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也是实践导向极强的学科。它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不只是“国家安全包括哪些领域”，更是“国家安全理论从哪里来、为谁服务、怎样解释中国道路”。国际上，主要大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始终与各自国家的战略实践紧密相连。美国以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等为理论根基，围绕联盟体系、霸权稳定、威慑理论等形成了成熟的研究传统；俄罗斯强调主权安全、地缘安全与战略自主，注重从欧亚安全空间和核力量建设等方面构建本国理论；法国和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武器国家，一方面依托北约集体防务机制，另一方面各自强调战略自主，在军事安全、海上安全、情报安全和危机管理等领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安全知识传统。这些经验表明：不存在脱离本国实践的“普适”安全理论，安全知识的建构必然植根于国家战略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标志性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关于国际安全的重要论述（以下简称“国际安全思想”），是加快构建我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新视角与新动力。我们应当将这一思想作为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一、国际安全思想有助于确立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

在西方安全研究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往往分属不同学科领域。国内安全更多属于公共管理、应急管理、警务安全等研究范围；国际安全则更多属于国际关系、战略研究、军备控制等研究范围。两者虽有联系，但在理论框架上常被分割处理。

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国际安全思想对此作出了不同理解。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其最初的核心要义通常概括为“五大要素”——“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其中，“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具有关键意义——它表明国际安全不是国家安全之外的外部环境，而是国家安全体系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判断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国际安全是国内安全的重要外部条件。一个国家的发展环境、周边环境、全球治理环境，都会直接影响国内政治稳定、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和科技发展。以经济安全为例，国际供应链是否稳定、关键矿产是否受制于人、国际金融风险是否外溢、技术封锁是否加剧，都会迅速传导到国内经济运行之中。国家安全学不能把国际安全简单视为外部背景，而应将其作为分析国内安全的重要变量。

第二，国内安全也会反作用于国际安全。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社会稳定程度、经济发展质量、科技创新能力、风险防控能力，都会影响其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为例，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节点，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参与方。中国国内发展稳定，本身就是构成国际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三，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存在相互塑造关系。国际安全环境变化会推动国内安全制度调整；国内安全能力提升也会改变国家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方式。2021年《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提出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都体现了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统筹谋划的理论自觉。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越来越重视国际安全相关问题。以党代会报告为例，从十七大报告到二十大报告的文本分析数据来看，党中央对国际安全相关论述的比例不断上升。党的十七大报告有关国际安全方面的论述约占全文内容的2.3%，十八大报告是3.8%，十九大报告是4.1%，二十大报告是5.5%。这一比例变化虽不能直接等同于理论成熟度，但足以说明国际安全在国家战略论述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因此，国际安全思想为构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行的基本框架：国家安全不是封闭系统，而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复杂系统。国家安全学必须建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分析框架。

二、国际安全思想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原创性概念资源

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概念体系。国际安全思想中包含的一系列原创性概念，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新安全格局”：从二元对立到动态平衡

传统安全研究往往把安全与发展视为一对需要取舍的关系：发展可能带来风险，安全可能约束发展。这种认识有一定合理性，但容易陷入“安全与发展二元对立”的思维。“新安全格局”的提出突破了这种简单对立，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说明安全不是发展的外部约束，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发展也不仅是安全的自然结果，而且是安全能力持续提升的重要基础。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即“两高互动”）。

对国家安全学而言，“新安全格局”意味着安全研究不能只关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而应研究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例如，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如何影响国家安全能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与风险防控相协调？这些问题都可以围绕“新安全格局”展开理论建构。

（二）“全球安全观”：从零和博弈到共同安全

西方传统安全理论中，“安全困境”是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逻辑是：一国增强自身安全，可能被他国视为威胁，从而引发军备竞赛和对抗升级。这种理论有其解释力，但也容易把国际安全理解为零和博弈。

“全球安全观”则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它强调安全不是少数国家的安全，也不是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的安全，而是各国共同维护的安全。2022年，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把这一理念转化为全球安全治理主张，强调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

对国家安全学而言，全球安全观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安全理论不仅解释本国安全道路，也能够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理论建构。国家安全学不仅要研究“中国如何维护自身安全”，也要研究“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三）“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政策口号到分析命题

“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是简单的政策口号，而是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命题。它要求国家安全学回答：发展在什么条件下会转化为安全风险？安全治理在什么情况下会抑制发展活力？如何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协调？

以科技安全为例，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深海、极地、太空等新兴领域，既是科技发展的前沿，也是国家安全竞争的新空间。2025年10月，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重点加强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10个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这说明，国家安全学必须把技术变革、产业发展、国际竞争和安全治理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四）“五个机制”：从制度设计到研究议题

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建设，健全和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维护海洋权益、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即“五个机制”）。这些机制涉及法律、外交、经济、军事、科技、情报、国际规则等多个领域，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丰富的制度研究议题。

例如，反制裁研究涉及国际法、涉外法治、经济安全、产业链安全等问题；反干涉研究涉及政治安全、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研究涉及联合国机制、区域安全合作、国际规则制定等问题。这些都说明，国际安全思想能够推动国家安全学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增长点。

三、国际安全思想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国际安全思想对构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概念层面，也体现在方法论层面。它为中国国家安全学提供了区别于西方传统安全研究的分析方法。

（一）系统分析方法：揭示要素之间的关联机制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是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系统。国际安全思想进一步要求把这些领域放在国际环境中加以分析。

系统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揭示要素之间的关联机制——A如何影响B，B又如何反馈A。例如，粮食安全不能只研究国内生产能力，还要研究国际粮食市场、全球供应链、海运通道安全、气候变化影响等问题；能源安全不能只研究国内能源结构，还要研究国际能源格局、油气运输通道、新能源技术竞争、关键矿产供应等问题。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国家安全学突破单一领域、单一学科、单一国家的分析局限。

（二）统筹分析方法：平衡多元目标之间的张力

如果说系统分析方法侧重于“关联性分析”，那么统筹分析方法则侧重于“平衡性决策”——在有限资源下如何兼顾不同目标。国际安全思想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以周边安全为例，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既有海上方向的安全问题，也有陆上方向的安全问题；既有传统军事安全问题，也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既有双边关系问题，也有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问题。如果只用单一视角分析，就难以形成完整判断。统筹分析方法要求把地缘政治、区域经济、国际法、军事安全、社会治理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在多元目标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三）动态分析方法：把握安全环境的演变趋势

国际安全环境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思想强调对国际形势进行战略判断，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新战略机遇期”，都体现了对安全环境动态演变的把握。

对国家安全学而言，这意味着不能把安全环境看作固定不变的外部条件，而应研究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球治理体系调整、地缘冲突演变等因素如何影响国家安全。例如，大国博弈加剧可能改变国际经贸秩序；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重塑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格局；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可能增加能源、粮食、金融等领域风险。国家安全学必须建立动态分析框架。

（四）比较分析方法：在参照中认识中国道路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拒绝比较研究。相反，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美国强调联盟体系和霸权稳定，俄罗斯强调战略自主和地缘安全，法国较为强调战略自主，英国则更重视北约框架、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及全球安全角色，这些做法都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学比较研究的重要对象。

但比较研究不能变成简单移植。中国国家安全学应通过比较研究回答：不同大国如何构建本国安全理论？哪些经验具有借鉴意义？哪些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安全道路的特殊性在哪里？这样，国际比较研究才能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四、国际安全思想转化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具体路径

前三部分分别从基本框架、概念资源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说明了国际安全思想能够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什么。但“能够提供什么”并不等于“自动成为什么”。国际安全思想要真正进入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还需要完成从政策表述到学术理论的转化。这一转化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构建概念体系：从政策语言到学术范畴

应系统梳理国际安全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如“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同安全”“新安全格局”“全球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等，明确其内涵、外延、适用条件和理论边界。

概念体系建设的重点，不是简单解释政策文本，而是把政策概念转化为可分析、可讨论、可发展的学术概念。例如，“新安全格局”不能只停留在战略表述层面，还应进一步回答：新安全格局由哪些要素构成？它与新发展格局之间是什么关系？它如何影响国家安全制度设计？

（二）构建命题体系：从理论主张到可检验命题

国家安全学应围绕国际安全思想形成一批可检验的学术命题。例如：国际安全环境恶化是否必然导致国内安全治理成本上升？全球安全治理参与程度是否影响国家外部安全环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制度机制如何影响风险防控效能？反制裁、反干涉机制如何提升涉外国家安全能力？新兴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如何影响国家综合安全能力？

这些命题具有现实针对性，也具备学术研究空间。通过实证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和制度分析，可以逐步形成国家安全学的中观理论。

（三）构建理论体系：从经验总结到理论解释

国家安全学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安全道路。中国国家安全实践具有自身逻辑：既强调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强调共同安全；既重视国内治理，也重视国际责任；既维护自身安全，也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因此，应在国际安全思想基础上，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能够说明：中国为什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为什么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中国为什么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中国为什么重视全球安全治理和涉外法治建设？

（四）构建学科体系：从单一学科到交叉融合

国家安全学是交叉学科，需要与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区域国别研究、应急管理、军事学、科技政策等学科深度融合。国际安全思想可以为这种交叉融合提供共同议题。

例如，反制裁研究需要法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和公共政策共同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需要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和外交学共同参与；新兴领域安全研究需要科技政策、网络空间治理、生物安全和公共管理共同参与。通过跨学科协作，国家安全学才能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结语

总之，国际安全思想对构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它不是国家安全理论中的局部内容，而是理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重要线索；不是单纯的政策表述，而是能够转化为学术概念、学术命题和理论框架的重要资源；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面向全球安全治理、回应时代挑战的开放性理论资源。

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扎根中国实践，也要吸收人类安全治理的有益成果；既要解释中国道路，也要参与全球安全知识生产；既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也要形成具有学术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国际安全思想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概念基础、方法支撑和实践依据。国家安全学只有把国际安全思想学理化、体系化、学科化，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

作者：林宏宇，华侨大学承志学者特聘教授、博导，全国国家安全教指委委员

来源：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