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发展如何实现，治理何以有效？这是古今中外政治无法回避的两大基础性命题。当现代化、全球化与数智化不断重塑国家与社会，单纯追求发展的逻辑已不足以回应日益复杂的治理难题，而脱离发展的治理同样失去意义，如何在发展中实现有效治理，又如何以治理保障持续发展，正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乃至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的重要切口。近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燕继荣教授接受“政治学人”专访，就发展与治理这一时代命题展开深入对话。
政治学人：
发展与治理是我们在谈论现代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基础性命题，今天我们的专访也想围绕着“在发展与治理间洞见政治”展开。在进入正式专访前，您可否和我们谈一谈您对这一主题的想法？
燕继荣：
第一，国家发展与治理本身就是政治学的经典问题。迄今为止，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共同体之一。一个国家发展与治理得好不好，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也关系到世界的发展与命运。与此同时，从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战争，到今天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的竞争与冲突，许多问题都与国家利益、国家认同以及国家间关系密切相关。如何让国家运行得更好，又如何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始终是政治学无法回避的“千古之问”。
第二，将发展与治理的概念放在同一个层面加以思考，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过去，研究者常把二者分开理解——发展就是发展，治理就是治理，似乎这两个概念彼此独立。这种分割式理解导致人们更多将发展看作经济学的问题，而将治理更多视作政治学的问题；发展似乎意味着给予自由、推动市场化，治理则意味着增加规制、强化国家作用。这些区分虽然能帮助我们解释一部分现象，但也存在明显的思维局限。因此，不同于以往将治理与发展割裂，或将其视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需要处理的问题，在今天，我们需要以更加整体的角度思考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将治理从发展中剥离出来，将其作为与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重要变量加以考察。这样一来，发展与治理就不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过程，而可能成为相互影响、互为变量的两个方面。由此观察国家与政治，我们所看到的图景也会有所不同。
第三，“在发展与治理间洞见政治”也意味着立足当今时代，重新思考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政治。千百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讨论政治，形成了“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以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同时，人们也不断争论政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以及政治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公共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常谈的“老话题”。在现代化、全球化与智能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不同群体的身份与利益更加多元，共同性、公共性与相互依存也更加凸显，以往偏重分化与对立的政治视角愈发显现出局限。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超越简单的群体对立和零和博弈，构建全球政治学，从而提炼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主题。
过去，我们经常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如果进一步从政治学角度思考，我认为，发展与治理同样可以被视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主题。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无论采取何种制度或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也无论是何种政党执掌政权，发展与治理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由此，能否从发展与治理的共同主题出发理解和阐释政治，或许能够成为中国政治学对人类政治知识作出贡献的重要方向。
那么，我们究竟能够在发展与治理之间洞见什么？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重新认识国家善治。政治学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善治，不同时代也形成了对善治内涵的不同理解。早期强调“善治出于良政”，后来新公共管理提出“不要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再往后又逐渐发展出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等观点。这些不同主张，共同构成过去人们对善治的理解。但是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两种状态：一种是“无发展的治理”，治理十分严格，却压缩了发展的空间；另一种是“无治理的发展”，任由各种力量自由扩张，却缺少必要的规范和约束。这两种状态十分常见，又都可能带来不良后果。因此，结合理论和现实考虑，我们真正需要寻找的是“发展线”和“治理线”的交叉点，也就是既要发展、又要治理，发展与治理互构共生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也告诉我们，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应当构成国家善治的重要任务。
第二个方面，是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政治本身的理解。过去关于政治的理论或定义，大体形成了两条重要线索：一条关注过程，强调建立在公民自由、平等和权利基础上的公平正义；另一条关注结果，强调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公共秩序。这两个方面在过去都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讨论。但在今天，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权力与权利之间、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与协调，并将这些理论落实到更加具体的制度与实践场景之中。
正是基于以上出发点，从发展与治理的关系重新理解政治，不只是拓展一个新的研究议题，更可能为中国政治学形成新的政治观提供重要路径。如果说中国政治学需要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观，那么关于发展与治理的新知识，或许正是其中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内容。以上就是我对本次专访主题的一些感受，我认为这个主题非常值得肯定。
求索：从“贫困与革命”到发展政治学的问题转向
政治学人：
您刚才从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出发，为我们这次访谈作了一个很好的“破题”。回到您的个人学术历程，您于1980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而今已成为长期深耕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回望数十年的求学与治学经历，您是如何走入政治学的？又有哪些议题始终牵引着您的学术思考？
燕继荣：
1980年，我通过高考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学学习和研究生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当时选择学习什么专业、研究什么问题，未必都有非常明确的人生规划。很多时候，个人选择都与当时的国家政策、制度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并没有很强的学术自觉，只是在时代进程中逐渐走上了政治学研究这条道路。不过，我的政治学学习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从一开始便带有国际视野。传统政治学的逻辑展开路径一般是从个人行为、组织行为到国内政治、国家政治，最后才到国际政治。而我的起点恰好相反，一开始就是国际政治。
这种从国际政治起步的学习路径，也深刻塑造了我最初理解政治的方式。当时，我们更多是从世界整体及其历史进程出发来认识政治的。这种进路使当时的我对国家发展和人类社会演进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理解。其中一个重要认识，是将世界发展理解为一个具有阶段性的历史进程，不同国家最终会走向共同的发展方向；另一个认识则是，人类走向理想社会的条件似乎已经逐渐成熟，通过国际斗争和世界革命，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很大程度上，我大学早期对政治学的理解，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形成的。
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发展的现实也在改变着我们的认识。从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到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以及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中国的发展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认识也随之逐渐转变：政治学的任务不只是讨论国际斗争和革命，还要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和制度巩固来发展国家生产力、解决发展问题。
也正是在这一认识转变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长期牵引自己学术思考的两个基本问题。用两个非常朴素的词语来表达，就是“饥饿”与“造反”；用学术语言来说，也即贫困问题与革命问题。如果再往前追问一步，就是：人为什么会贫困？又为什么会发生革命？
最初，我们比较容易沿着“压迫—反抗—革命”的逻辑来理解这些问题，认为压迫会带来反抗，革命则是对压迫的回应。因此，那时我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是罪恶的渊薮、压迫的根源，所以推翻资本主义就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但随着学习和思考不断深入，我也开始反过来追问：为什么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理论所预期的革命？对于这一问题，从列宁到葛兰西都曾提供不同的解释。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葛兰西则强调资本主义不仅掌握了经济生产资料和国家暴力机构，更确立了文化领导权。
但是，站在今天重新回看，现代化本身也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答案。于是，我的思考也逐渐从革命问题转向贫困问题，又从贫困问题进一步转向制度问题和现代化问题。
什么是现代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以及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不是单一领域的变化，而是一个综合过程。现代化的经济涉及市场化的制度安排，现代化的社会需要相应的福利保障，现代化的政治则包含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
所以，如果回顾我的学术历程，真正长期牵引我的问题，其实就是从“贫困与革命”出发，不断追问它们背后的制度原因，并最终走向对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和现代化政治的综合思考。这条问题线索后来也持续影响了我对政治发展、发展政治学和国家治理的研究。
政治学人：
您刚才提到了政治发展，您作为国内发展政治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我们想请教您，相较于经济学对发展的解释，您认为政治学理解发展问题有何独特视角？在今天，这种独特性是否意味着怎样的学术关切？
燕继荣：
这个问题非常契合我的思考。正如刚才所说，我在北大的学术历程，大致经历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革命问题，到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其制度理论，再到后发国家现代化研究的转变。可以说，我的问题意识是一步一步从革命走向自由与发展，再进一步转向后发国家的现代化。
2004年前后，我开始编写《发展政治学》教材。当时国内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现成教材，我们基本是一边摸索、一边授课、一边形成讲义，最后再整理成书。回过头看，这二十多年来发展政治学本身也经历了明显的议题演进：早期主要关注现代化，随后转向民主化、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到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稳定问题受到更多重视，那时，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关于政治秩序和制度化的讨论推动很多中国学者把注意力从单纯释放社会活力转向制度供给。再往后，随着市场化发展和法治建设推进，研究重点又逐渐延伸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由此产生协同治理等议题。到了今天，我们则进一步把发展与治理的关系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从现代化、民主化、制度化，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到发展与治理，这实际上也构成了发展政治学问题意识不断拓展的一条线索。
那么，经济学提供了什么视角？经济学研究发展，最重要的关切之一是财富如何增长、经济如何实现繁荣。从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很多理论来看，释放生产要素、激发市场活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于是，产权、自由市场、创新等，都曾成为经济学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概念。沿着这样的思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看来，政府过度干预往往被视为妨碍生产力释放的重要因素。
但是，相比于经济学，政治学则提供了良政善治的独特视角。政治学不仅关心社会活力如何释放，也关心政府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权力如何才能得到恰当运用。我们经常说，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国家和政府也具有这样的两面性。如果权力使用不当，可能抑制社会活力。但如果没有国家提供基本秩序和制度保障，社会又很难实现稳定发展。所以说，问题的核心并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怎样才能把权力用好。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不仅要保障自由，也要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如果一套制度能够与市场化、自由化的基本原则相协调，能够促进社会活力和市场发展，那么它就是一套好的制度。政治学由此所关心的，也就不只是如何限制权力，还包括如何建设良好的制度，使公共权力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发展。
我曾写过文章，用“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来解释现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行，这两套系统缺一不可。所谓动力系统，就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力量。市场化、自由化、社会化等机制不断释放社会活力，推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社会变迁以及教育发展，也不断创造新的社会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主要体现为一种不断向前运动的力量。
但任何快速发展都会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活力不断释放，也可能伴随分化、分裂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一个社会还需要一套“制动系统”，通过制度、法律、文化和国家治理等力量维持基本秩序，实现社会整合。在学术语言中，制度化、法治化、理性化以及治理等概念，大体都可以放在这套系统中来理解。
通过上述认识，我们就能更清晰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不断创造活力、推动变化，国家需要提供制度和规则；社会发展可能带来分化，国家需要发挥整合作用；社会力量不断成长，国家则要通过法治为各种行为划定边界。其中，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种自然自发的民间力量，而推动治理的制动系统则是一种人为设定的国家力量。因此，发展与治理实际上构成现代国家运行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所以，我常常把发展和治理概括为国家需要面对的两项基本任务。发展是在做“加法”，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增值；治理则是在做“减法”，通过规范行为、建立秩序，减少和化解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发展是“增公益”，治理是“除公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善治既要发展，也要治理。这是政治学研究发展问题所能够提供的一个独特视角。
大家也能看到，早期的发展政治学更多是在解释发展如何发生，讨论现代化、市场化以及社会活力如何得到释放的问题。而今天如果要进一步发展这门学科，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要把治理真正纳入发展政治学之中。我们不仅要回答“如何发展”，还要进一步回答发展起来以后如何治理？如何使发展本身变得更加有序、可持续？发展与治理又如何形成良性互动？在我看来，这可能正是今天发展政治学需要继续推进的重要方向。
立论：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提炼发展与治理的新知识
政治学人：
正如您所说，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代发展政治学必须重视的议题。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您基于中国实践曾提出“发展型治理”的概念，您可否结合前面对发展与治理关系的讨论，为我们进一步谈一谈这个概念？
燕继荣：
回顾发展政治学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它曾经形成过一系列重要理论。从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到后来的依附理论，再到民主转型和政治稳定理论，不同阶段的发展政治学都在回应当时时代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议题。今天，关于发展与治理关系的理论，也应当成为发展政治学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并且，在我看来，发展和治理关系理论的提出，是中国政治学为发展政治学所作的重要理论创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推进，中国崛起经验为发展政治学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也为中国政治学形成更多自主性思考提供了重要基础。如果进一步阐发“发展型治理”这一概念，我想首先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是发展，也就是把“高质量的发展与可治理的发展”纳入其中。它与传统发展观有所不同，不再把发展简单理解为放任自由、自发演进，而是强调发展的质量、秩序及其可治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出并阐释一种新发展观：既要保持发展的活力，又要使发展建立在有效治理的基础之上。
对于“发展型治理”的内涵，我想主要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发展是任何社会共同体都要面对的重要目标，治理最终也要服务于发展。我们不能为了治理而治理，更不能把治理变成限制发展的桎梏。其次，有效治理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发展基础之上。没有发展的治理，就谈不上有意义的治理；没有治理的发展，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发展。最后，可治理的发展不能违背市场化和社会化所体现的基本发展规律，但这些发展力量也不能脱离制度保障。市场需要规则，自由需要边界，社会运行同样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市场化、社会化与制度保障结合起来，才可能形成一种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发展状态。
基于上述理解，一个现代国家实际上既需要发展能力，也要有治理能力。发展能力更多来自社会本身的活力，它推动经济、科技、教育和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发展；治理能力则更多体现为国家通过制度化、法治化和协调机制，为发展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公共秩序。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治理是软实力。
那么，“发展型治理”对于理解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首先，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本身就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早，现代化可能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时间概念，后来又被视为一个发展阶段，再进一步被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今天，现代化其实也可以成为一种观察和理解社会变迁的研究视角。
对于中国现代化，我们也曾形成不同的叙事逻辑。有人从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出发，把1840年作为现代中国的起点；有人从制度变革出发，把1911年辛亥革命视为现代中国的开始；也有人从革命叙事出发，把1919年五四运动或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看作现代中国的重要起点。这些观点强调的历史节点不同，背后也体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历史理解。
当今，如果要重新理解现代中国，则更需要把中国放到世界历史和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来观察。由此，中国故事大体也可以形成几种不同的讲法。第一种是近代史叙事。这种讲法强调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民族屈辱，而今天的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则意味着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甚至重构世界秩序。但是这样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好，容易被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所利用。第二种是“中国奇迹”的叙事，强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由此突出中国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的独特优势。第三种，也是我更愿意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它所讲述的，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农业大国，如何通过现代化转型走向工业社会、融入现代世界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并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而是在经历近代以来的发展落差之后，通过现代化重新焕发一个文明大国的发展活力。我常常用机场里飞机起飞来作比喻。第一批现代化国家就像较早起飞的航班，已经完成经济起飞，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后来又有第二批、第三批国家相继起飞。中国这架“飞机”排得相对靠后一些，但在近几十年来，它却飞得更快更稳。
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中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从贫困落后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变化。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型，也意味着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将真正摆脱贫困和匮乏，进入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世界发展的基本问题也将会随之变化。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大量人口仍处于低水平生产和生活状态，匮乏是发展的核心问题。当未来越来越多国家逐步完成工业化、进入现代生产体系以后，产能、生态、能源、社会协调以及治理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突出。也就是说，现代化推进到一定阶段以后，问题不再只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治理发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上的工业化。它还包括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包括从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的转变；也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处理生态环境、能源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最值得讲述的，不只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故事，而是一个如何在发展中实现有效治理、又如何以治理保障持续发展的故事。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最好的故事，就是发展与治理关系的故事。
如果说“发展型治理”首先回答的是为什么要把发展与治理放在一起来思考，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制度在发展与治理之间究竟发挥什么作用？
关于制度的作用，过去发展经济学已经作了很多解释，比如制度保障、政府政策和国家能力等都是其关注的重要因素。然而，以往的讨论有时会把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例如，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也有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政策既可能是政府政策，也可能是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行动安排；能力同样既包括政府能力，也包括社会和非政府主体的能力，又可以进一步从功能上区分为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如果不把这些层次梳理清楚，就很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所以，今天讨论制度、发展与治理，首先要把制度、政策和能力区分开来。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三者能够形成正向配合：好的制度、好的政策，再加上好的能力。而且，这三个方面都不能只从政府一端来理解，也要看到非政府主体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具体到对制度的划分，我曾经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把广义制度划分为基础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用盖房子作比喻的话，基础制度就像房子的地基，最重要的是耐久性，最好能够长期稳定；基本制度就像房屋的框架结构，最重要的是稳定性，不能轻易变动；具体制度则更多体现为规章、政策和规则，它最重要的是适应性，需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这样区分以后，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清楚了，即哪些制度应该保持长期稳定，哪些制度需要相对稳定，哪些制度又必须根据时代变化及时调整。只有把不同层次的制度区分开来，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制度在发展与治理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那么，结合中国的情况，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我认为，至少要有几个基本特征。首先，目标要明确，规则要确定，不能朝三暮四、频繁变化；其次，制度要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让不同主体能够形成稳定预期；再次，制度还要体现公平公正，对不同主体一视同仁。这一点与罗尔斯所讲的“无知之幕”有相通之处，就是制度规则不能只为某一部分人量身定做。具体而言，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国家共同体内部各种主体的行为划定边界。大体来说，可以将一个国家内部主体的行为划分为权力行为、资本行为、社会行为以及个体或者民主行为。如何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行为提供清晰、稳定而有效的制度边界，构成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过去曾经把这种治理任务概括为一句话：权力要有限制，资本要有节制，社会要有规制，民主要有法治。也就是说，权力不能没有边界，资本不能无序扩张，社会行为需要基本规范，个人自主行为同样需要建立在法治轨道之上。与此同时，从整个国家共同体来看，治理还要追求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均等化和法治化。如果把这些原则转化为更具体的政策语言，就是治党要强调从严治党，治政要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而社会治理则要推动公民形成规则意识和公共意识。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意义，既为各种社会力量划定边界，又为其正常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再回看中国现代化，过去关于发展的理论，特别是自由化、市场化的理论，已经比较充分地回答了如何释放活力的问题。那么，今天则更需要进一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究竟应当发挥什么作用？第二，现代国家如何通过有效治理，为权力、资本、社会以及个体行为建立清晰的制度边界？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高效能治理，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完成这样的关键任务。它不是简单增加管制，而是在保持发展活力的同时，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形成稳定的行为边界，使发展能够真正成为有秩序、可持续、可治理的发展。
政治学人：
如您所言，中国式现代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实践经验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自主知识。对此，您近期提出“中国治理的知识化”及其递进路径。在您看来，具有自主性的知识创新应具备何种标准？依此衡量，目前中国发展与治理研究在哪些方面已经呈现自主知识创新的可能？
燕继荣：
我确实写过一篇题为《中国治理的知识化》的短文。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回应近年来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对中国学者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知识贡献？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知识。社会科学中的知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解释性知识，主要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一类是规范性知识，侧重回答“应该怎么样”的问题，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不可否认地存在大量规范性知识。因此，当我们讨论自主知识体系时，也应当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价值性和政治性。
其次，还要理解知识究竟从何而来。知识既可以来自对实践的观察、经验积累和不断试错，也可以来自理性的思考、推演和论证。知识形成以后，还需要经过社会传承和实践检验，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创新。所以说，知识创新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需要经验，也需要理性；既有方法层面的创新，也有结果层面的创新；既可能是原理性的，也可能是应用性的。
把这些关系梳理清楚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中国自主知识”，问题就会具体很多。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搞懂了知识的类型、来源和方法，我们才能讲清楚中国提供的哪些经验或认识属于自主知识的贡献。因此，关键的不是简单给已有知识贴上一个“中国”标签，而是要发问：中国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和观察？我们能否从这些经验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判断和理论解释？这些认识又能否超越个别经验，对更广泛的问题具有解释价值？
前段时间，我刚从新加坡考察回来，过去也曾多次到访。新加坡从传统自然社会、殖民社会再到国家独立、现代化转型的发展历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毋庸置疑，新加坡的这一过程是发展政治学研究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经典案例。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能够为发展政治学提供重要的经验和知识，那么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其现代化转型实践也一定能够形成自身独特的知识贡献。过去，因为中国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更多是在学习和讨论其他国家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而现在，随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我们已经有条件重新审视自身的现代化经验，进而能够提供新的知识贡献。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认识。
从目前来看，中国发展与治理研究已经在宏观理论方面开始显现出比较鲜明的知识创新特征。
第一，是关于发展经济的理论。在发展经济理论里，欧美国家以往的知识已经给我们阐述了市场化、私有化及自由化等一些基本的原则。中国的发展经验则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后发国家在学习和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在“市场之手”之外，中国的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政府之手”如何与市场形成有效配合的知识。
第二，是关于发展政府的理论。欧美国家的现代化理论给我们提供的都是“小政府”的概念，更强调限制政府、减少干预，仅由政府提供基本的法治和秩序保障。中国的发展实践则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政府还可能承担规划、引导、组织和协调等功能。如何认识这种积极政府的作用，同时又防止公共权力越过应有边界，是中国发展政府理论提供的知识。
第三，是关于发展政治的理论。欧美国家的传统理论强调解除对个人和社会的束缚、释放自由与活力，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当各种社会力量被充分释放以后，又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今天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现实困境，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点。而中国发展政治理论则提供了进一步认识：一方面是依靠国家法治，有效地约束自由行为，为个人自利行为设定必要的边界；另一方面是统筹发挥政党、政府以及公共权力的作用，推动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发展实践进一步贡献的知识。
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在一些宏观领域初具理论雏形和自身特色。当前，在更加具体的微观领域，还有大量中国经验需要进一步观察、概括和理论化。近两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积极开展中国自主知识阐释，在诸多细分领域的知识创新上作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政治学人：
谈到原创性的知识贡献，您的经典著作《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出版十余年来，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回望这十余年，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资本与社会力量的最新发展？社会资本在当前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燕继荣：
社会资本最早是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比较关注的概念。我们过去理解“资本”，更多想到厂房、土地、劳动力和教育等能够带来增值的要素。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同样具有资本增值属性，它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进而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并且，社会资本的提出，也与当时日益受到重视的治理理念高度契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资本概念逐渐受到重视，并很快被引入中国学界。
我大约在2000年前后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当时正值博士论文选题阶段，我希望寻找一个比较前沿、同时又能够解释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方向。后来在美国访学期间，我阅读了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研究，也在印第安纳大学与奥斯特罗姆夫妇有过交流，对社会资本问题有了更多认识。那时我逐渐感觉到，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中国现代化和国家治理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答辩后以《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新维度》为题出版，后来又修订完善，形成了《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这本书。
当时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社会资本的成长有助于改善国家治理。一个社会如果具有更充分的信任、合作网络和社会组织能力，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成本就可能降低，整个社会的治理绩效也可能得到改善。近些年非营利组织、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等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治理”也逐渐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表述。在我看来，这些变化都与社会资本所强调的社会网络、信任与合作高度契合，也与我这本书的基本观点相互呼应。
出版十多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仍然认为我当时的判断是成立的。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国家能力和国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力量不断成长、社会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
总结起来，中国社会资本的成长大体有几种路径。第一是由国家政策和发展规划推动形成。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是由现实治理需求推动的。特别是在地方治理中，政府为了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降低治理成本，会主动培育社会组织、第三方机构和各种社会力量，使它们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第三则是经济发展以后社会资本的自然生长。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民间会逐渐积累更多资源和能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合作网络也会不断发展。这种成长可能相对缓慢，却是现代社会发展非常自然的结果。但是，不管是政府支持、政策培育还是自然增长，中国社会资本仍然总体呈现不断积累和成长的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资本不断壮大的过程。
那么，社会资本在今天的国家治理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我认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也不仅意味着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还意味着整个社会关系结构都需要发生变化。传统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往往更多建立在血缘、亲缘、家族以及熟人关系基础之上。这些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现代社会规模、流动性和复杂程度的提升，传统社会资本的形态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运行需要。现代社会需要形成更加开放、更具公共性的社会联系，也需要让社会交往逐步建立在法治、社会规则和公共规范之上。
所以，国家治理要改善，社会资本也就必须要改变。国家治理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让社会资本越多越好，而是还要关注社会资本本身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从传统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络，逐渐转向建立在现代法治和公共规则基础上的社会合作关系，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动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社会力量的成长并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一个现代国家既需要有效的政府，也需要成熟的社会。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转型，最终应当有助于形成更加规范、更有信任、更具合作能力的现代社会。这是我理解的社会资本在当前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开新：从知识传承走向中国政治学自主创新
政治学人：
从学术研究到知识传授，课程与教材同样是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载体。您讲授的“政治学原理”曾获国家级精品课程，《政治学十五讲》和《发展政治学》也曾获北京市精品教材。您如何理解政治学基础课程和教材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在您看来，一门好的政治学课程和一本好的政治学教材，应当如何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并理解真实的政治世界？
燕继荣：
我认为，一门好的课程和一本好的教材至少应该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系统梳理知识。任何一门学科经过长期发展，都会积累非常丰富甚至庞杂的知识。课程与教材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清晰的知识体系，并用容易理解的方式讲述出来。尤其是政治学，几千年来形成了大量思想、概念和理论，如何把这些知识梳理清楚，本身就是课程与教材最基础的任务。
第二，实现知识的有效传递。教材形成以后，还要通过课堂讲授、专题讨论等不同方式，让这些知识真正被学生理解和掌握。教材与课程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积，而是要完成知识的传承。
第三，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启发思想。学生掌握知识并不是教育的终点，好的教材和课程应该能够在知识梳理和传递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观点乃至理论。对于人才培养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所以，一门好的政治学课程或者一本好的政治学教材，不能只是告诉学生“过去的人说过什么”，还应该帮助学生理解这些知识为什么产生，又如何与今天的现实世界发生联系。
中国政治学课程与教材尤其如此。政治世界始终在变化，一代人有一代人所面对的问题。对于中国政治学课程与教材而言，更加需要具备关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问题意识。当今，我们已经处在现代化不断推进、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新时代，不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产业联系、经济交往以及相互依存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各种风险和挑战也更容易通过全球化跨越国家边界扩散。政治学需要思考的，就不只是如何推动这种相互联系，还包括如何应对由此产生的新问题；不仅需要回答如何促成全球化的正向发展，还需要回答如何减轻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政治学课程与教材既要总结和传承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也必须具有鲜明的现实问题意识。它要告诉学生，过去的政治学家讨论了什么，更要引导他们去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什么？今天出现了哪些过去没有充分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应该怎样理解？这是一门好的政治学课程和一本好的政治学教材，在今天必须回应的时代问题，也应当成为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获取知识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过去，一个人可能只有进入大学、走进课堂，才能比较系统地学习政治学；现在，只要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并善于使用各种工具，就可以接触大量政治学知识，同样可以成为政治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课程和教材仍然只是提供一套让学生记忆和复述的知识，它的价值就会越来越有限。好的政治学课程和教材，真正重要的功能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多少结论，而是启发他们面对真实世界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政治判断和理论思考。
政治学人：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您的经典教材《政治学十五讲》AI智识体全新上线，为纸质教材的数智化创新作出了重要尝试。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作为AI技术赋能的数字孪生体，它有哪些独特功能？进一步来看，AI技术将如何重塑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教学模式与知识生产方式？在人机协同潮流下，政治学者又应坚守哪些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与研究能力？
燕继荣：
《政治学十五讲》最早出版于2004年。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温儒敏老师主编的“十五讲”系列，一个基本考虑就是适应通识教育的需要。为什么叫“十五讲”？因为一个学期大体可以安排十五个专题，希望通过十五讲把一门学科最主要的知识比较系统地呈现出来。因此，这套教材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两点：语言要通俗，知识要系统。
这本教材出版以后，被很多高校作为通识课程教材使用，后来也经过多次修订和重印。去年，随着数智化技术不断发展，有出版机构提出，能不能进一步把《政治学十五讲》做成AI智能书。这就成为《政治学十五讲》AI智识体推出的起点。其实，我最初的设想还只是把它做成电子版教材，使它便于下载，也更适合在手机、电脑等终端上随时阅读。但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超预期。随着人工智能快速普及，单纯的电子书很快被新的技术范式所超越。所以，我们就在原有电子化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模型，把《政治学十五讲》做成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书”，也即现在大家看到的《政治学十五讲》AI智识体。
那么，《政治学十五讲》AI智识体究竟有什么特点？如果把教材发展分为纸质书、电子书和智能书三个阶段的话，它当然在纸质书基础上，延续了电子书的一些基本功能，比如在文字之外增加链接、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它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模型，形成了一套可以交互、可以问答的知识系统。读者不再只是被动地阅读书中的既定内容，而是可以围绕自己的兴趣和疑问主动提问，并获得有针对性的回答和解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教材形态。
进一步来说，这套智能教材还整合了我的课程讲义、研究文献和已经发表的文章，以这些材料作为基本知识库，再运用大语言模型技术，构建了《政治学十五讲》专属的数字智能问答助手。也就是说，它不是简单调用一个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来回答问题，而是尽可能以我的思想和知识体系作为基本素材，与读者进行互动。比如，一个学生使用这套教材时，可以围绕课程内容提出问题，甚至可以让这个智能助手以类似教师答疑的方式帮助他理解知识、完成学习任务。过去的教材并不具备这样的互动功能，因此，《政治学十五讲》AI智识体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首部智能化教材。当然，我们现在也还处在探索和实验阶段，希望观察这种新形态究竟会给教材和教学带来怎样的变化。
此外，我也把这套智能教材送给过一些朋友。他们体验以后就问我，如果这样的教材推广开来，以后学生是不是都不用到课堂来听课了？我说，至少在知识获取这个环节上，确实有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如果每个学科都有这样一套智能化的知识系统，那么学生获得基本知识，就不一定非要通过教师在课堂上的单向讲授来完成。
这就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即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获取越来越不必完全依赖课堂，甚至大学的性质和功能都可能要发生改变。过去，大学教师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整理，再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未来，如果学生借助智能教材就能够完成相当一部分知识学习，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走进课堂？老师又为什么还要站在讲台上？知识获取方式的变化将倒逼大学和教师重新思考自己的功能。课堂可能不再主要承担知识传递，而会更多转向讨论、交流、提出问题和产生新思想。换句话说，知识传承的重要性不会消失，但单纯传递知识的价值会相对下降，思想创新的重要性则会进一步上升。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到，纸质书、电子书和智能书可以看作教材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不断叠加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后一种形态完全取代前一种。目前来看，智能书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阶段，它建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基础之上。当然，今天的开放式人工智能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家经常谈到的“模型幻觉”，它所提供的信息和知识仍然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检验、验证和修正。因此，我认为，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就是以专业教材和学科知识为基础，构建智能化的学科数据库和相对独立的知识模型。这样既可以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通用大模型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
进一步来看，人工智能会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教学模式和知识生产方式带来比较深刻的改变。在研究方法上，过去，学者主要依靠个人阅读、文献积累和理解能力开展研究。现在，人工智能在文献检索、资料搜集和信息整理方面的能力，已经可以远远超出一个研究者个人所能处理的范围，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调动和关联更广泛的知识。未来，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和工作方式一定会发生很大变化。
在教学模式上，正如刚才所讲，传统课堂主要是教师把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梳理，再通过讲授传递给学生。但在智能教材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以后，学生获取基本知识已经不一定非要依赖课堂。那么，学生为什么还要走进课堂？未来，课堂的功能可能会越来越转向讨论、交流和思想碰撞，通过师生互动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课堂也会从单纯的知识传递场所，逐渐转变为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的空间。知识传承当然不会消失，但它的重要性会相对下降，而提出问题、交流观点和创造新知识的重要性会进一步上升。人工智能真正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提高知识获取的效率，更可能推动政治学从以知识传递为中心，进一步转向以问题发现和思想创新为中心。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者还有哪些价值和能力是不可替代的？我认为，首先是学术的真实性和人文关怀。无论技术怎样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最终面对的仍然是真实的人、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政治生活。对于事实的尊重，对于人的处境和公共生活的关切，不可能简单交给机器来完成。其次是问题意识和思想创新能力。过去我们评价一个学者，常常会说他知识广博、见多识广。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单纯掌握大量知识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能力，因为机器在知识存储和信息检索方面完全可能超过个人。真正衡量一个学者是否优秀的标准，越来越可能是，他能否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能否对既有知识形成新的判断，又能否创造出新的观点和解释。
所以，人工智能越是发展，我们就越需要重新认识人的价值。未来的政治学教育和政治学研究，可能会越来越从掌握多少知识转向能够提出什么问题以及产生什么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AI带来的不只是一次技术变化，它也会推动政治学重新理解知识、课堂、教师乃至学者本身的角色。
政治学人：
在教材建设方面，您现任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基地成立以来的建设重点与阶段性进展？面向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基地将如何统筹教材编写、教材使用、师资培训与数智化转型，持续推出政治学优质教材？
燕继荣：
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是2023年正式获批成立的，是教育部教材局推进的一项重大项目。它的成立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工作，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凸显了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在中央要求下，教育部教材局推动建设国家教材研究基地。2023年，北京大学申报建立政治学教材建设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并获得批准，同年12月23日正式揭牌。
基地依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建设，面向全国高校政治学学科开展工作，是国家级政治学教材研究平台，也是为教育部教材工作提供政策咨询的智库机构。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基地首先是研究机构，而不是直接编写教材的机构。它在教育部教材局指导下，主要围绕政治学教材规划、教材编写和教材管理等问题开展研究，形成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同时通过学术研讨、教材调研、宣传交流和师资培训等方式，推动高校政治学教材建设和优质教材的形成。
在数字化时代，基地还要研究教材的新形态以及数字教材、智能教材如何更好地服务教学。基地本身也是开放的、全国性的，不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内部的一个平台。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们邀请全国政治学办学单位的知名教授担任学术委员和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基地工作。基地所承担的教材研究、教材规划、相关师资培训等工作，都是立足全国高校政治学教材建设来推进的。
基地成立以来，我们主要开展了学术研讨、教材调研以及研究报告、调研报告的撰写等工作。近两年来，随着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断推进，这也成为基地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专门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中国政治学的哪些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能够进入自主知识体系；二是这些知识成果形成以后，又如何进一步转化为高校政治学教材和教学内容。
目前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就是如何将中国发展政治学、中国治理及其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等具有中国实践基础和理论特点的知识，更加系统地纳入高校政治学教材，又如何通过教材建设真正转化为政治学人才培养的内容。因此，基地一方面需要研究怎样建设好的政治学教材，另一方面也要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如何将中国政治学不断形成的自主知识转化为教材知识、教学知识，并最终进入政治学的人才培养体系。以上都是我们未来的重点工作。
政治学人：
此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是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镇。作为学院院长，您如何看待北大政管学院在推动发展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建设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学术传统与重要作用？未来还将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
燕继荣：
北大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在全国学科评估中都属于“第一梯队”，因此北大政管学院也应当承担更大的学术责任。但即便如此，北大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距离国家要求和社会期待仍有很大差距。一方面，北大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当然要具有国际竞争力，对标国际学术前沿，努力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这也是这些年我们“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北大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都有深厚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新要求，就是怎样在这种传统基础上更加自觉地参与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这些年，我们也围绕这个问题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学院鼓励老师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为此，我还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就是每一位教师都要反思，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在什么意义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这种反思非常重要。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每一位学者具体的研究和知识贡献上。
目前，学院正在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相关成果的梳理和编写，也在开展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相关成果的系统整理，同时还准备编辑一本论文集。我们希望学院每位教师都能够回过头来梳理自己过去的研究，看看哪些成果最能体现自身领域的知识贡献，哪些代表性文章能够进入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通过这样的工作，对学院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一次系统总结和梳理，也进一步认识清楚学院究竟形成了哪些具有自身特点的学术贡献，还有哪些短板。
这种梳理既是总结，也是为下一步研究确定方向。今后，我们还会重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政府管理以及公共服务优化、数字政府与数智治理等重大问题，进一步开展有组织的科研。这些问题既是中国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进程中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能够形成自主知识贡献的重要领域。基于此，我们希望通过更加有组织的学术研究，把中国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转化为真正的学术问题，再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转化为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自主知识贡献。
政治学人：
访谈最后，我们想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落到年轻一代政治学者身上，就发展和壮大政治学中国学派这一问题向您请教。伴随中国现代化不断推进，中国政治学也逐渐从引介、学习走向自主创新。面对这一历史性转折，年轻一代中国政治学者应如何确立自身的学术自觉？又应肩负哪些理论使命和时代责任？
燕继荣：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再从国家建设、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和主要议题不断变化，每一个时代的政治学者都会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也会围绕那个时代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和贡献。今天的年轻一代政治学人，一定要认识清楚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我刚才谈到自己的经历，我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无论是中学时期接受的教育，还是后来进入大学以后接受的知识训练，都与那个时代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学者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怎样发展起来，怎样解决贫困问题，怎样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温饱问题，自然成为那个时代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也自然构成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问题意识。
但对于今天年轻一代的政治学人而言，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元，社会关系和利益结构也越来越复杂。年轻学者所面对的问题，当然不能再完全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同时，现代化还在不断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过去只发生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经济危机、公共卫生事件、生态环境破坏、国际安全风险等问题，都可能跨越国界产生影响。
这就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问题。过去，我们更多思考的是，怎样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发展好？今天，在继续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的同时，则需要进一步思考，怎样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怎样改善全球治理？我认为，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时代主题之一，也应当成为新一代政治学人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
因此，年轻一代中国政治学人的理论使命和时代责任，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在其所处时代的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自觉之上。不同的时代提出不同的问题，学者真正需要做的，不是预先规定每个人应该研究什么，而是看见自己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并形成自己的思考和回答。
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政治学者尤其重要。过去，中国的现代化相对落后，中国政治学者更多是在学习既有知识、观察其他国家的经验，很多时候只有看的份儿、学的份儿、模仿的份儿。但今天，中国已经更加深入地参与世界，中国政治学者也有了更多机会去观察全球政治的真实变化，看到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并表达自己的关切和判断。所以，我觉得年轻一代中国政治学人需要形成更强的学术自觉，既要有能力看见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也要有勇气和能力表达自己的思考。
从“学习别人”走向“提出自己的问题”，从“理解既有知识”走向“形成自己的知识贡献”，我想这就是今天中国政治学正在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年轻一代政治学人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
文章来源：“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