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发展政治学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也是当下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发展政治学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兴起的，同时，美国国家战略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也为发展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发展政治学早期形成了一系列宏观理论，包括最早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后来的依附理论等，在这些宏观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政治学又先后形成了一系列中观理论，包括早期的民主转型理论、政治稳定理论、民主巩固理论以及新兴的发展型政府理论、威权韧性理论等。“冷战”结束后，发展政治学面临新的背景，如全球化的出现、中国的崛起，这为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创造了机会。今后，学术界可以从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社会需求与政府供给、政治民主与国家能力等关系入手，把握政治发展的多重维度，从政治民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辨别政治发展的双重版本，并最终建构出政治发展的新的模型。

发展政治学是当下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它以“二战”后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政治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解释和说明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变化的方向和条件。作为当代政治学的新兴学科，发展政治学已经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社会稳定，如何缓解政治腐败、化解政治危机，如何完成政治文化改造等核心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并且就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政府与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建设、政治变革与政治危机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被统称为“政治发展理论”。那么，作为正在蓬勃发展的政治学学科，发展政治学究竟是如何兴起的？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进？形成了哪些核心的议题？今后学术界又该如何实现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推进发展政治学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本文试图就以上问题结合发展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加以综合分析。

一、发展政治学的研究缘起

发展政治学虽是一门新的学科，但政治发展研究的历史却相当久远。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探讨了政体的形式和变迁的原因。作为政治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特别研究了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变迁探讨避免“革命”、实现政治稳定、体现正义原则的制度安排。在此之后那些倾向于使用经验研究方法的学者，如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等人都围绕该议题展开研究。而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发展政治学正式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它最初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创立并发展的。从研究缘起的角度来看，发展政治学主要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兴起的。同时，美国国家战略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也为发展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发展政治学的兴起根植于“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首先带动了发展研究的兴起，发展政治学正是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二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大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陆续实现了民族独立，西方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实现了民族独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它们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发展问题，如工业化水平低、文化教育程度低、政治体制落后等。因此，如何实现经济起飞、社会转型和政治转轨，如何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发达或欠发达状态过渡到发达状态，成为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关键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大量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开始普遍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问题并试图通过促进物理、社会知识的增长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提高其经济生产效率、社会理性化水平和政治世俗化水平。其间，涉及发展中国家“增长”“现代化”“进步”“发展”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发展研究的范畴。

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1950年，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议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经济增长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以后，曾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并在1952年创办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杂志，这就是发展研究的最早班底。随后，在20世纪50-60年代，发展理论家们开展了大量理论与实践研究，这就为后来发展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中，既有学者围绕发展中国家展开综合性研究，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詹姆斯·克尔曼（James Coleman） 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也有学者围绕具体的国别展开研究，如伦纳德宾德（Leonard Binder）的《巴基斯坦的宗教与政治》、梅尔文·图姆（Mel-vin Tumin）的《波多黎各的社会阶级和社会变迁》以及亨利·比恩（HenryBienen）的《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等，同时还有学者就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如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的《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格温多林·约翰逊（Gwendolyn Johnson）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健康状况》、翁卡尔·德维韦迪（0nkar Dwivedi）的《发展中国家的官僚腐败》等。由此可见，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研究涉及了不同发展中国家不同领域存在着的各方面发展问题。

在发展研究的主议题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分支学科也随之产生。尽管这三种学科都有一些共同的关注点，如社会公平、经济发展、政治腐败等，但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中，发展经济学讨论的核心主题就是不发达经济体如何实现经济的起飞，并最终转变为稳定增长、稳定发展的发达经济体。它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概念进行了区分，并且依照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理论解释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社会学认为造成社会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因此，它重点考察了经济、政治、人口、教育、城市化、工业化、社会结构分化以及文化的世俗化等能够导致社会落后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且将重点放在了研究和解释各种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别是解释前现代的国家如何能够转变成现代的社会上。而发展政治学主要解释和说明政治体系变化的方向、条件和结果，探究政治现代化过程，并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模型。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民主研究、政治发展与政治变革研究、政治发展的危机和结果研究。

就发展政治学而言，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大量发展中国家陆续取得民族独立，并且走上多元化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为发展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壤。“二战”前，传统政治学主要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代议制、议会制等，对于其他地区政治体制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兴起，它们仿照苏联或西方建立起了各式各样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这就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激励政治学的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其中，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尤其引起了比较政治学学者的兴趣。美国著名比较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Wiarda）就曾评论道：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大量新兴独立国家进入世界舞台，这极大地激发了比较政治学对发展中国家的兴趣，这些新兴国家的独立使比较政治学可以研究的政治实体数目翻了一番还多，这为政治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实验室”。此后，一大批学者围绕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其中既有政治学家，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霍华德·威亚尔达等，也有经济学的大师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艾森斯塔德（S.N. Eisenstadt）等，他们陆续提出了发展政治学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等宏观理论，以及民主转型、政治稳定、民主巩固等中观理论，推动发展政治学不断发展壮大。

（二）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

“二战”以来，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也促进了发展政治学的兴起。从总的学术背景来看，发展政治学首先兴起于美国，它的兴起与美国的特殊“二战”（地位和国家战略密不可分。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两极格局时代美国和苏联围绕世界霸主地位展开了激烈竞争。为了赢得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意识到孤立主义政策的不可行，因此，它以国际主义取代孤立主义积极与世界各国进行接触，全面参与、影响国际事务。为了壮大己方阵营美国极力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并向这些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也因此西方学者曾评论道：“冷战”并没有减少国际舞台上的思想交流，恰恰相反，“冷战”时代的超级大国需要与他国积极交流，并且将文化和价值观传播作为其主要武器。基于此，美国政府大量投资，鼓励学者围绕第三世界国家展开研究，以了解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进而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在此背景下，现代化理论蓬勃兴起，同时，它还被视为是将自由民主制度推广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手段。

也因此，早期的政治发展理论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即它们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都是西方的，它们理所应当地认为要用民主制度中产生的制度架构和理念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同时，世界最终也会走上文化统一的道路。由此产生的政治发展理论也反过来影响着美国的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例如，学术界早期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民主建设之间存在联系，其中李普塞特就认为，都市化、工业化水平、教育水平高的国家，政治均趋于稳定和民主。因此，除了意识形态输出，美国还不断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支持，试图以此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维持其政局稳定，推进其民主化进程，进而抵制苏联意识形态的诱惑和渗透。

此外，美国国家战略不仅推动了发展政治学的兴起，同时也影响了发展政治学的转型。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援助政策的失败引起了现代化理论的转型。其中，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发现，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就是“经济援助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稳定”，对这一信条的崇奉渗入了立法。然而，20世纪50-6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状况并没有因为经济援助而改善，恰恰相反，“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可以看到政治秩序在下降，政府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在遭到破坏”，这是因为，美国经济援助政策的信条是错误的，实际上“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例子表明，经济发展计划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但另一些例子则表明，它反而会破坏这种稳定”。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于是，政治学家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政治发展的条件和各方面要素，并且进行了系统的民主化研究、政治稳定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发展政治学的体系也日益完善。

（三）第三世界国家的需求

“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也对发展政治学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发展政治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渴望获得理论指导的强烈愿望，即“提供发展策略之需要”。尽管“二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通过革命等手段陆续实现了民族独立，走上了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但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依然处于较为传统的水平。尤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第三世界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处于极度落后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20世纪50年代中期，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就曾提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正在与日俱增，富有国家的致富速度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追赶速度。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为了能够赶上西方国家或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准急需政治发展的相关知识，自20世纪70年代起，着重公共政策的政治发展研究之所以兴盛，就是受到这种“要求提供发展策略”的心理动机的影响。

具体来看，“二战”后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有三大特点：经济方面处于农牧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政治方面尽管取得了民族独立，但殖民主义影响严重，对外依赖性强：社会层面政治社会结构原始古老。由此，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三大课题：经济方面如何实现农牧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政治方面如何摆脱殖民主义束缚，建立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社会层面如何确立现代意义的社会体系。与之对应，学术界也面临三大任务：发展经济学要探索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转型的路径；发展政治学要分析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发展社会学要讨论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总之，第三世界社会经济政治转型的需要为发展政治学等发展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对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股学术潮流。

二、发展政治学的历史演进

自20 世纪50年代创立以来，发展政治学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在这70余年的时间里，发展政治学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发展政治学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其间也涌现出了大量新的理论，推动发展政治学不断更新迭代。总的来说，发展政治学最早形成了一系列宏观理论，包括最早的现代化理论以及后来的依附理论等。在这些宏观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政治学又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中观理论。在这些中观理论中，发展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经历了从民主转型理论到社会稳定理论，再到民主巩固理论，再到发展型政府理论、威权韧性理论的发展历程。现如今，发展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内容庞杂的理论体系。

（一）发展政治学的宏观理论

20世纪50年代，在发展政治学的研究中，现代化理论最先兴起。这也与发展政治学的研究背景有关。发展政治学最初是由美国的政治学家建立的同时也受到了美国国家战略的影响。因此，在它创立之际，美国的学者们就重点围绕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开展比较研究，并且讨论如何将从西方历史演变中得出的理论应用于第三世界以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现代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的。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这个过程从17世纪到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进而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同时，它还是一个革命的、系统的、全球的、长期的、阶段性的、同质化的、不可逆的和进步的过程。这种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基础之上，并且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准，包括经济层面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政治层面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文化层面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等。

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批评。学者们不仅质疑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认为它们绝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同时，他们还发现，现代性概念是模糊的，其没有把现代和西方区别开来，没有指明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是西方的、西方社会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现代的，也因此，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被视为是帝国主义以及种族中心论的产物。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体现出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developmentalism），即坚信进步的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条件可以应用到第三世界，并且强调在第三世界建立起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该时期，现代化理论实际上就是将自由民主制度推广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手段。此后，现代化的研究者们不断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且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改良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多元现代化理论。该理论的奠基人是艾森斯塔德。这种理论挑战了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且具有单一性的趋同理论，强调现代化的形式是多样的，它要立足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呼吁人们理解当代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不同轨迹。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还发现，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发展问题，基于此，他们还提出了“后现代理论”（Post-modemization Theory），这种理论就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思想集合。

在西方现代化理论蓬勃发展之际，发展中国家的依附理论也异军突起。依附理论的奠基人是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他在1949年向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心一边缘”理论，他认为，技术进步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工业中心，并没有延伸到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的国家，这对边缘国家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然而，这种理论在当时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伴随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不断涌现，以及学术界对现代化理论的不断质疑，20世纪60-70年代，依附理论浪潮也随之兴起。也因此，有学者评论道：依附理论是基于对现代化理论的不满而出现的。同时依附理论还带有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乔治·莱尔恩（Jorge Larrain）就曾沿用列宁的理论，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的扩张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之对应，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也呈现出三个阶段，并且分别诞生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列宁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以依附理论为代表的批判流派。其中，依附理论中的依附概念最早来自列宁：“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也因此，依附理论也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层面对马克思的修正与发展。

依附理论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包括三个层面：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落后国家是如何陷入依附境地的；依附又是如何导致落后国家贫困落后的；落后国家未来的发展应该采取怎样的解决方案。围绕这些问题，依附理论内部又分化出了多个流派。加布里埃尔·帕尔马（Gabriel Palma）曾对依附理论做出了较为严格的划分，他将依附理论分为了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理论、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发展主义的修正理论和依附性的具体分析流派。其中，不发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lFrank），在他看来，发达与不发达是一种共生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面，工业化国家的发达是以第三世界的不发达为代价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发展主义的修正理论继承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对“中心一边缘”结构的认识，其更加强调依附关系是造成不发达的关键。奥斯瓦尔多·桑克尔（0svaldo Sunkel）就曾提出，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是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的，边缘国家出口廉价的初级产品，进口昂贵的工业品，这种不平衡的外贸导致了失业、经济停滞等现象。为了消除依附和边缘化的问题，实现真正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更加自主的地位，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依附性的具体分析流派则强调研究各国依附的具体情况，关注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依附的具体形式。其中还衍生出了依附性发展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外国资本可以在当地工业化进程中扮演正面角色，促进当地发展。但是，彼得·埃文斯（PeterEvans）并不看好这种模式，在他看来，如果经济发展长期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外，无视大多数人恶劣的生存状态，这种发展必定无法长久。

与现代化理论一样，依附理论一经提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并且饱受学者们的批评。其中，一些学者指责依附论者只注重分析外部条件，而忽视了发展的内部条件，他们简单地将不发达的原因归结为外国的经济掠夺而忽视了不发达国家的内部制度、文化、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制约，因而也没有提出不发达国家自身的改造任务。同时，依附论还带有激进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民族主义的革命色彩，它们夸大了自己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单靠依附论是无法解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的，同时，它们还忽视了国际体系对不发达国家的积极作用，将“独立于美国和（或）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之外的好处看得太多了”，而且依附理论也没有给自主发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二）发展政治学的中观理论

在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等宏观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政治学又先后衍生出了一系列中观理论。这也体现出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处于不断变化和丰富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研究总背景下形成的政治发展理论主导了世界政治的研究方向，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断发生变化，发展政治学的中观理论也经历了从民主转型理论到政治稳定理论，再到民主巩固理论，再到发展型政府理论、威权韧性理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60年代，早期的发展政治学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问题。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要走上发展的道路，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造，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民主转型。早期的发展政治学还将民主转型、政治民主化视为政治发展的最主要目标，甚至政治发展被理解为政治民主化。后来的理论家们质疑了这一观点，并且强调政治发展目标的多样性。例如，美国政治学家派伊（cian W.Pye）就曾明确指出政治发展存在多个方面，包括政治民主化、建立和维持独立民族国家、行政和法制体系的发展、大众动员和参与、稳定和有序的变迁、政治体系动员和能力的提高等。但直到现在，民主依然被多数发展理论家视为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

早期发展政治学提出的民主转型理论主要依据的是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从现代民主实践的角度来看，19世纪的西方率先进行了民主化改革。正如亨廷顿在《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指出的：第一波民主化植根于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并且于19世纪在西方国家蔓延，在19世纪，许多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都获得了发展。西方学者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也对民主的制度化历史进行了梳理，他发现，在19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并且在欧美发达国家实现了从理论到制度的转化。于是，在20世纪西方国家理所应当地把民主化视为世界性的进程，并且以西方的话语定义民主。

实际上，民主的定义问题十分复杂。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曾坦言道，民主的内涵越来越模糊：“希腊、罗马、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观念与其后世纪的观念交织在一起，就产生了极为不一致的理论与实践的混合物。”然而，20世纪西方主流的民主观念却是熊彼特式的。尽管“二战”后根据起源或目的来界定民主的古典派与坚持民主的程序性定义的理论家所组成的熊彼特阵营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但这场争论最终以熊彼特阵营的胜利告终。根据熊彼特的定义，“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于是，民主就被简单理解为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选出领导人的程序。也因此，这一时期的发展政治学就将民主选举、政党竞争、自由言论、司法独立等内容当作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国家要实现政治发展，就必须在这些方面有所表现、有所进步，同时，建立起这些民主的制度和机制，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逐步实现民主化。

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却出现了政治不稳定的问题，因此，发展政治学的研究重点也转向了政治稳定。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术界将政治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化，同时又将民主化简单地定义为建立起选举、参与和竞争的机制。这样的观念影响了西方的外交政策，同时也给那些移植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灾难。在此背景下，亨廷顿写下了著名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这本书中，他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问题的严重性：20世纪50-60年代，政治骚乱、暴力事件急剧增加并且席卷全球，1955年至1962年间，发生暴乱和其他不安定事件的频率是1948年至1954年间的五倍。同时，他还对这些国家政治不稳定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政治稳定绝不会简单地通过经济发展就能实现，而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则主要取决于三组参数的关系：“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由此，亨廷顿推翻了先前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会导致政治稳定，甚至可能导致和平的民主”的结论，同时也揭示了政治不稳定的复杂原因。

与此同时，还有西方学者从其他的角度论证了政治不稳定的影响因素。其中，社会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德·格尔（Ted Robert Gumr）提出了著名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概念，用以解释政治生活中的集体暴乱。后来，又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J曲线理论”（J-Curve Theory），用以解释人们的心理期望值和实际实现能力的差距如何导致政治革命。同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并且指出迅速的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利于稳定的一系列后果。此外，比较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他强调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动态平衡，并且指出，如果这种同步配合关系遭到破坏，就会出现紧张状况，进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针对政治稳定问题，学者们还提出以政治制度化作为实现政治稳定的主要途径。“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越高，政治系统越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亨廷顿的研究说明，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程度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程度，政治制度是缓解社会矛盾、控制社会力量的稳妥手段，因此，通过改革自觉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20世纪80-90年代，发展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又转向民主巩固。这是因为，20世纪50-70年代，早期步入民主化进程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潮。亨廷顿曾指出，在1962年，全球就有13个国家的政府是政变的产物，而到1975年，这一数量达到38个；1958 年世界上民主制度运行良好的32个民主国家，到 70年代中期，就有1/3变成了威权主义国家。总之，那些实行了民主化改造的国家有一大批出现了军人政府和强人政治。亨廷顿还发现，1974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又出现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时，他还对民主化浪潮及其回潮的现象进行了归纳总结：“民主化浪潮及其回潮呈现出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模式。迄今为止，每一次回潮都给在前一波民主化浪潮中实现了民主转型的部分国家带来灭顶之灾，但并没有波及全部。”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巩固问题。正如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说：“如果要逃避历史的命运，避免第三波的回潮，在未来岁月的当务之急是巩固那些在第三波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从早期的“第三波”理论到现在的“颜色革命”，其中都涉及了西方世界所谓的“民主巩固”问题。

关于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家民主巩固的问题，思想家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其中，亨廷顿就十分强调经济发展和政治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根据过去的记录来判断，影响到民主在未来之稳定性和扩张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与政治领导……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则使民主成为现实。”胡安·林茨（Juan J.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蒂潘（AlfedStepan）则更重视社会、法律与官僚机构的重要作用：民主国家的巩固除了要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之外，还必须存在其他五种相互加强的条件：“第一，必须存在有利于发展一个自由且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的条件。第二，必须有一个相对自主的政治社会。第三，全国范围内所有的主要政治行动者，特别是政府和国家机构，都必须有效地受到保护个人自由和结社生活的法律的约束。第四必须有一个可以为新民主政府运用的国家官僚机构。第五，必须有一个制度化的经济社会。”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则更加注重政治文化对民主的支持作用。此外，戴蒙德则更加注重民主政体的治理能力，在他看来，民主政体的有效治理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如果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尊重人权，滥用权力，就会对民主政体的合法性造成破坏。

20 世纪末，发展政治学又创新出了新的研究主题，即发展型政府。发展型政府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并且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发展型政府”的概念衍生于发展型国家，强调“有效政府、优秀官僚、优先发展经济、制定产业政策、公私合作”等特性。同时，该理论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主要讨论后发展的国家如何通过政府的运作谋取经济的发展。

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兴起有特定的背景。其一，以往的研究发现，造成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的低水平运行，由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不断推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越来越联结成为统一的整体，经济全球化已成必然趋势，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工业造成了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发展型政府，不断推动经济的长足发展，就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发展型政府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发展型政府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同时，中国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的发展型政府理论蕴含着“北京共识”的理念。这种理念与西方的“华盛顿共识”截然不同。“华盛顿共识”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是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针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率先提出的，它最初包含了财政纪律、税制改革、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等十项内容。然而，伴随“华盛顿共识”的发展，它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越来越浓厚。正如乔姆斯基所说，“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美国之所以会坚持这样的主张，是因为它“拥有全世界一半的财富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国际地位”，“很自然，政策的‘主要建筑师’们意欲筹划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华盛顿共识”在现实中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过分依赖外资、触发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等。同时，由“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全球经济政策也导致了全球经济秩序的动荡。因此，“华盛顿共识”的衰落不可避免。

相比之下，“北京共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它既强调发展与创新，又强调政府的领导力。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Ramo）曾将“北京共识”的核心理念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创新，“政府必须积极创新，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带来的挑战”；二是动态发展目标，超越人均GDP等发展指标，关注生活质量等发展目标；三是自决，发展中国家要努力免除外部压力的影响。“北京共识”的提出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替代方案，它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提出强硬的建议，而是强调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它本质上强调创新，同时呼吁公平发展、和平崛起等理想。尽管这种模式并不是完美的，但它确实为全世界提供了替代性的发展理念，同时也提供了衡量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尺度。

21世纪以来，威权韧性又成为西方发展政治学关注的焦点。2008年以来，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将各国人民的目光引向中国。同时，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回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形成了“中国奇迹”。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反思自由民主治理的效果以及中国崛起的因素，并逐渐兴起了威权韧性理论。2003年，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最早提出了“韧性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在他看来，“一种能够对社会需求进行充分回应的威权体系”，是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很长时期内掌握权力并维持统治的关键因素。后来，还有学者用“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以及“协商式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等概念说明威权政权的生存能力。此外，这些学者还认为，威权韧性的出现解构了转型理论范式，使政治发展不必然转向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

在威权韧性的理论争论中，也有学者对“威权主义韧性”的暂时性发表了看法。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包瑞嘉（Richard Baum）就关注了中国领导人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手段，并认为这些手段对于增强社会纳入、协商与吸纳的机制具有有效性，但他也指出，从长远来看，这些手段在扩大政治问责制、责任制与大众赋权范围方面具有有限性。实际上，这种研究是建立在传统的民主化解释模型基础上的。虽然民主化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但它并不一定会以轰轰烈烈的、大规模“革命运动”的方式开展，也不一定与威权政体的轰然倒塌相伴随，学术界需要考虑到民主化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学者们更要考虑如果通过政府创新改善政府的治理效能。此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也需要摆脱自由民主观念的束缚，把握政治发展的新维度，构建起新的模型。

三、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创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政治学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等宏观理论，又有在宏观理论基础之上形成的民主转型、政治稳定、民主巩固、发展型政府与威权韧性等中观理论。同时，这些政治发展理论也存在一些特点，即它们主要是由西方主导的，是在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们大多以自由民主理论为基础，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并且以民主转型理论为核心。这既削弱了已有政治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同时也为中国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机会和空间。21世纪，发展政治学出现了许多新的背景，这也为其理论创新创造了新的条件。

（一）发展政治学的新的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政治学主要面临两个新的背景。

其一，全球化使各个国家逐渐融入统一的世界体系，同时，世界体系也在不断遭遇新的问题。“二战”结束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将世界一分为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世界联结成为统一的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瓦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都使全球化成为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越来越快地融入新的国际体系，并最终形成了统一全球的世界体系。国家的发展也是在这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中进行的。因此，任何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国家的内部因素，还要考虑国际因素，这为发展政治学提供了新的维度，同时也增加了发展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尽管统一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但它也在不断遭遇新的问题。现如今，世界体系正不断受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难民问题恐怖主义、全球化经济竞争和多元化的制度体系竞争的挑战。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由盛而衰，国家主义在普遍的社会危机中再次复活。多元文化主义在不断向右翼保守主义偏转，民粹主义也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在政治制度的竞争性发展中，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也出现了回潮的倾向。此外网络时代的技术创新也为全球治理带来不确定性，并最终促成以国家为主体的保护主义政策和地缘政治的抬头。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政治学、国际政治的研究中都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发展政治学也要深刻地认识并分析这些问题，把握政治发展新的维度。

其二，中国的崛起为发展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发展政治学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到国际体系的形成以及它所遭遇的种种问题，还要将中国的案例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作为独特的案例，中国的发展打破了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解和思考。在40多年前，中国曾是全球第三贫穷的国家：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1/3还低。但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201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9.5%，2017年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超过7亿人口脱离了贫困。所有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增加，人均收入也在提高。据预测，2025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12700美元，成为“二战”后继中国台湾和韩国之后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

面对这样的事实，很多学者都会提出疑问，究竟应该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成绩和政治发展之间有没有关联？关于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国官方给出了权威的解释：“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由此可见，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必然与四个要素有关：一个是政党领导、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积极、有效地领导；二是政府主导，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四是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开始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且将解读中国共产党作为理解中国发展的一把钥匙。在此过程中，西方学者们也意识到，现代化进程并非像早期理论所设定的那样，是线性的过程即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发展的单线变动。但是，尽管他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把“党的中心地位”视为政治经济的长期特征而不是一个短暂现象，但他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假设相悖。一方面，他们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容和结果；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定义为“党的发展”，而是简单定义为“党统”和“党治”的加强。如此看法只会得出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似乎中国的发展成就不是政治发展或民主进步的结果，而是政治不发展的产物。这是对中国政治的错误解读也必然不会被中国学者接受。

为此，中国学者亟须构建出新的政治发展理论。尤其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学者有充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实现对传统发展政治学的突破和创新。基于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学者要深刻把握政治发展的多重维度，辨别政治发展的双重版本，并建构政治发展的新的模型。

（二）发展政治学的多重维度

政治发展存在多维度内容，这也增加了“政治发展”的测量难度。同时，政治发展的指标不仅多样，其中有一些还是相互矛盾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术界需要把握好政治发展的五个维度内容，并且处理好它们内在的矛盾和张力。这些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社会需求与政府供给的关系、政治民主与国家能力的关系。

其一，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发展政治学最重要的维度。早在1959年，发展政治学方兴未艾之际，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就曾对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展开过实证研究，他通过对48个国家的考察发现，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经济发达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国家，但是有着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国家却几乎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有了发达的经济，并不一定有民主的政治，而没有发达的经济，就一定没有民主的政治。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强调，“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目标，在二者的进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例子表明，经济发展计划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但另一些例子则表明，它反而会破坏这种稳定”。再到后来，美国政治学家卡尔·科恩（Carl Cohen）也指出，民主政治发展的条件是多样的，它包括了物质条件、法制条件、心理条件、知识条件、防卫条件等多方面内容。现如今，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并非线性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未必能够推进政治的民主，尽管经济发展会为政治民主创造有利的条件，但它们实际上是两个目标，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的概念，政治民主是一个带有结果性的概念，二者有时候会一致，有时候会不一致。

基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将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作为两个目标进行推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以经济的发展带动政治的民主化，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确实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物质条件，发达的经济基础可以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形成较为普遍的社会联系，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强化公众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发达的经济还可以造就强大且稳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促进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合理，进而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并为民主政治提供必要的社会妥协。另一方面，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建设民主政治，经济富裕绝不能取代政治民主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建立起让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制度平台，唯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现如今，中国已经围绕经济发展形成了“发展型政府”和“中国模式”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中国也不断致力于推进民主化进程。一方面中国不断推进政府创新和政府改革，并以政府创新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发展为导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庞大政府体系，推动中国的全面发展升级，中国政府不仅制定了明确的产业政策以引导经济发展，而且各级政府积极打造产业园区，专门成立政府部门实施招商引资，把招商引资的成果作为政府部门和官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中国政府还与时俱进地制定了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全面发展的计划。现如今，中国已经形成了发展型治理的模式：在发展中求治理，在治理中谋发展。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不断推进民主化进程：以“自由”释放民主之压力；以良好的经济绩效缓解民众需求的压力；以基层民主试验启动民主化的步骤：以制度和政策创新确立民意的回应机制。尤其是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出后，中国不仅构建出了自己的民主理论和话语体系，也为世界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其二，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的重要维度。发展政治学前期注重的是政治民主研究，并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和民主转型作为其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者们逐渐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对政治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发展政治学也开始偏向于政治稳定的研究。在此期间，亨廷顿、阿尔蒙德等著名的政治学家纷纷著书立说，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时至今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学术界又开始普遍关注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协调问题。在学者们看来，民主化依然是政治发展最基本的目标，但在追求民主化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精英与大众的平衡、增强国家认同，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治变迁的有序。

现如今，政治民主话语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其中，西方的政治民主话语强调单过程的选民民主，坚持选举的程序机制以及竞争和制衡的原则；中国的政治民主话语则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主体，坚持合作和一致的原则和标准。总之，民主的版本是多样的，民主的指标也是极其复杂的。发展中国家决不能像西方那样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竞争和选举，而是要追求多样化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化发展道路。同时，政治秩序的构成要素也是多元的，其不仅包括国家主权和政权的稳定、政府和政策的稳定还包括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政治发展不仅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同时还意味着要将不稳定的状态转变为稳定的状态。为此，一方面，国家要不断提高制度化的水平，增强制度体系的适应性、稳定性和耐久性，同时以制度化增强组织和程序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还要坚持程序合理化原则、公共物品和服务供应原则、共同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政治中立原则、共同商讨原则，不断提高公众的幸福度和满意度，增强自身的程序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

在统筹推进民主发展和政治稳定方面，中国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既注重治理，又注重稳定，实现了长期稳定、高速发展、人民认可等基本目标，形成了使命型政党领导、发展型政府组织、包容性制度保障、创新型政策推动四条重要经验，并最终形成了稳定的“中国道路”。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中国民主政治稳定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有序民主化是由共产党指挥设计并领导实施的成功的政治发展策略。”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国家能力，为有序民主化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其三，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的重要维度。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分析政治发展，可以发现，政治发展状况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国家能力。国家能力不仅指政府的治理能力，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内容：政府能力和社会能力。其中，政府能力就是政府管理或治理社会的能力；社会能力则表现为社会发展和社会自治的能力。所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也提供了分析政治发展的两个视角：社会视角，主要包括政治民主化、政治自由化等问题；国家视角，主要包括政府或国家稳定性、政府变革与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等问题。

以往的政治发展理论更多是从社会视角出发，讨论公民权利的保障和政治民主的实施。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主化都被西方学者视为政治发展最为核心的内容。因此，民主化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公民社会、媒体自由、社区建设等都被视为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伴随发展政治学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政治发展不仅要推进政治民主化，还要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府能够实现良善的社会治理。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家能力建设，并且强调国家的稳定、政府的善治都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就难以实现持久的政治发展；没有政府的善治，政治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现如今，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协同合作的关系，又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发现，政治发展绝不是国家和社会单方面的发展问题，它要求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共同建设，以及国家与社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其中，国家要有足够的能力，对外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不受侵害，对内实现有效管理，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也要有足够的能力，确保民间力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自立性和自助性；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政党组织、社区和社团组织等不同的主体还要各守本位、各司其职，形成良性互动、彼此分工协作的局面。

在国家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建设方面，中国也积累了诸多经验。为了改善治理绩效，中国政府推进了管理导向、服务导向、自治导向、协同导向的改革，营造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格局：一方面，中国充分开发了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机制的潜力，让政党、政府等权力机构以及传统的群团组织发挥新的机能；另一方面，中国还不断激活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功能，让新型社会主体和要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努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对接，并最终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中国还推进政府治理从“霸道”和“王道”向“民道”转变，依赖中央政府的牵引力、地方政府的内驱力、民众和舆论的外压力三种力量和机制构建服务型政府。在社会能力建设方面，中国也不断完善社会自治的法规和政策、深化农村村民的自治实践、促进城市居民自治、推动民间社会组织和行业自治的发展等。

其四，社会需求和政府供给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以往许多政治民主理论都强调建立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机制推进政治民主化，确保公民政治权利的形式平等。然而，这实际上只涉及了政治民主的程序层面。基于对已有民主理论的反思，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实现一种真实的、实质性的民主，这就对政治民主的结果提出了要求。现如今，学者们普遍认为，民主不仅要有程序，更要有结果，要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制度效果。那么，如何确保人民群众满意呢？这实际上就涉及了政府供给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供需关系最早是经济学的概念，同时，供需关系问题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后来，这个概念进入了政治学领域，并且转化为了社会需求和政府供给的政治学语言和分析视角。现如今，政府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社会大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等都被视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政府供给既包括制度供给，也包括政策供给。其中，制度供给是社会秩序的决定性要素，也是解决社会需求变化的根本方案。在亨廷顿的分析中，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力量，社会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最终都会转化为新的社会需求，这些需求对既有的政治秩序构成挑战，而应对的办法就是提高制度化的水平。亨廷顿告诉我们，制度供给决定国家治理的水平。而政府又是制度或规则的主要供给者，因此，政府能否适应社会需求并不断地进行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治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当然，政府并非制度的唯一供给者，尤其是在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社会组织和团体作为社会参与者提供的制度供给可能比政府所能提供的制度供给更加有效。因此，制度供给的未来思路是打破一元供给的格局，建立多元复合的供给模式，以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此外，政府供给还包括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社会治理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不仅公共决策要向社会开放，提供便于政策协商的制度化平台或渠道，而且要尽可能实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其中，前者要求公共决策体系开通民意表达、利益博弈、民主协商、社会监督的制度化途径，并在程序上形成制度；后者要求实现公共服务的社会供给系统与政府供给系统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对接。

其五，政治民主和国家能力的关系也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和核心问题。国家理论有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政体和国体。其中，政体就是政权组织形式，国体就是国家的性质，也就是国家的阶级本质。政体理论更多关注什么类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现代大多数学者的答案是民主政府。国体理论则主要关注国家共同体中不同阶层的人民的地位和生存状况，以及人民的满意度。这两种理论也对应着两种问题的研究，即政治民主研究和国家能力研究。

政治民主和国家能力的侧重点不同。其中，政治民主研究的关注点是公民权利的实现。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强调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民主程序和制度安排践行公民权利、表达公民意愿、实现公民意志。而国家能力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性均衡性、协调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等，例如，其关心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社会秩序的统一和稳定、社会力量的平衡，不同群体、不同族群之间的和谐关系，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发展政治学在早期更加关注政治民主问题尤其是在两次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学者们普遍将推进政治民主化视为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伴随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经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国家的治理能力不断遭受挑战。学者们也开始讨论民主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其中，通过对民主政体治理绩效的考察，福山惊奇地发现，很多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都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动员提出了善治的要求，而国家却没有能力跟上”。实际上，民主与善治是政治发展的两个独立目标，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机制和价值。同时，民主与善治之间还存在着张力：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还需要反复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治理往往又会排斥公民参与，它更多地以结果为导向，而非以过程为导向，它的提出对民主也造成了挑战。因此，能否处理好政治民主与国家能力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政治能否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三）发展政治学的双重版本

发展政治学存在双重版本，即政治民主化的版本和治理现代化的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划分也体现出发展政治学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社会需求和政府供给、政治民主和国家能力等多重维度的内容。其中，政治民主化的版本更加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需求的满足；而治理现代化的版本则更加强调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家能力、政府供给等治理效果。

政治民主化也包含着不同的版本，即西方版本和中国版本。其中，西方版本又包含了民主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在达尔那里，这两种传统分别产生了平民主义民主和麦迪逊式民主两种模式。从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角度来看，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分别产生了共性型的民主观和个性型的民主观但这两种民主观都存在缺陷。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前者由于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没有为个人权利的保障提供必要的手段，所以在以“民意”为借口对个人权利施加侵犯和对个人实行严酷“专政”的时候，其往往变成了专制暴政镇压民众的帮凶，或者成为社会强势力量借助公共权力迫害异己的同谋。而后者也忽视了许多现实问题，那就是没有组织的多数人极少控制特定的政策事务，同时，他们也几乎永远无法在一个多元政治体系中“行使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只能发挥最低限度的作用，无法获得实质性的保障。

西方的民主化版本并不适用于中国。民主化的版本绝对不是固定唯一的，也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民主模式。民主理论的建构和实践必须考虑时间和空间的要素。民主也绝不简单地等同于多党政治、自由竞选、舆论开放、分权制衡等。民主的评价指标是多元的，理想的民主政治应该在法治进步、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人才选拔、公民参与、社会福利、政府效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且具有良好的表现。因此，法治水平、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人才选拔、公民参与、社会福利、政府效能应该成为评价和测量民主质量的七个方面。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的民主化版本，它实现了对西方民主化版本的突破，指明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中形成的，它既具有内生性，扎根于中国土壤，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也具有有效性，强调价值与成本之间的平衡，同时还具有渐进性，是中国在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中发展出来的。需要强调的是未来在构建中国式民主的路径方面，还需要不断从民主思想源头发掘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资源，以民主过程的视角拓展中国式民主的可能空间，用改革经验诠释和充实中国式民主的特点。

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出了治理现代化的版本。这个版本的形成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土壤，它将现代化议题分为三个方面：革命主题、发展主题和治理主题，这三个方面议题又分别对应着三个历史任务：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治理现代化的版本主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不发达的国家走向发达，如何使弱小的国家变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大国家。治理现代化版本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它坚持集中性、效率性、协调性和连续性的基本原则，同时，它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致力于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和领导力量；坚持依法治理，不断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民主治理，建立以实现善治为目标的中国式民主；坚持经济治理双驱动，构建发展型国家的中国模式；坚持社会治理的多维度，构建出强政府、强社会的新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型。

发展政治学的双重版本也要求研究者对政治发展做出双向的解读：从“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两个角度理解国家发展。驾驭国家犹如驾驶汽车，汽车的行驶需要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的平衡，国家的发展也需要两种力量的均衡。实际上，国家系统可以被看作由“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两大系统构成的体系，”它们分别对应着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治理。理想的国家治理需要满足“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的适度平衡，既要保证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持续的动力，又要保持路况基本良好，不至于“出轨”翻车。这种解读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如何在推进民主化、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这种解读也说明，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既要让国家具备治理的能力，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能力足够强大的国家可以迅速崛起成为帝国，但倘若国家能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这样的帝国也难以长久存在。因此，在推动国家发展的同时，对国家能力进行“制动”，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表1是现代国家运行的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其中，动力系统主要由个人、社会组织、企业、政党、媒体等各种有着具体利益诉求的社会角色或机构组成，它们在社会互动中不断产生和制造需求，构成了国家的分化力量，并通过议会立法系统、行政决策和执行系统、公共舆论平台等系统平台表达诉求，推动国家的发展和变化；制动系统包括宪法、法律和制度等，它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负责维持国家秩序和安全的暴力系统，如军队和警察等它们对胆敢挑战和威胁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的行为实施打击和镇压；文官系统，亦称“事务官”（相对于“政务官”）系统，它们构成国家的公务部门负责打理国家日常事务，维持公共政策的连续性，通过制度化的职责和程序对社会成员的“非分”要求和“政务官”的“过激”指令进行矫正；司法系统，主要由法官、检察官、陪审团、律师等角色组成，它们通过国家宪法法律和制度提供的平台发挥作用，其功能就是打消动力系统“超速”行驶的冲动，并对“违章”行为进行裁决和惩罚。

在国家系统中，有多种因素影响着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其中，动力系统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等方面的变革，技术进步带来的人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变迁如人口结构流动性、城市化、社会组织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刺激。这些影响因素类似于“推力”，构成国家发展变化的动力系统。这些“推力”因素也经常以市场化、民主化、社会化和自由化为目的。制动系统的影响因素包括文化联系、血缘关系、宗教教化、意识形态、法律国家机器等，这些因素则类似于“拉力”，它们以理性化、制度化、法制化治理/规制为目的，提供国家整合的功能。

（四）发展政治学的新的模型

基于对发展政治学新的背景的认识、多重维度的把握、双重版本的辨别，可以构建出政治发展的新的模型，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该模型主要包括变化和应变两个维度内容。发展意味着变化，现代国家的发展强调现代化和民主化，并且关注自然、自发的民间和社会力量，然而，这可能会导致分化和分裂，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造成破坏。因此，国家需要运用人为、设定的国家和政府力量，通过制度化、法治、治理应对变化，实现整合和统一，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未来的政治发展必须考虑到这两方面内容，这两者之间的互动直接影响到政治发展的成败以及质量。

同时，变化与应变的双向模型也体现出发展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发展带来变化，而治理应对变化。同时，发展不断增强社会能力，治理不断提高国家能力。发展涵盖了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等各个方面内容，治理则强调制度化、法治化、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治理的应变也体现在多个层面：不变性应变，以不变应万变，建立完备有效、富有权威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性应变，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治理方式。总之，发展与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直接决定了政治发展的基本状态。

变化与应变的双向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发展的案例。同时，中国的案例也对这一模型提供了检验。中国的发展体现了变化与应变的辩证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市场化的改革释放了大量的经济发展能量，并且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这是因为，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也在统筹推进政治发展和改革，不断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的回应性。当然，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过去也存在许多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曾面临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等诸多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八次政府机构改革解决或缓解了政府的许多问题：精简了政府机构，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既是经济改革的结果；也是政治改革的结果：既是变化的结果，也是成功应变的结果。

在变化与应变的过程中，中国也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创新。其一中国创新了政治经济理论。一方面，中国打破了传统理论教条的禁锢和限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论证；另一方面，中国创新了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提供了论证。如果说经济学提供了市场机制的论证，政治学则更多地提供了政府机制的论证。现如今，这两种机制的有机融合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其二，中国还创新了政府理论，并且在政府的功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法治政府建设、政府职能转变、“放管服”改革等方面实现了创新和突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每隔五年就要推出一轮政府改革。现如今，经过多轮改革，中国已经将“计划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模式。

其三，中国还创新了政治发展理论。具体来看，中国探索构建了政治学理论体系，建立了区别于以往的单向度线性理论框架的多元化、多视角、多维度的政治学理论模型；中国以治理变革为核心，突破民主改革定义的局限性，论证了中国式全面改革实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还以自身实际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故事和经验为内容，形成了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解释，主要包括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解释——“治党、治政、治民”，中国制度及其治理的学理性解释，中国治理实践的经验性解释——政党治理、贫困治理、环境治理、腐败治理、社会治理等。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

来源：《政治学评论》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