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五个波次的发展，每一波的发展都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研究对象和议题的转移、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研究范式的转变。第一波政治发展理论以现代化为基本主题，奠定了后续政治发展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出现了第二波政治发展理论，以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为基本主题，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20世纪90年代，在后发国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第三波政治发展理论兴起，重点讨论了制度转轨、国家能力等议题。与此同时，伴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制度转轨为基本主题的第四波政治发展理论兴起。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治理危机，治理理论兴起，也使第五波政治发展理论将重点放在治理方式、治理能力和制度韧性等议题上。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政治发展理论的不断更新。全球化进程、民族国家的作用、国家间道路分化、治理危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兴起等议题，将是政治发展理论必须面对的现实。同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始终处于政治发展的进程之中，只有主动求变、积极应对，才能防止政治发展的逆转和停滞。
关键词：政治发展；现代化；民主化；国家回归；制度转轨；国家治理
梳理政治发展的基础理论，分析其更迭过程，有助于更理性且全面地理解政治发展的现实。本文主要分析西方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各个国家政治发展的理论背景和实践模式存在差异，但研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仍然能够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借鉴和启发。那么，在过去近80年里，西方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或者说以西方为主要推动力的政治发展理论的主题发生了怎样的转化？转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政治发展：不同的理解层次
研究政治发展理论，首先要分析政治发展的概念。对政治发展的理解可以从广义、狭义和新义等不同层次出发。其中，广义的政治发展主要涉及不同政治形态的更替，即从低级向高级的过渡。马克思从经济角度出发，分析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并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而社会形态正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由此，人类社会呈现出了多种社会形态逐步演进的过程。在这些社会形态中，人类也都有着相应的制度建构，这种变化就是典型的广义政治发展。
狭义的政治发展概念和理论主要是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类国家的实践中得出的。在西方，早期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使用西方的概念和工具，它们理所应当地认为要用民主制度中产生的制度框架和理念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正如理查德·希戈特（Richard Higgott）所说：“二战”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第三世界的问题可以通过直接应用从对西方历史演变的研究中得出的理论结构来解决”。因此，这些理论关注的是狭义的政治发展概念和理论，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视为理想模式，并由此出发分析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是如何进行的。这背后实际隐含的基本假设是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后会发展出与西方一样的政治形态。总之，将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等同于全世界的政治发展道路，显然忽视了不同国家的不同背景，将政治发展过分简单化了。因此，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应当立足各国国情，从各国实际的政治形态出发。当然，政治发展也有一些共同之处，包括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等，以及按照职能的不同对国家权力进行分工，设计一系列与公民权利维护和利益表达相关的制度性安排等。同时，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层面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新义是指从新的、全球化背景出发，分析各国的政治发展。各国至少都在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政治构件，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不再是如何建构一套现代政治形式，而是如何将其有效运行起来，并实现制度绩效。因此，政治发展对于各国来说，就是不断地根据新的共同的挑战调整自身的制度内部组合及其运行。但是，对政治发展新义的理解，同样需要将狭义理论作为分析基础，即研究政治理论的发展波次。这对于当下学界认识和理解各国政治体系的自我更新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治发展：经典议题的复兴
作为政治学的重要议题，政治发展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包括政治运行，治理绩效，政治和经济、社会关系的协调问题等。当下，政治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再次凸显，而政治发展议题的研究也应当复兴。
第一，全球化是观察政治发展路径选择和绩效的基本背景。各国的政治发展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政治发展议题应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全球化产生了“无影灯”效应。一方面，它带来了“时空压缩”。具体来看，全球化克服了地域阻隔，从而使原本仅局限于本土和国内的个人生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转向跨地域及全球性发展；全球化是多面向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层面；全球化不仅是社会上客观制度和物质层面的改变，也涉及个人对全球意识的认知及觉醒。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内外融通、全球启蒙以及各国来到同一个赛道。正是通过全球化的“无影灯”效应，各国的政治体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优点和缺点都会充分显示出来。例如，通过对中印两国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拥有强大的执政党，能够极大地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印度没有这样的优势，它不仅实行了多党选举的体制，而且内部具有非常强的多样性，甚至官方语言都有十几种。当然，印度也有自身的优势，尽管它的国家不强，但社会非常活跃。在印度，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较大，并且在很多公共事务中都发挥了较大作用。甚至在国际事务中，印度的社会组织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因此，将各国政治体制放到全球化背景下分析，可以发现，任何一种制度形态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同时，也可以发现，各国正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正如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等所说的：“不管老国还是新国、大国还是小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首先是共同体建设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没有同质化的人口，因此灌输共同的认同可能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其次，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面临促进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挑战。最后，大多数国家在不断发展的民主和公民自由方面，都面临着重大挑战。从我们对各个政府的目标和困难的讨论来看，这些挑战应当是普遍性的。”
第二，民族国家是政治发展的基本单位。研究政治发展议题，始终要以国家为载体。政治发展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包括国家的制度建设、制度稳定等。无论怎样理解，政治发展都要以国家为主体。所谓政治发展，就是以国家为基本制度载体展开的政治过程。而政治发展之所以是经典议题，也正因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国家。在过去两三百年里，每一波民族国家的出现都会推进政治发展的研究。尤其自“二战”以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政治发展成为全球性议题。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政治发展的研究有了基本单位。同时，每一波民主国家的诞生，都对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了冲击。
第三，国家间的道路分化和绩效差别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关切。政治发展围绕国家展开，而各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发展结果存在差别。因此，政治发展理论需要进一步关注各国的发展差异。例如，同样选择一种政治道路，有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而有的国家却出现了混乱。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国家都选择了类似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安排，结果却有很大差异，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因此，政治发展理论复兴，需要解决当下国家间政治分化这一核心议题，甚至国家内部的分化也是其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从现实来看，同样一套制度体系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产生的结果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其内在机理有待政治发展理论予以解释。
第四，治理危机成为全球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面对这一时代挑战。正如埃米利亚诺·卡瓦尔斯基（Emilian Kavalski）所说，世界政治正处于混乱的边缘，全球政治面临一系列问题。尤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性的治理危机日益严峻。在世界各地，现有的民主国家难以有效克服前所未有的经济阻力，对停滞不涨的工资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感到愤怒的人们已经开始反抗既定政府，并转向极端政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有着怎样的制度优势，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都会陷入种种困境。同时，各国面临的治理危机也存在差异。例如，塞思·D.卡普兰（Seth D. Kaplan）重点关注了伊拉克、波斯尼亚和刚果等脆弱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唐纳德·F.凯特尔（Donald F. Kettl）则揭示了美国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也说明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的确会产生不同的治理后果。各国应对治理危机的方式和能力与国家的制度结构以及制度运行的特点有关。因此，政治发展理论复兴，要重点分析各国面临的治理危机及其应对策略。
第五，中国的崛起带来了新的理论机遇。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学者都以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作为理想的模板。然而，近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式的模板遭受普遍质疑，学界出现了民主衰落，甚至民主死亡的论调。这种怀疑进一步延伸，就会对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标准有所质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带来新的理论机会。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政治发展的研究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的参照，观察和比较不同的政治发展路径。当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设也应当与现有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相结合，解释现有的政治发展理论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的关系。
三、政治发展：五个理论波次
理论的生命力来自现实的变化，现实环境的变化驱动着理论不断发展和更新。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五波发展。在不同的波次中，其关心的问题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为何政治发展理论率先在西方出现？毫无疑问是因为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现代政治发展的阶段，所以，西方学者才能提出系统的政治发展理论。为何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会呈现出五个波次的发展？主要因为政治实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创新的。也就是说，各国的政治运行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理论自然也需要更新，并且关注新的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坚持进步主义历史观。西方国家对政治发展的研究明显受到进步主义的影响。进步主义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观念的重要转变，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由此，那些已经取得发展的国家就成为没有取得发展的国家追求的目标。这种认识在西方社会普遍存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提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同时，“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缩短和减轻探索阶段的痛苦。在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下，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已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借鉴和经验，这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基本的理论前提。
伴随“二战”的结束，系统化的政治发展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兴起，掀起了第一波理论浪潮。第一波政治发展理论兴起的驱动力是多方面的。
一是世界格局的变化。“二战”期间由于纳粹迫害，大批欧洲社会科学家流亡美国，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从欧洲转到了美国。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和干预，使社会科学各门类都与美国的对外战略紧密地联系起来，知识生产与权力生产形成了频繁互动。由此，政治发展研究伴随着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预而发展起来。除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外，“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大量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也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对象和丰富的材料。
二是研究组织的兴起。现代社会的理论研究虽然鼓励发挥个人创造力，但也重视组织化的安排。“二战”后，美国凭借其经济发展实力做出了许多组织化的研究安排，其中最典型的是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并通过国家支持和社会筹款开展大型项目的研究。该理事会还专门成立了由加布里埃尔·阿尔蒙（Gabriel Almond）长期领导的“比较政治委员会”，整合了来自多所高校、多个学科的学者，政治发展始终是该组织的核心研究问题。
三是研究方法的更新。“二战”以来，西方逐渐出现了大量定量分析工具和统计方法。这些工具和方法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现代状态，数据收集成为可能。数据收集是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如财政统计、人口统计等。世界各国需要不断提升信息收集的能力，这刺激着定量研究工具和统计方法的快速发展。
四是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在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的基础上，政治学领域兴起了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虽然放弃了国家等经典政治学概念，但通过吸收许多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如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体系等，提升了研究的一般化水平，并且试图引入社会学、心理学方法研究复杂的政治现象。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便是在借鉴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五是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在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专门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都在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支持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研究。正因如此，第一波政治发展理论研究是在美国强大的国家意志的推动下进行的，背后有很强的美国国家的影子，尤其是美国在冷战中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子。
在此背景下，政治发展理论的第一波研究浪潮兴起了。这个时期可以称为政治发展研究的“轴心时代”，政治发展的基本概念、研究路径都是在此阶段形成的。直到现在，政治发展研究使用的概念和路径，很多都是在此基础之上拓展的。具体来看，第一波研究浪潮中也形成了多种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有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其中，结构功能主义是受帕森斯影响产生的，它使用功能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体系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代表人物主要有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社会进程方法则用定量方法将政治变化与城市化、工业化和传播方式变化联系起来，代表人物有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卡特赖特（Cartwright）等。比较历史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比较研究现代化，代表人物有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
尽管研究路径和方法不同，但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发展中国家，研究重点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是如何转变的、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转变过程会产生怎样的问题。这些都是第一波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是复杂的，不可能用单一学科和方法研究。因此，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呈现交融趋势。其中，经济学为政治发展理论的“科学化”、统一化提供了参照，社会学为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分析模板，人类学、文化学等则为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问题意识。
总之，第一波政治发展理论奠定了政治发展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议题。从研究对象来看，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转型。从研究内容来看，它研究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平等、能力、分化、合理化、官僚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政治发展的目标和维度，尤其是在这些目标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从功能来看，它关注政治发展中的体系、输入、输出、分配、渗透和整合等问题。由此，政治民主、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合法性与有效性、政治制度化、政治整合（一体化）等问题成为政治发展最基本的研究议题。
罗纳德·奇尔科特（Ronald Chilcote）列举了政治发展的主要理论，包括国家理论与系统论、文化理论、发展理论、阶级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主要包含三类核心议题：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变革、政治发展的危机与结果。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也系统性地列出了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包括政治民主化、建立和维持独立民族国家、行政和法制体系的发展、大众动员和参与、稳定和有序的变迁、政治体系动员和能力的提高等。这些基本的研究议题一直深刻影响着后来每一波政治发展研究，而每一波政治发展研究其实不过是对其中某个议题或某几个议题做出的进一步延伸和讨论而已。
第一波政治发展理论也存在诸多问题，遭到了许多批评。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它带有明显的种族中心论、价值单一论、西方中心论和美国扩张论色彩。它将自由民主视为政治发展的唯一价值，并试图为扩大美国的影响范围、控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支撑。正如马克·凯塞尔曼（Mark Kesselman）所说：“作为西方政治和文化霸权的结果，种族中心主义的观念得到了鼓励，即只有西方的政治发展才代表一种有效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波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发展概念可能只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第二波政治发展理论则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关。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亨廷顿指出，“在1974年葡萄牙结束独裁统治的15年之后，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约有30个国家的民主政权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在威权体制下也发生了相当可观的自由化运动。还有，在另外一些国家，推动民主的运动获得了力量与合法性。”由此，“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兴起，将民主推广到西方世界以外。同时，它在速度、规模和程度上都远远超出了前两波民主化浪潮，带来许多新的课题。亨廷顿的研究围绕民主如何产生、何以巩固展开，使民主研究一时间成为西方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这样的状态从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其间，学者们普遍将民主化等同于政治发展，并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影响民主化转型成功与否的因素非常多，不同国家的转型结果也不同，并不是实施了选举就自然而然进入民主的状态，或者说选举后国家就能自然进入有序的运行过程中。在《二十年后：第三波的未来》一文中，亨廷顿承认，将民主与选举画等号是错误的，进而将民主国家区分为西方的自由的民主和非西方的不自由的民主。他承认西方的民主是建立在西方政治传统基础之上的，而东亚的民主也有自己的政治传统。
在《转型范式的终结》一文中，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也对民主转型范式进行了系统性反思，并且指出其五大假设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任何摆脱了独裁统治的国家都可被认为是朝着民主政体进行转型的国家，而一旦一个国家被贴上民主转型的标签，学者就只根据朝向或远离民主体制来定性，导致简化该国复杂政治现实的谬误。二是，民主转型过程被认为会趋向于按照“开放”“突破”和“巩固”的特定顺序展开，而这个假设会塑造出政治思维的民主目的论、民主决定论，进而主观构造出一个脱离现实偶然性、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线性过程和目标。三是，竞争性选举被认为是转型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甚至选举就等于民主，而这个假设狭隘地理解了民主巩固过程，忽略了民众在精英选举政治之外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四是，无论在转型开端还是在转型后期的巩固阶段，转型国家的先决条件不是决定民主化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因而这个假设使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水平、制度遗产、种族构成、文化传统等结构性因素对民主化进程的限制，片面地把政治精英的决心、挫败反对势力的能力看作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五是，“第三波”民主化的民主转型被默认是在已经具有内部凝聚力、正常功能的国家中进行的，因而使人们未能正视转型国家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其实要比民主化更重要这个事实，由此放任了民主化分权、限权对国家能力的削弱。许多学者围绕民主转型、民主质量和民主巩固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如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民主巩固中的问题：比较视野中的新南美民主》、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巩固第三波民主国家：区域挑战》、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等。自此，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问题形成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三波政治发展理论则与国家建构有关。“二战”后，后发国家发展的分化，尤其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兴起，使政治发展理论的目光重新回到了国家本身。实际上，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就是国家建构。如果缺少国家建构，政治发展就没有现实的载体，各种各样的政治发展也就无法展开。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1982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办了一次关于“当前国家理论的研究意义”（Research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的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由此，第三波政治发展理论兴起，基本主题是国家的回归。复旦大学包刚升教授曾对“科学网”（Web of Science）中有关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并且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理论逐渐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转换，国家构建、国家能力与国家认同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主要的研究议题。
在此过程中，许多美国学者开始研究美国的政治发展，包括美国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国家发挥着何种作用等。学界还专门成立了《美国政治发展研究》（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 lDevelopment，SAPD）杂志，成为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APD）子领域政治科学的旗舰杂志。伴随美国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美国并非简单的自由放任体制，国家的作用也并非很小。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美国的国家规模以及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该领域的两位领导者，卡伦·奥伦（Karen Orren）和斯蒂芬·斯科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考察了美国政府权威的使用和控制，将政治发展描述为“治理权威的持久转变，”将“治理权威”定义为“对由国家指定并强制执行的人或事物的控制”。这类研究在政治发展的框架下认识美国的体制，并且意识到发达国家同样面临政治发展问题。
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问题。关于国家的研究不断深入，国家不再仅仅被视为静态的结构或阶级压迫的工具，同时还是有着自主性，能够自主行动并且在不同领域发挥不同作用的实体。迈克尔·曼讨论了国家定义中的两个主要部分，即向心性（centrality）和领土性（territoriality），“这两个部分对应于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即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权(infrastructural power）”，在他看来，“由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所形成的国家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国家能够提供一种以领土性集权形式的组织（territorially centralized form of organization）的独特能力上”。同时，他还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特别阐述了基础权力的概念，认为“基础权力是集体权力，是一种‘贯穿’社会的‘权力’。它通过国家基础来协调社会生活。正是这种基础权力将国家确定为一系列中心的、放射的制度，并以此贯穿其地域”。伊莉莎·博维克（Elissa Berwick）等则在各类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国家的三种能力，包括“汲取”(extraction)能力、“协调”（coordination）能力和“强制”(compliance)能力。
与第一波相比，第三波政治发展理论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第一波理论倾向于用体系化和系统化的方式理解政治，希望找到普遍性的分析框架研究不同的国家，甚至试图利用统一的体系替代国家，形成新的分析概念。这种理论具有较强的雄心，然而，当利用它所倡导的分析框架分析不同对象时，就会发现，这种框架难以解释复杂的现实问题，它将现实的政治生活过分简化了。而第三波理论，即国家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对第一波理论过度简约问题的反动。
第四波政治发展理论兴起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基本主题是制度转轨。20世纪，无论是苏联体系还是西方体系，都建立起了现代的政治制度，既有政党制度安排，也将人民主权理论贯彻到了国家体系的建设之中。尽管苏联的立法机关不是议会，但也建立起了苏维埃的形式，因此，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政治理念上，它都是现代的权力机构。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苏东国家放弃了原来的苏联体制，转而实行西方体制，同时，经济体制也发生巨大变化，开始实行市场体制。由此，苏东国家发生了双重转轨：政治上从一党体制转向多党体制；经济上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种转轨又是以“大爆炸”的形式出现的，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性后果。
在第四波政治发展理论中，公民社会被给予很高期望。学者们认为各国可以在自动转轨中建立健康的公民社会，就像团结工会领导的波兰转型一样，通过社会力量建立一套新的体系，但结果并非如此。于是，学术界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认识开始转变，从最初的乐观主义转向对制度转轨的反思，尤其是思考“大爆炸”式的转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第四波政治发展理论中，关于制度转轨的研究也重新认识了国家的作用。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关系。
第五波政治发展理论关注的核心是治理。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种政治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国建立起来，它们在基本的制度形式和价值理念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却不断向各国提出新的挑战，而现代的制度又无法将所有问题解决好。于是，全球性的治理危机出现了。如今，社会问题无法通过国家、社会、市场等单一主体解决，不同的主体越来越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更好的发展。基于此，强调多元、合作、协同、整体性的治理理论迅速崛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的定义比较全面地阐释了治理的核心特点：治理是“一个社会通过国家、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内部及其之间的互动管理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价值观、政策和制度体系。它是一个社会组织自己做出和实施决策的方式--实现相互理解、一致和行动”，同时，“它们以六项关键原则为基础：参与、包容、非歧视、平等、法治和问责制。当这些原则被应用于加强绩效、适应性和稳定性时--这些制度价值观和品质对于制定和实施有效和公平的政策措施至关重要，它们为响应迅速、包容和有效的治理系统奠定了基础”。
治理理论强调政治发展不单单是某个方面的发展，而是整个体系的发展，每一个治理主体都应该发挥作用并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可以说，第五波政治发展理论的启示在于，其认识到了治理危机的普遍性，也认识到了现有政治架构中每一个主体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未来应当形成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模式，将各种治理主体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果。
四、五个理论波次的基本特点
总的来看，政治发展理论的第一波次关注理想的政治发展模型，第二波次强调民主化，第三波次关注现代国家构建和国家能力，第四波次关注制度转型的复杂性，第五波次关注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所有研究，归根到底关注的核心是现代国家。可以说，现代国家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对象和基本载体。尽管在第一波次的研究中，国家并没有充分凸显出来，但学者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关注国家的制度建设。在政治发展中肯定要有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学者们自然会关注这些制度性安排的目标是什么，具有怎样的效果。于是，在第二波次的研究中，学者们直接关注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价值目标。但实际上，这些价值归根到底服务于国家的合法性建设，只有实现了这些价值，国家的合法性才能更好地延续。当国家不存在或国家不能维持基本的秩序时，政治发展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国家的合法性成为政治发展追求的最根本目标。后续所有波次的研究，也都与这个主题有关。
已有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以二元论的方式看待政治发展及其结果。从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来看，长期决定论认为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是根据长期的历史和传统形成的，它从较长的时间跨度出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当下结果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短期偶然论则认为，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是短期的、偶然的结果，可能由于某个政治领导人或政治事件，就走上了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从政治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经济社会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相互对立。前者认为，政治发展是由经济社会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后者认为，制度是影响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它的制度决定的。文化传统决定论则与能动者决定论相对立。前者认为，政治发展是长期的过程，由文化传统决定；后者认为，政治发展是偶然的，能动者能够在此过程中做出选择。无论怎样，这种二元论都深刻影响到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影响因素的探讨。
政治发展理论还存在三个重心转化的特点。一是政治发展从单线向复线转变。以往认为，政治发展会沿着单线路径不断推进，例如，发展中国家会向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单向转变。如今，学者们意识到，政治发展的路径是多样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最典型的便是中国走上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二是从社会中心向国家中心转变。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议。以往的观点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关键，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扩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国家也非常重要。国家构建、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等议题成为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核心。三是从西方中心到主体自觉的转变。在过去，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议题，并且提出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观点。
政治发展现象是错综复杂的，理论研究的范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理论背后有不同的假设、不同的命题和不同的价值追求。其中，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性研究范式包括四种：一是现代化理论的范式自早期政治发展理论出现以来，现代化理论一直是主流的范式。它强调发展的目的、经济的作用等。二是激进理论。以左翼学者的批判理论为代表，在政治发展理论中产生了较强影响，形成了一套关于政治发展的独特解释，它强调的革命、斗争、脱钩等问题直接影响到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三是“国家—社会”理论。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学者将其作为基本研究范式，从国家和社会关系角度出发研究政治发展。四是制度建构论。它关注制度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国家建构、国家能力等。
五、结论与讨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五个波次的发展。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波政治发展理论围绕现代化展开。其间，行为主义方法兴起，现代化理论蓬勃发展，关于政治衰败问题的讨论也非常激烈。20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化和民主巩固问题成为第二波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第三波政治发展理论重点讨论了国家构建、国家能力等议题。随后，第四波政治发展理论则以制度转型等议题为研究的核心。21世纪以来，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第二波到第五波，前后波次政治发展理论的时间间隔都非常短，一些议题也存在重叠。例如，讨论民主化、民主巩固问题时，会涉及制度转轨、国家建构等议题。可以说，政治发展理论的演进是环环相扣、不断延续的，而不是以一个全新的理论彻底取代既有的理论。不同的理论可以是同时出现的，只是它们关注的重点和影响力不同，它们都针对不同的政治发展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总之，五个波次的政治发展理论并非替代关系，甚至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乃至第五波是叠加的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所有问题汇聚在一起，受到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之后延续至今。这是因为，自那时起，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同时，发展问题不断叠加，发展目标愈发多元，发展路径更加混乱，理论认识也愈发多样。
在此背景下，中国丰富而富有创造力的政治发展实践，为政治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个能否”，作为评价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标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2021年，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用以衡量国家是否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体现出了鲜明的结果导向性和绩效导向性，即更加强调政治发展的绩效和后果，应当在实践中长期坚持。
此外，还应该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发展是否可逆？在西方，许多政治发展理论都假定政治发展是单向的、不可逆的。发展是个好东西，它是不断向更好的状态逼近的。但是，从实践来看，各国的政治发展并非单向的，它们可能是可逆的。研究政治发展问题更应该关注政治发展为何可逆。早在1965年，亨廷顿在《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一文中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未能将政治发展视为可逆过程显然有两个原因。就发展等同于现代化而言，现代化的许多方面似乎确实是不可逆转的。城市化不太可能让位于农村化。识字率提高后通常不会再急剧下降。资本一旦投入工厂或发电厂，就会保持投资状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往往是永久性的，除非是战争或自然灾害造成的轻微下降或破坏……但是政治变革没有这种不可逆性。”可见，任何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都可能出现逆转，即政治衰败。当国家的制度开始僵化，不能有效解决政治参与问题、回应民众的热切期盼时，政治衰败就可能发生。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应当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保持警惕，积极应对现实中存在的多种挑战，防止政治发展出现逆转。
杨雪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长聘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理论、全球化等。代表性著作有《国家治理的逻辑》《地方治理的逻辑》等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