累计注册公民超过65.5万人，提交议案超过2.7万条，展开辩论超过5600场，网络评论超过20万条，投票人数超过400万。

平台精英还为政府提供民意采集和分析的智能工具。民主要求“政府持续响应公民的偏好”。然而，政府要想对公民偏好做出反应，首先要能辨别这些偏好。算法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政府对公共舆论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识别公民偏好，从而制定更符合公民偏好的政策。由此，政府决策越来越需要算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助力。正如法布里齐奥·吉拉尔迪（Fabrizio Gilardi）所说：“继续探索决策周期，我们发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体现在大数据和算法上，在指导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环节，两者的应用越来越广。”

基于此，政府与平台精英展开合作。具体来看，专业化团队的建设，意味着政府需要不断引入数字人才，设立专门的数据管理与技术部门，还要与平台企业合作，共同攻克重大技术难题，打造促进民主对话与民意洞察的高效平台与工具；智能化决策工具的采用，则要求政府紧跟技术前沿，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技术创新，积极与掌握尖端科技的平台企业建立联系，共同研发新型软件与应用，确保技术在发挥商业价值的同时，为民主决策提供助力；决策方式的平台化，意味着政府需要不断运行和维护门户网站与社交媒体账号，确保其发挥民主沟通的作用，同时还要构建民意挖掘模型，有效整合用户数据，为民主决策提供民意基础。

在平台精英的技术媒介作用下，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得以强化。作为最早的数字技术，互联网已然成为政治沟通的平台，给决策民主化带来机遇。尽管这一方式遭受许多质疑，其结果可能无法达到公共领域协商的崇高理想，但其中许多举措都能促进政府与公众的交流，尤其是公众对决策的参与。随着参与规模的逐渐扩大，网络的价值不断彰显。从现实情况来看，治理浪潮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使政府越来越重视公民参与、透明度和问责制。从早期的电子政府建设，到后来的数字政府、智慧政府改革，政府提出一系列措施扩大决策过程的参与和协商，政府与公众的距离不断被拉近。如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在打造官方网站或社交媒体账号，与公众实时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见。在这些网站和账号上，除了传统的政策宣传和新闻发布外，政府还会发布各种形式的内容，展示工作成果。公众也可以在平台上参与政治讨论，发表观点，提出建议。

三、数字民主主体复合结构的异化风险

在数字精英的推动下，民主代表链条发生了深刻重塑，数字民主的主体复合结构亦随之重构，在实践中呈现出优势的同时，亦给民主带来了威胁，加剧数字民主异化的风险。这种异化不仅源于技术应用的固有风险，而且根植于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与价值冲突。在理想状态下，数字民主的精英群体之间相互合作，积极响应公民诉求，推动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然而，在现实中，精英群体难免存在特殊的利益诉求和偏好。当他们不能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理性行事时，就会发生异化，引发主体之间的对立，造成代表链的熔断，导致民主异化。

在数字民主的语境下，“数字权力精英—数字平台精英—数字公民”三元主体结构的异化，集中体现为其他行为主体对公民群体的控制和排斥。民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处于代表链条上的各类主体都应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并以公共利益作为权力行使的根本出发点。在传统代表制体制下，“精英-大众”二元主体容易出现对立，代表可能发生异化并排斥公民意志。而在三元主体结构下，该风险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进一步放大。除了政治代表更易发生异化之外，平台企业也成为新的威胁。

首先，从单一主体层面来看，无论是数字权力精英，还是数字平台精英，均可能发生异化，对数字民主构成威胁。第一，数字权力精英本应利用技术提升代表性和响应性，但在实践中，却常常被异化为对立面，在技术的赋能下强化社会控制、滥用公共权力，使得数字民主的自由、平等、问责等核心价值遭受侵蚀。这一悖论主要源于权力精英在数字环境中的特定行为逻辑。相较于借助数字技术回应并整合多元社会诉求，通过技术直接引导、规训乃至塑造民意，更易于维护其统治的稳定性，因而在动机层面构成一种更高效的权力维持策略。

从现实情况来看，数字技术极大地增强了权力精英的社会控制力，使其可能背离代表民意的初衷，转而追求对社会的精密监控与操纵。这种控制首先体现在信息监视的普遍化和合法化。尽管监视本身并不邪恶，适度的监视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颇有益处，但滥用的风险极高。当权力精英滥用监视权力时，不仅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还会对社会公众造成规训，甚至会为政府有针对性的威胁、迫害埋下隐患。目前，西方社会正处于数字监视的危险之中。2013年，《卫报》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实施的大规模监控计划，正是西方民主国家面临数字监视威胁的明证。“民主经常被视为监控的对立面”。监视不仅侵犯隐私，而且对民主政治的基石——公民自主权造成伤害，导致普遍的“寒蝉效应”，以至于无人敢批评政府，同时，它还会导致怀疑文化的出现，从而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产生不利影响，这是因为，用于训练监视技术的数据集可能带有严重的性别和种族偏见。这种从代表者到监视者的转变，标志着数字权力精英的第一重异化：将用于保障民主的技术，异化为压制民主表达的工具。

更深层次的异化在于从民意代表者到民意操纵者的蜕变。民主要求权力精英持续响应公民偏好。然而，在技术的赋能下，数字权力精英可能不再致力于识别和回应民意，而是转向塑造和操纵民意，由响应异化为操纵。如今，权力精英已将微定位、算法推荐、自动化聊天机器人等多种技术手段结合，对公共舆论进行精密干预。2016年的美国大选便是技术操纵的典型案例，这不仅引发了“民主能否在算法和深度伪造的时代生存”的担忧，而且揭示了选举民主从理念竞争中被异化为技术操纵的心理战。政府也正在利用“助推”手段引导公民行为。这种行为对民主构成伤害，它带来了难以察觉的操纵，导致公民成为“数字奴隶”（digital slaves），只会执行政府为他们作出的决定，而个人发展的权利实质上只能由那些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人行使。

第二，数字平台精英作为民主链条上的核心中介，本应秉持中立原则，为数字民主提供助力。然而，在资本积累与市场垄断等动机的驱动下，平台精英日益异化为拥有巨大支配性权力的“数字利维坦”，在资本的裹挟下依靠极致的算法控制、规训和监视所有人，不断侵蚀民主价值。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正如平台资本主义理论所指出：“随着制造业盈利能力的长期下滑，面对生产领域的低迷状况，资本主义已经转向数据。”

数字平台精英的异化源于其掌握了新型权力。凭借对连接、数据和算法的垄断性控制，平台企业深度嵌入社会与政治进程。在数字民主进程中，数字公民、数字权力精英等主体对其产生黏性依赖。这种现象导致了数字平台精英技术权力的扩展，甚至可能造成主权的转移。正如马克·舒伦伯格（Marc Schuilenburg）所说，民主会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威胁，这是因为，“在算法社会中主权从政府向大型科技公司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私营公司在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开发、逐步决定公共事务的治理以及影响我们的行为这几个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一部分应由民主程序决定的治理权，悄然转移到了以逐利为主要目标的私营公司手中。

这种民主治理权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得到进一步强化。从教育、医疗到法律、安全，再到民主决策领域，谷歌、脸书、微软、苹果和亚马逊等少数大公司凭借其技术，日益控制着公共话语的基础设施和选举的数字环境，其服务越来越成为公民获取政治信息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这不仅损害了传统媒体第四等级的监督功能，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权力。数字平台精英由此异化为一个不经过民主选举，不掌握政治权力，却对公共生活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其日常运作缺乏透明度，也难以受到传统问责机制的约束。

民主政治要求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与自由理性的公共辩论。然而，数字平台精英塑造了不透明的算法系统，使这两个核心环节发生异化。一方面，算法黑箱侵蚀了民主的透明度。数字平台精英可以利用搜索引擎控制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算法的运用使得搜索引擎能够不公平地推广信息，对民主和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对于科技公司而言，代码就是力量，过滤就是控制手段，算法可以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致，通过算法过滤器让公民知道设计者想让他们知道的信息，将特定信息抹除，并以过滤积极或消极新闻内容的方式控制用户的情绪，实现对人们感知方式的技术掌控，“我们也将越来越受制于技术规范和习俗的约束，它们鼓励我们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今后，“同时拥有审查手段和感知控制手段的公司，能以过去的政治统治者所羡慕的方式监控和操纵人类行为”。另一方面，社交机器人等技术扭曲了公共领域的辩论。社交机器人的本质是社交网络中的智能算法，其行动背后隐藏着人类操作者的意志，它们能够模拟真实用户，通过整合代码产生信息内容，目的是伪造和传播特定信息、操纵公共舆论、扰乱有组织的交流等。2016年美国大选的研究表明，社交机器人占推特活跃账户的9%—15%，在特定主题上，发布内容的比例甚至达到50%以上。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3的热门网站推文链接是由机器人账户自动发布的，它们试图改变人们对社交媒体上政治话语的看法，传播错误信息，操纵网络舆论。

其次，数字精英的异化并非孤立现象。数字权力精英和数字平台精英既可能基于利益耦合形成联盟，通过共谋强化对公民的控制，从而对民主政治构成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也可能因利益分歧而出现裂隙，尤其是平台企业可能试图突破国家监管，以数据殖民的方式侵蚀数据主权，进而对民主政治造成冲击。

第一，在特定条件下，数字权力精英和数字平台精英可能形成利益联盟，使原本的合作关系异化为共谋关系。例如，当国家追求安全秩序、资本追求经济效益或政治影响力时，它们可能合谋形成强大的控制力，制约和监督效果受到削弱，为权力滥用埋下隐患。尽管数字精英彼此联结，却成为数字公民的对立面，进而威胁民主。在美国和英国，国家安全机构与大型科技平台之间便存在共谋关系。从2018年1月至6月30日，脸书、推特、谷歌和亚马逊共收到了近30万次访问用户数据的请求，由于技术上无法收集和处理数字平台那样多的数据，政府（包括最有权势的政府）也只能依赖这些平台收集的数据，由此，数字平台成为“监控中介”，与政府成为共同的数据监管者。“PRISM”等项目便依靠与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秘密协定，使政府可以直接从公司服务器获取通信内容和元数据，公司向政府开放接口和数据，以换取相应的政治资源。这种关系往往被包装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但实际上侵害了公众的隐私权以及对数据的控制权和监督权，导致了公民权利的牺牲。

这种共谋在选举活动中尤为明显。人们可能仅仅意识到数字平台是政治沟通的平台，但容易忽视其在选举活动中可能存在独特的利益追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团队聘请的剑桥分析公司窃取超过50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并在专门设计的算法辅助下，识别选民的人格特征和投票意向，并以片面或错误的信息诱导他们支持特朗普。现如今，政党正不断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助推”，干预和操纵公民选择。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得虚假信息的裂变式扩散成为可能。自动化社交机器人亦为信息流的操控埋下隐患，与微定位和深度造假技术的结合，使其对民主和自由选举构成严重威胁。当民主选举的核心从政策和理念的竞争转变为获取、运用数据与算法的能力的角逐时，选举也将异化为由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共同设计，普通公民被动参与的技术游戏。

第二，数字权力精英和数字平台精英也可能因利益分歧而出现裂隙，数字平台精英可能试图逃避国家的规制，实现对数据的单方面掌控。数字平台多为上市跨国公司，其行为受逐利动机与股东价值最大化机制支配。在数字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乃至核心资本。当国家要求数据主权，而资本试图获取数据垄断权、控制权时，数字精英内部便会出现裂痕。当数据成为数字平台交易和牟利的商品时，公民便会由政治主体异化为数据客体，成为资本消费和操控的对象。

数据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平台企业将人类社会转化为可持续追踪的数据资源，并持续对其进行占有和挪用。它们不断捕获个体的日常社会行为并将其转化为可量化、可计算的数据加以分析，进而攫取利润以服务于资本的积累，由此，数据被塑造为高价值商品，数据主体则沦为被殖民的对象。更为严峻的是，随着数据殖民的不断深入，个人不仅失去对自身数据的实际控制权，还面临被操纵的危险。当前，数据殖民主义不仅试图占领数字领土，独享根域控制，掠夺数据资源，攫取数字红利，主导数字技术，控制技术传播，垄断数字市场，构筑贸易壁垒，还与意识形态耦合，以“颠倒观念”牧领、“编码构镜”虚饰、“软性叙事”侵蚀、“虚假需求”钳制等手段展开意识形态渗透。这会严重侵蚀公民独立、自主的判断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民主政治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

大型数字平台并未将数据垄断局限于西方国家内部，而是不断向“全球南方”国家扩张，其殖民性特征日益凸显。例如，脸书已将南非等60多个国家的上亿用户接入平台，不仅通过代码实现对信息传播的高度主导，还借助算法黑箱过滤搜索结果并进行新闻推送，进而掌握塑造公众认知的绝对权力；平台还对用户言论和在线结社行为进行管控，当系统检测到特定关键词时，可对其进行审查或封禁。由此，美国跨国公司得以干预海外新闻传播、公共舆论和结社活动，并持续从大数据监控中获利，这种干预行为已经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公民权利造成侵蚀。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数字民主在精英化重构过程中所生成的异化风险，不仅是其内部治理的隐患，而且可能通过数字平台的跨国扩张，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民主发展产生外溢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当前，技术资本正以颠覆性力量重塑政治生活中的精英群体，重构民主政治的代表链。在传统代表制体制下，代表链相对清晰，可以被理解为一条从公民到政治精英的垂直授权与责任回路。如今，代表链的重构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传统权力精英转化为数字权力精英，不断强化其垂直代表能力。其中，数字政党形态逐步形成，无论是传统政党，还是新兴的平台政党，在选举活动中均展现出相似特点。数字政府的发展趋于成熟，展现出决策团队数字化、决策工具智能化及决策方式平台化等新趋势。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精英作为中介性主体嵌入代表链，凭借连接、数据与算法等手段，日益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主体，使得代表链日益复杂化。

在新的代表链条中，数字精英推动了民主主体互动方式的变革，重塑了数字民主的主体复合结构，形成了“数字权力精英-数字平台精英-数字公民”三元结构。依据权力精英属性的不同，它可进一步细分为选举民主主体复合结构和民主治理主体复合结构。在选举民主结构中，数字政党、数字平台精英及数字选民之间形成了互动合作的关系。平台精英为政党提供平台、数据与算法支持，促进党内协调与对外沟通，辅助制定个性化宣传策略，提高竞选宣传的效率与精准度。平台精英还为公民提供智能化信息获取工具，助其掌握选举关键信息。在民主治理结构中，平台精英为政府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使其能够持续接收公众诉求，并提供民意采集与分析的智能工具，从复杂多样的舆论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民意见解，以制定更符合公众偏好的政策。平台精英还为公众搭建政治参与平台，并利用数智技术增强公众的信息获取能力，推动公众参与政府治理。

数字技术赋能精英群体，显著提升其影响力和控制力，但也埋下权力滥用与民主异化的隐患。数字民主主体复合结构的异化，主要源于数字精英的异化及其互动关系的变异。当各类数字精英过度追求私利而忽视公共利益时，民主异化便会发生，易导致群体之间对立并最终引发代表链的熔断。当数字权力精英背离代表民意的初衷，片面追求权力扩张时，易引发权力集中与滥用，从民意代表者异化为信息监视者与民意操纵者。同时，数字平台精英若过度追求资本效益与市场垄断，亦可能异化为“数字利维坦”，依靠极致的算法控制、监视与规训等方式侵蚀民主价值。更为严峻的是，数字精英可能基于利益耦合形成联盟，通过共谋强化对公民的控制，也可能因数据主权与垄断权的分歧而出现裂痕，平台精英可能试图逃离国家的管制，试图垄断数据资源，使公民由政治主体异化为数据客体，成为资本消费和操控的对象，甚至通过数据殖民的方式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民主发展产生外溢影响。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民主政治中的精英群体将掌握更为强大的数字工具，进而拥有更多强化自身代表性的机会，并可能与公众展开更积极、高效的互动合作。然而，技术的创新与迭代并不意味着精英群体会成为完美的政治代表，完全按照公共利益行事。实际上，限制精英权力，协调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始终是现代政治的重要任务，也是人类社会一项未竟的事业。技术不是万能的，无法根除人的逐利性与冲突性。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技术不仅不能成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反而可能成为问题的根源。因此，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人类仍需不断探索民主的发展道路，既要以技术为驱动力，赋能精英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其与公众的联系，也要警惕其带来的问题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